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中投公司副总经理郭向军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谈到：“我们面临的环境日益复杂，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 郭向军在演讲中谈及后疫情时代的几大投资机遇： 第一，后疫情时代，数字化转型依然是长期趋势，值得长期布局。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和全球数字化进程显著加快，医疗卫生、科技与数字化凸显重要投资价值。 第二，在低利率、零利率的环境下，股票相对于债券仍然有吸引力。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前提下，全球经济的复苏预计会延续着我国的经济复苏路径，明年企业的盈利将会大幅提高。 第三，相比被动投资，当前积极投资更有机会。当前，股票市场内不同风格、不同板块表现出了严重的分化与轮动，以科技为首的板块，表现远远超过传统周期性行业板块。当前由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引领的数字化趋势仍然没有发生变化，但由盈利反弹带动的周期性、价值性板块的持续恢复值得我们关注。 第四，从区域层面，看好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发展与投资机会。国内的消费和科技创新两大投资主题值得关注，十四五期间我国以内需为战略支点，会积极培育超大规模的市场，促进消费升级。而创新处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传统制造业等急需产业升级和智能化变革，芯片制造、高端医疗、核心零部件、人工智能核心算法、自动化控制、软件等方面也急需突破，隐含着大量的投资机会。东南亚地区，人口结构年轻，在劳动力供给和消费方面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同时受益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链的转移，总体上经济增长强劲。 第五，私募股权投资的风险溢价有所下降，管理人选聘和价值创造的重要性凸显。 最后，可持续投资也是将来的投资大趋势。长期来看，ESG投资可以从行业的结构性转型中受益，比如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等。（许盈）
年尾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向来备受市场瞩目。因为它既是对当年经济工作成绩的总结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研判，又是定调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 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特别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央首次提及“需求侧管理”。 个中深意，耐人寻味。 1 说到需求侧管理，必然绕不开供给侧改革。 自2015年以来，面对产能过剩、高端优质供给不足、供需错配等现实问题，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多个指标均超预期完成，“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明显，工业产能利用率不断提高（见图1），我国产业体系的发展韧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强化。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之后，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稳定向好，复工复产能够得以顺利推进，国民经济运行能够快速回归正轨。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我国需求侧尚且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问题，最典型的便是近些年地产、基建等领域的投资需求持续强势，但居民消费需求却相对偏弱，特别是经历了新冠疫情冲击之后，我国需求侧的结构性问题被进一步放大，不仅需求端的整体回暖进程要明显慢于生产端，而且居民消费需求的复苏进度也要明显滞后于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需求；从数据上看，房地产投资与基建投资分别于6月份和7月份实现了累计同比的由负转正，但社零累计同比直到11月份还没能回到疫情之前的常态化水平（见图2）。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刺激房地产和基建的投资需求一直都是我国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后，我国开展了“四万亿”刺激举措以对冲国内基本面的下行压力，同时推出了降低房贷利率等政策以激活楼市。必须承认，在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之下，这些政策组合在带动国内经济快速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产能过剩与库存积压，居民和企业债务压力逐渐加大等等，进而对国内需求的进一步释放造成了制约。 眼下，在“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基调下，我们迫切需要扩大内需、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这也客观上要求不能再将注意力都放在供给侧，需求侧的变革同样要引起重视——而这，恰恰是很多人长期忽视的地方。 于是，此次中央经济会议首提“注重需求侧管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 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有何区别？经过梳理，我总结出以下两点。 一方面，要素组合不同。 从经济学角度看，需求侧是指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扩大内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过程中，消费和投资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至于供给侧，主要涉及到四大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创新，其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侧重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创新则侧重于生产效率“质的提升”，关乎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生产组织方式改善等等（见图3）。 另一方面，内在逻辑有所不同。 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既然经济总量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部分组成，那么当经济运行出现波动时，便可寄希望于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对这“三驾马车”加以调控，继而达到扩大总需求与最大限度消除周期性波动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需求侧管理更加关注改善总量问题，侧重于短期经济效益，见效也更快，这也应了凯恩斯那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 反观供给侧改革，它是从生产端入手，通过采取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鼓励企业创新、促进淘汰落后产能、化解制度障碍等方式来激发经济活力，提质增效，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同于需求侧管理，供给侧改革着眼于长期调控与结构优化，更突出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市场活力再造，旨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同时，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但见效相对较慢。 需要提醒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和需求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也绝不是供给侧或需求侧单方面的，二者就像经济的一体两面，相伴相生，缺一不可。正因如此，单方面强调供给侧改革或者需求侧管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道理其实很简单，没有需求的供给，定会导致生产设备闲置或者产品库存积压的产能过剩，而没有供给的需求，势必也难以被很好地满足。与之相应的，是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若是长期采取单一的需求侧管理政策，在造成政策边际效益递减的同时，无法解决产能过剩等问题；而若是片面追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可能产生紧缩性风险、加剧下行压力、导致硬着陆。 为此，只有通过供需双侧的双管齐下、相互配合，才能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效果，需求侧管理可以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而供给侧改革又可以为需求侧管理提供动力，从而兼顾经济增长稳定与转型升级。 诚如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所说的： “消费、需求和供给是密不可分的；在供给侧进行改革的同时，需求侧的改革也不容忽视，必须要同时来进行改革，要不然的话，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和成果。” 事实上，供需双侧共同发力一直都是决策层的初衷。