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我们倡导“新基建”，从学术讨论走向社会共识和国家战略，并成为市场重大机会。提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危机渐近，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推动社会认识深化。房地产市场运行符合“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框架。保持客观、理性、专业、建设性的态度，做有温度、有情怀、有格调的研究。 一、2021年美国经济：刺激国内经济优先，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1、拜登对内政策的核心是抗击疫情和财政刺激 拜登上台后将以抗疫为首要工作，实行口罩令、社交隔离、疫苗接种；并施行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美国经济复苏。 美国疫情形势严峻，抗疫任务艰巨。 财政政策发力短期救济、结构性税收、基建、绿色新政等方面。短期财政救济包括提供失业救助和企业贷款等。税收政策兼具调节收入分配和弥补财政缺口作用，提高富人和大企业税收，增收资本利得税，减免工作家庭税收。基建和绿色新政拉动美国投资和扩大就业岗位，计划斥资2万亿美元用于建立现代化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 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可能会受到国会掣肘，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财政刺激规模上存在分歧。若两党分治两会，拜登的财政计划可能面临较大阻碍。 2020年初疫情发生以来，美联储先后通过降息至零利率、无限量化宽松（QE）等手段缓冲疫情冲击。考虑到美国2021年疫情严峻、经济低迷，预计2021年仍将维持低利率货币宽松环境。 2、拜登上台后将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拜登上台后将以修复美国经济为首要任务，内政先于外政；而其外交思路，修复盟友关系优先于对华施压。 拜登与特朗普均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挑战；但在对华策略上，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单边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过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贸易领域，美国可能转向非关税手段打击中国贸易不正当行为，以及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制衡中国。在贸易领域，拜登更关注补贴、倾销、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以及建立盟友统一战线利用现有贸易法律制衡中国。 科技领域，美国可能会通过制定行业标准打压中国，但会避免中美科技脱钩。 人才交流领域，预计拜登政府将逐步恢复在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非敏感领域的人才交流项目，放开移民限制。 外交领域，美国将修复盟友关系，重塑领导地位和国际规则。 二、2021年中国经济：经济持续恢复，但不宜盲目乐观 2020年3月以来，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出口、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是主要拉动力量。疫后中国经济复苏的主逻辑是：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发力，基建和房地产投资起到逆周期调节作用；防疫物资、居家办公需求激增、中国生产替代效应，以及下半年欧美需求恢复，出口超预期高增。 但经济恢复基础不牢，随着逆周期调节政策力度减弱，基建和房地产投资面临放缓压力；消费仍受就业和居民收入抑制，恢复缓慢；如果欧美疫情逐步缓解，“疫情受益型”出口将放缓。2020年5月是政策顶，2021年1季度前后可能经济顶，回归潜在增长率，但经济复苏的韧性较强。 基建投资的快速反弹难以持续。基建投资是典型的逆周期对冲力量；随着经济逐步恢复，基建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大幅下降，叠加地方财政压力大，挤压基建支出空间。10月基建投资当月同比7.3%，但1-10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5.5%。 房地产是周期之母，房地产短期看金融。2020年在低利率和货币宽松的推动下，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对3月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复苏周期贡献明显。但是，随着5-6月以来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边际收紧，未来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均面临回落压力，但考虑到2020年拿地较多、2021年长租房发力，预计房地产投资韧性较强。房地产长期看人口，区域分化将是未来的主流。 出口面临下行压力，但仍有韧性。8月以来出口当月增速始终保持9%以上的高增速，主要是疫情相关的防疫物资、居家办公激增，中国生产替代效应，以及下半年来欧美需求恢复。2021年随着疫苗大面积使用、欧美疫情逐步缓解，“疫情受益型”出口将放缓，但欧美需求端修复料将加快，海外供需缺口难以快速收窄，出口仍有韧性。 就业形势严峻，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居民收入下降，导致消费和物价低迷。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1-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09万人，较去年同期少增184万人，累计同比-15.4%；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较去年同期高0.2个百分点。10月小型企业PMI为49.4%，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宏观上是数据，微观上是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 通胀整体温和。当前是猪周期下行叠加经济周期上行，猪周期下行抑制CPI上涨，经济周期上行推动PPI环比正增长。从趋势看，PPI恢复好于核心CPI，印证疫后中国经济恢复工业生产好于终端需求。预计2021年伴随经济恢复，物价温和上涨，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 值得重视的是，与货币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传统教条不同，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却没有引发普遍的严重通胀，主要导致了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大涨，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而导致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泛滥。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的“低利率、低通胀、高泡沫、高债务”不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治理和收入分配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底层通缩，高层通胀”“穷人通缩，富人通胀”。