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2月1日，东方金诚连续发布公告称，因山东广饶农商行、山东邹平农商行连续两年未披露年报，将继续延迟披露评级报告。 “产业结构调整、环保整治等持续推进对县域经济产生较大冲击，部分行业龙头企业以及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均出现经营困难，加上中小银行公司治理不完善，信用风险不断暴露，并通过担保链条逐步传导，导致资产质量明显恶化。”一位股份制银行山东分行人士在谈及当地中小银行时对记者表示。 记者梳理，近一年来，还有多家银行因未发年报被信用中介机构延迟披露评级报告，例如，山东博兴农商行、济南农商行、河南伊川农商行等。 两银行被继续延迟评级 2月1日，东方金诚公告称，将延期披露2021年广饶农商行主体及“2017广饶农商行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2017年6月，广饶农商行发行了“2017年广饶农商行第一期二级资本债券”。根据相关监管要求,评级机构应于该行年报出具三个月内对其主体及“2017广饶农商行债券”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不过，2019年4月30日和2020年7月31日,广饶农商行先后公告延迟披露2018年和2019年度报告，至今也仍未披露。 公开资料显示，广饶农商行前身系广饶农村合作银行，2010年9月，经原银监会批准，改制为广饶农商行。截至2017年末，该行实收资本7.1亿元。股权结构较为分散，无实际控制人。广饶县经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2%，为第一大股东；东营天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03%，为第二大股东。 广饶农商行可翻阅到的最新财务信息在2017年。当年广饶农商行实现营业收入 7.89亿元，同比下降14.72%。其中投资收益2.24亿元，同比增长91.80%；利息净收入5.55亿元，同比下降29.92%。 另外，2017年财务数据还显示，受资本净额大幅下降和单户贷款及授信余额上升影响，广饶农商行客户贷款集中度和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大幅上升，已不符合监管要求。同时，该行前十大集团授信客户中，5家已经进入失信人执行名单，企业生产经营受到一定的影响。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广饶农商行不良贷款率、关注类贷款占比分别为 13.90%和27.55%，逾期贷款占比为26.34%。 广饶县产业以橡胶轮胎、化工、纺织、汽车配件等为主导。当地大部分轮胎企业附加价值低、经营利润少、负债高，很难抽出更多资金进行升级改造。“在轮胎行业产能过剩和环保政策限制背景下，部分轮胎企业破产。同时，当地企业担保贷款比例相对较高，其中橡胶轮胎制造业企业间互保情况尤为明显。由于被担保方与担保方所处行业相同或为上下游企业，区域内形成互保链，系统性风险无法分散，部分企业破产现象逐渐通过担保链条传导至整个行业和全县区域，广饶县内多家轮胎厂和部分其他制造企业停产，区域信用风险明显上升。”东方金诚称。 连续两年未发布年报的不只广饶农商行，还有邹平农商行。邹平农商行先后两次发布延迟披露2018年和2019年年报，东方金诚也多次延迟披露其评级。 邹平农商行2017年年报数据显示，该行逾期贷款占比同比大幅跃升20.07个百分点至27.20%，不良贷款率同比上升6.85个百分点至9.28%。该行不良贷款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小微企业。同期末，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占比达79.35%，制造业不良贷款占比为57.64%，制造业行业不良贷款率为 8.52%。 被评级机构“特殊关照”的那些银行 由于经营区域集中、风险管理水平偏弱，再加上中小银行不良贷款处置手段较少，不良资产证券化、债转股等支持政策短期内难以惠及，在产业结构继续调整过程中，部分区域性中小银行资产质量持续恶化。 记者梳理发现，近一年来，除了上述两家银行外，山东博兴农商行、济南农商行、河南伊川农商行等多家银行也因无法提供年报信息，被信用中介机构延迟披露评级报告等。 去年1月份，中诚信国际公告称，将终止对平遥农商行的主体及债项信用评级，并将不再更新该行的信用评级结果。“对平遥农商行不定期跟踪评级过程中，多次以电话、邮件以及业务联系函等形式请平遥农商行提供材料，而该行始终未能提供。”中诚信国际称。几天后，因山西运城农商行不配合提供评级材料，中诚信国际也决定终止对其信用评级。 此外，记者不完全统计，最近一年，至少已有6家中小银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遭评级机构下调，分别是贵州乌当农商行、长春发展农商行、山东阳谷农商行、山东烟台农商行、吉林蛟河农商行等。 “为增强银行保险机构风险抵御能力，2020年采取了很多措施，要求银行补充资本，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发行二级资本工具、发行永续债等方式，在不同的市场、通过不同的渠道补充资本。另外，推进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特别是地方性银行的资本金，目前这个工作还在进行之中，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银行资本实力大为增强。我们通过增提拨备增强银行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处置不良的时候，动用了一些拨备，同时也加大对拨备的提取，夯实银行应对风险的基础。”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肖远企近期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当下，部分中小银行经营压力上升，合并同样是化解风险的有效方式之一。1月27日辽宁省政府网信息显示，近期，辽宁省政府常务会议称，通过申请新设组建一家省级城市商业银行，合并省内12家相关城市商业银行。