早在2015年11月，中央就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领导人又在不同场合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宗旨是“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转变，为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在“十三五”规划里，也提到了“使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共促经济发展”的字样。 需要提醒的是，虽然我国在“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结束。当前，我国供给侧除了优质商品和服务相对欠缺、无法充分满足国人消费升级诉求之外，在民生建设、科技创新、信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市场秩序、生态环保、人才队伍等多个层面依旧存在短板，这些是需要继续发力加以完善的，绝非朝夕之功。 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突出“注重需求侧管理”的同时，还要强调“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二者本就不该有所偏废。 3 那么，未来供需两侧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改善呢？我们不妨分别做个讨论，先说需求侧。 或许是因为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凯恩斯主义，一些人会心生疑问，是不是要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强刺激。不过在我看来，我们应当从“国内大循环”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提法。 归根结底，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海外需求疲软不振的大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应该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而其中的关键便是稳步有序地扩大内需，这当中又包括消费和投资两个维度。 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2019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断涌现。不过，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城市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未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还有极大潜力可挖掘。 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给，显然会有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特别是支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基建，被时代赋予了重要使命，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走传统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老路，而是要更加注重投资质量的提升。 尽管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和挑战： 第一，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开始，几乎没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达到0.468（见图4），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按照经济学理论，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并且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 第二，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 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3的61.4%。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 第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明显。 除了传统投资较为粗放、效益不高之外，我国还在不少领域存在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任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上述种种，也为未来如何落实需求侧管理、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指明了方向。 当然，需求侧改革和“国内大循环”的宗旨一样，并不是“闭关锁国”或者“逆全球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不能少了中国。而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我们依然要在外贸方面多下功夫。 目前，国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外贸增长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此时，我们应该在防治疫情蔓延的前提下，从自身做起，在推动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鼓励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扶持外贸新型业态、改善外贸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方面进一步发力，同时要主动开展多元化贸易投资合作，比如按照国际高标准市场开放模式深化自贸区改革，赋予自贸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等等，特别是要继续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与我国有自贸协定的伙伴国家市场以及疫情不太严重的国家市场，拓展新的增长点，以此来稳定我国外贸的基本盘。 4 再说供给侧。 如前文所述，近些年我国供给侧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仍在多个领域存在短板。而眼下的当务之急，在于如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能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类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能耗并改善生态环境。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将经济真正引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些均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高度契合。 站在全球的角度，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本质上正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能够激发更多的新兴产业，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于我国而言，尽管近些年科技实力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线最底部、利润率最低的地方（见图5）；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往往能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获取高昂的利润。此外，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情况，这便容易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处于被动局面。 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淡化的现实，要想真正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并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突破硬核技术壁垒，在关键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为主，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标，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体系化、规模化优势。 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加快攻克具有关键性影响与贡献强的核心技术，逐步提升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与国际科技的话语权。 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环节的替代，并更加注重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优势领域以及重点领域的开发与培育，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出口产品低质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水平转变。 第三，以积极培育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作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我国经营企业的实力，巩固并强化核心竞争优势，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真正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
