由于这次中印边境爆发冲突，造成印度方面的人员伤亡。这让印度民间的“排华”情绪持续高涨。据印媒News18India当地时间18日报道，印度西部港市苏拉特一处公寓的居民将家中的中国产电视机丢下楼。电视机从二楼的高度被砸下，围观群众一拥而上脚踩棒打，将电视机彻底损毁。 而在社交媒体上，不少支持此举的印度网民，也在呼吁更多的人来抵制中国制造的产品，甚至还叫嚷着要以此削弱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多印度人还表示，中国要为此付出代价，是时候抵制中国产品，和我们的勇敢的士兵站在一起。不光民间呼声高涨，全印度贸易商联合会（CAIT）也加入了抵制中国制成品的号召，该组织声称代表印度7亿贸易商和4万个协会。 据印媒Business Today在17日报道，该联合会当天公布了一份包含500多种中国制成品的抵制名单，其中有快消品、耐用消费品、玩具、家具面料、纺织品、建筑五金、鞋类、服装和厨房用品。一份声明表示，这些商品不需要先进技术制造，因此可以由印度自主生产。另据联合会秘书长称，呼吁抵制这些中国制成品，目的在于在2021年12月前减少进口130亿美元的中国制成品。其实，印度方面早就对中印之间贸易顺差过大心存不满，想要缩减双边贸易顺差，达到相对平衡状态。 实际上，印度“抵制中国产品”的事情过去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2016年他们抵制中国的LED小灯泡、文具，2017年印度政府又称42款中国手机应用有“安全风险”，会影响国防安全，呼吁军方查证删除。到了2019年，由于中印之间贸易顺差过大，引起了印度一些团体不满，该年3月，CAIT就曾发起抵制中国制成品的全国性运动，呼吁印度人在3月19日焚烧中国商品，这场运动蔓延到了印度全国1500多个地方。 现在很多国人担心，印度人又是砸中国电视机，又是砸中国制造手机，他们抵制中国制造能否得逞呢？ 我们觉得印度人只是在发泄一下心中的怒火，实际上印度人要想抵制中国制造，肯定是自找罪受： 第一，印度抵制中国制造，对中国影响并不大，也打压不了中国经济。中国对印度的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2%。即使印度抵制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也不会对中国产生多大影响。在印度制造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发动贸易战，不会对印度有利。 第二，印度的工业基础过于薄弱，生产制造业极为落后，连自己生产的军工产品都事故频繁。仅凭印度自己国内有限的生产制造能力，根本满足不了印度国内民众对日用商品的需求，如果从东南亚其他国家购买，那在性价比方面也不如中国制造划算便宜。 毫不夸张的讲，印度生产制造业在十分弱小的情况下，如果盲目与中国方面叫板，只能是跟自己过不去。不进口中国的商品，只能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印度人买不到任何日用品，或者是买到的日用品价格远高于中国制造。 第三，印度人习惯于“嘴巴上坚决抵制中国制造，但身体却不老实，非常接受中国的商品”，这叫身不由已。 举个例子，印度刚开始也很抵制中国手机，认为可能存在安全风险。但实际上，大部分中国的手机品牌都在印度建厂组装手机，为印度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中国手机又便宜又好用。在印度中国手机虽然屡禁不绝，但却成了印度人的抢手货。印度市场的手机销售数据反映，仅小米、vivo、OPPO、realme4家厂商就占印度2019年市场份额的65.5%。 印度这次掀起了新一轮抵制中国商品的浪潮，以及中印在边境地区爆发冲突，这都是莫迪政府想转移民众视线，化解国内尖锐矛盾的伎俩。 由于疫情在印度国内蔓延，印度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失业率居高不下。但如果从战略上考虑，即使印度停止进口中国所有商口品，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很少的，但是印度民众的会买不到所需要的商品，因为印度的工业实在太落后，多数商品生产无法达到自给自足。 更何况，现在印度人只是发泄一下不满情绪，真正到了花钱的时候，还是会选择中国制造，印度人往往都是身不由已。真正要抵制中国货，印度人恐怕很难做到。
记者今日从银保监会获悉，据反映，近期在部分地区出现了不法分子伪造中国银保监会文件，谎称账户被冻结向消费者实施诈骗的情况。 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2020年第三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均无权直接冻结任何单位或个人的银行账户，消费者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资金受损。 银保监会称，不法分子通常惯用手法是：首先，以可获得便捷网络贷款、小额贷款等名义联系消费者，诱导消费者下载钓鱼软件进行注册或提供个人信息；然后，提出因消费者提供的信息不符、不实、账户有异等各种理由而导致被银保监会冻结资金。同时，利用伪造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文件”“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冻结XX账户的通知”等材料，或银行卡冻结截图等，要求消费者缴纳保证金、认证金等钱款才能解冻账户，否则需承担法律责任。 为保护消费者财产安全不受侵害，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提醒：一是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均无权直接冻结任何单位或个人的银行账户。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银行业保险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无权直接冻结任何单位或个人的银行账户，更不会向消费者收取任何形式的保证金、认证金等名目的费用。消费者遇到类似情况要保持头脑冷静，切勿被不法分子所谓“账户资金被冻结”“将承担法律责任”等说辞迷惑，消费者一旦轻信谎言，就会落入骗局。 二是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通过正规渠道办理贷款。消费者如果有资金融通需求，应通过正规渠道从金融机构办理。对于陌生来电、非正规网络途径推销“低息快捷”“免抵押担保”贷款业务的行为，应提高警惕，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不明链接，不向来历不明的账户或个人汇款。 三是妥善应对，及时反映情况。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诈骗，应保持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提供线索。如对金融业务存在疑问，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向有关金融机构或监管部门咨询核实。
