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一般都不平静，今年也不例外。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对我国和世界经济已经造成巨大冲击，未来对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还将产生长期深远的影响。今年我国在抗疫和经济复苏等方面鹤立鸡群，成为全球防疫物资和居家办公用品的生产供应基地，世界工厂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在经历了2017年以来的去杠杆、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战、非洲猪瘟和新冠疫情的风风雨雨之后，明年或许会顺风顺水，让我们迎来一个难得的休整之年。但各种新旧矛盾、风险和挑战犹在，灰天鹅或许会再次降临，市场和政府在乐观之余，也不可掉以轻心；疫情之中推出各种宽松刺激政策将面临一定程度的退出，但退出节奏应该较为缓和，并会根据实际情况而动态调整。结构政策方面，推进供给侧改革、双循环战略和需求侧改革（或管理）的核心是提升投资效率，通过有效投资来打通堵点和补齐短板。提升投资效率的关键是通过市场化改革、硬化地方财政约束和优化城市化战略，合理疏导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引导资金投向能够打通瓶颈的中高端制造业和围绕高科技发展的服务业。 为何明年可能会是较为顺利的一年？讲五点原因。首先在经济增长方面，尽管全球新冠疫情进入第二波，每日新增病例在70万附近居高不下，但各类疫苗研发最近陆续取得重大突破，生产加速，大规模接种已经开始，明年一些发达国家的接种率有望达到70%以上，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在大量采购疫苗。于此同时，虽然新增新冠病例高企，但死亡率明显降低，各国也累积了丰富的防疫和治疗经验，因此和今年早期相比，这波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明显减弱。根据各国疫苗接种的计划，明年二季度开始全球疫情有望能显著改善。全球疫情减弱虽然不利于我国的防疫物资和居家办公用品的出口，但全球经济的复苏会带动其他外需。诸如航空旅游等我国某些仍然受到全球疫情影响的行业也会复苏。另外，尽管我国经济增速在四季度已经基本恢复至疫情前6%左右的水平，但全年经济增长只有2.1%左右，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增速，从而导致很低的基数。假定未来几个季度经济环比增速恢复至疫情前的正常水平，考虑到基数效应，明年我国经济增长或可达到9.0%左右，为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明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更可高达19.0%左右。 第二个原因是明年我国的通胀压力较小，给宏观经济提供了一个较为舒适的环境。过去几周境内外市场都开始担心明年的通胀风险，这种担心确实情有可原。以美国为例，因为今年超级宽松的美联储货币政策，11月份广义货币供应（M2）同比增速为25.1%，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最高值。根据美国10年期通胀保值国债的数据，市场对未来美国十年平均通胀率的预期已经从三月中旬的0.5%跃升至十二月中旬的1.9%。国际原油价格也从三月下旬的每桶16美元左右上升至最近的51美元左右。但由于新冠疫情造成各国内部居民贫富差距的扩大，消费品的有效需求不足，货币更多的是追逐诸如房产股票等资产而非消费品。另外，明年若疫情得到遏制，各国产能包括能源大宗商品的产能也会随之恢复，原油价格继续上涨的空间也就有限，因此全球消费者物价通胀幅度也有限。对我国而言，还有有一个特殊因素会显著降低通胀压力，那就是猪肉供应恢复正常。从2018年夏季开始，我国猪肉生产受非洲猪瘟的影响而暴跌，猪肉价格暴涨，今年二月份全国平均猪肉价格同比上升135%，带动CPI通胀在今年年初上升至5.3%。当前非洲猪瘟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生猪生产加快恢复。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最新数据，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已经恢复到正常年份水平的90%以上。如此算来，明年春季开始猪肉供应量同比上升会达到30%以上，猪肉价格将有可能会显著回落。实际上，今年十一月猪肉价格已经同比下跌12.5%，直接导致CPI同比下跌0.5%，明年上半年我国CPI同比增长还有可能出现负值。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基数效应，负的CPI同比变化未必就是通缩，现在我国显然没有通缩的问题 第三个原因是在政策退出方面，明年会较为有序温和。根据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过去几轮政策周期之中，政策宽松时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皆大欢喜，但收紧时都不免愁云惨雾。以上一个宽松周期为例，衡量信贷供需的社融同比增速在2015-16年上升了将近5个百分点，而后在2017-18年的紧缩过程中，下行了近7个百分点，这样的大起大落必然导致经济基本面和股市债市的较大波动。明年如果全球疫情得到有效遏制，今年紧急出台的纾困和刺激政策就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是必然的。但我们估计退出幅度较小，节奏较慢，原因有两点。首先全球现在还处于疫情第二波，虽说疫苗接种正在开始推广，但毕竟风险还在。在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对明年的形势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就是“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明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其次，今年宽松政策的力度把控得很好，社融同比增速从年初的10.7%到10月份13.7%，总共上行了3个百分点。11月社融增速略降至13.6%，显示社融增速可能已处于平台期。房地产方面，没有像以往那样大幅刺激，反而是推出“三条红线”，控制房企融资。这背后的原因除了是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之外，三月份以后我国国内疫情防控极为成功，出口超预期强劲发弹，经济快速复苏，大幅降低了进一步推出刺激政策的必要性。 第四点原因是在金融风险防范方面，中央有更多的筹码和底气。今年全球疫情带来的另外一个超预期的结果是我国经常项目盈余大幅增长。货物出口方面，三月份以后我国向世界各国大量出口防疫物资和居家办公用品。货物进口方面，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我国贸易条件大幅改善，从而节省了大量外汇。服务贸易方面，过去几年我国都是服务贸易的逆差几乎抵消了货物贸易的顺差，其中服务贸易逆差主要来自我国居民巨额的出境游支出。