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上一篇结语文章为“复兴大业：成在土地体制改革，不成也在土地体制改革不了”。其发表后，一些微博和公众号网友留言说，只有广义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土地要素对增长的贡献作用其实越来越弱。为了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说明我的看法，又不得不就专栏系列文章写了一篇学术性的结语，与大家进行讨论。 写在前面的一些话：我只能算一个土生土长和水平不高的经济学者 在开笔学术论述前，首先要申明的是，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或者只能说是一个经济学者。最新的研究进展需要依靠学生们翻译介绍给我；数学水平不高，一些复杂的建模基本上不行，更谈不上编程和自己进行计算，这些工作只能是团队去做；现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也不熟悉，一些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得边研究边学习。 2013年时，写了几本书后（现在看来其中也有一些错误的看法），我已经决定要金盆洗手了，退出经济学江湖，去云游四方。但是，2014年经济增长下行，看了一些对放缓原因的解释，总觉得似乎有道理但和许多相关的数据不相吻合。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是：总是去对实际碰到的一些经济问题胡思乱想，总是别人说一个观点就去看数据验证对不对，总是水平不高但还是老挑点其他文献可能有的瑕疵。这个毛病自己也觉得不好，实在是应当改改了。没憋住，又重出江湖了。 然而，我的胡思乱想都是研究问题找不到现成方法时，最后把它们胡乱涂鸦出来。如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原因时，总觉得有可能首先是人口变量出了问题。先是发现中国人口增长和GDP增长两根曲错时高度相似，再是让团队回归发现中国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20年前人口自然增长率与20年后的经济增长速度高度相关。不管怎么说，这一发现颠覆了原来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以及发展经济学有关的一些知识。于是以此为展开，写了一本《中国：增长放缓之谜》。 我不想做一个对自己国家经济前景的唱衰派学者，总是想尽点责任，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看在讨论清楚下行原因（当然学者们各有看法）后，有什么办法能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稳定住，并尽可能支撑在一个中高速的水平上。紧接着我想完成下一本《中国：理想经济增长》。实际上当时也就是想偷个懒，如果这些问题前人做过的我自己觉得较为满意的文献，综合一下各大家的观点（肯定会注明文献作者和出版处），自己再照猫画虎在结构和内容上整理一下，提一些自己定性的看法，就算完成任务。 但是看了许多研究后，总觉得可能有一些需要讨论的地方。比如，中国作为一个转轨国家，最主要的增长速度应当是来自于改革，但在许多文献中看到的仅仅是推进广义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的途径；比如许多学者也提出改革会有增长的潜能，但是怎么计算出来，也许我看的文献不够全面，还没有看到一种可用的方法；比如，自己感性上觉得土地要素的改革可能新增长潜能最大，但是许多模型的计算中都没有土地要素这一变量；等等…。后来发现，事情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和轻松，在经济学江湖中还真是不好混。 先是斗胆评述了一些文献，其实很多作者是我敬仰的经济学老师和学兄同仁好朋友，他们有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也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不自量力，胡思乱想了自己的一些逻辑。现在看来想法和路径虽然可能有独到之处，但是分析套路和工具还是陈旧了一些。唯一的好处是，大体把思路、逻辑和走势，自以为可能想清楚了。再就是，发表的文献，可能稍微有点数学知识，或者没有太深数学知识的，就文字叙述也可大体看个明白我说的道理和方案。 大约是40岁左右时，曾经读过英国政府曾经招标竞争解决远洋船舰上座钟因摇摆、温度、湿度等不同而发生标时不准问题的故事。当时有一场大辩论。伽里略学派认为，运动和力学方面的现有知识和技术对此难题的解决能力十分有限，只能依靠天文学及其观测来加以解决。当然白天和黑夜天阴时，这招肯定不好使。而牛顿学派学者，有的认为力学知识及其技术从理论上讲可以解决；有的则认为，因海上摇摆、温度和湿度等不同，此难题根本就无解。而对什么技术，制作什么样的座钟，多少人的方案，很长时间中，找不到满意的可行和可操作的方案。此时一个英国乡下的山村木匠（如果我没记错名字叫哈里森），胡思乱想了一个方案，画成图纸，也来这一江湖里瞎凑热闹。在投标时，根本就没有通过。因为，一个农民，讲不出什么力学方面的道理。但幸运的是，参与招标评选的一个钟表大师觉得眼前的诸多标书中，可能有点靠谱的，还是这个山村木匠画出来的这一方案。他自己掏了200美元，让木匠去试制。多次失败、屡败屡试、千辛万苦、经历磨难，还是试制成功了，并且规模化量产了。 在研究如何将中国经济增长稳定住这样的课题期间，笔者记起了这一故事。我是青海东部山区农村长大的，上大学之前就在东北部大山河谷乡村中生产队和公社里读书、劳动和工作，其实也就是个农民。比哈里森强一点的是，读了个大学，混了个经济学博士，读书期间学习成绩并不好。 中年读到的这个英国山村木匠哈里森故事，至今记忆犹新，对我这几年研究的鸡汤作用实在是太大。受其激励，下面还是想把我的胡思乱想，画个草图，写出来，看看可不可行，有没有操作性。 1．土地投入产出的经济学争论和转轨发展中国家的国情 经济学争论：土地投入和体制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的潜能很微弱，还是很大？近几年笔者研究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可能的速度时，认为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潜能最大，大约要占到其加劳动力和资本等三大要素市场化改革新增潜能的70%到80%。 对此一些朋友提出了异议：认为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实证分析看，科技在增长的贡献比率越来越大，而土地增长的贡献比率却越来越小。从学理上讲，土地供给数量一般是一个不变量，并且土地的边际产出在下降，在GDP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微弱。因此，一般的生产率模型中，将土地要素变量剔除了。而且，也有的学者认为，对于中国，土地体制的扭曲，可以通过非扭曲体制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加以纠正。因此，土地要素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并不太大。我认为，这可能是经济学研究上一个很大的失误。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的比率越来越大，并不一定会推动其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从低速转向中高速，因为对此似乎并没有实践数据的验证。也可能又是胡思乱想，某项投入贡献的比率增大与GDP整体增长速度的高低，在不同的阶段中，可能并不是一回事。作为经济已经发达的国家，首先需要的是技术进步，即对GDP的贡献比例提高；而作为发展中国家，可能较紧迫的，不论什么要素投入，能够把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中高速水平上，却可能更为关键。 笔者这几年的研究认为，中国作为转轨国家，最大的增长潜能来源，在一定的时期中，并不是广义的技术进步，而是土地要素配置体制的改革。与发达国家增长新潜能来自于人力素质提高、知识进展和技术产业化等不一样的是，中国的新增长潜能主要来自于体制改革。如果反过来说，假如增长的潜能中国最主要的也是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计量分析上忽略改革，则与体制转轨国家国情不相符合。过去的问题在于，没有找到通过一种将改革红利加以计量的方法。因而，改革会推动经济增长，只是定性的猜测，而不能够进行定量分析。 2．