图片来源：微摄 据反映，近期在部分地区出现了不法分子伪造中国银保监会文件，谎称账户被冻结向消费者实施诈骗的情况。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2020年第三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均无权直接冻结任何单位或个人的银行账户，消费者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资金受损。 不法分子通常惯用手法：首先，以可获得便捷网络贷款、小额贷款等名义联系消费者，诱导消费者下载钓鱼软件进行注册或提供个人信息；然后，提出因消费者提供的信息不符、不实、账户有异等各种理由而导致被银保监会冻结资金。同时，利用伪造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文件”“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冻结XX账户的通知”等材料，或银行卡冻结截图等，要求消费者缴纳保证金、认证金等钱款才能解冻账户，否则需承担法律责任。 为保护消费者财产安全不受侵害，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提醒您： 一是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均无权直接冻结任何单位或个人的银行账户。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银行业保险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无权直接冻结任何单位或个人的银行账户，更不会向消费者收取任何形式的保证金、认证金等名目的费用。消费者遇到类似情况要保持头脑冷静，切勿被不法分子所谓“账户资金被冻结”“将承担法律责任”等说辞迷惑，消费者一旦轻信谎言，就会落入骗局。 二是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通过正规渠道办理贷款。消费者如果有资金融通需求，应通过正规渠道从金融机构办理。对于陌生来电、非正规网络途径推销“低息快捷”“免抵押担保”贷款业务的行为，应提高警惕，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不明链接，不向来历不明的账户或个人汇款。 三是妥善应对，及时反映情况。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诈骗，应保持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提供线索。如对金融业务存在疑问，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向有关金融机构或监管部门咨询核实。
作者：张春子（清华经管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从战略发展角度看，银行长期依靠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驱动力日渐式微，高速发展积累下来的资产质量、业务结构、收入结构、人才结构等经营管理短板问题开始显现。银行既要避免盲目地拥抱变化，以致走错战略方向，又能踏准新趋势的红利，走出迷茫的“舒适区”，战略管理在银行生存的发展中的价值将更加凸显。 从市场竞争格局看，第一梯队“头部”优秀银行的ROE水平有望达到GDP增速的近3∽4倍，而发展战略摇摆不定、抱残守缺、墨守成规、盲目自信、创新动力缺乏的“尾部”梯队银行的ROE水平，仅能达到与GDP平均增速相当的水平，有些银行市场价值甚至会长期低于其资本成本。银行业战略性重组浪潮即将来临，可能有更多的中小银行将走向被收购兼并甚至个别破产倒闭境地。 从银行发展路径看，中国银行业必须甩掉“阿喀琉斯之踵”，发展金融控股集团是重要战略选择。中国银行业将向精细化、敏捷化管理转变，打造“敏捷科技生态”，构建银行新核心竞争力，是银行未来发展重任。中国高盈利银行将普遍采用轻资本经营模式，智能金融将在未来银行业大行其道。 从业务发展趋势看，打造卓越的交易银行产品与服务能力，成为商业银行绑定、维护高价值企业客户关系的关键手段。产投融结合业务将得到快速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释放新商机。零售银行业务将进入新的大发展时期，中信百信银行等直销银行、虚拟银行将有巨大发展潜力。 从市场营销趋势看，客户体验对银行竞争力的影响大幅上升，少数具有高超客户体验管理技能的银行将脱颖而出，广揽新星客户粉丝。扁平化将成为银行组织架构演变的大趋势，银行要走出传统体制的“围城”，打造平台化、生态化、数字化的商业模式。 从银行人才角度看，银行最需要和最有价值的人才将是资深战略管理专家和新兴行业分析专家、数据科学家、机器学习专家、体验设计师、区块链整合专家、合规和风险程序员、人工智能伦理专家、复杂风险管理专家、私人银行家、智慧理财和金融行为分析专家、国际地缘政治和国际合规人才等。 从低增长时期的对策看，银行应当在“富矿”战略利润区进一步通过扩大市场份额实现增长；通过开发更多的高价值忠诚客户和利益相关方实现增长；通过开发和保持强势的金融服务品牌实现增长；通过借助金融科技和信息科技不断的创新金融产品、服务和体验实现增长；通过有效和有利的国际化经营实现增长；适应“十四五”和“十五五”金融业全方位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通过合并、收购、联盟和混合所有制实现增长；通过建立良好的社会责任声誉实现增长；通过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实现增长，关注新冠肺炎疫情金融支持政策的退出问题，关注银行让利的总体安排问题。 在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全球地缘政治、经济金融贸易和科技发展格局将发生大变革、大分化、大重组，中国银行业将彻底告别过去“高歌猛进”的“黄金”发展时期，进入艰苦的“跋涉期”。但中国银行业是否就真如有关专家所说“将进入寒冬期，面临生死难关；如不良贷款局面无法扭转，中国银行业面临危局”，这是需要各界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认为未来十年中国银行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既不能太悲观，也不能太乐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趋势。 一 中国银行业发展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 一是银行经营环境将发生空前巨变。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全球地缘政治经济金融贸易和科技格局将发生“百年未有之变局”。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挑战和不确定性空前加大，百年未有。后新冠肺炎疫情时代，全球财富和经济权将在全球进行重新分配，从而导致国际资本资源流向格局将发生大调整，企业战略将实现从全球到局部、从局部到地方的战略重心转移，一级核心地区市场和城市将成为企业的目标市场首选。城市化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将呈现爆发性增长，中国将开启包括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的“新基建”，这些领域都具有银行开发的重大战略利润区。西方国家将在推进高端制造业回归的同时，极大刺激对道路、电力、能源、建筑、水资源和现代化医疗卫生设施的需求。 与此同时，全球绿色经济的加速发展，为银行发展绿色金融带来了宝贵的商机。数字化革命更加丰富了信息、通信内容和通信方式，引发社会价值观的快速变化。面对后新冠肺炎时期严峻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将更加密切，共同提振经济社会发展。但也必须看到，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卖方、买方和中间商的权力格局演变锐利“催化剂”，消费者的权力空前强大，表现不佳的公司将快速消亡，真正能够生存下来的“常青树”企业必须深谙目标市场需求，并以竞争者所难以企及的速度、质量和价值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 那些销售增长率、市场占有率和市场价值“三高”的明星类未来企业，并不一定出自“高大上”的高楼大厦，很可能是从车库中开发出惊人产品或全新商业模式的新秀（苹果公司即是如此）。 