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饶农商行增资扩股，为何只对国企开放？ 9月29日，江西银保监局《关于上饶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股东资格的批复》显示，江西省上饶市三国企增资入股上饶农村商业银行被批准。三个地方国企共计增资39730万股，占总股本50.02%。其中，上饶市信州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入股12000万股，占本次增资扩股后目标总股本的15.11%；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入股12000万股，占本次增资扩股后目标总股本的15.11%；上饶国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入股15730万股，占本次增资扩股后目标总股本的19.8%。 应当说，三家国企的入股力度是非常大的，也是地方资源整合的一次大行动。为什么会采取如此力度的增资扩股，到底是想把上饶市农商行做大做强呢，还是上饶市农商行遇到了困难，出现了资金周转不动的现象。相关信息，只披露了入股数，没有披露入股金额，因此，无法知晓此次三家国企入股上饶农商行的股权转让价格是多少。自然，也就很难全面弄清楚上饶市农商行的净资产情况。 可以了解的是，此次上饶市农商行获得三家国企增资入股，也不是江西首家农村商业银行获得这样的支持，江西其他地区同样出现了国企增资农村商业银行的现象，如余干农商行获得了两家国企的增资，横峰农商行也提出了定向募股1.5亿股的方案。让国企参与到农商行的增资扩股中去，或许是江西国企改革和农商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一种探索。 只是，地方国企大多自身债务沉重，负债率很高，资产质量较低。所谓的资产，很多都是国有土地，是很难准确估量价值的土地。因为，从地价上看，价值很高，但只要将拆迁成本计算进去，收益就非常有限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纷纷入股农村商业银行，到底是正确选择还是错误决策，值得思考。 事实也是，这些入股农商行的国有企业，由于大多是此前的政府平台公司，现在仍然在为政府建设融资。自然，包括农商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已经向这些平台公司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而上饶农商行已经向三家国企企业投放了多少资金呢？如果数量较大，三家国有企业入股农商行就有将钱从左口袋掏到右口袋的嫌疑，很难体现真正的公平性。用在国企改革上的话，就是用自己的钱买自己的股份，不是十分合适。即便都是国有企业，也存在着公平性的问题。 国企改革也好，金融改革也罢，都必须以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国企入股农村商业银行，没有任何异议。地方将资源整合到一起，更好地发挥国资资源和金融资源融合作用，也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只是，操作过程确实需要更加规范有序。同时，要充分利用市场规则，体现市场公平。为什么上饶市农商行在增资扩股时，不能给民企等非国有企业也打开一道门，吸引更多非国有企业参与，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毕竟，非国有企业可能资金实力更强，所投入的资金风险也更小。特别是具有较强实力的民营企业，还能够带来更多市场元素，帮助农商行扩大经营，提高效益。同时，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 对上饶市农商行的此次增资扩股，我们可以不予质疑，而是想提些建议，把此项改革和资源融合工作做得更好。在全面深入推进改革的大背景下，如果能够在金融改革、国企改革中更多的给予民企参与空间，不仅对民企有利，对国企、金融企业也非常有利。国有之间的抱团，可以获得一时的利益，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体制机制问题、无法寻求根本性突破。所以，思路还是要更宽一点，观念更超前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而不要国有观念太强，国有意识太浓。这样，无法将国企改革真正推向深入，无法让国企的矛盾和问题真正得到解决，金融改革也会局限于小范围，而不是大幅度。 谭浩俊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青岛农商行（下称“青农商行”）率先发布支持抗疫物资生产企业金融服务十条措施，启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春风行动’，优化小微企业办贷流程、提高小微贷款的不良容忍度，积极与社会各界共克时艰。”青农商行董事长刘仲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疫情的影响对中小银行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刘仲生认为，作为地方法人银行，需要不断调整发展业思路，积极适应监管新要求，拥抱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非接触服务，同时优化业务结构提升竞争力。 