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未来为衰势 从未来中国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配置改革和投入产出变化看，这两大因素的增长潜能会越来越弱。未来15年，一是从劳动力投入数量看，每年将负增长1%，GDP会年均收缩0.5%；而户籍、公共服务和土地房屋等促进人口流动的改革，因劳动力配置改善可能获得的年新增潜能平均为0.7%。劳动力要素投入贡献收缩和配置体制改革新增潜能相抵后，年均只有0.2%的增长潜能。 二是从资本数量投入来看，由于存量规模越来越大，年投入增长率并不可能是原先普遍认为的8%—6.5%—5%，很可能是5%—3.5%—2%的增长趋势，资本边际产出率也将持续下降。资本要素配置改善方面看，资本与土地和劳动力特性不一样，其流动性较强，并且其价格已经基本由市场定价。因此，国有经济投入与民营经济投入中的价格扭曲不大；另外，资本价格扭曲部分，可以通过国有企业财务公司转贷、借款项目外包、使用农民工等，通过非扭曲体制的利益最大化来纠正。以此推算，资本投入和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资本配置改革形成的增长潜能，年均在0.2%到0.3%之间，潜能也很微弱。 广义技术进步和服务业可以将经济增长速度支撑在中高速上的判断，不确定性很大。对此，笔者在公众号近期专栏文章之四中已经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3．经济学分析对体制转轨发展中国家情况的可能忽略 土地现在的体制扭曲问题是：价格是从无到有的扭曲，并且以其物理固定性特征和严禁交易设置，产出损失基本上无法通过非扭曲体制加以纠正。中国土地配置的二元体制特征：绝大部分土地不允许市场交易，是生活和生产资料，不是资产；一小部分土地在行政垄断市场上极端交易，是资产；不能交易土地价格是零到市场价的极大扭曲，与劳动力和资本相比，前者可流动和后者基本固定，其产出损失无法通过不同投资者之间易手或者流动到别处，通过非扭曲体制加以纠正和弥补；而土地禁止交易加严格的规划用途建设管制，即使一些非扭曲体制行为，如将宅院扩建成客栈餐馆、农田改成观光园地、未经审批将集体建设用地改变为农产品加工用地等等，企图以此来纠正体制扭曲的产出损失，也会被强制拆除而纠正不了。 土地和房屋交易，以及不动产不形成GDP，是一个误解。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土地和房屋交易收入，无论是政府、企业法人，还是自然人出售获得的收入不以收入法计入GDP。但是，实际上，（1）作为物业公司出租土地和生产经营用房，其地租房租要计入GDP。 （2）土地投入和建筑物投入无法分开的，其形成的固定资产，获得的年利润、上交税收和折旧，要计入GDP。 （3）中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不计入GDP，但是，按照要素生产力贡献归属原则，对于居民自有自住的房屋，以自己给自己交房租的方式核算进入了GDP。实际上，每年地方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在增加值核算时，以虚拟房租的方式，将在二者间进行了平衡。 （4）而且中国与许多国家的区别是：土地交易收入大部分流向了地方政府，而不是农民；房价收入比太高，额外转移了一部分买房居民的收入；住户中自有自住比率高，出租比率低；按揭住宅贷款每年的还本付息压力较大。 从中国经济的实践看，土地和房屋产出实际上进入了GDP核算，而且比率越来越高。仅仅从中国房地产领域看，将地方政府土地收入通过居民虚拟房租进入GDP，以及房地产和建筑商给政府交的税收、房屋开发建筑劳动力投入、建筑业固定资产折旧等，2000年到2019年，其创造的增加值占GDP比例，从2.5%左右上升到了15%以上。并且，虽然土地价格从1998年到2019年年均复合增长率17%，商品房屋8.2%。但是，GDP缩减指数篮子中，并不包括这两项因素，也就是说土地和房屋价格泡沫，很可能也进入了每年的GDP核算之中。 5． 土地体制改革未来经济增长潜能最大的经济学道理 土地体制配置从计划行政配置，改革到由市场交易配置，潜能最大的来源，是规模巨大的无价格的作为生活和生产资料，变成有市场价格的土地资产，这个过剩是一个价值从零到市场价值，从不是投入资本到投入资本产出的很大释放。（1）这部分原来禁止交易的土地，从影子价格计算，假如2021年放开交易，影子价格估计，农村有473万亿元，城镇有150万亿元（不包括不可交易部分）；交易0.2%，就是1.25万亿元，可以以虚拟房租法平衡其收入流量，将为GDP的1.22%左右。 （2）这部分土地，可以以地为本，进行注册，吸收投资，或者抵押借贷扩大规模，假如放开后投入量为5%，其资本产出率为5%，获得的新增长潜能滞后3年，也可能为2024年GDP的1.55%。如果2021年土地配置体制彻底改革，按照并不高的交易率和资本投入产出率，2024年时，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可能在2.5%左右。 在中国，在要素投入产出格局中，可以将土地投入数量垂直线，变成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耕地占国土面积比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土开发利用率的重要指标。国际比较，美国17.92%、印度51.45%、欧洲28.87%、日本32.81%、韩国18.36%、巴基斯坦25.8%、中国则为15.97%。 耕地生产率、人均粮食产量、产业和城镇发展，与人均调水量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从调节水资源分配3个人口大国的人均调水水平比较看，美国94立方米、印度103立方米。中国从产能看，只有47立方米。中国总的已利用土地，占国土总面积71%。从这三项指标看，我们国土开发利用比率和质量并不高。 如果我们调节水资源分配，将国土利用率提高到76%，可以增加1亿亩建设用地、1亿园地和5亿亩耕地。按照现价可以增加120万亿元土地资产。 也有的学者提出，在未来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边际产出下降，有什么理由判断土地要素投入贡献就可以对其发生替代？除了上述土地投入可以改革垂直为向右上倾斜的曲线外，（1）三大要素组合中，中国最短缺的是土地。中国国民经济要素投入组合中，装备资本已经过剩，并且即使未来遇到短缺，也可以由装备制造业短期内快速补齐；劳动力要素每年虽然以1%的速率收缩，但是相对于土地要素仍然过多，仅农业就业劳动力剩余15000万人以上；与欧美等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只有土地最为短缺，不仅耕地供求缺额1/5，而且城市、交通、水利、工矿等用地供给都非常紧张。 （2）中国经济发展正在从消费品为主的工业化向资产型工业化转型，资产和财富的积累将是未来经济增长主要的内容。中国的经济发展，1979年到2020年是解决温饱、初步建设小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阶段的工业化特征就是大量地生产一般消费品，改善居住条件，刚刚进入汽车社会；2021年开始，人们将从原来的就业创业转变为就业创业置业，从满足消费需求转变到追求资产、财富和富裕。汽车、较高水准的庭院房屋，以及与房屋有关的客厅、卧室、厨房和卫生间等精品装修、装饰、高档家俱、现代厨卫用具等，将是下一个工业化阶段的主要提供内容。这就是人们生活需求和内容向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转型和替代。 （3）人口流动城市化与逆城市化互动，居民高层住宅再利用与居住逆高层化互动，城乡土地房屋要素和资产的盘活是关键。将会发生城乡之间人口、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房屋的双向流动和置换。乡村的人口结构较年轻，需要到城市寻找他们的事业机会；城市居民老龄化程度较高，需要到村镇去休闲养老，甚至投资于养老型农场。农村的宅地、耕地与城镇的住宅可以相互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加以互换和再配置。与土地和房屋投资有关的资本，也会在城乡间循环流动。 （4）土地与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不一样的是，不能再生，稀缺性、用途改变、位置变化和肥力提高，都会带来土地资产的溢值。虽然在一定的时间中，可以通过调节水资源分布，改造未利用土地，提高国土利用率，来增加可利用土地要素。但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稀缺性是其固有的特征；由于农村耕地改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土地因交通水利市场人口外部条件改变，耕地道路水系土壤投入增加，使其地租水平逐年提高。因此，与资本价格可能下降不同的是，土地价格和地租一直是逐步上升的。 上述这样一个“土地体制改革和调水增土战略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最大潜能”的逻辑，我和我的团队，正在深入地进行工作：厘清思路和设计逻辑框架，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选择变量、构建模型、编写程序、进行试算、调试参数，把上述思路和逻辑能够计算和用数据结果提供出来，以此为据提出改革和发展的方案和政策建议。 我有信心的是，不断地有新人加入我们的团队，他们的理解悟性、消化能力、数学水平、方法掌握、编程操作、计量计算等等，远胜过我。我们一定会把这项工作做好。也为母校—东北财经大学培养一些学术功底扎实、针对中国问题、理论能够创新、实践能有对策的经济学人才。
