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时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抉择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作出的重大调整，是新形势下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部署，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全局和一系列政策安排。 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运行中扮演着“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角色，对推动资本形成、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枢纽作用。今年是我国资本市场成立30周年。经过过去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基础性制度不断健全，各项功能有效发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对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意味着资本市场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历史使命。 一、充分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意义和内涵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持续蔓延，让2020年成为极其不平凡的一年，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变化，也使得一些长期积累的历史性问题和矛盾进一步凸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展阶段和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应对，具有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顺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过去二十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增长陷入低迷，外部需求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全球政治形势错综复杂，逆全球化趋势明显，西方国家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卡脖子”问题日渐突出。这些因素叠加，给我国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在这一背景下，从“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我国经济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必然之路。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劳动力低等成本优势和资源禀赋，通过“两头在外”的生产贸易模式，迅速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中，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我国发展中一些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矛盾逐渐凸显，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发展质量亟需提升。在这种情况下，调结构转方式、大力发展创新驱动战略、构建新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主动选择。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畅通经济循环，即立足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这就需要以坚持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形成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14亿人口，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这样一个庞大市场的潜力和禀赋优势，意味着我们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条件和基础。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点之一，就是要牢牢抓住扩大内需战略，推动供给侧改革深化，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以高质量供给创造需求，以新需求带动新供给。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点之二，是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更高开放水平上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强调国内循环是基础，但不是封闭的自我循环，而是要坚持开放、分工合作、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是在更大范围、更高开放水平上要素资源的配置和优化。 二、资本市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战略支撑作用 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枢纽平台。资本市场各项功能的有效发挥，对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动科技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链完善、促进消费扩大和升级等，具有重要作用。也正因此，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资本市场的战略支撑作用广受期待。 资本市场是发展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对于融资结构改善、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一直以来，我国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持续占比较高，金融资源更多流向传统产业和投资领域，并造成杠杆率居高难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让更多要素资源配置到高效领域，提升效率，这对融资结构优化提出迫切要求。资本市场是提高直接融资的主渠道，是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新发展格局构建。 