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精准扶贫、加大教育投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等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后分析通胀问题，除了经济基本面和货币金融角度，必须增加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视角。 三、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但不宜过快收紧 2020年1-4月，为应对疫情冲击、托底经济，央行大幅降准、降息，社融、M2增速快速抬升，货币政策处于2016年以来最宽松的时期。5月至今，随着经济向潜在增速恢复，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结构性宽松与结构性收紧并存。总量宽松政策在数量层面已经退出，在价格层面保持平稳，但债券市场利率实际上已回升至2019年高位水平。 我们认为，2021年货币政策大概率继续保持稳健中性，流动性管理工具与金融监管政策相互配合，稳杠杆、防风险。 经济基本面不足以支撑货币收紧，货币政策宜保持观察。总量层面，结构性宽松和结构性收紧并存，长期趋于正常化，社融、M2增速逐步回落。狭义流动性层面，央行重提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流动性“不缺不溢”，预计资金面仍将维持紧平衡。广义流动性层面，年末信用扩张周期迎来拐点，2021年社融、M2增速将由今年的大幅高于名义GDP增速向“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GDP增速+合理加点”回归。结构层面，流动性精准投向基建和实体经济，尤其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中小微、民企、制造业、高新技术等领域。 金融监管或将成为2021年重要的政策主线之一，稳杠杆、防风险。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双支柱体系下，流动性管理工具与金融监管政策相互配合，实现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同时，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将金融创新纳入审慎监管，合理控制杠杆，反对不正当竞争，加强用户隐私保护，平台经济商业模式面临大调整。 四、2021年三大风险点 1、不要对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美国两党已达成对华强硬共识 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合作共赢（1979-2000年）、竞争合作（2000-2008年）、战略遏制（2008年至今）；反映两党对华态度，从对华友好的共识到分歧，再到形成遏制中国的共识。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产业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以及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差异愈发凸显，美国政界对中国的看法发生重大转变，鹰派言论不断抬头，部分美方人士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 近年美国两党议员在对华问题上态度趋于统一，涉华法案和政策多由跨党派议员联合发起、并大多获全票通过。2020年7月公布的民主党纲领强调，“民主党将与盟国一道，发动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经济体对抗中国，并尽可能从最强有力的位置进行谈判。”此外，即便长期以来作为对华温和派代表的拜登，自此次总统竞选以来对华态度也逐渐强硬。 2、谨防触发重大金融风险 以永煤违约为代表的信用债风险集中爆发并非偶然。打破刚兑可以，但绝不能恶意逃废债。一些僵尸企业，债务风险已经难以掩盖：近几年经济环境不好；2016年以来金融去杠杆；2020年疫情；2020年5月以来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流动边际收紧。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影子银行、僵尸企业等金融风险防控仍任重道远。城投平台、影子银行、僵尸企业、地产仍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的几大“灰犀牛”。在内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仍强的背景下，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仍在持续累积。 建议：货币政策不宜过快收紧，谨防触发重大风险；金融监管政策与流动性管理工具相互配合，房地产宏观审慎管理制度、资管新规、MPA考核是三大抓手；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维护金融安全。 3、疫情形势仍存在反复风险 海外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全球当日新增病例近70万，尚未出现拐点；其中，美国日新增近20万，印度、俄罗斯、巴西3万左右，意大利、英国、德国和法国超1万。 中、美、德、俄等经济体研发的疫苗陆续将在2020年底上市，预计可以覆盖部分发达经济体。但疫苗生产、储存、运输等流程要求较高，新兴经济体明年接种或不及预期。且考虑到人们接种意愿不统一，新冠病毒传播性极强等因素，不要奢望疫情在短期内彻底结束。据官方消息，2020年底中国国药、BioNTech/辉瑞、莫德纳、牛津/阿斯利康可以上市投产，产量可达10亿剂、13亿剂、5-10亿剂和30亿剂，但BioNTech/辉瑞和牛津/阿斯利康实际产量远低于计划产量，不确定性仍大。 五、中长期三大挑战 1、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初期，我们鲜明地提出三大判断，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但被后续形势演化所不断验证：“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特里芬难题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维持经济霸权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贸易战本身，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和沃尔克遏制通胀的成功。 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贸易战本质上是改革战。 2、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严峻，人口危机渐行渐近。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失。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总人口突破14亿。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生育意愿大幅降低，出生人口大幅减少。 老龄化提高消费降低储蓄和投资，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2010-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 3、亟待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建立高质量发展机制 当前地方惰政、企业成本上升、中小企业融资难贵等问题突出，当务之急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一是建立高质量发展考核激励地方政府，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提高质量和效率、减少行政干预；二是带动企业家积极性，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中小创新型企业融资。