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王晨婷）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法律将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我国首部民法典诞生，意味着我国依法保护民事权利迎来“民法典时代”。 民法典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在施行之后，我国现行的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等9部法律将同步废止。 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民法典中的一大亮点。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是一切民事法律关系的价值归属，彰显了21世纪信息社会背景下人格权保护的特殊价值。从具体内容来看，规定了性骚扰的认定标准，以及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防止和制止性骚扰的义务；规范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将网名、艺名等纳入姓名权保护中；并针对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深度伪造”他人的肖像、声音，侵害他人的肖像权等内容作出规定。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人格权编将AI换脸纳入肖像权保护里，顺应了有关人工智能立法的呼声。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等人格权面临威胁，‘人肉搜索’、非法盗取他人信息等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在民法典中加强人格权立法，实质上就是为了全面保护人格权。充分彰显了民法典编纂的中国特色，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除了对“人”的保护，产权保护是激发和动员全体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动力源(行情600405,诊股)泉。民法典确立了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进一步明确了一视同仁保护的立法态度。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认为：“民法典平等保护各类产权，满足了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司法需求，是促进和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法律基石，亦是维护外企合法权益、推动外企投资和贸易的强劲动力。” 从出生前的继承权利，到日常的合同签订，生活中的物业费缴纳……几乎所有民事活动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法律依据，囊括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民法典也因此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对于此前法律中未能明确的热点话题，民法典也有所回应。比如首次在人大立法层面禁止高利贷，对于“高空抛物”侵权责任进行划分，将明确婚内单方举债的司法解释纳入法律，物权编中新增的居住权专章也进一步保护了权利人的居住利益。 纵观历史，从1954年到2001年，我国曾先后四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前两次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取得实际成果。在1979年第三次启动时，由于当时制定一部完整民法典的条件尚不具备，因此决定按照“成熟一个通过一个”的工作思路，确定先制定民事单行法律，并先后制定了现行继承法、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民法典也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 目前，距离民法典正式生效尚有半年之期，做好民法典生效与其他9部法律废止过程中的衔接工作，是下一步需关注的重点。对于民法典中尚存争议或未及的内容，也有待未来司法解释等的进一步完善。
跨越百年的留学史，早已成为时代的注脚之一。中国留学潮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其中最出名的是向美国派遣一百多名幼童。第二波留学浪潮始于20世纪早期，期间诞生的“庚款留学”先后培养出茅以升、钱学森、杨振宁等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为我国近代科学等各方面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每一轮留学热潮也都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比如1978年改革开放；1985年国家开始允许个人自费出国留学；1992年国家出台“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十二字留学方针；2001年加入WTO等，都让留学队伍人数迅速攀升，留学生增长率也在这四个年份达到四次峰值。 这些事件背后，不仅是一条条增长曲线，更勾勒出我国面向世界、拥抱世界的国际化趋势。 千禧年后，除了政策驱动，居民财富的增长使得留学“飞入寻常百姓家”，“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留学梦照进了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 而伴随国内科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后浪”留学生收获到更优越的创业环境。教育部先后出台多项激励政策，地方政府亦纷纷给予创业指导、资金支持，这些环境因素都吸引着留学生们回国就业，实践理想。 “大师辈出”虽再难觅，但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时代。1999年，“60后”李彦宏启程回国创立百度，成为我国互联网领军人物之一。2004年初，“70后”王兴中断了在美国的博士学业，回国创业，几次受挫后终创立美团，如今身价已逾百亿美元。2012年，“80后”刘自鸿放弃美国高薪工作，创办柔宇科技，公司迅速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独角兽企业之一。 而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国内独角兽企业中，至少有超过1/4的创始人拥有留学背景。不可否认，相当一部分优秀留学生成为我国新经济创新的排头兵。 2019年，我国留学生人数超过70万，再创新高。但不能忽视的是，其增速（尤其是留美）已明显放缓。2018年，美国出台了多项限制留学生的政策，使得中美教育合作出现寒流。突如其来的疫情，使本就进入下滑期的留学行业雪上加霜。 眼下的留学生们，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挫折，一些学生回国之路遇阻，一些学生无法返校继续学业，一些学生因为企业留学生招聘取消面临就业困难，等等。虽然国家在学业、就业方面对他们给予了多项帮助，但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嘲讽的声音，甚至将留学生污名化，不欢迎他们回国，这无异于“伤口撒盐”。 对于个人来说，未来作出是否留学的决定可能会变得艰难、纠结。但对国家来说，留学并不仅仅意味着个人选择，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化竞争的人才，新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多元化背景与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才。 人才战略是国家战略，而鼓励留学仍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长久之计。基于此，相关留学政策的支持仍然重要，社会各界也应对留学生给予更多理解与关爱。 中国的未来，需要留学生参与。