近日，裁判文书网披露的一则贷款诈骗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一名高中文化无业人员在一年内15次骗取凉山州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州商行）共计9300万元，“内鬼”是该行风险管理部主管，引起广泛关注。判决书显示，被告人朱皓，男，汉族，1978年8月19日出生，四川省会理县人，高中文化，无业。经审理查明，2012年底至2013年底，被告人朱皓与**利（另案处理）、曾溢（另案处理）、毛某2（另案处理）、邹仲宇（在逃）、谢某2等人为骗取州商行的贷款，与四川省欣融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四川绵阳市兴阳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西昌汇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及银行工作人员毛某2等人共谋后，采用无实际经营场所和具体经营业务的贷款主体，由朱皓伪造相关贷款资料，共骗得州商行贷款9300万元。案发后，尚有本金8772.35万元未归还。其中，被告人朱皓非法占有使用银行贷款资金1230万元。综上所述，朱皓作为一名高中文化无业人员，之所以能成功骗取州商行贷款9300万元，关键在于有银行“内鬼”的协助。据悉，毛某2于2008年5月进入州商行工作，先后任州商行西昌支行行长，州商行小企业信贷中心主任，州商行风险管理部主管，2017年5月免去风险管理部主管职务。涉案人员毛某2证言称：“我帮助**利在州商行办理的贷款，贷款主体都不是**利本人，贷款资料基本上都是伪造的，贷款也没有按照贷款资料上的用途使用。**利在州商行小企业信贷中心贷款只要有担保公司担保就没有问题。**利贷款都事先找我说好，如我没有异议，**利就去找贷款主体，伪造贷款资料交银行客户经理，客户经理按流程逐级上报，我主持审贷会通过后就放款给**利。”根据判决书，朱皓与**利、曾溢、毛某2、邹仲宇、谢某2等人骗取9300万元的贷款是在2012年底至2013年期间通过15次骗贷行为完成，大致操作都是利用自己和别人的身份信息，制作虚假资料，从而成功骗贷，最高一笔达2000万元。例如，**利为骗取州商行贷款490万元，安排朱皓伪造贷款资料。朱皓用其身份信息注册成立了西昌市消息树建材经营部（以下简称消息树经营部），并伪造了贷款资料。2013年4月11日，消息树经营部以支付凉山州万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实业公司）货款为由，向州商行小企业信贷中心申请贷款490万元，该笔贷款由兴阳担保公司提供担保。2013年4月24日，州商行向消息树经营部发放贷款490万元，随后，该笔贷款转入**利指定账户。案发后，尚有本金489.13万元未归还。2013年初，曾溢、毛某2、邹仲宇三人共谋骗取州商行贷款资金960万元，后曾溢将其弟曾洋的身份信息交给朱皓，朱皓用该身份信息注册成立了西昌市垚磊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垚磊商贸公司），并伪造了贷款资料。2013年6月7日，垚磊商贸公司以装修咖啡广场为由，向州商行大客户贷款中心申请中期保证贷款960万元，兴阳担保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2013年8月13日至9月3日，州商行分六次将960万元发放至曾溢等人指定的账户。案发后，尚有本金840万元未归还。。涉案人员**利的证言显示：“2012年底，我贷款比较多，找不到贷款主体了，我就喊朱皓帮我找贷款主体，款贷下来给他10至20万元的报酬。”针对朱皓等人的犯罪事实，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伪造贷款资料是贷款诈骗的重要环节，朱皓多次伪造贷款资料，数额特别巨大。判决如下：被告人朱皓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责令被告人朱皓对贷款诈骗自己使用的金额1224.68万元以及伙同他人贷款诈骗的金额，予以退赔给凉山州商业银行。银行道德风险的表现银行经营管理的每个部门、每道环节都会有道德风险，但是最集中、风险最大的还是在管钱管物管人的部门和“权、钱、人”这三个主要环节。一是权力行使中的道德风险。银行的各级经营管理人员，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如：贷款审批权、资金调度权、大宗物品采购及基建装修工程项目招标投标决策拍板权等等。正确地运用好这些权力，对支持国民经济发展，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提升银行自身的地位和竞争实力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权力被思想动机不纯、道德素质不高的人所掌握和运用，就很可能产生滥用权力、逃避责任和以权谋私的风险。