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启动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掀起了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热潮，各项工作正在扎实有序推进。本报今日起开设“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栏目，及时报道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的新进展新突破。本报记者深入一线挖掘国企改革先进典型和成功经验，着力为国企改革走深走实营造良好氛围，为广大企业更好地抓改革促发展提供启示。 今年启动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吹响了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的冲锋号。作为今后三年进一步落实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和顶层设计的具体施工图，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重在落实，务求实效，将显著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2020年，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进展如何？下一步将如何推进？“十四五”期间如何谋篇布局？经济日报记者就相关话题专访了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 今年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记者：今年以来，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正式启动，各项工作进展如何？ 翁杰明：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启动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和各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全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扎实有序推动各项工作，三年行动开局良好，改革成效逐步显现。 学习贯彻实现全覆盖，主体责任层层压实。所有中央企业和地方全部组织了集中学习培训，国资国企系统实施三年行动的思想认识进一步统一。明确了贯彻落实三年行动方案部门分工，研究制定了贯彻落实三年行动工作台账，推动建立第一责任人制度和“军令状”制度，为方案精准落地提供保障。 实施方案全面制定，改革任务有序推进。国资委发出《关于加大工作力度努力完成2020年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重点任务的通知》，截至2020年11月底，中央企业今年改革任务完成率超过70%，各地今年改革任务完成率超过63%，年底前能够基本完成。 此外，重点专项积极推进，督查考核有效落地。全系统启动公益性业务分类核算和分类考核工作，并选择5家企业作试点。启动并完成了第六次国企改革重点工作任务专项督查，围绕三年行动重点任务，聚焦督查重点，明确清单，切实发挥了督查最大效能。加快国企改革在线督办系统建设，开始上线试运行。 国资央企改革取得实效 记者：2020年，中央企业改革取得哪些成效？ 翁杰明：2020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开局之年，国资央企系统经受住疫情防控大战大考的检验，并提前谋划、有序推进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国资央企改革取得了五大进展。 一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完善。全面落实“两个一以贯之”，即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一以贯之。推动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二是市场化经营机制改革加快步伐。中央企业有621户子企业选聘职业经理人近5000人，119户控股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开展总部机关化专项整治和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集团总部部门数量平均压缩超过17%，人员编制平均减少20%。 三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稳妥推进。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效推动了经营机制转换，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 四是重组整合、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展。目前22组41家中央企业完成战略性重组，2041户“僵尸”特困企业处置治理任务基本完成。 五是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取得历史性突破。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市政社区分离移交和所办医疗教育机构深化改革基本完成，厂办大集体改革完成81.9%。 当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国企改革工作还存在不少差距和不足，部分改革重点难点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改革落实不平衡、不到位的情况仍然存在。 突出抓好六大重点任务 记者：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正在扎实推进，下一步将如何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翁杰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出新的重大部署，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将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围绕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突出抓好以下六个方面重点任务。 突出抓好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一步厘清各治理主体权责边界，推动董事会应建尽建、落实职权，完善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制度。 突出抓好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围绕服务国家战略，聚焦主业实业、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国有资本有序进退；聚焦科技自立自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塑造国内大循环新优势。 突出抓好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分层分类深化混改，深度转换经营机制，坚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底线。 突出抓好三项制度改革。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将大力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全面推进用工市场化，灵活开展多种方式的中长期激励。 突出抓好改革专项工程。在“双百行动”上要再深化，在“科改示范行动”上要再突破，在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上要再提效，在世界一流企业创建上要再发力。 