今年全球疫情使得我国居民出境游嘎然而止，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急剧缩小。我国在一季度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之后，二季度和三季度经常项目盈余暴增至1102亿美元和942亿美元，是2008年以来的季度最高值。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很有可能维持在此高点附近。除了经常项目之外，资本项目下今年外资流入加速。由于美联储降息和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央行执行天量的数量宽松政策，中外利差拉大，境外资金流入上升。今年前十一个月境外投资者净增持我国境内债券9000亿人民币，远超去年全年的4723亿。经常项目盈余和外资流入我国债市充实稳定了我国外汇储备，提升了人民币币值，降低了通胀压力，这样央行在必要时就会有更大空间去扩张资产负债表来拯救商业金融机构，从而更好的发挥其最后贷款人的能力。 最后一点是在国际关系方面，中美关系明年有改善的空间。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虽然大选结果还有争议，但若无意外的话拜登会在明年一月20日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从2018年初以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贸易冲突不断升级，除额外加增的进口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在诸如芯片等关键产品方面对我国某些重要企业实施出口管制，威胁我国供应链安全和产业链升级，直接冲击我国当下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尽管在对华问题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观点分歧很小，但我们认为拜登上台后，中美目前的紧张局面可能会有所缓解。首先，今年美国大选由于邮寄选票数量剧增等原因，各方对选举结果是否公正的争议非常大，一百多年来罕见，这必将导致美国国内社会矛盾进一步升级。拜登组阁本身就会面临重重困难，组阁过程或许较为冗长；再加上美国现在的经济社会稳定饱受疫情冲击，拜登接过总统大位后，其团队必然首先需要关注国内事务，缓解国内矛盾。其次，根据已有的提名，拜登在外交方面几乎会完全启用奥巴马时代的职业外交官僚群体。这些体制内职业外交官的特征是考虑问题较为周全系统，做事较为循规蹈矩，可预见度高；这些人在位时大多积极推进全球化，对中国的看法较为中性或友好。第三，拜登和其外交团队已经明确声明要采取多变主义的策略，修复与欧洲及其他盟国的关系，但修复这些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总之，拜登政府虽然不可能大幅逆转特朗普政府的各项对华政策，但在明年（最起码明年上半年）不大可能通过加码进口关税和出口管制来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在诸如应对全球气候问题和防疫方面甚至还会加强于中国政府的沟通与合作。 综上所述，从疫情疫苗、增长、通胀、政策、风险防范以及中美关系等角度来看，明年有可能是难得的稳定平和之年和休憩喘息之年。明年也恰好是我国实施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一个平稳的开局十分有助于中央政府做好长远规划，而不至于为熨平短期波动消耗过多时间精力。但这几年突发风险较多，计划往往没有变化快，我们也不能过度乐观而掉以轻心。目前来看，明年能够看得到的风险有以下几个。一是在疫情方面，尽管全球已经有几种疫苗已经被美英等政府批准并开始大规模接种，但毕竟此次新冠疫苗研发的时间比常规疫苗研发要短很多，这些疫苗的效果还有待检验。新冠病毒可能会出现变异，这也会影响疫苗的效果。因此尽管疫苗带来了很多希望，但明年疫情究竟还是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二是中美关系也未必不会升级。这次美国大选，由于争议巨大，尘埃尚未完全落定，不能完全排除最后会出现市场预期之外的情况。若无意外，拜登上台之后，拜登及其团队也未必百分之百让中美冲突降温。在美国国内矛盾加剧的背景下，不能排除美国执政团队通过一些在境外的操作来转移视线，缓解美国国内矛盾。以上两点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话来讲，就是“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三是明年全球通胀是有一定的上行压力的。通胀是物价的变化，而价格变化除了受基本的供需因素影响之外，也受民众预期的影响。在今年全球央行大规模执行货币宽松的背景下，全球通胀预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若明年我国外部环境恶化，人民币币值转跌，则全球通胀的压力更容易传导至我国。 最后分两部分谈一下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是作为战略层面的结构性政策，二是短期宏观调控。从战略层面来讲，今年五月开始中央提出了双循环战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2月11日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了“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但在其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将“需求侧改革”调整为“需求侧管理”。至此近年来有三个涉及经济战略的新名词：供给侧改革、双循环战略、以及需求侧改革（或管理）。每个新名词的诞生都伴随着大量的解读，理清中间的脉络确实不易。 在我们看来，名词本身或许未必重要，关键是要真正领会中央的战略高度和意图。贯彻这三个名词的 核心是提升投资效率，通过有效投资来打通堵点和补齐短板。 具体说来，双循环战略的要点是要减少对外依赖，充分发挥国内庞大市场的潜力和优势。从进口角度而言，主要是降低在两类产品方面的进口依赖，一是我们还没有能力自主生产的诸如芯片等高科技产品，二是我们由于自然禀赋的原因需要大量进口的能源和粮食。从出口角度来看，就是要降低对外需的依赖。其实外需对我国GDP的贡献在过去十年已经从20%降低到了12%左右，可以说这个比重不算高，我国也还需要挣取外汇来维持进口，因此我们认为双循环战略的真正关键就是要降低在某些瓶颈短板方面的进口依赖。这方面的关键什么？消费对稳定国内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要把经济的总盘子做大，让GDP持续高质量增长，不受制于人，关键就是要抓住“投资”和“效率”这两个牛鼻子，提升投资效率，通过有效投资来“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这不仅是需求侧改革的核心，实际上也是推进供给侧改革以及实施双循环战略的精髓。 需求侧改革或管理的关键是通过市场主导和政府合理引导，将全社会的资源进行更为合理的分配，在需求侧疏导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引导资金投向能够打通瓶颈的中高端制造业和和为其服务的第三产业。