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0-2021）——迈向双循环新格局的中国宏观经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隆重举行。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致辞。刘伟表示，本期年度论坛聚焦“迈向双循环新格局的中国宏观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内外复杂因素叠加背景下中国重塑发展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战略选择。从外部环境看，我国面临某些西方国家的战略性、全方位的阻碍甚至是打压，增加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挑战性和不确定性；从内部来看，我国GDP总量、人均GDP在去年都迈上了新台阶，但也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经济增长质量总体不高等问题。因此，构建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不仅是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背景下的权宜之计，更是推动中长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战略选择。首先，国内循环是根基，只有真正做好自己的事情，才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其次，提升产业链的核心是创新。一方面是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另外一方面是制度创新，提升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完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此外，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互为推动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闯过关口的迫切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战略。在双循环过程中，既要更好发挥政府顶层设计、统一布局、组织协调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企业在基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既要夯实基础研究，又要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既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又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论坛第二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代表论坛发布CMF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0-2021）。 报告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分析当前经济复苏的形势、面临的问题、下一步的趋势；其次，研判2021年中国经济的运行逻辑、可能的风险和挑战；最后，确定超常规政策退出的时点和方式，研究战略转换的路径和风险。2020年的中国经济呈现出V型反转与稳步复苏的特征。在疫情冲击下，2、3月份我国采取了大面积的封锁、防疫政策，导致了整体经济的全面下滑。4月份武汉重新开城，我国疫情阻击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并有序组织复工复产，并且在5月份“两会”期间推出了一揽子规模化刺激政策。这一系列政策也推动二季度中国经济开始逆势上扬，三季度持续恢复。从不同行业角度来看，我国第二产业恢复良好，制造业和建筑业一马当先；同时金融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反转现象好于常态路径。然而第三产业整体及批发、零售、交通、住宿、餐饮、租赁、商业服务等行业依然处于负增长状态，还没有重返常态化的路径。 基于202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成功抵御疫情冲击并呈现十大亮点。第一，实际GDP增速实现V型反转，经济景气度显著回升。对比世界三季度-9.8%的增长速度，我国单季度经济名义增速达到5.54%，这也保证了我国经济整体收入状况由负转正，并同时带来预期的变化。第二，工业增长回归常态，服务业生产持续恢复，生产者经营预期持续改善。第三，高技术产业韧性十足，增加值和投资双双逆势增长。第四，外贸外资超预期增长，累计同比增速双双由负转正。在今年8-10月，我国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同时外资也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第五，投资和消费需求持续恢复，内需增长动力逐渐增强。第六，随着经济稳步复苏，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下降，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实现增长。今年前10个月新增就业超过1千万，提前三个月完成全年的就业目标。第七，随着经济复苏，公共财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明显改善，下半年基本正常化。第八，外汇市场、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总体稳定。不同于以往情况，今年前10个月的金融市场不仅没有出现下滑，反而出现了逆势上扬的态势。第九，房地产市场在“房住不炒”的基本定位下温和调整。第十，很多高频数据较为靓丽，预示复苏态势在持续加速。这一点在我国出口数据上体现尤为明显，随着各国经济恢复脚步加快，我国的集装箱指数、运价指数等都出现大幅上扬。 在这些亮眼的经济表现的背后有着我国应对疫情、引导经济恢复的逻辑：第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中国疫情管控方案+适度刺激的经济纾困方案，是2020年中国经济走出疫情困局的关键。第二，以疫情阻击战的胜利为行政性全域复工复产的前提，以行政性全域复工复产为经济快速重启奠定基础，以“六保”为核心的一揽子规模化刺激方案为国民经济循环快速复苏提供核心动力。第三，中国疫情与世界疫情的不同步使中国供应链产业链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保证了中国外需不仅没有随着世界贸易的崩溃而崩溃，反而逆势出现超预期反弹，为中国内循环的重启和经济整体复苏提供了强大支撑。第四，中国新经济和高新技术的发展为中国疫情期间生活模式和生产方式转型提供了技术和产业基础。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为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启动创造了最佳的战略时机和宏观基础，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然而除了看到这些突出成就之外，也要认识到我国宏观经济在运行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突出问题：1、经济复苏动力在边际上有弱化趋势，影响明年经济回归常态化运行。2、我国经济产业复苏距离正常化增长轨道仍有距离。在疫情视角下，GDP取得0.7%的增长是非常理想的结果。但是如果将这一数据放在常态视角下，则会成为非常萧条的状态，对公众的心态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另外随着复苏到达一定程度，会出现边际递减的情况，这也可能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瓶颈。