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创新改革的不断深入，绿色金融作为亮点愈发受到关注。根据2016年央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定义，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绿色金融的核心在于实现资金要素的绿色配置，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虽然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显著，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业务发展先于标准制定、标准工作碎片化、研究泛概念化等问题。因此，作为保障绿色金融业健康发展的技术支撑，完善我国绿色金融标准十分必要。 ●绿色金融标准化发展迅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业发展迅猛并取得了巨大成就。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不断转变，加之逆全球化浪潮来袭，我国金融业需要更好地发挥市场服务功能，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此背景下，开展紧跟形势、适应新需求的金融标准化工作十分重要。2017年，央行等五部委共同发布了《金融业标准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以下简称《规划》），旨在进一步优化金融业标准体系，提高金融业标准水平。绿色金融作为维护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金融新业态、新领域，同样需要开展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绿色金融标准化工程也被《规划》列为五项重点工程之一。 早在2007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央行及银监会就联合发布了国内首个绿色信贷规范性政策，此后，国内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随后的十余年间里，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标准及相应的统计制度，并在信息披露规范和信用评价办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与此同时，区域性绿色金融试验区也在积极探索地方性的绿色金融标准。例如，浙江湖州2018年发布了首批涵盖绿色融资项目评价规范、企业评价规范、银行评价规范以及专营机构建设规范的四项绿色金融地方标准，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金融发展经验。在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区域性探索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下，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发展迅速。但是，绿色金融标准在实践过程中也在统一性、覆盖范围、组织形式等方面暴露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缺乏统一性的问题。 ●绿色项目认定口径不一● 绿色金融主要服务于能够产生环境效益的项目，这些项目被称为“绿色项目”。绿色项目的认定口径是绿色金融标准制定中的重要内容，目的在于明确绿色金融产品的服务范围。目前，不同的绿色金融标准 国外绿色金融标准建设工作开展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主要有《赤道原则》《绿色债券原则》和《气候债券标准》等。而我国还处于绿色金融标准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内外标准不统一之处在于，国外绿色金融标准并未对绿色项目的技术指标作出具体要求；而我国为了更好地引导产业发展，在划定绿色项目目录时对技术指标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我国机制尚不十分健全的绿色金融市场而言，这种顶层设计无可厚非，也具有较强的导向性和实用性，但随着我国绿色金融市场的逐步成熟与开放，更为灵活、客观的绿色项目认定模式值得探索。 对于我国绿色金融标准间对绿色项目认定口径不统一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讨论。第一种是针对同一种绿色金融产品，不同部门发布的绿色金融标准对于绿色项目的认定口径存在差异。例如，“核能的开发利用”在发改委发布的《绿色债券指引》中属于绿色项目，但是在央行的《绿色债券公告》中却没有被认定为绿色项目。这种差异不仅影响标准的严谨性和权威性，同时容易形成套利空间，不利于保障市场参与主体的权益。第二种是针对不同的绿色金融产品，不同绿色金融标准对于绿色项目的认定口径也不一致。例如，央行发布的《绿色债券公告》与银监会发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在支持项目的范围上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会带来重复性的认定工作，增加业务成本；同时还将导致标准相互割裂、衔接困难，为绿色资金的流动设置障碍，降低绿色资金所能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短期来看，绿色项目认定口径的不一致会对绿色金融的业务开展产生负面影响，增加监管难度；而从长期来看，也不利于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外延与拓展。 ●促进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统一化● 有国内学者认为，解决目前绿色项目认定口径不统一问题的思路主要有两种。一种思路是主管及业务开展部门互相承认对方的绿色项目名录，但这种做法要求金融产品发行人及投资者对所有的绿色项目名录都清楚了解并能够清晰辨别，不仅增加了发行人及投资者的负担，也不利于市场形成统一的认识。另外一种思路是国家指定负责机构牵头，组织其他相关机构和专家，研讨制定一个通用的绿色项目目录，所有支持绿色项目的金融产品都以此通用目录为标准。后者能够促进市场形成对绿色项目的统一认知，也较前者更为简便。但随着绿色金融业务规模的扩大以及产业发展格局的变化，依照通用目录进行项目筛查缺乏灵活性，同时还有可能引发权力寻租等问题。 国外绿色金融标准中对于融资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工作十分重视，这为我们探索绿色项目认定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以《赤道原则》为例，其并未限制支持项目的所属行业，但会依据项目潜在的环境影响及风险程度分为A、B、C三类，分别适用不同的条款。这种项目分级管理的模式，使得绿色项目的认定与管理更加立体化、多维化。将客观、严格的项目潜在环境影响以及风险程度评估报告作为该项目是否能够获得绿色资金支持的重要依据，能够有效统一绿色项目的筛查口径，同时保证客观性和灵活性，这不失为探索我国绿色项目认定模式和口径统一化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但与此同时，我国在产业结构、能源利用、科技发展等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和国情特点，因此在完善我国绿色项目认定模式和口径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不能一味盲从国际标准。例如，由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点，同国际标准一致将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清洁使用等项目排除在绿色项目范畴之外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其对于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总体来看，统一绿色项目的认定模式和口径，促进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统一化，将有力保障我国绿色金融标准的准确性、客观性和权威性。这有利于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进而准确引导资源配置、把控资金流向、保障市场秩序、防范市场风险，精准地为绿色环保、污染防治、清洁减排等重点领域的发展提供动能，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助力我国生态 注：本
“2019年，我国大型银行的人均营业收入为25万美元左右。” 6月19日，记者从业内人士处获悉，我国大行人均营业收入与国际大行差距持续收窄。 该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在2019年11月公布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中，根据选取的17家中外银行进行经营效率指标对比分析，其中包括我国4家大型银行（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和国际主要经济体的13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对比结果显示，我国四家大型银行部分经营效率指标持续提升。 具体而言，一是我国大行成本收入比（成本/收入）稳步下降。2019年我国大型银行平均成本收入比约为27%，大幅低于国际大行70%左右的平均水平。从指标看，我国大型银行单位成本投入的产出超过国际大行两倍，其中两项主要原因是我国大型银行的管理费用、员工费用等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 二是，我国大行金融服务客户数与劳动生产率优势较为明显。2019年，我国大型银行平均服务的手机银行客户数接近3亿，普遍超过国际大行手机银行客户数的数倍甚至十多倍。我国大型银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很大程度得益于科技替代程度不断提高和业务流程持续优化。比如，2019年我国大型银行电子银行分流率（通过电子银行渠道受理的业务占比）为97%，较十年前几乎翻倍，通过线上业务逐步替代传统柜面业务，在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服务效率大幅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大行人均营业收入与国际大行差距持续收窄。根据介绍，2019年，我国大型银行的人均营业收入为25万美元左右，虽然仍低于国际大行35万美元左右的平均水平。但近十年来我国大型银行人均营业收入持续增长，年化增长率约为10%，人均营业收入由十年前占美国大行的三分之一，逐步增加至目前的约三分之二。 近十多年来，我国大型银行经营管理取得长足进步，资产规模快速增长，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持续加强。通过深化改革，推进科技应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部分经营效率指标已接近国际先进银行水平。但我国大型银行在经营理念、综合服务和创新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下一步，大型银行还要持续加快转型发展，完善公司治理，强化科技支撑，从技术与人才上要效率、从治理和风控上要效率，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怎么能够让这么多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去无限量地印发货币呢？” “我们都明白，这不是最后的晚餐，因而需要为未来的日子留下余地。” 今年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频出接地气的“金句”。“金句”背后，一是折射出我国金融管理者对东西方不同经济金融政策的深入思考，蕴含东方智慧；二是传递出我国金融调控政策的务实思路；三是展现出我国金融业加强国际社会沟通协调，希冀形成合力的积极态度。 美股在今年3月经历4次熔断后持续反弹，截至目前，道指、纳指、标普500指数较3月下旬低点上涨逾40%。“金融体系富有韧性通常是经济强健的表现，但是当实体经济尚未重启，股票市场却高歌猛进，这种情况很难让人理解。”郭树清表示，国际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背道而驰，这样的扭曲空前显著。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认为，美国这一轮股市上涨，实际上是靠货币政策来支持的，也就是所谓的“大水漫灌”。 美联储数据显示，祭出“无限量QE”货币政策后，过去三个月，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扩张速度，扩表近3万亿美元。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怎么能够让这么多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去无限量地印发货币呢？”