今年政府在执行宽松政策时，实际上已经在贯彻这个思路。具体表现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没有实质性放松房地产调控，并开始酝酿推出针对房地产开发商的“三条红线”，意在适度控制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合理引导资金流行其他行业尤其是中高端制造业，避免整个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需求侧改革或管理的另外一个关键是合理管控地方政府投融资，逐步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从而一方面提高资金在国内各地方政府之间分配的效率，另一方面避免过度资金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多投向基建，合理引导资金投向国家所迫切需要的中高端制造业。 明年宏观调控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不急转弯”实际上已经一锤定音。“不急转弯”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是要“转弯”的，二是这个“转弯”的幅度是温和的，且会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的。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最重要的中间变量是社会融资规模，在基准情形下，我们认为社融同比增速已经在高点附近徘徊，明年春季之后或逐渐缓慢下行，到明年年底减速至11.5%左右。这个速度基本符合中央“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的要求。但具体拐点在何时出现，明年年底社融增速究竟会是多少，要取决于明年实际的情况。政策利率方面，我们认为明年加息概率非常小，加息周期或许要到2022年才开启，原因有三个。一是其他主要经济体复苏较慢，甚至会出现二次探底，这些经济体的央行加息周期最早要从2022年开始。二是我国明年通胀压力不大，加息的必要性不大。三是中央为推进双循环战略，需要控制融资成本，这样才能鼓励资金进入那些能够补短板的行业。央行流动性管理和基础货币供应方面， MLF存量可能进一步上升，成为央行提供流动性的主要渠道，MLF利率作为政策利率的地位也会进一步上升；PSL进一步退出，再贷款再贴现明年不再是增加央行流动性的主要渠道，存款准备金率保持不变。市场利率方面，由于政府没有放松房地产调控并呈现明确意图来控制房地产融资，我们估计市场利率进一步上行的幅度有限，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目前在3.3%徘徊，明年最高不超过3.5%。财政方面，预计明年赤字目标在3.0%，低于今年的“3.6%以上”，但高于去年的2.8%。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估计在3.0万亿人民币，低于今年的3.75万亿，但比去年2.15万亿要高，均体现“不急转弯”的思路。明年基准情况下，人民币或许还有小幅升值空间，但也要看是否会有上面提到的风险事件发生。
人民日报北京12月7日电（记者杜海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9.0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其中，出口16.13万亿元，增长3.7%；进口12.91万亿元，下降0.5%；贸易顺差3.22万亿元，增加24.6%。今年1至9月，我国外贸累计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同比增长0.7%；1至10月，外贸增速提高到1.1%；进入11月，增幅继续扩大。11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3.09万亿元，增长7.8%，连续6个月实现正增长。其中，出口1.8万亿元，增长14.9%；进口1.29万亿元，下降0.8%；贸易顺差5071亿元，增加92.6%。海关数据显示：前11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比重提升。一般贸易进出口17.39万亿元，增长3.2%，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9.9%，比去年同期提升0.8个百分点。我国对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前5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增长。其中，东盟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4.24万亿元，增长6.7%，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4.6%。欧盟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欧盟贸易总值为4.05万亿元，增长4.7%，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3.9%。前11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比重提升。民营企业进出口13.47万亿元，增长11.3%，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6.4%，比去年同期提升4个百分点。机电产品、纺织品和塑料制品等出口增长。铁矿砂进口量价齐升。我国进口铁矿砂10.73亿吨，增加10.9%，进口均价为每吨694.5元，上涨5.8%。《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08日 第 01 版）
中国经济编者按：12月7日，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进出口数据显示，11月，我国出口1.8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按美元计价，11月我国外贸出口2680.7亿美元，增长21.1%；贸易顺差754.2亿美元，增加102.9%。这一增幅超出了此前的市场预期。其中，机电产品、纺织品和塑料制品等出口继续保持增长。 专家表示，西方国家即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圣诞节，筹备活动提前展开。在这种情况下，前期已经慢慢恢复的需求正急剧放大，而受疫情限制的产能不足矛盾愈发突出，由此增大了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规模。预计年底前我国出口增速仍有支撑，12月出口同比增速有望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11月出口同比增长14.9% 远超预期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海关总署12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我国出口1.8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数据显示，按美元计价，我国11月出口2680.7亿美元，同比增长21.1%，较上月大幅提升9.7个百分点，创两年多以来新高，超出市场普遍预期。 