3、工业生产开始出现库存积压、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工业增速已经见顶。我国的基础工业增长的可持续性值得关注，另外规模以上企业应收账款增长、资金积压问题也推动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思考。4、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速与增加值增速缺口持续扩大，增长动力越来越依赖于内需恢复。5、 投资复苏的内在动力并不稳固，对房地产投资和其他费用增长的依赖度过高。虽然房地产市场反弹明显，但是面临着“房住不炒”战略的约束；而占据着投资市场30%份额的制造业板块依然没有完全转正。6、在出口总体恢复增长中，不同部门的出口表现、承受压力呈现较大分化。抗疫物资、宅经济相关产品增长迅速，然而仍存在很多产品存在出口负增长。随着全球疫情的发展变化，这样的问题也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7、债务高企和金融问题滞后显现导致金融风险上扬，刀口平衡更加棘手。我国整体杠杆率上升较快，高债务叠加高利率的组合可能会带来风险突破。8、各类物价指数持续回落，面临通缩紧缩风险，“债务-通缩”压力正在形成。9、 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活跃程度并不高，经济复苏的微观基础尚不稳固。10、财政政策的效率面临系列挑战。这一系列挑战既包括执行进度的问题，又包括直达资金效率的问题。此外我们用老基建的办法来执行新基建，从而导致很多新基建的布局出现了一系列乱象的问题。最后我国的一些新战略在产业政策上的布局与以往的思路有重大的调整，因此也面临着一系列转换的问题。11、 虽然就业压力总体减轻，但就业敏感群体受冲击依然较大。12、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在2-4季度呈现加速反弹，预计第4季度GDP实际增速达到5.9%，全年实际增速达到2.3%，比世界经济增速高6.7个百分点，但仍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 报告第二部分，刘元春教授讲解了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和风险点。在基本逻辑方面，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以下五大基本逻辑：第一，基数效应带来明年的高同比增速和“前高后低”的基本走势。第二，国民经济循环逐步畅通、经济增长内生动力逐步增强。各类经济主体绩效的改善，已经形成“蓄势待发”之势，2021年将是信心恢复和预期引导的关键年。第三，政策效果的显化和超常规政策的逐步退出造成明年年中政策性力量的转换。一方面，目前已经出台的一揽子政策实施效果较好，并还在持续开展的进程之中，政策效果的持续显化将保证未来两个季度经济增长呈现加速态势；另一方面，规模性政策效果还有释放空间，但经济反弹的政策支撑力将逐步减少。第四，全球疫情形势扭转和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化。疫苗研制的成功及其广泛运用将在大概率上决定2021年全球疫情将得到逐步控制，从而保证全球经济将得到稳步复苏，但这也将使中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复杂化。第五，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战略转换效应。战略转换带来的科技创新自立自强的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布局、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与短板的补足、扩大内需战略层面的启动等举措不仅将引发2021年经济主体预期的改变，同时也将替代非常规刺激政策成为需求扩张的基础力量。基于以上逻辑，报告预测2021年GDP增速将达到8.1%。但是明年经济增速整体呈现出“前高后低”的态势，四季度的增长态势预计将下滑到5.4%左右。并且四季度是明年经济状况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四季度经济的常态化是我国明年经济发展的关键。 观察经济数据背后的逻辑，也会发现2021年宏观经济将面临七大方面的风险挑战：1、外部环境的进一步复杂化可能冲击国际国内双循环。除了当前全球和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处于高位，近期疫情的恶化也推迟了世界经济复苏节奏。并且2021年是否会由于重大突发事件引起市场风险利率的突然上升或者政策退出过程中政策利率的回升，而触发债务风险，仍然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2、总需求持续疲软、实际利率上扬，“债务-通缩”风险可能显化。消费需求不足、投资基础不稳固、出口中期承压等因素都会使得我国明年“债务-通缩”压力很可能全面显化。3、结构分化较为严重，不同层面的短板效应可能显化。中国经济复苏的不同步、不稳定、不均衡是2020年中国经济复苏的显著特征，随着2021年各类超常规的疫情救助与经济纾困政策的陆续退出，风险可能水落石出。4、失业率上扬风险依然较大，中等收入群体所受冲击可能滞后显现。5、 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活跃程度不高，经济复苏的微观基础尚不稳固。6、 债务高企、利率回升、通胀下行，金融风险问题可能全面显现。7、战略转换、政策退出带来的系列摩擦和新风险。其中，需要我们具体考虑内循环布局是否顺畅；也需要关注外需与内需转换的成本和可能的转换期问题；最后在政策退坡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诸多的风险和挑战。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刘元春教授认为，中国成功取得了新冠疫情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的双重胜利，为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启动创造了最佳的战略时机和宏观基础。除此之外，2021年是中国经济持续复苏之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常态化的一年，是两个百年目标交汇与转换之年，更是中国开启十四五规划实施战略转换的第一年。世界疫情的逐步消退、中国超常规政策的常态化、中国发展战略的转化和调整、内生新动能的逐步抬头将成为左右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最核心的4大力量。也正是基于以上结论，报告给出以下十大政策建议：1、必须理性、科学认识清楚2020-2021年份宏观经济运行逻辑的独特性，全面认识到疫情冲击、疫情防控、经济纾困、疫情消退、超常规政策退出在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上带来的新规律和新现象。2、 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疫情阻击战、中国经济保卫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同步性给予了中国十四五规划战略转型的契机，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征程面临的新任务具有强烈的挑战性。3、必须认识到当前经济复苏远没有达到常态化水平，经济复苏的核心力量依然来自于超常规的疫情纾困政策，且具有强烈的不稳定、不均衡、不确定等特点。4、科学认识明年各类宏观参数同比增速过高带来的经济景气假象，多角度多层次对2021年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进行科学研判。5、明年的宏观政策需要以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为锚，以全面扩大内需、缩小供需缺口为基本目标，为新战略启动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妥善安排抗疫政策和纾困政策的退出，积极应对金融风险化的挑战，逐步回归常态化宏观调控模式。6、 高度重视政府债务率快速的上升和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超常规的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在2021年二季度开启逐步向常规性积极财政的转变。7、货币政策在2020年3季度开始做出边际调整，但贷款规模、全社会融资总量以及货币供应量等参数的增长速度依然大幅度高于名义GDP的增速，这些货币政策参数在2021年要进行进一步的适度调整。8、高度重视中国当前“高债务率”与“高实际利率”的组合带来的多难问题。9、 高度重视经济复苏时政策退出带来的风险问题。10、 应对未来风险挑战，中国需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必须抢抓疫情期间我国经济率先复苏的窗口期，大力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