郭树清指出，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过政府滥铸金属钱币导致经济社会危机的教训；而近在2008年，量化宽松刺激政策到现在为止还未完全消化。 而且，当前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联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央行”角色。早在“无限量QE”推出之初，便有不少专家学者指出，美联储释放的流动性将寻找其他资产，可能“大水漫灌”至其他国家，吹起其他市场的泡沫。 郭树清呼吁，大型经济体应当主动考虑自身政策的外溢效应，自觉平衡好内外部影响。美联储如果在制定政策时过于“内向”，就有可能侵蚀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也很可能会透支美元和美国的信用。 环顾全球市场，当前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谋划出台新的刺激措施。对此，郭树清建议“三思而行”，为今后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毕竟疫情还可能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与生活并行共存。 如果说上述观点体现出一位金融管理者的东方智慧，认为一些其他经济体的刺激方案值得商榷的话，那“中国十分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我们不会搞大水漫灌，更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的表态，则传递出我国金融调控政策的务实思路。 这一务实思路主要体现为政策善打“组合拳”，避免了极端单一政策。今年以来，金融管理部门多措并举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人民银行运用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银保监会适当提高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推动银行落实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务实思路还体现为政策善打“提前量”，提前谋划和布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陆家嘴论坛上也提醒称，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重政策设计激励相容，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 在务实的金融调控政策下，5月末，我国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1.1%与12.5%，都明显高于去年。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二季度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呈现良好的回升迹象。 如何应对疫情冲击，是人类社会目前面临的共同难题。“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国际社会要加强沟通协调，尽可能形成合力，增大正面效果，减少不利影响。”郭树清的话语里，流露出我国金融业希冀加强国际沟通协作的积极态度。 他呼吁，当今世界经济已高度一体化，制定和出台政策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协调，平滑外溢风险，共同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中国在金融领域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正如他在此次论坛演讲开场白时所说，“以视频形式交流，虽有较长的物理距离，但没有任何心理距离。”各国也应该尽快拉近心理距离，携起手来，共渡难关。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吴限)延续4月的上涨趋势，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在5月继续回升。6月7日，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17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102亿美元，升幅为0.3%。分析人士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逐步向常态化复苏，将继续支持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 从今年前5个月走势来看，我国外汇储备月度数据呈现涨跌互现的走势。具体来看，今年1月末外汇储备规模环比小幅上涨0.2%；随后在疫情全球蔓延、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等因素影响下，2月和3月出现两连降；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取得阶段性成效，4月又重新回升，当月增加308亿美元；进入5月，外汇储备继续上涨。 对于5月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5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定，外汇供求基本平衡。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有所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 外汇储备的上涨和估值因素有关。建银投资咨询分析师王全月认为，由于近期全球疫情、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美元指数波动明显，估值因素是短期影响外汇储备余额的重要因素。长期来看，维护我国外汇储备稳定的核心仍是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进一步指出，疫情发生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估值变动对外汇储备规模影响较大。从主要汇率变动上看，5月美元汇率指数贬值0.7%，欧元兑美元升值1.3%，日元兑美元小幅贬值0.6%。从资产价格上看，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有所上涨，以美元标价的已对冲全球债券指数上涨0.3%；股票价格继3月大幅下探后有所回补，标普500指数上涨4.5%，欧元区斯托克50指数上涨4.2%。综合考虑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效应，估值变动导致本月外汇储备规模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5月我国仍未继续增持黄金储备。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盎司来计算，截至2020年5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6264万盎司，为连续8个月环比持平。虽然黄金储备规模未发生变化，但在黄金价格上涨的形势下，其价值也有所上涨。5月末黄金储备价值为1082.92亿美元，环比4月末的1066.66亿美元增加16.26亿美元。 但也要注意到，进出口贸易等因素对外汇储备变动的影响。温彬表示，当前海外疫情形势仍然较为严峻，虽然4月我国出口金额同比增长3.5%，但外需减弱仍然对国际贸易形成较大冲击，5月我国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仍然只有35.3%。 在温彬看来，下阶段，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具有稳定基础。一方面，国内经济逐渐恢复，积极的财政政策工具、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等将加快落地，经济长期向好将对外汇储备规模的稳定形成支撑。另一方面，人民币资产仍然受到国际投资者青睐，仅6月前5个交易日，北向资金就净流入超过240亿元，国际资本流入有助于维护跨境资金平衡，也将对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形成贡献。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吴限)延续4月的上涨趋势，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在5月继续回升。6月7日，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17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102亿美元，升幅为0.3%。分析人士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逐步向常态化复苏，将继续支持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 从今年前5个月走势来看，我国外汇储备月度数据呈现涨跌互现的走势。具体来看，今年1月末外汇储备规模环比小幅上涨0.2%；随后在疫情全球蔓延、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等因素影响下，2月和3月出现两连降；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取得阶段性成效，4月又重新回升，当月增加308亿美元；进入5月，外汇储备继续上涨。 对于5月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5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定，外汇供求基本平衡。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有所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 外汇储备的上涨和估值因素有关。建银投资咨询分析师王全月认为，由于近期全球疫情、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美元指数波动明显，估值因素是短期影响外汇储备余额的重要因素。长期来看，维护我国外汇储备稳定的核心仍是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进一步指出，疫情发生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估值变动对外汇储备规模影响较大。从主要汇率变动上看，5月美元汇率指数贬值0.7%，欧元兑美元升值1.3%，日元兑美元小幅贬值0.6%。从资产价格上看，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有所上涨，以美元标价的已对冲全球债券指数上涨0.3%；股票价格继3月大幅下探后有所回补，标普500指数上涨4.5%，欧元区斯托克50指数上涨4.2%。综合考虑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效应，估值变动导致本月外汇储备规模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5月我国仍未继续增持黄金储备。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盎司来计算，截至2020年5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6264万盎司，为连续8个月环比持平。虽然黄金储备规模未发生变化，但在黄金价格上涨的形势下，其价值也有所上涨。5月末黄金储备价值为1082.92亿美元，环比4月末的1066.66亿美元增加16.26亿美元。 但也要注意到，进出口贸易等因素对外汇储备变动的影响。温彬表示，当前海外疫情形势仍然较为严峻，虽然4月我国出口金额同比增长3.5%，但外需减弱仍然对国际贸易形成较大冲击，5月我国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仍然只有35.3%。 在温彬看来，下阶段，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具有稳定基础。一方面，国内经济逐渐恢复，积极的财政政策工具、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等将加快落地，经济长期向好将对外汇储备规模的稳定形成支撑。另一方面，人民币资产仍然受到国际投资者青睐，仅6月前5个交易日，北向资金就净流入超过240亿元，国际资本流入有助于维护跨境资金平衡，也将对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形成贡献。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吴限)延续4月的上涨趋势，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在5月继续回升。6月7日，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17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102亿美元，升幅为0.3%。