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钱文挥在第259场银行业例行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2015年以来，农发行累计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投放扶贫贷款超过4500亿元，8月末余额近2800亿元，增速是全行扶贫贷款的2.3倍。 钱文挥介绍，今年以来，农发行累计向52个未摘帽县投放扶贫贷款165.95亿元，较去年同期多投放逾100亿元，有力支持深度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快了当地脱贫攻坚的进程。 农发行始终把支持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作为脱贫攻坚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我们连续三年召开全系统支持深度贫困地区的工作推进会，先后分四批研究制定了数十条差异化政策，进一步推动政策、资金、资源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未摘帽县倾斜。”钱文挥介绍称。 他表示，在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方面，农发行实施的差异化政策包括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降低深度贫困地区的企业项目的准入标准；对深度贫困地区扶贫龙头企业择优发放信用贷款，推动建立扶贫贷款担保基金和风险补偿基金；适当下放深度贫困地区企业评级、授信和用信的审批权限，简化、优化办贷流程，完善扶贫贷款办贷的绿色通道。 此外，农发行还对深度贫困地区，尤其是尚未摘帽的贫困县，扶贫贷款实行“整体优惠+首年再优惠”的组合优惠政策，明确扶贫贷款“首年优惠100BP”、未摘帽贫困县贷款“首年优惠120BP”； 对扶贫贷款客户减免五大类46项服务收费；提高风险容忍度，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将深度贫困地区扶贫贷款不良率提高至3.5%以内；强化资源保障力度等。 农发行坚持以服务脱贫攻坚统揽业务发展全局。钱文挥介绍，截至8月末，农发行全行累计投放扶贫贷款逾2.5万亿元，余额超1.5万亿元，投放额和余额均居金融同业首位，连续四年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连续三年在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考核中位列第一梯队。
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的下调，以及最近几个司法判例，让整个金融行业感到了寒意。虽然，最高法最新规定里针对的是民间借贷，但是在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本就应该低于民间借贷利率的潜台词里，所有金融机构都是被利率下调的对象。 利率上限下调，整个金融科技生态都会发生深远的变化，互联网贷款连接的广泛性会让寒意从流量方迅速传导到金融机构，再到各种增信机构。请看下文详细解析。 助贷凋零 在疫情期间，一些比较大的流量助贷机构的业务质量被击穿，很多城商行、农商行都关闭了无明确消费场景的助贷渠道。利率下调之后，助贷更是雪上加霜，从高潮期进入低潮期，在资金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助贷的盈利空间降低。流量方和贷款方此起彼伏的合作将告一段落，很多助贷机构也会主动大幅度削减存量。前段时间，很多助贷方为了合规，还专门申请了小贷牌照，实际上已失去了意义，因为利率才是对市场终极调控的“神之左手”。 助贷业务是有意义的，对于资金在线上快速触达客户帮助巨大。助贷业务的凋零，也会影响很多小银行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很多小银行又重新回到线下，做线下贷款生意。 一些大型助贷机构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转型，不再紧紧抱着流量生意，一方面加紧直接出资进入金融机构成为股东，向内加深对于场景的掌控和渗透，另一方面也加快了金融科技输出的步伐。助贷机构会加强对于核心产品周边场景的收购和渗透，构建极具壁垒的场景优势，成为场景之王。除了做场景，助贷机构的数据、风控能力和营销系统，对于中小银行来说都是极具价值的，脱胎于助贷机构的金融科技生态会崛起。 各种附着于助贷业务的融资担保和信用保险风雨飘摇，在利率下调之下，很多监管和司法机构早就已经盯上了这部分隐形借贷成本。融担和信保转型势在必行。 消费金融潮退 我国整个消费金融行业当前处于过度供给状态，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甚至还有信托公司都在做消费金融。银行因为可以直接向公众吸收存款、资金成本最低，相对会比较安全。未来，缺乏低成本资金的小额贷款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会大步退出消费金融市场。一直以来做36%利率客群（60%业务比例以上）的消费金融公司、缺乏自主掌控场景的消费金融公司，会面临较大的业务波动风险。 2006年出台的日本贷款利率上限法规，不仅限制了利率上限，还要求将之前多收的利息全部返回给消费者。