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是我军一员著名战将。1950年初，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走上了外交工作岗位，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大使，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在任期间，他坚持求真务实，敢讲真话，妥善处理外交事务，成为著名的“将军大使”。敢于直谏表忠言耿飚为人耿直，性格率真，素以讲真话、敢直谏来表达对党和人民的忠诚。20世纪50年代，我国各代表团出国访问或参（展）会，有以毛泽东主席像纪念章赠送观众的习惯做法。1953年9月10日，驻瑞典王国大使耿飚经过深思熟虑，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一封《建议我各代表团不再用毛主席像章作赠品》的建议。原因是他发现，在北欧任大使的3年中，所见苏联和其他各国从不送自己领袖相片和有领袖像的纪念章，仅送他们的首都风景画册等为礼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在东欧各国，人们也不敢挂在胸前，为此耿飚提出应有所修改。可以说，直接陈信对毛泽东指出不用毛主席像章作赠品，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但这正体现了耿飚敢讲真话的品格和魄力。而毛泽东不但在自己名字上画圈表示同意，而且让周恩来签发到相关各部委。之后，中国各代表团所送的礼物改为画有中国画的折扇、风光明信片和摄影画册等。心底无私，自然敢于直言；胸怀坦荡，必然敢讲真话。耿飚敢讲真话，在于他以真立身、以真谋事、以真建功，有一心为公的正气、实事求是的勇气，无愧于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表率。敢于较真吐真言耿飚的一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从不考虑名利得失，不计较个人进退，勤于钻研，善于思考，践行了“三敢”的人生准则：敢讲真话、敢做实事和敢负责任。1956年，身为驻巴基斯坦大使的耿飚经过对中巴两国间有关历史研究后发现，中巴关系史上竟然还有一个坎巨提飞地问题。坎巨提位于巴基斯坦东部，与中国新疆的南部接壤。它面积不大，本是喀喇昆仑山区的一个小土邦，中国元朝时曾派兵占领该地，并将其作为属地。后来，这个土邦的酋长宣布脱离中国，接受巴基斯坦的管辖。就是说，实际上它已不再是中国的属地。但是在解放以前印刷的一些地图中，仍把坎巨提作为中国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一块飞地。领土归属，关系重大，耿飚对此十分慎重，与使馆人员会同相关专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根据历史的线索，经过细致的考证，耿飚认为，坎巨提作为中国飞地已经名不副实，应该放弃这块名义上的属地，把它正式地、完全地归还给巴基斯坦。为此，耿飚回国述职时，向周恩来提出这一建议，并说这是他和使馆人员认真研究后的一致看法。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外交部研究此事，最终认可了他的建议。1963年中巴双方划分边界，中国正式承认坎巨提划归巴基斯坦，并换取将克里青河谷划归中国。按理说，国家领土涉及主权之争，一寸也不可放弃，作为外交官有捍卫国家主权的神圣职责，处理不好还会留以卖国贼的骂名，但耿飚以自己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原则作风，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认真审慎的调研，敢于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既公正处理了国际历史遗留问题，又增进了中巴两国友谊。敢于担当放诤言耿飚敢讲真话的政治品格，既体现了他忠于职守的外交使命，也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政治担当。让耿飚声名在外的一次敢讲真话，是他在1969年担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耿飚调查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有求必允”，但实际效果并不好。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耿飚还发现，阿尔巴尼亚当时还存在盲目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攀比的思想。这种情况引起了耿飚的深切反思。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如实地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并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提出这种“有求必允”的援助，既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也助长了对方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应量力而行，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援助，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都要重新考虑。身为一个外交官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提出否定，敢说被喻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的问题，是需要冒极大风险的。乔冠华对耿飚大胆、如实地反映情况十分钦佩赞赏并转报中央。后来耿飚回国，李先念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大加称赞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耿飚所提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中国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有所改变。耿飚敢于直言、敢讲真话，充分彰显了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的人格风范。（王厚明）来源：学习时报 2020年11月20日期 第5版
12月14日，中国生物制药（01177，HK）董事会发布公告，集团开发的新型降压药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片（商品名：天舒平）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药品注册证书，为该品种国内首仿获批，且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一位医药领域从业者向记者表示，所有仿制药都要通过一致性评价，证明它和原研药疗效没有差异。首仿药则指国内首先仿制生产并上市销售的仿制类药品。 公开资料介绍，相关企业越早上市的仿制药，在定价和招标中越有优势，而且提前上市意味着更快铺开市场，市场占有率也有可能更高。此外首仿药物的开发难度和成本均低于创新药，产品疗效已得到验证，市场基础也被外企前沿开路和充分铺垫。企业一旦抢得首仿上市，又有望凭借低廉的价格迅速替代昂贵的原研产品，在定价政策上也比后续的跟进者更有优势。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生物制药今年至少已有7款首仿药获批，涉及呼吸、内分泌和抗病毒等多个领域。医药魔方PharmaGo数据库显示，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生物制药成为一致性评价最大赢家（21个）、仿制药获批最大赢家（17个）。与此同时，在首仿药品获批方面也遥遥领先。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经历过艰辛曲折的斗争历程，积累了弥足珍贵的斗争经验，我们要从党的斗争实践和反复经验中汲取思想智慧，更好地推进新时代伟大斗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一部我们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宝贵教材。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报告深入总结实践经验，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为研究抗日战争问题积累了军事理论基础深入总结实践经验教训，形成重大理论思想观点，是毛泽东理论创新的重要特点。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积累了革命战争的宝贵经验，也留下了许多深刻教训；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斗争，形成了一系列的经验教训。这些都是毛泽东进行深刻总结和理论提升的直接基础。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初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军事著作、《战争论》等西方军事学著作，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总结党领导革命战争特别是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他把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思想用于战争理论，强调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指导必须要符合客观情况，战争胜负虽然主要决定于客观基础，但也取决于作战双方的主观能力，因此必须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他根据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基本情况，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特点，阐述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和人民战争的思想，总结了红军战争的指导路线、战略战术，如“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积极防御的战争方针，主动退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等。这些思想为研究抗日战争问题作了理论准备。在推动党的军事战略转变过程中，逐步提出对日战争的持久性特点。“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就已经开始思考抵抗日本侵略问题。中央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和政策策略，坚持和发展人民战争思想，提出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1936年7月在同斯诺谈话时，毛泽东提出要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对日战争必将是持久性战争，战争的结果必将是中国胜利。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人民和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毛泽东及时根据形势发展对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提升。