分析人士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逐步向常态化复苏，将继续支持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 从今年前5个月走势来看，我国外汇储备月度数据呈现涨跌互现的走势。具体来看，今年1月末外汇储备规模环比小幅上涨0.2%；随后在疫情全球蔓延、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等因素影响下，2月和3月出现两连降；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取得阶段性成效，4月又重新回升，当月增加308亿美元；进入5月，外汇储备继续上涨。 对于5月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5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定，外汇供求基本平衡。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有所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 外汇储备的上涨和估值因素有关。建银投资咨询分析师王全月认为，由于近期全球疫情、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美元指数波动明显，估值因素是短期影响外汇储备余额的重要因素。长期来看，维护我国外汇储备稳定的核心仍是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进一步指出，疫情发生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估值变动对外汇储备规模影响较大。从主要汇率变动上看，5月美元汇率指数贬值0.7%，欧元兑美元升值1.3%，日元兑美元小幅贬值0.6%。从资产价格上看，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有所上涨，以美元标价的已对冲全球债券指数上涨0.3%；股票价格继3月大幅下探后有所回补，标普500指数上涨4.5%，欧元区斯托克50指数上涨4.2%。综合考虑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效应，估值变动导致本月外汇储备规模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5月我国仍未继续增持黄金储备。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盎司来计算，截至2020年5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6264万盎司，为连续8个月环比持平。虽然黄金储备规模未发生变化，但在黄金价格上涨的形势下，其价值也有所上涨。5月末黄金储备价值为1082.92亿美元，环比4月末的1066.66亿美元增加16.26亿美元。 但也要注意到，进出口贸易等因素对外汇储备变动的影响。温彬表示，当前海外疫情形势仍然较为严峻，虽然4月我国出口金额同比增长3.5%，但外需减弱仍然对国际贸易形成较大冲击，5月我国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仍然只有35.3%。 在温彬看来，下阶段，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具有稳定基础。一方面，国内经济逐渐恢复，积极的财政政策工具、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等将加快落地，经济长期向好将对外汇储备规模的稳定形成支撑。另一方面，人民币资产仍然受到国际投资者青睐，仅6月前5个交易日，北向资金就净流入超过240亿元，国际资本流入有助于维护跨境资金平衡，也将对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形成贡献。
关于我国期货市场筹备和建立过程 2020年，是我国期货市场诞生30周年。1990年10月1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作为我国首家期货交易试点市场开业，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建设从1988年开始的筹建正式走向落地运营。我是从1988年开始在日本做期货的，作为我国从业时间最长的期货老兵和有幸曾经任职郑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的我，在我国期货市场建立30周年的历史性关键节点，回顾创建我国期货市场这一难忘的历史性事件，重温当时期货市场创建者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过程，总结我国期货市场建立的特点和他们对期货市场作用的期待，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现货市场特征和期货市场发展规律角度，分析我国与美国期货市场从建立、初期作用以及发展进程的异同点，对理解中国特色期货市场发展道路和所采取的不同的期货市场治理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1988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各类批发贸易市场，探索期货交易。”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建立期货市场，以解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商品的生产、消费以及价格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决策。期货市场在中国的创建是世界经济和期货发展史上的奇迹。我国期货市场的拓荒者和开创者，在探索中国特色期货市场发展道路上，展现了巨大的勇气，凝聚了超凡的智慧，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们没有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期货市场发展模式和规律，没有等待现货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自然发育，而是在实行价格双轨制和市场没有完全放开的条件下，在很多人认为现货市场不发达、不完善、不成熟等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由政府直接推动和组织，跨过中远期交易阶段，直接开始了期货交易探索，这是一个奇迹。 （一）发现期货市场功能作用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必须改革过份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我国开始实行政府计划定价和市场自主定价的价格双轨制，并逐步从计划定价向市场定价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现计划失控、市场不灵的状况。此后，有识之士都在寻找市场化定价的路径和方法。 田源考察美国期货市场。198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田源先生访问纽约商业交易所（以下简称NYMEX），他了解到石油危机发生后，石油价格上下波动剧烈，搞了石油期货，就有了风险管理工具，相关企业便能够在石油价格上涨和下跌过程中保护自己。那时国内一些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价格不断波动，波动幅度还很大，比如玉米，价格涨了，城里人受不了，价格跌了，农民受不了。他当时就考虑期货既然能够转移价格波动风险，是不是可以把它带到中国去（田源，《做人，做事，做事业--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序》，郭晓利著，《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3月）。田源先生后来成为我国期货市场主要创始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期货之父”。 郑元亨调研伦敦期货市场。为了配合进出口贸易，我国的企业参与国际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是比较早的，如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以及后来的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有色总公司）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1987年10月，作为有色总公司深圳联合公司下属贸易公司总经理，郑元亨先生带着“办一个东方有色金属交易所”的梦想，第一次来到伦敦金属交易所（以下简称LME）学习（郑元亨，“自下而上”的期货交易所创办探索，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当时，他在笔记本上留下这样一首小诗，“小小交易厅，围座经纪人。口喊手比划，生意即做成。价格传世界，管理极严明。期货风险高，操作要小心。”郑元亨先生后来成为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朱玉辰研究美国期货市场。1987年，还在读研究生的朱玉辰先生发表《建立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初探》，尝试性探讨我国是否有必要建立期货市场，建立什么样的期货市场，这个期货市场怎样运行。他认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期货市场在组织商品流通，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滋生着投机、冒险，可以肯定，这种期货市场对于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期货市场是在实际商品的远期交货合同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有可能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期货市场的初级形式，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摒弃投机、有积极意义的期货市场（朱玉辰，《建立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初探》，《财贸经济》，1987年04期）。因为这篇文章，朱玉辰先生不仅成为我国的第一个期货硕士，后来还成为我国期货市场的创建者之一。 郭晓利找到日本期货市场。历史总是充满了偶合。还是在1987年的秋天，此时从1982年公派留学日本的我正在读研究生，为寻找一个国家急需却还没有国人在做的行业，而奔走在日本各行各业的企业机构。《日本经济新闻》一则招聘“先物外务员”的广告把我吸引到了东京，有幸现场聆听了日本市况研究所所长岩井厳先生关于黄金期货的演讲，当得知期货市场不仅能够发现商品的价格，还能够转移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时，真是激动不已，这不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吗？1988年3月毕业后，就在东京做期货，开启了我的期货报国之路（郭晓利，《我在日本做期货》，《中国期货》创刊号，1994年3月）。这使我成为第一位在日本做期货的中国人，也使我有机会回国后和田源先生、朱玉辰先生成为同事，为中国期货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尽绵薄之力。 （二）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 田源领导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田源先生考察美国期货市场回国以后，开始了建立期货市场的探索，“1987年下半年，根据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日益加剧，需要通过发展期货加以回避风险的需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提出了研究发展中国期货市场的设想及研究工作计划，1987年12月14日，国务院领导同志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报的关于期货市场研究的计划，写信给中心主任马洪同志，要求组织几位同志研究下国外的期货制度，运用于中国的实践，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1988年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设立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以下简称期货小组）。”（田源著，《中国期货市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11月）。期货小组由田源任组长、杜岩任副组长、常清为秘书长，朱玉辰等为核心成员，1988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座谈会，同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期货市场工作座谈会。1989年1月，期货小组形成《关于结合国情试办期货市场的研究报告》并上报国务院，李鹏总理批示“同意试点，但结合中国国情制定方案”。