此法规一出，直接导致日本个人消费信贷业务规模最大（巅峰时余额有1万亿日元）的武富士公司破产。其余三家消费信贷公司，客户和信贷规模狂降，贷款余额负增长持续了8年。所以，没有什么大而不能到，也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消费金融公司，抗寒冬能力次于银行，优于小贷公司，他拥有较为便利的融资途径：同业拆借、银行贷款、金融债、ABS等。源自银行系的消费金融公司拥有大量的低成本资金，如招商银行的招联金融、光大银行的阳光消费金融、中国银行的中银消费金融等。抗寒冬能力还要有自有场景，如海尔消费金融、苏宁消费金融背靠强大的产业链。但是一些非银行系、缺乏产业链支撑、比较小的消费金融公司就会面临较大的挑战了，资金成本高，场景管控能力很弱。 小型的小额贷款公司受利率下调影响最大。小贷公司资金来源受限，只能来源于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不超过两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资金成本比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从存款和同业拆借获取的资金成本高得多。地方的小贷公司服务的客户又是在当地银行借不到款的农户、个人经营者等次级客群，在客群定价上较高，因为要覆盖风险成本。利率的下调势必影响小贷公司的盈利空间，影响小贷公司对于这些人群服务的积极性。 客群上移 利率是平衡风险成本的重要调节器，贷款利率都是根据客户的质量而定的，优质客户利率低，次级客户利率高。 利率下调之后，面向次级客群的贷款服务已不受司法保护，金融机构大概率会放弃服务次级客户，转而去争抢优质客户，优质渠道流量将成为稀缺资源，那么优质渠道流量价格将会大幅度增加，金融机构的线上获客成本将显著增加。 客群上移也意味着，金融机构必须挖掘优质客群的其他金融业务消费的潜力，比如理财、支付和信用卡等，降低和分摊获客成本，但这对于精准营销和交叉销售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利率下调对于次级客群的服务是削弱的，让次级客群更加远离金融机构。原来次级客群因为信用较差，在银行机构很难获得充分金融服务，但是可以从小额贷款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获得金融服务。利率下调之后，他们在小额贷款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也很难获得金融服务了。但是，资金的需求始终都是存在的，次级客群就会铤而走险，去向非金融机构的地下渠道进行借款，虽然司法不再对15.4%以上的利率进行保护，但是这些地下渠道依然有司法之外的办法对次级客群进行管控，非法金融活动有可能死灰复燃，增加监管的难度。 银行盈利下行 利率下调后，场景渠道端的贷款利率下降，但是给场景端的分润还是要分，否则银行就没有新增的流量。更进一步说，利率下调后，银行互联网贷款资产规模将大规模缩减、息差将显著降低、盈利能力将明显变差。 国有大行还好，因为网点多，存款利率足够低，有较多的线上渠道可以分散渠道成本和降低风险。中小银行因为资金成本较高，就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刚刚起步的线上贷款业务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 银行贷款盈利变差，就会考虑发展非息差收入。但是非息差收入盈利能力的构建比贷款盈利能力耗时更长，投入巨大。即使如此，银行未来也需要避免将业务全都押宝在贷款上面，发展支付、理财、生活服务、金融科技等非息差收入来源已是势在必行。 金融科技刺刀见红 15.4%的利率让金融机构降本增效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起来。流量越来越贵了，“六稳六保”的大形势下，也不能随便裁员。降低存款资金成本？利率市场化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银行机构存款付息成本大幅度上升。所以，唯一可行的就是对自己狠一点，花钱发展金融科技，提升人效。 发展金融科技也没那么容易。有的金融机构说，花了几千万元买了一堆金融科技玩具在家里，拼装不起来，和业务融合不到一起去，对业务增长也缺乏贡献。这些玩具只能在展览和接待的时候，对外展示一下，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怎么回事。有的机构言必称数据风控，结果大数据一整治，贷款业务就趴窝停顿。 金融科技最重要的是能促进业务增长，而且是带来高质量的增长，同时又能管控单账户的运营成本。自身没有运营金融业务，但是也做金融科技产品的公司未来将会面临较大的挑战，因为金融机构最关心的是金融科技产品是否能够促进增长。如果金融机构单纯买一个产品套件，却没有获得促进业务增长的领域知识，是没有意义的。 一些场景金融比较发达的金融机构如苏宁金融、度小满金融、蚂蚁集团都打造了场景化特征十分明显的金融科技产品。比如苏宁金融依托智慧零售场景，历经十年打造的小微金融科技全流程解决方案，有在前端获客的“知赢”精准营销系统，有在获客之后进行欺诈识别的“CSI”反欺诈引擎，有负责支持多场景的“天衡”小微风控审批系统，有负责小微企业画像和监控小微企业风险的“秋毫”小微金融风险预警系统，还有支持人工+AI催收的“捕逾”智能催收系统，最后还有面向场景金融业务的金融数据中台用于智能化业务运营和存量经营。 