中共中央召开了包括洛川会议在内的一系列会议，毛泽东撰写了一系列论著，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深入分析中日双方的实际特点，逐步形成了以全民总动员为基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总方针、以正确的战略战术为支撑的抗日持久战理论。例如，在洛川会议上，他强调只有实行全民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党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此后一段时间中，他密切关注和指导战争，及时总结战争中的经验教训，他在《论持久战》中就一直强调是以“抗战十个月的经验”为基础来分析问题的。深入进行哲学研究，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研究抗日战争问题提供了哲学指导和方法依据毛泽东历来重视哲学研究。到达陕北后，他利用有限的空余时间集中阅读一批哲学著作。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记载了当时毛泽东研读哲学的情况：“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当时，毛泽东研读批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有十几种，除马恩列斯等经典作家外，还有苏联和中国学者撰写的著作。他在这些著作的一些篇章中都做了批注和笔记，这些批注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到思想方法层面，进行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总结。例如，他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在阅读的基础上，毛泽东进行了创造性的哲学理论建构，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1937年7、8月间，他到红军大学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形成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两节内容后来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名发表并收入《毛泽东选集》。《实践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路线，系统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和认识的发展过程，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特别是立足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发掘中国哲学的优秀成果，用中国化的方式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国化形态。《矛盾论》坚持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完整地论述了矛盾学说的科学体系，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把对立统一学说同中国哲学的辩证法传统结合起来，用中国化的方式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化形态。这两个文献对中国革命经验作了深刻的哲学总结，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为分析抗日战争问题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深入进行思想斗争，在批判错误思想的过程中阐明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创立抗日持久战理论批判片面抗战路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突出强调抗日战争中的人民主体性。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毛泽东指出，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采取全国总动员和实现进步的政治改革等的全民抗战办法，必定是胜利的前途，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妥协退让的方针，采取压制群众和坚持各种反动政策的片面抗战办法，必定是失败的前途，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他再次指出，“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突出强调抗日必胜的坚定信念。1937年10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寇”，因此必须在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运动。1937年11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大谈投降论调，提出所谓的“和平路线”，积极开展投降活动；蒋介石方面也派出代表同日本人接触。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民族投降主义就是要“引导中国去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所有的中国人变为亡国奴”。“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此后，他根据形势发展和投降主义的变化，又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进行斗争，坚定人民的必胜信念。批判“亡国论”“速胜论”错误，全面阐述抗日持久战理论。《论持久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的结果。“亡国论”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就已经出现，一些人散布“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等论调；进入全国抗战后，汪精卫等投降主义者宣扬妥协论调，提出“再战必亡”的观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亡国论”再次出现，抗日阵线中也出现了妥协倾向。为此，毛泽东进行了严厉批判，反复强调中国不会亡，最终胜利必然属于中国。“速胜论”的错误也非常严重。在共产党内部，一些人盲目乐观，认为日本军队不堪一击，完全可以迅速战胜；一些人过于相信国民党的正规战争，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国民党军队同日本人开战了，战争很快就能胜利。在国民党方面，“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就有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战役后，国民政府准备进行徐州会战，《大公报》社论写道，“现时的时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速胜论”思想危害极大，毛泽东予以深入批判，强调抗战的持久性。在批判错误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持久战理论，让人们在思想上、行动上明确了方向，确立了信心，找到了方法。综上可见，《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的重要经典文献，它不是为了完成某种预定的学术目标而创作的学术论文，而是为了解决重大现实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和政策思考；它不是思想家个人一时心血来潮的理论建构，而是对长期革命实践的深刻总结，是长期理论研究的思想结晶，同时也是同错误思想进行不懈斗争的结果。（原标题：从党的实践中汲取宝贵经验 ——《论持久战》是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宝贵教材）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二级研究员 金民卿
投资要点 本轮工业品通胀上行，将主要以输入型通胀为主。疫情以来，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大大提振了民众的商品购买力。与此同时，疫情下海外国家未能完全复产复工，中国出口型产业竞争压力降低，因此更多受益。除此之外，受美联储大幅降息扩表的影响，美元流动性泛滥，通胀的货币因素也不容忽视。 反观国内，在本轮工业品通胀上行期间，内需因素较难体现。地产方面，“三道红线”政策出台之后，地产企业融资受限，购入土地的积极性大大下降。明年二季度房企将缺乏新项目开工，地产投资存在下行风险。基建方面，导致今年基建持续不及预期的原因，明年上半年仍将部分存在，制约基建投资表现。 从传导路径上来看，美国对华输出通胀的主要途径有二：（1）美国经济复苏，中国对美出口修复，需求端推动通胀上行；（2）美联储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美元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超量上涨，成本端推动通胀上行。与历史类比，本轮输入型通胀更类似于2002年、2009年。同时考虑到2009年通胀周期中，内部因素也不容忽视（“四万亿”刺激计划），我们更倾向于将本轮周期类比于2002年。 基于布伦特原油价格的“单因素模型”，在明年布伦特原油价格中枢在50美元/桶左右的中性预期下，计算得到明年5月份，中国PPI高点位于2.5%-2.8%左右，11月份PPI位于1.3%-1.9%。 风险提示全球新冠疫情变化，原油价格波动超预期。 报告正文 1、本轮通胀的宏观背景 近两个月，股市中周期品板块表现突出，原油、铜等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其背后反映了市场对于中国工业品价格（PPI）已经进入上行通道的主流判断，关于明年工业品通胀的话题逐步升温。 1.1 外部因素 我们认为，本轮工业品通胀上行，将主要以输入型通胀为主。正如我们在系列前序报告《明年美国通胀有多高？》中所提到的，疫情以来，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例如今年3月份美国联邦政府出台的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给予每位美国居民1200美元现金补贴以及每周600美元失业补贴，大大提振了美国居民的商品购买力。 与此同时，疫情下海外国家未能完全复产复工，中国出口型产业竞争压力降低，因此更多受益。中国出口进入景气区间，9到11月中国出口增速分别同比增长9.9%、11.4%、21.1%，其中11月中国对美出口同比更是大幅增长46.09%。 除此之外，受美联储大幅降息扩表的影响，美元流动性泛滥，通胀的货币因素也不容忽视。5月份以来美元指数下跌约10%，美元快速贬值也推动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其中铜、铝等有色大宗商品价格甚至上涨超过2019年水平。 1.2 内部因素 反观国内，在本轮工业品通胀上行期间，内需因素较难体现。地产方面，“三道红线”政策出台之后，地产企业融资受限，购入土地的积极性大大下降。11月百城土地成交规划建筑面积同比增速，于今年1月份后再度负增长。土地成交领先新开工大约半年左右，意味着明年二季度房企将缺乏新项目开工，地产投资下行风险明确。 基建方面，导致今年基建持续不及预期的原因，明年上半年仍将部分存在。由于疫情原因，今年专项债扩容较为仓促，部分地方申报项目存在合规性问题。三季度以来，中央加强了对地方债务与基建项目合规性审查，制约了基建投资的落地，导致资金淤积在央行与城投公司。部分基建项目合规性整改的问题，明年上半年仍将存在。除此之外，在今年政府杠杆大幅上行的背景下，基于防控债务风险的要求，明年地方债务新增量也难有突出表现。 2、近期美国CPI走势解读 今长期以来，因为国际货币体系受美元主导，同时美国也是中国的最大出口国，所以毫无疑问，美国是对华输出通胀的最大源头。