资本市场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竞争新优势的核心所在。国际经验显示，资本市场在推动科技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增强市场的包容性，可以让更多科创型企业与资本市场有效对接，助推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相关产业链的完善，解决一些领域的“卡脖子”问题。 资本市场是财富管理的重要方式，对于居民财产保值增值、消费扩大和升级具有重要支持作用。中央多次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此前，我国居民理财渠道匮乏，不少资金涌入房地产等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发展壮大，市场各项制度逐步完善，市场吸引力持续提升，公募基金、银行理财等长期资金逐渐成为资本市场重要机构投资者，也是居民财富管理的重要渠道。因此，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有利于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对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升级、进而以“内循环”推动“双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三、助力新发展格局构建需要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经过过去30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发展壮大，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层次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基础制度逐步健全，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规模均位居全球第二位，上市公司数量已经达到4100家，债券市场托管规模约为115万亿元。资本市场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持续增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特征依旧明显，各项功能发育依然不够成熟，比如直接融资占比偏低、制度建设与成熟市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仍待提高。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既给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同时也需要资本市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夯实基础性制度，提升市场活力，促进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发挥与实体经济发展形成良好循环。 一是要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补短板、锻长板，促进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政策传导、风险防范化解以及预期引导等各项枢纽功能有效发挥。过去两年，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已经从科创板增量试点向创业板存量改革推广，与之相伴的一系列配套制度也相继落地。未来一段时间，全面推行注册制将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任务，并由此进一步带动信息披露、退市、交易等基础制度的改革完善。同时也要继续加强市场法治化建设水平，强化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力度。 二是要继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增强市场包容性，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形成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科创板等层次分明的股票市场，以及银行间债市和交易所债市协同发展的债券市场，新三板市场、区域性股权市场、私募股权市场等也在规范中健康发展。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需要推进资本市场关键制度创新，深化创业板新三板等改革，让更多科创类新兴企业对接资本市场，也要加快债券市场、区域性股权市场以及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 三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水平，推动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新发展格局不是自我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在更高开放水平上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稳步提升，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但与成熟市场相比国际化依然需要提高。面向未来，我国资本市场与境外市场互联互通程度将继续提升，更多境外投资者将通过多渠道进入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证券基金期货等机构也将迎来更多外资同行。资本市场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将进一步助推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有机融合。（作者赵洋系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博士生）
求职者从一家招聘企业的广告牌前走过。新华社发（苑立伟 摄）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力供给不仅增速下降，规模也开始出现减少；随着人工成本不断上升，过去长期依赖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减弱。眼下，我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外部经济环境挑战增多，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投资、消费、出口拉动增长和带动就业能力下降，给一些地区和领域的就业带来负面影响。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沿海地区招工难、用工荒和技工短缺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人数不断创新高，农民工等群体就业质量有待提高，城镇就业压力依然存在。