综合来看，11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09万亿元，增长7.8%，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前1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达29.04万亿元，同比增长1.8%，这是继1月至9月外贸进出口累计增速年内首次转正以来，连续三个月保持正增长。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11月出口同比增速上扬建立在上年同期基数平稳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出口强势增长主要源于11月出口额大幅扩张。 从贸易对象看，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表示，11月，我国对美、欧、东盟出口增速均较上月有所回升，对日本的出口增速小幅回落。对美欧出口增速回升速度较为显著，主要还是因为近期美欧新冠肺炎疫情反复，部分地区工厂再次停工。另外，临近西方传统节日，海外市场对相关商品需求旺盛。上述双重因素叠加使中国出口增长再上台阶。 王青预计，年内出口仍将保持较快增长。11月国内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持续回升，已连续3个月处于扩张区间。这意味着，年底前我国出口增速仍有支撑，12月出口同比增速有望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明年上半年出口高景气仍将持续。”诸建芳认为，在明年海外疫情逐步好转趋势下，中国传统出口商品需求会逐步回升，并带动整体出口增长。此外，海外疫情反复使中国全球生产替代者角色不会快速消失。 在王青看来，5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升值9%左右，但主要是受美元同期大幅贬值带动，这意味着我国对其他非美货币总体上未出现明显升值，因此汇率因素对出口整体影响不大。 我国对美欧出口大增 机电产品成主力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中金公司固定收益部董事总经理陈健恒团队分析称，中国今年出口快于预期，因为其他国家的生产恢复比较慢，中国生产恢复很快，产业链完整，因此很多终端消费品的需求转移到中国市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表示：“西方国家即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圣诞节，筹备活动提前展开。在这种情况下，前期已经慢慢恢复的需求正急剧放大，而受疫情限制的产能不足矛盾愈发突出，由此增大了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规模。” “11月我国出口远超预期主要受对美国、欧盟出口大增的带动。”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数据显示，前11月我国对欧盟出口2.45万亿元，增长7%；对美国出口2.82万亿元，增长6.9%。 从出口商品品类看，我国机电产品、纺织品和塑料制品等出口增长，服装、鞋靴和箱包等出口下降。前11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57万亿元，增长5.4%，占出口总值的59.3%。其中，出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1.31万亿元，增长10.7%。 进口方面，11月我国进口额同比增速跌入负增长区间。唐建伟分析称，海外疫情反复，特别是采取封锁措施的欧洲国家的复工延迟，导致欧元区服务业遭受打击，制造业增长在7月份复苏以来再次放缓，制约了我国从海外进口商品的空间。 海关数据显示，进口商品中仅有铁矿砂进口量价齐升，原油、大豆和天然气等商品进口量增价跌。具体而言，前11个月，我国进口铁矿砂10.73亿吨，增加10.9%，进口均价为每吨694.5元，上涨5.8%；进口原油5.04亿吨，增加9.5%，进口均价为每吨2262.2元，下跌31.3%。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郑后成表示，展望2021年，我国进出口增速有望维持在较高水平。在新冠肺炎疫情让海外宏观经济跌至“谷底”的背景下，逆周期刺激政策将拉动全球经济边际向好，预计这一趋势在2021年还将延续。
我国首部医保监管条例草案诞生！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副院长应亚珍说，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在医保法治化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将改变我国医疗保障工作缺乏专门法律法规的局面，有力推动医保领域依法行政并提升医保治理水平。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十四五”规划开启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质量增长新征程，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我国重大战略抉择和战略布局。金融作为经济运行的血液，更需要以此为指引，建立具有高度适应性、高效和普惠的现代金融体系。 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是我国重大战略抉择 国内循环重回“双循环”的中心，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最终归宿。从国内外循环的角度，我国经历了独立自主的单纯国内循环阶段，借助国际大循环带动并发展国内循环、“借船出海”“借鸡生蛋”的阶段，并转向当前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阶段。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国内外复杂严峻局面的重大战略抉择，也是否定之否定，找到经济发展的中心，重回初心的内在发展规律。 “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基石。当前，我国的经济已发展成具有生命的复杂系统。生命是在循环中展现功能，完成价值实现和自我成长。国内循环不仅需要关注经济增长，更需要“五位一体”，贯彻新发展理念。国内经济增长则进入消费主导，投资发挥关键作用，进出口发挥支撑和优化功能的阶段。 实现国内大循环主导的“双循环”，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畅通国内循环。其中，关键是找到被社会广泛认可的自我价值，即遵循“初心”。