回顾过去20年，中美通胀周期的共振特征明显，期间主要经历过四轮共同的上行周期：2002.2-2004.10；2007.7-2008.8；2009.7-2010.5；2015.12-2017.2。 从时间上来看，除2002年至2004年通胀上行周期，受“非典”疫情影响中断、并被拉长外，其余三轮周期时长均在1年左右。 从传导路径上来看，美国对华输出通胀的主要途径有二：（1）美国经济复苏，中国对美出口修复，需求端推动通胀上行；（2）美联储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美元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超量上涨，成本端推动通胀上行。 2.1 本轮通胀周期如何类比历史 在上述四轮通胀周期中，存在“出口修复”因素的历史周期有2002年、2009年、2016年3轮；存在“货币贬值”因素的历史周期有2002年、2007年、2009年3轮（以起始年份表示）。 因此单从外部因素的角度来看，本轮输入型通胀更类似于2002年、2009年。同时考虑到2009年通胀周期中，内部因素也不容忽视（“四万亿”刺激计划），我们更倾向于将本轮周期类比于2002年。 具体来看： （1）“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经济信心与金融市场受到一定冲击。因此2001年底，美联储进行了互联网泡沫破灭以来的第二阶段降息，政策利率直接跌至1%以下。本次货币宽松极大刺激了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由房地产市场带动，美国经济出现复苏。 受美国需求复苏，及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重推动，2002至2004年，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大幅增长。与此同时，美联储的过度宽松引发了新一轮的美元贬值周期，2002年初至2004年底，美元指数贬值超过30%。 （2）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联邦政府先后出台累积达一万亿美元的金融救援与经济刺激计划。同时美联储在降息至零后，于2008年四季度开启第一轮扩表，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翻番。 受财政、货币双宽松的影响，2009年美国经济复苏，2010年中中国对美出口增速一度攀升至40%。美元流动性泛滥也导致2009年年内美元指数贬值13%，大宗商品价格触底反弹。 当前，有市场观点认为本轮工业品通胀可类比与2016年，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值得进一步讨论。首先从外部因素来看，2016年受“特朗普减税”预期影响，美国投资复苏，中国对美出口回升。但当时美联储已进入加息周期，美元表现坚挺。综合来看，彼时外部因素对国内通胀的推动力度较小。 从内部因素来看，2016年中国工业品通胀，更多地是受到供给侧改革、及基建周期上行的推动，这些内部因素是本轮通胀所不具备的。 3、对PPI的量化预测 关于PPI的量化预测方法，我们在系列前文《见微知著，展望PPI走势》中介绍过，基于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的“单因素模型”，此处不再赘述。 此模型的优点在于，仅需要预测原油价格这一个指标，简化预测模型中的参数输入。虽然在历史回测上，拟合度不如综合螺纹钢、铜等多种工业品价格的模型，但在未来预测方面，可以有效规避预测误差累积，导致的“预测越多、错的越多”的问题。 在原油价格预测方面，我们沿用前文《明年美国通胀有多高？》中做出的三种情景假设。 中性预期下，明年年末WTI原油价格位于45-50美元/桶，对应的布伦特原油全年价格中枢在50美元/桶左右（布油每桶高出WTI原油2-3美元）。由此计算得到明年5月份，中国PPI高点位于2.5%-2.8%左右，11月份PPI位于1.3%-1.9%。 悲观预期下，对应的布伦特原油全年价格中枢在45美元/桶左右。由此计算得到明年5月份，中国PPI高点位于2.2%-2.5%左右，11月份PPI位于0.7%-1.3%。 乐观预期下，对应的布伦特原油全年价格中枢在55美元/桶左右。由此计算得到明年5月份，中国PPI高点位于2.8%-3.0%左右，11月份PPI位于1.9%-2.4%。 风险提示：全球新冠疫情变化，原油价格波动超预期。
自从中国开始建立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拥抱市场机制，并积极接纳全球最佳实践以后， 中国经济便迈入了腾飞阶段。如今，中国已凭借其庞大的经济体量跻身全球大国之列。中国在2013年跃居全球第一大商品贸易国，拥有110家《 财富》世界500强上榜企业（与美国的数量相当）,而且无论作为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目的国还是对外投资来源国，中国都已跻身全球前两位。然而，中国经济尚未实现与世界的全方位融合。中国企业的绝大部分营收仍然来自本国市场。国际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时，依然要面对运营与监管方面冗杂的掣肘因素。尽管中国蓬勃的数字经济产生了海量数据，但跨境数据流的规模仍然较为有限。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全球其他经济体受益良多——消费者得以享受中国出口的低价商品，跨国企业也从迅猛扩张、活力四射的中国市场中捕获了新的增长来源。但在此过程中也难免要付出某些代价，首先便是中等收入就业岗位的流失，这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发布的“ MGI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显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上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则相对降低。世界各国也随之开始重新审视这种关系。于是，贸易争端时常见诸媒体头条，技术流动面临新规审查，保护主义日渐抬头，地缘政治局势越发紧张。经过了若干年的深化合作之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是否将逐步走向弱化？我们是否会见证中国与世界的融合程度已达到顶峰？反之，如果双方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将催生哪些机会？将对双方带来多少经济价值？在这种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环境中企业又该如何自处？本报告分为6章，首先我们将从8个维度审视中国经济与世界融合的现状（第一章），探讨中国与世界经济依存度的变化，并根据具体行业和国家展开详细分析（第二章）。随后将针对技术领域（第三章）以及消费市场（第四章）展开详细分析——技术创新是所有经济体的发展关键，中国也不例外；而消费市场更是中国乃至全球目前主要的经济增长来源。在第五章中，我们将探讨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价值的变动。最后，我们将在第六章中探索企业高管面对这种变化应如何调整经营方式。本研究的基础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早先对于全球价值链变动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其中“新中国效应”正驱动全球需求增长及提升行业成熟度的研究。正文：虽然中国作为全球大国，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但中国经济尚未全方位实现与世界融合。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按名义GDP总量来计算，中国 在2018年已达到美国的66%,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MGI连接指数"根 据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流动情况对各个经济体的参与度进行了排名，结果显示，中国 2017年的连接程度位居全球第9。2018年中国的GDP约占全球总量的16%。然而，中国经济存在进一步与世界融合的空间。为了衡量中国与世界的融合程度，我们从8个维度分析了中国的经济规模和与世界融合的程度（见图1）。贸易。在全球贸易舞台上，中国既是重要的供应方，也是重要的消费市场。中国在2009年成为 了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2013年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在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1.9%增长到2017年的11.4%。我们分析了18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33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是中国，65个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是中国。但不同地区和行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差异较大。中国对某些地区（尤其是邻国）和行业的影响偏高，尤其是那些技术产业链实现了全球整合的地区，以及将中国视作关键市场的资源出口行业。2017年， 中国以 2270亿美元的出口额成为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相当于2005年的三倍；同年，中国 的服务进口额高达4680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二大服务进口国。不过，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 全球份额尚不及商品贸易——2017年，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总量中的占比为6.4%,约为商品 贸易占比的一半。从全球来看，服务贸易比商品贸易的增速快60%。企业。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自201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中国企业总数从10167家增长到37164家，大约保持着16%的年增速。其中一些已成长为全球性企业。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上榜企业中有110家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接近美国的126家。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201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2014-2016年间，经济利润排名全球前1%的企业当中有10%是中国企业，而1995-1997年间这一比例尚不足1%。虽然这些企业在中国境外的营收有所增长，但即使是其中的一些全球性企业，其海外营收的比例仍不足20%。相比之下,标普500企业的平均海外营收比例则高达44%。另外，2018年度全球最具价值品牌100强中仅有一家中国企业。资本。2015-2017年间，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也是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然而中国距离金融体系全球化仍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2018年，外资在中国银行系统中的占比仅为2%左右，在债券市场中为2%，在股票市场中约为6%。另外，中国2017年 的资本流动输入和输出总额（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贷款、债券、股权和准备金）仅相当于美国的30%左右。人员。