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的到来，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受到冲击，一些职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些行业对人力资本要求进一步提高。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技术、人口和就业等一系列变化，有必要研究我国劳动力供求趋势，预测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求规模，并提出适应劳动力市场新形势的对策建议。 我国劳动力供给特征及趋势预测 近年来，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向好，城镇单位新增就业每年以千万规模保持增长，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以2013年至2019年为例，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连续几年保持1300万人以上。从总量看，我国的部分群体还存在就业压力，但就业总量已经不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就业的结构性风险大于总量风险。当前，劳动力供不应求成为常态，表现为：一是适龄劳动人口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规模进一步减少；二是劳动力需求持续增长，市场监测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1以上；三是中等、高等教育扩张延缓推迟了适龄劳动人口进入就业市场，青年劳动参与率有所降低。 从人口角度看，近年来我国人口变动出现“三低”和“三化”特征，“三低”是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三化”是指老龄化、少子化和农村空心化。劳动力供求呈现“五降一升”特点，其中，“五降”是指人口增速下降、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劳动力人口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和就业人数下降，“一升”是指求人倍率上升。 随着我国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劳动力供给质量亟待提升。其中，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城乡、区域、产业、群体及劳动力供给质量等方面。城乡就业结构性矛盾主要在于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不适应现代产业发展要求，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不适应接纳亿万农民向市民转变等方面。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攀升，内地劳动力比较优势显现，劳动力由过去的“孔雀东南飞”变为随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返乡回流。以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为代表的重点群体就业压力仍处高位，技能素质与岗位需求不匹配问题突出。一方面，企业反映招工难，一线普通工人也面临短缺；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屡创新高，就业压力持续加大。 长期看，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生育率的走低，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将继续减少，劳动力供给规模持续下降。同时，不同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将继续下降，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后工业化时期有可能下降到50%以下。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和总抚养比上升的情况下，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加快培育人口质量红利是现实目标。 基于趋势判断和已有的劳动力供给数据，我们通过相关模型预测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预测结果表明，2020年至2030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从9.89亿人下降到9.63亿人，劳动参与率从68.44%下降到65.17%，按照两项指标自身发展趋势推算，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将不断下降，到2030年达到6.27亿人。 我国劳动力需求特征及趋势预测 从需求端看，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增长会下降，但就业规模仍会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很长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创造的就业规模并不相同，经济总量越大，每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规模越大。比如，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岗位的创造就要比十年前多。因此，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并不意味着就业就会出现大规模下降，由于我国经济存量、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产业结构具有多样性，可以预期我国就业岗位需求规模仍将不断扩大。 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不少部门还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市场中增加的岗位大部分是一线普通工人和服务人员，行业也多分布在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是，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和自动化技术快速发展，一些企业加快推进“机器换人”，一些重复性、流程性和安全风险高的岗位开始大规模自动化，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多转向普通操作工、一线客服、物流快递等对受教育和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岗位。随着我国产业加速向中高端迈进，生产性服务业、互联网经济等领域中的一些新岗位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 在实体经济领域，2019年我国工业企业用工下降，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不断减少，从业人员在行业间的分布出现了新变化，逐渐由传统的原材料制造、高耗能行业向先进制造业转移，反映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取得成效。