二是业务操作中的道德风险。银行的各项业务几乎都同金钱有关。员工天天面对的是钱，接触客户谈论的是钱，业务操作盘算的是钱。在这方面存在的道德风险主要为：见利忘义，贪财损德；弄虚作假，失信毁德；违规懈怠，无视公德；好人主义，纵容恶德。三是人事工作中的道德风险。选人不当，重才轻德；用人不公，难以服众。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一）缺乏长期、有效的学习教育机制。个别基层机构管理者没有正确处理好加快业务发展和加强员工教育之间的关系，忽视和放松了对员工思想道德的关注，与员工之间缺少沟通，对员工的学习教育内容不够全面，方式呆板低效，导致员工对本行的企业文化缺乏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难以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一致的目标追求，甚至产生抵触和叛逆情绪。特别是近年来面对银行分配制度改革、经营模式创新、后勤保障社会化等问题，部分员工心理失衡，思想产生极大波动，如不及时加以疏导这种情绪将不断累积和激化从而埋下道德风险祸根。（二）无法抵御不良思想的侵蚀影响。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上一些不健康思想的冲击和侵蚀，部分意志薄弱、缺乏自制力的员工容易产生严重的不平衡心理，人生观、价值观迷失。个别员工逐渐背离了应有的诚实守信、无私奉献的道德观念，爱慕虚荣，贪图、迷恋灯红酒绿的生活方式，崇尚不劳而获，导致出现挪用公款用于大额博彩、经商办企业，甚至参与非法集资等违法违纪行为，给银行的资金和声誉造成巨大损失。（三）内控管理不到位，责任追究力度不够。部分基层机构内部控制薄弱，制度执行不到位，而且内部监督部门对制度执行情况缺乏有效监督，对不执行制度规定者查处不力、处理偏松，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缺乏严厉的惩戒机制，从而导致员工遵纪守法、依法合规经营的观念淡薄，玩忽职守、见利忘义等行为时有发生。防范道德风险的对策（一）坚持依法治行与以德治行相结合。法律和道德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人们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全体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防范银行道德风险，必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法律约束、纪律约束与员工的道德自律相结合。首先，各级领导和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把它们同各项业务建设一道，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提供各种有利条件，切切实实地抓紧抓好。其次，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治行先治官，治官先治德。银行的各级领导干部既是法律、纪律和道德建设的倡导者、组织者，又首先是法纪和道德的信奉者、示范者，我们的干部必须真正做到像温家宝总理所要求的那样：“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慎之又慎，为人民用好权，管好钱，”以德示人，以德服人，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带动全行业的道德建设。（二）深入开展员工道德教育。一是要坚持不懈地开展理想和信念教育，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侵蚀。二是要结合岗位培训，开展全面系统的员工职业道德教育。要把学习《员工职业操守》和《员工行为规范》作为培训教育必修课，通过培训学习，使员工熟悉和牢记银行的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明确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从而自觉地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银行职业道德准则。三是要结合日常的工作实际开展经常性道德教育。银行的各项业务工作和经营活动中，处处都蕴含着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应该与不应该等等道德关系。利用发生在员工身边的这些人和事，适时地开展道德评价和舆论褒奖，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在实施奖励的时候，配合以道德方面的赞誉和表彰，惩罚人的时候也不为罚而罚，给以必要的道德评论和警示，也可以使员工受到正反两方面教育和引导，见贤思齐，防微杜渐。（三）强化制度执行，规范员工操作行为。坚持业务发展制度建设优先，根据业务发展情况，不断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在强化制度执行上下功夫，不断强化内部监督机制。要建立举报制度，依靠和发动社会各界和一线员工，鼓励检举违法违规问题，对举报查实的案件，要予以奖励。对坚持规章制度，勇于斗争而制止案件发生的一线员工，要有特别的激励机制和规定。