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微摄 文章来源：央行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为进一步推进普通纪念币发行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普通纪念币普制币发行管理暂行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请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区内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附件：普通纪念币普制币发行管理暂行规定中国人民银行2020年7月23日一、普通纪念币普制币的定位是什么？ 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国情，适应公众需求，普通纪念币普制币（以下简称“普制币”）总体定位于纪念和收藏功能。其可以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但不鼓励流通；可以依法交易，但要避免炒作。市场化改革后，普制币分为按面额预约兑换和溢价装帧销售两部分。其中，按面额预约兑换部分是普制币发行的基础和主体，溢价装帧销售部分是按面额预约兑换方式的补充。两者结合可以更好满足公众对普通纪念币的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 二、为什么要进行普通纪念币市场化发行改革？ 2015年以来，人民银行开始推进普通纪念币发行改革，通过公开预约和以需定产，大大提高了普通纪念币发行透明度，社会反映良好。但现行方式还存在以下矛盾：一是完全采用面额兑换的方式无法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二是行政方式难以科学确定发行数量，缺乏市场调节机制平衡供求。三是发行各方的责权不清晰，影响发行效率和服务质量。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普通纪念币发行中存在的问题，更好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激活承销主体市场活力，培育健康理性的纪念币收藏理念，更好地发挥普通纪念币在弘扬民族文化、钱币文化，宣传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人民银行经过深入研究论证，拟对现行普通纪念币发行方式进行市场化改革。 三、如何保证普制币市场化发行改革的效果？ 普通纪念币发行改革坚持市场化方向，立足于我国普通纪念币发行特点和传统，引入招标方式，保留现行银行业金融机构预约兑换机制，增加普制币装帧销售，丰富公众获得普制币渠道，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同时，人民银行将加强对普制币主承销商的指导和监管，切实提高服务水平，确保改革效果。 一是合理确定普制币发行数量。人民银行将根据普通纪念币的功能定位，充分考虑公众需求，合理预测装帧币市场供求，研究确定普制币发行数量。 二是加强对普制币主承销商的指导和管理，提高普制币发行的服务水平，确保服务质量。 三是完善钱币市场法律法规，培育诚信、规范的市场主体，引导钱币市场健康发展。（完）
7月27日，新三板精选层设立暨首批公司晋层仪式举行，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发表致辞。阎庆民表示，设立精选层是新三板的里程碑事件，证监会将做精做细精选层，强化监管和防范，提升新三板的辐射力、吸引力和竞争力。 阎庆民表示，新三板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企业的重要平台，运营7年来，在丰富市场层次结构、完善差异化制度安排、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积极探索实践具有更强适应性、更大包容性的资本市场普惠金融之路。 阎庆民称，去年以来，证监会围绕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同北京市委市政府全面启动了深化新三板改革，推出了设立精选层、建立公开发行制度、优化投资者适当性安排、建立转板机制等一系列创新举措，这对于激发新三板市场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更好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建设都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阎庆民表示，设立精选层，既是新三板发展的里程碑，也是进一步深化新三板改革的起点。中国证监会将着眼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进一步推进注册制、交易结算等基础制度改革，创新融资产品和工具，做精做细精选层，统筹推进精选层、创新层和基础层协同发展，强化市场监管和风险防范，不断提升新三板市场的辐射力、吸引力和竞争力。 阎庆民表示，希望有关各方继续关心支持新三板改革，共同推动新三板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努力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图片来源：微摄 2020年7月22日，科创板开市一周年之际，德林海、大地熊、三生国健、震有科技、芯朋微、奇安信、力合微7家科创板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暨科创板开市一周年仪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举行。