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住建部印发工作简报，以《长沙市落实主体责任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为题，对长沙在房地产市场调控方面的经验给予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而在此之前，其实深圳就曾经派出过考察团，向长沙学习取经，考察团回去后，马上就出台了楼市调控的新政策。那么长沙模式都包括哪些方面，是否值得其他城市借鉴呢？ 首先，长沙的房价是省会城市里最低的，目前只有1万出头，远低于湖北武汉，河南郑州，安徽合肥，甚至比不太发达的江西南昌都要低，注意不是说长沙的房价没涨，而是说他涨的明显要比其他的城市都慢，幅度也更小。 其次，长沙之所以能管住房价，就是靠的3招，1限售4年，2严管二套房，首套房拿证4年后才能买2套房，而且还要收4%的重税，换句话说连2套房也不鼓励。3人才引进也得24个月以后才能买房。不给任何漏洞的空间。 第三，土地供给充裕，不断地释放土地出来，来平抑大家炒房的预期，最近5年间，长沙供应土地9000万平方米，按照90平米一套房，和普通小区的平均容积率1来计算，差不多是100万套房子，够300万人居住了。而最近3年，长沙人口增量大概是70几万人，所以土地绝对是给的高高的。这样二手房就很难涨价，二手房涨不起来，大家就没钱可赚。有人说长沙不缺土地，所以才拼命供给，其实可能出了深圳，其他城市都不缺土地，只是想与不想的问题。 第四， 管理者态度坚决，主打的就是长沙的宜居性价比。相比于其他城市比如杭州打造互联网概念，合肥，武汉打造科技，厦门是教育，深圳广州是大湾区，长沙在很多方面不占优势，但是房价低成为了吸引人才的一个重要优势所在，长沙的房价收入比才只有6倍，也就是说，好好工作6年不吃不喝就能买的起房了，这已经低于了国际平均水平，所以长沙楼市基本上是没有泡沫的。比较一下，深圳工资虽然高，但却需要打工者不吃不喝35年，北京上海需要25年，即使差不多的南京，武汉，合肥，郑州也得是12-13年。相当于比长沙多了一倍。 所以这么来看，长沙模式确实值得学习和借鉴，老齐在星球粉丝群里一直在说一句话，楼市调控只是想不想的问题，当年其实有两个模范，一个是重庆一个是长沙，但在黄先生走了之后，重庆模式立马瓦解，短期报复性上涨，这个对比很显然就是人不行，目前只剩下了长沙模式还在坚守，不以房地产为拉动地方经济的动力，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需要有强大的政策定力才行。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我们可以看到，长沙在严控房价的情况之下，其实也取得了非常健康的增长，2019年实际GDP增速达到了8.1%，要比其他的城市都要快速，排在他后面的是，南京和成都，增长7.8%，其他主要发达城市，就没有超过7%的了，而且长沙的总量并不低，也是过了万亿GDP的规模，在全国排名第16，如果这个增速能够保持，其实他用不了几年就能排进前12，总量上超过宁波无锡青岛郑州，应该是很快的事。而且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大量人口涌入，从全国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排名来看，第一是深圳，最近3年涌入146万人口，其次是广州进入120多万，第三是杭州117万，后面3家分别是西安，重庆，长沙都是涌入70几万人口。可见长沙的人口吸引力也在全国排名前列，这个跟房价低绝对有直接关系。 可见，不靠房地产的长沙，照样能够发展经济，吸引人口，经济增长在全国排名前列，所以长沙模式确实值得推广。现如今对于房地产最有发言权的经济学家，恐怕就是重庆的黄奇帆，因为只有他既是经济学家，还成功控制过房价，黄先生之前就说，房价高的主要原因就是地价被炒高了，所以他成功控制房价的绝招，其实就是土地要爬行钉住人口增长，这些观点都在他的结构性改革的书里，回头我们在星球的读书圈会给大家详细讲解。大概意思就是说，人口可以先增长，但是土地必须在未来的一两年内给足，以适应甚至超出人口增量，这样就不会再有炒房的预期了。而且他认为土地有的是，只是效率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重庆已经证明有效的地票制度给予合理规划。 老齐之前一直说一句话，明明河上有桥，非要下水摸石头？很显然这就是不想走过去才会这么干，说是下水摸石头，其实只是想浑水摸鱼而已。房价不是管不了，而是有些地方态度有问题，不太想管，有的是要通过高房价多卖地，有的想控制人口过多流入，有的想的更长远，房价高地价高，以后开征房产税，那么定价也就更高，还想着未来多收税，也有的房价已经很高了，所以怕下狠手把泡沫整崩溃了，所以现在思想并不统一，那么作为住建部门，应该先解决态度的问题。现在的长沙，和之前的重庆，非常成功的经验，应该多多推广下去。毕竟房价这个事，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幸福。晚了可能就来不及了。
12月9日，新浪财经2020年会暨第13届金麒麟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聚焦“十四五”——构建新格局，重塑新优势。 论坛期间，多位受邀专家及学者就金融监管、土地收入等领域发表了演讲。 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控制金融风险 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东北亚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洪章表示，“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高监管的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他指出，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可通过行为监管、产品监管和监管的精细化管理，使监管更加对应个体的、系统的金融风险，从而使金融风险控制在萌芽状态。 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与现代金融是相伴而生的，在目前金融风险、“灰犀牛”和“黑天鹅”交替产生的非常时期，王洪章认为需要做到以下几条：第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协调；第二、要强化资本流动性、杠杆率等监管标准的落实和执行。 “通过资本充足率管理、流动性监管、严格控制杠杆率这些监管指标，使单个金融机构和整个金融体系能够按照监管的要求健康运转。”王洪章表示。 