要加大对制度执行不力的查处、惩戒力度，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对出现大案、要案，或措施不得力的，要从严追究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反复发生案件，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机构，要对班子成员进行问责。要建立员工行为日常排查制度，对于涉嫌赌博、经常迟到早退、交友混乱、收入与支出明显不符等“问题人员”要重点监控，实现员工相互之间横向纵向的有效控制。（四）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环境对员工的道德养成与提升，有着直接的影响，良好的环境可以使“近朱者赤”，而污浊的环境也能使“近墨者黑”。社会、单位、家庭是员工道德形成的主要环境，三者相互衔接、密不可分。我们不仅要关注员工在单位的道德教养，而且要关注他在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潜移默化中所受到的影响；不仅要看他八小时以内的道德表现，还要看他在八小时外与什么样的人交往，有什么样的业余兴趣和爱好，要把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单位教育紧密结合。要充分利用新闻报道、行内通报、黑板报、宣传栏等舆论工具，大张旗鼓地宣扬好人好事，批评不道德行为，弘扬正气，抵制歪风邪气；要提倡员工读好书、唱好歌、看好戏，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体育活动，摈弃那些低级、庸俗的文化垃圾，使员工在真、善、美的文化熏陶中不断提高道德修养。（五）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加强道德建设离不开严格的制度保障。首先，在用人机制上，一定要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把那些德才兼备、群众公认的人放到重要岗位上，决不能让那些无德无能或者虽然有才但却德行很差的人占据各级领导岗位。其次，在利益导向上，一定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而让那些投机钻营的人有利可图。对于那些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扎实工作、默默奉献的好员工、好典型，要给予大力的宣扬和适当的物质奖励，使他们成为实际利益的获得者。而对那些违反道德、不守信誉、弄虚作假的人和事，必须给予处罚，让他们付出沉痛的代价，以儆效尤。三是要建立员工道德档案，把它作为评先、考核、晋升、晋级的重要依据。要使每一位员工都认识到：道德也是一种宝贵资源和财富，是我们银行员工在未来的事业发展和市场竞争中的立身之本、成功之源，从而珍惜自身的道德记录，规范自己的道德言行，争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合格员工。
辽宁省政府表示，将通过申请新设组建一家省级城市商业银行，合并省内12家相关城市商业银行。央行官网1月28日在首页头条转发了这一消息。 辽宁将筹建省级城商行。日前，辽宁省政府官网消息显示，辽宁省政府在最近常务会议上研究推进该省内城市商业银行整体改革工作。 辽宁省政府表示，将通过申请新设组建一家省级城市商业银行，合并省内12家相关城市商业银行。央行官网1月28日在首页头条转发了这一消息。 去年以来，多地中小银行合并重组进程在提速。2020年11月初，由四川省内多家地方银行组建的四川银行正式挂牌成立；目前，由山西省内多家城商银行合并组建的山西银行正在路上。在经营和风险防范压力下，此举似乎成为中小银行重要的“破局之路”。 合并12家银行 辽宁省政府官网1月27日消息称，合并该省内12家相关城商行“打造产权清晰、资本充足、内控严密、治理完善的现代城商行。” 1月25日，辽宁省委、省政府向国务院金融委汇报了城商行整体改革的总体思路。下一步，辽宁省政府将牵头整体改革工作，引进辽宁省金控集团等、全国大型优质企业以及中国存款保险基金管理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 实际上，辽宁推进城商行改革此前就有迹可循。2015年9月辽宁省政府发文提出，要“推动城市商业银行改造”，通过引进金融资本，深化内部改革，支持重点城商行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2020年11月，辽宁省委在制定该省“十四五规划”的会议中提到，将“深化财政金融改革，推进城市商业银行重组整合”。正式提出了合并重组该省城商行的相关规划。 光大银行(行情601818,诊股)金融业分析师周茂华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城商行酝酿合并在情理之中。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竞争加剧，部分中小银行经营压力上升，合并也有利于防范化解风险。 新银行资产或破万亿 目前，辽宁省拥有15家城商行，其中包括盛京银行（港股02066）、锦州银行（港股00416）两家港股上市银行。其余各市级城商行包括鞍山银行、本溪银行、朝阳银行、丹东银行、抚顺银行、阜新银行、葫芦岛银行、辽阳银行、盘锦银行、铁岭银行、营口沿海银行、营口银行和大连银行。 同时，除盛京银行、锦州银行和大连银行外，辽宁省内的城商行普遍规模较小，通常资产规模在千亿左右，且多家银行资产低于千亿，其客群、经营区域也基本局限在各地市。 从股权结构上看，辽宁省15家城商行里，盛京银行大股东为恒大集团，实际持有该行36.4%的股权；锦州银行大股东也为国资背景的工银金融和信达资产，分别持股10.82%和6.49%。