相关阅读： 周天勇谈城镇房地改革重点：二级交易、年期还是房地产税 因此第二大土地配置的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为：由当地编制用地规划和进行土地用途管理。城乡规划应当重视城市居民、本级人大和政协的审议、建议和审批程序，对上一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只是报备。 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从系统分析的视角看，是一个经济体各部位相互联系和耦合的变动过程。除了新冠疫情这样突发性的冲击之外，中国经济体深层次流动循环中的梗阻和失衡，是造成国民经济就业岗位不足、农民收入低下、消费需求不振、工业生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发行过多、金融风险升高、增长速度下行等诸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讨论解决之道，不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应当从系统、结点、流动和循的思维去认识问题，并提出对症化解、疏通循环、统筹协调的对策方案。今天发表之十三。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中央和国务院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文件精神，需要从目前土地计划行政、极端市场配置的二元体制，向建立一元城乡统一竞争的土地市场配置方向改革。 国内最大规模的土地计划管理现状 （1）土地、劳动和资本三大基本要素之间的二元扭曲体制。国民经济中，产出的产品已经改革为可交易商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从和生产资料已经改革为可交易要素，基本上已经由市场调节其供求和配置；但是，土地还不能整体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投入的要素和资产。这形成了国民经济投入产出，一部分生产要素由横向的市场配置，另一部分生产要素由纵向的计划和地方政府分配的二元格局。要素价格（绝大多数土地因是资料不是资产而没有价格信号）信号混乱，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不能与土地优化组合。 （2）二是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计划土地体制，土地配置内部极度二元扭曲。表现为，特别微小数量的土地部分由半个市场极端交易进行配置，绝大部分土地不是要素，不是资产，而仍然是计划经济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全国已经利用的102亿亩土地中，只有不到 1亿亩和现价300万亿元左右的部分，作为要素和资产，仅在行政垄断市场上进行极端但只是一级的交易，即使已经一级交易过的土地要素和资产禁止再在二级市场上交易；绝大部分面积为101亿亩和影子价格为470万亿元的土地，不是要素和资产，不能由一、二级市场交易配置，包括城镇中150万亿元规模的可交易土地，也不能在二级市场上通过交易优化再配置。 （3）土地计划配置体制的内部结构及其高速运转。一是建设用地各地的规模由有关部门每年计划分配；二是经济和社会用地具体由建设用地指标进行管理；三是形成了在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模糊的情况下，整治村庄、拆迁房院，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占补平衡，土地财政中指标转卖、拍卖土地，建设商品和准商品房、卖给居民等特殊运转模式；四是严苛的用地规划，单一的建设渠道，一刀切扩大化的各方面整治，更加固化了土地的这种计划体制特征；五是纵向高度集中的计划土地与基层过细严苛的规划相结合，建设用地指标纵向分配和当地整治挖潜相结合，行政垄断土地市场等与地方卖地财政利益结合，房地产商单一渠道建设供应房屋利益与地方发展GDP和地方税收财政利益结合，使这一计划土地体制高效高速运转。 2． 清醒认识计划土地体制危害，避免其对经济和社会造成重大风险。 （1）历史已经多次证明，综合计划部门，或者财政金融、农业、人口、劳动等部门搞计划经济屡试屡错，并造成过很大的危害。曾经我们对粮食生产搞计划经济，计划定价、统购统销，结果造成严重的粮食饥荒；曾经我们对人口实施了时间过长和力度过大的计划控制，结果造成了目前的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严峻老龄化，经济增长乏力；曾经我们对人口流动实行了城乡计划管制，目前在农村中多窝积了2亿多人，农业中多多了1亿多劳动力，基本摧毁了农业竞争力和农民的消费能力。 （2）痛下决心，改革计划土地体制，防止大陆国民经济社会朝着东亚港口产业空心化和就业不稳定的方向演变。对土地实行计划管理，其危害笔者已经在前面的十二篇文章中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从全球土地要素配置体制模式看，仅仅我国安排和实行了高度的计划管理体制，仅仅有东亚的三个港口经济体和我们采取了土地长期出租的配置方式。新加坡在居民住宅供给上采取了加大公屋供应的方式，虽然其制造业空心化，但经济上航运服务和金融地位稳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经济和社会较为稳定；另一个我国较小的口岸经济体，虽然博彩业近几年受到大陆经济下行的影响，但是人口较少，积累较厚，房价水平相对较低，居民生活也还较为稳定。 还有其中的一个我国港口经济体，其土地要素出让期限100年制，由于政府高度垄断土地市场，只有开发商能够得到招拍挂土地，房地产行业兼并集中，并单一渠道建设供应房屋，房价水平越来越高，先是挤垮了制造业，后是港口货物被其他港口发展分流，高房价、产业空心化和就业机会收缩，成为经济房地产化前因的后果。 我们目前土地出让的时间比100年更短，使用期为40到70年，而且高度集中计划分配建设用地指标，各地方行政垄断土地市场，房屋只准许房地产商开发建设供应。这种体制使国民经济房地产化，发生了产业利润导向和压缩居民消费对制造业的挤出，工业产能过剩和工业化快要结束，容纳就业的能力急剧收缩。整个经济社会也出现了如同东亚港口产业空心化后危险的苗头。 因此，一定要坚决推进目前高度计划、市场垄断、渠道单一的土地和房屋配置供给体制的彻底改革，坚决不能再留恋这种土地计划分配、出租年期、垄断拍卖的体制，不能使其长期固化和连续运转，把整个国家的经济拖入制造业空心化和社会陷入“就业—收入—生活”不安全的状态之中。 3．彻底将土地计划管理改革为为市场一元配置体制 （1）改变消极耕地计划守势为市场配置改革提高效率和调水扩土积极行动。改变农业用地规模守势的管理思维和方式，发挥市场调节提高产出效率，并调水增地，以改革体制和主动增地行动保证食粮安全。墨西哥1993年农村土地确认产权和放开交易改革后，粮食产量比改革前增长了10%到15%。如果在中国实施这项改革，在耕地数量不变的情况下相当于增加了2亿到3亿亩耕地；如果再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增加3亿亩耕地，就是不进口粮食，其安全也完全可以由国内农业来保证。耕地的市场交易配置和调水扩土，其效果要远比对耕地规模计划守势好得多，而其弊要比计划守势小得多。 从目前计划配置土地体制的运行看，一是建设数量上一年也就几百万亩土地，如果改革和调水扩土获得的土地产能以此的百倍而计，实行这种体制得不偿失；二是目前土地管理体制下，如其他国家适于住宅和其他建设的山坡地和非耕地利用不多，反而开发区和住宅建设，绝大部分占用的是最平整和最适于农业种植用的耕地。这种体制运转的结果，反而造成了中国粮食供给的不安全。实际是失败的。 （2）计划配置建设用地体制，造成了用地短缺、闲置和其他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应当予以废除，坚定向一元市场体制配置土地方向改革。一种资源的短缺往往成为计划管理的理由。但是，在资源数量一定的情况下，计划管理的结果，只能是这种资源更加短缺。