做最贴近市民的银行 从当地市场网点覆盖来看，青农商行毫无疑问是距离市民最近的银行。 数据显示，青农商行网点占据青岛市三分之一的银行网点。截至2019年末，青农商行网点总数为356个，其中，在青岛地区设有营业网点354个，是当地网点数量最多，服务范围最广泛的银行。 “青农商行作为地方金融主力军，长期扎根当地市场，形成了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特点。基本上实现了营业网点到镇、金融机具进村、线上服务入户的全方位覆盖。”刘仲生表示。 “小微云是青农商行经营的一个亮点。”刘仲生表示，青农商行自主开发了智能终端——小微云，实现了现金存取、转账汇款、理财购买、缴费充值、福农卡自助放款与还款、农产品收购、网上商场等多种功能。随着小微云的应用和推广，青农商行打造了覆盖青岛5690个村庄（农村社区）、服务700余万县域居民的“1.5公里金融服务圈”，真正打通了农村基础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市区，青农商行特色网点也为青岛居民熟知。青农商行充分运用特色金融和产业金融思维，设立港口贸易、军民融合、儿童金融、旅游金融等特色支行。 贴近市民、深耕基层，让青农商行存款规模稳步提升。截至6月30日，青农商行个人存款余额1354亿元，较年初新增145亿元，个人存款增量刷新历史新高。 与客户共同成长 “突如其来的疫情在考验银行的经营智慧，也在验证银行的责任担当。”刘仲生表示，青农商行始终秉承与客户相互陪伴、共同成长的价值理念，只有客户生产生活能够正常开展，银行才能规避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 上半年，青农商行主动承担地方法人银行责任，选择与客户共克时艰，及时推出十余款优惠利率贷款产品；对于暂时出现资金紧缺的客户，采取下调利率、延期还本续贷等方式，帮助客户渡过难关。 现场走访小微企业是青农商行传统。青农商行今年累计走访调研小微企业580余家，新增授信客户80多家，主动降低了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助力复工复产，建立敢贷、愿贷、能贷的良好机制。 “我们大幅提高了对小微企业不良容忍度。符合条件的小微贷款不良率可以高于普通贷款2个百分点。”刘仲生表示。 针对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小微餐饮企业，青农商行创新研发了“食宜贷”等金融产品，利率水平可低至3.8%。青农商行还设计了针对普惠金融的再贷款产品“抗疫亲情贷”，今年已累计发放“抗疫亲情贷”1800多笔，平均贷款利率为4.55%。青农商行重新修订了无还本续贷办法，扩大了相应的服务范围。除普惠小微企业客户外，该行还将6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到期的普惠小微贷款全部纳入范围，并承诺应续尽续，不调降风险分类，不降低客户信用等级，不因疫情影响计入不良征信，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减少企业还款压力。 截至2020年6月末，青农商行小微贷款余额达933亿元，较年初新增41.75亿元；户数53165户，较年初增加690户。 利率市场化存在挑战 对于农商行而言，真正长期的挑战源自利率市场化对于银行经营带来的影响。 刘仲生表示，从半年报看，受利率市场化改革影响，上市银行息差水平均不同程度收窄。央行推动LPR改革目的之一在于引导贷款利率下行，因此对贷款利息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特别是对于数字化程度不高、过度依赖线下网点的中小银行而言，负债结构可能受到冲击，导致核心存款竞争压力加大和资产期限错配现象增多，增加了流动性风险。 “面对客户行为的变化、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自身科技和人才等条件的限制，中小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实际，有节奏、有重点地推进数字化转型。线上引流渠道、智能风控技术、量化资产配置对中小银行应对风险显得更加重要。”刘仲生表示。 刘仲生表示，从中长期看，青农商行将从收入、业务结构着手优化应对利率市场化的冲击。 “在今后的考核体系中，会对非息收入给予多重政策倾斜，鼓励提升非息收入占比，减少利率波动对银行利润的影响。同时，通过贷款利率优惠，让利于普惠小微贷款客户的同时，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伴随着客户未来的成长性，逐步提升客户对银行的整体贡献度。”刘仲生表示。 同时在业务结构上，青农商行也在做出一些调整。“青农商行对公业务一直比较强，但零售业务板块和一些标杆银行比起来，总量上还有差距，这也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刘仲生表示。