此外，资产规模排名第三的大连银行，其实际控制人为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持股比例为50.29%。 除去上述3家银行，其余12家城商行的股东持股相对分散，大股东通常为当地的财政局或国有企业，如盘锦银行由盘锦市财政局及下辖各县财政局合计持股27.7%；另一种大股东是当地民营企业，且无实控人。 从资产规模上看，上述12家城商行资产总计约1.2万亿元，若据此推测，辽宁省新设的这家省级城商行资产总额或将破万亿。 从盈利能力上看，去年辽宁多家银行净利润降幅明显。据部分银行披露的2020年半年报显示，如锦州银行、辽阳银行、营口银行、阜新银行等，净利润降幅分别为147.6%、88.7%、41.88%和31.49%。 银行加快抱团取暖 去年以来，已经有多地中小银行抱团取暖，合并组建多家银行。 从各地省级法人银行筹建方式来看，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吸收合并方式（即1+N），即在一家城商行基础上，吸收合并重组N家城商行，2015年挂牌成立的江西银行（港股01916）即采用此种方式；二是新设合并方式（亦被称为联合重组模式），直接申请筹建一家新银行，吸收合并其余城商行，徽商银行（港股03698）、江苏银行(行情600919,诊股)及后续的多数省级法人银行均采用这一方式；三是以一家银行为重组标的，翻牌升级为省级法人银行，2016年正式开业的海南银行就采用这一模式。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相对其他省份，辽宁的城商行数量比较多，预计将要合并的12家城商行规模不会太大。 曾刚认为，辽宁省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改革，而不是简单合并。组建省级城商行的优势在于能够提升规模，市场影响力也将扩大。同时，优化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让其更好地应对风险和挑战。
同业理财也出现了造假行为。达州银行用5亿元投资了平遥农商行的同业理财，平遥农商行还签了兜底的《承诺函》。但因平遥农商行经办人员或负责人涉嫌伪造虚构材料，该期理财款并未投向清单所列的理财计划，而是投向了其他资管计划，为此双方对簿公堂。 裁判文书网显示，2018年2月28日，达州银行与平遥农商行签订《理财产品协议书》，约定达州银行认购晋财宝同业理财第70期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为5.78%，理财产品期限为273天。从2018年2月28日至2018年11月28日，达州银行认购金额为5亿元，并规定未经达州银行书面许可，不得擅自变更达州银行资金的投资方向、范围。 当时的《理财产品协议书》明确，该款产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不过，平遥农商行向达州银行出具的《承诺函》称，“为保障客户资金安全，我行现不可撤销地作出承诺如下：如因任何原因导致该理财产品不能在到期日当日及时足额兑付理财本金及收益的（收益率按5.78%/年计算），我行将无条件于该理财产品到期日当日向贵行足额支付理财本金及按5.78%/年计算的理财收益与贵行已获分配的理财收益之间的差额，不以该理财产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型或其他任何原因拒绝履行该义务”。 但最终平遥农商行未向达州银行按期支付款项，最终只有走诉讼途径。 为何平遥农商行“食言”？达州银行提交的《平遥农商银行晋财宝同业理财第70期清单》中称，平遥农商行涉嫌经办人员或负责人伪造虚构，该期理财款并未投向清单所列的理财计划，而是投向了其他资管计划。“案涉理财业务的真实操作过程，可能是被平遥农商行负责案涉理财业务的经办人或负责人与达州银行相关人员合谋达成的，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可能性。”平遥农商行表示。 平遥农商行当时的负责人为王建中，案涉理财业务经办人是武红亮。法院查明，二人于2020年6月8日被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且因违纪违法、涉嫌职务犯罪被采取留置措施。此前的公开消息是在2019年1月4日，银保监会晋中监管分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显示，平遥农商行董事长王建中被取消终身高管任职资格。 法院认定，上述《承诺函》关于保本保收益的内容，均属于典型的保底约定，该保底约定有悖于民商法基本原理和信托基本法理，故应当认定为无效。 最终，法院称，平遥农商行向达州银行返还理财本金5亿元；向达州银行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5亿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图片来自网络 历时4年零2个月，瑞丰银行上市之路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2021年1月7日，证监会发审委发布审核公告表示，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下称“瑞丰银行”）首发获通过。 图片截取自证监会发审委公告 近两月来，中小银行上市动作频频，上海农商行、齐鲁银行已于去年年底相继顺利过会，重庆银行也于去年12月中旬获得A股IPO批文，拟1月21日申购；而原定于去年12月30日上会的广州农商行，则因申请撤回申报材料而被取消审核。 