同时，王洪章指出，在严格监管金融机构的同时，需要实行精细化的监管。精细化的监管，要包括监管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金融机构的产品类型，监管的量化管理，使金融行为、金融产品以及业务规模严格控制在监管规制之内。 减少土地隐形税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弗里曼讲席教授白重恩指出，从住房制度上入手，可以在未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给低学历劳动者。 白重恩认为，过去对传统基础设施的大力度投资存在效率低下等问题，新的支持方向应该从住房制度切入。住房制度里面，土地财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地方政府通过影响土地供给使得土地出让金较高，对土地出让金也有比较大的依赖，这实际上拉高了房价，使得居民要为住房付出更大的成本，可以看做是一种隐形的税收。”白重恩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样的隐形税收，就能实质地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对消费有利。” 比如，以较低价格提供保障房给低收入居民，就相当于这些居民不需要缴纳隐形税收，甚至得到一定的补贴。白重恩表示，如果保障房政策力度大，可以同时起到多方面的作用：增加居民实质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购买力、提升消费；同时能够增加劳动者报酬，间接地提升消费。 “保障房政策可能会对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费都产生正面的影响。”白重恩称。
广州浪奇14日晚间公告称，截至目前，广州浪奇已达到与广州土发中心签署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协议（广州国际金融城东区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公司地块）》中约定的土地移交条件，并已于10月29日取得广州土发中心的《土地移交确认书》。 同时，经与中审众环沟通确认，广州浪奇预计将在2020年度将土地补偿款项及提前交地奖励款扣除相关费用后的净额确认为资产处置收益，将产生税前利润约22.47亿元，将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上述公告内容是广州浪奇股价涨停的直接催化因素。不过，深交所要求广州浪奇核实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公司充分论证变更土地收储事项会计处理的依据，是否涉及以前年度差错更正，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请中审众环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二是对于土地收储事项的会计处理，公司前后信息披露存在较大差异。要求广州浪奇结合土地收储事项的金额及对公司的影响，说明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可能对投资者产生误导，有关会计处理及变更是否谨慎，请中审众环说明其执业过程是否保持了应有的执业审慎性。 三是根据公告，公司已于10月29日取得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土地移交确认书》，要求说明未能及时履行上述进展披露义务，并核实公司三季报以来的信息披露行为是否存在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形。 四是要求公司向深交所报备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并自查有关内幕信息知情人是否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记者注意到，5月13日，关于该笔土地收储款的会计处理，广州浪奇披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规定，公司因公共利益进行搬迁，收到政府从财政预算直接拨付的搬迁补偿款，作为专项应付款进行处理。其中，属于对公司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行补偿的，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公司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的金额后如有结余的，作为资本公积进行处理。公司前期将收到的搬迁补偿款计入专项应付款科目核算。 如果不出意外，按照最新的会计处理方式，广州浪奇将在2020年实现扭亏为盈。粗略估计，预计广州浪奇今年可实现账面盈利超过10亿元（暂不计税费）。然而，面对这样巨大的业绩反差，10月30日晚间，广州浪奇在披露三季报中刻意地回避了该重要事项，在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进行勾选时，选择了“不适用”一栏。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提出，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改革。 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巨大 虽然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改革进程已持续40多年，但是，农村中还积累着大量剩余人口和剩余劳动力。2019年如按照常住人口城市水平60%看，比同样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低了15个百分点，剩余规模为2.1亿人，如果按照户籍城市化44%计算，剩余规模更达到4.34亿人。农业增加值占GDP的7%，就业劳动力却高达25%，按照同发展阶段比率最高也不应当超过13%，也剩余9000万劳动力；即使按照2019年每一农业劳动力收入为外出务工收入的2/3计，农业劳动力有2700万人也足够了，还剩余1.63亿人。 这是一种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一个农村和农业社会的人口，在其一生中能够城市化有他的年龄窗口期。