只有市场调节才能使低效和闲置的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杜绝浪费、盘活闲置和得以高效利用。这是计划与市场体制的实验中，屡试不错的真理。一个国家，在战争和灾害这种应急状况下，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的计划体制十分必要。但是，在常态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计划经济必然造成扭曲、低效率和损失。 第一大方面土地配置改革的具体内容为：一是废除有关部门纵向向地方下达用地数量计划，取消高度集中的建设用地指标管理体制；二是改革地方行政寡头垄断的土地征收和出让市场体制，改革为在用地规划明确前提下，政府定规则和收税，拥有土地方与土地需求方直接交易，形成同地同权同价的城乡统一的竞争性土地市场；三是放弃世界少数港口经济体土地年期批租体制，大力度地延长土地使用年期。以恒产确立恒心，留住外流投资，吸引外部资金，稳定人民币币值和金融体系。 （3）土地使用规划和用途管理，权力下放到当地城市和村镇；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原则，先是盘活土地，有利于创业就业和富裕居民，搞活经济和促进发展，二才是管好土地，其结果不能是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把居民创业、就业和收入管理没了。土地使用，实际上是一个当地居民生活、社会事业、基础设施、企业需要的事项，上级和集中的中央有关部门，并不是神仙，并不能够计算和筹划每一个村庄、集镇、城镇和城市经常变动的用地数量和结构。 因此第二大土地配置的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为：由当地编制用地规划和进行土地用途管理。城乡规划应当重视城市居民、本级人大和政协的审议、建议和审批程序，对上一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只是报备。乡村规划土地建设管理的重点，是村间和村内道路、供水排水、电力燃气、其他公共设施、住宅及经营性建筑层高、村宅绿化、建筑安全等方面的事宜；而对其他细部内容不应当过于管制。比如，对农村中的其他建设用地使用于二产或三产，对用地中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和农业设施，对农民居住宅院用于家庭非农业经营，在用途管制上应当宽松，以使农村居民获得以地为本的创业和就业条件和环境。
如果改革收取房地产税，则可能还是要再麻烦修改有关法律一次，住宅到期自动无偿续期，并应当停止和废除土地出让金财政，避免对自然人和法人双重征税收金。土地部门再不应该以还要再出让，想方设法保留土地出让金，来干预和阻碍房地产税改革。 笔者按：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从系统分析的视角看，是一个经济体各部位相互联系和耦合的变动过程。除了新冠疫情这样突发性的冲击之外，中国经济体深层次流动循环中的梗阻和失衡，是造成国民经济就业岗位不足、农民收入低下、消费需求不振、工业生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发行过多、金融风险升高、增长速度下行等诸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讨论解决之道，不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应当从系统、结点、流动和循的思维去认识问题，并提出对症化解、疏通循环、统筹协调的对策方案。今天发表之十二。 虽然城镇中现有的大量土地不是从农村等价征收拿来的，但是，城镇土地和房屋，本身已经不再是实物分配，而是被极端地资产化和货币化了。其进一步深化改革聚焦在三个问题上一是目前拥有法人使用财产权的土地，如果需要再配置，是继续由有关土地部门收回再重新招拍挂，还是由法人在二级市场上交易？二是居民住宅和企业土地使用年限到期后，如何续期，是不是还要交土地出让金，才能继续居住和经营？三是与房地有关的财政收入，是还是从农村非常低价格拿地，再高价出让的出让金，还是以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一样，收取房地产税？笔者认为，深化改革有以下内容。 1． 进一步明确法人和自然人土地使用财产权。城镇土地所有制结构为：土地最终所有权归国家，已经出让给法人和自然人的土地，使用财产权归法人和自然人拥有。目前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城镇住宅小区，土地使用财产权公共部分为小区居民共同所有，与住宅联系的部分为每个住户分割所拥有，房屋不动产证中应当对小区共有土地分割到居民、住宅楼中每户居民土地分割等权属有所说明。 2． 为了落实有恒产才有投资创业置业的恒心，应当大力度地延长土地的使用年期。居民住宅和企业用地可有两种方案，一是延长土地使用年期：经营性土地300年，住宅用地500年；二是维持目前的土地40年到70年的长期租赁制。对于这两种方案，地政府可以自由选择，居民也可以自由选择。但是，不能一个地区两制并存。 3．城镇存量土地，从政府计划分配，改革为放开二级交易市场配置。使用财产权土地，不再由有关部门收回，而是放开土地二级交易，由市场配置土地。城市中工业、商业和改制性事业拥有的闲置土地，不再交回土地部门，一律到二级市场上交易，用途可以由规划部按照区位进行调整，政府收土地交易税即可。法人和自然人拥有的房屋、厂房、写字间等等，均在二级市场交易。 4．如果土地使用年期是40年到70年，财政则应当以收取土地出让金为选项。城镇土地是国家的，不是法人和自然人的。出让金是国有土地，长期租给居民和企业使用，按照不同的年期，收取一次性租金（高低可以讨论），我认为这天经地义，是合理的。政府已经按照约期协议出让的土地，如果有到期后不自动无偿续期的土地和房屋，除了政府补贴和低价供应的土地外，出让金由有关土地部门负责定收，交财政部门。从法理上讲，对于已经收取出让金的土地和房屋，不应当再以自然人的法人所有资产（其实是租用）来征税。因对使用土地已经一次性交了出让期租金，财税部门不应该再以改革之名，征收房产和其他税收，也就是不应当对法人和自然人双重收金征税。应该等到房屋土地长期租用40或70年到期时，再由有关土地部门制定规则，再出让一次土地给居民和企业，再收一次土地出让金。可以40年和70年不等，循环往复，国家可以千千万万年中多次出售土地租期。但是由政府土地部门执行，财税部门不得干预和插手。 5． 如果要推进征收房地产税改革，则住宅和经营性土地使用年期应当分别延长到300年和500年。现在也在讨论房地产税改革。但是凡事要讲个理。我觉得，如果对法人和自然人使用的土地和房屋年期予以足够的延长，则法人和自然人使用的国有土地，实际发生了从租赁不动产到拥有不动产的变化。因此，可由财税部门制定开征房地产税的改革，对商业和住宅实行不同的税率，对第一套居住用房屋豁免，其他多套住宅按照单一税率普遍征收。但对已经交纳高额出让金的自然人和法人，应当予以退金。如果改革收取房地产税，则可能还是要再麻烦修改有关法律一次，住宅到期自动无偿续期，并应当停止和废除土地出让金财政，避免对自然人和法人双重征税收金。土地部门再不应该以还要再出让，想方设法保留土地出让金，来干预和阻碍房地产税改革。 6． 城镇划拨和低价土地评估进入企业资产。国有企业原有的划拨和低价出让的土地，可以按照市价评估，与建筑物不能分开的，计入固定资产；土地与建筑物能够分开的，计入无形资产。以补充国有企业的资本金，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负债率。 7． 盘活特殊系统和企业土地的改革。铁路沿线站点、空港水港周边、油田、矿山，包括移交和集中的原军事等土地，可以二级交易，也可以土地折资入帐，并且出售土地，或者招标开发，以盘活土地。 8． 政府事业土地房屋资产专营。政府和事业各部门和单位，行政和事业多余的土地、楼层和房屋等，专门成立中央和地方国有不动产管理公司，进行出租经营，经营收入上交中央和地方财政。防止部门和单位出租私设小金库，成为单位福利，甚至租赁贪腐，也避免闲置浪费。 9． 利用土地房屋资产推进国企和事业转型改革。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进行混合所有制和转制改革的，特别是事业转企业的，需要安置职工的，可以将土地和房屋折资留为改革成本，或者补偿职工，或者并鼓励以土地房屋为本，形成新的公司，创业经营。 10． 鼓励不动产的双向交易置换，促进城乡间各类经济因素的双向流动。一方面，城镇退休、歇业、养老等城镇居民，愿意到农村居住和创业的，鼓励他们村镇购买土地、宅院和房屋，兴办家庭农场和其他创业；另一方面，也鼓励农村宅院房屋闲置，已经进入城镇工作的移民，交易农村的不动产获得收入，到城镇中买房创业。实现人口、消费、劳动力、资金、土地和房屋的城乡双向流动和置换。