金融科技未来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品牌玩具，而必将是融入业务增长全流程的利刃。 产业链场景为王 贷款领域场景分为三种：集成他人的场景，自主掌握的场景，自主掌握的产业链场景。第三种场景是最有价值的场景，因为在这种场景下，贷款和产业链强相关，是和产业交易环节强绑定在一起的，是刚需的场景，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自主掌握的产业链场景巨头已经浮现，比如零售场景的苏宁金融，物流场景的顺丰金融，出行场景的滴滴金融，手机场景的小米金融。 在互联网贷款领域，通过消费贷款和受托小微贷款支付获取的客群质量是最高的，远远高于纯流量的场景。拥有产业链场景，拥有银行、消费金融等大牌照的金融机构更是市场中的稀缺资源。他们要生态有生态，要数据有数据、要场景有场景、要资金有资金，过冬的资本雄厚。 在金融业寒冬来临之际，一些还未渗透金融的产业链场景掌控者会携场景之威，迅速逆势布局，加速对于金融牌照的布局，逆势加强持牌经营的底蕴。字节跳动公司2020年拿下网络小贷和第三方支付牌照，2019年获得证券投资和咨询资格许可，2018年获得保险经纪牌照。蚂蚁集团、小米金融最近都布局了消费金融公司牌照。 另外一方面，产业链场景巨头也会修炼内功，加速融合行业数据、政府数据，推出细分化的场景金融产品。产品面向场景细分将加强，比如苏宁银行的“微商贷”，在小微金融科技支撑下，基于零售、发票、税务、电力等行业数据，渗透到了零售、物流、烟草、电商、农村等20多个场景。 流量巨头入股金融机构狂潮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 流量总是要变现的，资本总是要逐利的，公司总是要吃饭的。助贷这条路走不通，流量巨头选择了另外一条变现之路，纷纷选择入股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以此获得低成本的资金，又能维持流量变现的生意。实际上金融机构绝不是差那几亿人民币的资本，他们能接受互联网巨头的入股，看重的是他们的流量和场景，因为这是比股本金还要宝贵的资本，而且还能不断的增值。 巨头的嗅觉是灵敏的，视野是超前的，流量巨头早就加速了融合金融机构的步伐。从2018年开始，360数科入股金城银行，小米入股新网银行、开设天星银行，新浪微博入股包银消费金融，度小满金融入股哈银消费金融，玖富数科入股湖北消费金融，乐信入股江西裕民银行。我们可以认为这是金融机构在瓜分流量，也可以认为是流量公司在融合金融机构。 利率下调其实是一件好事 繁华过后成一梦。 20年前，华为2000年全年净利润达29亿元，那个时候也是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前夕，任正非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华为的冬天》，跳出舒适区、习惯区，深刻反思了华为的流程变革、创新、均衡发展、干部管理、规范化管理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结果没过多久华为就遇到了IT界的冬天，网络设备采购大幅度减少；20年后，华为2020年上半年净利润达431亿元，但是面临着更加残酷的危机——核心芯片、软件和硬件供应链的问题。 金融行业受外界影响波动的更为厉害。很多金融机构习惯了流量+贷款的生意模式，是个银行都做线上贷款，接上外部数据就做风控，见个场景就谈助贷合作，业务发展靠外部流量，融担保险保驾护航，战略合作此起彼伏。经济形式好的时候，贷款都是很安全的，量蹭蹭地增长。在业务增长的时候，金融机构可能就会沉醉于当前的模式，忽视内在的隐患。经济形势变差的时候，贷款往往会出现大量的不良。流量模式会让线上贷款加速上量，也会加速恶化。 我们看到窗外整理草坪的工人，经常会推着割草机割草，因为这样会让草的根向下长的更牢、更深，可以吸收更多的养料和水分，使得来年的草长的更绿更茂密。利率下调，虽然降低了盈利空间，也倒逼金融机构做深层次的变革，为寒冬储备棉衣。 如何扛过寒冬？ 冬天不可怕，迟早春暖花开。 金融业是最进取的行业，金融融合场景，进而融合产业链的步伐不会停下，产业链金融生态的构建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流量+金融，只是产业链金融非常粗浅的一种模式。利率下调的“神之左手”实际上在引导金融直接进入真消费场景，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循环，削减掉中间的加价层。流量入股金融，金融建设场景浪潮都是相互融合的不同表现形式。 巨头们早就有了过冬的棉衣，那么中小金融机构何去何从呢？ （1）建设和守住场景。深耕本土化独特的场景，是你对外议价和价值交换的一切基础，是你维系客户忠诚度的必须手段。如济宁银行的慧济生活，乐信的消费权益平台乐卡。 （2）加速和场景、产业链巨头在资本上的深度融合。让流量和资金直接交换，基于产业链的刚需场景和真实数据降低金融交易成本。 （3）建设高可适用性、充分连接的业务数据中台。通过数据中台在公司内部统一客户、经营和产品数据，统一流程，在外部成为链接朋友圈、做大场景金融生态的神兵利器，很多时候业务发展、风险受阻，都是由于数据没有打通。 （4）发展促进增长的金融科技，尤其是和带有场景基因的金融科技公司合作。这样既能促进业务增长。加强金融科技和业务全流程的融合，可以显著降低业务运营成本，又能帮助自身提升对于场景的理解能力。 （5）下沉到县乡镇去，和政务数据、行业数据深度融合。由此，充分构建起下沉市场的信用画像能力，提升对于下沉市场的风险管控能力。如网商银行的“县域数字化普惠金融”项目。 冬天也是中小金融机构转型和涅槃的机会，冬天让我们在喧嚣中冷静下来，真正的思考自己，思考未来。 极西干旱之地有一蝉，此蝉匿于泥间二十三年，待雪山冰融雪水至，方始苏醒，于泥水间洗澡，于寒风间晾翅，震而飞碎虚空。——将夜