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事业都是人干的，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成功主要是市场化改革、全球化开放、地方区域竞争和民营经济活力迸发，现在要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这都涉及重大理论创新突破。 六、七大建议：新周期、新基建、新战略 1、大力推进“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新基建”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我们率先倡导“新基建”，引发社会各界大讨论，最终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 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发展空间巨大，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性强，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2、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 从国内外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科学规律，尤其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和产业的区域集聚效应将更明显。城市群都市圈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我们长期旗帜鲜明倡导“城市群都市圈”的新型城市化，尊重人口迁移聚集的基本规律和趋势。 我们建议：1）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2）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推行新人地挂钩；3）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4）促进人口、土地、技术等要素自由充分流动，调动各区域积极性；5）推动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 3、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若不抓紧调整将严重影响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我们长期呼吁，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少子化老龄化。 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 4、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双循环” 资本市场在促进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方面具有重大作用，是构建“双循环”的关键抓手。在资产端，资本市场精准匹配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助力国内产业链做大做强。在资金端，资本市场匹配不同种类资金风险偏好，实现社会财富的滚动增值。 建议：1）资产端，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强化信息披露，提升上市公司质量。2）市场端，稳步推动全市场注册制改革，完善转板机制，推动公司法、证券法、刑法等法制配套，整治资本市场乱象。3）资金端，鼓励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入市，稳步推进对外资开放，引导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产业蓬勃发展，营造良好创新氛围。 5、大规模减税降费 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同时，通过简政放权和机构改革，压缩冗余人员及支出，调动企业和居民的积极性。 6、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中美贸易摩擦折射出中国在改革开放领域仍有很多功课要做，从这个意义上，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未必是坏事，中国可以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坦率讲，在降低关税、放开投资限制、内部审查、打破国企垄断、更大力度地推动改革开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等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这是我们客观要承认的。 中国应保持历史的大局观和清醒的战略定力，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我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自然会得到世界的认同，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建议：1）全面放开汽车、金融、石油、电力等行业管制，同时升级监管体制，加大对内对外开放，竞争中性，调动企业家积极性。2）降低关税、放开行业投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推动建立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中美自贸区，调动外资积极性。 7、确立新的长期立国战略——新战略 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迷茫期和转型期，“新战略”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是站在全球角度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的关键。 从战略的层面，当前亟需研究：1、历史上大国兴衰的一般规律，新兴大国崛起对世界政经格局的影响；2、中国成为新兴经济大国尤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进一步崛起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3、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综合性大国的新战略选择及其前景，如何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 中国最大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本质是新兴崛起大国与在位霸权国家的关系模式问题：韬晦孤立、竞争对抗还是合作追随？从过去几百年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当前所面临的贸易战、经济战、资源战、金融战等都是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需要卓越伟大的领导人、凝聚人心的梦想愿景、高超的战略智慧、纵横捭阖的外交布局、坚决灵活的执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拉滩光伏电站。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法新社指出，中国在达成气候目标方面“更进一步”。《纽约时报》表示，无论（中国）做出何种举措，都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气候变化是全球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5年前，多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巴黎协定》，承诺采取行动遏制全球暖化。