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性问题的制约下，中国银行业发展长期依靠的经济高速增长传统驱动力日渐式微，过去高速发展积累下来的公司治理、资产质量、业务结构、收入结构、人才结构等经营管理短板问题开始显现。风险传染链条拉长、资产质量压力加大、利率走低导致息差收窄、贷款需求下降、存款意愿上升、收入来源压缩、资本充足率标准提升、大型科技公司加速渗透传统银行市场、中间业务收入来源减少、世局动荡导致银行的国际化布局风险加大、千行竞发的数字化转型同质化竞争激烈等等，都预示着中国银行业即将进入一个艰难的“跋涉期”。银行的管理思维、开拓士气和创新活力必须适应战略转型的雄心壮志。 二是银行业将逐步走出“舒适区”。2014年4月25日，微软宣布正式完成对诺基亚的收购，诺基亚时任CEO约玛·奥利拉面对记者说了一句名言：“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输了。” 当时诺基亚遥遥领先的可观利润额为它创造了巨大的“舒适区”，然后不知不觉中被自己的“舒适区”打败了。中国银行业曾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浪漫的“黄金时代”，效益、质量、规模和市值一度走在了全球银行业前列，进入了一个令各界瞩目的“舒适区”，一些曾经偏于一隅的区域银行更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潮中迅速成长为在全国甚至全球都具有影响力的品牌银行，甚至一些经营管理能力本来就比较低下的银行也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大潮中“水涨船高”，实现了可观的发展。 这些银行不仅没有被市场淘汰，而且还有一种“小资”和“小确幸”的情调，没有迫在眉睫的被并购和重组的巨石压力。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巨变，竞争正在白热化，监管日趋严格，罚款和重组成本将拉低银行业绩，资本标准将不断提高，银行业资产质量的下降和利润增长的大幅放缓，资本市场银行板块市值的长期徘徊，启示银行即便不是“凛冬将至”，也难以回到昔日浪漫的“辉煌时代”。面对空前巨大的变局，银行既要摈弃过去侥幸的周期性“复辟”心态，也要跳出“创新者的窘境”。既要避免盲目地拥抱变化，走错战略方向，又能踏准新趋势的红利，走出迷茫的“舒适区”。 正如电影《夺宝奇兵》中的考古学家安娜·琼斯手持宝物，在仅仅与巨石距离两步的情况下狂奔，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两步的领先，直到到达安全的地方，才活了下来。面对环境巨大变局，银行应以极大的毅力和智慧，加快战略转型，忍耐切肤之痛的“高原反应”，争夺新市场“紫禁之巅”。 三是战略管理重要性更加凸显。未来十年，战略管理在银行生存的发展中的价值将更加凸显，银行业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工作的“六保”和“六稳”要求，认真领会落实国务院金融委关于“稳预期、扩总量、分类抓、重展期、创工具”的部署，切实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缓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民生和就业的冲击。银行要以更低的资本投入实现更高质量的风险报酬，保持资本市场市值稳定增长，维护客户和资本市场投资者利益，提升新的核心竞争力。在本地市场竞争全球化的环境下，银行经营管理能力的差距将被放大，各类银行的业绩表现也会显著分化，经营理念超前、发展战略清晰、科技创新领先、经营管理能力强大、综合实力雄厚的第一梯队“头部”优秀银行的ROE水平有望达到GDP增速的近3~4倍，而发展战略摇摆不定、抱残守缺、墨守成规、盲目自信、创新动力缺乏的“尾部”梯队银行的ROE水平，仅能达到与GDP平均增速相当的水平，有些银行市场价值甚至会低于其资本成本（实际上现在有相当数量的上市银行其市值低于股东的实际资本投入，即便加上多年累积的分红也可能仍然是亏本的生意）。 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变局，银行的战略和文化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在定位和吸引力方面提高互动性和精准性，迅速提升、扩展和强化量身定制的客户关系。 四是银行业战略性重组浪潮即将来临。在利率汇率市场化深化、经济周期轮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续效应影响、全球主要“头部”经济体“经贸科技金融”局部“脱钩”和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银行业战略性重组将展开。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官网数据，截止到2019年12月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最新法人机构4607家。其中，开发性金融机构1家，政策性银行2家；住房储蓄银行1家；大型商业银行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民营银行18家；外资法人银行41家；城市商业银行134家；农村商业银行1478家，农村互助银行28家，农村信用社722家；村镇银行1630家；农村资金相助社44家。信托公司68家；金融租赁公司70家；消费金融公司24家；汽车金融公司25家；钱币经纪公司5家；企业团体财政公司258家；金融资产治理公司4家；贷款公司13家；其他金融机构23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这些机构是中国几十年金融业改革开放的宝贵成果，对于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总体看中小银行机构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从而导致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多年保持在低位，资产质量隐忧较大，拨备覆盖率下降已经接近监管红线。近年来，监管层已经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了对恒丰银行、原包商银行、锦州银行等中小银行的重组，显示出监管层对中小银行资产质量问题和抗风险能力的高度重视。预计监管层将继续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强风控，拓宽渠道补充资本金，降低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 一些经营管理不善、资产质量问题突出的银行可能最终陷入被 “ST”接管、政策性重组、被收购的境地。部分二三线城市的农商行、城商行将被迫通过兼并收购、抱团取暖、数字化转型，打造新的经营模式。受市场空间狭小和股东资本补充限制的影响，不排除有更多的中小银行走向破产倒闭境地，大中型银行要做好继续接管问题中小银行的准备。 同时，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步伐也在加快。2020年6月中旬，美国运通与中资合资的连通（杭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提交的银行卡清算机构开业申请已经获得央行与银保监会通过，并获得了监管核发的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正式在我国开展人民币清算业务。除了美国运通，国际信用卡品牌VISA和万事达（MasterCard）均有可能拿到银行卡清算业务的“准入证”。同时，也会有个别大型国际银行因为参与作为负责任的国际金融机构不应参与的不光彩行为，在中国市场可能遭受声誉风险，不得不重新思考其在华发展战略。未来十年，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域、线上线下的银行间并购重组将推动中国银行业竞争格局和市场生态的嬗变。 