与此同时，以网络经济、平台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创造了大量新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就业的重要变量。历次产业革命经验表明，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通过淘汰旧的生产方式，在短期内会对就业产生明显的破坏。同时，广义的技术进步也会带来就业的“创造效应”，随着新技术大规模应用，将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新产品及中间产品的扩张,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综合来看，只要生产扩张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替代效应”，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 劳动力需求作为派生需求主要受经济增长、资本及技术禀赋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我们预测认为，从趋势上看，未来十年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量将不断下降，从2020年的1.87亿下降到2030年的1.09亿，第二产业从2亿下降到1.6亿，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从3.8亿增加到4.9亿，综合三次产业我们认为，到2030年劳动力需求总量约为7.6亿。 积极应对劳动力供求变化 展望未来，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不断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我国人力资源开发配置效率，我们拟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扩大劳动力供给规模，提高劳动参与率。一是研究出台延迟退休政策，以应对随老龄化进程加快和老龄人口增加导致更多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二是研究出台生育政策，以应对生育率下降造成的近期和长期影响，避免下一代际劳动力增长率继续降低和青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三是健全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生育配套政策，以应对总抚养比上升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家庭负担加重、女性及青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减少临近退休人员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后顾之忧。 第二，减少就业结构性障碍，促进就业公平。一是减少就业性别、城乡及地域歧视，重视女性人力资源开发，深入研究我国不同就业群体的特点和作用，促进就业公平。二是加强就业创业基本公共服务，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减少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就业中的机制障碍和求职成本。三是坚持公平正义理念，打造和谐劳动关系，支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互惠共赢。四是营造良好就业创业环境，加快清理和消除阻碍就业创业的壁垒，加大对新就业形态的支持，保障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基本权益。 第三，更好推动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一是加强后疫情时代劳动力有序流动的研究，保障劳动者迁移、择业、社保接续转移等基本劳动权益，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二是促进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和农民向市民转变，进一步提升基层一线劳动者工作技能，加快学习和更新传统知识结构，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更好适应工业化、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三是结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研究乡村空心化和农村产业转型中的就业问题，加大农、林、牧、渔等产业从业人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以及农村贫困劳动力等技能培训力度，做好“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就业帮扶工作。 第四，优化人力资本供给结构，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新时代呼唤新型劳动者。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水平，深入挖掘人口质量红利，提升我国劳动力技能素质水平，是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一是要针对当前我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加大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通用就业技能和基本职业素养。二是加快中专和高等教育课程体系改革，以行业、岗位、职业和企业需求为导向，通过校企联合培养、企业化定制及产学研合作等方式，提高劳动力供需匹配质量。三是着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招生规模，引导社会资源投入职业院校发展，增加技工供给数量。 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形势研究”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李建伟 执笔：钱 诚