此次顺利过会的瑞丰银行，即为2021年度第一家顺利过会的银行，同时也将成为浙江省首家上市农商行。 官网资料显示，瑞丰银行成立于2011年1月18日，前身是绍兴县农村合作银行，2005年改制为浙江绍兴县农村合作银行，2011年改制为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浙江省首批成立的农商行。 瑞丰银行现注册资本为13.58亿元，员工2092人，总部设20个管理部，辖内拥有26家支行和79家分理处，共计105家网点，分布于绍兴柯桥区、越城区和义乌市，并在嵊州作为主发起行设立嵊州瑞丰村镇银行。 曾于上会前夜被取消发行审核 瑞丰银行是浙江省首家提交IPO申请的农商行。2016年3月时，瑞丰银行拟上市材料就以由浙江证监局完成辅导备案，并接受了中信建投的上市辅导。 2016年11月11日，瑞丰银行首次向证监会报送招股说明书，并于2018年1月进入预披露更新状态。 根据2018年1月更新的招股说明书，瑞丰银行此次IPO拟登陆上交所；计划发行股份数量不低于1.51亿股，且不超过4.53亿股；发行后总股本不超过18.11亿股；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其核心一级资本。 据公开资料，两年半前，2018年7月10日，瑞丰银行就曾获准“上会”。而就在上会前夕， 7月9日晚间，证监会曾以“尚有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核查”为由，宣布取消瑞丰银行的IPO申请。 对此，其保荐机构中信建投曾作出解释，“财务数据已临近有效期，目前正在进一步补充材料” 。 然而两年半前被叫停IPO的不止瑞丰银行一家。 2018年7月2日晚间，青岛农商行上会进程也曾因同样的“尚有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核查”被叫停。 彼时有分析人士曾认为，8天内两家农商行IPO被叫停，原因可能来自于行业与监管层对农商行不良率飙升的担忧，也与两家农商行自身的公司治理水平和资产质量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仅四个月后，2018年11月，青岛农商行便重启上会之路，且成功过会，并最终于2019年3月顺利上市，圆梦A股。 而与其上会叫停日相隔仅一周的瑞丰银行，却足足等待了两年半才获得了证监会发审委的首肯。 上会前夕曾因贷款管理严重不审慎受罚 根据证监会会议审核结果公告，在上会环节中，瑞丰银行三项问题被监管问询，分别是债权转让的合理性和真实性问题、受行政处罚问题以及贷款风险问题。 在行政处罚方面，公开信息表示，瑞丰银行曾受到央行、银保监会、外汇局等多个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就在其二次上会的半个多月前，瑞丰银行便曾收到了银保监会浙江金华监管分局的罚单，披露的违法违规事由为“贷款管理严重不审慎”。 图片截取自银保监会官网 金银保监罚决字〔2020〕25号内容显示，因涉及贷款管理严重不审慎，信贷资金实际用途与约定不符；贷款管理严重不审慎，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两项问题，瑞丰银行义乌支行被处以罚款50万元，作出处罚决定的日期为2020年12月21日。 贷款风险方面，根据瑞丰银行在其2021年度同业存单发行计划中披露的最新数据，截至2020年9月末，瑞丰银行不良贷款率1.08%，拨备覆盖率276.15%。 图片截取自瑞丰银行2021年度同业存单发行计划 与其官网披露的2020年6月底数据相比，不良率和拨备覆盖率均有大幅好转，不良率由1.36%下降至1.08%，是其近7年的最低水平；拨备覆盖率由236.36%升高为276.15%。 因未有更详细的贷款数据披露，因而仅从基本数据上看，近年来，瑞丰银行贷款质量有所改善。 此外，在规模和经营方面，截至2020年9月末，瑞丰银行总资产1204.96亿元，总负债1099.62亿元；2020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1.11亿元，净利润9.12亿元。
图片来自网络 1月6日，银行板块终于一改前两交易日的弱势表现，复苏回暖。板块单日涨幅2.49%，居28个申万一级行业的第2位，仅次于建筑材料行业。 其中，平安银行大涨7.65%，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宁波银行均涨超4%，杭州银行、成都银行、光大银行等也纷纷上涨。 但仍有9支个股逆行情下行，其中郑州银行跌幅最大，日跌近3%，开年至今接连收跌，累计跌幅已达11.66%。渝农商行、西安银行、无锡银行也均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 连续三日下跌银行股 数据来源：i问财 其中，渝农商行1月6日收于4.4元/股，日跌0.45%，再创股价历史新低，与上市首日股价相比已然折半，与发行价相比，也已斩近四成。 值得关注的是，同花顺数据显示，渝农商行也是2020年度银行股累计跌幅第一名，全年跌幅达30.45%。 2020年度银行股跌幅 数据来源：i问财 曾被称为“史上最惨新股”，上市至今两度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公开资料显示，渝农商行2010年成功在香港H股主板上市，成为全国首家上市农商行、西部首家上市银行；2019年10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全国首家“A+H”股上市农商行、西部首家“A+H”股上市银行。 