我国制定了城乡规划法，但是，在城乡规划中却没有考虑到个体摊贩发展的空间需求。 乔新生 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我国许多城市修改城市管理规则，放开集贸市场，允许占道经营。这是我国城市管理观念的重大更新。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催生了集贸市场，个体户成为集贸市场的经营者。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一些人认为集贸市场占道经营，扰乱城市交通秩序，决定彻底取缔集贸市场。一些城市集贸市场从路边经营摊点，变成了高楼大厦的经营店铺，集贸市场经营的成本大幅度增加，而集贸市场从业者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许多城市居民失去了就业岗位。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采取灵活就业的政策。国家在文明城市考核中，不再对集贸市场和零售摊贩占道经营问题实施严格管理，中国集贸市场重新恢复。这是好事。 然而，如果不解决观念问题，那么，中国集贸市场管理还会出现新的反复。多年前湖北省就已经取消了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的所有费用，目的就是要促进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不过，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集贸市场的发展不仅需要市场管理部门支持，同时还需要城市管理部门配合。如果城市管理部门为了市容市貌，而禁止个体摊贩从事经营活动，那么，个体工商户将会失去立足之地。 所以，解决城市集贸市场发展问题，关键就在于转变观念。如果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增加允许个体摊贩摆摊设点的场所，食品卫生、价格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及时跟上，随时抽查个体摊贩销售的食品和出售的商品，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那么，个体摊贩完全可以长期存在下去。 中国现代化不能以牺牲中低收入阶层为代价，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考虑到中低收入阶层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个体摊贩在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安全隐患、食品安全等，但是，所有这些，恰恰是需要政府监督管理的内容。如果政府一刀切，取缔所有的个体摊贩，那么，许多中低收入家庭可能会失去生活来源。允许中低收入阶层采取灵活就业的方式，解决生活困难，方便消费者，应当成为我国城市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 笔者建议：国务院应当统筹兼顾，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管理法，将我国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城市管理和市场管理有机结合。我国制定了城乡规划法，但是，在城乡规划中却没有考虑到个体摊贩发展的空间需求。我国制定了市场管理的一系列法律，但是，却没有考虑到我国中低收入阶层生存和发展问题。国务院可以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之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管理法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我国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市场管理的整体要求，制定统一的城市管理法，一方面规范我国城市管理的执法队伍，明确城市管理执法机关的职责，将我国许多城市行之有效的城市管理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法律化，另一方面也可以针对我国集贸市场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譬如要求政府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必须为小商小贩经营提供必要的场所，要求城市规划必须考虑到公共空间包括集贸市场的问题。 中国集贸市场发展必须找到平衡点，根据城市的人口规模，设立必要的集贸市场，并允许社区居民在集贸市场出售商品，这对于活跃我国城市社区经济，提高城市的就业率，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6月1日起，海关总署牵头启动我国首次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一共设立五大类27项核心量化指标和地方落实主体责任等8项辅助考核指标。核心量化指标主要评估综合保税区的发展规模和质量效益，以及开发利用、辐射服务和业务创新，辅助考核指标以加分激励和减分约束突出对落实主体责任、运营管理、激励业务创新的评估。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2020年1－4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3084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350.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7%。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458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8.2万人，4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78.7万人。
10日上午，教育部在京召开第四场教育2020“收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情况。教育部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基础教育全面提质进入新阶段，德育工作实效显著提高，课程教学改革全面深化。其中，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和历史统编三科教材已全面实施，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已在20个省份实施。此外，我国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新冠疫情暴发后，我国迅速开发遴选了1350项优秀专题教育资源、8000多节覆盖各年级各学科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和1135节“空中课堂”直播课程，有效支撑了“停课不停学”工作，满足了1.8亿中小学生的居家学习需求，网络浏览次数累计达24.27亿。（原题为《疫情“停课不停学”近万节网课助力1.8亿中小学生居家学习》）