同年10月，商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等部委联合向国务院上报《关于试办粮食中央批发市场的报告》，申请在郑州试办粮食批发市场，但却迟迟没有批下来。 田源讲述国务院领导最后决策。1990年5月，李鹏总理主持国务院关于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组长的田源先生参加会议，他在发言时说，现在经济体制不一样了，我们需要研究新办法来治理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主要反映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方面，我们要想办法让物价比较平稳，就需要找到一种机制来帮助治理通货膨胀。国外利用期货市场转移价格波动风险，非常成功，美国的农产品价格较为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CBOT）大量的期货交易来实现的。李鹏总理听了发言后说，对，这个主意好，中国宋代就有期货，王安石搞青苗法就是一种期货，期货能保证农民利益，庄稼还种在地里，粮食就已经卖出去了，这个办法好，我看可以试一试。中国期货市场的试点就这样定下来了（田源，《做人，做事，做事业--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序，郭晓利著，《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3月）。1990年7月，国务院发布［1990］46号文件，批转商业部等八部门关于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报告，同年10月1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作为我国首个期货交易试点市场开业，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建设迈出第一步。 （三）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特点 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第一个特点，“政府推动”。价格理论与实践和期货研究专家童宛生教授指出，“价格改革是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没有价格改革，中国就不可能产生期货市场。”（童宛生，《难忘的期货岁月—谈价格改革与期货发展》，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在价格改革实行价格双轨制条件下，在推动由计划定价向市场定价过度的过程中，建立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国家部委研究、推动，最后国务院批准的。没有政府的强劲推动，就没有可能在当时半市场化的状况下建立期货市场。政府推动成为后来各地建立期货市场的范本，只是推动和批准由国务院变成了国家部委以及各级地方政府。政府推动的动力源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利用期货市场解决商品价格市场化定价问题。如上海金属交易所是由物资部主导推动建立的，原上海期货交易所理事长王立华曾经讲述这个过程，1992年初，物资部联合上海市政府一起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试办上海有色金属交易所的请示》，当时有些部委不同意合同自由转让，不同意计划内有色金属进入交易所交易，而国务院的批准需要每一个相关部委认可才行，柳随年部长觉得这样下去决定的时间太长，当即决定不等了，他给时任上海市市长黄菊打电话，商定由物资部和上海市政府两家共同筹建这个交易所。1992年5月28日，上海金属交易所在物资部、上海市政府的全力组织和支持下正式挂牌成立了（王立华，《从物资部到上海期货交易所》，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大连商品交易所是由大连市政府推动建立的，1992年，大连市政府批复文件要求，大连市体改委、商业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粮食局、物资局、经济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等单位组成期货交易所筹建小组，1993年11月18日，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成立（姜丽华，《繁荣之后忆往昔—大连商品交易所成立记》，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 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第二个特点，条件不具备的“早产儿”。面对期货市场试点后一哄而起的状况，1993年1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政策法规司李剑阁先生（后来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指出，期货市场具有巨大的投机性和风险性，因此，要让期货市场兴利除弊，就必须根据国际惯例，建立以下一些必要的条件：制定全国统一的期货交易法，建立直属国务院的、统一的期货交易监管机构和期货从业人员的自律性组织，期货交易必须建立在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基础之上，必须制定充分合理的交易条例、会计准则和结算制度，必须拥有完善的通信系统、高效的报价服务系统、充分的运输和仓储系统等。“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和法律状况来说，这些条件还很不具备。一般来说，这些条件有的可以在建立期货市场的实践中逐步创立，有的则必须在建立期货市场之前就确立的。对于这种高风险的行业，决不能仓促上马，带病运转，否则后果可能凶多吉少”，“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要发展期货市场，必须形成自由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必须以一个健全的现货市场为基础。在主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双轨价格并存、行政定价还占相当比重的情况下，现货市场远未发育。而没有一个健全的现货市场，是不可能建立起期货市场的。当然，这几年价格改革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在各个方面包括价格形成机制方面，离建立期货市场所必备的基本条件，还有一定的差距。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也是建立期货市场的先决条件，而这方面的工作至今尚属空白”，“建议加快期货市场建立的前期工作，切忌在条件不具备时就匆忙建立期货市场，这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期货市场。”（李剑阁，《关于期货市场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93年1月22日）。这就是我国期货市场“早产儿”论的由来，“早产儿”论直接影响我国期货市场试点出现问题后政府采取的清理整顿措施，对我国期货市场的未来影响深远。 （四）早期美国期货市场功能作用与质疑 国内对早期美国期货市场功能作用研究。朱玉辰先生在《建立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初探》中，研究了美国当时和早期的期货市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期货市场在组织商品流通，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滋生着投机、冒险。它是金融资本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非生产性资本繁殖的工具，投机商不关心商品的实际交收，感兴趣的是从买空卖空中渔利，他们把标准化期货合同变成赌博的筹码，商品交易所变成了“希图以非生产方法繁殖的资本的主要投资市场”。这一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因而他们对期货市场的评价毁誉参半。可以肯定，这种期货市场对于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是格格不入的。他这样描述早期美国期货市场的功能作用，“期货市场是在实际商品的远期交货合同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早期的期货市场是通过商品交易所，以期货合约的方式交收现货商品，从事期货交易的大部分成员是商品供应者、实际用户和贸易商。他们利用商品交易所寻找交易对手，待合约期满时双方以现货交收来了结交易。那时的商品交易所主要是便于经营该商品的商人和用户确定商品的来源和成本，使他们能提前安排生产、运输、储存和推销。无疑这种期货市场不带有投机色彩，对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可见期货市场与投机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有可能借鉴资本主义期货市场的初级形式，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摒弃投机、有积极意义的期货市场。”（朱玉辰，《建立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初探》，《财贸经济》，1987年04期）。 美国期货市场起源于芝加哥商会。美国的期货交易所起源于商会，商会是个现货商组织，作为美国第九个商会的芝加哥商会（CHICAGO BOARD OF TRADE，CBOT），在1848年4月3日，由83个商人在芝加哥南水街105号盖奇﹒海恩斯（Gage Haines）面粉仓库上面的怀廷（W.L.Whiting）办公室自发组织的。从后来的实践看，商会的成立推动了芝加哥的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了现货行业标准，推行了行业自律管理，提高了信用程度，促进了贸易的规范和快速增长，加快了市场发育与成熟的进程，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当然，这83位商人也不是一般人，在1836年至1860年间，芝加哥最早的20位市长中就有6位来自芝加哥商会这83位发起人。1851年3月13日，达成第一份玉米远期合约，商人们开始了远期合同的买卖，远期合同可以转让，逐步形成了中远期交易市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原副总裁威廉﹒格罗斯曼和作为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的常清先生指出，“芝加哥交易所（CBOT）刚成立时，既不是一个现货市场，也不是一个远期市场，更不是一个期货市场，仅仅是为促进芝加哥工商业的发展而自然形成的一个商会。这也正是其创立者们在当初命名时并没有直接使用交易所，而是用了一个商会或贸易管理局名称的原因。”（威廉﹒格罗斯曼、常清著，《期货市场的理论政策与管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 美国南北战争催生了期货市场，缩短了中远期交易时期。美国的南北战争激发了交易商采用各种形式的远期合约的投机活动，战争之前，流通的仓单数量与未结算的合约数量之间总是存在直接关系；战争期间，北部联军需要饲养马匹的燕麦以及诺斯兄弟等士兵需要的猪肉，导致远期交割的合约中存在大量投机性的买空交易。燕麦提供了第一个大量的投机机会，1862年，燕麦价格从每蒲式耳16美分跳至43.5美分，1863年3月31日，谷物仓单增加到4，688，722蒲式耳，10月31日，燕麦价格陡升至72美分。可以说，美国的南北战争催生了期货市场，缩短了中远期交易阶段的时期。1865年10月31日，形成最早的期货交易规则，推出标准化的期货合约交易，成为世界上第一家期货交易所，这就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以下简称CBOT）的由来（［美］威廉﹒法龙（William.D.Fallon），王学勤译，《市场的缔造者--芝加哥期货交易所150周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 芝加哥商会（CBOT）的早期定位是服务现货市场，随着现货市场成熟而发生变化。商会推动了美国现货市场的完善，在按照市场规律有序解决现货市场问题过程中，作为商会成员的现货相关企业既主导现货市场，又主导中远期市场，同时也是期货市场的组织者、参与者和规则制定者，商会成员的主导作用保证了三个市场一脉相承、紧密相连、密不可分。早期CBOT的定位完全是立足现货服务现货，推出中远期交易以及标准化合约交易是为了完善现货市场，更好地服务现货，使大家能够更好地做生意。1995年，我曾到芝加哥访问，时任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美国公司总裁张杭博士介绍早期的美国期货市场时说，100多年前CBOT最大的部门是运输部，有100多位员工，主要负责在各个集散地采集货源信息和运输能力信息，这也充分说明了CBOT与时俱进服务现货的做法。威廉﹒格罗斯曼和常清指出，“早期的期货市场主要是远期合约的签订和转让，目的是实买实卖，功能是稳定产销关系。现代期货市场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主要功能在于回避价格风险和发现真实的价格。”