但在渝农商行“全国首家A+H上市城商行”光环下的，却是其上市首日开板、次日跌停、十日“破发”，股价持续下行的资本市场低迷表现。 2019年10月29日，渝农商行登陆上交所，发行价为7.36元/股，募集资金99.88亿元。历史数据显示，渝农商行开盘初即以44.02%的涨幅跌停，但仅半个小时即“开板”，随后上涨幅度不断收窄，最终收盘价为9.35元/股，涨幅为27.04%，成为2015年以来首个上市当天即开板的新股。 10月30日，渝农商行开盘后快速下挫，一度触及跌停，收报8.42元，跌9.95%。 渝农商行也因此“战绩”而曾被誉为“史上最惨新股”。 但渝农之惨尚不止于此。时至今日，渝农商行上市已一年有余，其历史最高收盘价仍为其上市首日的9.35元/股。而除上市日外，渝农商行也仅于2020年7月6日感受过站上“涨停板”的滋味。 上市至今，渝农商行曾两度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2019年12月9日，渝农商行公告将启动首份“股价稳定方案”，至2020年5月9日，维稳方案实施完毕。 渝农商行表示，在该行领取薪酬的12名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自有资金通过上交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其A股股份11.22万股，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6.57元至6.79元，合计增持金额75.70万元。 仅一月后，6月6日，渝农商行再度公告表示，将启动新一轮稳定股价方案。12月初，渝农商行表示，此次增持计划已完成，实施期间，增持主体（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共11人）以自有资金增持6.99万股，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4.54元至5.19元，合计增持金额35.9万元。 而合计仅111.4万的高管增持计划显然不被市场买账，更有投资者指责其“敷衍”。 唯一一家净利增速为负的上市农商行 与其低迷股价相称的，自然是渝农商行近来同样低迷的业绩。 2020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截至9月末，渝农商行资产总额1.11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783.74亿元，增长7.61%；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09.98亿元，同比增长5.04%；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77.69亿元，同比下降9.95%。 数据来源：Choice金融终端 虽为“全国首家资产破万亿农商行”和“唯一一家营收破百亿的农商行”，但同时，渝农商行也是A股唯一一家净利增长为负的农商行。 渝农商行在财报中对此解释表示，主要因上年同期非经常性损益中包含了冲回的补充退休福利过往服务成本，故上年同期净利润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母净利润变动较大。 资产质量方面，截至9月末，渝农商行不良贷款余额为64.14亿元，较上年末增加9.55亿元；不良贷款率1.29%，较上年末增加0.04个百分点，虽在农商行中数据较好，但同比仍呈逐年升高态势；拨备覆盖率为359%，较上年末下降21.31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财报数据显示，渝农商行信用减值损失56.6亿元，同比增长31.72%。这一数据在8家上市农商行中也是最高的，近乎是排在农商行第二位的青农商行的二倍，青农商行2020年3季度信用减值损失为24亿元。 渝农商行财报解释称，“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为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本集团进一步优化预期信用减值模型，相应提高了客户贷款的减值计提力度” 。
好不容易走到发审委审核环节，自己却突然撤回了申请材料。在A股的银行中，IPO临门一脚之际自行缩了回去的，广州农商行是第一家。 证监会12月29日披露，广州农商行撤回上市申报材料，原定于30日举行的发审委会议将取消。从2010年开始，广州农商行A股上市已筹划10年，眼看好事将近却又临门刹车，何时能再次启程？ 证监会、广州农商行都未说明撤回IPO申请材料的原因。2019年提交A股上市申请后，资产质量真实性是广州农商行始终绕不过去的问题。今年4月，该行还因资产质量问题被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 2019年以来，广州农商行多次卷入债券、信托等违约事件。就在此前的11月，该行还卷入一起规模达25亿元的信托违约案。今年上半年，该行的房地产贷款不良率短短半年时间大幅上升1.78个百分点，暴涨近7倍。 因何撤回？ 证监会12月29日公告称，由于广州农商行已申请撤回申报材料，原定于30日召开的2020年第183次发审委会议，对该行申报文件的审核取消。 根据2019年3月、12月两次提交的招股说明书，广州农商银行A股IPO拟发行数量为15.97亿股，在发行后总股本中的占比为14%，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核心一级资本。 上会前夕撤回申报材料，在A股银行中极为罕见。目前仍在排队的银行中，多家成立、启动上市比广州农商行早的银行，最长已经等待超过13年，至今仍未能登陆资本市场。 