至此，科创板上市公司达到140家，总市值逾2.79万亿元，合计融资2179亿元。 在中国证监会的坚强领导下，在上海市的大力支持下，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在改革中诞生，在探索中发展。开市一年来，科创板建设通过关键制度改革，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示范带动效应不断增强，市场包容性、行业集聚性、品牌示范性充分显现，上市企业科创属性和成长性尤为明显；通过注册制试点，将企业选择权交给市场，有效提升发行上市领域的“营商环境”，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通过交易机制创新，保障市场平稳运行、交投活跃、博弈充分、定价机制发挥应有作用。总体来看，科创板制度设计与执行总体符合预期，改革理念得到有效落实，改革成效初步显现。注册制试点形成的有效经验已推广至存量市场，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能力和实体经济竞争力的支持功能得到有效提升。 后续，上交所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资本市场建设的部署要求，坚守科创板定位、牢记改革初心，以建设“科技创新企业上市首选地”为主线，以更强的责任感和进取心，用心吸引、培育科技创新企业通过科创板做优做强，不断丰富注册制理念市场化、法治化实践，持续深化基础制度改革，努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全面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上交所理事长黄红元，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深圳市等省市领导，中国证监会和各相关市场机构代表等出席仪式，向7家科创板公司表示祝贺。
科创板颠覆A股三大传统理念——纪念科创板开板一周年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教授 毫不夸张地讲，注册制改革曾经“命悬一线”、“九死一生”，但科创板横空出世，却让它瞬间成真，并且平稳落地、顺利运行。在科创板+注册制推出一周年之际，我们回顾曾经的历史与今天的巨变，坚定资本市场改革信心。 2013年11月19日，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这标志着A股IPO注册制改革拉开序幕。 不过，2013年底、2014年初，由于当时A股仍处熊市（上证综指在2000点上下波动），按历史惯例，监管层未能拿出注册制改革具体方案。直至2014年11月A股大牛市来临，上证综指直冲3000点，监管层才逐渐坚定注册制改革的信心。 2015年初，中国证监会正式宣布：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2015年资本市场改革的头等大事，是涉及市场参与主体的一项“牵牛鼻子”的系统工程，也是证监会推进监管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2015年6月“杠杆牛”引发“股市异常波动”，上证综指从2015年6月12日最高点5178点暴跌至两月后的2800点附近，所谓的“改革牛”却中断了注册制改革，为此监管层再次关闭了A股一级市场（暂停IPO）。直至2015年11月初中旬，上证综指再次站上3500点，于是，监管层决定再次重启IPO。 2015年11月20日上午，证监会肖钢主席及办公厅、发行部等领导，听取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意见。肖主席指出：在股市异常波动之后，《证券法》修订推迟，国务院可能采取法律授权方式出台意见解决，全力以赴明年三月注册制要有结果；先放发行节奏，后放价格；缩短发行流程（3到6个月），给企业明确预期。 在旧有的证券法来不及修订的特殊情况下，为了有效推进（不耽搁）注册制改革，我们采用了“人大授权”的方式，希望尽快启动注册制改革。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决定（草案）。草案明确，在决定施行之日起两年内，授权对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票公开发行实行注册制度。本决定自2016年3月1日起施行。 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注册制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围绕注册制改革，监管层做了一些配套制度准备工作，比方，进一步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明显提高了打击证券违法犯罪的效率；退市制度引入了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新规；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新股扩容加速，IPO效率明显提升，IPO排队时间从两年缩短为一年；IPO审核内容与形式发生了悄悄的变化，监管层淡化了IPO实质性审核。 因注册制改革未能如期完成，而证券法修订阻力巨大，但“人大授权”即将期满，怎么办？