（威廉﹒格罗斯曼、常清著，《期货市场的理论政策与管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现货市场发育成熟了，期货市场的定位也发生了转变，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成熟期货市场作为风险管理市场的定位。 对早期美国期货市场的质疑。因为早期美国期货市场主要依靠自律管理，市场操纵事件频出，对市场功能作用的质疑时常出现，通过国会推动立法规范市场或是禁止期货交易的情况很多。例如，因为农产品价格的巨大波动使得农民遭受了重大损失，19世界90年代发生了Populist Revolt，这些以农庄运动为代表的农民认为，CBOT应该对商品价格的波动负责，正是这些价格波动，经常使农民无法获得合理的农产品价格，由于农民运动的原因，美国国会自19世纪80年代起开始致力于期货领域的立法，在1880-1920年，美国国会提议了200多项法案以规范期货和期权交易。在1891-1892年，有好几个法案试图禁止期货交易，从这几个法案中有演化出《哈奇法案》（Hatch Bill），该法案建议对所有谷物和棉花期货交易征收禁止性税项，最终没有获得通过。在1908年，在美国第60届国会（1908-1909年）上，一共提交了25项旨在禁止期货交易的法案。1909年，国会又试图对投机商号征税，但没有成功。在第61届国会又提出了7个类似法案，第62届国会上则有42个。1910年，美国国会举行了针对一项要求取消在交易所进行期货交易法案的听证会，在听证中，CBOT和其他几家交易所成功地阻止了该项法案的通过。交易所在听证中着重引用了最高法院在反投机商号案中的裁决，在该案中，霍姆斯（Holmes）大法官接受了期货交易的概念。为了回应众议院的决议，1908年出版了一份有关棉花交易所的报告，这份报告促成了1914年《棉花期货法》的颁布，该法案没有对棉花期货进行大范围的规范，但建立了联邦棉花质量等级标准和商业分级定价体系。其他的立法还包括《谷物质量等级法》和《仓储法》等，都试图对期货合约相关商品的交割和储存进行规范（杰瑞﹒W．马卡姆著，大连商品交易所翻译组译，《商品期货交易及其监管历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6月）。 （五）对我国期货市场作用的预期与质疑 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我国的实践看，建立期货市场条件的成熟是相对的。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研究报告指出，“回顾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期货市场，大多出现在19世纪中期，当时这些国家的现货市场发展水平并未达到十分发达的程度，市场经济也在逐步完善，其相关条件，如金融服务、仓储设施、交通条件、风险控制体系、交易者素质、相关法规等并不完全具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期货市场也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条件的成熟有时是相对的。”（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中国期货业协会编著，《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4月）。 从美国期货市场的产生看，美国商会在推动现货市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组织交易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期货交易所的实践表明，建设期货市场的条件是相对的，是逐步具备的。从我国设立期货市场的条件看，期货小组指出，“在期货市场产生的初期，并不一定要有这样高级现代化的设施，而只需要一些初级的基本条件。主要包括：相对发展的现货市场和交易自由、价格放开的期货贸易；相当数量可供交易的商品；相当数量的期货交易者，包括投机者；足够的仓储运输能力；必要的金融和会计系统；必要的通讯设备；相应的法律制度；政府和期货市场内部的有效管理；行政力量对期货正常交易不得干涉等。应当看到，在现在的中国，同400多年前的比利时和英国，同200多年前的日本和100多年前的美国创办期货交易所时相比，无疑要好得多”，“在我国试办期货市场具备以下可能条件，包括现货市场、上市品种、市场交易者、设施条件、法律制度条件”（田源主编，《期货市场》，改革出版社，1989年6月）。 从我国发展实践和改革开放看，很多时候条件是干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诸多历史性事件，都可以说是“早产儿”，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鲜有等到大家都认为条件成熟才去做的，这体现了改革者的远见、勇气和担当。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但这些做法与当时的法律是相违背的。从美国和我国期货市场建立的条件比较看，美国期货市场的产生和我国期货市场的建立，最大的不同在于市场化程度的差异，美国是完全市场化的，我国是半市场化的，我国的期货市场是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在主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双轨价格并存、行政定价还占相当比重的情况下，在商品价格、商品流通、商品运输等存在计划内和计划外的条件下，也就是在没有完全市场化、存在政府管制的条件下，或是说我们在半市场化的条件下，由政府推动开始了期货交易的探索。 从“早产儿”论和期货小组对建立期货市场条件的分析看，关键的争论在于两点，其中最主要的是自由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问题，前者认为要发展期货市场，必须形成自由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这几年价格改革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离建立期货市场所必备的基本条件，还有一定的差距；而后者认为开展期货交易最重要的初级基本条件是相对发展的现货市场和交易自由、价格放开的期货贸易，每年1000多亿斤的商品粮总量中，约有50%左右依靠政府调节，另外50%左右依靠市场调节，对部分已经放开的商品通过期货交易机制形成自由的市场价格，逐步推动商品整体定价的市场化（田源主编，《期货市场》，改革出版社，1989年6月），将我国期货市场称为“早产儿”，也强调的是在半市场化的条件下建立的期货市场。 另一个是法律法规问题，前者认为，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也是建立期货市场的先决条件，而这方面的工作至今尚属空白；而后者认为，期货市场所必须的法律制度，是根据需要制定出来并逐渐完善的，目前世界期货市场已形成一套成熟完整的法律制度，我国作为后来者可以拿来借鉴。从世界期货市场产生的历史看，早期的市场多是边建设边发展边立法，新兴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多是先立法后建设。借鉴成熟市场法律制度是后来者的优势，但如果在新兴加转轨的市场照搬成熟市场的法律制度也会出问题，这为后来我国期货市场的曲折经历所证明。按照市场规律，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是不断推进的，期货市场理应随着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进程而实现健康成长。由于对“早产儿”的概念和内涵认识不清，导致对期货市场的认识出现偏差，当期货市场试点出现乱象时，便认为我国发展期货市场时机不成熟，“下猛药”进行清理整顿，将企业和金融机构驱赶出期货市场，而不是采取疏导的措施，这些做法持续影响着后来的期货市场。 期货小组对试办期货市场作用预期。对于试办期货市场的预期效应，期货小组是这样分析的，“在我国建立期货市场的预期效应，应区别试办期预期效应、发展期预期效应和完善期的预期效应。如果把发展期和完善期的期货市场预期效应，当作试办期的期货市场的预期效应，就会脱离实际，期望过高，一旦达不到过高的期望，就会反过来否定试办的成果和意义，动摇试办的决心。反过来，如果仅仅把试办期的预期效应，当成发展期和完善期的预期效应，也会过低要求期货市场的作用，或导致办期货市场无多大意义的结论，不利于期货市场的发展。”对于试办期的期货市场，应该抱有一种什么样的预期效应，期货小组指出，试办期货市场，是流通改革进入新阶段的一个推动力，将会为我国市场体系填补一个空白，提供一个局部改革小配套的尝试，可能为改革与治理相结合提供经验，探索解决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中老大难问题的新途径，可以促进现货市场和期货贸易的发展，实现“一个发展，两个改造”，即大力发展有保障的远期合同，引入期货交易机制，改造远期合同，改造部分批发市场、贸易中心（田源主编，《期货市场》，改革出版社，1989年6月）。关于一般期货交易市场的历史作用，期货小组认为各个时期、各种期货市场不同，在经济上发挥的功能也不同，期货市场能够减缓农产品价格波动，抑制农产品价格蛛网状波动扩张；有利于商流和物流适当分离，节约社会劳动和资金占用；有利于开展合理竞争，建立市场秩序；能够引发投资，繁荣当地和周边地区经济（田源主编，《期货市场》，改革出版社，1989年）。 期货小组秘书长常清先生指出，试办期货市场，将有助于我们解决面临的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进而建立起农产品生产和流通良性循环的机制。第一，期货市场通过合同的签订与买卖，可以使生产者按合同生产来减少风险。第二，期货市场的集中性和公开化原则，使分散在各地的供求集中，公开竞争，消除了各地垄断者操纵物价的弊端。在商品经济活动中，由于季节和 地域造成的价格波动，通过期货市场能予以解决，使价格波幅大大缩小。第三，期货市场是高度组织的常设的公开市场，它能集中大量供求，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形成公正的价格，因此，使市场透明度大大提高。第四，由于期货合同的签订和买卖，使生产者和经营者在生产周期开始之前就知道未来的供求和价格情况，进行合理预测，以调节生产经营，这使生产者和经营者大大减少了生产经营的盲目性。第五，期货市场的建立，有利于建立新的商品经济秩序。第六，期货市场的建立，使我们不仅靠完善现货市场，而且用期货市场来组织农产品流通，在此条件下，推进农产品计划、价格、流通的改革（常清，《试办农产品期货市场的设想》，《改革》，1988年第5期）。 对作为第一家期货市场试点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当地政府对其定位和作用给予厚望。在1990年10月12日，时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李长春同志在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典礼上指出，“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商业部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开办的第一个有组织、有限制、规范化的粮食批发市场。它的建立，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尝试，对于我们加强宏观调控，培育完善市场机制，合理开发和配置粮食资源，调节供求，稳定粮价，指导生产、引导消费，以及加强国际经济交流都有重要意义。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目前从事现货批发交易，包括远期合同，待条件成熟，逐步向期货市场过渡。”（李长春著，《中原大地奋进曲—20世纪90年代振兴河南的探索与实践（上册）》，人民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 对期货市场功能作用出现质疑。期货市场建立以后，对当时的期货市场功能作用不同的看法就开始出现。1994年1月，石雨在《人民日报》发表《必须严格规范期货市场》指出，应恰当估价期货市场的作用和地位，“期货市场的主要作用是发现价格回避风险。事实上，期货市场能够覆盖的商品不过一二十种，那些价格更不确定、市场风险更加大的制成品交易，市场机制一样起着很好的配置作用；在那些期货市场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有些同志误以为期货市场可以稳定商品价格（其实价格的不确定性正是期货市场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可以解决农副产品的供求波动问题。把期货市场的作用夸大到这样一种不适当的程度，必然会在政策上产生偏差，在实践中带来消极后果”（石雨，《必须严格规范期货市场》，人民日报，1994年1月28日）。 在现货市场不发达、不规范的情况下，我国期货市场的建立极大地带动了现货市场的市场化、标准化、规范化程度的提升，推动了现货市场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我国期货市场后来的发展实践证明，期货市场在发现价格指导生产经营，在套期保值规避经营风险，在服务“三农”和推动产业发展，在促进产业市场化、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以及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期货市场这些积极作用，因为品种的不同，产业成熟度的不同，发挥作用的大小和影响力也有所不同。但是，认为期货市场的作用是万能的，能解决所有问题，把过多的重担压在期货市场身上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期货市场难以承受的，不恰当的定位期货市场，反而会影响期货市场的发育和发展。