笔者按：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从系统分析的视角看，是一个经济体各部位相互联系和耦合的变动过程。除了新冠疫情这样突发性的冲击之外，中国经济体深层次流动循环中的梗阻和失衡，是造成国民经济就业岗位不足、农民收入低下、消费需求不振、工业生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发行过多、金融风险升高、增长速度下行等诸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讨论解决之道，不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应当从系统、结点、流动和循环的思维去认识问题，并提出对症化解、疏通循环、统筹协调的对策方案。今天发表之十一。 改革的重大意义：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农村土地从生活和生产资料转变为可流动和可配置资产；使其能够货币化，可以抵押获得信贷，可以吸引投资而获得资本流入农村。包括使人口、劳动力、购买城镇房屋资金、城镇房屋和农村宅院置换等，形成居住、消费、要素和资产的城乡双向流动和配置。使农村农民与城镇居民一样有土地房屋资产和财富，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农民一样有兼业经营和就业收入。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对巨额的工业过剩产能增加新的消费需求，使国民经济能够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推动下，均衡中高速增长。 1． 农村所有土地资产化和货币化，废除土地实物分配制。 （1）农村所有土地，取消集体对农户的宅地和耕地等实物分配，实行土地资产和货币化改革。 （2）农村各类土地实物分配改革后，再需要耕地、宅地和其他用途土地的农户，包括村外其他居住和投资需要者，也可以通过土地使用财产权交易、出租等方式获得农村各类土地的使用财产权或单纯的使用权。 （3）对农村已经分配使用的耕地和宅地不动，若有多余土地，特别是荒山荒坡，适于建设宅院的，之前多少年没有分配宅地的农户，提出绿化生态要求的前提下，应当在改革之前再分配一次。 （4）对农户已经分配的耕地、林地园地不动；集体还有多余的耕地，应分尽分，照顾未分的；未分而集体耕作经营的耕地、林地、园地和其他建设用地，所有村民折股其中，成为土地股东，形成新型集体经济——土地股份合作社。 2．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明确自然人和经济法人土地使用财产权，并延长土地使用年期。 实物分配改革为货币分配的农民宅地、耕地资产，以及其他建设用地股权资产，应当确权颁发各类土地使用财产权证。耕地使用年期应当为999年，宅院房屋应当为500年，农村办企业用地应当为300年。宅地等使用财产权明确可以继承。 理由在于目前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1）所有权是集体，但是使用财产权不明确。村集体目前绝大多数是村民自治社会组织，而不是一级权责利的经济法人组织。而土地资产，是经济资产，需要有合理的收益，要承担风险，要有股东监督，要平衡债权债务。全国各地农村，村干部偷租偷卖土地现象很多。 改革的意义在于：有利于土地资产为有经济权责利的家庭，或者股份合作社，或者委托经营的组织来管理经营，避免土地资产的闲置、贪腐和流失。 （2）使用财产权模糊，有利于地方极低成本征用农民土地和房屋。相当多地方，对于农民宅地确权不积极，耕地宅地是不是不动产，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有的地方甚至确权后，又将产权证收回管理。这样，在征地拆迁中，村民无法用产权证谈判，地方政府获得土地的阻力较小和成本很低，但是农民获得土地的收入太少。 从改革开放以来，从农村集体低成本转移了2亿多亩土地，其中出让7100多万亩，地方政府得到出让金50万亿元，给农民的不到2.5万亿元。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交通、水利、城市等建设已经基本完成，甚至有的国家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现代化水平比发达国家还要好。笔者建议，中国征地建设的步子应当缓一缓了，让农民喘口气，也带一带农民，让他们跟上时代和发展的步伐，无论怎么说，也到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土地红利多让给农民一些的时候了。 改革的意义：实现农村土地的同地、同权和同价，形成城乡统一竞争性的土地市场，农民获得应有的土地收入。 （3）土地使用年期太短，或者不明确。农村耕地延续30年，林地一般承包为40到50年。宅地虽然没有期限，但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现在居住者去世后，子女是不是可以继承。集体建设用地租给投资者和农户，也没有超过40年的，而且用途限制一般很严格。 改革的意义在于：吸引到国外投资农业的资金回流中国国内；鼓励有农村农业各产业有恒产有恒心，鼓励农场投资者投资于农地肥力、灌溉水利和田间道路这样的设施；减少农业生产补贴转移支付因所有制结构层次太多导致的纠纷，使政府支付精准地投入农业；使规模生产的家庭农场能够有克服气候风险和农产品价格蛛网波动的收益不平衡，以丰补歉，稳定地经营农业。 3．可以不受区域（异地和城乡）、身份（任何投资者）限制的市场上，与城镇土地一样，同地同权同价竞争性地交易农村各类土地使用财产权，包括农民拥有的土地合作社的股权。并且，土地使用财产权可以抵押、出租和继承。 （1）农村土地资产化改革后，本村村民上学、婚嫁、外出就业等在村外定居落户的家庭和个人，集体不得收回其土地财产使用权，但可在自愿的前提下，依法进行转让。也可以通过出租，或者委托代理经营等方式，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退出实物使用，改变为其拥有的财产权。 （2）鼓励农民耕地和宅地使用财产权交易，但是要城乡、跨区、网上等对所有的投资人全面开放，以保证交易价格的充分市场化。 （3）政府需要的非经营性公益土地，按照市价征收，农民获得的土地财产使用权收入过多，可征税平衡；一切非公益的工商金融等经营性用地，政府只是规划，由用地者和土地使用财产权所有者协商谈判，获得土地，交易收入政府征税。政府只管两头，即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交易时收税。 （4）农村耕地、林地和园地等农业用地，免征各种税收；农村其他集体所有和集体使用的土地，包括股份合作社入股土地，为了鼓励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不征收房产和土地税收，（形成农村用地和城市用地税收差，鼓励投资向农村流动）；农村宅地和房屋，本村本宅居民使用的，考虑到农村居民平均收入很低，确定继承权和使用财产权后，不征收房地产税。但是，一是在外已经长期工作10年以上者，有稳定收入的，其农村不是自己居住的房屋宅院，已经出租的，二是改革后交易过户的农村宅地和房屋，可视当地收入水平、地价和房屋价格，适当地开征房地产税。 4． 给以农民土地的创业、投资、建设权和经营权。 其实，农民世世代代劳作和居住的土地，如果把目前各部门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的诸多文件看一遍，忽然发现，城市里居民可以以资本、技术、知识、商业楼、电脑等创业，农民这方面的优势很差，但就这一点土地要素优势，规定他们只能用来种地和居住，几乎不能在他们的土地上干别的事，这极不合理。 改革的建议是：明确农民对于土地的使用权，农民有其土地的创业、投资和建设权。 （1）农民的宅院，可以既居住，又如加高层数（最高4层），在保证安全、生态和环境的前提下，用于休闲、客栈和餐饮，以及其他经营。农村居民的房前屋后，在不影响环境、道路、邻里的情况下给住户以种植和养殖的权力。 （2）一些村里的荒山荒坡，应当分配给村民，在保证绿化和处理好污染的前提下，用以分配宅地和各类创业用地。农村中其他现有的其他建设用地，农民有优先使用权。可以将其股份化，形成土地股份合作社，租用给需要土地的村民。也可以长期出租、入股和土地使用财产权交易给村外的投资建设经营者。 （3）鼓励闲置的宅地在村内外交易，不对村民宅地进行面积限制，现在的村民可以购买邻里闲置的宅地，以扩大自己居住的面积；一般居住庭院，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层高可为三层；经营居住混合型的，可以限制在四层；在集镇和小城镇纯粹经营型客栈和餐饮等，可放宽到5层及5层以下． （4）鼓励村民利用村庄其他建设用地，以及荒山荒坡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特别是农业产品加工和其他产品的小加工厂。不纳入政府土地部门建设用地指标和土地用途管理。 向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农民富裕的经验学习，放开和鼓励农民创业兴办客栈、餐馆、小加工厂、农业观光园、养殖场、加油站、诊所、理发店、商铺等等，清理取消其一系列有关的限制。