“随着中国市场越来越开放、投资环境越来越改善，在华投资的大项目增加已经成为这两年我国利用外资的一个突出特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发布会上表示。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中国仍是吸引外资的热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的改革力度更大、节奏更快。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是我国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颁行的第一部专门行政法规，明确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更好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供法治保障。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 当前，我国已推出三批重大外资项目，包括沈阳华晨宝马、上海特斯拉、惠州巴斯夫、惠州中海壳牌、西安三星闪存芯片、嘉善沃克斯锂电池等等。 “在推进实施前三批18个重大外资项目的基础上，今年要推出第四批重大外资项目。” 宁吉喆表示，国家发改委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住外资基本盘，稳住产业链、供应链。 财政部专家库专家、360政企安全集团投资总监唐川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外商投资新增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新兴服务业，以及正在逐渐开放的金融业。具体来看，得益于我国现代化制造能力的突飞猛进，以及产品质量的快速提升，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领域外资投资额度正在不断增加；匹配“工业4.0”战略的布局，信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也呈高速增长态势；金融业已实现“外资全资控股金融机构”的突破。 “吸引这些外资项目的原因既有中国巨大市场规模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近年来我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肖本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作为“六稳”工作的重点，稳外资工作近期也取得了显著效果。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703.6亿元，同比增长11.8%。在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之际，这样一份成绩单，充分体现出各项稳外资政策切实发挥了作用，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也不断增强。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我国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改善外商投资环境？肖本华表示，还应该在放管服上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比如，为吸引外资企业总部落户中国，在资金管理、人才引进、人员出入境、通关便利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政策。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首先，可继续放宽准入限制，简化管理机制，进一步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大幅压缩负面清单，让更多合法经营的外资准入中国市场。其次，以重大项目为引领，带动产业链条上的更多外资参与竞争和合作。第三，提升外资服务水平，提高对外资在中国经营的便利化程度。 “除了开放更多领域给外资，针对外商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投资，以及其他企业类服务项目，建议可以采用更为灵活、有包容性的资质审核模式，即基于外资企业的历史业绩、海外项目运作经验进行能力评估，以真实还原外资企业的项目建设、运营水平，使其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与国内企业竞争。以此来加强外资企业的直接投资意愿，并创造更为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让我国新时期的吸引外资工作成为全世界新兴经济体的标杆。”唐川表示，随着我国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基础配套优势逐渐显现，今年外商投资还将会聚焦于基建、公共服务、新兴制造业以及大型金融机构股权合作等方面。当然，与实业、服务业、项目相关的股票、债券、ABS、REITs等金融产品的直接投资也将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 “为进一步扩大开放，自贸区还应在更关键更有引导性的领域扩大开放，如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跨境数据流通等。”肖本华表示，今年以来，各自贸区围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投资项目，成效较为明显。以上海自贸区为例，1月份至4月份，陆家嘴(行情600663,诊股)片区就实现实到外资10.74亿美元，同比增长16.6%，占浦东比重36.4%，自贸区在稳外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只有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建立统一高效的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规范引导体系，优化企业投资环境，消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制度性障碍，优化投资审批、市场准入等流程，才能提高外资信心，增强中国市场吸引力，给企业创造“留下来的空间”；才能更好地利用外资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及经济结构调整。
财联社5月28日讯，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共有48.9万家经营范围包含“垃圾、废品”的企业(以下简称“垃圾处理相关企业”)，其中近七成相关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另外，注册资本在100万以内的相关企业占比为33.02%，超过1000万的相关企业占比为20.27%。 从地域分布来看，我国垃圾处理相关企业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其中山东省的相关企业数量最多，超过5.5万家，占了全国相关企业总量的11.28%。江苏省和河北省位居第二三位，都拥有接近4万家的垃圾处理相关企业。 垃圾分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到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垃圾处理相关企业较为平均的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其中，批发和零售业的相关企业数量最多，占比超过23%。其次为建筑业、制造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我国于2017年开始正式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明确在46个重点城市率先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上海市作为率先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46个重点城市之一，如今上海市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已经有99%。 随着生活垃圾分类由点到面的逐步推开，我国建筑垃圾处理的探索步伐也在加快。2018年3月起，建筑垃圾治理试点已在北京、上海、西安等35个城市展开。一年多来，各试点城市共颁布实施相关政策文件68个。 在持续加快垃圾分类步伐的大背景下，天眼查数据显示，自2017年起，我国垃圾处理相关企业总量(全部企业状态)每年以超过20%的增速迅猛增长。其中2019年增速高达到27.99%，年新增相关企业近12.6万，均为历史之最。