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青岛农商行（下称“青农商行”）率先发布支持抗疫物资生产企业金融服务十条措施，启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春风行动’，优化小微企业办贷流程、提高小微贷款的不良容忍度，积极与社会各界共克时艰。”青农商行董事长刘仲生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疫情的影响对中小银行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刘仲生认为，作为地方法人银行，需要不断调整发展业思路，积极适应监管新要求，拥抱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非接触服务，同时优化业务结构提升竞争力。 做最贴近市民的银行 从当地市场网点覆盖来看，青农商行毫无疑问是距离市民最近的银行。 数据显示，青农商行网点占据青岛市三分之一的银行网点。截至2019年末，青农商行网点总数为356个，其中，在青岛地区设有营业网点354个，是当地网点数量最多，服务范围最广泛的银行。 “青农商行作为地方金融主力军，长期扎根当地市场，形成了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特点。基本上实现了营业网点到镇、金融机具进村、线上服务入户的全方位覆盖。”刘仲生表示。 “小微云是青农商行经营的一个亮点。”刘仲生表示，青农商行自主开发了智能终端——小微云，实现了现金存取、转账汇款、理财购买、缴费充值、福农卡自助放款与还款、农产品收购、网上商场等多种功能。随着小微云的应用和推广，青农商行打造了覆盖青岛5690个村庄（农村社区）、服务700余万县域居民的“1.5公里金融服务圈”，真正打通了农村基础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市区，青农商行特色网点也为青岛居民熟知。青农商行充分运用特色金融和产业金融思维，设立港口贸易、军民融合、儿童金融、旅游金融等特色支行。 贴近市民、深耕基层，让青农商行存款规模稳步提升。截至6月30日，青农商行个人存款余额1354亿元，较年初新增145亿元，个人存款增量刷新历史新高。 与客户共同成长 “突如其来的疫情在考验银行的经营智慧，也在验证银行的责任担当。”刘仲生表示，青农商行始终秉承与客户相互陪伴、共同成长的价值理念，只有客户生产生活能够正常开展，银行才能规避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 上半年，青农商行主动承担地方法人银行责任，选择与客户共克时艰，及时推出十余款优惠利率贷款产品；对于暂时出现资金紧缺的客户，采取下调利率、延期还本续贷等方式，帮助客户渡过难关。 现场走访小微企业是青农商行传统。青农商行今年累计走访调研小微企业580余家，新增授信客户80多家，主动降低了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助力复工复产，建立敢贷、愿贷、能贷的良好机制。 “我们大幅提高了对小微企业不良容忍度。符合条件的小微贷款不良率可以高于普通贷款2个百分点。”刘仲生表示。 针对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小微餐饮企业，青农商行创新研发了“食宜贷”等金融产品，利率水平可低至3.8%。青农商行还设计了针对普惠金融的再贷款产品“抗疫亲情贷”，今年已累计发放“抗疫亲情贷”1800多笔，平均贷款利率为4.55%。青农商行重新修订了无还本续贷办法，扩大了相应的服务范围。除普惠小微企业客户外，该行还将6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到期的普惠小微贷款全部纳入范围，并承诺应续尽续，不调降风险分类，不降低客户信用等级，不因疫情影响计入不良征信，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减少企业还款压力。 截至2020年6月末，青农商行小微贷款余额达933亿元，较年初新增41.75亿元；户数53165户，较年初增加690户。 利率市场化存在挑战 对于农商行而言，真正长期的挑战源自利率市场化对于银行经营带来的影响。 刘仲生表示，从半年报看，受利率市场化改革影响，上市银行息差水平均不同程度收窄。央行推动LPR改革目的之一在于引导贷款利率下行，因此对贷款利息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特别是对于数字化程度不高、过度依赖线下网点的中小银行而言，负债结构可能受到冲击，导致核心存款竞争压力加大和资产期限错配现象增多，增加了流动性风险。 “面对客户行为的变化、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自身科技和人才等条件的限制，中小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实际，有节奏、有重点地推进数字化转型。线上引流渠道、智能风控技术、量化资产配置对中小银行应对风险显得更加重要。”刘仲生表示。 刘仲生表示，从中长期看，青农商行将从收入、业务结构着手优化应对利率市场化的冲击。 “在今后的考核体系中，会对非息收入给予多重政策倾斜，鼓励提升非息收入占比，减少利率波动对银行利润的影响。同时，通过贷款利率优惠，让利于普惠小微贷款客户的同时，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伴随着客户未来的成长性，逐步提升客户对银行的整体贡献度。”刘仲生表示。 同时在业务结构上，青农商行也在做出一些调整。“青农商行对公业务一直比较强，但零售业务板块和一些标杆银行比起来，总量上还有差距，这也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刘仲生表示。