假设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在一个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场景中，他越能够在最佳的年龄窗口期内市民化。但是，如果其使用的土地，因不能由市场机制配置有粘性而不能退出；其子女不能在城镇无障碍地就学；在不能市场配置土地资产场景下，其没有家庭积累或退出形成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和土地资本化收入，因此也就丧失了一部分能够进入城镇的经济能力；加上土地和住宅供给体制造成城镇房价和房租水平高于其能够城市化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更形成其市民化长期固定居住的高门槛。 这种非市场化的体制扭曲，一方面提高了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各种成本，也增加了城镇企业用工成本(如房价房租上涨、年度间“钟摆式流动”和一生的“青出老回”)。 我们需要仔细观察的是，农村剩余人口，如果在他最佳年龄机遇期内，因种种原因未能城市化，年纪越大，就越难以城市化。我曾经将其定义为错过城市化人口。粗略地计算，农村8亿户籍人口中，外出务工的主要是年轻人，常住人口中45岁到65岁人口，我觉得规模可能在2.5亿人左右。 人口流动的体制成本，使城镇企业更多地通过技术和资本替代这种本来可以及时供给的剩余劳动力。而智能制造技术的追赶和线上新经济的发展，分别替代了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体制加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的成本，而技术和资本对人力资本含量不高劳动力的替代，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造成了挤出。 现在农民工工资要比城镇职工工资水平低一半，差距在拉大。按二元经济转型的道理，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向城市转移速度理应加快。但实际上其转移速度越来越慢，从最高时2011年的5.6%下降到了2019年的0.8%。 传统二元转型推动经济增长失效 一方面，一些学者可能因为没有看到中国这种农村劳动力的体制性剩余，而认为城市化水平低和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高，城乡收入差距大，还有刘易斯二元经济转型的经济增长动力，中国经济还会高增长若干年；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后，可以用教育等形成的人力资本红利进行替代，可以用智能制造替代，可以网络、平台和线上等数字新经济替代，需要从生产率方面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然而，农村中2.5亿左右45岁到65岁的劳动力人口，要通过教育大幅度增加他们人力资本含量的可能性较小。即使有这种可能性，教育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含量需要较长时间，一是他们的人力资本含量假如能够大幅度提高，其知识水平可以适应新经济了，可以从生产率方面贡献产出了，其年龄也到退出劳动的时间了；二是我们亟需的是在未来如何将逐年下行的经济增长稳住，在未来的十五年中将经济增长速度支撑住，而增加人力资本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远水解不了近渴。 任何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共同推动其增长。国民经济首要的问题是，从2019年的数据看，工业品产能过剩12万亿元，其中消费品过剩6万亿元。持续的过剩，导致了经济增速下行。从城乡居民对工业化红利的分享水平看，城镇居民对许多产品的消费需求弹性较小，而农村居民还很大。他们还有大量购买消费品的愿望。但是从“居民收入—消费支出—需求不足”的卡脖子问题看，农村5.6亿人口的收入水平太低，其中45到65岁的2.5亿左右体制性剩余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创业、财产和资本等收入水平太低，消费需求的支付能力低下。他们无法与数字要素、网线平台、智能制造一同创造财富，也就无法获得这方面的收入，即无法参与创造和生产成果的分配。而且前面也已经论述，虽然道理上讲还可以转移到能够获得较高收入的城市中。但是，从人力资本含量、年龄条件和经济能力看，他们已经成为进入不了城市，不能成为市民的错过城市化人口；而城市的技术进步也在挤出他们。新经济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但是巨额人口不能参与创造财富的过程，其低收入不能购买平衡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经济怎么能够均衡增长呢？ 农村体制性剩余土地规模巨大 根据墨西哥1993年耕地配置市场化改革后的效果看，由于劳动力/耕地比下降，以及生产规模化，农业收益提高，使耕地撂荒和糊弄种地面积减少，改革后产量提高了13%。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劳动力/耕地比太高，生产规模化程度不够，土地撂荒和糊弄种地面积较多。以墨西哥改革前后的经验估算，中国目前农村中体制净剩余耕地达2.6亿亩。 农村体制性剩余宅基地规模在6000到9500万亩之间。我们从不同角度计算，农村宅基地面积约1.7亿亩，如果8亿农村户籍人口每个家庭3.7人，近2.2亿户家庭，每户宅基地为0.5亩，住宅用地为1.1亿亩，宅基地剩余6000万亩；如果人口迁移没有体制扭曲，2.9亿外出务工农民中最保守有80%能够市民化在城镇居住，则只需要7500万亩左右宅基地，剩余宅基地9500万亩。 农村体制性其他建设剩余用地7500万亩。农村中还有1.5亿亩左右的其他建设用地，大部分是1978年后乡镇企业发展占地而形成。21世纪第一个10年，对散乱小污乡镇企业进行整顿，其中一些被关停；21世纪第二个10年，对农村用地加强了用途和规划方面的管理，生态环境要求也越来越严，未经审批的不能随意建设，违章建设的予以拆除。加上农村用地过去大部分是工业用地，而制造业不景气，也使闲置的建设用地增多。因此，保守估计，农村其他建设用地的利用率可能只有一半。 这种土地的体制性过剩，只有土地要素和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来解决。短缺往往是设立计划经济体制的理由，但是计划则使短缺程度更加严重。计划配置土地场景下，土地没有价格，不反映投入和产出的损失；禁止其交易，又不能使闲置和浪费的土地，通过价格、销售和利润机制的调节，配置到能够充分被利用并有理想产出的经济领域。