二 中国银行业将从分业经营转向综合经营 一是中国银行业必须甩掉“阿喀琉斯之踵”。阿喀琉斯（Achilles）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但他也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他的脚踵。后来太阳神阿波罗知道了他的弱点，用箭射中阿喀琉斯的踵部把他杀死。后人用“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形容致命的弱点，金融业正是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金融业安全事关国家安全、核心价值安全、军事国防安全、政治社会安全、经济金融安全、科学技术安全、生态资源安全等国家全方位安全。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行，中美金融战“山雨欲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深水区”，大型金融科技公司大举渗透金融业的大背景下，银行业面临收入来源收窄、不良资产压力骤升等“阿喀琉斯之踵”，银行必须依法合规加快向综合化经营转变，甩掉“阿喀琉斯之踵”帽子。 同时，金融业要建立常态化的风险防控举措，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巩固近年来对金融业风险治理的成果，严肃市场纪律，对市场造假和侵犯客户权益、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实施“零容忍”，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构筑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防波堤”。 二是发展金融控股集团是重要战略选择。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综合金融服务需求巨大，来自金融脱媒和技术脱媒的市场力量，以及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利润增长压力加大，金融竞争加剧等等都要求中国金融业加快向综合化经营体制转型。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即将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种金融经营模式得到中央政府的官方正式确认。金融控股集团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协同效应及降低单一金融业务所产生的行业风险等方面，具有其他类型金融企业无可比拟的优势。搭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控股集团，展现中国金融的力量、精神和效率，支持国家应对大国战略博弈，深化产业整合和重构，以强大的金融科技为支撑，建立以主流商业银行为母体，涵盖保险、证劵、银行、资产管理的金融控股集团将成为未来十年银行业最有可能的公司治理架构。 三 中国银行业将向精细化、敏捷化管理转变 一是通过精细化管理实现价值经营。未来真正成为赢家的商业银行必将依靠精细管理突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银行战略转型成功的关键是全面提升资本、定价、风控、成本、流程、客户、人力等方面的管理能力，开展以精细化管理为核心的“新经营管理革命”。以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为核心，统筹考虑战略管理中的关键性执行点、流程，引入平衡计分卡等高效的战略管理工具，促进银行组织管理体系的各单元能够精确、高效、协同和持续运行。强化经营模式的精细化设计与执行落地，优化营销组合和风险管理流程。 二是通过打造“敏捷科技生态”，构建银行新核心竞争力。敏捷企业一般具有移动化和互联网化、注重客户体验、数据驱动、构建开放生态平台、科技创新等特征，敏捷银行就是要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等手段，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重点是建设某种形式的“市集银行”，捕捉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机遇。虽然敏捷化转型面临着技术创新、数字化KPI、保护数据安全和客户隐私，以及文化转型等挑战，但敏捷化转型是未来银行的大方向。 三是通过金融科技驱动敏捷化和精细化。第一，通过不断升级的金融科技手段，强化个性化营销和服务，优化客户体验，实施全渠道战略，推进移动前台转型；第二，通过金融产品设计组件化，风险控制、运营、合规审查等重要环节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以及深入的大数据分析等，促进业务中台转型；第三，充分运用云计算技术和区块链技术，实施核心系统和开放平台双“IT”战略，向分布式后台转型；第四，商业银行将更加重视数字化顶层设计。重点是聚焦业务价值创造、推动智能化网点转型、建立面向未来的创新体制机制、构建直销子公司等新型组织体系等，围绕“智能制造的产业链”和“智能生活的生态链”，提供“一站式”的金融与非金融服务。 四 中国高盈利银行将普遍采用轻资本经营模式 一是轻资本经营将成为银行战略首选。从国内外银行的经营实践看，采取轻资产、高资本周转的财务运作模式是盈利能力排在第一梯队的金融机构的普遍选择。精打细算、善用资本市场融资机会成为衡量银行的财务部门、投资银行等业务部门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 二是优化调整网点和人力资源助推轻资本经营。未来银行将加大金融科技投资力度，提升银行智能化和数字化水平；不断优化人员结构，网罗、培养与使用更多的跨国、跨领域专业人才。同时，随着银行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客户金融消费和投资的“脱实向虚”，银行开始大幅压缩传统分支行物理渠道，裁减传统员工。根据银行业协会数据，截至2019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达到22.8万个，其中年内改造营业网点15591个；设立社区网点7228个，小微网点达到3272个；在全国布放自助设备109.35万台，其中创新自助设4805台；利用自助设备交易笔数达353.85亿笔，交易金额61.85万亿元。预计未来十年网点总数量将下降10%-20%至近20万家以下，大量银行机构网点的员工面临转岗和再就业的挑战。 三是智能金融将在未来银行业大行其道。“智能银行”是可以提供全天候自助和远程人工服务的模式的智慧型银行。这种银行不仅能实现传统自助银行的存款和转账功能，还能做到自助开户、自助申请储蓄卡、当场办卡和自助申请信用卡等。随着金融科技在银行业的应用，人工智能可能占领银行的信用评估、银行贷款、个人金融、量化投资、资产管理、市场研究、保险市场、投资分析、贷款催收、企业财务、通用预测、合规风控等岗位，大量日常循环操作性工作岗位、经营管理岗位、电话银行客服中心、信息处理岗位等都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 五 中国银行业产投融结合业务将得到快速发展 一是经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释放新商机。未来十年，中国将经历“十四五”和“十五五”两个五年规划期。这十年，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将展开空前巨大的改革开放步伐，必须也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按照2020年5月1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深入推进经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等要素市场进入腾飞大发展（未来几年上证指数突破一万点是大概率事件），有效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推动各类传统产业和新兴长夜的跨行业、跨国界、跨市场的整合重组。 