使小镇和集市中小店小铺小厂林立，农民就近创业，农业中退出的劳动力找到就近新的就业，鼓励他们既种地也兼业其他生意和工作。 5． 农村城镇土地改革的鼓励、限制和禁止项。 农村土地改革需要设置的鼓励、限制和禁止项： （1）对于农村只有一处宅院，因赌博吸毒而欠债者，或放高利贷引诱迫使农户卖房的，设置宅院和房屋不得交易的审查和限制。 （2）根据墨西哥第二次土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禁止房地产开发商到农村低价买地囤地，炒买炒卖，抬高房价和地价。严禁房地产开发进入村庄、集镇、城镇的住宅开发项目。只允许私人建房和居民合作建房项目两种方式准入村镇房屋建设。 （3）考虑目前中国居住超高层建筑太多和太普遍的情况，结合这次农村土地改革，实行居住逆高层化战略，村庄一般为一两层的宅院，住宅建筑最高不得超过3层，居住经营混合型的不超过4层；集镇住宅层高最高为5层。 （4）城镇和县城，层高分别限制不得超过7层和10层，同时鼓励一户建、两三层的住宅建设。在县城，房地产商开发住宅年比率分别不得超过年新增住宅的30%。 相关阅读： 周天勇：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与工业生产过剩的梗阻与失衡 周天勇：中国经济循环中房地产业对制造业的挤出 周天勇：城乡间循环梗阻与各类经济因素的双向流动不畅 周天勇：如无重大举措，经济增长系统动力可能会越来越弱 周天勇：小康国家向富裕社会转型的财富及资产梗阻 周天勇谈放开土地交易：避免货币金融体系暴发风险 周天勇：国民经济诸多问题的总症结是土地体制扭曲 周天勇：在坚持宅地公有原则的同时让农民得到公平的资产和财富 周天勇：农业粮食生产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生产组织形式好
笔者按：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从系统分析的视角看，是一个经济体各部位相互联系和耦合的变动过程。除了新冠疫情这样突发性的冲击之外，中国经济体深层次流动循环中的梗阻和失衡，是造成国民经济就业岗位不足、农民收入低下、消费需求不振、工业生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发行过多、金融风险升高、增长速度下行等诸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讨论解决之道，不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应当从系统、结点、流动和循环的思维去认识问题，并提出对症化解、疏通循环、统筹协调的对策方案。今天发表之十。 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一方面，2019年向农业流入的投资只有12633亿元，只占全社会总投资的2.25%；按2016年数据，通过中国邮储、中国农行、农商行和农信合农村储蓄向城市流出了3.1万亿元。仅这四条渠道从2009到2016年累积流向城镇和非农业资金规模达10.8万亿元。笔者估计，2017到2019三年，流出资金也在10万亿元左右。其深层次的原因：农村耕地等土地不由市场交易进行配置，其是生产资料，而不是资产。 另一方面，农业劳均耕地太少。从国际比较看，农业就业劳动力人均耕地只有8.6亩；劳动生产率太低，粮价比国际市场高1/3，但是种粮亏损，农民种粮年收入2000到4000元之间；农村耕地撂荒和糊弄种植的面积，估计在1.5到2亿亩左右。 耕地的所有权为村民集体所有，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原则要坚持不变。遇到问题在于耕地集中的方式和产权分层上。 1． 出租流转集中模式 之九已经讨论，耕地通过合作社形式的村民新型组织集中而规模化，再好不过。但是，种粮食这种简单生产方式的收入根本就消化不了其组织成本。因而，可采取的第一种模式是，由承包户出租流转土地，向种地大户，或者向种地农业公司（这种公司可能很少，因为风险太大和利润太低）集中。其有如下问题。 （1）租期时间一般较短，无种地恒心，租用者短期利益，掠夺式种地，承租方不可能对土地有长期投入。 （2）耕地承租集中者一对多个本村土地承包者，特别是对跨村跨乡农户谈判，其时间长、成本高、难度大。 （3）种植大户赚钱较多时，出租者可能提出加价要求，甚至予以毁约；遇到亏损年份时，承租者亏损，可能会弃约。 （4）农业生产受气候影响和市场供求蛛网波动影响较大，承租者希望丰收年和欠收年，供需大年和供需小年之间进行平衡。而与出租方的租期短和不稳定的这种局面，其承租的风险很大。 （5）使用财产权不能交易，耕地就只能是生产资料，而不是资产，不能向银行抵押，也就不能借到贷款和吸引投资者，资本也因不产资产，不能定价，无法流入农业。 （6）政府的农业补贴，是补给承包户，还是补给承租者？各地者程度不同地在基层政府、所有者、承包户和承租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截留、漏损和混乱不清。 2． 耕地配置的三权分置模式 即耕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种地权分开设置，也就是在法律上再界定一个种地权，使耕地能够依法流转。这是加快农业耕地流转集中规模化的一个改革设想。但是，这是一种本来将要素二元配置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元配置体制改革，形成的新二元格局。可能使耕地所有制内部结构多层次化和复杂化，在试点推进时，可能也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 （1）三权分置，通过种地权方式集中耕地，是原承包农户自愿转移，还是政府推动强制转移？年期多少，是出租农户与承租种地者之间协商，还是政府强制确定？租金（短期）和出让金（如10到20年）是随行就市，还是政府定价？ （2）种粮和其他各种补贴是给承包户，还是给种粮食户？以前是给承包户的，他们已经将其当成是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如果补贴转给种地者，那么是额外再增加政府补贴，还是强制从目前承包户扭转过来？ （3）假定种置权年期10到20年，可能原承包户家庭和人口未来变化较大，也可能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比如人口进城，比如货币严重贬值，承租到期时耕地如何回归，或者出让金如何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由出租和出让者补偿？ （4）在种地权10年和20年中间，有土地规划和用途变动，集体土地入市，是不是给长期承租户分配，承包户的土地使用财产权收益如何保障，土地交易利益如何在原承包者和承租种地者之间进行分配？ （5）承租种地权更不可能交易，耕地仍然是生产资料，不可能是资产，也更不可能抵押和以市场交易价值地入股。因此，更加无法获得贷款，也无法吸引投资者进入粮食生产领域。耕地仍然没有抵押贷款和吸引投资注入农业的功能。 3． 耕地由市场交易进行从分散到集中的配置模式 第三种方式是坚持农村耕地集体所有不变，明确承包户耕地使用财产权，延长使用年期，农业耕地放开通过使用财产权交易、入股集中等而规模化生产经营。 （1）耕地明确承包户的土地使用财产权，期限如英国一样延长到999年，土地使用财产权交易可以向任何自然人和法人开放。 （2）耕地使用财产权可以抵押、入股和继承。 （3）耕地使用财产权交易和入股，可以形成家庭农场，可也可以形成特大型农业公司（生产规模大到其收入可以覆盖公司形式的组织成本）。考虑中国国情和农业中的劳动力数量，农户集中，家庭农场式的逐步集中，可能容易推开，动荡较小。 （4）由于耕地用途变成非农业和非生态等用途时，其交易的增值较大，初始耕地承包家庭与通过交易耕地集中者之间，需要有耕地规划用途变化时，其交易收入在二者之间予以合理分配的约定。 根据学者们对1993年墨西哥农村土地确权并允许交易市场化配置改革研究的文献看，其效果为：一是耕地并没有被撂荒，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增加；二是粮食产量提高了13%左右；三是土地确权和交易，提高了农民的财产性和以地为本的创业收入水平；四是释放了被土地实物分配黏着在土地上的人口，提升劳动力向外迁移的数量。进行了确权的家庭，其外迁率比还没完成确权的家庭高28%，对全国农场的普查显示，人口外迁总量中，有20%的人口选择外迁是因为进行了土地确权。 因此，笔者认为，耕地应当在三权分置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二元配置体制向市场一元配置体制并轨。应当通过农户之间耕地市场交易集中的方式，推进耕地的规模化生产和经营。 相关阅读： 周天勇：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与工业生产过剩的梗阻与失衡 周天勇：中国经济循环中房地产业对制造业的挤出 周天勇：城乡间循环梗阻与各类经济因素的双向流动不畅 周天勇：如无重大举措，经济增长系统动力可能会越来越弱 周天勇：小康国家向富裕社会转型的财富及资产梗阻 周天勇谈放开土地交易：避免货币金融体系暴发风险 周天勇：国民经济诸多问题的总症结是土地体制扭曲 周天勇：在坚持宅地公有原则的同时让农民得到公平的资产和财富 周天勇：农业粮食生产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生产组织形式好