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小康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收官在即，任务完成得如何呢？其实，除了大家切身的主观感受，关于小康还有很多细化的指标，比如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多少，我们的消费水平、医疗水平、养老水平怎么样，等等等等。这些数字里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蕴含着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多年付出的努力，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变化。 在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从大山里易地搬迁出来的孩子们有了漂亮的新学校，再也不用长途跋涉去上课。离开大山，乡亲们在移民小镇里开店、搞种植、当产业工人，新生活过得红红火火。在辽宁省盘锦市大堡子村，利用5G+物联网技术，当地村民建起了一千多个现代化种植大棚，产值超过两个亿。特色产业加现代化信息技术让村民的收入增加了，劳动强度却下降了。在江苏省南京市燕子矶地区，昔日被众多化工企业污染的黑臭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百里风光带。一批现代服务企业陆续落户，燕子矶成了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热点。改革开放几十年，从城市到农村，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发生着变化，小康目标内涵不断丰富，小康社会建设持续加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雄厚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大幅跃升。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几百美元突破1万美元大关。虽然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但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新世纪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较快增长。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3万元。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2019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2%，连续8年下降。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消费升级步伐进一步加快。李然是一名传统文化的爱好者，这几年工作压力少了一些之后，她开始更加关注自我的提升。我国有14亿人口和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力巨大。2013—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60.5%，连续多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健全，医疗服务能力显著增强。截至2019年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880.7万张，是2000年的2.8倍。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2000年的71.4岁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通过搭建远程医疗平台，一些住在偏远地区的群众也能及时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前段时间，贵州省遵义市泮水镇中心卫生院接收了一位危重症病人，医生怀疑是消化道出血，但患者还有心脏病、气管炎等多种基础性疾病，镇卫生院不敢贸然用药。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患者可能需要冒着风险转到更远的市、省级医院，而现在，在家门口的医院就可以申请贵州省人民医院的专家进行远程会诊。在省里专家的帮助下，这位患者在镇医院及时得到了救治，身体状况明显好转。既避免了转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花费也减少了很多。在镇卫生院，新农合的报销比例能达到90%，老人住院10天自己只花了269元。多年来，我国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完善。2019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5亿人，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也持续增加，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构建。2019年4月，家住甘肃省深度贫困地区的马哎力遭遇车祸，落下残疾，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让他没想到的是，没等他们去申请，当地民政局就主动登门走访。核实信息后，及时为他办理了兜底保障的有关手续。除了低保金和临时救助金，住院治病的费用也都按政策报了销。截至2019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9.68亿人，是2000年的7.1倍，覆盖率超过90%。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2007年刚建立时相比，分别提高了2.4倍和5.4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从2005年起保持16年连涨。民生安全网不断织密扎牢，社会保障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就是脱贫攻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劳务输出扶贫等多种方式多管齐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2020年，对于四川眉山果园村的葡萄种植户来说又是一个丰收年。村里种的美人指、阳光玫瑰等品种很受市场欢迎。葡萄还没成熟的时候，不少客商就过来签订了购销协议。从以传统农业为主，靠天吃饭，到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如今，凭借产值上亿的葡萄产业，果园村实现了全村整体脱贫，人均年纯收入达到3.1万，较种植葡萄前翻了15倍。村里修了新路，引入智慧治理，建成了区里第一个农村聚居小区，村容村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12年末到2019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从9899万人减少到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降至0.6%。2020年11月23日，贵州宣布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目前，“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也已全面完成，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全部乔迁新居。