年尾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向来备受市场瞩目。因为它既是对当年经济工作成绩的总结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研判，又是定调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 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特别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央首次提及“需求侧管理”。 个中深意，耐人寻味。 1 说到需求侧管理，必然绕不开供给侧改革。 自2015年以来，面对产能过剩、高端优质供给不足、供需错配等现实问题，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多个指标均超预期完成，“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明显，工业产能利用率不断提高（见图1），我国产业体系的发展韧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强化。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之后，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稳定向好，复工复产能够得以顺利推进，国民经济运行能够快速回归正轨。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我国需求侧尚且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问题，最典型的便是近些年地产、基建等领域的投资需求持续强势，但居民消费需求却相对偏弱，特别是经历了新冠疫情冲击之后，我国需求侧的结构性问题被进一步放大，不仅需求端的整体回暖进程要明显慢于生产端，而且居民消费需求的复苏进度也要明显滞后于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需求；从数据上看，房地产投资与基建投资分别于6月份和7月份实现了累计同比的由负转正，但社零累计同比直到11月份还没能回到疫情之前的常态化水平（见图2）。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刺激房地产和基建的投资需求一直都是我国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后，我国开展了“四万亿”刺激举措以对冲国内基本面的下行压力，同时推出了降低房贷利率等政策以激活楼市。必须承认，在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之下，这些政策组合在带动国内经济快速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产能过剩与库存积压，居民和企业债务压力逐渐加大等等，进而对国内需求的进一步释放造成了制约。 眼下，在“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基调下，我们迫切需要扩大内需、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这也客观上要求不能再将注意力都放在供给侧，需求侧的变革同样要引起重视——而这，恰恰是很多人长期忽视的地方。 于是，此次中央经济会议首提“注重需求侧管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 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有何区别？经过梳理，我总结出以下两点。 一方面，要素组合不同。 从经济学角度看，需求侧是指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扩大内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过程中，消费和投资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至于供给侧，主要涉及到四大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创新，其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侧重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创新则侧重于生产效率“质的提升”，关乎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生产组织方式改善等等（见图3）。 另一方面，内在逻辑有所不同。 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既然经济总量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部分组成，那么当经济运行出现波动时，便可寄希望于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对这“三驾马车”加以调控，继而达到扩大总需求与最大限度消除周期性波动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需求侧管理更加关注改善总量问题，侧重于短期经济效益，见效也更快，这也应了凯恩斯那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 反观供给侧改革，它是从生产端入手，通过采取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鼓励企业创新、促进淘汰落后产能、化解制度障碍等方式来激发经济活力，提质增效，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同于需求侧管理，供给侧改革着眼于长期调控与结构优化，更突出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市场活力再造，旨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同时，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但见效相对较慢。 需要提醒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和需求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也绝不是供给侧或需求侧单方面的，二者就像经济的一体两面，相伴相生，缺一不可。正因如此，单方面强调供给侧改革或者需求侧管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道理其实很简单，没有需求的供给，定会导致生产设备闲置或者产品库存积压的产能过剩，而没有供给的需求，势必也难以被很好地满足。与之相应的，是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若是长期采取单一的需求侧管理政策，在造成政策边际效益递减的同时，无法解决产能过剩等问题；而若是片面追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可能产生紧缩性风险、加剧下行压力、导致硬着陆。 苏宁金融上苏宁金融，支付、理财、贷款、保险，应有尽有小程序 为此，只有通过供需双侧的双管齐下、相互配合，才能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效果，需求侧管理可以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而供给侧改革又可以为需求侧管理提供动力，从而兼顾经济增长稳定与转型升级。 诚如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所说的： “消费、需求和供给是密不可分的；在供给侧进行改革的同时，需求侧的改革也不容忽视，必须要同时来进行改革，要不然的话，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和成果。” 事实上，供需双侧共同发力一直都是决策层的初衷。早在2015年11月，中央就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领导人又在不同场合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宗旨是“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转变，为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在“十三五”规划里，也提到了“使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共促经济发展”的字样。 需要提醒的是，虽然我国在“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结束。当前，我国供给侧除了优质商品和服务相对欠缺、无法充分满足国人消费升级诉求之外，在民生建设、科技创新、信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市场秩序、生态环保、人才队伍等多个层面依旧存在短板，这些是需要继续发力加以完善的，绝非朝夕之功。 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突出“注重需求侧管理”的同时，还要强调“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二者本就不该有所偏废。 3 那么，未来供需两侧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改善呢？我们不妨分别做个讨论，先说需求侧。 或许是因为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凯恩斯主义，一些人会心生疑问，是不是要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强刺激。不过在我看来，我们应当从“国内大循环”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提法。 