而计划调节导致土地要素、资源和产品短缺的同时，又造成了土地要素和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即土地的体制性过剩。东欧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名著《短缺经济学》，论述的就是计划造成经济短缺的机理；而曾经有关国家实践过多次的粮食种植、采购和供应计划(包括定量供应和粮票)并没有解决计划经济各国粮食短缺难题，甚至造成过饥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最大增长潜能将来自农村剩余土地市场化改革 中国紧迫应对和长期发展过程中，需要有一种改革，同时满足宏观经济运行和增长的五个目标： 一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强其消费需求能力，平衡工业生产过剩；二是根据中国农村巨额的错过城市化人口，寻求在农村、小城镇和城郊等利用巨额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三是在未来的15年中，做这样的大事——只要农村土地体制改革了，土地与剩余劳动力相组合，就能够获得实实在在和基本可以确定的经济增长新潜能；四是可以通过改革形成的土地资产，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债务扩大提供信用保证，把债务链断裂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五是通过改革，形成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的货币投放之锚，使国民经济在金融和国民经济体系尽可能安全的状况下增长。唯有土地市场化改革，才有这样的功能。 未来15年劳动力要素投入年均负增长1%以上，可能影响GDP年均负增长0.5%，而配置改善年均可能0.7%的增长率，正负相抵后未来年均可能0.2%左右。然而，用新的二元体制要素向一元市场化转型的模式模拟，农村非市场化劳动向市场化劳动转型时，其配置改善的增长弹性较大。然而，农村要素组合的必要条件是土地非市场化配置向土地市场化配置转型。数亿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数亿亩体制性剩余土地市场化改革相结合，使得未来15年中国新经济增长潜能的60%到70%，来自于农村非市场化劳动与非市场化土地向市场化的改革和转型。 从走社会主义道路看，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土地的国有和集体所有不变；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资源的配置由市场决定。从而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完美结合。而农村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就是用市场化的体制，调动亿万农村错过城市化人口就业创业积极性，使闲置在农村的巨额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要素得到充分的利用；就是用市场化机制，调节农村闲置和低利用的耕地、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等配置改善，成为投入产出的有效生产要素。 我们需要限定仅一处宅基地情况下的土地买卖，还要防止投资去炒卖农村房地产。但是，需要将农村的土地，从生活和生产资料，通过市场化改革成为要素和资产，使其成为农村农民的生活财富和创业之本；在坚持土地公有的前提下，土地的使用财产权可以市场化配置，使其具有抵押融资、吸引投资、耕地规模、进城退出、下乡置换、以地创业、获得收入等功能，放开放活，促进农村居民就业、创业和置业，增强消费能力，扩大和疏通国民经济需求内循环，实现未来15年国民经济的良性、稳定、安全和中高速增长。(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原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
昨天晚上，深圳传来了重大的好消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发布，这里面涉及这些要点，对深圳将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支持深圳在土地制度上，深化探索，将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委托深圳市政府批准。深化深汕特别合作区等区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支持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完善一二级市场联动的土地市场服务监管体系。试点实行土地二级市场预告登记转让制度。这点非常重要，深圳以前最大的困扰就是缺土地，他把大量的市区土地都拿来招商引资了，工业用地比重太高，居住这块供地严重不足，所以才造成了深圳每次都是房价上涨的龙头，现在他可以自行决定，永久农田以外的农用地使用问题了，这将大大缓解土地紧张的局面，未来深圳必将提高居住用地的比重。而且还要建立土地交易市场，在城市里建设一亩地，就要在农村退还一亩耕地，这样保证耕地总量不变。这个政策以前在重庆运转非常好，叫做地票制度。也是黄市长离开之前，房价始终不涨的重要原因，他极大缓解了供地紧张，让城市土地更加合理利用。住房不稀缺，也就没有了炒作空间。 其次，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推动更高水平的深港合作，深圳还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引擎，所以他对于推进改革开放是有信号意义的。 第三，支持在资本市场建设上先行先试。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CDR）。建立新三板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制。还要优化私募基金的市场准入环境，成立金融科技创新平台，支持开展数字人民币内部封闭试点测试。可见在金融科技上，深圳将继续成为全国的龙头。未来将吸引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去深圳落户。 第四，完善适应超大城市特点的劳动力流动制度。