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人员流动（也即留学生和游客的流动）正在快速增长。中国现已成 为全球第一大留学生和游客来源地（留学生总计60.84万人，为2000年的16倍；2018年中国出境游达到近 1.5亿人次，为2000年的14倍） 。相比之下， 2017年来华留学和旅游的人数分别仅占全球留学生总数的3%和全球出境游人次的4%。中国学生海外留学目的地一直高度集中，仅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三国就吸引了约60%的中国留学生。2017年，约一半的中国公民的出游目的地在大中华范围内，另有29%的游客会前往亚洲其他地方。移民流动的规模一直很小。1990-2017年间，移民海外的中国人约占全球移民总数的2.8%，移民到中国的外国人约占全球移民总数的0.2%。技术。近年来，中国的研发开支大幅增长。国内研发开支从2000年的90亿美元增长到 2018年的293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在一些核心技术上中国仍需要进 口，例如半导体和光学设备。此外中国也需要海外知识产权的引进。2017年中国的知识产权 进口额为290亿美元，而知识产权出口额仅为50亿美元左右（ 为进口额的17%）。与中国签 订技术进口合同的国家的地域集中度非常高，逾一半的海外研发采购金额集中流向三个国 家——美国（31%） 、日本（ 21%）、德国（10%）。数据。中国拥有超过8亿名网民，规模全球居首，虽然近年来跨境数据流有所增长，但总体规模依然有限。中国的宽带数据流动总量位居全球第八，仅为美国的20%，考虑到中国庞大 的数字经济体量，这个流动规模可谓小之又小。环境影响。自2006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如今已占到全球年排放总量的 28%（ 虽然温室气体排放的比例已下降很多）。中国一直在大力投资开发可再生能源，2017 年在这一领域共计投入了约1270亿美元，占全球投资总额的45%，相当于美国或欧洲（ 均为410亿美元）的3倍。中国之所以努力降低碳排放强度，不仅仅是为了履行签署 《 巴黎协定》 时的承诺，即在2005-2020年间将碳排放强度减少40%~45%（该目标已于 2017年底达成），也是为了解决国内的各项问题（包括空气质量问题）[4]。根据世界银行的 数据，2016年中国的PM2.5浓度中值（一项空气污染指标）是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 3.7倍。文化。中国为了向世界发扬本国文化而投入了大笔资金，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全球孔子学院数量已从2010年的298所增加到了2017年的548所。近年来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文化娱乐产业提供融资，辅之以有竞争力的制作设施，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影片来华拍摄：2017年全球票房前50强的电影中，有12%的影片至少在中国拍摄了一部分内容，而2010年仅有 2%。不过，尽管投资甚巨，但中国尚未对全球范围内的主流文化产生显著影响。仅举一例：中国电视剧的出口额仅为韩国的 1/3 ，而中国十大顶尖音乐人在全球领先的一个流媒体平台上的 订阅总量仅为韩国十大顶尖艺人的3%。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我们从贸易、资本和技术方面审视了中国与世界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之后发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在相对上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相对在上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从上述8大维度中选取了贸易、技术和资本三个重点维度，对中国与世界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进行了分析。2000-2017年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这三方面均有 所提升，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却有所降低（见图2）。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编制了 “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旨在通过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的横向比较来衡量这些经济流动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体的相对重要性。研究显示， 2000-2017年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综合依存 度指数从0.4逐步增长到1.2，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指数则在2007年达到0.9的最高点，到 2017年则下降到0.6。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重点已逐步转回国内消费市场。2015 年以来的16个季度中，有11个季度中国国内消费占GDP增长总额的比例超过60%。2017-2018年间，中国约有76%的GDP增长来自国内消费，而净贸易额对GDP增长的贡献实际为负。在2008 年，中国的净贸易顺差还占到GDP的8%,但到2018年这一比例已降至1.3%左右，低于德国或韩国（这两个国家的净贸易顺差占GDP的5%?8%）。中国内需的增长以及国内价值链的发展也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期全球范围内贸易强度的下降。中国正在消费更多其生产的产品。这些显著变化不但左右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重点，也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彼此依存的态势。中国对世界经济依存度的下降也反映了一个现实：相比发达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开放度仍有提高的空间。在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统计数据，自从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WTO）以来，中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已从2000年的16%降至2009年的约9%。但2017年的平均税率却上升到了 10.6%（需要注意的是，税率水平在2018年宣布新一轮关税下调后或将再一次降至7.5%）。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2017年的平均关税仅为3%~4%左右。此外，资本方面的壁垒始终存在。虽然经合组织“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监管限制指数”为中国评定的指数已经从 0.74下降到了0.39，但仍然远高于0.08的经合组织平均水平。在此需要指出：该指数可能并未考虑到中国最近为减少监管限制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例如推行“负面清单”制度。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上升，则表明中国作为消费市场、供应方和资本提供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贡献了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35%。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尽管目前中国在全球家庭消 费中的占比仅为10%,但在2010-2017年间，中国贡献了31%的全球家庭消费增长额。另外，在汽车、酒类、奢侈品、手机等许多品类中，中国都是全球第一大市场，约占全球消费总额的30%（甚至更高） 。我们注意到，中国在2015-2017年间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和目的地。但我们对 73个经济体和20个行业的分析显示，不同地区和行业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存在较大差异。地理位置邻近中国、资源贸易占比较高，并且参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最高我们从国家层面研究了各个经济体对中国的进口（国内产值出口到中国的比例） 、出口（来自中国的进口额占国内消费总额的比例）和资本（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例）的依存度。自2007年以来，在我们研究的73个经济体中，有69个经济体的国内产值相对于中国的进口的依存度上升；有72个经济体的国内消费相对于中国出口的依存度上升；还有58个经济体 的国内投资相对于中国资本的依存度上升（见图3）。亚洲经济体与中国的联系因区域供应链而愈加紧密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一直在上升，尤其是那些对华出口比重较大的国家。它们往往通过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对华贸易在国内产值中占比很高。例如新加坡的对华贸易额（包括进口和出口）几乎占到了国内产值的30%。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现，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区域化属性加强、全球化属性减弱的态势。2013-2017年间，区域间贸易在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增加了2.7个百分点。这种情况在亚洲尤为显著，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这三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其中一些经济体对中国资本的依存度也同样明显。举例而言，2013-2017年间， 马来西亚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其国内投资总额的6%；在新加坡则为5%。资源丰富的国家更依赖中国的需求对外出口自然资源的国家显著依赖中国的需求。以南非 为例，对华出口目前已占到其国内总产值的15%，而2003-2007年间这一比率仅为2%。与之相似，对华出口目前已占到澳大利亚总产值的16%，先前这一比率仅为4%。仅铁矿石出口一 项就占到了澳大利亚对华总出口的48%（矿产和金属共计占到出口总额的84%） ，澳大利亚采掘业21%的产出都流向了中国。一些新兴经济体和体量较小的成熟经济体也高度依赖中国的投资举例而言，2013-2017 年间，埃及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其国内投资总额的13%，巴基斯坦则为8%。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不只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其最大的基础设施融资来源和第三大国外援助来源。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非洲的房地产、能源以及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相比之下，大型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较低从国内经济体量的角度考虑，发达经济体（尤其是西欧和北美各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对中国的依存度相对较低。