突出抓好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推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激励企业领导人员担当作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未来五年将开创新局面 记者：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对于“十四五”时期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国资委有哪些谋划？ 翁杰明：“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必须紧紧抓住关键历史窗口期，持续推动国企改革走深走实，提高改革综合效能，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新局面。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全面贯彻“两个一以贯之”，国有企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途径更加清晰，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更加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 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明显优化。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战略性作用，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国有资本资源配置和运行效率明显提高，国有经济在关系国家经济、科技、国防、安全等领域的主导权巩固增强，在提升我国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上的中坚作用有效发挥，国有经济整体功能作用显著增强。 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明显提升。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激发活力、提高效率，切实深化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提高核心竞争力，不断释放发展活力，创造更大经济价值，更好为党和人民服务。 形成更加成熟定型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国资监管机构与出资企业的权责边界界定清晰，授权放权机制运行有效，基本形成与新时代国有企业功能类别相匹配、与国有资本结构调整优化相支撑、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相衔接、与管资本为主要求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国有资产监管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提高。国有资本考核导向更加清晰、考核方式更加科学、考核分类更加精准、激励约束机制更加健全。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临近岁末，回首2020年，金融圈不仅体验了市场的起起伏伏，更见证了一项项改革的落地。从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到创业板“迭代升级”，从规范金融创新到金融开放再上台阶，围绕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宗旨，金融改革不断深化。让更具“性价比”的金融活水浸润实体经济“受疫情影响，上半年建材生意不景气，我在银行的400多万元贷款也快到期了。”楼先生是浙江省诸暨市一位从事建材业务的个体工商户。“所幸浙商银行及时帮我办理了无还本续贷，并将贷款利率下调了89个基点，每年可减少15%的利息支出。”楼先生说，自己的生意正逐渐恢复正常。楼先生的经历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的真实写照。2020年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快推进，正不断改变此前我国利率体系表现出的“双轨制”特征。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引导中期借贷便利和公开市场操作中标利率下行，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行，推动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行，让金融活水变得更具“性价比”。今年9月，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和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分别较去年12月下降了0.49个和0.96个百分点。资金不仅要“性价比”高，还要渠道顺畅，直达毛细血管末端。今年，有不少金融改革举措将活水引向最需要浸润的小微企业。5月，国务院金融委宣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推动中小银行多渠道多形式补充资本，找准定位，回归“支农支小”的本源。7月，银保监会出台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督促商业银行优化业务结构，完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畅通政策传导渠道。……2020年，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加大了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助力更多市场主体克服疫情冲击，重新焕发活力。把金融创新纳入审慎监管之下近年来，金融科技在我国迅猛发展，产品和工具应用日益丰富，金融服务的效率和包容性大幅提高。然而，任何金融创新都不能游离于监管之外。今年以来，监管部门着力规范金融创新，临近年末更是“动作频频”——11月，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就《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办法提出，未经银保监会批准，不得跨省级行政区域开展网络小额贷款业务。12月中旬，在央行相关人士将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存款定义为“无照驾驶”的非法金融活动后，多家互联网平台应声下架相关产品。“面对金融科技的持续快速发展，我们将坚持既鼓励创新又守牢底线的积极审慎态度，切实解决好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说。资本市场改革步入“快车道”如果说去年鸣锣开市的科创板是资本市场改革的“试验田”，那么今年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则标志着改革进入了“深水区”。经历了十多年的成长，创业板已经拥有超880家上市企业、超10万亿元市值。今年8月，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改革落地，创业板成功“迭代升级”至2.0版本。在我国资本市场迈入“而立之年”的2020年，除推进创业板改革之外，新三板转板上市制度成功落地，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提出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等举措……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渐次推进，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断深入，正向着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进发。“当前，资本市场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通过资本市场筹资，既可满足我们格局转型的资金需求，又有助于实现降低杠杆率的风险管理目的。今年，资本市场发力改革的同时，也不忘架起“高压线”，强化震慑效应，护航资本市场健康发展。