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体育健身等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新世纪以来，我国各类教育普及程度明显提高，教育质量和国民素质大幅提高，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体育强国建设也加速推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我们仍然有些短板需要面对，比如说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客观存在，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依然较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接下来我们仍然需要聚焦短板，提高发展质量，全力以赴攻坚克难，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现在，“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经过5年奋斗，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的大台阶，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很快，我们即将迈进“十四五”。面对机遇和挑战，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我们就一定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行稳致远、不断前进。
在12月15日召开的2021中国信通院ICT+深度观察报告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刘烈宏表示，目前我国5G基站建设数量已达71.8万个，我国5G发展进入应用创新的关键阶段。据悉，我国携号转网用户已突破1700万。 ??
近期，最耀眼的大宗商品莫过于黑色系的铁矿石。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铁矿石价格大涨了超30%，跃过1000元人民币/吨的关口，其期货价格一举创出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铁矿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挺在1044.50人民币/吨。 数据来源：同花顺 普氏62%铁矿石价格指数也一度触及160.70美元/吨，涨幅较年初超70%，创出九年以来的新高。 种种迹象表明，铁矿石涨疯了！ 铁矿石一涨，钢企纷纷坐不住了，齐声呼吁监管层面采取有效措施，稳住市场价格，以抑制这场看起来十分过热的炒作。毕竟从铁矿石交易层面上看，就铁矿石2105合约成交量达到715.6亿，资金的动作可谓是十分疯狂了。 数据来源：同花顺 这不，中国大连商品交易所（又称“大商所”）开始出手，近来已频频推出了铁矿石相关监管措施。 12月4日，大商所针对铁矿石发布《市场风险提示函》，提醒客户理性合规参与期货交易； 12月6日，大商所发公告称，将落实“零容忍”要求，启动“五位一体”监管协作机制； 自12月14日交易时起，大商所针对铁矿石期货I2105合约交易限额举措将落地，这是继12月3日后第二次针对该期货合约下达的交易限额令。 图片来源：大商所 而这一系列举措出击的效果还是有的。12月14日，截止收盘，钢铁概念股受到重挫，且今日黑色系期货也纷纷跳水。 数据来源：同花顺 数据来源：同花顺 不得不说，铁矿石的涨价着实令人倍感压力，不止是钢企，而是对于整个中国市场而言也是一件大事。 供需变化的助推 首先，究及本次铁矿石价格上涨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市场炒作下供需端的变化所致。 众所周知，由于需求量大，铁矿石是我国进口量最多的商品之一，对外依赖度较高。2019年我国累计进口铁矿石10.68亿吨，价值高达1014.6亿美元，对外依存度超过80%，这一数据大于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70%）。 虽说我国铁矿石储量较为丰富，但是由于我国铁矿大多需要打井探至地下采掘，在一定程度上开发利用率不高，生产成本较高。 不同于澳大利亚、巴西等地的相关资源主要集中于地表，开采难度较小，且运输成本低，它们作为主要铁矿石出口国一直是我国的进口渠道，其中，澳大利亚的占比达到七成。 “今年前10月中国进口铁矿石同比增11.2%，连续5个月铁矿石进口量均突破1亿吨以上，进口均价也同比涨3.8%。”——公开数据 全球主要国家矿石储量以及品味 数据来源：萝卜投研 基于此，来自两地的“四大矿山”（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力拓、必和必拓以及FMG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全球的铁矿石供应，其铁矿石产量占比全球的份额接近60%，拥有当仁不让的行业定价权。 “四大矿山”的投产计划 数据来源：萝卜投研 由于我国铁矿石严重依赖进口，可以说常常在价格battle上吃了不少亏，进而也使得产能过剩的下游钢铁制造业盈利承压。毕竟就整个钢铁产业链来说，上游的铁矿石和焦煤生产商可以尝到的甜头占大比例，这也是近年来我国钢企业绩颓靡不振的主要原因。 在近期的供求方面，一般来说，铁矿石的生产以及运输本就受飓风等极端天气影响而反应较大，而随着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为更好的进行防疫，叠加受到罢工等影响的淡水河谷等地更是下调了年度产量（由之前的3.1亿吨下调至3-3.05亿吨），使得发运量水平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供给不足。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国际宏观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近期中澳关系的紧张也使得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进出口形势存有了一定的消极预期，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铁矿石的交易价格。 数据显示，11月澳大利亚和巴西两国的铁矿石周度发运量均值为2210.90万吨，环比下降7.89%，同比下降3.82%。同时，11月我国铁矿石进口量为9815万吨，环比下降8.1%，这是今年6月以来月度进口量首次降至1亿吨以下。 另外，在需求方面，由于我国疫情最早得到受控，复工复产平稳步入正轨，尤其是在新基建的驱动之下，前10月国内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凭借52.1%创出三年以来的新高，使得铁矿石等原材料补库存需求进一步得到释放；而由于国外高品矿价格飞涨，为减少成本，国内钢企加大对中低品铁矿的采购，充分消耗了港口库存量（截至12月11日，国内45港铁矿石库存总量为12203.2万吨，已经连续6周下降），使得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助涨了铁矿石价格。 数据来源：萝卜投研 定价话语权的重要性 整体来说，由于供应端表现疲软，需求端持续旺盛，供不应求的特征越发凸显（高盛预测2021年全球铁矿石市场将出现2800万吨的短缺），铁矿石涨势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撑。 数据来源：萝卜投研 然而，过度暴涨的铁矿石会使得产业链产生一定的价格恐慌。 毕竟从深层次来看，我国对于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定价权较为“无力”，无论是“长协定价机制”，还是如今采用的普氏指数定价，这一价格的话语权还是主要掌握在海外大型矿山巨头手中，那么，这便存在矿山因故调高报价进而国际市场铁矿石的定价机制的可能性，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我国企业在议价、定价方面都较为被动，而并不利于行业的良性发展。 