笔者按：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从系统分析的视角看，是一个经济体各部位相互联系和耦合的变动过程。除了新冠疫情这样突发性的冲击之外，中国经济体深层次流动循环中的梗阻和失衡，是造成国民经济就业岗位不足、农民收入低下、消费需求不振、工业生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发行过多、金融风险升高、增长速度下行等诸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讨论解决之道，不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应当从系统、结点、流动和循环的思维去认识问题，并提出对症化解、疏通循环、统筹协调的对策方案。今天发表之七。 前面我们讨论了由于土地体制扭曲在六个方面造成国民经济的流动循环不畅，梗阻，以及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可以说，国民经济诸多问题，集中到一个症结点上：就是一部分土地可以极端交易、资产化和货币化，而另一部分土地禁止交易，不能资产化、市场化和货币化。 1． 土地体制扭曲，是产能过剩和制造业衰微的基础性症结。 在经济运行国内消费需求与工业产能的平衡中，在产业结构房地产业和制造业的平衡中，如果农民在土地上收入流动得不到合理地恢复，如果高房价对城镇居民收入的转移部分降低不下来，消费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和制造业衰微这一问题，根本就无法加以缓解。 如果想要增强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不改革农村政府与农民间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土地征收和交易体制，不放开合作建房、私人建房与房地产开发建设多渠道供给公平竞争，将房价逐步地降低到合理价格，居民就没有足够的支出向一般消费品市场流动。 2． 土地体制扭曲，是城市和乡村之间人口、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房屋等不能双向顺畅流动和互换的梗阻。 从人口流动看，农村出去的无法市民化，土地和房屋不能市场化退出和没有财产性交易收入，既因为在农村有不能货币化变现的耕地和宅地无法放弃，又没有不动产按照市价变现后的收入成为进入城市变成市民的经济能力。而城市中拟到农村居住、消费和创业的人口，也因土地宅地不能交易，获得不了耕地、园地和宅地，无法顺畅地向乡村流动。不动产也不能双向置换。 从资本流动看，因土地不能交易，不是资产，产权不清和不安全，城镇企业和个人投资、银行信贷资金（土地不能交易，就不能定价，就无法交易，万一还本付息出问题，风险无法通过交易退出。因此，即使政府发无数个文件让银行给农业和农民贷款，银行也不可能真正贷款给农业和农民。）等，不向农村农业流动。也因无法投资信贷组合、无法扩大宅院（有的邻居已经几十年在城市生活，宅地闲置，但无法以市场价交易出售给邻居）、无法投资办恒产性的农场（耕地不让交易）、无法以地为资本创业、无法获得建设用地等，农村中积累和务工流入的储蓄资金，只能再向农村农业外流出。 3． 土地体制扭曲，传导给供给与需求两方面，使增长动力越来越弱。 前面已述，劳动力（劳动力负增长年1%））和资本投入产出（从要素投入产出看，资本的流动性很强，扭曲部分可以通过国有企业财务公司等再贷款给民营经济，或者自己的生产向民营经济外包，通过非扭曲体制得到了纠正，国企业改革的增长潜能不大）的增长动力逐步在减弱，数字经济（逻辑上其实是节约要素成本和收缩GDP的经济）和其他技术要素何时能够支撑或者推动增长稳定或上行还不能确定，土地和房屋经济的增长也开始放慢，但是，630万亿元几乎零价值的农村和城镇可交易划拨土地，不是资产，不能与资本和劳动组合，形成新的增长潜能。其实，由于中国要素中土地稀缺、未来转折到资产和财富性工业化，置业和不动产增加是经济发展的特征，加上改革是其从零价值到市场价扭曲的纠正，土地要素的替代弹性和配置改善增长潜能最大。 4． 土地体制扭曲，阻挡住经济发展从一般消费品工业化阶段向资产财富型工业化阶段的转折。 前面已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小，其中财产性收入差距12﹕1，原因在于中国农民只有种地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但因土地不是资产，没有土地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资本的创业经营收入。 城乡居民拥有投资资产和房屋资产的差距也分别为13﹕1和11.68﹕1。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的土地和宅院禁止交易，是生产和生活资料，不是资产；城市居民的住宅和其他不动产，可以交易，是他们的资产。从城乡土地房屋的产权界定上看，农村较为模糊，企业和个人的产权不安全；城镇较为清晰，产权受到侵犯，起码可以得到有关法律的保护。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如果目前的土地体制不改革，近8亿农民无法置业，无法拥有资产，无法分享资产财富型工业化阶段的发展红利，无法通过积累资产而富裕起来。 也就是说，从经济发展的进程看，土地体制不改革，无法从消费品工业化阶段向资产型工业化阶段转折，无法从小康国家向富裕社会迈进。 5． 土地体制扭曲，使价格、债务、货币无法平稳运行，积累下去，暴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危机的概率很大。 之六中已述，目前中国货币/GDP比例为各大国中最高的，货币已经超发很多。土地房屋价格连续22年高速上涨，房价收入比泡沫已经很大，不动产价格水平已经很高，但土地和房屋价格还在继续上涨。2019年，居民按揭和房地产商债务，再假定政府债务一半与土地有关，房地产领域的债务占到全国政府、非金融企业和居民总债务中的52.4%。而应对经济下行和疫情，需要进一步扩大赤字和债务规模，实行更加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没有相应的资产保证，那么，土地和房屋不动产价格泡沫会越来越大，债务周转、货币币值、相对汇率、货币体系、金融机构等各方面，会陷入不稳定和不安全状态之中。 总之，目前几乎所有的国民经济运行紊乱和增长乏力，系统去观察，都源于相当多土地不能资产化和货币化，不能由市场交易配置这个症结上。
笔者按：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从系统分析的视角看，是一个经济体各部位相互联系和耦合的变动过程。除了新冠疫情这样突发性的冲击之外，中国经济体深层次流动循环中的梗阻和失衡，是造成国民经济就业岗位不足、农民收入低下、消费需求不振、工业生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发行过多、金融风险升高、增长速度下行等诸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讨论解决之道，不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应当从系统、结点、流动和循环的思维去认识问题，并提出对症化解、疏通循环、统筹协调的对策方案。今天发表之六。 一个国家和地区，其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产出看，其产品和服务要商品化；从投入要素看，劳动力报酬要工资化，土地和技术等要资产化；而都有其商业价格、工资标准、土地租金、专利收费和资本利润利息，最后用货币来计价，计量其投入，实现其交易和结算，并以货币进行投入成本和增值的分配。因此，只要这个国家从自然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产品、要素的商品化、资产化和货币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客观趋势。 在城乡之间，我们曾经实行过劳动力要素的二元体制，如城镇职工分配工资化和货币化，人民公社农村社员分配工分和年终实物制。21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实行承包制，农民不再进行集体劳动，他自己生产的产品可以出售商品化了，如果种地收益比出去城市务工低，他就选择去城市劳动力市场找工作，城市聘用方不可能再给他记工分，而是实行工资制，发货币，劳动力要素从原来的非货币形态转变为货币形态。