3月1日，新证券法正式施行，大幅提升了对欺诈发行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5月宣布的11条金融改革措施，提出从严追究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责任，加大对金融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2020年，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正步入“快车道”，加快构建更加完善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扩大金融开放步履不停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办法》发布，进一步便利外资投资境内资本市场；批准运通、万事达卡、惠誉等机构进入中国市场……2020年，中国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举措陆续落地。“扩大金融业开放将为中国金融业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提高中国金融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和更加健康的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巨大动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说。回眸2020年，全球疫情的发展与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我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带来了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最重要的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坚定不移地深化金融业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说。（记者 张千千）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外商投资法》实施将满周年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外商投资法》等2020年年初开始实施，目前即将满一周年。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地显效以及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等配套措施的完善，我国企业活力显著增强，市场主体数量实现逆势增长。 展望2021年，更多改革红利将加速释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据了解，目前相关部门和不少地方正加快将升级优化营商环境提上新日程，进一步破解企业“难点”“痛点”“堵点”，建立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充分激活广大市场主体活力。 营商环境水平进一步提高 位于山东省沂南县的祎禾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高性能无机新材料的研发与产业化，公司成立仅三年多，产值就增加几十倍，目前正计划加大研发投入、增加生产设备。公司总经理李屹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企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无论是原材料、土地等要素保障，还是建设资金支持，以及企业减负降本，我们都受益很多。” 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体系也让不少企业尝到甜头。今年，安徽碧草连天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从铜陵市整体搬迁至宁国市。公司经办人员刘秀娟表示，现在办理企业跨区迁移不需要注销也不需要重新登记，通过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十多分钟就能搞定。 2020年，疫情“大考”之下，我国放管服改革成效继续显现，市场主体快速增加，交出了逆势增长的成绩单。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共新设市场主体1845万户，同比增长3.3%。到11月末，日均新设市场主体数量已超过去年全年。中国每千人拥有企业数由2019年底的27.6户增长到30户，又上新台阶。 这背后离不开我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不断加码发力。年初《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实施，夯实了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基础。此后，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召开，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很快落地。年末，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修订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0年版）》对外发布，2020年版负面清单较2019年版再减少8项，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实现平等准入。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今年以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都有针对性地加强了营商环境建设，从放宽市场准入、打造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减少行政干预、优化行政服务流程、提高行政服务效率、降低企业开办与运营成本、提升融资可得性与融资成本等多个方面出台了诸多改革举措，确保企业切实分享改革红利。目前看，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政策举措都得到了较好落实。 中国市场彰显巨大吸引力 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促进外商投资、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规范外商投资管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2020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 一年来，国务院对与外商投资法不符的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经过清理，国务院日前决定，对2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废止《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 我国还兑现持续放宽市场准入的承诺，于6月23日发布2020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提高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开放水平。 政策支持进一步坚定了外资企业加大中国投资的信心。1-11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899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3%。其中，11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987亿元，同比增长5.5%，连续8个月实现正增长。 改善营商环境没有终点。日前商务部办公厅、银保监会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加大对重点外资企业金融支持力度。随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明确外商投资审查范围，进一步提高审查工作的规范性、精准性和透明度。