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创新、有为政府的跨周期调节，是畅通国内循环的关键。用市场化的方法实现连接和适配，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要素、产业等供给体系可以及时、灵活和有效地响应市场需求。用融合的方式涌现内在规则，通过改革和创新，解除观念、制度、政策和供给上的不必要的自我约束和现实制约。抓住突破口，在具体的改革和政策实践中真正贯彻执行，是从规划到现实转化的关键和难点。“种子”决定了未来的“大树”性质，“始即是终”。未来5年是开好局、起好步的关键5年，现实的“种子”并不是抽象的理念和规划，而是由行为显示并凝聚成的。 新发展格局 对金融发展提出新要求 “十四五”规划目标的实现，无论是制造强国、交通强国，还是科技的自立自强，都离不开金融的发展。金融需从“有”到“好”转变，发挥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应有功能。 第一，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需要发展内嵌式赋能型金融。我国的金融发展已取得重大成就，但金融与产业、科技发展之间仍存在割裂，“两张皮”的现象较为普遍。当前正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和科技正发生深刻变革，金融不仅需要加速融入产业和科技，“看见”、“看懂”并设计“信得过”的机制助推产业和科技的发展，还需借助这场变革，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自身转型，更需要借此嵌入经济和生活，从“显”到“隐”，实现金融和服务对象关系的重构。 我国要实现制造强国，至少需要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保证制造业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扩张。二是在尖端创新方面逐步掌握主动权，占领前沿。三是制造业要实现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我国发展支持制造强国的金融体系，需要一开始就将金融内置于产业发展之中，打通技术、产业和金融的知识（技术）和政策壁垒，让产业（技术）、金融和政府三者自然“成长”。为此，需要发展内嵌于产业的金融体系，金融为产业所用而非产业仅是金融运作的载体，允许产业内生的金融业态涌现。首先，我们需要基于技术演进和产业生命周期，发展不同金融（政府、金融和产业资本）支持，实现产业、金融和科技的融合发展。现代经济的发展，正是技术、产业和金融从经济中相对独立出来，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分分合合，在周期波动实现各自最优功能的过程。因此，技术、产业和金融的融合是在现实的互动、波动中完成的，是共融于企业和产业的成长过程的。只有将这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才可能实现我国制造业的强国之路。其次，需要基于微观企业资金需求创设能充分挖掘企业内在价值的金融形式。除了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其主要的资金需求和资金满足方式不同外，对于处于相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也有不同种类的资金需求，需要用不同的金融形式加以满足。特别是对于非核心企业，其价值（商业信任的基础）较难发现和挖掘，需要穿透企业主体，从商业过程中寻找信任基础。即金融体系需要深入了解商业过程，发现并充分挖掘商业信用，创设出与企业内在价值相一致的金融产品和交易结构。此外，金融支持制造强国，还需要与这一轮科技发展相结合，主要表现为金融的数字化、智能化、生态和场景化。 第二，政策性金融将发挥更重要作用。我国从“十四五”规划开始正式步入高质量增长，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新发展格局。单纯追求投资回报的商业金融已不能完全满足这种战略布局的需要，但完全依赖财政资金又不足以实现，其中的缺口将不得不寻找中间道路。政策性金融是处于财政和商业金融之间的广阔地带，以商业运行的方式实现一定的财政性目标。“十三五”期间，我国现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已大幅度扩张，商业金融机构也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业务，即使是央行，也开发出多种结构性工具，带上一定的财政色彩。我们还尝试了多种更有效使用财政资金的做法，如PPP、产业基金等。这些努力发挥了一定作用，部分弥补了缺口，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有效运作机制。“十四五”规划描绘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和重大战略举措。结合这些战略谋划和未来的经济前景，我国财政减收增支的因素较多，即使没有进一步的减税降费，未来财政压力仍然较大。虽然在规划中强化了财政统筹和预算管理，为保障重大战略任务提供了财力保障，但显然为了完成这些战略规划，还需要进一步紧密财政与金融的更紧密的、可持续性合作。因此，寻找更有效的渠道和机制来弥补高质量发展与金融资源之间的缺口更显迫切。更多直达工具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可能是一个思路，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可能是另一个思路，寻找既能避免政府和市场边界不清带来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又能激励相容地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特定人群、领域和地区，也将是政策可能的设计重点。这需要更清晰地界定政府职能边界，特别是设计好基础设施的合理的运作模式和投融资体制。 第三，要适应金融开放、转型和数字化的宏观管理和调控需要。“十四五”期间，国际社会处于“动荡变革期”，我国面临“两个大局”，总体环境复杂严峻，宏观管理和调控的适应性变革极其重要。我国已选择基于金融双向开放的稳慎人民币国际化。这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的融合，跨境资金流动将更加频繁，有必要尽快构建开放型经济的宏观调控框架、工具。针对经济转型，我国提出了宏观调控的跨周期设计和调控。这既意味着宏观调控更加关注机制建设，重视长效机制和自动稳定机制，发挥规则的预期引导作用，也意味着宏观调控不局限于逆周期的需求管理，而更重视具有打开经济增长空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视经济中可以超越周期的力量，还意味着宏观调控开始重视周期转换特别是增长动力转换中的过渡性安排，平衡“破”和“立”的关系，把握其中的力度和节奏。当然，“十四五”期间我国还将积极进行数字经济布局。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和社会的组织、运行将发生深刻变化，宏观调控和管理还需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特点进行必要的转换、调整和重构。 总之，为支持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金融体系既要激活活力，又要引导投向，还要保证系统稳定。当经济系统已成为复杂系统时，金融系统也需要及时转向复杂系统，以价值引导市场主体自主成长，以市场涌现的内在规则约束市场行为。