美国早期期货市场对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通过商会实现的，显然，我们在筹建期货市场时，对期货市场的期望值是过高的，超出了期货市场所应有的作用，当时那么认为可能有助于下决心开展期货市场试点，当试点期货市场出现了问题，对期货市场的作用出现质疑也是正常的，对美国期货市场的质疑也存在了上百年。因此，深刻理解和认识期货市场在国家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定位和作用，回归和遵循市场规律，准确定位期货市场，客观评价期货市场的功能作用，对指导今后的期货市场建设和发展仍具有现实意义。 充分肯定我国期货市场创建者。期货市场试点初期，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突出体现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相连接的实物交割环节。铁路车皮是有计划的，铁路按照计划内各种商品指标安排运输计划，计划外的粮食没有铁路车皮计划指标的，没有铁路运输就难以把粮食从产地运送到交割仓库或是从交割仓库运送到消费地。为了解决实物交割环节的运输问题，郑州商品交易所在准备开展期货交易时曾请省领导支持，1993年5月24日，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期货交易准备工作情况和开业安排报告上批示，“请郑州（铁路）局张局长过问一下运输问题，要重点保证。”（李长春著，《中原大地奋进曲—20世纪90年代振兴河南的探索与实践（上册）》，人民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 期货市场的创建者们以改革者的担当和智慧，以解决价格市场化问题为突破口，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和有关部委、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在很多人认为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在市场没有完全放开的价格双轨制条件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绕过了无数障碍，建立了新中国的期货市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世界经济和期货市场发展史上的奇迹。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还不知道为了条件具不具备、成熟不成熟的问题争论到什么时候。对我国期货市场的拓荒者，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这样肯定，没有当时期货市场开拓者、播种者“大胆试”的冲劲和闯劲，期货市场不知道要推后多少年才能在中国建立起来（姜洋，《发现价格：期货和金融衍生品》，中信出版社，2018年9月）。回顾中国期货市场30年的发展历程，姜洋认为，一定要客观、历史、辩证地看问题，要感谢中国期货市场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勇立潮头、开拓创新。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对中国期货市场都是宝贵财富，他们给后继者继续建设发展期货市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帮助后继者认识了成熟市场经验和中国特色（曲德辉，《“中国特色”监管者姜洋20年的期货亲历！感悟、感想的浓郁“表白”》，《期货日报》，2018年12月20日）。我国期货市场创建者们的初心和使命是需要历代期货人继承和发扬的。
央视新闻消息，6月1日起，海关总署牵头启动我国首次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一共设立五大类27项核心量化指标和地方落实主体责任等8项辅助考核指标。核心量化指标主要评估综合保税区的发展规模和质量效益，以及开发利用、辐射服务和业务创新，辅助考核指标以加分激励和减分约束突出对落实主体责任、运营管理、激励业务创新的评估。 评估将在9月底结束。对连续两年评估结果在分地区排名且全国排名后5位的，将按规定启动退出程序。 (原题为《我国首次开展综保区绩效评估》)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郭晓利（原郑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 我国期货市场需要再认识、再定位、再发展 2020年，是我国期货市场诞生30周年。1990年10月1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作为我国首家期货交易试点市场开业，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建设从1988年开始的筹建正式走向落地运营。我是从1988年开始在日本做期货的，作为我国从业时间最长的期货老兵和有幸曾经任职郑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的我，在期货市场建立30周年的历史性关键节点，回顾创建期货市场这一难忘的历史性事件，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现货市场特征和期货市场发展规律角度，分析我国期货市场建立的特点和走过的30年历程，研究我国与国际期货市场从建立到发展的异同，理解中国特色期货市场发展道路和治理方式，探讨我国期货市场再认识、再定位、再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期货市场是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为解决市场定价问题，由政府直接推动建立的。在当时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情况下，很多人认为建立期货市场的条件并不成熟，将试点期货市场比作“早产儿”。“政府推动”和“早产儿”成为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两大特点。从历史和发展角度看，没有上个世纪80年代的价格改革，就没有新中国的期货市场，价格改革是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在市场化条件不很成熟的价格双轨制情况下，开创者们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建立了期货市场，没有他们创造性的努力，新中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有期货市场，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期货市场创建者们的历史性贡献。我国期货市场的建立是世界经济发展史和世界期货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大办期货交易所的热潮，一年多时间出现了数十家期货交易所。市场化的条件不足，法律法规及监管的缺失，各级政府驱动办交易所的一哄而起，很快就暴露出很多问题，给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冲击和影响。由此这会各界对期货市场功能作用的客观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起初给予了过高的期待，出现问题后又产生了过多的质疑，尽管市场从来就不是完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进行了两次清理整顿，对期货市场严格规范。清理整顿和严格规范使得期货市场保存和发展，是完全必要的，实现了期货市场的“一个净化”，但也留下了后遗症，就是期货市场“两个弱化，一个强化”，即弱化了期货同现货、同金融的联系，强化了散户化市场特征，持续影响着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 美国期货市场是从商会开始的，在现货交易、中远期交易基础上，开展标准化合约的期货交易，美国早期的期货市场同样乱象丛生，风险和市场操纵事件不断，他们采取了自律管理和国家立法相结合的办法，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解决了规范和信用问题。市场管理既要讲政治，也要讲科学，还要讲艺术，从而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避免遇事一刀切的简单粗暴，把握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行政干预尺度和遵循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平衡，防止过度干预和市场失灵。以1999年《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出台为标志，期货市场进入规范发展新阶段，在强大的现货市场基础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在期货行业的努力下，实现了近2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走出了中国特色期货市场发展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堪称世界期货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现货市场还存在着一些体现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突出问题，因为期货市场产生的两个特点、历经两次清理整顿的后遗症和现货市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我国期货市场与现货企业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诸多矛盾。在我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今天，需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既要坚定信心，充分肯定发展成绩，又要冷静客观，直面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站在新时代新起点，我国期货市场需要再认识、再定位、再发展。 期货市场的再认识，需要我们客观认识我国建立和发展期货市场的环境和条件，两次清理整顿给期货市场带来的深刻影响，期货市场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存在的不足，我们既拥有世界最大的交易量，也是世界最大的散户市场；需要我们客观认识期货市场发展规律与功能作用，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期货市场的重要性，建设多层次期货市场体系的重要性，增强国际定价话语权的重要性；期货市场的再定位，需要我们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客观准确定位期货市场；期货市场的再发展，需要我们提高站位，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敬畏市场、遵循规律，推动现货期货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解决；需要我们从根本上为期货市场补上现货市场这一课，补上缺少金融机构参与这一课，增强企业和金融机构在期货市场参与者结构中的比重和定价中的话语权；需要我们改进市场管理，优化市场结构，发展场外市场和中远期市场，培育综合交易服务商，提高市场运行质量；需要我们创新性推进期货市场存量改革与增量创新，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改革开放再出发做出新贡献，创造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新奇迹。 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第一个特点，“政府推动”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必须改革过份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我国开始实行政府计划定价和市场自主定价的价格双轨制，并逐步从计划定价向市场定价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现计划失控、市场不灵的状况。 为此，有识之士都在寻找市场化定价的路径和方法。198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田源先生在访问纽约商业交易所后，认为可以借鉴国外发展期货市场的经验，解决农产品价格波动日益加剧的回避风险需要，由此提出了研究发展中国期货市场的设想及研究工作计划。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1988年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设立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以下简称期货小组），田源先生任组长。1988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各类批发贸易市场，探索期货交易”。1989年1月，期货小组形成《关于结合国情试办期货市场的研究报告》，李鹏总理批示“同意试点，但结合中国国情制定方案”。