资本市场等要素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将促使企业不断增加对债券承销、综合财务顾问业务需求，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中间业务、产投融结合的信贷与股权融资、财务咨询、资产管理、供应链融资、交易银行等将迎来重要发展机遇，从而为公司金融业务盈利能力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银行需要加快对公司客户经营进行系统性重构，推进移动化转型、平台化转型和场景化转型。在经营理念上要由“客户为中心”向“用户为中心”转变，逐步形成流量思维，探索共享共赢的银企客户模式，构建“金融+场景”营销模式，拓宽客户来源，通过金融场景的平台化建设，打造公司金融生态圈，建立前中后台协同发展的智能化客户管理模式，要有机整合线上线下渠道，建立差异化服务、一体化运营、协同营销，以平台为支撑的客户自服务模式。 二是各类创新业务的兴起推动商业银行深化改革。未来十年，银行将在新的技术平台上打造新的风险管理能力、高超的组织治理能力、战略性人力资源能力。同时，新的产业发展形势也对银行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提出了重大挑战，要避免出现重大的寻租与国有资产损失事件。银行要借助金融科技，依法合规大力创新开拓本、外币结算、信用证、备用信用证、票据担保、贷款承诺、衍生金融工具、银行卡、代理业务、咨询顾问业务等中间业务板块。同时，要适应客户需求和监管的新变化，不断推出新的轻资本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6月23日，胡润研究院发布《疫情四个月后全球企业家财富变化特别报告》，研究了胡润全球富豪榜上的企业家在截至2020年5月31日的四个月内的财富变化。 胡润报告反映，在疫情爆发后的四个月里，胡润全球百强企业家中有60%的企业家财富增长或保持不变，40%的企业家财富减少。疫情以来全球最大的赢家是电商、医药和家居零售行业，以及巧克力、酱油和猪肉生产商。 “在疫情爆发的头两个月损失了2.6万亿之后，全球百强企业家在疫情爆发后的第二个两个月内几乎挽回了全部损失。四个月来财富只下降了2%。”胡润表示。 胡润报告显示，新冠疫情以来最大的两个赢家是电商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和拼多多的黄峥，他们的财富分别增长了1500亿和1240亿人民币，几乎都来自过去两个月。 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过去四个月财富增加最多，增加了1500亿（相当于一个李嘉诚的财富），达到1.1万亿人民币，蝉联世界首富。 拼多多董事长黄峥则成为国内财富增长最快企业家，财富增长了1240亿，相当于这四个月平均每天增长10亿，身家达到2500亿。 而在过去四个月，胡润全球百强企业家中财富增长最快的前五名都来自中国，以拼多多黄峥为首；其他四位是海天味业的庞康、迈瑞的徐航、新希望的刘永好家族和海底捞的张勇舒萍夫妇。 此外，据胡润报告，中国前十名企业家第一次全部进入全球前50。其中，马化腾以3200亿财富保持在马云之上，仍然是中国首富；黄铮身家达到2500亿，在国内财富排名上升至第3位。第4位仍是恒瑞医药的孙飘扬、钟慧娟夫妇。 而在此次疫情中，恒大的许家印成为全球财富缩水最多的前十名企业家中唯一一位中国企业家，财富缩水18%至1900亿，国内排名下降至第5位。 根据福布斯实时富豪排行榜显示，截至6月21日下午4时，黄峥身家已达45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210亿元)，首次超越马云，成为中国第二大富豪。 此外，电商京东的刘强东在过去四个月里财富增长了24%，达到1150亿，新进入全球百强，位列第72。 截至2020年5月31日的四个月里，全球百强企业家中，百强中，美国如今有37位，中国26位。胡润表示：“在胡润全球百强企业家中，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已经缩小，从13人降至11人。”
图片来源：微摄 文章来源：中国证监会 近日，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接受了财新记者专访，就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中美跨境监管合作问题坦诚地谈了他的看法。 易会满指出，刘鹤副总理在陆家嘴论坛上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出台和落实金融改革开放举措。在当前形势下，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不仅不会放缓，还会继续不断加快；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是适应全球金融市场开放和风险防范的必然选择。其中，开展联合检查是国际审计监管合作的通行路径和普遍做法。“只要美方真正愿意解决问题，完全能找到审计监管合作路径。”易会满表示。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易会满表示，中国证监会将充分借鉴全球最佳实践，充分考虑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阶段，尤其是以中小投资者为主这个中国市场结构特点，积极向前推动，做到“放得开、看得清、管得住”。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下一步将全面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外部干扰和风险挑战，坚定不移地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财新记者：瑞幸咖啡造假事件曝光以来，境内外对中概股都十分关注，担心有关问题无法解决，中概股会被迫从美国摘牌。中国证监会对此如何看？ 易会满：企业跨境上市是资本全球化环境下的“共赢”选择。中概股选择赴美上市，本是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功能发挥的重要体现，对进一步丰富当地市场资产选择和提高全球投资者投资收益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是件“多赢”的好事。 近期出现的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完全不能代表全部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公司。在“后疫情”时期，全球流动性充盈甚至泛滥的环境下，各主要金融市场可能共同面临“资产荒”的局面，对优质上市资源的争夺必将更加激烈。美国一些政治势力逼迫中概股退市，必然引发“双输”或“多输”的结果，这既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相信也是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和华尔街不愿看到的。 资本是逐利的，也是最聪明的。相信美国有关方面会珍惜纽约对优质资产和全球投资者的集聚作用和吸引力；国际投资者会根据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需要，作出明智选择；相关在美上市公司也会审时度势，根据自身情况作出妥善应对。 任何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持续发展都要依靠全球发行人和投资者的信任。