中银证券(行情601696,诊股)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为进一步增强我国外贸回稳向好的可持续性，应继续落实落细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进一步全面推广跨境电商出口商品退货监管措施，开展跨境电商企业对企业（B2B）出口试点，鼓励中西部、东北等地开展市场采购贸易试点等。 同时，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等背景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能够成功签署，表明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仍是大势所趋。该协定扩大我国自贸“朋友圈”，进一步提升了贸易便利化水平。 拓展外贸发展空间 中国证券报：“十四五”时期，国际贸易格局将深度调整，我国将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管涛：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具体到贸易领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也在明显增加。因此，清醒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于推进贸易强国建设至关重要。 我国在外贸领域的发展机遇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一是产业门类齐全、市场空间广阔、人力资源丰富等多重优势是我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和竞争的坚实基础。二是“十四五”时期，通过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将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三是通过坚持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将增强我国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四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多双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将促进我国扩大对外双向贸易和投资。五是通过健全反垄断审查等制度，完善产业损害预警体系，建立出口管制合规体系，丰富贸易救济等政策工具，将增强我国在扩大开放过程中的风险防控和监管能力。六是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推动二十国集团等发挥国际经济合作功能，健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推动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将拓展我国外贸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我国在外贸领域也面临较大挑战。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债务负担上升导致的世界经济停滞，可能加剧全球经贸摩擦，促使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二是疫情暴发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面临一些非经济因素冲击。这次疫情进一步暴露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疫情过后可能会有更多国家开始出于经济安全考虑，构建自主产业链供应链，这将增加贸易成本、阻碍贸易增长。三是战后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难以适应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经济全球化有走向碎片化的风险。某些发达国家可能利用其主导权、影响力，改变国际经贸规则，遏制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空间。 中国证券报：近期外贸回稳向好的可持续性将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因素？如何应对？ 管涛：今年4月份以来，我国出口部门表现超乎预期，而9月份之前PMI新出口订单指数则持续低于荣枯线。二者的背离反映了本轮出口复苏的不平衡、不充分，但总体形势趋于好转。未来影响我国外贸回稳向好态势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海外疫情二次传播的影响。随着冬季到来，全球疫情蔓延态势令人担忧，多个国家已经出台新的封锁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对今年全球经济预期略有上调，但警告称，全球经济复苏将是“漫长、坎坷而不确定的”。二是后疫情时代中国出口替代效应减弱以及产业转移影响。随着海外供应链逐步恢复，前期转移到国内的产品订单可能出现回流。三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转受阻。最近，国际运费暴涨，“一柜难求”是典型表现。四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出口企业财务状况和国际竞争力。 为进一步增强我国外贸回稳向好的可持续性，需要做好如下工作：一是继续落实落细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控制本土疫情传播风险和境外输入风险，根据各地疫情形势，灵活调整疫情防控力度，保证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运行畅通。二是坚持三次产业均衡发展，推动国内产业升级，进一步按照“放管服”要求改善国内营商环境，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先行先试的优势，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巩固和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三是坚持创新驱动，加快推动外贸发展方式从过去以价取胜转向以质取胜，加强自主出口品牌建设，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率和非价格竞争力。四是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增强抗汇率波动风险能力。