图片来源：微摄 文章来源：央行 为提高银行永续债的市场流动性，支持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中国人民银行于2020年9月28日开展了央行票据互换（CBS）操作，操作量50亿元，期限3个月，费率0.10%。 本次操作面向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公开招标，中标机构包括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证券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换入债券既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发行的永续债，也有城商行发行的永续债，体现了对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的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将综合考虑市场状况和合理需求，采用市场化方式稳慎开展CBS操作。（完）
从县域金融说起 我们有一个团队对西部地区县域金融服务持续关注了大概十多年的时间。 县域金融服务提供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县域的法人银行，现在主要是信用社，农商行或者农合行，村镇银行。第二类机构是其他大银行在县上的支行。 目前县域这些农合机构，属于县域法人机构，存贷比大部分都在60%、70%、80%，有的能超过100%，而对这些大行的县支行，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县支行，存贷比有的很高，有的超过100%，有的60%、80%，也有相当一部分30%、40%，也有不少存贷比10%，5%，甚至0%。0%是什么概念？就是没有贷款，只吸收存款，除过邮储，邮储还撇开不说。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领导对这些大行在县上的支行信贷比低于20%，10%，5%，很有意见，说你光在这我这吸收存放不发贷款，就找金融监管部门要求想办法。 讨论的时候，有两种思路，一种认为我们应该尊重市场的选择，市场决定资金的流向，要尊重市场运行结果，市场自由选择我们听市场的。反对的人把第一种看法总结为市场的原教旨主义，提出不能听任市场，地方政府是有道理的，如果只在我这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贷款发放的力度太小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支持采取比较强的政府干预，甚至有人提出来你吸收100的存款，存贷比必须达到40%50%，想搞一种政府强制的比例。 当时我们团队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走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可取的，人为命令不可取，原教旨市场主义也是不可取。怎么办？ 县域金融服务的评估体系： 主要针对县域非法人机构 我们团队2010年设计了县域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估体系。评估三个方面：一是信贷投放（如存贷款市场份额、存贷比、不良率等），二是提供的金融服务（如自然人和企业客户覆盖率、银行网点数量、可统计的结算交易金融增长率、税收贡献、同业评价、监管部门评价、政府评价、客户满意度等等），三是当地的金融生态（如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企业亏损面、工业用电增长率、金融债务案件结案率和执行率、居民收入、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和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政府支持金融发展情况和政府支持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情况以及政府、金融机构对该县经济发展的预期等等），设计了45个指标。 这些指标里面有定量的指标，也有定性的指标。定量的指标比方说贷款增速，存款增速，余额存贷比，不良率等等。定性的指标采取调查问卷的形式，机构之间相互打分，给同行进行打分，给当地的金融生态打分。 评估的结果分四档，一档优秀，二档达标，三档需要提高，四档不合格。 这个评级体系到现在已经做了10年。评估总共追踪县域金融机构大概400家。分到D档，就是不合格类，每年一般不到10家。D档共性的一点是存贷比一般为5%，1%，0%。 存贷比低的原因： （1）有的所在县属于国定贫困县，无工业企业，贷款需求小。