国际金融中心是在资本全球化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金融中心的地位，一方面体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强大的金融实力和优越的金融生态，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全球投资者对投资环境和上市企业投资价值的信任和认可。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其持续发展还要依靠全球发行人和投资者的信任。 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统计，截至2020年4月底，纽交所2152家上市公司中有507家是外国公司，占比23.6%；纳斯达克3141家上市公司中有457家外国公司，占比14.5%。据美国财政部相关统计数据测算,2019年底美国金融市场上境外投资者持有股票市值的占比约为25%。伦敦、东京、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市场结构也与美国市场特点大体类似。 财新记者：目前如何能推进有效的跨境监管合作呢？ 易会满：中国证监会高度重视跨境监管合作，始终坚持开放合作态度。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各国证券监管机构的共同职责。在跨境证券监管合作领域，我们坚持尊重国际惯例、体现相互尊重、开展有效沟通、寻求互信共赢的基本原则。 多年来，中国证监会与美国证监会（SEC）、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PCAOB）保持积极沟通，也有不少成功合作的案例。尽管目前美国政治层面出现了一些杂音，中国证监会仍将一如既往地加强与美国监管同行的合作。在共同查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方面，我们的原则是认真履行跨境监管合作义务，按照国际组织的多边执法合作安排对外提供执法协助，共同维护市场公平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我们理解并尊重美国资本市场“宽进严管”的监管理念，针对瑞幸咖啡等个别跨境上市公司出现的监管问题，我们认为加强跨境合作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最近，美国SEC前主席阿瑟•利维特( Arthur Levitt)就专门撰文，建议加强中美跨境监管合作，他的观点我们非常赞成。 财新记者：审计工作底稿是中美审计监管合作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市场长期关注的热点。中方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向美方提供会计底稿？ 易会满：中方从未禁止或阻止相关会计事务所向境外监管机构提供审计工作底稿。我们理解，中国法律法规要求的实质是，审计工作底稿这类信息应通过监管合作渠道来交换，并符合安全保密的相关规定。这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通行做法。 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已向美国SEC和 PCAOB提供了14家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审计工作底稿，仅2019年就向SEC提供了3家。长期以来，我们与美国 PCAOB一直保持密切沟通，努力寻求审计监管合作的有效路径。从2012年 PCAOB入境观察，到2017年我们协助 PCAOB对一家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开展试点检查，双方尝试了许多办法，试点期间也向PCAOB提供了若干审计项目的工作底稿，应该说当时合作还是比较顺畅的。 财新记者：美方与全球其他不少国家签有监管合作协议，这方面中美之间有什么国际惯例可以借鉴吗？ 易会满：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和磨合，我们认为，按照国际惯例开展“联合检查”应当是一条可行的路径。我们希望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沿着这个方向与美方继续推进合作。 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向PCAOB明确表示同意就“联合检查”方式开展磋商，并多次主动向 PCAOB提出具体方案建议，但美方至今未予积极反馈。 我想，在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氛围下，PCAOB可能面临一些压力。那么，下一步推进双方合作的关键就是，美国方面是否真正想解决问题。我们随时欢迎 PCAOB与我们坐下来谈。我们认为，双方的合作的基础大于分歧，只要从解决问题的目标出发，以专业方式开展平等磋商，就一定能够找到令双方满意和适当的合作路径。我们有充分的信心通过合作来解决分歧。 财新记者：提供审计工作底稿，就能一举解决跨境监管中的各种违法问题了吗？ 易会满：打击国际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联合检查和审计工作底稿当然很重要，但这些只是跨境监管合作一个重要环节或载体。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充分沟通协作建立监管者之间高度的相互信任，并在此基础上共同建立打击跨境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执法联盟。缺乏信任与合作，解决不了有效打击财务造假的问题。 现在，跨境监管合作中很多专业问题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政治化了。我想，在专业监管方面中美首先要建立起互信，要向市场传递这方面的信心。我始终认为，在当前法律法规条件下，合作没有障碍，我们也完全可以找到合作路径，只要美方愿意坐下来谈，分歧一定能解决。 财新记者：对于想要回归A股市场的中概股公司，目前路径是否畅通？对于不能满足境内上市条件的中概股是否可以允许他们在新三板挂牌？ 易会满：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都有自己的一套上市标准和条件。近期，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创新试点红筹企业在境内上市相关安排的公告》，沪深交易所也针对红筹企业在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分别发布了相应的监管安排和信息披露指引。从目前在美上市公司的情况看，有一些不一定能够满足境内的上市条件。 做企业总归要有一个盈利模式。靠着烧钱、讲故事、炒题材，没有持续经营能力，财务长期亏损，不适合上市。这是各方监管共识。 财新记者：财务造假的中概股在海外败坏的是中国企业的名声。对此有何评价？ 易会满：这些行为是资本市场的“毒瘤”，也是中外监管机构共同打击的对象。我们应该加强监管合作，共同肃清害群之马，使造假者得到应有的惩处。选择去美国和香港等海外上市的中概股企业，上市流程本身高度市场化，无需在中国监管部门经过任何前置程序，我们监管部门事前很难知道哪些企业去海外上市了，很多时候是事后才看到。海外投资者在买卖这类企业股票的时候，应该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情况，并把这些因素纳入到股票的风险定价中。即便如此，我们仍将和上市地监管机关加强跨境监管合作，共同维护各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财新记者：对英国伦敦市场可以有什么新的期待？ 易会满：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当地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国际投资机构在全球有一定影响力。