归根结底，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海外需求疲软不振的大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应该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而其中的关键便是稳步有序地扩大内需，这当中又包括消费和投资两个维度。 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2019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断涌现。不过，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城市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未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还有极大潜力可挖掘。 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给，显然会有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特别是支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基建，被时代赋予了重要使命，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走传统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老路，而是要更加注重投资质量的提升。 尽管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和挑战： 第一，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开始，几乎没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达到0.468（见图4），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按照经济学理论，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并且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 第二，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 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3的61.4%。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 第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明显。 除了传统投资较为粗放、效益不高之外，我国还在不少领域存在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任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上述种种，也为未来如何落实需求侧管理、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指明了方向。 当然，需求侧改革和“国内大循环”的宗旨一样，并不是“闭关锁国”或者“逆全球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不能少了中国。而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我们依然要在外贸方面多下功夫。 目前，国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外贸增长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此时，我们应该在防治疫情蔓延的前提下，从自身做起，在推动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鼓励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扶持外贸新型业态、改善外贸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方面进一步发力，同时要主动开展多元化贸易投资合作，比如按照国际高标准市场开放模式深化自贸区改革，赋予自贸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等等，特别是要继续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与我国有自贸协定的伙伴国家市场以及疫情不太严重的国家市场，拓展新的增长点，以此来稳定我国外贸的基本盘。 4 再说供给侧。 如前文所述，近些年我国供给侧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仍在多个领域存在短板。而眼下的当务之急，在于如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能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类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能耗并改善生态环境。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将经济真正引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些均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高度契合。 站在全球的角度，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本质上正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能够激发更多的新兴产业，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于我国而言，尽管近些年科技实力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线最底部、利润率最低的地方（见图5）；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往往能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获取高昂的利润。此外，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情况，这便容易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处于被动局面。 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淡化的现实，要想真正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并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突破硬核技术壁垒，在关键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为主，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标，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体系化、规模化优势。 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加快攻克具有关键性影响与贡献强的核心技术，逐步提升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与国际科技的话语权。 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环节的替代，并更加注重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优势领域以及重点领域的开发与培育，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出口产品低质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水平转变。 第三，以积极培育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作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我国经营企业的实力，巩固并强化核心竞争优势，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真正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
在CPI和PPI“双收缩”的形势下，涨价暗流正在涌动。今天的故事主角，是一只“疯狂的箱子”——12月11日，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涨至1411.98点，历史性地站上1400点，创出新高；前一周，该指数刚创出有史以来最大周涨幅。 在业内人士看来，航运价格大涨，有供给侧因素影响，更是出口活跃的缩影。在海外疫情蔓延背景下，我国成为很多国际订单理想的转移地。虽然未来这种“替代效应”或减弱，但随着海外需求“总蛋糕”变大，不必过于担忧出口增长的放缓。 “一箱难求” 在航运市场上，运价指数扮演着“晴雨表”的角色。国际上有大名鼎鼎的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作为贸易和航运大国，我国也有自己的运价指数——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最近，这个平时一向“低调”的指数突然火了。 “实在是涨得太快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李奇霖近日谈及该指数时称。12月11日，CCFI最新数据出炉：1411.98点，较前值涨6.7%，连涨4周，历史性突破1400点；上一周，该指数上涨10.44%，创下历史单周最大涨幅。 5月下旬以来，CCFI一路“高歌”，在半年多时间里大涨近70%。另一相关指数——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SCFI)则在11月初就超越了2010年高点，最新值为2311.71点，连续改写历史纪录。 招商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尹睿哲说，过去SCFI上涨总是以波动向上的形态进行。