企业规模小，企业评级低，也达不到总行的信贷准入要求； （2）有的上级行没有给县支行公司类贷款授权； （3）有的上级行严禁对县上的酒吧、茶楼和娱乐场所放贷； （4）力量不够，有个县支行员工12人，其中3人属于合同派遣制； （5）有个县支行公司贷款全部为不良，农户贷款不良高，上级行停了县支行贷款业务，只收不贷； （6）县上没有担保体系等等。 当然，存贷比低，比如为5%并不必然是不合格。有些县，县域金融生态太差，这类机构的评估也会分到前三档。地方的同志要高度关注这点，当地的金融生态太差的话，钱是留不住，不光贷款不来，存款也可能走掉。这个不光是十年前发生，现在也在发生，县一级在发生，市一级也在发生，个别阶段在个别省也在发生。 尺度的把握： 一是评级的时候有弹性。把多少能够放到D档即不合格类不是没有弹性。如果强调市场自由、强调发挥市场作用，就可以把越来越少的放在D档去。如果强调政府干预，就可以把更多放到D档，更多放到C档。弹性取决于大环境。 二是也要避免极端。我们观察一个县，一个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存贷比50%，存款6个亿，贷款3个亿，存贷比50%。后来发生了很大的自然灾害，全国开始支援，救援资金，中央和省上资金大量朝这个县流动，这个县上几个月之内存款大量增加，虽然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贷款投放的力度比往年大，但是存贷比却还是从50%降到12%，因为援助资金流入形成大量存款。对这些指标要客观看待，不能太绝对。 第三，对这些资金从县域流出，流向地市、省会、外省，应该放在我们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待、来分析。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间，所有要素，不光是资金，可能包括劳动力，包括人口都要朝一些区域集中。需要研究的一点是，有些时候是不是由于资金从基层从县域跑出的太快，自然而然生长的城市化还并不需要那么大面积的那么快的集中，但是资金朝大城市房地产，朝大城市大项目快速集中，催快了城市化，资金太快从基层县域流出会不会人为拉动拔苗助长式的城市化，而且这种城市化不符合城市客观成长规律、由于催熟而问题多多？这个我没有答案，只是一个观察。 第四，对地方政府而言，考核一个金融机构对地方的支持，不能只看给你投放了多少贷款。要看他投放贷款的力度，也要看他提供的金融服务，更要改善县域自己的生态环境。只有你这个生态环境好了，在你这个区域大家都讲诚信了，口碑好了，钱可能才能“流”进来，钱可能才能“留”下来。 上面这两点主要讲的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对基层政府和基层管理部门面临的一个问题。县支行是非法人机构，下边就过渡到地方的法人机构。 县域法人金融机构 县域法人金融机构主要是农合机构，信用社、农商行、村镇银行等。 这两年我们很多地方政府非常积极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设计中有的想把全省的信用社拉直，省上搞一个省级全牌照农商行，县上这些农商行信用社保持法人地位，但是省级农商行进行对其参股或者控股。有的省的方案，成立一个省级农商行，全省就这一个法人，各县上的联社、各县农商行变成省级农商行的县支行，即超级省级农商行模式。 搞成省级农商行之后，对县域支农支小，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力度肯定要减小。我们有案例，有几个地方全市行政辖区搞了统一法人的农商行，各县信用社变成其支行。根据这么多年的数据看，这些个农商行县支行的存贷比甚至低于当地国有银行县支行的存贷比。当然，统一法人之后，响应地方党委的能力大大增强，主要投向大城市大项目，实实在在影响到了县域支农支小的力度。 我国现在不缺大银行，所以这次信用社改革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农村信用社，县级农商行法人地位的稳定。 西部地区中小银行风险化解的问题 根据央行上半年的评级，西部地区高风险中小银行的家数占西部地区中小银行家数比重要高于全国高风险中小银行占全国中小银行的比重，西部地区高风险中小银行的总资产占西部地区中小银行总资产的比重高于全国的比重，这两个都高于全国的比重4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也要重视中小银行的风险化解。强调五点： 一是集中有限的资源攻坚重点风险点。不能撒胡椒面。不能避重就轻，越捂盖子未来的危险越增大。 二是化解风险过程中，老股东必须承担责任，股权清零，老股东出局。 三是地方政府一定要拿出真金白银，不能一味向中央要。 四是一定要完善公司治理。出险的商业银行风险处置过程中，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坏股东，坏股东掏空银行。这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外两百年之前发生，当时商业银行成为股东商业帝国的提款机。我们两百年之后是不是也要把这个错误重新犯了之后，摔疼之后才纠正这个错误，还是我们吸取别人的教训，更好地避免这些错误。完善公司治理一定要把好准入关，把股东选好。 五是处置风险过程中地方政府要负起属地责任。有的地方政府认为他们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关联交易不知道、没法查，异地贷款什么情况也不掌握，什么数据都不掌握，地方政府有一些怨言，不是没有道理。处置金融风险，地方要负属地责任，各监管部门的监管的有效性也要不断地提高。