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今年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一系列举措，努力对标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落实既准入又准营，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提高行政效率，优化基础设施配套，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获得更多在中国投资发展的机会。这些努力使我国成为吸引外资的热土。 明年更多改革红利可期 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大力度激发企业活力方面，更多改革举措正蓄势待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建设统一大市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不少地方也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上新日程，“改革”成为关键词。 2021年底前取消审批、改为备案或实行告知承诺的事项力争达到100项以上；再压缩进出口贸易整体通关时间，将进口、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至30小时以下和1.1小时以下……北京市日前举行的“回顾‘十三五’展望‘十四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优化营商环境专场透露，北京市即将发布4.0版营商环境改革政策，再推277项改革措施，进一步攻克企业“痛点”“难点”，提升北京营商环境。 此外，《山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后的《陕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一批地方版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将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建设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持续为企业松绑减负、建立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成为共同发力点。 桑百川表示，展望2021年，我国还将提高开放水平，加快构建制度型开放经济体制。首先就是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进一步提高企业对于市场环境的预期。按照竞争中立要求，规范政府行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保证所有市场主体公平竞争。 桑百川说，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环境，对于高科技企业、创新型投资都会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在这方面，中国还将持续发力，为创新型发展提供制度支撑，更多突破可期。
2020年12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京召开全国价格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会。会上宣读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何立峰的贺词，号召全体价格工作者学先进赶先进，团结拼搏，担当作为，努力开创新时代价格工作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胡祖才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高杲主持会议并宣读了表彰决定。江苏、广东、北京、陕西代表进行了典型发言。 会议指出，全国价格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是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三部门联合开展的省部级表彰，每五年评选一次。本次表彰的23个先进集体和10名先进工作者，是价格系统的突出代表。他们积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各自岗位上取得了显著成绩，生动展示了价格系统响应时代召唤、勇挑千钧重任的精神风貌，交出了无愧于新时代的优秀答卷。价格系统全体干部要学习受表彰同志对党忠诚的优秀政治品格，爱岗敬业的优良工作作风，克己奉公的高尚道德情操，振奋精神再出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会议强调，面对当前的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要进一步增强干部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及全国发展改革工作会议要求，奋发有为、开拓创新，推动价格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创新佳绩，为“十四五”价格工作开好局、起好步。一是提高政治站位，以党建引领业务工作。二是加强队伍建设，着力提升价格干部专业能力。三是深入调查研究，系统谋划“十四五”价格工作。四是强化风险防范，积极主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五是坚持上下联动，狠抓重点改革调控任务落实。 会议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密切关注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供应和价格情况，统筹做好“两节”“两会”期间保供稳价工作。要认真落实价补联动机制，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委内相关司局、委属事业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同志，全国价格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在分会场参会。
北京市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即将启动。12月22日，北京市“回顾‘十三五’展望‘十四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之优化营商环境专场召开。据北京市发改委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戴颖透露，北京将于近期推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发展实施方案》，即优化营商环境改革4.0版。 “此次优化营商环境4.0版包括277项改革措施。”戴颖介绍，新版改革以“两区”建设为契机，进一步聚焦市场主体关切，以清除隐性壁垒、优化再造审批流程、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深化数字政府建设为重点，破解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突出问题，落实好纾困惠企政策，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具体来看，在全面落实国家深化“放管服”改革等文件要求方面，北京市对照落实《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就其中涉及地方事权的114项重点任务均予以细化。 戴颖以落实“证照分离”改革为例表示，北京市将大力推进“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2021年底前取消审批，改为备案或实行告知承诺的事项力争达到100项以上，自贸区力争达到150项。 新版改革将全面对标国际先进一流。例如，在纳税领域，推行企业所得税（预缴）、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5税种合并申报，实现增值税、消费税和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合并申报，减少纳税申报次数4次；在跨境贸易领域，将进口、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至30小时以下和1.1小时以下，较2017年压减70%以上，办理出口退税业务平均时间压减至6个工作日以内。 