2018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证券法》有关规定期限的决定，决定自2018年2月25日起，期限延长二年至2020年2月29日。 从2013年11月到2018年11月整整五年时光流失，当市场专家们对注册制改革的必要性及改革时机仍在喋喋不休、争议不断的时候，当股民对注册制改革感到迷茫、茫然之际，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并宣布了中央的三项决定，其中之一就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这是中央发出的注册制改革的“紧急动员令”，既是春风，更是春雷！注册制改革已无退路，必须前行！ 2019年1月28日，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随后，证监会和上交所发布了科创板+注册制的14个相关制度文件（证监会4个+上交所10个），并向全社会征集修改意见。2019年3月初，一个月意见征集期刚刚结束，科创板全部规则“法定版本”完整发布，这意味着“科创板+注册制”即将落地实施。 2019年7月22日，星期一，科创板正式开板交易，首批25只股票率先登场，这就是“科创板速度”，不到半年时间，科创板从中央决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不过，“九死一生”的注册制却成为了最大受益者。 “科创板+注册制”的横空出世，开启了A股市场的新征程、新时代，它极大地提升了A股市场的包容性与市场化程度，并为创新企业搭建了自己的专属舞台。 2019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证券法”，并于2020年3月1日起施行。新证券法全面赋予了注册制合法地位，这意味着注册制改革将在整个A股市场全面推行实施。 2020年4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当天晚间，深交所就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相关配套业务规则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标志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并将加快推进。 2020年6月12日，深交所正式发布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全套规则。其中，创业板注册制相关规则，几乎全盘照搬或复制了科创板注册制，从这一点可以证明：科创板注册制试点是成功的，运行是平稳的，否则，它不会得到深交所的高度认可。2020年6月30日，深交所正式开始受理注册制IPO申请。 2020年7月22日，科创板注册制即将运行一周年。这一年，A股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科创板注册制的市场预期，对A股市场的传统理念带来了颠覆性改变。 （一）IPO“批文”身价大跌 在过去的核准制下，不仅IPO门槛畸高，而且IPO审核效率低下，IPO排队可长达两、三年，尤其是IPO实质性审核犹如“选美大赛”，IPO门槛在“海选”过程中不断被人为推高，这使得IPO“批文”（行政审批）成为最稀缺资源，一文难求。因此，一些企业能拿到IPO批文，几乎要耗费全部精力，如此折腾下来可能仅剩半条命，为此，一些企业将获得IPO批文看作是“毕业典礼”，而不是“开学典礼”。好不容易才上市，上市就想变现走人。 在科创板注册制下，IPO审核不再是证监会审核，而是改由上交所负责审核，证监会负责注册。这是监管层的自我革命，也是A股市场首次“放权”给证交所IPO审核权。 在科创板注册制中明确规定，上交所IPO审核周期不超过3个月，中国证监会在20个工作日内对发行人的注册申请作出同意注册或者不予注册的决定。从理论上讲，一家企业的IPO申请，最短时间可在4个月内完成IPO审核及注册。IPO周期大幅缩短，极大地提高了IPO效率，极大地降低了IPO成本。这是一场IPO理念的革命，它让IPO批文变得不再希罕，这正是注册制包容性的最重要体现。 不仅如此，科创板注册制首创“多通道”IPO标准，它极大地提高了A股市场的包容性，各种新业态、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新业态、新模式的企业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IPO通道，同时，它首次允许科创企业“亏损上市”，并首次允许特殊股权结构红筹企业IPO，这是制度的创新，更是对高科技企业的包容与支持。 （二）垃圾股“壳资源”分文不值 在过去的核准制下，因为IPO门槛高、IPO效率低下、IPO成本昂贵，IPO“批文”一文难求，因此，许多企业（包括一些皮包公司）为了规避排队成本和核准制风险，它们不愿走IPO大门，而是通过在二级市场购买垃圾股的“壳”，然后堂而皇之的走后门“买壳上市”。这是一种制度博弈与制度套利。 正是在这些企业及皮包公司买壳上市的示范效应下，大量机构及牛散率领小散也参与到炒壳、赌壳的游戏中来，甚至出现了“越垃圾越暴炒”的疯狂景象。这使得股价信号被严重扭曲，大量垃圾股股价远高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股价，每逢牛市，5元以下股票全线消失；即便熊市，一些垃圾股也被炒至一、二十元，股民甚至不允许一元股、两元股的存在。 然而，一年前科创板+注册制落地实施，IPO门槛降低，IPO周期缩短，IPO变得越来越低成本、高效率，IPO批文不再稀缺，买壳上市已变得毫无价值，垃圾股的“壳”资源也变得分文不值，炒壳、赌壳成为笑话，于是，垃圾股的股价瞬间回归正常，一元股、两元股有序排队，即便出现毛股，再也无人问津。