在酝酿多年后，四川省首个省级法人城商行终于获得批准筹建。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微“四川发布”发布消息称，银保监会已于9月9日正式批准四川银行筹建申请，注册资本为300亿元。从目前来看，这将是全国注册资本规模最大的省级城商行。 四川银行以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和凉山州商业银行两家银行为基础，通过资产重组、充实资本、改善治理等系列措施，以新设合并的形式成立。今年以来，监管部门正着力深化中小银行改革。记者注意到，最近几个月里，中小银行合并重组势头明显，除四川银行以外，目前还有多个农商行拟计划整合。 四川迎来省级城商行 四川省近年来一直积极推动四川银行的筹备。2018年，四川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加快组建四川银行的部署，随即组建了工作团队，稳妥有序推进相关工作。组建一家实力雄厚的城商行，不仅可填补四川省无省级法人城商行的空白，还可助力四川省建设西部金融中心。 “四川发布”公布的消息称，四川银行以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和凉山州商业银行两家银行为基础，通过资产重组、充实资本、改善治理等系列措施，以新设合并的形式成立，注册资本将达300亿元。 若顺利组建，以四川银行的注册资本规模来看，其位列全国省级法人城市商业银行之首，同时还将超过平安银行、浦发银行等股份行。目前，A股36家上市银行中，有12家城商行，但注册资本规模最大的北京银行只有211.4亿元；在股份行中，也只有民生、光大、中信三家银行的注册资本超过300亿元。 四川银行筹备组有关负责人表示，四川银行将着力支持四川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培育具有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的战略新兴产业，服务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 中小银行合并潮起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正掀起一股中小银行合并重组风。 河南省的中原银行、湖北省的湖北银行、甘肃省的甘肃银行、安徽省的徽商银行等，均是在省内中小城商行基础上，合并重组而来。这些银行中，已有不少登陆资本市场，在知名度和竞争力上都有较大提升。 尤其是今年以来，中小银行整合大戏频频上演。截至目前，至少有3家上市农商行宣布入股或参股设立其他农商行的计划。比如，今年6月，无锡银行、江阴银行分别公告称，拟出资与其他发起人股东共同发起设立徐州农商行。徐州农商行是在徐州淮海农商行、徐州铜山农商行、徐州彭城农商行3家农商行基础上组建而成。 对此，市场的普遍观点是，随着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资本补充的推进，中小银行之间的兼并收购将持续展开。中小银行整合重组，有助于降低银行业体系整体的风险程度。 中小银行中绝大部分是城商行、农商行，但大体都存在治理缺陷、业务定位模糊、风险管控薄弱等问题，改革迫在眉睫。 今年5月4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指出，中小银行对服务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具有重要意义。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的工作方案，要抓紧落实。 据记者了解，仅在四川省内，就分散着大小不一的13家城商行，数量不少，但无论资本实力还是信贷资源，都难以与市场同业机构相匹敌，这也是四川推动城商行整合的原因之一。 从已出炉的诸多中小银行整合模式来看，大体有两种。一是在省内中小城商行基础上，合并重组，如中原银行；二是重新组建，在一家银行基础上，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和增资扩股等方式重组，如浙商银行。 无论是哪一种模式，整合并非易事。在整合的过程中，一些城商行因历史遗留问题——股东数量庞大、股权结构复杂，遇到了不少棘手问题，如不同利益方的博弈等。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从时间点来看，四川银行的筹建并不算早，但后发优势不容小觑。其注册资本比肩股份行的起步实力，已经引起同业的高度关注。