深化制度改革，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允许探索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新模式发展需要的特殊工时管理制度。特别是深圳还要承担，引进国际高端人才的任务，这就说明，相比于北京和上海，深圳将依然是开放的，未来全国人才的第一选择，将不再是京沪，而是深圳。未来人口还将有大幅增长，直到跟京沪差不多，达到2000万常住人为止。 第五，加快技术成果转化相关制度，进一步完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放宽能源、电信、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教育等领域市场准入，还要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特区立法。 综合来看，这次说是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其实就是把深圳当成直辖市了，除了名分没给到，其他的权力基本都已经下放了，这对于深圳未来的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综合性国家创新中心，深圳肩负着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更好地发挥其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重要力量的核心引擎功能和创新引领作用。也是整个南方经济的核心，而南方经济现在又是整个国家经济的重心所在，所以深圳的战略意义非同一般，特别是深圳有全套的电子科技产业的产业链，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优势所在，全球电子产品高端加工制造产业，必须都要经过深圳才能完成，所以对外开放，对外竞争，对外话语权，深圳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那么未来继续做强这块长板，保持这种产业链优势势在必行，而且最重要的是，深圳的发展是协同式的，带动式的，他把周边的几个城市全都带活了，所以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发展生态，这种地方给多少好政策也不过分。目前深圳最大的发展阻碍就是高房价，所以这次示范区改革重点，就是解决深圳土地供应的问题。这么高大上的一个地区，确实没必要在保留太多的农用地，完全可以通过资源交换，跟别的地方交换，保证这个区域内的产业链持续升级。未来深圳肯定会继续膨胀，甚至用不了几年，就应该是比肩北京上海的规模，成为真正的直辖市，也是早晚的事。 至于房价，深圳大发展，人口特别是高端人才持续流入，对于房价来说肯定有推动作用，但土地释放，对于高房价又有抑制作用。这两个相互抵消，关键看哪个做的更好，更快，更彻底。相对来说，人才涌入应该确定性更高，而土地这块能不能短期内有效增加供给，这就要看当地政府的意愿和水平了。对于全国的年轻人来说，如果你是高科技行业，金融行业，那么应该去深圳看看，或者至少应该到深圳周边看看，这里相比于京沪机会不少，但落户却容易的多。
10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后文简称《方案》），在2019年8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后文简称《意见》）的基础上，以设立经济特区4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试点实施方案。我们对此的解读如下： 第一，多领域赋予更多自主权，为深圳进一步发挥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作用铺平道路。《方案》对深圳综合授权改革试点的赋权基本上是全方位的，在赋予更多省级管理权限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对要素市场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统筹利用城市空间等重要领域的赋权改革措施。《方案》提到，依法依规赋予深圳更多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按程序赋予省级电视剧审查等管理权限，按程序赋予深圳占用林地省级审核权限，按程序赋予深圳在干部和机构管理、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等方面更大自主权，探索扩大在深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等。从实质上来看，《方案》落地后，深圳的行政管理权限与直辖市相当，不排除未来深圳由经济特区升级为直辖市的可能性。深圳行政管理权限的增加，有利于深圳在改革试点政策上的创新，以及扫平制度上的多种阻碍。 第二，土地制度方面增加土地供给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利于稳定深圳的地价和房价。《方案》主要提到了三种方式增加深圳和邻深片区的土地供给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一是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委托深圳市政府批准。深圳的土地资源一直就比较紧缺，不适合发展农业，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是非常合理的，可以集中资源发展深圳的优势产业。二是盘活利用存量工业用地和存量建设用地，实行二三产业混合用地。盘活存量工业用地和建设用地，可以促进将闲置的工业厂房和商业写字楼转为住宅用途，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行二三产业混合用地，可以打破地块用途的限制，一栋楼可以同时设立工厂和写字楼，提高建筑的容积率。三是深化深汕特别合作区等区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汕特别合作区有468.3平方公里，农业用地占比超过60%，深化深汕特别合作区等区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进一步提高深圳和邻深片区的土地供给。 根据深圳“十三五”规划要求，到2020年深圳工业用地不低于30%，生态用地不低于50%。目前，深圳住宅用地的比例大约在18%，远低于全国平均的33%，以及国际上40%以上的水平。