图片来源：微摄 文章来源：央行 为进一步规范信用评级行业发展，2020年12月11日，人民银行组织召开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座谈会，会议由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潘功胜主持。发展改革委、银保监会、证监会相关部门和交易商协会负责同志，以及市场评级机构、发行人、投资人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认真总结了近年来信用评级行业发展情况和有关问题，交流借鉴国际评级机构业务开展的经验，研究讨论了进一步规范发展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措施。 潘功胜指出，信用评级是债券市场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关系到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大局。近年来，我国评级行业在统一规则、完善监管、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也存在评级虚高、区分度不足、事前预警功能弱等问题，制约了我国债券市场的高质量发展。评级行业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职业操守，勤勉尽责，努力提高评级能力，提升评级质量。监管机构、发行人、投资人等各方应各尽其责，共同推动我国评级行业健康发展。 潘功胜强调，人民银行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加强债券市场评级行业监督管理，强化市场纪律，推动我国评级技术的进步、提高评级质量，提升信用等级区分度，进一步推动评级监管统一，真正发挥评级机构债券市场“看门人”的作用，促进评级行业高质量健康发展。（完）
在今年两会的“部长通道”，商务部部长钟山表示“外贸外资基本盘一定能够稳住”。前段时间，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表现超乎预期。4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2.5万亿元人民币，仅比去年同期微降0.7%；其中，出口1.4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上升8.2%。这说明，我国出口改善的趋势已经出现，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贸易带来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4月份我国贸易好于预期，殊为不易。我国出口小幅上升，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内企业复工复产步伐加快，疫情防控期间积压的订单陆续交付；二是出口市场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对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三是抗击疫情的医疗物资出口增加。这些因素都说明，尽管面临各种风险挑战，但我国外贸韧性足、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变。 我国进出口的表现，有力回击了甚嚣尘上的所谓“脱钩”言论。我国进出口取得的成绩、展现出来的韧性，在赢得口碑、激发信心的同时，更助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牢牢留在中国。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控制住疫情，这为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中国具有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对于供应链条长、生态圈复杂的产业来说，留在中国是最佳选择。 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未来的风险挑战。一方面，外贸企业依然面临在手订单取消或延期、新订单签约困难、物流不畅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疫情蔓延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巨大冲击，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多。有效应对外部冲击，需要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从制度层面，要营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更加开放、更加便利、法治程度更高的营商环境。推动从成本优势向以人才、资本、基础设施、技术、服务、品牌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提升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综合实力，培育对外开放的新优势，增加外资吸引力，从而为更高水平扩大开放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坚持双边、多边和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做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后续工作，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日韩自贸区等早日达成，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进一步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巩固和提升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与影响力。 从贸易结构来看，要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夯实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基础，要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建立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东部地区、自贸试验区在扩大服务贸易开放中的引领作用，加快推进与更多国家建立服务贸易的合作机制。同时，进一步加大高附加值出口产品比重，推动贸易伙伴多元化，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在产业布局上，主动引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从而既可以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主导形成市场驱动型全球产业链，也可以依托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主导形成生产驱动型全球产业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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