戴颖表示，改革将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继续深化。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率先实行医疗线上线下同类业务“同审批、同发证”、网络游戏“先上线、后备案”等审批方式；规范市场准入条件，对新业态新模式涉及的行政许可，全部纳入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并向社会公开；固化疫情期间海关便企查验措施，继续实施预约、延时、下厂、入库等 “灵活查验”方式，允许企业采取委托或不到场等“无陪同查验”，减少企业货物搬倒和查验时间。 今年7月起，北京市发改委会同全市61个部门和单位、16个区，启动新一轮营商环境改革的研究，先后组织召开52场企业座谈会，汇总分析研究了人大、政协、12345热线、企业等多方面提出的1000多条意见建议，形成《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实施方案》，并听取了专家咨询委员会、社会监督员等各方意见，进行20余次修改完善，目前已经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 截至目前，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历时三年已完成3轮改革。于2018年至今先后出台优化营商环境1.0版、2.0版、3.0版改革政策，共计395项措施和任务。其中，1.0版主要聚焦“减环节、减时间、减成本，增加透明度”推出35项改革，2.0版扩展到“减流程、优服务、降成本、强监管”4个方面推出156项改革；3.0版围绕商事制度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司法保障等12个方面推出204项改革任务。 “目前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取得了诸多成效，未来仍需注重营商环境考评有效性，持续关注企业实际受益情况，考虑不同营商主体复杂性和多元化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建立营商环境动态监测评估机制。避免政策落实形式重，效果轻，片面追求数据上的满足感的问题发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认为。 北京发改委表示，“十四五”期间，北京市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牢牢把握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目标，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断提升企业群众获得感，助力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抓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加强顶层设计，系统谋划、全面推进“十四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二是坚持不懈、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深化改革。三是加强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体制机制建设。
最近部分地方养老金出现“窟窿”，养老金改革问题开始引起社会各方大量关注。 养老金改革是一个多维的复杂系统，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改革难度很大，往往各说各话，难以达成共识，特别考验政策制定者的经济学功底和智慧。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很有远见地指出，中国现收现付的养老金体制不可持续，此后近40年，他一直关注养老金体制的改革，《养老金改革的分析框架与路径选择》这本书是对他多年来在这个领域思考研究的汇总和整理。 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结合国内外的案例研究，围绕养老金改革这一挑战极大的改革，周小川以化繁为简、系统思考的方法，剖析了改革的目标、路径、时机等关键问题，并给出了一揽子改革方案。本书既浅显易懂，又思考深邃，对社会各界尤其是决策层凝聚共识、下决心推动养老金改革至关重要。 前瞻性给出了养老金改革的 系统性方案 周小川的政策见解颇具前瞻性。很多时候，在问题刚出现苗头甚至是尚未出现苗头之前，基于国际与历史研究，基于经济学的严谨分析，他就能前瞻性地指出问题所在。对养老金改革问题的观察和建议亦是如此。 他认为，现行养老金制度在宏观上是不可持续的，并针对这个复杂问题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不仅统筹考虑了养老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资本市场发展等方方面面，而且给出了可能需要横跨数年的具体的路径设计。 第一，中国养老金制度由现收现付的受益基准型（DB）转向预筹积累的供款基准型（DC）为主，在当前人口老龄化加剧趋势下是必然的选择。 现收现付的DB型养老金制度涉及使用隔代的钱，假设人均寿命、出生率、年龄中位数等人口参数固定不变，那么用现收现付的DB型养老金制度既可解决当前的问题，也可解决未来的问题。 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非常快，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得也非常快，现行基于现收现付的DB型养老金制度在宏观上不可持续，养老金收支缺口正在显现，养老金的财务可持续性问题日益突出。 这个重要的判断，周小川在20年前就已作出，这也是多年来这位有使命感的中央银行家坚持不懈为这个问题示警、发声并给出政策建议的原因。 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从目前现收现付制的DB型养老计划转向发展基金积累制的DC型养老计划是必然选择。可逐步提高养老金缴费中进入个人账户的比例，同时通过税收激励鼓励个人开展养老金的储蓄和投资，发挥财富管理功能实现养老金资产的积累壮大，才能实现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 第二，养老金制度改革既要从总量上注重养老金体制的收支平衡，也要重视从微观经济角度研究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对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在现收现付的模式下，用不断提高缴费率的办法满足养老给付需求，导致中国养老保障缴费率属于国际较高水平，影响了企业竞争力。 事实上，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养老金缴费率一路上升，至2005年已经上升到28%（企业缴费20%+个人缴费8%），无论与OECD（经合组织）发达国家，还是与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处于最高水平之列。 持续上升的缴费率对企业来讲是不可承受的，2019年，在企业呼吁下，企业的养老金缴费率由20%降至16%。但降低费率又带来了养老金体系收支不平衡的问题。 从全球来看，养老金对企业负担是影响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相较而言，汇率对企业成本的影响至多几个百分点，但养老金企业承担的成本却相差十多个百分点，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很大。 第三，养老金改革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用历史还原法处理代际差异，并划转国有资本做实个人账户，可实现新旧体制的过渡。 如果就养老金改革的目标模式取得共识，则要解决改革路径问题。在一个体制转至另一个体制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不同年代的人和不同工作岗位的个人账户空缺的问题，需要考虑代际公平。 周小川基于国内外研究，建议采取“历史还原”的方法。采用历史还原法可能存在空账问题，即个人账户里面没有钱。 考虑到旧制度下的低福利是形成庞大国有资产的重要来源，用国有资本划转的办法弥补养老金历史欠账是恰当的。 