脱欧之后，英国也会更加注重发展这方面的实力，以继续保持伦敦金融城全球吸引力。 英国十分重视中英金融合作，在推动“沪伦通”发展方面态度十分积极。“沪伦通”下的跨境上市公司都是已经在本地上市、经过市场检验的公司，相信对于上市公司质量，投资者可以相对比较放心，沪伦通目前运行比较平稳。 当然，在“沪伦通”机制下，也同样有跨境监管合作的问题。企业在不同市场跨境上市，就要符合上市地公开发行、信息披露等监管要求，这必然需要监管部门之间密切合作。我们与英国监管部门有多年良好合作的经验，随着双方市场合作的深入，我们将在监管信息交换、信息披露、审计监管合作等多方面与英方加强合作。 财新记者：在新冠疫情冲击和中美关系紧张局势下，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整体节奏和步伐会受到影响吗？ 易会满：中国证监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稳步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2018年4月博鳌论坛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代表金融业宣布了多项对外开放措施。其中，涉及中国证监会职责的5项行业和市场开放措施已经全部落实，包括放宽证券、基金、期货业外资股比到51%，开通沪伦通，扩大沪深港通额度等。 2019年陆家嘴论坛期间，我代表中国证监会宣布了9项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其中6项举措已经落地实施，涉及外资机构“一参一控”、股东资质要求、基金托管资格和全面推开H股“全流通”、增加期货特定品种等；其余3项也均取得了重要进展， QFII/RQFIL新规即将颁布，交易所债券市场开放也将加快推进。 在市场和产品开放领域，QFII/RQFIL额度限制已全部取消，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持续优化，期货国际化品种范围不断拓展，风险管理工具日益丰富。受今年疫情和经济环境影响，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而A股市场韧性明显增强，沪深港通运行基本平稳，外资总体保持净流入的态势，这充分体现了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向好和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稳步推进的信心和信任。 今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不仅没有因疫情和中美摩擦等因素而放缓，反而不断加快。我们提前取消了期货公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承诺顺利落地。截至目前，已有瑞银、野村、摩根大通等6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获批。这是金融业开放的一个核心内容，即外资证券、基金和期货公司在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上与境内机构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在全面实现国民待遇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我坚信，扩大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既是优化市场生态，提升行业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共同应对当前全球风险挑战的重要手段。我们真诚地欢迎境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来华投资展业。 财新记者：尽管以北向资金为代表的外资近期不断呈现“净流入”态势，但外资持股占A股总市值的比例较低，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资持股比例。对此，中国证监会在吸引外资方面有何进一步举措？ 易会满：中国证监会将坚定不移继续稳步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一是持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这既包括我们正在推进的资本市场自身的多项改革，也包括对跨境投融资、交易结算等制度的完善。二是不断深化全方位国际合作。进一步优化沪深港通机制，不断丰富内地和香港全方位多层次务实合作。进一步完善沪伦通，拓宽跨境ETF互通机制，加强中欧金融合作；同时全面推进监管改善和风险防范，健全跨境资本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加强跨境监管协调协作和信息数据共享，做到“放得开、看得清、管得住”，确保开放环境下资本市场的稳健运行。 吸引外资最重要的还是中国经济基础市场空间和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外资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有信心，就会来投资。对于外资反映的技术层面的一些问题，包括交易结算制度、风险管理工具和交易习惯等方面，我们会根据整个市场情况和发展阶段，充分考虑外资的诉求，逐步推进完善。 财新记者：缺乏有效风险管理工具是外资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国证监会是否会授权境外机构从事或研发包含A股指数的风险对冲产品？ 易会满：完善风险管理工具，丰富在岸和离岸的风险管理工具是中国证监会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要符合当前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阶段和特征，要建立配套的监管手段和风险管控能力。只有如此，这些风险管理工具的推出才会比较平稳。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一方面要借鉴全球最佳实践，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阶段特征，比如A股市场投资者结构的现实。数据显示，当前A股1.6亿投资者中，90%以上是账户金额在10万元以下的散户投资者，而且这种以中小投资者为主的投资者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如果衍生品步子走得太快，我们担心会带来风险，甚至是系统性风险。因此风险管理工具中的期货产品、衍生产品只能审慎地稳步往前推进，中国证监会也在努力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与其他各方利益中寻求平衡点。 对于成熟资本市场来说，完善的多空机制对于市场自动寻求平衡非常重要，今后的发展趋势肯定是要推出相关风险管理工具，但当前情况下，“稳”即是“进”。 财新记者：从“引进来”看，当前金融业对外资机构基本实现了国民待遇，但中资机构“走出去”仍然困难重重，至今尚未有中国的机构在美国获得承销牌照，你分析原因何在？ 易会满：中资机构到美国展业表面看上去没有任何门槛，但实际监管要求很高。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负责监管的“婆婆”更多，有的属于美国证监会管，还有的属于美联储监管。我们国内有的有实力的证券机构跟银行有一定关系，到了美国之后会被当成是“银行控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y）”来看待，必须遵守美国《银行控股公司法》，由美联储进行监管，包括业务牌照的审批发放与信息的报备与披露，监管门槛相当高，这也是至今国际化业务做的比较好的国内券商很难拿到美国承销牌照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中国证监会也一直在跟美方商谈。