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四川、河南等人口大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东南沿海流动，于是当地乡镇、农业粮食部门、一些学者向中央急呼，农民工这样“盲流”，地谁来耕种，粮食不安全？于是中央向全国各地紧急发文件，劝返和阻止农民外出，在农村安心种地。但是，经济规律和历史洪流谁也阻挡不住，到现在已经有2.5亿左右农民工在城市中务工，他们从过去的工分制实物分配，到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货币化分配了。观察来看，同样数量的劳动力投入，用在劳动力要素方面的货币供应，20世纪最后20年要比前20年多出一倍。试想，如果当时非要阻挡农村劳动力出来，还是实行城乡分割和农村集体劳动，今天的局面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今天又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城镇从农村低收的土地，在市场上挂牌交易，有偿使用，货币化购买；城镇的居民住宅从实物分配改革成了商品化和货币化分配，居民有住宅的产权，住宅是城镇居民的资产和财富，可以在二级市场上交易。但是，农村耕地和住宅实物分配，各类土地禁止交易，土地是生产和生活资料，农民对其的产权模糊，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和财富。也即土地要素还是城乡二元体制，与当年农民与职工的工分和工资制，可谓异曲同工。 土地的二元体制给国民经济造成的诸多问题实在是太多。这一篇文章中，我只是想集中讨论这种体制造成国民经济债务和货币流量流动的扭曲和巨大风险。 1． 中国货币/GDP比率在全球较大国家中最高 2019年，中国的货币/GDP比率已经达到200%，货币和金融体系发生不稳定的概率较大。同期的印度、日本、韩国、英国、德国、美国和俄罗斯分别为191%、188%、152%、111%、92%、72%和47%。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其货币/GDP比例，要比中国低得多。中美比较，美元是国际性的主权货币，其货币/GDP比例为中国的三分之一多，但是向在世界流通领域发行，其货币币值大波动的概率要小一些；而中国货币/GDP比率是美国的近三倍，绝大部分在国内流通，超发货币引致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概率要大一些。 2． 债务质量不高与货币信用不安全 中国家庭、非金融企业和政府三部门债务/GDP比率为259%，国际比较并不特别高，但债务质量堪忧、风险较大。目前，各部门总债务规模占GDP比例普遍向200%接近，许多国家突破200%向300%逼近，如日本等已经超过300%。然而，中国的情况：一是房地产企业债务78万亿元，居民房贷32.4万亿元，仅此两项占总债务的43.11%，受供给过剩、需求回落、人口收缩、汇率变动等影响，这部分债务债权链较为脆弱。二是国有非金融企业债务135万亿元，占总负债的52.5%（有一部分是国有房地产企业债务），这部债务收益率较低，周转较慢，呆滞率较高。三是地方政府债务占总债务在15%这部分债务的特点是规模不清、信度不高，借新还旧、不断展期等特征较为明显。而且，在经济下行，疫情冲击下，一些地方财政困难，还在扩大债务，用途却变成了保发放工资和行政运转。四是中国债务的周转速度较慢，说明呆滞程度不低，展期债务比重较高，对此额外供应的货币量较大。 3． 债务还本付息压力较大和产出及有效资产保证不足 21世纪的第2个10年中，我们遇到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出口市场相对收缩，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工业生产过剩严峻，产出方面劳动力相对减少、装备资本利用率降低，突发疫情冲击、就业机会减少、产业供应链断裂等等前所未有的问题。 从全球各国的宏观举措看，提高负债率，更加量化宽松货币，已经成了常态性的经济政策。中国迫于其他各国经济政策的竞争，以及刺激国内经济的需要，也不得不实施扩大债务规模，扩张货币供应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但是，我们面临的格局是，除了货币已经发行过多，债务质量也不容乐观，如果没有其他的重大措施，从保证借债和投放货币稳定和安全的产出流量和资产存量方面看，继续实施扩张性债务和货币刺激政策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2020年，GDP产出流量小于还息流量，不包括中央政府和民营非金融非房企债务，还本付息规模达46.13万亿元。2020年估计GDP增加额为3万亿元，按上年底国民经济总债务以低水平5%利息率计算，仅付息规模就为12.8万亿元。地方政府还本付息规模在6.78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2.3%；国有非房非金融企业还本付息规模若到期率10%和利率5%计算，总还本付息规模在14.18万亿元；房地产企业若按照8%的利率和20%的到期率，需要还本付息21.84万亿元；居民房地产贷款按照5%利率和到期率5%计算，需要3.33万亿元。 继续扩大债务及货币规模，缺乏可交易并可抵押资产保证其安全。当然，借债还可以用资产来保证其信用。但是，从中国国家资产负债结构看有这样一些特征：抵押风险大的货币、债券、贷款、股权等金融资产部分比率较高；不可交易的公益和其他公共资产比率较大，这对继续借债和投放货币毫无用处；可交易的非金融企业资产和居民房屋资产比率较低，并且可交易资产已抵押率不低；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规模较大，但是其相当大部分禁止交易，无法资产化和货币化。也就是说，从现有的可抵押可交易资产存量看，根本就无法保证继续扩大债务和发行货币的信用稳定和金融体系安全。 从历史上看，英国和美国，当年在工业化进程中，货币体系也很不稳定。英国实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体制，后来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革，就是硬化使用财产权，允许交易，土地要素资产化和货币化，成为其货币发行的基础，使其英镑和金融体系保持稳定，并成为世界货币。而美国则是开疆拓土，一开始土地就是资产，就由市场来配置；另外，西部大开发，从洛基山脉调水200亿立方米，增加土地资产，这也是保持美元稳定和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基础。 小结：一个如果真正想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宏观调控的扩大债务和投放货币，一是要有相应增加的产出流量，保证其还本付息；二是需要足够的可交易和可抵押资产，进行信用保证。否则，债务债权及资金链会断裂，货币币值会剧烈波动，如发生商品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和下跌，汇率动荡跳水等风险。 中国目前的症结在于，禁止大量的土地资产化和货币化，大量的土地从生产和生活资料转变向可交易和可抵押资产受到梗阻，债务和货币与可保证信用资产之间，在存量及增量关系上，形成了严重的失衡。在经济增长低速增长和无增加可交易资产保证的场景下，继续扩大债务规模和货币供应，在中国货币发行已经过多和债务质量较差的情况下，无论时间早晚，货币和金融体系崩盘很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那边有630万亿元的土地，使用财产权模糊，禁止交易，不能成为资产，不能抵押，这边债务和货币还要大规模扩张。用一个非常通俗的比喻，大洪水来了，有个足够大空闲的低洼地完全可以修渠分流吸纳，还绰绰有余；但有人给紧急需要处置的人建言，那个低洼地坚决不能作为资产用来分流债务和货币，只能用来种粮种菜植树；于是，要么无法扩大债务和货币流量，从而刺激和支撑经济稳定增长，要么扩大债务和货币流量，但坚决不分流，眼睁睁等着现有的库容不够而溃坝。 治本的思路和对策：中国并不是没有资产，从影子价格看，农村有可交易和可抵押资产470万亿元左右，城市有150万亿元左右；如果调水改土，还可以增加90万亿元的土地资产。比世界许多国家都有扩大债务和多放货币的体制改革和调水扩土优势及回旋余地。但是，其一个解决问题绕不开的前提是：需要坚决深化改革，要给以农民土地使用财产权，土地要放开由市场交易配置，才能可抵押，才可以作为扩大债务和发行货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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