然而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影响，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彻底游离于全球碳排放体系和安排之外，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严重受挫。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11—2020年是工业革命以来最热的10年，而这其中最热的一年是2020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全球各地将不断出现极端天气，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世界气象组织警告称，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确定的温控目标面临巨大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2月12日在气候雄心峰会上也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应在本国宣布“气候紧急状态”，以此刺激采取行动，避免灾难性的全球变暖。中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一直说到做到。从率先签署《巴黎协定》到今年9月宣布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重重挑战之际，中国宣布的一系列承诺，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有力推动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气候雄心峰会上专门提到，欢迎欧盟和中国过去几年为推进《巴黎协定》所做的努力。如今，习近平主席宣布减排新举措，明确了碳中和路线图，展现了中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决心。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表示，中国承诺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既为全球落实《巴黎协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展现了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一贯支持。一方面，中国进一步明确减排路线图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不是掠夺自然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困守青山的“缘木求鱼”。要彻底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即使面对疫情冲击，也积极推动经济绿色复苏，提前和超额完成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10月出台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气候友好型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和再融资，强化金融在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路径中的重要作用。如今，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十四五”发展蓝图专门提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明确减排路线图有助于中国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地造福本国百姓。而这和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内在一致。正如《沙特公报》在12月13日刊发的报道中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努力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并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另一方面，中国进一步明确减排路线图将有力推动国际多边合作。《联合早报》认为，这有助缩小中国与西方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分歧，也有利于中美未来就此开展合作，培育新的合作亮点。美国加州前州长杰里·布朗在《洛杉矶时报》发文指出，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着实质性和深刻分歧，但美中仍然可以共同走上全球转型之路，逆转现在威胁人类文明的气候变暖趋势。他表示，“拜登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在当前全球形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的情况下，中国与美国、欧盟等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多边主义合作，将有助于推动《巴黎协定》相关目标任务尽快进入正轨，更好地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国与全球实现更加深入的多边合作，不仅为本国发展更多机遇，也将为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红利。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唯一的家园，面对刻不容缓的气候变化形势，世界各国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动气候多边进程，人类才能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孟庆川）
中国经济网北京1月4日讯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网站近日公布的《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及会计师刘钢跃、周毅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显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刘钢跃、周毅在执业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贵银业”，股票名称“*ST金贵（002716）”，002716.SZ）2018年、2019年年报审计过程中，存在工作底稿中未记录银行流水核查的抽查标准等问题。 天健所在确定金贵银业2019年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时，以金贵银业利润总额绝对值为基准，以1%为经验百分比进行计算。在2019年存在巨额亏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诉讼赔偿事项大幅增加、公司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未充分考虑2019年度重要性水平基准的合理性；此外，在工作底稿中未记录银行流水核查的抽查标准，未充分记录预付账款期后测试审计程序。 上述事项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21号――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时的重要性》第十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31号――审计工作底稿》第十条的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及第五十三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湖南证监局决定对天健所及签字会计师刘钢跃、周毅采取监管谈话的监督管理措施，要求其质量控制负责人及刘钢跃、周毅于2021年1月23日前接受监管谈话。 