10日，兴业银行行长陶以平在第259场银行业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该行立足金融市场领域先发优势，推动“客户为本、商行为体、投行为用”的“商行+投行”战略实施，为精准扶贫注入了强大金融动力。 在发挥商行优势方面，陶以平表示，兴业银行每年制定金融扶贫业务增长计划，设置专项信贷额度，对扶贫信贷投放给予FTP价格补贴。今年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结合兴业银行自身情况和条件，对农户经营性贷款、普惠小微贷款，给予70BP补贴，同时加大产品创新，针对贫困人口，推出了小额低利率、灵活度高的社保贷款、小额担保贷款、助学贷款等产品，帮助贫困人口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 “要发挥好投行的优势就必须考虑如何帮助贫困地区拓展融资渠道，广引资金活水，尤其要为贫困地区和偏远的乡村交通、水利、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产业化输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陶以平表示。 他举例称，比如，2017年兴业银行主承销全国首单扶贫中期票据，主要用于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县高速公路建设，到今年该行交通类扶贫中期票据合计募集的资金已达到41.5亿元。此外，兴业银行还先后为内蒙古、甘肃等农业龙头企业发行了债券30亿元，以带动特色农业集约化、产业化发展。
10日，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青松在第259场银行业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截至6月末，农行在83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各项贷款不良率0.8%，低于全行贷款的不良率1.43%，全行精准扶贫贷款不良率1.4%，略低于全行贷款的不良率，实现了履行服务脱贫攻坚社会责任与自身商业可持续的有机结合。 据介绍，农行扶贫贷款投放力度进一步加大，截至8月末，在83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贷款比年初新增1510亿元，余额12425亿元；深度贫困县贷款比年初新增678亿元，余额4704亿元；精准扶贫贷款比年初新增655亿元，余额4570亿元，三项扶贫贷款增量均明显高于去年同期，增速均明显高于全行平均水平。 张青松介绍称，农行把支持未摘帽县脱贫攻坚作为今年金融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疫情期间，总行多次视频连线解决未摘帽县支行实际问题。截至8月末，在未摘帽县贷款比年初新增162亿元，余额732亿元，增速28.3%，显著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 针对特别偏远的乡镇农村地区，农行通过投入电子机具、掌上银行和移动服务车等方式，努力将金融服务方便快捷地送到广大贫困户手中，农行惠农通电子机具对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县的行政村覆盖率均超过85%。 “今年，把消费扶贫作为全行扶贫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全行动员，全面发力。”张青松表示，今年以来，全行直接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2.1亿元、帮助销售9.4亿元，分别是去年同期的9.5倍、5.7倍，其中通过线上扶贫商城渠道销售4.1亿元。 据他介绍，农行组织12家东部省分行结对帮扶“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和河北武强、饶阳，贵州黄平、重庆秀山等4个农行定点扶贫县，安排东部100家支行与深度贫困地区100家支行开展一对一干部精准帮扶，发挥全行力量全力助推打赢脱贫攻坚战。自去年这项工作启动以来，累计为“三区三州”和4个定点县引进招商项目26个，落地投资金额近15亿元。
自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整后，围绕着它的讨论一直在持续，近期一则法院判决文书更是将讨论推向了高潮。 根据这份判决书，浙江某地方法院对某银行当地分行主张向贷款人按照年化24%利率收取利息、逾期、罚息等申请予以驳回，并要求该银行按照LPR的四倍（即年化利率15.4%）向贷款人征收相应的利息和罚息。 这意味着，民间借贷新规出台后，在审理持牌金融机构与个人的借贷纠纷案件时，地方法院参考了新的司法保护利率上限。尽管目前这一判决已从裁判文书网上撤下（法院撤回），但其仍在业内引起了巨大争议。 讨论有两个层面： 1，持牌金融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民间借贷利率新规约束； 2，新规出台前的借贷纠纷案件是否适用新规。 