在这一轮上涨过程中，SCFI却是“一飞冲天”，10月第一周以后还没回调过，涨势“底气十足”。 底气源自于当前集装箱供应的短缺和航运运力的紧张。据了解，集装箱如今是“一箱难求”。尽管制造商们大力补产，但似乎“远水难解近渴”，“缺箱潮”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也成为摆在外贸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 国际订单理想转移地 最近在外贸领域，不仅涌现出了“疯狂的箱子”，“疯狂的石头”也卷土重来——铁矿石价格大涨再次震动了中国钢铁工业。分析人士指出，不管是“箱子”，还是“石头”，在其疯狂的背后无不有着“供给侧收缩”的魅影，但“需求端扩张”亦不容忽视——中国经济强劲复苏，正展现出巨大影响力。 具体看，尹睿哲称，集装箱运价大涨与出口复苏密不可分，“中国的出口货物大多数通过集装箱进行海上运输。反映在数据层面上，运价指数和出口同比数据趋势一致。” 海关总署日前公布，以美元计，11月我国出口同比增长21.1%，较上月上升近7个百分点，远高于市场预期，也是2018年2月以来最高增速。由于出口表现强劲，当月贸易顺差754.3亿美元，创出有数据记载以来的新高。 两三个季度前，几乎没人料到出口反弹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猛。今年2月，我国出口同比下降17.1%，并出现2018年4月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之后，海外疫情开始蔓延扩散，大家“线性外推”，对出口前景愈发悲观。 “实际上，海外疫情扩散，反而推升了中国出口。”李奇霖称，疫情发生后，欧美国家直接大量“发钱”，消费比生产更快恢复，我国则针对生产端出台大量支持举措，生产恢复更快。 李奇霖称，在发达国家消费强劲、需要进口的同时，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产能没有恢复，我国作为最先摆脱疫情影响的制造业大国，成了很多国际订单理想的转移地。“今年以来，由于我国生产秩序恢复较早，承担‘替代生产’的角色，向海外输送大量商品。”尹睿哲称。 拉动引擎料有序切换 超预期强劲的出口，在过去几个季度里为我国恢复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关心，出口的高景气还能维持多久？ 远超正常水平的出口增速不可持续。按照市场主流观点，在疫苗研制成功之后，随着海外供给能力逐步恢复，出口替代效应将减弱。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表示，从美国方面看，美国经济在房地产、补库存、居民收入层面获得支持，其对中国出口的拉动有望在未来两个季度内得到延续。直到新冠疫苗得到较广泛接种，全球供应链得到普遍恢复之时，这一拉动效应预计会减弱。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替代效应的“退坡”会给出口造成巨大压力。李奇霖称，当前国际贸易总盘子要比前几年大得多，海外消费高景气将继续拉动我国出口；同时，订单回流也将是渐进过程。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库存周期重启，以及疫苗大规模接种，有望刺激全球经济加快修复；伴随疫情“错位”影响消退，我国出口的核心支持将由订单替代效应转为需求拉动效应。 国盛证券固收团队指出，今年我国上升的出口份额中既有阶段性的也有永久性的，未来海外疫情缓解之后，出口份额会有所下降，但预计仍会高于疫情前水平。
庚子年一般都不平静，今年也不例外。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对我国和世界经济已经造成巨大冲击，未来对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还将产生长期深远的影响。今年我国在抗疫和经济复苏等方面鹤立鸡群，成为全球防疫物资和居家办公用品的生产供应基地，世界工厂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在经历了2017年以来的去杠杆、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战、非洲猪瘟和新冠疫情的风风雨雨之后，明年或许会顺风顺水，让我们迎来一个难得的休整之年。但各种新旧矛盾、风险和挑战犹在，灰天鹅或许会再次降临，市场和政府在乐观之余，也不可掉以轻心；疫情之中推出各种宽松刺激政策将面临一定程度的退出，但退出节奏应该较为缓和，并会根据实际情况而动态调整。结构政策方面，推进供给侧改革、双循环战略和需求侧改革（或管理）的核心是提升投资效率，通过有效投资来打通堵点和补齐短板。提升投资效率的关键是通过市场化改革、硬化地方财政约束和优化城市化战略，合理疏导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引导资金投向能够打通瓶颈的中高端制造业和围绕高科技发展的服务业。 为何明年可能会是较为顺利的一年？讲五点原因。首先在经济增长方面，尽管全球新冠疫情进入第二波，每日新增病例在70万附近居高不下，但各类疫苗研发最近陆续取得重大突破，生产加速，大规模接种已经开始，明年一些发达国家的接种率有望达到70%以上，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在大量采购疫苗。于此同时，虽然新增新冠病例高企，但死亡率明显降低，各国也累积了丰富的防疫和治疗经验，因此和今年早期相比，这波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明显减弱。根据各国疫苗接种的计划，明年二季度开始全球疫情有望能显著改善。全球疫情减弱虽然不利于我国的防疫物资和居家办公用品的出口，但全球经济的复苏会带动其他外需。诸如航空旅游等我国某些仍然受到全球疫情影响的行业也会复苏。另外，尽管我国经济增速在四季度已经基本恢复至疫情前6%左右的水平，但全年经济增长只有2.1%左右，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增速，从而导致很低的基数。假定未来几个季度经济环比增速恢复至疫情前的正常水平，考虑到基数效应，明年我国经济增长或可达到9.0%左右，为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明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更可高达19.0%左右。 第二个原因是明年我国的通胀压力较小，给宏观经济提供了一个较为舒适的环境。过去几周境内外市场都开始担心明年的通胀风险，这种担心确实情有可原。以美国为例，因为今年超级宽松的美联储货币政策，11月份广义货币供应（M2）同比增速为25.1%，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最高值。根据美国10年期通胀保值国债的数据，市场对未来美国十年平均通胀率的预期已经从三月中旬的0.5%跃升至十二月中旬的1.9%。国际原油价格也从三月下旬的每桶16美元左右上升至最近的51美元左右。但由于新冠疫情造成各国内部居民贫富差距的扩大，消费品的有效需求不足，货币更多的是追逐诸如房产股票等资产而非消费品。另外，明年若疫情得到遏制，各国产能包括能源大宗商品的产能也会随之恢复，原油价格继续上涨的空间也就有限，因此全球消费者物价通胀幅度也有限。对我国而言，还有有一个特殊因素会显著降低通胀压力，那就是猪肉供应恢复正常。从2018年夏季开始，我国猪肉生产受非洲猪瘟的影响而暴跌，猪肉价格暴涨，今年二月份全国平均猪肉价格同比上升135%，带动CPI通胀在今年年初上升至5.3%。当前非洲猪瘟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生猪生产加快恢复。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最新数据，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已经恢复到正常年份水平的90%以上。如此算来，明年春季开始猪肉供应量同比上升会达到30%以上，猪肉价格将有可能会显著回落。实际上，今年十一月猪肉价格已经同比下跌12.5%，直接导致CPI同比下跌0.5%，明年上半年我国CPI同比增长还有可能出现负值。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基数效应，负的CPI同比变化未必就是通缩，现在我国显然没有通缩的问题 第三个原因是在政策退出方面，明年会较为有序温和。根据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过去几轮政策周期之中，政策宽松时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皆大欢喜，但收紧时都不免愁云惨雾。以上一个宽松周期为例，衡量信贷供需的社融同比增速在2015-16年上升了将近5个百分点，而后在2017-18年的紧缩过程中，下行了近7个百分点，这样的大起大落必然导致经济基本面和股市债市的较大波动。明年如果全球疫情得到有效遏制，今年紧急出台的纾困和刺激政策就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是必然的。但我们估计退出幅度较小，节奏较慢，原因有两点。首先全球现在还处于疫情第二波，虽说疫苗接种正在开始推广，但毕竟风险还在。在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对明年的形势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就是“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明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其次，今年宽松政策的力度把控得很好，社融同比增速从年初的10.7%到10月份13.7%，总共上行了3个百分点。11月社融增速略降至13.6%，显示社融增速可能已处于平台期。房地产方面，没有像以往那样大幅刺激，反而是推出“三条红线”，控制房企融资。这背后的原因除了是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之外，三月份以后我国国内疫情防控极为成功，出口超预期强劲发弹，经济快速复苏，大幅降低了进一步推出刺激政策的必要性。 第四点原因是在金融风险防范方面，中央有更多的筹码和底气。今年全球疫情带来的另外一个超预期的结果是我国经常项目盈余大幅增长。货物出口方面，三月份以后我国向世界各国大量出口防疫物资和居家办公用品。货物进口方面，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我国贸易条件大幅改善，从而节省了大量外汇。服务贸易方面，过去几年我国都是服务贸易的逆差几乎抵消了货物贸易的顺差，其中服务贸易逆差主要来自我国居民巨额的出境游支出。今年全球疫情使得我国居民出境游嘎然而止，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急剧缩小。