只有A股股价信号恢复正常，股市资源配置功能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三）“一元退市”标准大显神威 早在2012年，A股退市制度首次引入了“一元退市”标准，然而，在随后的七年间，它却一直只是一个制度摆设。在核准制时代，因为“IPO难”，所以“退市更难”。买壳上市不允许垃圾股退市，进而垃圾股成为抢手货，甚至越垃圾越暴炒，这使得僵尸企业无法有尊严地退市。过去许多超级垃圾股“死不退市”，它们大玩财务报表游戏，最常见的手法就是“两年巨亏、一年微利”，如此循环，规避“暂停上市”；当然，也有一些垃圾股在“暂停上市”与“恢复上市”之间来回折腾，如此低劣的退市效率，毫无威慑性可言。正因如此，中国股市在过去28年（1990-2018）期间，总计只有54家A股公司被强制退市，年均退市不到2家。这表明在核准制时代A股基本上只进不出，退市制度形同虚设，毫无意义。 直至2019年上半年，科创板退市制度首次发布，它不仅设置了多通道、高效率的退市标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首次废除了“暂停上市”，首次废除了“恢复上市”，首次废除了“重新上市”。退市制度的“三废”改革，有效斩断了旧退市制度留给僵尸企业的垂死挣扎及投资者火中取栗的侥幸，进而让垃圾股及僵尸企业无路可逃，快速退市成为唯一选择。这就是退市威慑与退市效率。 一年来，科创板退市制度预期已给A股市场带来了巨大变化，一元退市标准开始大显神威。我们知道，2018年仅有6只股票强制退市，2018年10月*ST中弘（000979）有幸成为了A股市场首只“一元退市”股票。2019年沪深两市共有12只股票强制退市（10只A股，2只B股），全年强制退市股票数量相当于2018年的两倍，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强制退市是通过投资者用脚投票被“一元退市”标准赶出市场的。更有意思的是，2019年首次出现了退市“常年化”现象。过去垃圾股退市一般主要集中在年报披露完毕后的五月份，而2019年从5月至12月期间每月都有垃圾股退市，这就是“一元退市”标准的高效与神奇！ 一元退市标准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退市标准，它是投资者“用脚投票”的结果。一个垃圾股或僵尸企业是否应该退市？它将话语权及决定权完全交给投资者，这是对市场和投资者的尊重与信任。因此，凡是通过投资者“用脚投票”、被一元退市标准赶出股市的股票，不需要任何理由和解释，无论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它们都心服口服，无话可说。这就是市场化程度最高、退市效率最高、而且最有威慑力的一元退市标准。 2020年上半年，沪深两市累计已有14家公司被终止上市，已超过2019年全年的强制退市数量；其中，一元退市的公司就有9家，一元退市已成为最受市场青睐的、“主流”退市标准。这是市场化的力量，正是一元退市标准大显神威，ST股及*ST股已无人问津，投资者已懂得用脚投票，“跑得快”成为一种全新的游戏规则，A股股价信号开始恢复正常。 总而言之，如果没有科创板+注册制的落地实施，A股市场预期就不会改变，上述三大市场变化也不会发生。这是科创板的成功，也是注册制的成功，为此，我们期望注册制改革能够尽快地覆盖整个A股市场，让中国股市的明天更美好！
毫不夸张地讲，注册制改革曾经“命悬一线”、“九死一生”，但科创板横空出世，却让它瞬间成真，并且平稳落地、顺利运行。在科创板+注册制推出一周年之际，我们回顾曾经的历史与今天的巨变，坚定资本市场改革信心。 2013年11月19日，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这标志着A股IPO注册制改革拉开序幕。 不过，2013年底、2014年初，由于当时A股仍处熊市（上证综指在2000点上下波动），按历史惯例，监管层未能拿出注册制改革具体方案。直至2014年11月A股大牛市来临，上证综指直冲3000点，监管层才逐渐坚定注册制改革的信心。 2015年初，中国证监会正式宣布：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2015年资本市场改革的头等大事，是涉及市场参与主体的一项“牵牛鼻子”的系统工程，也是证监会推进监管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2015年6月“杠杆牛”引发“股市异常波动”，上证综指从2015年6月12日最高点5178点暴跌至两月后的2800点附近，所谓的“改革牛”却中断了注册制改革，为此监管层再次关闭了A股一级市场（暂停IPO）。直至2015年11月初中旬，上证综指再次站上3500点，于是，监管层决定再次重启IPO。 2015年11月20日上午，证监会肖钢主席及办公厅、发行部等领导，听取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意见。肖主席指出：在股市异常波动之后，《证券法》修订推迟，国务院可能采取法律授权方式出台意见解决，全力以赴明年三月注册制要有结果；先放发行节奏，后放价格；缩短发行流程（3到6个月），给企业明确预期。 在旧有的证券法来不及修订的特殊情况下，为了有效推进（不耽搁）注册制改革，我们采用了“人大授权”的方式，希望尽快启动注册制改革。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决定（草案）。草案明确，在决定施行之日起两年内，授权对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票公开发行实行注册制度。本决定自2016年3月1日起施行。 