对华出口额通常在其总产出中占比不足5%，对华进口额在其国内消费中的占比也不足5%。另外，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其国内投资的比例更低于1%。不同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各不相同我们择取了20个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综合分析了全球各国对中国消费、生产和进出口的依存度 （见图4）。需要指出的是，此次研究主要涵盖的是基础产业和制造业，而非服务业，这是因为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的贸易属性更强，可用数据更多。我们发现，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极为庞大，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中国：在20个行业当中，中国有17个行业的消费份额在全球总消费中占比超过20%。此外，中国在全球服务消 费中的占比也在上升。这说明对于寻找增长来源的企业而言，中国市场的机会不容忽视。我们根据贸易依存度的不同，将行业归纳为5个类别：中国在电子、机械和设备领域已经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在这些深度整合的贸易领域当中， 中国的角色既是供应方，也是市场。总体上，这些领域的贸易属性通常很强。中国在这些领域 的高占比反映出中国已经高度融入全球贸易——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7%~28%，占全球进口总额的9%~16%。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产出占比也很可观，全球份额高达38%~42%。对于贸易属性极高的轻工制造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全球各国高度依赖中国的产出。某些行业把中国称为“世界工厂”，生动地表明了全球各国对中国生产的依存度。中国在全球轻工 制造领域（例如纺织和服装）的份额甚至高达52%。在很多情况下，全球各国也高度依赖于中国的出口：中国占据了全球纺织和服装出口的40%，家具出口的26%。随着中国的工业化不断取得进展，全球上游产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均有所提高。那些为进一步加工提供原材料的行业都要依赖中国的进口。中国制造业的增长大幅提升了对原材 料和中间品（用于加工成最终商品）的需求，人均收入的增长也推升了中国的整体商品需求。2003-2007年间，中国贡献了全球采掘业进口额的7%，在2013-2017年间这一比例更升高到21%。在另一些全球贸易属性较强的行业中，中国并不是主要参与者。在一些着重于服务快速增长的本地需求、且有本地成分要求的行业，因此尽管这些行业的贸易强度很高，但并不太依赖中国。以制药行业为例，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全球药品出口的4%、全球进口的3%。同样，虽然 汽车领域的贸易强度较高，但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全球出口的3%、全球进口的7%。不过，这些行业在中国都有相当庞大的需求，因此对于想要涉足这些行业的企业来说，中国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市场。没有加入全球贸易的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往往较低。我们把5个贸易强度占总产出的比例较 低的行业归为“本地自产自销”的一类。尽管贸易强度相对较低，但中国仍在其中一些行业占据了很大份额。举例而言，中国的金属制造行业占据了全球出口的23%，农产品行业则占据了全球进口的18%。中国已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中国近年来的技术创新势头迅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全球大国，并在很多技术领域跃居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根据2017年的统计，中国的手机销量占到全球销量的40%，电动车销量占到64%，半导体消费占到46%。中国市场已经为很多高科技企业提供了重要 的增长机遇。根据“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MSCI）的统计，美国信息技术领域有14%的营收来自中国。在数字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普及的时代，持续创新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技术链是最复杂的价值链之一，尤其需要各方通力协作，而中国早已深度融入其中，并占据了相当大的全球进出口份额。以集成电路和光学设备领域为例，中国的进口额高达国内产值的5倍。在审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如何演变时，技术可谓是一个核心关注点。由于中国目前仍然需要国外的技术流动，所以为了促进本土创新并提高生产率，中国需要保持甚至加强获取技术的力度。全球各国也对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越发关注，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一些国家出台了新的法规，对获取外国技术的中国投资展开更密切的审查。人们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技术链是否会 脱离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国政府针对技术领域本土化所提出的目标。根据《中国制造2025》计划设定的目标，在政府重点发展的23个子领域中的11个领域，国家提出，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 份额的期望值为40%~90%。中国在各个行业都在发展本土价值链。中国内需的增长以及国内价值链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期全球范围内贸易强度的下降。中国正在消费更多其生产的产品。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技术市场似乎都呈现出本地化的趋势，只是不同行业程度各异。在光伏面板、高铁、数字支付系统和电动汽车这些行业，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占据的份额超过90%。而在半导体和飞机制造等行业中，中国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占据的份额都很小，而且高度依赖外国技术。对此次研究的大多数价值链而言，中国仍有很大的全球化潜力。若论全球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国在海外光伏面板市场占据了高达50%的份额；若论全球化程度不足的行业，中国在飞机制造行业的市场份额尚不及1%（见图5）。为了衡量中国与世界在技术链上的融合程度，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从11个领域择取了81项技术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对其中超过90%的技术均采用了全球标准（见图6）。至于中国标准与全球标准相左的少数几项技术领域，都可以用经济动因加以解释。以聚氯乙烯（PVC）制造业为例，中国采用的煤基工艺在成本上低于国际上更普遍的乙烯基工艺，这是因为中国拥有丰富的煤炭储量。我们在分析中发现，中国的本土厂商有能力生产60%~80%的技术，这意味着仍然有至少20%~40%的技术需要跨国企业输入。此外，我们对同类标准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供应商可以在40%~60%的技术研究中实现与国际供应商同等或更好的效果。在一些尚未确立全球标准的新兴技术领域（例如5G、人工智能和量予计算），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即便在这些领域，中国也从设备进口、人才引进和国外投资中获益良多，而且今后还将继续使用这些资源。全球各国的经验均表明，一个国家若想向技术链的上游挺进，必须具备四大要素：（1）大规模投入资金；（ 2）拥有获取技术和知识的渠道；（ 3）进入庞大的市场；（4）推行鼓励竞争和创新的有效制度。日本（ 汽车） 、韩国（半导体）和中国（高铁和液晶显示器）曾经的技术飞跃无不表明上述四大要素对于科技发展和创新不可或缺。举例而言，中国的高铁行业便得益于国家层面的支持，中国政府从2004年以来持续投入巨资完成了2万公里铁路建设。中国也与全球4家领先的老牌高铁企业签订了技术转让协议。此外，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高铁市场，总里程数占全球 65%。由于高铁被中国列为国家重点产业，企业高管和工程师都明白任务的紧迫性，因此能够高效调动资源，实现“消化吸收再创新”，并且针对中国的运行环境开发解决方案，最终实现了大规模部署。我们从以上四大要素入手，对中国的技术行业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第一个（投资规模）和第三个（市场）要素上拥有极大优势。中国不但有能力提供充沛的科研资金，也拥有足够 的市场空间来推动技术的商业化。因此，中国向技术链上游挺进的关键点就落在了第二和第四个要素上，也即积极开发和收购核心知识技术，以及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以确保其生态系统具有足够的竞争活力来促进创新。对这两个要素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以及加强资本、知识、人才流动都可以加快中国向价值链上游挺进的速度。我们分析了中国在3个全球技术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并且评估了全球技术链继续整合将对中国以及世界产生何种影响：电动汽车：这个行业在中国发展得十分繁荣，并且显现出全球整合的趋势。2011-2017 年 间，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实现了超过90%的年增速，主要动力来自大举投资和政府支持。但只有国内生产的汽车才能享受政府补贴。2017年，中国本土的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厂 商）占据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在国际市场中占比却不足5%。虽然本土OEM厂商 更依赖于国内市场，但中国也从全球价值链整合中获益良多。中国的多数电子器件和电路元件都是从欧洲、日本和美国进口的。从产品质量上看，中国制造商在某些领域相对落后，例如中国顶尖电池制造商生产的电池产品在能量密度上要比日本顶尖企业低 30%~40%。中国宣布了一系列旨在提升国内电动汽车行业竞争力的计划，对企业的补贴预计持续到 2020年；对合资企业的限制也在放松，为跨国企业打开了新的机会。机器人：虽然国内生产商在该行业的某些子领域中崭露头角，但中国一直在通过全球价值链整合的优势来获取核心零部件和高端产品解决方案。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占全球工业机器人总销量的36%。从整体上看，外企在中国市场中占据了逾50%的份额，但中国 本土企业也在逐步取得进展，尤其是在规模较小、复杂度较低的应用领域。中国的OEM厂商目前在点胶、堆垛塑料成型和金属铸造机器人领域获得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在焊接及物料处理机器人领域仅占据约10%的份额。具体到伺服马达、减速齿轮、控制系统等需 要顶尖技术才能生产的核心组件，中国仍然要依靠在国内设厂的外企或者从国外直接进口。半导体：中国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全球技术链的整合。半导体已成为中国的战略性产业，获得了政府的巨大关注和投资，但目前取得的进展仍然有限。