其实对于上述问题现在还是在争议阶段，未有统一的权威定论。 但“愉见财经”同时了解到，为了保险起见，有的持牌金融机构已经悄悄下调了贷款利率，以期得到司法保护。在这此过程中，有机构正面临着业务利润明显下滑的压力。 大家或许更多看到的是还不出钱的借款人的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业内其实也有金融机构经理人们诉苦，契约精神的本质是秉章办事，卡片申领时早有协议约定，他们也正是基于当时的利率政策才做出的资金成本、风险容忍度、产品及客群规划，奈何期间政策有变。其实经营者们可能也会头痛。 （另外，正常情况下滞纳金和罚息本就比正常的利率要高不少、且计复利，现在LPR4倍一起框进去，看来以后罚息也没什么“罚”的作用了。） 金融机构是否适用仍有争议 实际上，民间借贷新规出台之初，关于金融机构的适用问题就曾引起争论。 一方观点认为，新规并不适用于金融机构，因为规定明确提到，“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另一方观点则提及，尽管新规适用范围未包括持牌金融机构，但在实践中，部分地方法院会借鉴民间借贷司法保护上限的规定，以此约束金融机构的信贷行为，因此最高法的利率上限调整也会对持牌金融机构放贷利率产生较大影响。 比如，在民间借贷利率还采用“两线三区”的规定时，最高院就曾在2017年8月4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编著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亦指出，“因为金融借款利率比民间借贷利率低，因此，金融借款的总成本显然应该低于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据了解，此前司法实践中，在大多情况下亦是以年利率24%作为金融机构利率的上限。 有律师认为，不论是从目前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大环境，还是以往的司法实践来看，不管是24%还是4倍LPR，都不仅仅是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也应金融机构的利率上限。 因此有建议称，就金融机构不适用新司法解释等相关问题，希望未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指导意见、会议纪要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裁判规则，并加强对地方法院的审判指导，减少因理解和执行尺度不一给金融机构带来困扰，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 除了持牌金融机构是否适用外，前述判决还存在的一个争议在于，从时间上看，该案件属于新规出台前的借贷纠纷案，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该案件并不应适用这一司法解释。 新规第三十二条第一款明确提到，新规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才适用本规定，也即8月20日受理的案件才适用规定。有律师对“愉见财经”称，“从时间上来推断，案件受理可能是在8月20日之前，所以在法律适用上仍存疑。 对金融机构影响几何？ 在当前观点不一之下，市场正迫切寻求可信的参考标准。也因此，日前在网上流传的浙江某地方法院的判决文书备受关注，这是在新规出台后，较先参考新规进行的判决，并在业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有助贷机构人士对“愉见财经”称，“不管助贷公司、还是消金公司、再或是信用卡中心，大家最近都在讨论这一判决，普遍担心的是，其他地方法院是否会将其作为参考，之后进行判决时，要求持牌金融机构也要遵循调整后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即4倍LPR。” 而一旦法院如此判决，显而易见的是，“高进高出”的商业模式将会被挤压，一些不能快速压降成本的贷款机构将被淘汰，毕竟有的贷款机构可能综合成本就超过了15%，若将贷款利率再降至15.4%，那么基本无生存空间；同时，持牌金融机构的利润也将会受到影响。 前述助贷机构人士还表示，出于审慎经营的考虑，目前已有合作银行要求将贷款利率上限进行了下调，这意味着，助贷机构的利润空间将被压缩，因为一部分相对“高风险”的客群被筛除掉了，贷款对象正往优质客群上集中。 关于这一点，欢迎补充阅读“愉见财经”此前专栏文章《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调整，消费金融的淘金时代过去了》。我们的判断是：绝大多数市场机构会变得无利可图，一大批公司可以关门或改行了。 优胜劣汰马太效应之下，要么资金成本非常低廉，要么掌握流量端（自己就是获客的gate），要么有着非常扎实的风控能力，最好以上三者兼具，只有这些玩家可以存活。（可能也就只剩银行体系玩家、互金巨头、专做细分的小而美公司。） 还有媒体报道称，为了提升助贷业务利润率，有的助贷机构还要求贷款申请人只能选择等额本息或等额本金两种还款方式，直接屏蔽一次性还本付息选项。这其中的猫腻在于利率的计算方式上：一次性还本付息方式的的APR（名义利率）与IRR（内部收益率）趋同，助贷机构与合作银行基本无利可图；相较之下，等额本息或等额本金的还款方式下，资金可持续回收并投入到新的放贷中，IRR仍可达到24%左右。 