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注册制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围绕注册制改革，监管层做了一些配套制度准备工作，比方，进一步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明显提高了打击证券违法犯罪的效率；退市制度引入了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新规；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新股扩容加速，IPO效率明显提升，IPO排队时间从两年缩短为一年；IPO审核内容与形式发生了悄悄的变化，监管层淡化了IPO实质性审核。 因注册制改革未能如期完成，而证券法修订阻力巨大，但“人大授权”即将期满，怎么办？2018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证券法》有关规定期限的决定，决定自2018年2月25日起，期限延长二年至2020年2月29日。 从2013年11月到2018年11月整整五年时光流失，当市场专家们对注册制改革的必要性及改革时机仍在喋喋不休、争议不断的时候，当股民对注册制改革感到迷茫、茫然之际，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并宣布了中央的三项决定，其中之一就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这是中央发出的注册制改革的“紧急动员令”，既是春风，更是春雷！注册制改革已无退路，必须前行！ 2019年1月28日，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随后，证监会和上交所发布了科创板+注册制的14个相关制度文件（证监会4个+上交所10个），并向全社会征集修改意见。2019年3月初，一个月意见征集期刚刚结束，科创板全部规则“法定版本”完整发布，这意味着“科创板+注册制”即将落地实施。 2019年7月22日，星期一，科创板正式开板交易，首批25只股票率先登场，这就是“科创板速度”，不到半年时间，科创板从中央决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不过，“九死一生”的注册制却成为了最大受益者。 “科创板+注册制”的横空出世，开启了A股市场的新征程、新时代，它极大地提升了A股市场的包容性与市场化程度，并为创新企业搭建了自己的专属舞台。 2019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证券法”，并于2020年3月1日起施行。新证券法全面赋予了注册制合法地位，这意味着注册制改革将在整个A股市场全面推行实施。 2020年4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当天晚间，深交所就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相关配套业务规则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标志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并将加快推进。 2020年6月12日，深交所正式发布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全套规则。其中，创业板注册制相关规则，几乎全盘照搬或复制了科创板注册制，从这一点可以证明：科创板注册制试点是成功的，运行是平稳的，否则，它不会得到深交所的高度认可。2020年6月30日，深交所正式开始受理注册制IPO申请。 2020年7月22日，科创板注册制即将运行一周年。这一年，A股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科创板注册制的市场预期，对A股市场的传统理念带来了颠覆性改变。 （一）IPO“批文”身价大跌 在过去的核准制下，不仅IPO门槛畸高，而且IPO审核效率低下，IPO排队可长达两、三年，尤其是IPO实质性审核犹如“选美大赛”，IPO门槛在“海选”过程中不断被人为推高，这使得IPO“批文”（行政审批）成为最稀缺资源，一文难求。因此，一些企业能拿到IPO批文，几乎要耗费全部精力，如此折腾下来可能仅剩半条命，为此，一些企业将获得IPO批文看作是“毕业典礼”，而不是“开学典礼”。好不容易才上市，上市就想变现走人。 在科创板注册制下，IPO审核不再是证监会审核，而是改由上交所负责审核，证监会负责注册。这是监管层的自我革命，也是A股市场首次“放权”给证交所IPO审核权。 在科创板注册制中明确规定，上交所IPO审核周期不超过3个月，中国证监会在20个工作日内对发行人的注册申请作出同意注册或者不予注册的决定。从理论上讲，一家企业的IPO申请，最短时间可在4个月内完成IPO审核及注册。IPO周期大幅缩短，极大地提高了IPO效率，极大地降低了IPO成本。这是一场IPO理念的革命，它让IPO批文变得不再希罕，这正是注册制包容性的最重要体现。 不仅如此，科创板注册制首创“多通道”IPO标准，它极大地提高了A股市场的包容性，各种新业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企业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IPO通道，同时，它首次允许科创企业“亏损上市”，并首次允许特殊股权结构红筹企业IPO，这是制度的创新，更是对高科技企业的包容与支持。 （二）垃圾股“壳资源”分文不值 在过去的核准制下，因为IPO门槛高、IPO效率低下、IPO成本昂贵，IPO“批文”一文难求，因此，许多企业（包括一些皮包公司）为了规避排队成本和核准制风险，它们不愿走IPO大门，而是通过在二级市场购买垃圾股的“壳”，然后堂而皇之的走后门“买壳上市”。