中国2018年的集成电路进口额甚至超过了原油。中国的集成设备制造和装备行业的全球化程度极低，但在无芯片制造设计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全球市场份额从2013年的11%增加到2017年的15%。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了一项计划，希望国内80%的半导体需求到2030年可以由国内企业来供应（包括在华外企），相比2016年的33%实现大幅提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整合有助于中国加速这一进程。遵守全球标准有助于中国获取更多的全球知识和技术，便于相关资本、知识和人才的流入。全球价值链整合还能为中国本土企业创造更健康的竞争环境，尤其对国有企业而言。这一过程也将惠及全球其他国家——首先便是获得了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同时，全球整合也会催生全新的创新合作机会。举例而言：随着硅基半导体芯片逐步逼近“摩尔定律”预测的性能极限，石墨烯和氮化镣等新材料的涌现以及3D和光电予等设计方式的创新都会为全球合作打开新的天地。中国快速扩张的消费市场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了重要机会中国消费市场已经在扩张中变得更加自信、富裕、更加乐于尝试新鲜事物，从而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了强大的纽带。消费市场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也为国际企业创造了巨大机 会。到2030年， 58%的中国家庭有望跻身“大众富裕”或以上阶层，这一比例将超过韩国目前的 55%。中国城镇消费者的支出水平正在向世界其他国家靠拢。中国城镇消费者用于可支配性支 出的收入也在增多。食品支出在中国家庭总消费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50%降低到了2017年的 25%，已经与发达国家如今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相差无几——日本为26%，韩国为29%，美国为17%。在华外企将可能面临竞争格局的变化中国消费市场已经与全球高度整合。自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逐步降低了外企在华运营的门槛，并从2004年开始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国内所有市场经营零售业务。中国还开放了分销领域，允许外资分销企业申请全国性牌照。因此，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渗透率相当可观。我们分析了十大消费领域的30种顶尖品牌，发现2017年在华外企的平均市场渗透率为40%，在美国这一比例仅为26%。某些行业的渗透率甚至更高，例如在美妆和个人护理领域中跨国企业的渗透率高达73%（见图7）。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本土企业和品牌的发展也被带动起来。在我们研究的30个消费品类当中，外国品牌在其中11个品类中的市场份额有所下降。在这些品类当中，中国本土企业的产品质量和营收业绩已经可与外企相媲美，其中有些企业已经开始走向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尤其是高端领域）曾经由美韩两国的生产商所主导，但现在中国手机品牌已经逐步 出口东南亚、非洲和欧洲。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统计，中国智能手机在非洲大陆、印度和 马来西亚的市场份额超过30%。中国的移动游戏产业在2016-2018年间增长了250%，《王者荣耀》和《终结者2：审判日》等不少国产游戏已经出口海外。我们要着重指出以下两个可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巨大商机的趋势：中国消费者期待拥有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选择。随着收入的增长，中国消费者渴望拥有更多选择。虽然消费降级的说法很流行，但我们发现，有证据显示中国正在经历广泛的消费 升级。麦肯锡2018年全球消费者信心调查显示，中国有26%的受访者整体处于消费升级状态，而全球另外10个顶尖经济体的平均比例为17%。某些情况下，中国消费者对国内品牌有所不满，部分原因在于产品质量不佳，而且选择较少——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均如此。不过， 跨境电商作为一种便于中国消费者获取海外商品的渠道，近年来正在快速增长。根据艾瑞咨询的统计，2015-2017年间，中国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110亿元人民 币(约合170亿美元)。我们预计，服务将成为下一个在竞争中精益求精的领域。中国的服务行业仍然落后于其他国家，生产率仅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20%~50%。在医疗和教育领域，一些高收入居民因为对国内服务的品质怀有担忧，已经开始尝试使用国外的服务。虽然政府已经实施了一些针对向外资开放服务行业的举措，但外资的参与程度仍然有限。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增加境外消费。中国的人员流动逐渐加大(尤其是学生和游客)，让目的地国家的企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商机。中国如今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地，中国公民在新加坡和泰国的出游消费分别相对于两国国内个人消费的7%~9%。中国留学生也对其他经济体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澳大利亚2017年对华教育出口额高达100亿澳元(这还不包括中国留学生的日常生活开支)。各国企业不妨积极适应中国公民的习惯和 偏好，为其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以充分把握上述趋势带来的商机。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将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变动中国与世界似乎都在重新审视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全球化的意外后果以及利益分配不均的问 题成为全球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高度关注的话题，在美国，还有人担心“中国冲击”(china shock)导致了制造业岗位的流失。一些主要经济体正在酝酿出台法规来加强对外商投资交易的审核——当所涉技术具备重要的战略意义时尤为如此。这些情况都预示着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正在减弱，但彼此脱离并非不可避免。我们着重择取了5项可能导致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发生变化的发展趋势，并模拟了这些趋势可能引发的价值创造或流失。这5项发展趋势是：(1) 成为进口目的地；( 2) 服务业的开放；( 3) 金融市场全球化；( 4) 协作解决全球议题；( 5) 技术和创新的流动。我们使用麦肯锡全球增长模型进行模拟计算，并利用外部研究对结果进行了调整，最终发现：如果上述5项趋势均向加强联系发展，则中国和世界到2040年有望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而减弱联系则可能令巨大的经济价值面临风险。这种价值绝大部分都表现为对GDP的影响，其余 则表现为其他价值形式，例如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时选择不同，将导致社会成本出现或升或降 的分化。到2040年，可能受到影响的总价值或将达到22?37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全球GDP的 15%~26% (见图8) 。只要这种经济联系发生变化，无论是加强还是减弱，总会有一些利益相关方得益或受损。例如，东南亚国家也许会因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减弱而受益，因为其他国家对它们的出口需求将会 增加；而假如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加强，那么中国某些行业的劳动者和企业必将经历阵痛，因为政府将加大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力度。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估算相关价值，我们在模拟时设 定了一组具体的条件和假设，所以这些估算结果不应被视作对未来的预测。例如，在所设定情景下，我们假定了各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会受到以下因素影响：中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以及技术交流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程度。我们在模拟研究中排除了几个因素，包括与政治议程和军事干预相关的风险。本模拟研究侧重于长期影响。我们并不是在试图预测当前关于贸易和关税辩论的结果。中国可能成为新兴与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出口目的地；但如果联系减弱，全球贸易流动将会收缩。根据各方的一致预测，中国从当下到2030年这段时间的消费增长可能将高达约6万亿 美元，相当于美国与西欧的总和，是印度与整个东盟国家的约两倍。中国可以通过进口更多 优质商品来满足中产阶级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期望，同时刺激国内消费。世界其他国家也将从中获益。在将发展重心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以后，中国会从新兴经济体进口更多劳动密集型商品、从发达经济体进口更多优质商品，从而帮助其他经济体创造更多就业。然而，假如全球联系减弱，持续的贸易争端可能导致长期关税升高、全球贸易额收缩、生产率降低；发达市场的消费品价格可能上涨。在中国，贸易收缩或将导致制造业岗位供给过剩。模拟结果显示，与贸易相关的经济价值可能高达3~6万亿美元。中外企业都有望从服务业的开放中获益；但如果始终不放开服务行业的限制，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将继续存在。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逐年增大，2018年占国 内GDP的比例达到52%,而2010年只有44%。但服务品质、服务能力和准入问题却影响了很多服务业子领域的发展；而外企面临的种种限制也会阻碍竞争和现代化进程，进而抑制生产率的提高。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20%~50%。虽然中国政府 最近出台的一系列举措显示出扩大开放的信号但外企的某些经营障碍或仍将存在。模拟结果显示,中国与全球的经济联系发生变化后,服务领域受影响的经济价值将在3~5 万亿美元之间。如果中国能够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的全球化和现代化，便可拓宽资本分配的选择范围、提高分配效率；反之则会导致中国金融市场面临更多波动，并且阻碍生产率增长。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封闭,消费者在分配资产时的选择很有限,由此便导致了房地产价格上涨、回报率承压等一系列问题。国企债务在中国企业债务中的占比高达70%,但只贡献了略高于20%的工业产出。倘若中国的金融体系与全球市场进一步对接,中国的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或可拥有更多选择,资源配置效率也将有所提升。