考虑到深圳流动人口约为2000万人，常住人口1300多万人，住宅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导致深圳房价持续上涨。根据中国房价行情网的数据显示，2020年9月深圳的房价均价达到约7.6万/平方米，是上海5.8万/平方米的1.3倍，是北京6.4万/平方米的1.18倍。增加深圳的土地供给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利于缓解深圳过快上涨的房价和地价，避免资源集中流向房地产。 第三，对深圳在资本市场领域的市场化、国际化和对外开放的措施更多，赋予了深圳在科创中心之外的更多定位。2019年8月的《意见》更多的是将深圳定位为科创中心，在资本市场和金融领域的笔墨较少。这次的《方案》与《意见》相比，对资本市场的相关内容明显增加。《方案》提到，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CDR）；建立新三板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制；优化私募基金市场准入环境；探索优化创业投资企业市场准入和发展环境；依法依规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在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深圳下属机构的基础上成立金融科技创新平台；支持开展数字人民币内部封闭试点测试，推动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应用和国际合作；支持符合条件的在深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融资；开展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支持深圳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先行先试，推动完善外汇管理体制；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在深圳依法发起设立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在深圳依法合规获取支付业务许可证；推动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考虑到香港近几年的乱象以及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关税区的待遇，深圳在承接香港部分金融功能中的作用更加突出，这对于深圳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是一个重要利好，同时也有利于为深圳的科创企业匹配更丰富的融资渠道。 第四，首次提到深圳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率先完善数据产权制度，有利于对数据资源的定价和交易，这在国际上还未出现先例；探索数据产权保护和利用新机制，有利于保护以轻资产为主的新经济企业，以及对国际相关制裁的正当法律反制。今年以来，美国陆续对中国的抖音、wechat进行制裁，以及近期有传言称美国将要对蚂蚁集团和腾讯控股有限公司进行制裁，所用的理由基本上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对于这些互联网公司而言，数据资源是其核心竞争力，如何保护数据产权的合法性和可交易性，是面对这类制裁时所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第五，促进补齐深圳在民生和社会保障领域的短板。《方案》提到，探索扩大在深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前提下，支持深圳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赋予深圳对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的设立和撤销权限；支持在深圳开展国际前沿药品临床应用；探索完善医疗服务跨境衔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医学人才培养、医院评审认证标准体系；支持建设全新机制的医学科学院；探索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新机制，加快构建以促进健康为导向的创新型医保制度。深圳在教育和医疗资源方面一直面临优质服务较为稀缺的问题，《方案》的出台有利于深圳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促进深圳教育和医疗机构的国际化水平。
10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后文简称《方案》），在2019年8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后文简称《意见》）的基础上，以设立经济特区4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试点实施方案。我们对此的解读如下： 第一，多领域赋予更多自主权，为深圳进一步发挥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作用铺平道路。《方案》对深圳综合授权改革试点的赋权基本上是全方位的，在赋予更多省级管理权限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对要素市场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统筹利用城市空间等重要领域的赋权改革措施。《方案》提到，依法依规赋予深圳更多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按程序赋予省级电视剧审查等管理权限，按程序赋予深圳占用林地省级审核权限，按程序赋予深圳在干部和机构管理、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等方面更大自主权，探索扩大在深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等。从实质上来看，《方案》落地后，深圳的行政管理权限与直辖市相当，不排除未来深圳由经济特区升级为直辖市的可能性。深圳行政管理权限的增加，有利于深圳在改革试点政策上的创新，以及扫平制度上的多种阻碍。 