四川银行将以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和凉山州商业银行为基础，通过资产重组、充实资本、改善治理等系列措施，以新设合并的形式成立。据《四川发布》报道，2018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做出了加快组建四川银行的部署，随即组建了专业的工作团队，稳妥有序推进相关工作。在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和有关各方大力支持下，四川银行已正式获批筹建。四川银行筹备组有关负责人表示，组建四川银行是四川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系列决策部署，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四川银行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定位，对标行业先进，注重改革创新，以专业化市场化为导向，着力支持四川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培育具有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的战略新兴产业，服务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管理规范、经营稳健的现代商业银行。《财联社》消息称，早在2011年，当地便有筹建四川银行的想法，当时四川省提出拟组建“西部银行”，计划将11家地市级城商行合并为一家省级城商行，但未能如愿。随后在五年后的2016年，媒体称四川省已决定整合川内金融资源，组建四川金融控股集团，以四川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为基础，控股各类金融企业，并将金融企业整合为四川金控集团，计划到2020年，四川金控资产及业务规模达到1万亿元。凉山商行、攀枝花商行拟合并重组为“四川银行”(重组标的或有其他川内城商行)，通过增资扩股，四川银行注册资本将超100亿元，资产规模计划到2020年达2000亿元以上。之后在2017年四川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也提出要推动四川金融控股集团、四川银行、国宝人寿等机构组建运营。但直到2020年，组建四川银行才有了实际动作。现阶段，四川省共有13家地方性银行，成都银行、泸州银行分别在A股与H股上市。攀枝花商行成立于1997年，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注册资本金为15.62亿元。截至2019年9月末，资产规模749.09亿元，一般性存款余额530.4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421.64亿元。凉山商行则是在凉山州城市信用社单一法人社的基础上改制筹建而成，其2018年同业存单发行计划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末，凉山商行总资产为264.58亿元，总负债238.61亿元；营业收入8.76亿元，净利润为1.8亿元。《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今年以来，业内已经发生了超过20次区域中小银行合并重组以及增资扩股事件，其中绝大部分为农商行，同时也包括数起城商行合并重组事件。在这些重组案例中，常见的形式为，多家小型银行合并重组新设为一家较大型的银行，尤其是县区级以下农商行，合并重组为市级农商行。如榆阳农商行和横山农商行，以新设合并的方式发起设立陕西榆林农村商业银行；徐州铜山农商行、淮海农商行、彭城农商行三家农村商业银行合并组建为新的徐州农商行。而城商行的重组合并近年来并不多见，此前徽商银行、湖北银行、中原银行等城商行的重组合并分别发生在2005年、2010年、2014年。国海证券首席宏观债券分析师在接受《金融界》采访时谈到，商业银行的合并重组，是未来银行业的趋势。回看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以及商业银行发展史，商业银行的重组屡见不鲜，从英国、日本到美国，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商业银行就会经历一轮倒闭、出清、重组、合并等等。富国银行，作为美国当前最大的零售银行，在过往的200年历史中，富国银行经历了大量的收购，在加州起家之后，他们收购大量加州以及中部甚至东部的商业银行，几经波折，甚至出现过在破产边缘徘徊的情况。“在过去相对短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必须注意的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发展历史相比发达国家来讲，还是比较短的，所以很多发达国家走过的路，也将是我们的必经之路，随着未来金融市场发展，不断成熟，金融机构之后，尤其是商业银行的重组合并乃至出清都是一个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参考：《重磅！四川银行正式获批筹建》.四川发布《四川银行来了！注册资本300亿元 或成最大城商行》.财联社《今年数十家银行宣布合并、增资 中小银行风险加速暴露》.21世纪经济报道《国海证券靳毅：重组合并是未来银行的大趋势》.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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