这是一种制度博弈与制度套利。 正是在这些企业及皮包公司买壳上市的示范效应下，大量机构及牛散率领小散也参与到炒壳、赌壳的游戏中来，甚至出现了“越垃圾越暴炒”的疯狂景象。这使得股价信号被严重扭曲，大量垃圾股股价远高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股价，每逢牛市，5元以下股票全线消失；即便熊市，一些垃圾股也被炒至一、二十元，股民甚至不允许一元股、两元股的存在。 然而，一年前科创板+注册制落地实施，IPO门槛降低，IPO周期缩短，IPO变得越来越低成本、高效率，IPO批文不再稀缺，买壳上市已变得毫无价值，垃圾股的“壳”资源也变得分文不值，炒壳、赌壳成为笑话，于是，垃圾股的股价瞬间回归正常，一元股、两元股有序排队，即便出现毛股，再也无人问津。只有A股股价信号恢复正常，股市资源配置功能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三）“一元退市”标准大显神威 早在2012年，A股退市制度首次引入了“一元退市”标准，然而，在随后的七年间，它却一直只是一个制度摆设。在核准制时代，因为“IPO难”，所以“退市更难”。买壳上市不允许垃圾股退市，进而垃圾股成为抢手货，甚至越垃圾越暴炒，这使得僵尸企业无法有尊严地退市。过去许多超级垃圾股“死不退市”，它们大玩财务报表游戏，最常见的手法就是“两年巨亏、一年微利”，如此循环，规避“暂停上市”；当然，也有一些垃圾股在“暂停上市”与“恢复上市”之间来回折腾，如此低劣的退市效率，毫无威慑性可言。正因如此，中国股市在过去28年（1990-2018）期间，总计只有54家A股公司被强制退市，年均退市不到2家。这表明在核准制时代A股基本上只进不出，退市制度形同虚设，毫无意义。 直至2019年上半年，科创板退市制度首次发布，它不仅设置了多通道、高效率的退市标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首次废除了“暂停上市”，首次废除了“恢复上市”，首次废除了“重新上市”。退市制度的“三废”改革，有效斩断了旧退市制度留给僵尸企业的垂死挣扎及投资者火中取栗的侥幸，进而让垃圾股及僵尸企业无路可逃，快速退市成为唯一选择。这就是退市威慑与退市效率。 一年来，科创板退市制度预期已给A股市场带来了巨大变化，一元退市标准开始大显神威。我们知道，2018年仅有6只股票强制退市，2018年10月*ST中弘（000979）有幸成为了A股市场首只“一元退市”股票。2019年沪深两市共有12只股票强制退市（10只A股，2只B股），全年强制退市股票数量相当于2018年的两倍，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强制退市是通过投资者用脚投票被“一元退市”标准赶出市场的。更有意思的是，2019年首次出现了退市“常年化”现象。过去垃圾股退市一般主要集中在年报披露完毕后的五月份，而2019年从5月至12月期间每月都有垃圾股退市，这就是“一元退市”标准的高效与神奇！ 一元退市标准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退市标准，它是投资者“用脚投票”的结果。一个垃圾股或僵尸企业是否应该退市？它将话语权及决定权完全交给投资者，这是对市场和投资者的尊重与信任。因此，凡是通过投资者“用脚投票”、被一元退市标准赶出股市的股票，不需要任何理由和解释，无论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它们都心服口服，无话可说。这就是市场化程度最高、退市效率最高、而且最有威慑力的一元退市标准。 2020年上半年，沪深两市累计已有14家公司被终止上市，已超过 2019年全年的强制退市数量；其中，一元退市的公司就有9家，一元退市已成为最受市场青睐的、“主流”退市标准。这是市场化的力量，正是一元退市标准大显神威，ST股及*ST股已无人问津，投资者已懂得用脚投票，“跑得快”成为一种全新的游戏规则，A股股价信号开始恢复正常。 总而言之，如果没有科创板+注册制的落地实施，A股市场预期就不会改变，上述三大市场变化也不会发生。这是科创板的成功，也是注册制的成功，为此，我们期望注册制改革能够尽快地覆盖整个A股市场，让中国股市的明天更美好！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日报》
【经济观察】车险再迎改革，消费者权益成为“牛鼻子” 近日，涉及千家万户出行安全的车险迎来新一轮改革。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作为改革主要目标，对保险公司列出“降价、增保、提质”等阶段性任务清单，并提出一揽子具体改革措施。 此次改革定位为综合性改革，涉及交强险改革，也涉及商车险改革；既涉及条款改革，也涉及费率改革；既涉及产品改革，也涉及服务改革。根据指导意见，改革后的预定附加费用率将从35%下降至25%，同时预定赔付率将大幅上升。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是力度最大的一次车险改革。 据了解，从2015年启动商用车费改试点以来，我国已开展了多轮车险改革。从前期的实践来看，车险险种日渐丰富、费率厘定日趋多样化，保障服务有所创新。但消费者日益增长的车险保障需要与车险供给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消费者对车险服务仍有诟病。 “目前都是一些小改革，真正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触及利益藩篱的改革、深水区的改革还没有开始。”