第二，土地制度方面增加土地供给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利于稳定深圳的地价和房价。《方案》主要提到了三种方式增加深圳和邻深片区的土地供给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一是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委托深圳市政府批准。深圳的土地资源一直就比较紧缺，不适合发展农业，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是非常合理的，可以集中资源发展深圳的优势产业。二是盘活利用存量工业用地和存量建设用地，实行二三产业混合用地。盘活存量工业用地和建设用地，可以促进将闲置的工业厂房和商业写字楼转为住宅用途，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行二三产业混合用地，可以打破地块用途的限制，一栋楼可以同时设立工厂和写字楼，提高建筑的容积率。三是深化深汕特别合作区等区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汕特别合作区有468.3平方公里，农业用地占比超过60%，深化深汕特别合作区等区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进一步提高深圳和邻深片区的土地供给。 根据深圳“十三五”规划要求，到2020年深圳工业用地不低于30%，生态用地不低于50%。目前，深圳住宅用地的比例大约在18%，远低于全国平均的33%，以及国际上40%以上的水平。考虑到深圳流动人口约为2000万人，常住人口1300多万人，住宅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导致深圳房价持续上涨。根据中国房价行情网的数据显示，2020年9月深圳的房价均价达到约7.6万/平方米，是上海5.8万/平方米的1.3倍，是北京6.4万/平方米的1.18倍。增加深圳的土地供给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利于缓解深圳过快上涨的房价和地价，避免资源集中流向房地产。 第三，对深圳在资本市场领域的市场化、国际化和对外开放的措施更多，赋予了深圳在科创中心之外的更多定位。2019年8月的《意见》更多的是将深圳定位为科创中心，在资本市场和金融领域的笔墨较少。这次的《方案》与《意见》相比，对资本市场的相关内容明显增加。《方案》提到，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CDR）；建立新三板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制；优化私募基金市场准入环境；探索优化创业投资企业市场准入和发展环境；依法依规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在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深圳下属机构的基础上成立金融科技创新平台；支持开展数字人民币内部封闭试点测试，推动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应用和国际合作；支持符合条件的在深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融资；开展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支持深圳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先行先试，推动完善外汇管理体制；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在深圳依法发起设立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在深圳依法合规获取支付业务许可证；推动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考虑到香港近几年的乱象以及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关税区的待遇，深圳在承接香港部分金融功能中的作用更加突出，这对于深圳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是一个重要利好，同时也有利于为深圳的科创企业匹配更丰富的融资渠道。 第四，首次提到深圳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率先完善数据产权制度，有利于对数据资源的定价和交易，这在国际上还未出现先例；探索数据产权保护和利用新机制，有利于保护以轻资产为主的新经济企业，以及对国际相关制裁的正当法律反制。今年以来，美国陆续对中国的抖音、wechat进行制裁，以及近期有传言称美国将要对蚂蚁集团和腾讯控股有限公司进行制裁，所用的理由基本上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对于这些互联网公司而言，数据资源是其核心竞争力，如何保护数据产权的合法性和可交易性，是面对这类制裁时所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第五，促进补齐深圳在民生和社会保障领域的短板。《方案》提到，探索扩大在深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前提下，支持深圳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赋予深圳对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的设立和撤销权限；支持在深圳开展国际前沿药品临床应用；探索完善医疗服务跨境衔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医学人才培养、医院评审认证标准体系；支持建设全新机制的医学科学院；探索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新机制，加快构建以促进健康为导向的创新型医保制度。深圳在教育和医疗资源方面一直面临优质服务较为稀缺的问题，《方案》的出台有利于深圳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促进深圳教育和医疗机构的国际化水平。 本文原发于《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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