证监会12月18日披露，重庆银行IPO获得核准。2018年6月，该行就已向证监会提交了上市申请。更早在2007年，重庆银行就已启动上市。等待多年无果后，该行于2013年11月先行在H股上市。而2008年也提出上市计划的兰州银行，IPO进程目前仍然处于“已反馈”状态。 成立于2009年的广州农商行，最早提出A股上市计划是在2010年。但由于城商行、农商行上市闸门未开，该行2017年6月在H股上市，由此成为广州首家上市银行，尽管相比A股市场，港股上市比较容易达成，但港股的真正挑战是在上市之后，低估值、低成交一直困扰着广州农商行等早年赴港上市的区域性银行。在过去的一年，广州农商行单日成交量最高的一天为240万股，成交金额1197.57万港元，有62个交易日出现“零成交”。（见2019年4月28日《一年有2个月零成交，广州农商行“回A”心切》） 在此环境下，广州农商行提交上市申请后一年多，就能后发先至进入发审会环节，已经殊为不易。 不过，2019年下半年以来，在冲刺上市的关键时期，广州农商行董事长、副行长、董事等多名高管先后被查，引发外界对该行能否顺利登陆A股的揣测。 最先被查的是该行原董事长王继康。2019年7月，王继康辞去广州农商行董事长职务，一个月后公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7月，该行副行长、首席风险官彭志军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其间，广州金控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舫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此前的9月28日，广州农商行曾发布公告称，非执行董事李舫金因个人精力有限，请辞广州农商行非执行董事，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职务。 此外，广州农商行的资产质量长期受到外界质疑。今年4月29日，由于申请首发过程中，该行存在部分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不充分、个别违约债券会计核算前后不一致等问题，证监会对其出具了警示函。 广州农商行此次撤回申请材料，是否与资产质量有关不得而知，在相关披露中，证监会没有透露具体原因。12月29日下午，记者致电广州农商行相关人员，但电话无人接听。 房地产不良暴增 不良贷款高发的同时， 广州农商行资产质量的真实性也受到外界质疑，这也是其回A上市路上难以回避的问题。 2019年12月，在IPO反馈意见中，证监会一口气对广州农商行提出了45个问题，包括规范性问题、信息披露问题、财务会计资料问题三个方面。证监会4月29日的监管函也提及，该行申请首发过程中，存在部分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不充分、个别违约债券会计核算前后不一致等问题。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广州农商行贷款余额为5519.7亿元，金融投资规模为2375.6亿元。同期，该行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为49.76亿元，贷款、以公允价值计量且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贷款，计提金额分别为34.3亿元、2.3亿元。 评级报告显示，2019年，广州农商行计提的非信贷资产减值损失为12.14亿元，同比增加5.22亿元。而今年上半年，这一数字攀升到13.1亿元，超过去年全年。 相对于投资类资产，广州农商行贷款计提的减值损失准备可能更为充分。2019年以来，该行多次卷入债券、信托等违约事件，但计提的投资类资产信用减值损失规模却并不算大。 ST中捷11月4日公告称，收到广州农商行函件，因25亿元信托出现违约，广州农商行要求各债务人承担偿付贷款本金25亿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责任。 2017年6月，广州农商行与国通信托签订协议，设立规模25亿元的信托，预计期限48个月，信托资金随后用于向华翔（北京）投资有限公司发放贷款，ST中捷则为此签订差额补足协议。贷款发放后，借款人未偿付任何债务。 可查信息显示，2017年，晋城银行与华能信托签订合同，由晋城银行出资2亿元设立信托，向神州工程发放贷款，到期后神州工程未能偿还。广州农商行受让债权后，经展期也未能收回资金。 另外，广州农商行还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与华阳经贸集团发生诉讼。2018年10月，华阳经贸集团债券违约，目前涉及金额已超过60亿元。今年11月，法院对双方管辖权异议做出判决。 除了投资类资产，直接贷款中的房地产贷款劣变，可能给广州农商行资产质量带来了很大威胁。截至2020年6月底，广州农商行房地产类贷款不良率达2.04%，比上年底的0.26%，大幅上升1.78个百分点，暴涨近7倍。 房地产及周边行业，是广州农商行贷款投放的第二大行业。截至2019年底，房地产、建筑业和住房按揭贷款，在该行全部贷款中占比 33.19%。今年6月底，这一比例仍维持在30%左右。评级机构今年7月也表示，广州农商行房地产相关行业敞口较大，同业及投资资产风险有所暴露，加大了信用风险管理难度。在房地产融资收紧的情况下，这是否符合监管基调，也是一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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