五是加快试点促进新业态发展，进一步全面推广跨境电商出口商品退货监管措施，开展跨境电商企业对企业（B2B）出口试点，鼓励中西部、东北等地开展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六是深入推进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国内区域布局、经营主体、商品结构、贸易方式，加快建设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贸易促进平台和国际营销体系，进一步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七是坚持内外销两条腿走路，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八是保持外贸财税金融扶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切实为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减负增效。 RCEP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中国证券报：日前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十四五”时期的外贸带来哪些利好？ 管涛：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的背景下，RCEP能够成功签署，表明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仍是大势所趋，是我国积极参与多双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 该协定会在多个方面利好我国外贸发展。一是扩大了我国自贸“朋友圈”，提升了自贸区网络“含金量”。RCEP正式签署后，我国对外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将达到19个，自由贸易伙伴将达到26个。通过RCEP，中国和日本首次建立了自贸关系，也是我国首次与世界前十的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并为中日韩自贸协定打下基础。二是促进区域内贸易往来。近年来中国与RCEP其他14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今年前10个月，中国与其他14个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升至32%，东盟已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RCEP生效后，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实现零关税，服务贸易开放水平也显著高于原有的“10+1”自贸协定。这有助于扩大国内企业出口市场，同时增加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及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未来新成员国加入后，会进一步释放RCEP的贸易创造效应。三是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RCEP是在东盟现有的“10+1”自贸协定以及其他成员国之间已有的多对自贸伙伴关系基础上，对区域内的经贸规则进行整合、拓展，避免了由于各个协定规则不同而出现的不确定性，极大便利了企业的贸易投资活动。此外，RCEP使成员国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宽，为企业参与竞争创造了更好的环境，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证券报：相较东部沿海优势，中西部城市如何借力“一带一路”倡议等，不断释放外贸潜力？ 管涛：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外贸发展十分迅速，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受地理位置限制，外贸发展长期滞后。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由于毗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得益于“中欧班列”等贸易促进措施，中西部地区外贸取得较快发展，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增强。2013年至2019年期间，中西部地区外贸总额占全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从13.1%提升至17.1%，但外贸占比水平依然较低。 为进一步释放中西部地区外贸发展潜力，需要做好如下工作：一是畅通国际物流供应链。提高中欧班列运输保障能力，优化中欧班列的线路空间布局，充分发挥国际物流枢纽作用。实施通关便利措施，提高信息沟通效率。二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平台。推动自贸试验区、国家级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开放平台建设。依托中欧班列的国际物流枢纽作用，促进中西部城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提高外贸的深度和广度。三是加快形成产业集群。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具有劳动力成本较低、土地资源丰富等优势，是东部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但中西部地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具备完整产业链的规模企业集聚区相对缺乏。未来要继续推动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同时注重加强政策引导，发挥资源集聚效应。四是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取得了一系列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成果，但由于受开放理念、制度约束等多种因素限制，中西部部分地区的营商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主要体现在部分地区行政效率较低、审批事项较多、服务水平较弱等方面。未来需要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深刻转变，弥补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短板。 