我国在一季度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之后，二季度和三季度经常项目盈余暴增至1102亿美元和942亿美元，是2008年以来的季度最高值。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很有可能维持在此高点附近。除了经常项目之外，资本项目下今年外资流入加速。由于美联储降息和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央行执行天量的数量宽松政策，中外利差拉大，境外资金流入上升。今年前十一个月境外投资者净增持我国境内债券9000亿人民币，远超去年全年的4723亿。经常项目盈余和外资流入我国债市充实稳定了我国外汇储备，提升了人民币币值，降低了通胀压力，这样央行在必要时就会有更大空间去扩张资产负债表来拯救商业金融机构，从而更好的发挥其最后贷款人的能力。 最后一点是在国际关系方面，中美关系明年有改善的空间。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虽然大选结果还有争议，但若无意外的话拜登会在明年一月20日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从2018年初以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贸易冲突不断升级，除额外加增的进口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在诸如芯片等关键产品方面对我国某些重要企业实施出口管制，威胁我国供应链安全和产业链升级，直接冲击我国当下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尽管在对华问题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观点分歧很小，但我们认为拜登上台后，中美目前的紧张局面可能会有所缓解。首先，今年美国大选由于邮寄选票数量剧增等原因，各方对选举结果是否公正的争议非常大，一百多年来罕见，这必将导致美国国内社会矛盾进一步升级。拜登组阁本身就会面临重重困难，组阁过程或许较为冗长；再加上美国现在的经济社会稳定饱受疫情冲击，拜登接过总统大位后，其团队必然首先需要关注国内事务，缓解国内矛盾。其次，根据已有的提名，拜登在外交方面几乎会完全启用奥巴马时代的职业外交官僚群体。这些体制内职业外交官的特征是考虑问题较为周全系统，做事较为循规蹈矩，可预见度高；这些人在位时大多积极推进全球化，对中国的看法较为中性或友好。第三，拜登和其外交团队已经明确声明要采取多变主义的策略，修复与欧洲及其他盟国的关系，但修复这些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总之，拜登政府虽然不可能大幅逆转特朗普政府的各项对华政策，但在明年（最起码明年上半年）不大可能通过加码进口关税和出口管制来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在诸如应对全球气候问题和防疫方面甚至还会加强于中国政府的沟通与合作。 综上所述，从疫情疫苗、增长、通胀、政策、风险防范以及中美关系等角度来看，明年有可能是难得的稳定平和之年和休憩喘息之年。明年也恰好是我国实施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一个平稳的开局十分有助于中央政府做好长远规划，而不至于为熨平短期波动消耗过多时间精力。但这几年突发风险较多，计划往往没有变化快，我们也不能过度乐观而掉以轻心。目前来看，明年能够看得到的风险有以下几个。一是在疫情方面，尽管全球已经有几种疫苗已经被美英等政府批准并开始大规模接种，但毕竟此次新冠疫苗研发的时间比常规疫苗研发要短很多，这些疫苗的效果还有待检验。新冠病毒可能会出现变异，这也会影响疫苗的效果。因此尽管疫苗带来了很多希望，但明年疫情究竟还是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二是中美关系也未必不会升级。这次美国大选，由于争议巨大，尘埃尚未完全落定，不能完全排除最后会出现市场预期之外的情况。若无意外，拜登上台之后，拜登及其团队也未必百分之百让中美冲突降温。在美国国内矛盾加剧的背景下，不能排除美国执政团队通过一些在境外的操作来转移视线，缓解美国国内矛盾。以上两点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话来讲，就是“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三是明年全球通胀是有一定的上行压力的。通胀是物价的变化，而价格变化除了受基本的供需因素影响之外，也受民众预期的影响。在今年全球央行大规模执行货币宽松的背景下，全球通胀预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若明年我国外部环境恶化，人民币币值转跌，则全球通胀的压力更容易传导至我国。 最后分两部分谈一下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是作为战略层面的结构性政策，二是短期宏观调控。从战略层面来讲，今年五月开始中央提出了双循环战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2月11日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了“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但在其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将“需求侧改革”调整为“需求侧管理”。至此近年来有三个涉及经济战略的新名词：供给侧改革、双循环战略、以及需求侧改革（或管理）。每个新名词的诞生都伴随着大量的解读，理清中间的脉络确实不易。 在我们看来，名词本身或许未必重要，关键是要真正领会中央的战略高度和意图。贯彻这三个名词的 核心是提升投资效率，通过有效投资来打通堵点和补齐短板。 具体说来，双循环战略的要点是要减少对外依赖，充分发挥国内庞大市场的潜力和优势。从进口角度而言，主要是降低在两类产品方面的进口依赖，一是我们还没有能力自主生产的诸如芯片等高科技产品，二是我们由于自然禀赋的原因需要大量进口的能源和粮食。从出口角度来看，就是要降低对外需的依赖。其实外需对我国GDP的贡献在过去十年已经从20%降低到了12%左右，可以说这个比重不算高，我国也还需要挣取外汇来维持进口，因此我们认为双循环战略的真正关键就是要降低在某些瓶颈短板方面的进口依赖。这方面的关键什么？消费对稳定国内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要把经济的总盘子做大，让GDP持续高质量增长，不受制于人，关键就是要抓住“投资”和“效率”这两个牛鼻子，提升投资效率，通过有效投资来“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这不仅是需求侧改革的核心，实际上也是推进供给侧改革以及实施双循环战略的精髓。 需求侧改革或管理的关键是通过市场主导和政府合理引导，将全社会的资源进行更为合理的分配，在需求侧疏导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引导资金投向能够打通瓶颈的中高端制造业和和为其服务的第三产业。今年政府在执行宽松政策时，实际上已经在贯彻这个思路。具体表现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没有实质性放松房地产调控，并开始酝酿推出针对房地产开发商的“三条红线”，意在适度控制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合理引导资金流行其他行业尤其是中高端制造业，避免整个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需求侧改革或管理的另外一个关键是合理管控地方政府投融资，逐步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从而一方面提高资金在国内各地方政府之间分配的效率，另一方面避免过度资金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多投向基建，合理引导资金投向国家所迫切需要的中高端制造业。 明年宏观调控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不急转弯”实际上已经一锤定音。“不急转弯”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是要“转弯”的，二是这个“转弯”的幅度是温和的，且会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的。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最重要的中间变量是社会融资规模，在基准情形下，我们认为社融同比增速已经在高点附近徘徊，明年春季之后或逐渐缓慢下行，到明年年底减速至11.5%左右。这个速度基本符合中央“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的要求。但具体拐点在何时出现，明年年底社融增速究竟会是多少，要取决于明年实际的情况。政策利率方面，我们认为明年加息概率非常小，加息周期或许要到2022年才开启，原因有三个。一是其他主要经济体复苏较慢，甚至会出现二次探底，这些经济体的央行加息周期最早要从2022年开始。二是我国明年通胀压力不大，加息的必要性不大。三是中央为推进双循环战略，需要控制融资成本，这样才能鼓励资金进入那些能够补短板的行业。央行流动性管理和基础货币供应方面， MLF存量可能进一步上升，成为央行提供流动性的主要渠道，MLF利率作为政策利率的地位也会进一步上升；PSL进一步退出，再贷款再贴现明年不再是增加央行流动性的主要渠道，存款准备金率保持不变。市场利率方面，由于政府没有放松房地产调控并呈现明确意图来控制房地产融资，我们估计市场利率进一步上行的幅度有限，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目前在3.3%徘徊，明年最高不超过3.5%。财政方面，预计明年赤字目标在3.0%，低于今年的“3.6%以上”，但高于去年的2.8%。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估计在3.0万亿人民币，低于今年的3.75万亿，但比去年2.15万亿要高，均体现“不急转弯”的思路。明年基准情况下，人民币或许还有小幅升值空间，但也要看是否会有上面提到的风险事件发生。