对此，为了在铁矿石资源安全方面掌握主动权，增强议价权必须是需要提上议程的。 事实上，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宝钢与武钢正式合并这一事件正式开启了钢铁行业的整合进程，通过去产能等举措，降本增效，有效提升了竞争力水平；同时，在铁矿石期货交易的推出之下，通过引入境外交易者，有助于促进国际铁矿石贸易定价机制的优化完善。 虽说这些举措还不能使得我国在实质上影响铁矿石的定价权，但通过以上的举措可以使得铁矿石的资源安全意识不断加强。 结语 总体来说，我国在铁矿石资源安全的维护上还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目前我国还未能在这一资源上占有定价权优势，一旦外部供给出现了重大的变动风险，对于我国钢企的冲击可能不止是一星半点，如何增强话语权是当下的重中之重。 更为关键的是，暴涨到暴跌有时间只需要一瞬间。尤其是随着铁矿石价格已经背离供需逻辑，其间的波动风险不容忽视，炒作资金会火热地进来，也会在某一天轰轰烈烈的退出。
银行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已从2013年6月末的4.85万亿元增长至2019年6月末的10.6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3.9%。同时，在各类绿色融资中，绿色信贷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占比超过90%，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绿色产业、绿色经济的发展。 进一步聚焦到气候投融资领域，我们在银保监会公布的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统计表中，将对二氧化碳减排具有明显贡献的绿色信贷项目认定为气候投融资支持的相关项目。根据此测算方法，2013年6月至2017年6月，气候投融资信贷工具余额占绿色信贷余额的比例持续增加，大约从66%增加至70%左右。其中，2017年6月气候投融资信贷余额为5.7万亿元，占全部绿色信贷余额的69.5%，假定之后气候投融资信贷工具规模占绿色信贷余额的比例仍然保持在70%，根据银保监会公布的2019年上半年绿色信贷余额达到10.6万亿元的数据来测算，其中的气候投融资信贷余额预计达7.4万亿元。 银行信贷结构逐步向低碳行业倾斜 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正在逐步发生变化，而银行业新增贷款投向也正在向低碳行业倾斜。2011年到2017年间，我国银行业每年的新增贷款中，投向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的规模占比均有所下降，而这几个行业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均相对较大；同时，投向完全碳排放强度相对较小的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以及其他服务业的新增贷款规模占比有所上升。 银行的二氧化碳综合减排效益 通过绿色信贷余额的稳定增长，以及银行新增贷款结构的变化，均可看出银行有力支持了我国近年来的低碳转型发展。但遗憾的是，我国至今仍然没有发展出一个可以直接反映银行业信贷资金碳减排综合效益的指标体系，从而无法衡量目前信贷资金的碳减排效率。目前我国银行业仅仅是通过公布绿色信贷规模来间接反映对于碳减排的贡献，但客观说来，资金规模无法直接展示银行信贷投放到底产生了多少二氧化碳减排效益。我国的绿色信贷统计制度考虑到了这个问题，银保监会在披露我国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的同时，也披露其产生的环境效益数据，其中2017年6月末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贷款预计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当量4.91亿吨。 然而，该指标仍有美中不足：首先，该指标是根据绿色信贷支持项目建成后的年节能减排量估算，因此，其反映的是未来这些“项目建成后预计”将达成的二氧化碳减排量，而并不是“当下实际”的发生值。其次，该指标仅能反映出银行的绿色信贷投放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效益，所有信贷投放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综合效益尚无法反映。从图1可以看到，绿色信贷余额在我国信贷总余额中的占比仅为10%左右，而对部分高排放行业的信贷投放则反映在剩余90%的“非绿”信贷中，这些行业恰恰对我国碳排放总量影响最大。在这些“非绿”信贷中，如果银行将更多的信贷从高排放行业转向低排放行业，也会对我国的碳减排产生积极效益。 构建银行业碳减排效益综合指标 银行业碳减排效益综合指标：信贷碳强度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其自身的直接碳排放量较小，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其信贷投放行业的二氧化碳碳排放量大小，为此，我们基于信贷投放行业的碳足迹，测算了一个可以反映银行单位信贷碳减排综合效益的指标——信贷碳强度，即每新增一单位信贷投放将引致的完全二氧化碳排放量。 我国银行业信贷碳强度测算 信贷碳强度指标沿用了碳足迹的测算思想：各行业在开展生产的过程中，大多需要投入化石燃料，从而产生直接的碳排放；但除此之外，其投入的中间品在生产过程中同样也会排放二氧化碳，而这部分碳排放的产生，是为了生产下游行业所需的产品，因此可以理解为是下游行业的间接碳排放。这样的间接碳排放，可以沿着行业间的产品供需关系，一直追溯到产业链的起点。 依据此思想，银行的信贷投放活动虽然并不直接产生碳排放，但是由信贷资金支持的生产企业的经营活动却会产生碳排放，而且还会由此进一步引致其上游产生碳排放，因而，不能仅仅考察银行信贷所直接指向的产业、企业或产品的碳排放，而是需要全产业链来计算银行信贷投放所综合引致的所有碳排放。由于不同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差异较大，最终银行的信贷碳强度将是一个综合的指标，而银行的信贷投放行业结构将成为影响该指标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我国银行业整体信贷投放结构数据为基础，测算我国2011-2017年银行业整体信贷碳强度指标。首先，利用投入产出法测算我国2011-2017年12个行业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其中投入产出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二氧化碳排放量总量来自GCP，行业直接碳排放量根据各行业能源消耗比例估算。 图3展示了碳排放强度较大的五个行业在2011年到2017年间的碳强度变化，均有一个下降的趋势，其中，2017年相较2011年完全碳排放强度下降较大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建筑业，分别下降了51.9%和47.3%，这可能和我国在此期间高铁和电动车的发展密切相关。各行业碳强度的下降折射出近年来我国各行业通过节能减排升级实现的二氧化碳减排成效。 