此前，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表示，近年来，银保监会在车险市场加大监管力度，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车险市场长期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从市场表现来看，随着竞争的激烈，一些保险公司大打“价格战”，拼手续费，正常的市场秩序受到干扰，车险费率出现波动甚至反弹。 近年来，随着汽车保有量增速放缓，车险保费的增速也进一步下滑。2019年车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速仅为4.5%，行业乱象有抬头趋势，车险综合成本率仍一路看涨。而同时，行业整体赔付率却难以有效提升，车险经营效率和服务能力受到质疑。 有专家将车险市场的上述窘境描述为“哈定悲剧”—— 在多个利益主体的博弈中，每个博弈方都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为目的，最终损害了大家的公有利益，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表示，因为所有公司都想做大规模，但是在客户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不断推高成本来获客，这样不仅消费者得不到满意的服务，保险公司的利润也得不到保证。 “从国内外情况来看，追求多重目标以及目标之间相互冲突往往是车险改革面临的难题和反复的原因。基于我国车险的市场体系、竞争格局、价格弹性等特点，要实现各参与方在改革中都获益，难度不小。”中国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基于此，此次车险综合改革按照先后主次和轻重缓急的原则，将“保护消费者权益”作为主要目标。 根据政策设计，保障责任优化、产品服务丰富、附加费用合理、市场体系健全、市场竞争有序、经营效益提升等具体目标，都应当服从、服务于“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一总体目标。 上述负责人坦承，改革中可能出现保费规模下降、一定时期内可能出现行业性承保亏损、中小财险公司可能面临经营困难等情况。但阵痛在所难免，市场机制下总得面对优胜劣汰。作为改革主体，保险公司只有抓住“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个“牛鼻子”，把发力点由保费规模、产品销售转移到车主身上，车险行业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记者 北梦原
“当前，推UBI等创新产品还面临着一些困难或者障碍。”7月16日，在银保监会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财险部副主任尹江鳌指出。 车险是与消费者接触最广的保险产品之一。近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也使车险改革登上了热搜。 其中，征求意见稿提出支持创新产品和服务，包括支持行业制定新能源车险、驾乘人员意外险、机动车延长保修险示范条款，探索在新能源汽车和具备条件的传统汽车中开发机动车里程保险（UBI）等创新产品，制定包括代送检、道路救援、代驾服务、安全检测等车险增值服务险的示范条款。 尹江鳌介绍称，UBI产品是基于人、车、路多维度的定价模型，近年来有些财险公司已经利用车联网智能手机等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在车险定价过程中使用这些设备，做到了更加科学的精细化定价，是一个好事。 不过，尹江鳌表示，当前推UBI等创新产品也还面临着一些困难或者障碍，一是定价的经验数据不足，UBI是一个新生事物，定价基础数据不够，定价稳定性和可靠性受到一定影响，经验数据的积累还需要一定时间；二是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一个过程，虽然国家已经把车联网纳入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正积极推进，但需要一个过程；三是设备配备不到位，大部分机动车没有配备相应的UBI设备，也影响了推广进度；四是财险公司服务能力、承保和理赔能力欠缺。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在财产险改革领域中，银保监会共推进三项改革。一是推进车险综合改革。力争解决车险深层次矛盾问题，健全市场化条款费率形成机制，激发市场活力，规范市场秩序，提升服务水平，促进车险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二是深化农险改革。加强农险经营条件管理，印发《关于进一步明确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条件的通知》，加快农险高质量发展；三是落实“放管服”改革。推动实施产品监管制度改革，推动实施分类监管、属地监管，进一步释放市场发展活力。 数据显示，2020年1-6月，财产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7217亿元，同比增长7.6%；承保利润同比增长21.7%，净利润同比下降5.8%。在服务能力方面，上半年，财产保险业累计提供风险保障3273万亿元，同比增长26.5%；支持赔款3353.9亿元，同比增长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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