加快跨境电商和跨境物流协同发展 中国证券报：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跨境电商，提高其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 管涛：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跨境运输网络日益完善，跨境电商成为促进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RCEP第十二章专门就“电子商务”详细列出了具体条款，是首次在亚太区域内达成的范围全面、水平较高的诸边电子商务规则成果。据海关统计，中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商品总额持续走高，2019年达到1862.1亿元，同比增长38.3%。虽然跨境电商规模增长很快，但占比仍然很小，因此对外贸企业转型的实际带动效果较为有限。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跨境电商，推进外贸稳定增长，需要做好如下工作：一是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范围，加强推动不同综合试验区错位互补、联动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各地资源禀赋，研究筹建跨境电商行业联盟。二是跨境物流是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链条，但跨境物流方面仍然存在物流基础设施薄弱、物流成本高等诸多问题。加快跨境电商和跨境物流协同发展，需要加大物流基础设施投入，创建跨境物流服务平台，优化跨境物流资源配置，依托先进技术实现智慧物流管理。三是跨境电商作为国际贸易新业态，发展初期会出现不规范的问题，因此有必要研究完善配套监管政策，引导产业规范发展，注意加强对跨境网购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中国证券报：下一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应该在哪些方面发力？ 管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对外贸易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也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在进口方面，我国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先进技术、关键装备相对短缺，居民需求升级但优质产品供给不足，对战略性资源进口依存度较高等。在出口方面，我国传统产业仍然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但高新技术产业普遍缺乏国际竞争力。整体上，出口商品的国内附加值率虽然有明显提高（2005年至2016年期间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增幅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但绝对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低。 优化进口商品结构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发力：一是围绕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装备及零部件进口，支持重点行业发展。二是围绕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鼓励优质消费品进口，增加国内紧缺和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进口。三是围绕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支持战略性资源进口，完善进口多元化布局，保证重要资源充足、稳定、可持续供应。四是有力发挥降低关税、进口贴息等政策对进口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五是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扩大服务贸易进口。 优化出口结构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发力：一是继续适度发展传统产业，加强高新技术运用，推动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端化、精细化发展，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二是大力发展现代化产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高生物技术、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等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积极推动电力、轨道交通、通信设备、船舶及海洋工程、工程机械、航空航天等装备类大型成套设备开拓国际市场。四是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和特色发展水平，扩大高附加值农产品出口等。
人民日报北京11月8日电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公布了三季度及前三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707亿美元，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1.7%，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其中，三季度经常账户顺差942亿美元，在国内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推动下，跨境资金的双向流动更加活跃。证券市场双向资金流动更加活跃。数据显示，三季度，直接投资顺差239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332亿美元，来华直接投资571亿美元，同比和环比均有所增长。证券市场方面，三季度，境外投资境内证券逾700亿美元，我国对外证券投资逾300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预计我国国际收支将继续呈现总体稳定、基本平衡的格局。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长期向好，发展韧性强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在加快形成，为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提供有力支持。（记者 葛孟超）《人民日报》（2020年11月09日 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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