利用银行每年各行业新增的信贷规模数据，结合已测算出的各行业完全碳排放强度，可测算出每年银行新增贷款所引致的完全碳排放量，其中各行业新增贷款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由于每年新增贷款规模在变化，再通过该完全碳排放量除以每年的新增贷款规模得到的强度指标更能够客观反映出银行对碳减排作出的贡献，该强度指标即为我们所说的信贷碳强度。 图4展示了我们测算的2011-2017年我国银行业信贷碳强度结果，可以看到，短短6年间，我国银行业信贷碳强度从2011年的26.3吨/万元下降至了11.3吨/万元，大幅下降了57.3%，而在此期间，我国的单位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只下降了31.1%。也就是说，银行信贷的碳排放强度比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出现了更大比例的下降，由此折射出银行业在推动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实现碳减排方面比经济整体结构变化的步伐更快。 信贷碳强度指标的下降既反映了各产业自身节能减排升级带来的减排成效，也反映了产业结构低碳转型带来的减排成效，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假设2011年到2017年，我国银行业每年的新增贷款投向行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以2011年结构为基础），则2017年信贷碳强度将比2011年下降44.6%，这一部分代表的是各行业通过节能减排升级带来的碳减排效益，而实际信贷碳强度下降了57.3%，剩余的12.6%则是由产业结构低碳转型带来的减排成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行业节能减排边际效益递减将会显现，未来要实现进一步的减排成效还需要依赖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业内人士看来，航运价格大涨，有供给侧因素影响，更是出口活跃的缩影。在海外疫情蔓延背景下，我国成为很多国际订单理想的转移地。虽然未来这种“替代效应”或减弱，但随着海外需求“总蛋糕”变大，不必过于担忧出口增长的放缓。 在CPI和PPI“双收缩”的形势下，涨价暗流正在涌动。今天的故事主角，是一只“疯狂的箱子”——12月11日，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涨至1411.98点，历史性地站上1400点，创出新高；前一周，该指数刚创出有史以来最大周涨幅。 在业内人士看来，航运价格大涨，有供给侧因素影响，更是出口活跃的缩影。在海外疫情蔓延背景下，我国成为很多国际订单理想的转移地。虽然未来这种“替代效应”或减弱，但随着海外需求“总蛋糕”变大，不必过于担忧出口增长的放缓。 “一箱难求” 在航运市场上，运价指数扮演着“晴雨表”的角色。国际上有大名鼎鼎的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作为贸易和航运大国，我国也有自己的运价指数——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最近，这个平时一向“低调”的指数突然火了。 “实在是涨得太快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李奇霖近日谈及该指数时称。12月11日，CCFI最新数据出炉：1411.98点，较前值涨6.7%，连涨4周，历史性突破1400点；上一周，该指数上涨10.44%，创下历史单周最大涨幅。 5月下旬以来，CCFI一路“高歌”，在半年多时间里大涨近70%。另一相关指数——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SCFI）则在11月初就超越了2010年高点，最新值为2311.71点，连续改写历史纪录。 招商证券(行情600999,诊股)首席固收分析师尹睿哲说，过去SCFI上涨总是以波动向上的形态进行。在这一轮上涨过程中，SCFI却是“一飞冲天”，10月第一周以后还没回调过，涨势“底气十足”。 底气源自于当前集装箱供应的短缺和航运运力的紧张。据了解，集装箱如今是“一箱难求”。尽管制造商们大力补产，但似乎“远水难解近渴”，“缺箱潮”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也成为摆在外贸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 国际订单理想转移地 最近在外贸领域，不仅涌现出了“疯狂的箱子”，“疯狂的石头”也卷土重来——铁矿石价格大涨再次震动了中国钢铁工业。分析人士指出，不管是“箱子”，还是“石头”，在其疯狂的背后无不有着“供给侧收缩”的魅影，但“需求端扩张”亦不容忽视——中国经济强劲复苏，正展现出巨大影响力。 具体看，尹睿哲称，集装箱运价大涨与出口复苏密不可分，“中国的出口货物大多数通过集装箱进行海上运输。反映在数据层面上，运价指数和出口同比数据趋势一致。” 海关总署日前公布，以美元计，11月我国出口同比增长21.1%，较上月上升近7个百分点，远高于市场预期，也是2018年2月以来最高增速。由于出口表现强劲，当月贸易顺差754.3亿美元，创出有数据记载以来的新高。 两三个季度前，几乎没人料到出口反弹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猛。今年2月，我国出口同比下降17.1%，并出现2018年4月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之后，海外疫情开始蔓延扩散，大家“线性外推”，对出口前景愈发悲观。 “实际上，海外疫情扩散，反而推升了中国出口。”李奇霖称，疫情发生后，欧美国家直接大量“发钱”，消费比生产更快恢复，我国则针对生产端出台大量支持举措，生产恢复更快。 李奇霖称，在发达国家消费强劲、需要进口的同时，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产能没有恢复，我国作为最先摆脱疫情影响的制造业大国，成了很多国际订单理想的转移地。“今年以来，由于我国生产秩序恢复较早，承担‘替代生产’的角色，向海外输送大量商品。”尹睿哲称。 拉动引擎料有序切换 超预期强劲的出口，在过去几个季度里为我国恢复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关心，出口的高景气还能维持多久？ 远超正常水平的出口增速不可持续。按照市场主流观点，在疫苗研制成功之后，随着海外供给能力逐步恢复，出口替代效应将减弱。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表示，从美国方面看，美国经济在房地产、补库存、居民收入层面获得支持，其对中国出口的拉动有望在未来两个季度内得到延续。直到新冠疫苗得到较广泛接种，全球供应链得到普遍恢复之时，这一拉动效应预计会减弱。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替代效应的“退坡”会给出口造成巨大压力。李奇霖称，当前国际贸易总盘子要比前几年大得多，海外消费高景气将继续拉动我国出口；同时，订单回流也将是渐进过程。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库存周期重启，以及疫苗大规模接种，有望刺激全球经济加快修复；伴随疫情“错位”影响消退，我国出口的核心支持将由订单替代效应转为需求拉动效应。 国盛证券固收团队指出，今年我国上升的出口份额中既有阶段性的也有永久性的，未来海外疫情缓解之后，出口份额会有所下降，但预计仍会高于疫情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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