经中国经济网记者查询发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2011年7月18日，注册资本1.55亿人民币。 *ST金贵成立于2004年11月8日，注册资本22.10亿元，于2014年1月28日在深交所挂牌，截至2020年9月30日，曹永贵为第一大股东，持股2.05亿股，持股比例21.37%。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21号――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时的重要性》第十条规定：在制定总体审计策略时，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根据被审计单位的特定情况，如果存在一个或多个特定类别的交易、账户余额或披露，其发生的错报金额虽然低于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但合理预期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注册会计师还应当确定适用于这些交易、账户余额或披露的一个或多个重要性水平。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和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31号――审计工作底稿》第十条规定：确定审计工作底稿的格式、内容和范围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实施审计程序的性质； （二）已识别的重大错报风险； （三）在执行审计工作和评价审计结果时需要作出判断的范围； （四）已获取审计证据的重要程度； （五）已识别的例外事项的性质和范围； （六）当从已执行审计工作或获取审计证据的记录中不易确定结论或结论的基础时，记录结论或结论的基础的必要性； （七）使用的审计方法和工具。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出具专项文件的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应当勤勉尽责、诚实守信，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行业执业规范和道德准则发表专业意见，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秉承风险导向审计理念，严格执行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及相关规定，完善鉴证程序，科学选用鉴证方法和技术，充分了解被鉴证单位及其环境，审慎关注重大错报风险，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合理发表鉴证结论。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出具专项文件的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人员，违反《证券法》、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由中国证监会依法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记入诚信档案等监管措施；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中国证监会依法处罚。 以下为原文：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及会计师刘钢跃、周毅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刘钢跃、周毅： 根据中国证监会统一部署，我局对你们执业的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贵银业”）2018年、2019年年报审计进行检查，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你们在确定2019年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时，以金贵银业利润总额绝对值为基准，以1%为经验百分比进行计算。在2019年存在巨额亏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诉讼赔偿事项大幅增加、公司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你们未充分考虑2019年度重要性水平基准的合理性。 此外，你们在工作底稿中未记录银行流水核查的抽查标准，未充分记录预付账款期后测试审计程序。 上述事项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21号――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时的重要性》第十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31号――审计工作底稿》第十条的规定。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及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所及签字会计师刘钢跃、周毅采取监管谈话的监督管理措施。请你所质量控制负责人及刘钢跃、周毅于2021年1月23日前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到我局（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车站北路459号证券大厦）接受监管谈话。 如果对本监管措施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管措施不停止执行。 湖南证监局 2020年12月31日 （责任编辑：韩艺嘉）
2019年底至2020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由6.9762上升至6.5249，升值了6.5%。同期内，人民币对CFETS篮子汇率指数由91.39上升至94.84，升值了3.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5月底至12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8.5%，如此之快的升值幅度是历史上较为罕见的。2021年1月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了6.5，进入了6.4的区间。目前已经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望在2021年升破6.0。 要对202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做预测，首先需要理解，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显著升值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 原因之一，是美元指数显著下行。2019年底至2020年底，美元指数由96.73下降至89.61，下跌了7.4%。同期内，美元对欧元、日元与英镑分别贬值了8.9%、5.0%与3.0%。2020年5月底至12月底，美元指数贬值了9.0%。不难看出，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仍低于美元指数贬值幅度以及欧元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换言之，2020年与其说人民币很强劲，不如说美元自身很疲弱。 原因之二，是由于疫情冲击的时点差异、反控疫情的力度差异等因素，导致中美经济增长差在2020年第二季度显著拉大，进而导致中美利差显著拉大。2020年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中国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8%、3.2%与4.9%，美国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0.6%、-9.0%与-2.6%。