2020年，中国粗钢产量将首次突破10亿吨“天量”大关，这将分别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粗钢产量的11倍和10倍！这在7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请问各位钢企老总：中国钢铁产能扩张，还有尽头吗？ 1950年，志愿军入朝作战，当时毛泽东幽默地说：美军钢多气少，我军气多钢少！那一年，美国钢铁产量8785万吨，是中国的142倍。炸弹的外壳是铸钢，炮弹的外壳是锻钢，炸药更是巨大的联合化工设备的产品，每一座大型化工厂用掉的钢铁数量都相当于当时中国十几年钢产量总和。 1957年，毛泽东说，我国钢铁产量15年赶上英国。当年英国年产钢量约为2000万吨，中国的年产量为535万吨。随后刘少奇向全国宣布，中国要在15年内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同年毛泽东又说，我们要好好干50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这就是中国钢铁产业“赶英超美”的最初出处。 1973年美国粗钢产量创下至今最高历史记录1.368亿吨，后来便一直维持在7000万吨至1亿吨之间。而日本粗钢产量则从1973年至今一直维持在9000万吨至1.2亿吨之间。因为美国和日本早在1970年代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因此，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日本和美国的钢铁产量基本上处于“零增长”状态。与此相反，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钢铁产量一直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1978年我国粗钢产量首次打破3000万吨，分别是美国和日本同年粗钢产量的1/4和1/3。30年的经济高增长，30年的快速工业化，使中国钢铁工业呈现出了跨越式的扩张，并同时赶超了世界所有国家。1990年我国粗钢产量首次突破5000万吨；1996年我国粗钢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2001年我国粗钢产量首次突破1.5亿吨，超越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这与毛泽东预测要到2007年赶超美国钢铁产量的目标至少提前了6年时间。 2003年我国粗钢产量首次突破2亿吨；2008年我国粗钢产量首次突破5亿吨；2014年我国粗钢产量达到8.2亿吨，2015年和2016年出现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粗钢产量的首次下降，这两年的粗钢产量均为8亿吨；随后，我国粗钢产量再次拉升，连创历史新高。2017年我国粗钢产量8.7亿吨，再创历史新高；2018年为9.3亿吨，2019年为9.95亿吨，直逼10亿吨大关，而全球粗钢产量为18.7亿吨，我国占据了一半以上（53.3%）的份额，第二位是印度1.1亿吨，第三位是日本0.99亿吨，第四位美国是0.88亿吨，第五位是俄罗斯0.72亿吨。也就是说，美国粗钢产量仍是70年前的水平。 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2020年前10个月，我国粗钢产量8.74亿吨，同比增加5.5%，如此算来，2020年中国粗钢产量必将正式跨越10亿吨天量大关。 当美国和日本的粗钢产量早在四、五十年前就开始步入“零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的钢铁产能扩张会有终点吗？难道我们真要将全世界的铁矿石都买到中国来炼铁炼钢吗？ 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钢铁工业已成为世界巨人，无人能及，无与伦比。然而，中国钢铁产业却存在三大死穴和软肋： （一）全国各省仍在“大办钢铁” 根据2019年全国各省钢铁产量统计，仅有海南、西藏及北京三省没有钢铁产业。其实，北京原来是有钢铁产业的，后来因首钢集团搬迁至河北曹妃甸，使得钢铁产业从北京整体迁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19年全国粗钢产量前三强分别为：河北2.42亿吨，江苏1.2亿吨，辽宁0.74亿吨；粗钢产量最低三省分别为：青海178万吨，宁夏308万吨，贵州442万吨。 中国钢铁产业在全国各省遍地开花，零散分布，许多地方政府曾将钢铁产业作为当地支柱产业，各地钢企各自为政，相互竞争，它们“宁让利润、不让市场”，相互搏杀，由于钢铁行业存在地方本位和地方保护，必然导致两大结果：一是产业集中度不高，二是钢铁产能过剩，尤其是低端钢产能严重过剩。 （二）钢铁产能“大跃进”驱动铁矿石价格狂奔 1997年我国进口铁矿石5500万吨，用汇16.15亿美元；2003年我国进口铁矿石1.48亿吨，用汇48.56亿美元；2008年我国进口铁矿石4.44亿吨，用汇605.32亿美元；2014年我国进口铁矿石9.32亿吨，用汇934.4亿美元；2019年我国进口铁矿石10.69亿吨，首次突破10亿吨大关，用汇1013亿美元，仅次于原油进口用汇规模。 我国是全球铁矿石消耗量最大的国家，2016年我国粗钢产量8.08亿吨，消耗铁矿石约12亿吨，其中进口约10亿吨，占消耗总量的85%左右。其中，进口来源主要是澳大利亚和巴西，二者占比分别为67%和19%。 根据大连商品交易所报价，2015年底，铁矿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最低为每吨282.5元人民币，2020年12月11日已涨至每吨1050.5元人民币，铁矿石价格累计上涨272%。 澳大利亚是中国铁矿石进口的最大受益者。2019年澳大利亚全年出口铁矿石530亿澳元，其中，1/3是中国买单；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全年出口煤炭170亿澳元，但其中相当部分被中国买走。2020年我们停止了进口澳大利亚煤炭，加拿大希望填补这一空缺，但我们却无法停止进口澳大利亚铁矿石，甚至只能被它绑架。 （三）高价进口铁矿石，却廉价出口钢材 根据中钢协数据，近两个月进口铁矿石价格上涨17.5%，受此影响每吨钢材成本约上涨10%，而同期钢材价格涨幅仅为5.5%，估计因铁矿石等大宗原燃料价格大幅上涨，钢企每吨钢材约有100元利润受到挤压。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数据，2019年我国出口钢材6429万吨，每吨平均出口价格为5753元人民币；进口钢材1230万吨，每吨平均进口价格为7908元人民币。我国钢材出口平均价格只有进口价格的大约7成。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一边进口着高昂成本的铁矿石和煤炭，另一边却向国外出口廉价的普通钢材，同时，作为钢铁大国，我们每年还要向外国进口大量高端优质钢。因为我们的低端钢产能严重过剩，而高端钢产能却是短缺的。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是，高成本买进、低价格卖出，为人作嫁，而且将高能耗、高污染的名声和影响留给自己。 面对铁矿石价格疯狂上涨，我国多家钢铁企业开始呼吁国家监管部门介入，同时，他们也正联络力拓等外企进行价格谈判。有专家建议我国应完全掌握铁矿石的定价权，这可能吗？铁矿石是一个“卖方市场”，我们自身是刚性需求，谁来定价？当然是卖方了，而且主要是澳大利亚铁矿。目前，澳大利亚跟随美国恐中、反中，甚至不惜撒谎将中国污名化，中国也被迫停止了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红酒、天然气、大麦、牛肉、猪肉、海产品、牛奶及水果等，为此，铁矿石进口正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怎么谈判？ 事实上，我国粗钢产量10亿吨已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再也不能盲目扩张下去了！我们的对策建议很简单，两招即可：一是通过吸收并购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像宝钢吸收合并武钢、马钢、八一钢铁(行情600581,诊股)一样，如果中国钢铁跨地区进行产业并购整合，只需要打造出三至五家类似宝钢集团一样的钢铁“航母”即可；二是限制钢铁材料出口，或征收高昂的钢铁出口关税，倒逼钢企提质增效、去产能，同时防止欧美国家对我国钢铁企业加征“反倾销税”的不公正惩罚。这样，就可以将高能耗、高污染的钢铁产能限定在高效适度的范围，我们没有必要全部吃掉澳大利亚的高价铁矿石，也没必要为外国消费者提供大量廉价钢材。因此，中国钢铁产能扩张该停下脚步了！切不可没完没了！
投资要点 综合来看，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完全继承了“十四五”《建议》核心精神。本次会议提出了8项明年重点工作，我们将其归纳为“科技创新与产业链安全”、“扩大消费”、“反垄断”、“规范房地产市场”、“节能减排”5大新内容。并带来三大领域投资机会： 一是当前我国科技的“卡脖子”领域，例如半导体制造、航空工业、精密机械、生物种业等领域。明年政府财政上将加大对于上述领域的科研投入与企业扶持力度，而“举国体制”则将促进相关科研难题的攻关，有利于国产企业尽快掌握核心技术，扩大市场份额，实现进口替代。 二是节能减排领域，包括风能、光伏、电池等新能源板块与林业经济。为了完成2030年碳排放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新能源发电占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需要有飞跃式的提升，意味着新能源企业业绩的显著增长。另外植树造林等“国土绿化”行动，也将带来林业需求。 三是扩大消费领域，包括汽车、家电、免税板块。明年汽车限购放宽、家电下乡或可期待，中高端商品减税、免税范围有望进一步扩大，有利于汽车、家电生产商与免税相关企业。 但在另一方面，明年政府加强市场监管，将不利于平台型互联网企业、长租公寓的经营。同时节能减排工作强力推进，下游需求缩小，将不利于煤炭等传统能源企业的收入抬升，投资者需要对上述板块有所警惕。 风险提示：市场波动风险，政策不及预期。 报告正文 1、事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 2、总体方向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总的来看，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下简称“会议”），是对11月份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重磅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的进一步细化和安排，与《建议》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在经济政策总体基调上，相比于2019年，今年的会议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具体来看： 2.1 经济形式判断 经济形势方面，中央对于我国经济形势的判断，由去年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大”，转变为“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 今年全球疫情爆发后，由于我国防控工作及时有效，疫情得到有力控制，使得经济信心率先恢复，消费、投资增速转负为正；同时“世界工厂”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外贸出口强劲增长。