反之,倘若中国与全球市场的联系减弱,则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例如不良贷款风险）将会升高,导致商业利率和无风险利率之间的利差扩大,从而推高融资成本。模拟显示,这一选择涉及到的经济价值共计约5~8万亿美元。中国能够为解决全球议题做出更多贡献；但如果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减弱，则中国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合作深度都将削弱。全球经济体系的基础规则尚无定法，而中国可以为解决全球化问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中国已经加大对国际机构的承诺（以及融资力度），并且对代表新兴经济体的新机构给予大力支持。例如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的持股比例分别为30%和20%。中国也在积极组建区域贸易集团， 逐渐成为制定全球化问题解决方案的关键参与者。例如在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中国正在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清洁煤炭解决方案。不过，中国仍有潜力开发更多的创新性解决方案，并向世界输出，例如共同定义全球化数字治理，以及填补每年预计约3500亿美元的 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缺口[1]。根据我们的估算，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或发生变化，这方面涉及的经济价值可能在3~6万亿美元之间，并且将在环境保护、网络安全等一系列与全球公共产品相关的话题上拓宽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全球技术流动可能会增加，从而催生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解决方案，有助于提升生产率；反之则会逐渐削弱全球生产率。创新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 心动力之一（既包括自主创新，也包括进口创新），并逐渐促使中国经济整体向价值链上游 挺进。若要加强技术流动，中国与世界需要携手构建一套彼此接受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如果能够动员全球共同参与，通过透明、可信的流程解决知识产权问题，就可以提高外企向中 国出售技术所获得的收入，同时减少知识产权侵权的可能。一项研究显示，知识产权侵权使得美国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对中国来说，进一步推进全球化整合，有助于扩大获取 国外技术的种类，促进与国外投资者、机构和人才之间的合作，共同开发全球领先的解决方案。但如果当前的贸易紧张局势持续下去，那么长期关税将会上升，技术流动也将受到实质 性的限制，于是创新便会受阻，生产率增长也会大幅降低。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与中国的联系减弱意味着逐渐失去全球技术领域的关键供应商和市场，而且中国愈发活跃的技术 创新也无法再向国外出口。2019年初，中国成为第一个实现了探测器登陆月球背面的国家；中国目前还在联合埃及等新兴经济体共同研发卫星。如果联系减弱，中国也将失去促进经济发展所需的关键技术。模拟数据显示，这方面涉及的价值在8~12万亿美元之间，具体取决 于技术流动的方式，以及对生产率增长的后续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选择和情景（以及后果）不只意味着中国需要采取行动来积极应对，也需要世界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各国可以共同思考并改革全球贸易体系。提升争端解决效率和扩 大包容性，并让全球进一步分享中国经济开放创造的利益，惠泽更广大的群体。如果中国的金 融行业实现了全球化，届时全球各国都应当对中国投资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关于应对气候变 化的问题，各国需要明确拟定目标和里程碑，避免一些国家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全球福祉。此外，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技术与知识产权流动程度主要取决于各个国家对技术投资和国家安全问题所持的态度。鉴于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将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企业需要调整经 营方法，才能在新环境下繁荣发展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甚至还会潜藏风险。因此，企业需要从以下 4个方面 考虑如何调整发展战略：评估自身在短期和长期受中国与世界之间经济联系变化的影响程度。为了理解中国与世界 的经济联系的变化将对企业产生哪些影响，企业应当首先评估自身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依存度可以体现为很多形式。我们在衡量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时，已经为8个维度设定 了可供企业检验和追踪的具体指标。企业可根据各自的依存度来评估联系发生变化后可能 产生的风险和利益。即便在应对短期波动和不确定性之时，企业也应该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长 期基本面，积极思考哪些长期趋势可能对自身产生影响— — 例如收入增长、技术流动和本地竞争加剧。明确投资方向和价值链布局。由于上述情景和所涉及到的经济价值与每一家企业息息相 关，企业高管可通过把中国的投资承诺等指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以确定企业在中国市场 的发展战略，并确定中国在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上扮演何种角色。企业应当明确自身在中国市 场的期望——希望把中国市场作为关键的增长引擎，还是只想参与小众行业？举例而言，假 如中国未来仍然是全球重要的增长和创新来源，那么企业不妨把优化投资纳入长期战略， 甚至加大投资，并且加倍关注核心价值的创造（比如大力投资于研发创新） 。如果中国不再 是重要的增长和创新来源，企业就应该考虑把商业活动和投资转向其他地区。培养自身的卓越运营能力，以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鉴于监管及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企业需要更加灵活以实现其价值定位。各国政府在跨境投资、并购以及技术和人员流动方面的 作用越发凸显。企业应该重视业务市场的当地情况，因为情况可能发生骤变，敏感性可能会升高，在运营上犯下的错误将迅速升级，吸引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企业也不妨考虑调整运营足迹，但这需要企业本身具备足够的敏捷性，也意味着要向风险管理投入更多资源。培养并保持幸存者心态。有一些企业经历了经济衰退和危机时刻，却依然能够繁荣发展。它 们往往都保持着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和通畅的融资渠道，并且拥有广泛的业务领域，不至于在某一行业衰退后就一蹶不振。然而，危机和不确定性也会创造某些机会，由此产生的压力会 推动企业重组，从长期来看有助于提升经营健康，并催生一些业务开发以及外延式增长的机会，使其得以拓展业务范围或提升市场地位。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贸易的动力源泉，但其与世界融合的进程仍不乏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变化。由于中国经济正逐步转向以内需驱动为主的增长模式，同时世界各国也在重新评估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未来这两方会不会相互脱离？如果联系减弱，那么双方都会损失巨大的经济价值。相反，加深彼此间的整合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无论这种联系未来将如何变化，依赖中国经济的企业都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才能在未来不确定的环境下繁荣发展。
“这个世界的导演可以分为：经历过新冠疫情的，和没有经历过新冠疫情的。”这是贾樟柯在新作《步履不停》中的一句旁白，可谓意味深长。确实，这场尚未结束的疫情，不仅在重塑世界电影市场的版图，也在改变人们惯有的观影方式，进而影响未来的创作理念。2020年，中国电影票房市场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票仓。在中国经济开启“双循环”新局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影市场加速恢复。其中尤为令人惊喜的是，持续不断增长的内生动力，正在推动作品、人才和资本共同构筑一个良性发展的市场。其一，海外电影留学专业人才纷纷回归，带来国际化的理念；其二，本土编剧一代崛起，科幻、历史、悬疑等类型化创作促进国产电影持续畅销；其三，在互联网视频主导的趋势下，大量跨界的新技术形态为作品带来新空间。这几股力量并行滋长，互相激荡，不像茶杯里投石块，水花四溅，而如携带鲜活印记的潮水，拍岸如雷。新面孔：海归派编导浮出水面近几年，静心观察中国电影的迅猛发展，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比起一部部爆款作品，一拨拨年轻团队的崛起，更加令人期待。去年，郭帆的《流浪地球》开创了科幻元年，饺子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引领了动漫崛起；今年，网剧《隐秘的角落》和《沉默的真相》带动了悬疑类型片“迷雾剧场”热，《姜子牙》延续了成人动漫电影“国潮风”。这些现象表明：随着国内影视产业的跨界融合加速，以“80后”新一代编导为主体的创作团队，正在开创属于他们的大时代。其中，一批具有留美经历、接受过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教育的学院派创作人才回国创业，在编剧、导演和制作等环节显露不俗的专业能力。虽然，归来尚非主流，作品各有长短，但这股力量不可小视。作为年度之作，12集悬疑剧《沉默的真相》引爆网络，在豆瓣上吸引了多达125万字的评论，足见其热度。人们关注其复杂剧情，关注其严谨制作，关注其精彩表演，也关注背后的主创团队。团队的核心人物是编剧刘国庆和导演陈奕甫，他们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电影制作专业的同学，他们联袂推出的这部充满“美剧风格”的作品，让人们看到了好莱坞编剧叙事手法和本土现实主义风格的紧密融合。故事架构上，采取非线性多时空叙事，分别发生在乡村、县城和城市的三条线的“案中案”，环环相扣；主题挖掘上，剧情所呈现的官商勾结的腐败、公安系统涉黑者的恶行、乡村支教的困境和少女遭受性侵等问题，步步惊心；视听语言上，有强烈的个性化设计，风格化的配乐和片尾曲，蒙太奇的剪辑手法，参与叙事表意的用光与色彩，处处留神。《沉默的真相》拍出了有如电影水准的质感，两位电影创作新人可谓一鸣惊人。同为处女作，制作了近4年的动画大片《姜子牙》的主创团队也是大洋彼岸归来的新人，导演程腾和王昕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南加大进修电影硕士。回国创业前，前者是梦工厂的执行导演，后者是暴雪的动画角色总监，都已是好莱坞影视生产体系的业内人士。他们将在梦工厂和暴雪的工作经验带回中国，用美式工业化标准来讲述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故事。《姜子牙》可以视为一部勇气之作。题材上，这是一部反映中年人困境的成人动漫，挑战性大；制作上，追求精雕细刻，所有材质均以手绘方式绘制，细到首饰、花纹和台词，都基于对《封神演义》《山海经》等典籍的考据而定。