中美季度GDP同比增速之差由2020年第一季度的-7.4%显著反弹至2020年第二季度的12.2%。增长差的差异自然会加剧利差。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由2020年初的130个基点左右迅速扩大至2020年中的250个基点左右，此后持续维持在230~250个基点。如此之阔的利差自然会吸引大量短期资本流入中国套利，尤其是无风险的政府债券市场。2020年流入中国主权债市场的外国资金超过了1万亿人民币。 原因之三，是近年来中国政府显著加快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2019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取消了QFII与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近年来，中国股指与债券指数被相继纳入全球最重要的股票与债券指数。在2020年上半年疫情冲击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大幅震荡期间，中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均表现得相对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全球金融市场震荡期间，中国金融市场表现出难得的“避风港”特征。尤其是在债券市场上，在全球债券市场的负利率格局由于疫情冲击而进一步加深后，中国债券市场的正收益率吸引力凸显。换言之，金融市场的加快开放，以及资产价格表现更加强劲，也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显著升值的原因。 原因之四，是出口表现与经常账户顺差规模双双超出市场预期。按照美元计算的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速由2020年1~2月的-17.2%飙升至2020年11月的21.1%。 关于出口增速飙升的原因，一是全球疫情肆虐使得中国医疗设备行业与远程办公行业的出口达到历史性峰值； 二是受疫情冲击错位影响，从2020年第二季度起，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降反升； 三是从2020年下半年起，全球需求有所反弹。货物贸易顺差的上升，加上疫情冲击导致的服务贸易逆差的下降，使得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在2020年第二季度与第三季度分别达到1102亿与922亿美元，创下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的新高。 202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会破6吗？这要看2020年推动人民币的主要因素在2021年是会持续发挥作用，还是会衰减甚至反转。 从美元指数来看，美元指数可能已经由牛转熊，并步入了下行的长周期，但2021年美元指数表现未必会太弱。毕竟，美元指数衡量的是美国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货币相对强弱程度。一方面，即使在疫情冲击下，美国经济增速也并不弱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另一方面，考虑到近期美国民主党获得了参议院多数席位，那么在2021年，预计拜登政府将会采取更加强力的疫情防控措施、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与相对更加审慎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2021年美国经济表现可能继续强于欧元区、英国、日本等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笔者认为，2021年美元指数的波动区间可能在84~92左右，中枢水平在88上下。美元指数跌破80的概率很低。 到2020年第三季度，中美GDP季度同比增速之差已经由第二季度的12.2%收缩至7.5%，预计未来中美增长差将会相继收缩。近期，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有所回落，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21年1月6日重返1%以上，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已经由250个基点回落至210个基点左右。笔者认为，2021年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大致稳定在3.0%~3.5%，而经济反弹与通胀率上行将会使得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5%以上。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美利差将会继续温和收缩。 从资产价格相对表现来看，2021年我更看好中国股市。这是因为，2020年下半年美国股市显著反弹，再创历史新高。目前美国股市估值处于历史极高水平。因此，它会对各种负面冲击非常敏感，尤其是货币政策边际调整。而拜登上台以及民主党控制两院，蕴含的货币政策调整概率要高于共和党控制参议院。但问题在于，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美国股市大幅下跌，那么美国非但不会面临资本大量外流，可能还会面临资本大举流入以及美元指数反弹。而一旦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北上资金”也大概率会加快撤出，而非大量涌入。 从出口表现来看，尽管全球需求可能继续复苏，但随着疫情的稳定，特别是疫苗的大规模推广，中国在医疗设备与远程办公设备方面的出口增速可能会回落。其他新兴市场的复工复产也将降低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短期不可替代性。此外，在经过一段时滞之后，人民币有效汇率的较快升值也会对出口增速造成负面影响。笔者认为，2021年中国出口增速将会好于2020年上半年，但大概率会弱于2020年下半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202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6的概率很小，更有可能围绕6.2~6.6的区间上下波动，中枢水平在6.4左右。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6.1是1994年人民币汇改以来至今这26年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最高点（也是2015年“8·11”汇改之前的汇率水平），一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特定情形下突破6.1，那么再突破6.0也就并非难事了。虽然这是小概率事件，但货币当局对此应该有所心理准备。