目前，金融机构在调整利率的同时，也在静待监管和最高法的明确规定。还需一提的是，除了持牌金融机构外，小贷公司是否适用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在法律层面也存在争议。自2005年央行开启小贷公司试点以来，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身份一直不明，并没有纳入发放金融业务许可证的范畴，而是交由地方金融办（局）负责监管。 不过，日前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印发了通知，号召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行业贷款利率定价大讨论活动”。 通知中，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强调，要立足小额贷款公司是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批准设立的经营放贷业务的营利法人，其经营行为不是民间借贷；要充分认清小额贷款公司在支持普惠金融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社会贡献；要用有理论、有实践、有数据、有对比的高质量大讨论，深入研究分析论证小额贷款公司行业贷款利率定价问题。 此被业内解读为小贷行业的“自救”之举，即强调自身属于持牌金融机构，不适用新规相关条款。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是我们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的关键，也是‘硬骨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钱文挥10日在银行业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截至8月末，农发行累计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投放扶贫贷款余额近2800亿元，增速是全行扶贫贷款的2.3倍。 在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金融机构也将深度贫困地区、未摘帽县作为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以来，农发行在原有差异化支持政策的基础上，再度推出21条特惠政策；中国农业银行在未摘帽县的贷款增速也显著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特惠政策助力脱贫攻坚 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实施差异化支持方面，钱文挥表示，农发行先后分4批研究制定数十条差异化政策，放宽贷款准入标准，优化贷款担保政策，建立绿色办贷通道，进一步实施优惠利率，减费让利深度贫困地区，提高风险容忍度，强化资源保障力度，不断推动政策、资金、资源向深度贫困地区和未摘帽贫困县倾斜。 “今年以来，农发行累计向52个未摘帽县投放扶贫贷款165.95亿元，较去年同期多投放逾100亿元，有力支持深度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快了当地脱贫攻坚的进程。”钱文挥表示。 钱文挥还介绍称，在原有差异化支持政策的基础上，今年农发行再度推出21条特惠政策，重点支持未摘帽县和“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在疫情防控、“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等重点领域，给予利率、期限等特惠。 此外，为破解产业扶贫信贷投入瓶颈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农发行会同山西省吕梁市委市政府试点建立了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即“吕梁模式”。截至2020年8月末，农发行在14个省份建立29支“吕梁模式”风险补偿基金，到位金额15.79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234家，带动服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26万余人，累计投放扶贫贷款91.99亿元。 渠道扶贫提升服务效率 农行行长张青松昨日介绍称，农行把支持未摘帽县脱贫攻坚作为今年金融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截至8月末，该行在未摘帽县的贷款比年初新增162亿元，余额732亿元，增速为28.3%，显著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自去年以来，农行累计为“三区三州”和4个农行定点扶贫县引进招商项目26个，落地投资金额近15亿元。 据介绍，凉山州属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也是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面最广的地区之一。客户普遍受教育程度低，文盲和半文盲占比大，不会签字的现象十分普遍。