2017年，国家决定划转10%的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有专家预计，如果划转成功，养老金缴费水平可以降低3~5个百分点。 未来可以考虑以养老金缴费率作为观测划转社保成效的指标，进一步研究加大划转比例。 这个思路实际上又将养老金改革与国企改革进行了统筹。养老基金作为财务投资者，通过参股方式参与公司治理，有利于实现国企监管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同时，也有利于落实“竞争中性”的原则。 第四，发展基金积累制的DC型养老计划可以促进养老金改革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良性互动。 发展基金积累制的DC型养老计划由于强调了个人的养老责任，实现了个人养老责任和收益的良好互动。同时将家庭部门的短期储蓄变成“长钱”，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有效支持“去杠杆”。 2020年中国GDP已超过100万亿元，家庭金融资产将达到200万亿元。按照家庭资产负债表的结构，30%的家庭资产将用于养老，资金规模大概60万亿元。 其中第三支柱个人账户留存的资金约为40万亿元。交给专业机构运营，如果配置20%进入股权融资市场，那么资金约有8万亿元。只要科学、综合、审慎地配置在股权融资中，可以形成“长钱”，实现养老基金长钱和企业股权融资的期限的匹配，是企业部门去杠杆的重要驱动力。 养老金体系的改革也有利于促进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长期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散户多、波动性大、炒作风气浓，削弱了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机构投资者具有信息优势、规模优势，有着较为专业和科学化的投资决策模式，行为更接近于有效市场假说中的“理性经济人”，其市场地位的提高将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 特别强调激励机制在改革方案设计中的 重要作用 周小川在进行改革问题的讨论时，始终坚持市场化理念，只有符合激励机制的基本原理，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和积极性，改革方案才能长期可持续。在养老金改革这个涉及主体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领域，在微观制度设计上更是需要特别注重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 第一，养老金改革要解决好不同目标函数的多方博弈问题。养老金涉及的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不同主体有各自目标，行为表现不同。比如，由于短期内对自己不利，政府和企业可能都不太愿意真正做实个人账户。在多方博弈的情况下，仅依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很难搞好养老金改革。正确的做法是厘清这些复杂关系，然后求解多方博弈问题，找到对各方都相对公平的方案。 解决个人账户的历史问题时，是使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还是使用“历史还原法”，对于新人和老人的影响很大，其中就要特别注意公平问题。使用国有资本补充个人账户，则是综合考虑了这个做法具有历史正当性和公平性。 逐步改变片面依赖政府兜底养老体制，有利于激发各方力量促进养老体制可持续发展。从政府兜底的单一支柱转到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责任共担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是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基本经验。 事实上，如果政府推动第二和第三支柱发展起来以后，政府可以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第一支柱，并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第二，养老金改革要特别注重对企业和个人的激励机制。符合激励机制，不仅对于养老金可持续很重要，也关系到对经济效率的深远影响。 周小川强调要增加缴入个人账户的比例，甚至是企业和个人缴纳的部分要全部纳入个人账户，就是出于激励机制的考虑。这是因为，如果养老金没有纳入个人账户，不能作为企业对劳动者的报酬，对企业和个人的激励就没有办法体现，导致生产率下降以及个人参与劳动积极性下滑。 过去在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对政策工具的理解不深，追求表面上的简单易懂，但政策的激励机制没有发挥。国际上基本都是等比例缴入个人账户，微观上可以起到激励机制作用。 第三，养老金改革也要统筹对中央和地方的激励关系。实际上，关于实行全国统筹还是地方统筹，在各个层面都有讨论。短期来看，全国统筹虽然可以增强调剂基金余缺的能力，以应对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地区的养老金缺口，但长期来看道德风险问题比较明显，不利于养老金体系的长期可持续性。而地方统筹的模式尊重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现实国情，体现激励相容，更有利于维持养老金体系的长期可持续性。 关于地方统筹还是中央统筹，国际上的主要经验也是维护统一大市场前提下赋予地方财政自主权，增强地方财政激励相容机制，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 当前应鼓励地方在适当条件下探索不同的改革路径，创新不同的管理模式，通过地方间适度竞争，优化趋同。对养老金结余的地方，没有“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会损害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对于欠发达地区，如果预期可以将养老金支付责任转给中央政府，则会出现突击扩大领取养老金人数范围的现象。 同时，保持一个养老金投资机构，还是多个投资机构，也要在保持适度竞争与防止过度竞争增加成本之间进行平衡，可能保持一定的数量是合适选择。 有人担心地方统筹是否会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就业。周小川指出，在地方统筹的框架下，为了不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设计养老金的可携带，通过电子支付发展实现N对1付款，解决跨省流动的可持续性问题，目前金融科技的发展，这种N对1的支付方法很容易实现。由此，可建立“各省分散负责、跨省流动就业分段缴费、退休地累计发放养老金”的地方统筹制度。 养老金改革到了需要下决心的 关键时刻 养老金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改革难度很大，但改革拖而不决，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当前不能贻误战机，要下定决心尽早推进。 第一，养老金改革问题取得共识、下定决心是很难的。要有历史和国际的视野，对体制机制上的扭曲有充分的认识。 从全球经验来看，因为人口老龄化问题导致养老金宏观上不可持续的现象很多，有的出现了社保体系破产，有的出现了社会动荡，也有的出现了经济陷入发展瓶颈。任何“拖”的方法都有边界约束，不可持续。 中国过去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未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困难更加突出。本世纪初的时候，国家几乎已经下定决心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但最后没有做成，间接导致了目前越来越高的养老缴费率，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解决。 第二，改革必须勇于决断，尽早推进。改革一般都会有阻力，不能盲动，更不能求稳求全，尤其不能夸大风险，过度维稳，不敢触动既有利益格局，不敢改变现行体制机制。要有序推进改革，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改革时主要应该防范系统性风险，如果过度追求稳定，必然会使改革停滞不前，贻误改革时机并最终酿成危机。 从国际上来看，主要经济体在推行改革过程中，谁的步子走得更坚定、更扎实，谁就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周小川经历过太多的重大改革，对中国的改革有很多非常深刻的见解。在一次谈话中，他指出，中国的一些重大改革一定要论证清楚，尤其要把长远的目标想清楚，朝着正确的改革方向前进，快一点慢一点关系不大，怕就怕为了短期的目标偏离了长远的发展方向，又要走回头路，推倒重来。 很多问题的改革是长期的，有些改革甚至要花5年、10年、20年去看。当前养老金改革面临压力很大，困难很多。我们一定要沿着正确的改革方向推进，否则改革成本巨大。