1989年10月，商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等部委联合向国务院上报《关于试办粮食中央批发市场的报告》，申请在郑州试办粮食批发市场。1990年7月，国务院发布［1990］46号文件，批转商业部等八部门关于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报告，同年10月1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作为我国首个期货交易试点市场开业，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建设迈出了第一步。1992年5月28日，由国家物资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筹建的上海金属交易所开业，1993年11月18日，由大连市政府支持建立的大连商品交易所开业。“政府推动”是我国期货市场建立的第一个特点。 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第二个特点，半市场化条件下的“早产儿” 政府有关部门人士认为当时我国建立期货市场的条件不成熟，指出期货市场具有巨大的投机性和风险性，因此，要在期货市场建设中兴利除弊，就必须根据国际惯例，创造以下一些必要的条件：制定全国统一的期货交易法，建立直属国务院的、统一的期货交易监管机构和期货从业人员的自律性组织，期货交易必须建立在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基础之上，必须制定充分合理的交易条例、会计准则和结算制度，必须拥有完善的通信系统、高效的报价服务系统、充分的运输和仓储系统等，就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法律状况来说，这些条件还很不具备。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要发展期货市场，必须形成自由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必须以一个较为健全的现货市场为基础。在主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双轨价格并存、行政定价还占相当比重的情况下，现货市场发育远未成熟。而没有一个较为健全的现货市场，是不可能建立起期货市场的。当然，这几年价格改革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在各个方面包括价格形成机制方面，离建立期货市场所必备的基本条件，还有一定的差距。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也是建立期货市场的先决条件，而这方面的工作至今尚属空白，这就是我国期货市场“早产儿”论的由来，“早产儿”论直接影响我国期货市场试点出现问题后政府采取的清理整顿措施，对我国期货市场的未来影响深远。 半市场化的现货市场和计划管理是“早产儿”的主要特征 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我国的实践看，建立期货市场条件的成熟是相对的。从美国期货市场的产生看，美国商会在推动现货市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组织交易的过程中，逐步推动现货市场发展成为期货交易所的实践表明，建设期货市场的条件是相对的，是逐步具备的。从我国设立期货市场的条件看，期货小组指出在期货市场产生的初期，只需要一些初级的基本条件，主要包括：相对发展的现货市场和交易自由、价格放开的期货贸易，相当数量可供交易的商品，相当数量的期货交易者，足够的仓储运输能力，必要的金融和会计系统，必要的通讯设备，相应的法律制度，政府和期货市场内部的有效管理，行政力量对期货正常交易不予干涉等。从现货市场及相关基础设施看，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同400多年前的比利时和英国，同200多年前的日本和100多年前的美国创办早期的期货市场时相比，无疑要好得多。从我国发展实践和改革开放看，很多时候条件是干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诸多历史性事件，都可以说是“早产儿”，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鲜有等到大家都认为条件成熟才去做的，这体现了改革者的远见、勇气和担当。 从美国和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条件比较看，美国期货市场的产生和我国期货市场的建立，最大的不同在于市场化程度的差异，美国是完全市场化的，我国是半市场化的，我国的期货市场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在主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双轨价格并存、行政定价还占相当比重的情况下，在商品价格、商品流通、商品仓储与运输等存在计划内和计划外管理的条件下，也就是在没有完全市场化、存在政府管制的条件下，或是说我们在半市场化的条件下，由政府推动开始了期货交易的探索。由于对“早产儿”的概念和内涵认识不清，导致对期货市场的认识出现偏差，当期货市场试点出现乱象时，便认为我国发展期货市场时机不成熟，“下猛药”进行清理整顿，将企业和金融机构驱赶出期货市场，而不是采取疏导的措施，这些做法的后遗症持续影响着后来的期货市场。 我国期货市场清理整顿的效果及后遗症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春风掀起兴办交易所热潮，在各级政府推动下，一哄而起办了几十家交易所，法律法规及监管缺失，半市场化条件下的政企不分，导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引发对期货市场的两次清理整顿，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出台，将清理整顿的成果法规化，期货市场进入规范发展阶段。从期货市场筹建、到清理整顿、到规范发展，直到今天，对期货市场作用的认识始终是个绕不开的问题，当初筹建时对期货市场作用给予了过高的期待，出现了问题又对期货市场的作用产生了质疑，缺少对期货市场功能作用和规律性的客观认识，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好。对期货市场“早产儿”的认识不清，对期货市场作用的认识产生摇摆，面对市场出现的问题，发展期货市场的时机尚不成熟便成为国家后来出台的相关政策的基调。 美国期货市场从商会起步，从现货、到中远期、再到期货市场，经历了自然发育的过程，期货市场的作用随着发育和发展也随之变化，但早期的期货市场乱象丛生，操纵市场事件频发，经过数十年的自律管理和立法监管，在发展中逐步规范了市场，提升了信用。我国采取限制发展的断然措施治理市场乱象，进行了两次清理整顿。清理整顿的效果和后遗症可以概括为“一个净化、两个弱化、一个强化”。“一个净化”，就是一刀切的“铁腕治理”，净化了市场，规范了秩序，看住了风险，在没有使用政府资金的情况下完成了行业的清理整顿，使期货市场成为“一潭清水”，保留了火种；“两个弱化”，就是治理乱象的“猛药”，严禁国有企业违规从事期货交易，严禁金融机构参与期货交易，严禁信贷资金、财政资金以任何形式流入期货市场，从根本上弱化了期货市场同现货、同金融的联系，给期货市场这个本来就是政府推动的“早产儿”的健康成长和功能作用发挥制造了障碍；“一个强化”，就是原本相对合理的期货市场参与者结构，在“两个弱化”的作用下，使得企业和金融机构离场，强化了我国期货市场以中小散户为主的市场参与者结构，强化了期货市场的散户化，深刻影响了我国期货市场的运行质量与功能作用。期货市场发展离不开现货市场基础，在现货市场本身不发达的情况下，“两个弱化、一个强化”进一步导致期货市场基础薄弱，缺少现货的根；期货市场作为衍生品市场，银行等金融机构本是重要的参与者和服务者，这样的措施切断了以衍生品为媒介的企业与银行的联系，也使银行等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的形成严重滞后于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拉大了与国际同行的差距；以中小散户为主的市场参与者结构，是我国期货市场成为世界上交易量最大的散户化市场，严重制约和影响期货市场功能作用的正常发挥。此外，清理整顿形成的过高“防火墙”、过紧“安全阀”，过于严格的监管法规和管理制度，加大了期货市场各环节管理和交易成本，至今影响着期货市场运行的质量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 我国期货市场取得的发展成就 在期货市场后清理整顿时代，两个国九条支持期货市场发展，两次修改条例，为期货市场创造了发展空间。在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具备强大现货市场基础的比较优势条件下，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在几代期货人的努力下，我国期货市场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有时我们期货人自嘲“给点儿阳光就灿烂”。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我国期货市场近30年来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和跨越式发展，树立了改革开放的市场化形象，成为全世界同行羡慕的对象，是世界期货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期货市场的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市场建设与发展方面，品种系列与衍生工具不断丰富，上市期货期权品种70多个，初步形成涵盖期货与期权、场内与场外、境内与境外的衍生品市场体系；市场规模稳步增长，已连续10年保持世界第一；市场运行质量逐步提高，投资者结构持续改善，期现结合程度不断紧密；二是在市场功能作用发挥方面，价格发现与风险管理功能初步得到认可，带动了现货市场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现代化发展，在服务“三农”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是在中国特色市场建设方面，探索出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期货市场管理制度，如具有中国特色的期货市场“五位一体”监管监管体系和安全保障制度，具有代表性的品种上市管理制度，“一户一码”制度，保证金管理与监控制度，“三板”强制减仓制度等；四是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期货交易所作为市场组织者和行业龙头，通过“千村万户”、“千厂万企”、“产业大会”、“保险+期货”等多种形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适应国情服务“三农”和产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期货市场在市场运行质量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上同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个差距的存在，与我国经济所处发展阶段相关，与我国期货市场从产生到清理整顿、到规范发展的历程相关。 我国现货市场存在的突出痛点和问题 目前，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大宗商品领域具有这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明显特征，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和矛盾十分突出，现货市场依然存在“五个方面突出问题”，即货物仓储安全问题、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企业对手方信用风险问题、企业缺少衍生工具问题，以及企业缺少国内国际市场定价话语权问题。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间还比较短，从1978年到2020年，是改革开放42周年，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28年，我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是存在仓储安全问题、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对手方信用风险问题的主要原因，跳过中远期阶段、场外市场发展滞后以及期货市场清理整顿的后遗症、对外开放程度不足等则是缺少衍生工具和企业定价话语权问题的主要原因。 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美国，市场秩序同样混乱，仓储行业的信用程度也很差，仓储欺诈事件时有出现，1872年依阿华粮库的一场大火暴露了十九世纪70年代初伊利诺伊州颁布的仓库法形同虚设。即便是到了二十世纪60年代，美国仓库的欺诈行为依然存在，美国现代金融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金融丑闻之一的16亿磅色拉油神秘失踪案件就发生在1963年，此时距1914年美国国会通过《仓储法》，已经过去了近50年。