纽交所将对三家中国电信运营商实施摘牌一事仍在发酵，2021新年后的首个交易日，中国移动（00941.HK）收盘跌0.79%，盘中跌幅一度达到4.52%；中国联通（00762.HK）盘中一度跌3.82%，尾盘翻红收涨0.45%；中国电信（00728.HK）收盘跌2.79%。 针对纽交所摘牌一事，1月4日早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运营商在港交所发布公告，三家公司的措辞如出一辙，均回应称，公司尚未收到纽交所就将公司美国存托股票下市的决定的通知。三家公司还表示，对纽交所的决定和行动表示遗憾。 上述事件发生后，最令人关注的无疑是运营商会在哪些方面及多大程度上受到冲击。中信证券认为，三大运营商美股ADR占总股本份额较小，退市影响有限，且三家公司现金流强劲、账上现金充足，上市后并无在美国融资记录，对运营商基本面几无影响，主要导致股价波动。 运营商披露的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截至2020年末，中国移动以ADR形式持有的普通股占公司已发行股本约2%，中国联通已发行ADR所代表普通股股数占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约1%，中国电信已发行ADR所代表的H股股数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约0.57%。 三家运营商从纽交所摘牌后，已发行ADR的命运及投资者何去何从也是市场关注焦点，不同于此前券商预计的回购或私有化等方式，三家运营商在公告中均表示，为投资者提供将ADR转换为普通股的渠道。 根据纽交所的声明，三家运营商将在1月7日至1月11日期间退市，三家运营商称，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近期，有关三大运营商有望迎来业绩、估值拐点的声音不断出现，一个主要的背景就是在美国行政命令的压力下，不少海外投资者卖出运营商股票导致了价值被低估。1月4日，从港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盘中翻红甚至尾盘收红的情况来看，部分投资者已经提前布局。 关于运营商股价低估的情况，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最新的市净率分别为0.73、0.39、0.43。中信证券指出，这一水平远低于全球运营商2.68倍PB的平均水平。疫情之后，国内三大运营商业绩恢复最快，但估值水平却较低，纵览全球，三大运营商存在明显低估。 机构普遍认为，三大运营商当前估值处在历史低位，在业务转型持续落地的背景下，有望迎来业绩与估值的双拐点。 国泰君安认为，中短期来看，自2019年下半年各项政策引导以来，运营商竞争环境出现反转性改善，更长远来看，预计到2021年国内5G用户渗透率也将达到20%，有望到新业态爆发点，运营商正从流量经营到数字化生态的第二次转型的关键窗口期。
柘中股份4日晚间公告，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康峰投资”）拟向国盛基金协议转让9.96%股份，后者是以上海市国资运营平台上海国盛集团为主，联合相关市属国企发起设立的基金。同日，贝因美公告，公司控股股东贝因美集团拟向信达华建协议转让550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5.38%），接盘方信达华建实际控制人为信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柘中股份的公告显示，此次协议转让价格为8.39元/股，转让价款约为3.69亿元。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表示，国盛基金作为支持上海实体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投资者，高度认同公司的业务发展前景。此次国盛基金对公司投资，有利于促进国有资本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优势互补、产业协作，能为公司引进优质资源，拓宽发展道路，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据贝因美的公告，股份协议转让的价格为5.49元/股，转让价款约3.02亿元。交易完成后，贝因美集团持股变为20.75%，仍为控股股东，信达华建持股5.38%。公司表示，信达华建认可上市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希望通过受让股份的方式实现投资收益，分享上市公司未来发展所创造的成长价值。 公开资料显示，信达华建由华建国际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下称“华建国际”）100%认缴出资，华建国际是信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隶属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信达”）。中国信达的前身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于1999年4月，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首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华建国际依托母公司支持、中国信达系统内部资源优势及自身市场开拓能力，形成了以股权投资业务、债权投资业务、投资基金业务及传统不良资产业务等为主的业务板块。
新年伊始，港股医药板块迎来新成员。 据了解，现代中药集团已于2020年12月31日开启招股，至2021年1月7日结束，拟向全球发售1.5亿股股份，其中香港公开发售股份1500万股，国际配售股份1.35亿股，另有15%超额配股权;发售价介于每股0.92港元-1.47港元之间，每手3000股，入场费约4454港元，预期将于2021年1月15日于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早在去年2月20日，现代中药集团首次递表港交所申请上市，8月28日再次递表，并于12月24日通过聆讯。其中，东吴证券（国际）为现代中药独家保荐人，公司董事有谢伟、张宏丽、粟景连、姜振东等，欧睿国际是其行业顾问。根据招股说明书，谢伟持有现代中药集团100%股权。 招股书介绍，现代中药集团成立于1980年，于2001年由国有企业转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共有77名分销商，分销网络覆盖39个城市。该公司主要向中老年人提供非处方药及处方药，从事生产中成药，主要产品有补肾填精丸、气血双补丸、山玫胶囊、金匮肾气丸、心安胶囊、加味逍遥丸、护肝片、加味藿香正气丸及清瘟解毒丸等59种中成药产品。 此外，现代中药的招股书显示，2017财年、2018财年、2019财年及2020年四个月，现代中药集团的收益分别约为1.06亿元人民币、1.74亿元人民币、2.19亿元人民币及1.04亿元人民币；毛利率分别为41.7%、42.5%、45.3%及46.1%；纯利率分别为24.3%、27.8%、21.1%及25%。 其中，现代医药将收入分为了非处方药和处方药两大类。非处方药的补肾填精丸、气血双补丸和山玫胶囊是其核心产品，分别占其2019年营收的22.5%、18.3%和15.2%。2019年，补肾填精丸的收入为0.49亿元，占东北地区相应市场份额高达33.1%，山玫胶囊及气血双补丸分别占相应市场份额分别为17.4%、15%。 根据欧睿报告，按中国东北的补气补血类中成药丸及心脑血管中成药胶囊销售额计算，现代中药于2019年是从事药品生产的龙头非上市公司之一。 现代中药收益逐年提升，背后也正反映了中医药市场的蓬勃生机。 招股书介绍，中国传统中医药市场可大致分为中成药、传统中药饮片、中药保健品。按生产销售额计算，2019年，中成药占中国传统中医药市场约63.4%，传统中药饮片占中国传统中医药市场约14.7%，中药保健品占中国传统中医药市场约21.9%。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中成药市场在2015年至2019年迅速增长。相关数据显示，中国中成药总市场规规模由2015年约6252亿元人民币增至2019年约8149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约为6.8%。中成药总市场规模预期将由2020年约8785亿元人民币，进一步增至2024年约1137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约为6.7%。 此外，相关调查显示当发生大型公共卫生事件时，对药品的需求一般会大大增加。经历禽流感、猪流感及各种传染性疾病等不同疫症暴发后，中国居民更重视健康，愿意增加花费购买中药等医疗及保健品，以保持及改善健康。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的保健、医疗产品及服务人均年消费开支由2015年约1165元增至2019年约1902元，复合年增长率约13%。 面对现代中药集团未来的发展，方德证券分析，作为东北地区的头部中药公司，现代中药集团在中药行业增长之下成长性稳定，头部效应显著，尤其是在近年振兴中医药成为国家战略，《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等相继出台的情况下，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市场得到迅速增长，行业步入加速增长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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