而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开展，大量政策、项目、资金不断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贫困地区客户的金融需求不断增加。 为解决签字难的问题，农行总行和四川省分行集中力量研发攻关，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即成功研发上线电子指纹签名功能，客户签字时间由每笔2分钟缩短为20秒，业务流程大幅缩短，客户体验明显增强。截至8月末，农行已经实现电子指纹签字功能在“三州”地区全部营业网点与柜面高频业务的“两个全覆盖”，日均办理电子指纹业务近400笔。 在助力脱贫攻坚的同时，农行保持了商业银行的可持续经营。张青松介绍称，截至6月末，农行在83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各项贷款不良率为0.8%，低于全行贷款不良率，全行精准扶贫贷款不良率1.4%，也低于全行贷款不良率，实现了履行服务脱贫攻坚社会责任与自身可持续经营的有机结合。 当好防御风险的稳定器 “价格全球联动、供求变化、自然灾害冲击以及农业生产周期等因素，造成了农产品价格有时波动比较大，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户抵抗这类风险的能力比较弱，收入也容易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变化。”兴业银行行长陶以平表示。 为了避免价贱伤农，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户稳定收入、保障生活，兴业银行通过集团旗下的期货子公司——兴业期货，开展了“保险+期货”业务，为农产品的价格波动“上保险”。 据了解，兴业期货与太平洋保险湖北分公司达成合作，由兴业期货全额出资，免费为贫困县湖北省麻城市、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两家农业合作社赠送5000吨鸡蛋投保价格险，保险金额逾3315万元。受疫情影响，鸡蛋价格下跌，农业合作社获得了32.86万元赔付，缓解了疫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惠及农业合作社雇佣的建档立卡贫困户134名。 陶以平介绍称，目前，兴业期货为湖北、吉林、安徽、陕西、云南的6个国家级贫困县3618户农民、18个家庭农场或农业合作社共投保了1.5亿元产品价格险，险种覆盖鸡蛋、白糖、玉米、大豆、棉花等主要农产品。
作为脱贫攻坚的标志性工程，易地扶贫搬迁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基础性问题。 9月10日，在银保监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扶贫金融事业部总裁钱文挥表示，2015年6月以来，农发行累计投放易地扶贫搬迁贷款3123亿元，惠及建档立卡搬迁人口524万人，实现了易地扶贫搬迁贷款投放、余额、同业占比“三个第一”。 “每年对22个有搬迁任务的省份每个分行下达具体的目标任务，制定专项的行动计划。”根据钱文挥介绍，对搬迁贫困人口超过1万人的特大型集中安置区，贷款投放覆盖比例不低于80%，力争实现全覆盖；对于搬迁贫困人口超过800人的大中型集中安置区的贷款投放覆盖比例不低于50%。有易地扶贫搬迁任务的22个省级分行全部实现贷款投放，单独设置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考核指标，纳入全年的绩效考核体系，加大考核力度。 能脱贫还要能致富。在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后，要从根本上解决“新的一方水土还要养得起新的一方人”的问题。 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就要转入后续的扶持阶段。钱文挥指出，农发行从今年起，五年内共安排1200亿元的专项贷款额度。其中，1000亿元用于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还有200亿元贷款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配套设施的提升完善，包括基础设施、配套服务。 此外，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方面，2015年以来，农发行累计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投放扶贫贷款超过4500亿元，到今年8月末，贷款余额近2800亿元，增速是全行扶贫贷款的2.3倍。其中，今年以来累计向52个未摘帽县投放扶贫贷款165.95亿元，较去年同期多投放逾100亿元，支持深度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快了当地脱贫攻坚的进程。 钱文挥表示，下一步，农发行将持续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提供多元化、市场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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