银行实际并未参与这些券商的管理，两者是非常独立的。我们希望美联储等监管部门能够充分考虑这些实际情况，支持中国证券机构在美展业。此前美联储也有在这方面给予豁免的一些先例。我们还将积极推动此事。 财新记者：最近香港的境遇让人为未来担忧，甚至有人担心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终将被取代，你怎么看？ 易会满：过去四十年，香港在内地资本市场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香港利用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国两制”制度环境，背靠经济快速发展的内地，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巩固。 香港首先是承载全球信任的国际金融中心。截至2020年4月末，香港193家银行中就有137家来自境外，其中美资、英资银行在银行业总资产中的份额占比合计达到34%。香港165家保险公司中，有70家为境外机构。全球前一百家大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中，有超过七成在港开展业务，摩根士丹利、高盛、JP摩根、UBS、贝莱德、富达、领航等全球著名的投资银行、资管机构均在港设有地区总部或重要分支机构。全球前二十大保险公司中，英国保诚、加拿大宏利等15家均在港开展业务。 香港又是富有中国元素的国际金融中心。截至目前，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内地公司(包括H股和大小红筹公司)数量占比超过50%，市值占比超过70%。 应该看到，香港不仅是中国的香港，更是世界的香港。从这个意义上讲，充分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也有利于我们这个新时代。建设好、发展好和维护好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符合全球利益，是大家共同的责任。中国证监会将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两地在市场、机构、产品等领域全方位、多层次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外部干扰和风险挑战，坚定不移地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财新记者：如何看待香港与沪深交易所的竞争？ 易会满：我们认为，适度竞争是有利于发展、创新的。如果只有一家交易所，服务质量肯定上不去。内地和香港的三家证券交易所客观上会有一定程度的竞争，但合作还是主流，沪深港通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时，每个交易所的特点不一样，企业愿意选择哪个交易所上市，最终是一个市场化的选择。三家交易所提供了多地、多元的选择，这是一件好事。我们作为监管者也乐见其成，尊重市场选择。 财新记者：当前香港有一些政治问题需要解决，这令市场担心香港资本市场的功能会受到影响，因此应对之策是要加快发展国内资本市场，还是要对香港进行政策性倾斜，让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稳固和提升？ 易会满：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今后其独特的功能也需要继续发挥好。香港金融中心和内地的上海、深圳是互相促进的，不存在谁替代谁的问题。我们全力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 财新记者：怎样能坚定香港投资者的信心？ 易会满：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内地。如果他们仍然看重内地这一巨大市场、对内地的改革开放有信心的话，资本是逐利的，哪里有机会就会到哪里去。对此，不容怀疑。 财新记者：惩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配套修订的法律有哪些？ 易会满：中国证监会将认真落实刘鹤副总理提出的“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坚持零容忍、强制度、严打击的原则。财务造假是资本市场体内的毒瘤，中国证监会始终对此绝不姑息，严厉打击。近期集中力量查办了康得新（002450.SZ）、康美药业（600518.SH）等一批市场高度关注、影响恶劣的重大财务造假案件，起到了震慑作用。 在加强打击造假的法治化建设方面，我国新修订的《证券法》已于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大幅增加了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中国《会计法》对会计审计业务作出了严格要求，正在修订中的《刑法》也将大幅提高财务造假犯罪行为的量刑力度。 财新记者：对于欺诈发行的上市公司实控人顶格罚款从60万提高至2000万，是否会有效震慑市场违法违规？ 易会满：治理财务造假行政罚款多少不是最主要的，后续的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构成了立体化的惩治体系，这更为重要。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资本市场不法行为者，一怕坐牢，二怕被大众投资者诉讼索赔。中国证监会将和有关方面一起行动，一方面抓紧推进中国特色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落地，充分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作用，既让投资者得到补偿，又能有效避免滥诉；另一方面，继续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刑法修订，大幅提高证券期货犯罪的刑期上限和罚金标准，让违法犯罪者承担应有的责任。 当前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话，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小投资者损失，这要比对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只是罚款的效果更好。当前我们的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是“默示加入”原则，这也就意味着财务造假要面临着众多中小投资者民事赔偿。今年会有几个投资者诉讼的案例出来，我们相信，会形成良好的市场示范和震慑效应。 这些努力将有助于形成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相互衔接、互相支持的立体、有机体系，对造假者形成有效震慑，显著改善市场的生态，保障我国资本市场沿着法治诚信的道路行稳致远。
中国外运公告，实际控制人招商局及其一致行动人自2020年5月14日至2020年6月22日期间，累计增持公司股份74,581,000股，其中，A股股份5,320,000股，H股股份69,261,000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01%。本次权益变动后，招商局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57.34%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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