诸多因素推动下，“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成绩值得肯定。 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的复苏是“不平衡不稳定”的。例如在消费端，线上消费得益于疫情因素，迅速从底部反弹。而线下消费、服务类消费则仍显疲软，11月餐饮收入同比依然未能转正。 复苏的同时，潜在风险也在聚集。在内部，政府与企业杠杆率大幅抬升，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问题显现。在外部，海外国家依然深陷疫情泥潭，外需不稳定。同时明年疫苗普及、疫情结束后，海外国家复工复产，对我国出口型产业的竞争冲击也不容忽视。更重要的是，尽管经过换届选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外部挑战依然严峻。 2.2 发展理念 基于我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挑战，会议强调明年继续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坚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与《建议》保持一致。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会议在“供给侧改革”之外，新提出了“需求侧管理”的想法，而与一周前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所提出的“需求侧改革”的表述已经有所不同。 “需求侧管理”一词，首提于11月25日刘鹤副总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相关文章，意味着全面促进消费，同时优化投资结构，改变消费在我国经济中占比过低的现状。 促进消费，首先要调节收入分配结构，“藏富于民”，提升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要缩小贫富差距，合理利用税收等分配工具，提升劳动收入占比，同时加强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三是要培育新消费，加强科技与商业模式创新。 可以看到，相比于“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改革”牵扯的范围更广大，任务更艰巨，因此本次会议表述从“改革”到“管理”的转变，或意味着未来相关改革政策将更加稳步落地，不急于求成。 2.3 宏观政策 会议认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去年的表述完全一致。近期市场上对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收紧有较多讨论，本次会议认为，考虑到未来经济面临的较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宏观政策“不急转弯”，“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 财政政策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在财政资金具体投向上，会议提出“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综合来看，明年财政对于科技创新、新基建、公共服务消费的投入将有所增加。但受制于政府的有限财力，同时要“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传统基建项目的投入将继续弱化。 货币政策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由于疫情原因，今年前三季度实体部门杠杆率较2019年底增长24.7%，防范债务违约风险的重要性进一步显现，因此今年下半年货币政策已经发生明显转向。展望2021年，中国名义GDP增速将位于10%左右，考虑到稳定宏观杠杆率的要求，并结合今年低基数因素，我们判断社融增速应大致位于12%左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今年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的现状，会议提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预计后续将有更多抑制人民币过快升值的政策出台。 3、明年重点工作 本次会议提出了8项明年重点工作，我们将其归纳为“科技创新与产业链安全”、“扩大消费”、“反垄断”、“规范房地产市场”、“节能减排”5大新内容。具体来看： 3.1 科技创新与产业链安全 “十四五”《建议》中，将科技创新与保障产业链安全两项，置于下阶段重点工作的第一、第二位。本次会议完全承接了《建议》精神，对科技创新该工作做出具体安排。 会议要求，针对当前中国科技、产业被西方国家“卡脖子”的问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具体科研项目上“落实好攻关任务‘揭榜挂帅’等机制”，预计国家对于科研型院校的经费拨款将有明显增加。 其中，会议特别重视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基础。”将利好半导体制造、航空工业、精密机械等“卡脖子”领域。 另外，会议强调生物、农业科技对于农业安全的重要性。提出“加强种子库建设”、“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 3.2 扩大消费 扩大内需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必经之路，居民消费则是核心。会议认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过去高校盲目扩招、升级，部分造成了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挤压了职业技术教育空间。本次会议要求“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可能预示着对当前大学扩招的趋势进行重新评估，并加大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匹配市场招聘需求。 另外，会议首提“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大城市汽车限购放宽值得期待，同时中高档商品降税、免税范围也有望扩大。同时会议要求“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或预示着新一轮商品下乡补贴。 3.3 反垄断 过去几年，互联网平台型企业迅猛发展，部分企业先以烧钱为手段“低价竞争”，形成垄断后逐步提价，并不时做出“大数据杀熟”、“平台二选一”等损害消费者、小商家利益的行为。 本次会议特别点名上述“平台型企业”，要求“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预计后续将有更多反垄断法律法规出台，对于已成规模的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将有较大不利影响。 3.4 规范房地产市场 本次会议继续“房住不炒”的总体定位，与去年相同，但用了更多篇幅强调“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会议要求进一步推进“租购同权”，同时“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意味着明年公租房建设与供应将明显提速。 针对近期长租公寓暴雷，损害租户与房东权益的问题，会议提出“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整顿租赁市场秩序”，长租公寓市场将迎来政府的严格管控与清理。 3.5 节能减排 将比于2019年会议强调“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今年的会议将环保焦点由“治污”转向“减排”。 近期，领导人在国际会议上郑重承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了达到此目标，未来几年我国将“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风能、光伏、电池等新能源板块将受益。会议要求“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将对煤炭采掘行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会议要求“要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利好林业经济。 4、总结 综合来看，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完全继承了“十四五”《建议》核心精神，对明年的经济工作做出具体部署，并带来三大领域投资机会： 一是当前我国科技的“卡脖子”领域，例如半导体制造、航空工业、精密机械、生物种业等领域。明年政府财政上将加大对于上述领域的科研投入与企业扶持力度，而“举国体制”则将促进相关科研难题的攻关，有利于国产企业尽快掌握核心技术，扩大市场份额，实现进口替代。 二是节能减排领域，包括风能、光伏、电池等新能源板块与林业经济。为了完成2030年碳排放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新能源发电占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需要有飞跃式的提升，意味着新能源企业业绩的显著增长。另外植树造林等“国土绿化”行动，也将带来林业需求。 三是扩大消费领域，包括汽车、家电、免税板块。明年汽车限购放宽、家电下乡或可期待，中高端商品减税、免税范围有望进一步扩大，有利于汽车、家电生产商与免税相关企业。 但在另一方面，明年政府加强市场监管，将不利于平台型互联网企业、长租公寓的经营。同时节能减排工作强力推进，下游需求缩小，将不利于煤炭等传统能源企业的收入抬升，投资者需要对上述板块有所警惕。 风险提示：市场波动风险，政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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