应该说，《姜子牙》在画面技术和东方美学呈现上，延续了《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水准，但略显不足的是故事和人物。例如，除了表现中华传统文化外，还混杂了克苏鲁文化，后者从哲学和宗教的角度探讨了人、社会和成长的关系，巫术和宗教元素增加了全片神秘魅惑的气质，这是比较具有争议的地方。不管怎么说，海归新人在实践中带回了新理念，经历了本土化，积累了金子般的经验。正如程腾导演所言，探索中国动画电影的工业流程和生产沟通机制，有着比一部电影成功更重要的意义。“岭深常得蛟龙在，梧高自有凤凰来。”中国电影与好莱坞成熟的工业体系的差距还远，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回归，他们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切换，更多地做着衔接、融合和沟通的工作。例如，皮克斯的“倒金字塔”工作模式，即不是导演带领团队，而是导演服务于团队，是以导演组为核心，从故事开发、视觉开发到制片组的全流程团队。又如，制片工业的标准化体系。剧本的格式、道具的保管、储存以及命名和查找，都有标准流程，中国电影人尚叹不如。不过，本土导演在复杂项目的管理、本土文化的理解和跨文化团队沟通上，有着自己的优势。新宇宙：类型剧创作日益专业今年，对日趋成熟的类型片来说，是转折之时，也是承接之年。“姜子牙”上接“哪吒”，下连“杨戬”，光线彩条屋影业意在完成中国动画电影的史诗叙事，构建“封神宇宙”。如同层出不穷的西游系列，在传统文化中打造东方神话英雄宇宙，是中国电影人孜孜不倦的“封神”情结。在笔者看来，封神榜虽具备基础的神话体系世界观，但毕竟比四大古典名著稍逊文学性。对其进行影视改编时，缺乏吸引人的主要角色和穿引整个系列的故事线，这是《姜子牙》不如《哪吒》的先天不足。类型片日趋走向成熟，和文学的基础支撑是分不开的，近年来，作品质量提升的关键环节是剧本的扎实，拥有一批专业化的作者群，并形成了各自的“宇宙”。以《流浪地球》为引领，科幻电影之所以能开启中国新纪元，成功的背后是21世纪以来中国科幻文学创作的勃兴，一批新锐作家笔耕不辍，作品享誉国际。如刘慈欣的《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文学最重要奖项“雨果奖”。脱胎于原创小说的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三体》、江波的《移魂有术》等作品被陆续搬上银幕，未来将推动中国科幻电影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当然，把小说变成电影，还需要转码的过程，想要真正形成“宇宙”，靠的不只是数量，还需要每一部都持续稳定地输出，避免重蹈《上海堡垒》的覆辙。《长安十二时辰》大热后，历史剧领域形成了一个“马伯庸宇宙”，据悉，2020年，这位“80后”文学鬼才竟有10部作品“过电”，如电视剧《风起洛阳》《汴京》、电影《哪吒传奇·龙与地下铁》《敦煌：归义英雄》、动画片《长安十二时辰之白夜行者》等，体裁之多元，风格之变幻，令人惊叹。马伯庸自诩写作原则为：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种虚实结合的创作手法，游走在历史和文学的边缘，既有对历史大事件的宏观关注，也有对局部小细节的微观呈现，既有风土人情和方言俗语的史实氛围，又有紧凑的叙事节奏、扣人心弦的剧情和饱满鲜明的人物，加上富有创意的美术设计，恰恰符合了当下观众求真、求快、求美的审美心理。悬疑片的热潮，也并非偶然。近年来，以东野圭吾为代表的社会推理派小说红遍亚洲，并带动本土剧作的活跃。其中，忻钰坤的《心迷宫》《暴裂无声》和曹保平的《烈日灼心》都收获了不错反响。今年的12部悬疑剧中能清晰地看到作者电影的影子。从《无证之罪》《隐秘的角落》到《沉默的真相》，作家紫金陈创作的“推理悬疑三部曲”，在剧作和制作层面都更接近于高质量美剧的模式和标准，在主题挖掘的深刻性上，也将国产悬疑片拉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三部小说中都有一个角色叫“严良”。虽然在相互参照的单体作品中的角色联系和情节伏笔并不强烈和连贯，但也显示了构建个人化特征的罪案剧的企图心。悬疑类型片高度依赖文本，除了表演添彩和制作增色外，紫金陈提供的小说基础颇具“高智商犯罪”的典型性：踏实深厚的剧本功底，强大的多线叙事控制能力，鲜明的人物性格塑造，深刻映射的人性以及反映现实的社会问题。此外，现实题材创作方面出现了作家阿耐作品的改编热，她的《都挺好》《欢乐颂》《大江大河》等多部小说都成为重点题材，最新的《落花时节》继续聚焦社会痛点。类型的多样化和专业化，如百花呈放在银幕、荧屏和网络，无论是电影或剧集，正如“迷雾剧场”的告白：你也会发现它们共享的那种创作脉络。悬疑是外层的工具，负责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底层的现实性才是打动我们、营造共鸣，把作为观众的我们，真正与剧中人物牵连在一起，与他们共情的黏合剂。新空间：短精小制作跨屏时下，互联网正在深刻改变一代人的观影习惯，影像传播的内容、介质和形态都在随技术迭代而发生着流变。变化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短片”重新定义着电影的播放时间；“竖屏”则在挑战着电影的空间形态；“移动”加速着电影的剪辑节奏。流媒体的崛起对电影艺术本身和观影方式的影响随着疫情被放大，人们已经能够感受到。体量越来越小。2020年一个鲜明的标志是，国庆档献礼影片经历了一个从大片到小剧的转变，告别了“大业”时代，连续两年，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和《我和我的家乡》都以几部短片集锦方式呈现。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电影《金刚川》也采取了类似的短片模式，同一个故事，三位导演各取角度，分头表述，最终合成。这部电影从启动到拍完，只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除了疫情因素的影响，也是制作观念上的一次尝试，昭示着未来数字化时代电影工业的理念：电影不再是拍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对时间的颠覆，实质是对传统介质的解放。网剧《隐秘的角落》和《沉默的真相》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集时间的自由不拘。《隐秘的角落》最长的一集70多分钟，最短的一集30分钟，每一集时长不一，都是根据剧情需要剪辑。而且，每一集都设有两个字的小标题，表述单集主旨，比如“苍蝇”“母亲”等这种单集名字，都是理解每一集剪辑叙事的切入点。不同于传统电视剧，互联网推动着短剧时代的来临，每集时长是由人物和剧情发展所定，完全从故事出发，不被时间限死。借鉴美剧的通常做法，12集被认为是黄金容量，单集时长并不固定，这是网络定义的剧集新标准。内容越做越精。短小精悍的短剧，成为今年比较主流的创作趋势。从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到现代剧《沉默的真相》，中国观众对复杂形态的非线性叙事方式高度适应，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新力量导演与观众，其思维方式基于网络并不违和。《沉默的真相》中，编导娴熟地运用着电影中的“相似性剪辑法”，保持着三条线空间叙事的连贯和完整。同时，节奏也越来越快。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观看网剧的方式是用倍速播放，这也倒逼创作要研究戏剧高潮和受众心理的关系。此外，因直播导致的“竖屏”风，也正影响着视频制作的格式。2017年，中国网络影视作品的备案数量第一次超过电视剧，2020年由悬疑片引领的制作风潮表明，网络短剧的质量正在超过传统电视剧，甚至逼近电影的艺术效果。2020年的这场疫情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人群流动、活动聚集和空间封闭，却加速了流媒体的平台整合、资源跨界和要素流动，节奏快、体量小和品质精，更为符合当下人们碎片化的娱乐内容消费习惯。当下，不仅电影在布局短片拍摄，网络视频平台也在发力各种主题“小剧场”，静心深耕故事内容，集结力量蓄势待发，在丰富平台多样化的同时，也为更多作者开辟了更大的创作空间。（作者金涛）来源：《解放日报》 2020年11月26期 第9版
2020年的冬天，有着灿烂笑容和清澈眼神的20岁藏族小伙丁真横空出世走红网络，随即他的家乡四川和他想去的西藏两个省份开始为这个“甜野男孩”的旅游代言展开了线上“battle”。而这亦是近年来中国城市纷纷开始注重传播、提升品牌的缩影。从脚下是青石板路、头顶是雪山云朵的丽江，到宫崎骏《千与千寻》中夜幕下灯火通明的重庆，从“人间烟火气”最浓的成都到一提起橘子洲头和茶颜悦色就想起的长沙，层出不穷的网红城市证明了城市的“名片”对经济转型、拉动消费的强大影响力。2020年，哪些城市将脱颖而出，竞争中国城市的最强“厂牌”？12月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办，《华夏时报》协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成果发布会：《中国城市营销发展报告（2020）》”在北京举行。会议正式对外发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城市营销发展报告课题组完成的《中国城市营销发展报告（2020）：构筑城市品牌韧性》（以下简称“报告”）。根据报告，2020年中国城市品牌发展指数（CBDI）排名前十强为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成都、广州、重庆、香港、武汉、南京。同2019年的排名相比，前2名没有变化，杭州上升1名成为第3名，深圳上升3名成为第4名。香港下降5名变为第8名，重庆、南京均下降了1名。广州上升2名排名第6，武汉上升3名进入前10。此外，西安下降1名跌出了前十，天津在2019年首次跌出前十后颓势未止，本年度排名第12。从CBDI前100强的分布来看，华东地区遥遥领先。华东地区独得CBDI百强的43席，其中浙江11席，江苏和山东各10席，成为中国城市强势品牌的高地；其次是华南地区，占据14席，其中广东得8席；华北地区有12个城市进入百强，以京津为引领城市，河北占7席；其余华中、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跻身百强的城市均为个位数。上述百强城市中，南方城市首超6成，刚好是60个，北方城市仅占40席。2020年中国城市品牌发展指数（CBDI）研究发现：疫情期间城市品牌价值的韧性支撑初显。2020年度纳入测评的288个城市的CBDI指数有所回落，CBDI均值为0.295，同比下降约4%。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经济社会的全面深刻影响相比，这个降幅仍不算大。其中，排名前100位的城市CBDI总分均值同比下降约3.7%，而排名前10位的城市同比仅下降2.9%，这表明我国城市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城市品牌价值韧性对城市发展韧性已形成初步的支撑效应。城市投资品牌对城市品牌的支撑超过预期。2020年，城市投资品牌指数的回落幅度（-2.6%）小于CBDI指数总分回落幅度（-4%），也低于城市文化品牌（-8.8%）、城市旅游品牌（-2.9%）和城市宜居品牌（-10.6）的回落幅度。同时，投资品牌指数与CBDI指数的分差较小，低于文化和宜居品牌的差距。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围绕内外“双循环”展开重新布局，未来投资品牌有望成为城市品牌成长的关键推动力量。城市宜居品牌、旅游品牌受疫情冲击更大。继2019年一度高涨之后，2020年度的城市宜居品牌出现较大滑落，这可能与疫情冲击下市民主观幸福感下降有关，同时也和公共服务特别是公共卫生管理的相对不足有较大关系，宜居品牌再次成为城市品牌的短板。此外，旅游品牌受疫情影响较为更为直接。一方面文旅融合进展仍较为缓慢，城市旅游的同质化竞争显现较为普遍，另一方面突发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爆发，跨省出行受限，入境旅游更是断崖式下滑，让城市旅游品牌的成长蒙上阴影。《华夏时报》受权发布2020年中国城市品牌发展指数百强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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