我国大宗商品领域存在的这些矛盾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出现了很多风险事件，如“上海钢贸事件”，“青岛港事件”，给相关产业和金融机构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一年遭蛇咬，十年怕井绳”，银行至今很少敢对大宗商品进行货物抵押贷款，导致大宗商品领域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极其突出，不解决大宗商品的仓储安全问题，银行就不能够放心地把资金贷给企业；不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不解决对手方信用风险问题，企业间就不能够放心交易；不解决衍生工具缺乏的问题，企业就没有办法规避经营的风险，解决不了个性化的保值避险的需求。因此，作为大宗商品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大国，这些矛盾和问题不能够及时解决，严重制约我国产业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发展，严重影响我国相关产业和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严重拖累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争夺国际定价话语权。在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抓紧推动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尤为重要和迫切。 我国期货市场服务产业企业存在六个方面的突出矛盾 当前，我国期货市场供给与现货企业需求之间存在着“六个方面突出矛盾”，一是，现货企业经营连续性与套期保值只能选择期货市场几个活跃合约之间的矛盾。我国期货市场存在特有的1、5、9合约活跃现象，这与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历程和散户化的市场参与者结构相关。英国的期货合约设置贴近现货，形成了日合约、周合约、月合约组成的合约设置体系，做到了天天交易，日日交割。我国借鉴了美国按月设置期货合约的制度，但美国期货市场活跃合约是连续的，我国几家交易所已通过引入做市商制度着手推动解决这个问题；二是，现货企业对近月合约的套期保值需求与期货市场期货合约活跃月份较远之间的矛盾。我国期货市场活跃合约较远，与美国、英国市场差别较大，难以满足企业套期保值需求。我国期货市场也曾经是近月合约活跃，为防范临近交割月或交割月的逼仓弃仓风险而引入临近交割月梯度管理制度后，活跃合约从近月向远月转移，近年来改进临近交割月梯度管理制度后，活跃合约出现向近月平移的趋势，但尚需持续改进管理制度；三是，现货企业广泛的交割地域需求与期货市场有限的指定交割仓库地点之间的矛盾。英国交割仓库设置特点是数量众多，遍布世界，贴近终端用户。美国交割仓库设置特点是不同品种，不同制度，贴近现货，持续改进。我国期货交割仓库设置特点是相对集中，数量较少，覆盖不够广泛，需要我们解决仓库间升贴水问题和仓单串换问题，扩大交割仓库覆盖，增加交割仓库数量；四是，现货企业对期货市场较低交易交割成本的需求与期货市场过于严格的市场管理和风险控制导致成本较高之间的矛盾。美国期货市场交易交割制度是宽松的，英国期货市场企业交易成本是低的，我国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管理制度、交易交割管理制度、市场资金使用效率仍需要改进；五是，现货企业对个性化、非标服务需求与场外市场发展滞后、综合交易服务商缺位、期货中介机构不够强大之间的矛盾。 我国期货市场的标准化服务与企业的个性化需求存在差距，场外市场的发展也与企业的需求不匹配，作为提供个性化服务主力军的综合交易服务商刚刚起步，此外，我国期货中介行业发展不够强大，存在同质化竞争严重，盈利能力不足，资本金不强，缺少中坚力量等问题，但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南华期货、瑞达期货在A股市场的成功上市就是一个新的起点；六是，现货企业在国内期货市场定价权、国内期货市场在国际市场定价权与我国期货市场参与者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之间的矛盾。我国期货市场参与者是以中小散户为主的，近年改善明显，但仍差距很大。期货市场的参与者机构、市场流动性、价格有效性与定价权威性是密切相关的，期货市场参与者结构决定期货市场的定价权威性，企业市场参与度决定企业在市场上的定价话语权。形成国际定价中心需要两个条件，即现货基础条件和期货市场条件，我国具有坚实的现货基础条件，具备一定的期货市场条件。我国成为国际定价中心离不开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低，是导致国际定价话语权缺失的重要原因，需要立足国情和市场状况，持续推进对外开放。 这六个方面矛盾的存在，严重制约现货市场健康发展和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与作用，这既是从现货市场的角度对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期货市场的需求，也是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这最后的一公里，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实体企业参与期货市场就会受到制约，改善参与者结构就会困难，增强企业定价话语权和国际市场定价话语权就会受到影响，企业就难以得到应有的服务，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就会打折扣。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存在成因复杂，有的问题经过各方努力可以解决，有的问题可以部分解决，有的问题是在现有政策和条件下难以解决的。期货市场要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就需要不断完善市场自身建设，更好满足现货市场需求，在推动解决现货企业需求与期货市场服务的六大矛盾和现货市场存在的五大问题上有更多作为，更多的创新，更大的担当，同时也需要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 我国期货市场改革与发展对策建议 期货市场服务实体企业的六个突出矛盾的成因是复杂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我们对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要有清醒的认识。期货市场的完善需要按照市场规律循序渐进，难以运动式或是跨越式推动，要花很长的时间，需要足够的耐心。然而，今天我们面临的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国家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提出改革开放再出发，解决大宗商品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和期货市场服务企业的六个方面矛盾也是时不我待。因此，期货市场需要再认识、再定位、再发展，需要我们推动期货市场的供给侧改革，需要国家从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市场组织的落地实干有机结合。将期货市场存量改革和增量创新并举，建设期货市场多层次市场体系，在持续提升现有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同时，通过增量创新，建立新的改革试验田，有效推进大宗商品领域突出问题和期货市场服务实体企业矛盾的解决，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存量改革，持续提升市场运行质量，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更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功能作用。对存量市场进行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必须敬畏市场，持续稳步推进。在改革中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即需要在保持市场平稳运行的前提下，在有效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同时，根据市场发展状况和需求，将改革的力度和市场的承受程度很好地结合，在保持市场发展过程中，有序推进改革；需要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明确目标、措施、效果和实现时间，使市场运行质量的改善和服务实体经济效果的提升体现在具体行动；需要进一步调动期货交易所作为市场组织者的积极性，我国的交易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组织者，不仅肩负推动市场发展和一线监管的重任，同时又主动承担和履行众多社会责任，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监管部门应给予交易所更多空间、更大灵活性和更多政策支持，充分发挥交易所作为市场组织者的作用，充分发挥交易所服务实体经济的专业性和创造性。在存量改革过程中，还需要特别注意保护好我国期货市场良好的市场流动性，需要在保护好中小散户积极性的前提下，引进更多的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完善结构，改进制度，提升质量，增加企业定价话语权，推进市场对外开放。存量市场改革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推出新品种新工具与已上市品种并重，完善市场运行质量和功能效果评价机制；二是改进制度，解决问题，提升市场运行质量；三是全力改善市场结构，扩大企业参与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企业定价话语权；四是加快推进对外开放，增强期货市场国际定价影响力和话语权。 增量创新，推动我国期货市场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全方位服务实体经济。增量市场创新，可以大胆尝试，做好顶层设计。需要站在国家战略高度，摒弃部门利益，整合国家优势资源，通过建设多层次期货市场体系，建立新市场，树立新目标，探索新模式，采用新机制，开展新服务，需要避免“穿新鞋，走老路”。虽然我们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但我们面临的现货市场状况和市场化程度与3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积累了丰富的期货市场建设和管理经验，为增量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量市场创新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树立新目标，建设多层次市场体系。需要立足现货，服务现货，以推动解决我国大宗商品领域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和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与现货企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解决期货市场补现货这一课的问题，建设一个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和改革开放再出发时代需求的，现货和中远期市场、场外市场和期货市场紧密结合的，多层次期货市场体系试验田。二是建立新市场，采用新机制。新市场体现在更加贴近现货、更加适应市场、更加满足实体企业需求，新机制体现在管理体制、所有制和市场化机制，整合国家优势资源，采用混合所有制，既保证公益性的事业，又发挥市场化机制的作用。三是探索新模式，开展新服务。新模式体现在按照现货市场的规律和需求的制度性安排，新服务体现在扎根现货推动现货相关问题和期货相关矛盾的解决上，体现在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导者上，体现在推进五个方面的融合服务上，即现货、中远期、期货市场的融合，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的融合，商品和金融的融合，境内和境外的融合，线上和线下的融合。 (本文作者介绍：郭晓利，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首席顾问。1982年公派日本留学，1988年在东京做期货，1991年回国。曾任深圳前海联合交易中心行政总裁，郑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中国国际期货公司副总裁，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贸易公司交易员，日本ACE交易株式会社营业主任，曾兼任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全国人大财经委《期货法》起草小组顾问，2003年获国家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大连市第十届政协委员，著有《期货期权交易技巧》，《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企业集团的国际比较》，合译《企业主义》，《期权：基本概念与交易策略》，《商品期货交易及其监管历史》，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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