专家预计明年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将成一大看点 “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财政政策走向备受关注。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明确信号：“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适当的支出强度”。与此同时，在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提质增效”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了“更可持续”的表述。 对此，多位业内专家指出，“提质增效”和“更可持续”成为2021年财政政策的两大关键词。预计明年将统筹考虑财政发展和财政安全问题。财政支出保持适当强度，重点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在促科技创新、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三方面主动作为。与此同时，减税降费将更多向改革要空间，财税体制改革推进有望成为一大看点。 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我国实施提质增效、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抗疫特别国债、专项债“三箭齐发”：一般公共预算赤字规模增加1万亿元；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增加1.6万亿元。与此同时，全年新增减税降费预计将超2.5万亿元。在疫情大考的特殊之年，上述特殊举措为我国经济持续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撑。 “宏观经济政策配置要‘对症下药’，周期性的问题要用周期性的办法去解决；体制性的问题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疫情冲击综合了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超常规的特殊办法加以对冲。”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22日指出，2021年我国经济运行的矛盾中，疫情冲击这项发生了变化，宏观政策安排必须也作出相应调整。“不急转弯”的前提是要“转弯”，只是转弯不能太急切。 对于财政政策而言，高培勇认为，要统筹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统筹财政发展和财政安全，这是一个深刻考量，也是我们发展新征程中更加重要的着力点。财政安全可以理解为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更高要求。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罗志恒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中国经济持续恢复，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就业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供需之间、消费与投资之间、工业与服务业之间、金融与实体之间的均衡性逐步提高。刺激性的政策必须根据形势变化而退出；近年来我国大规模减税降费叠加经济增速下行，导致财政收支紧张，必须平衡好减税降费与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 “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也对“把钱花在刀刃上”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适度保持支出强度”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明年财政支出的重点方向：“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 对此，罗志恒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当前经济恢复的基础仍不牢固，落实“六稳”“六保”以及推动改革仍需要大量刚性支出。同时，党政机关仍过“紧日子”，背后是理念的变化和支出结构的优化。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对记者表示，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外经济均造成了较大冲击，我国精准施策，经济逐步回暖、转向正增长，这为我国“十四五”开好局缓解了困难。但从经济发展规律看，疫情冲击影响还存在一定滞后效应，因此必须给予经济修复的时间及空间。在此关键时期，宏观政策应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给市场主体足够的信心及预期，以支持经济的复苏与繁荣。 在她看来，202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减税降费、财政资金直达基层、专项债等多项措施，可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稳定经济的基本面，使企业、经济及财政均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此外，财政政策应与“十四五”发展战略目标相匹配。其中，统筹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是重要的内容。 明年减税降费如何继续发力？业内表示，从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到今年会议提出“完善减税降费政策”，预计明年会综合考虑可持续性，更多向改革要减税空间、发展空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可持续”，通常理解为政策实施要留下余地，不要打光“子弹”。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理解是，财政政策要通过改革创新的方式主动扩展政策空间。他表示，减税降费应该和税制的完善结合起来，而不是仅仅作为短期政策，包括社保体制的改革，税收收入制度的改革等。明年要更多通过改革的方式、通过税制改革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推进结构性减税降费。 高培勇认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立足于扩大内需，需要调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格局。在他看来，从优化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目标出发，加速构建新的发展格局，需要在提高直接税比重方面下大气力。 “明年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将从减税降费转移到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发挥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罗志恒指出，持续减税降费导致边际效应递减，减税降费的效果必须依靠其他结构性改革才能共同起作用。近年来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越发注重运用改革的办法，财税体制改革是结构性的改革，空间更大、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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