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我国垃圾处理相关企业注册总量为14万家，2019年总量超过57万家，是10年前的4倍。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我国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4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居民小区覆盖率已经接近70%。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5月25日，以工商登记为准，2020年以来，我国共新增成立了近4.6万家垃圾处理相关企业，已经超过2016年全年的相关企业新增数量。 按住建部要求，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除政府的政策引导外，还需要让更多人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2020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光启技术(行情002625,诊股)董事长刘若鹏携新兴领域制造、智能穿戴、5G网络应用等3份书面建议，再次为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刘若鹏表示，中美科技博弈将成为常态化，我国要想在新兴领域“弯道超车”，在强化研发的同时，必须加强构建新兴领域的制造能力。目前我国在GPU制造、半导体工艺、微波射频芯片等新兴领域的制造业上仍有短板。我国需要专门针对新兴领域进行科研与制造的整合扶持。 科研制造需相辅相成 当前世界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转化阶段，我国正处于创新驱动新动能培育的关键时期。 “我们看到，国际新兴领域的竞争远不止是科研水平的竞争，更是针对新兴领域制造能力构建的竞争。”刘若鹏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以超材料为案例，我国能够在超材料领域‘弯道超车’，关键是在十年科研创新的同时，在深圳率先构建了新一代超材料航空结构的制造基地，实现了8000公斤的年产能以及10万条曲线的紧缩场测试吞吐量。” 因此，科研与制造需要相辅相成。刘若鹏建议，工信部出台制定新兴领域制造能力构建的发展规划，弥补我国在新兴领域“科研强、制造弱”的短板；建立一批在新型航空结构、新形态5G智能终端、新一代半导体等领域的尖端技术制造基地示范工程，通过投资补贴、精准税收等产业支持政策，为我国夺取新兴领域科技产业发展制高点打下基础。 构建新形态 智能终端技术体系 目前我国已在5G领域建立了全球领先优势，占据了全球基础设施市场的40%。5G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创新和应用，并为新一轮的颠覆性创新带来发展机遇。 刘若鹏认为，要实现5G网络的价值最大化，就一定要与能充分发挥5G网络优势的应用相结合，丰富5G技术应用场景，同步发展与5G网络相匹配适应的新形态的智能终端。 刘若鹏进一步介绍，现有的5G终端，如智能手机，其视频拍摄的频次或实时下载上传的使用频次相对较低。新形态的5G智能终端，如新一代的智能穿戴终端，全时段、多传感器、实时并行工作，且进行实时数据交互，充分发挥了5G网络高速、低时延、大容量的优势。目前，能源、金融、物流、制造、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等领域都在快速“云网”化。基于新形态5G智能终端构建的应用场景，能快速推动5G技术与多行业加速融合及规模化应用。 刘若鹏建议，将工信部面向5G网络的新形态智能终端产业纳入与5G发展相匹配的国家重点发展战略中；全面建设面向5G网络行业应用的新形态智能终端示范基地，推进新形态智能终端的市场推广；构建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AR显示、超材料等先进技术的新形态智能终端技术体系，为我国大力发展5G网络应用实现规模突破。 建设常态化流行病管控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近日在《科学》杂志发表的研究表示，新冠病毒可能伴随人类至少到2025年甚至更久。 当前在各地学生返校复课之际，各学校依托测温门、测温枪等设施对师生进行体温检测，但如果没有长期且高频次的巡查、管理措施，将可能造成重大的防控风险。 刘若鹏建议，构建常态化的流行性传染病防控基础设施，利用5G大数据、智能穿戴技术等，高频次筛查体温，并通过大数据记录每一个学生完整的健康周期，提升流行病防控管理水平，实现校园流行病的精准防控和管理。 具体措施上，刘若鹏建议，利用智能可穿戴设备构建流行病管控的移动感知网，进行无感筛查，大幅提高校园测温巡检频次；学校通过提前采集导入所有师生的人像照片，通过可穿戴设备自带的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算法，准确高效识别学生身份，对温度异常的学生自动匹配学生信息，生成异常记录，与现有的卫健委数据信息比对，实现数据互联、提前预警。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造成严重冲击。对此，《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当前，疫情尚未结束，发展任务异常艰巨。怎么办？ 稳中求进，意味着把握好不变与变的关系。5月25日下午，今年全国两会第二场“部长通道”上，商务部部长钟山、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对热点问题的回应就表明，特殊时期，政策既要保持定力，又将勇于创新。 这份定力，来自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钟山强调，这事关我国改革开放，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外贸外资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他说，外贸外资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对我国税收的贡献超过25%；直接间接就业超过2亿人，其中8000多万为农民工；为我国融入全球化作出重要贡献。 这份定力，也来自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作为国务院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的综合管理部门，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做好下一步的工作。”苗圩介绍称，第一，发挥好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作用，督促各相关部门把财税、金融、社保、用能等方面的好政策尽快制定细则，落实下去；第二，进一步督促各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协调机制发挥作用，结合当地实际，为本地中小企业制定相关政策；第三，今年下半年将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各地落实政策情况做第三方评估。 这份定力，还来自牢牢把握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定力。黄润秋提出，要做到三个坚定不动摇：第一，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第二，坚持依法治理环境污染和依法保护生态环境不动摇；第三，坚守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不动摇。他强调说：“我们原则不能改，方向不能变，力度不能减，标准也不能降。” 不变，正是保持定力；而变，则为勇于创新。 创新，在于激发国内企业活力，让外商愿意来华、在华投资。钟山认为，从外贸看，最主要是要稳住外贸主体。面对疫情冲击，党中央、国务院从财政税收、金融保险、产业链供应链等政策上予以帮助、支持，降低了企业压力，也激发了企业活力。从外资看，一是要扩大外资增量，即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放宽市场准入，缩减负面清单，搭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特别是要建设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自由贸易港建设，让外国投资者愿意来中国投资。二是稳住外资存量，即贯彻落实好外商投资法，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的营商环境，保护外商合法权益，保护知识产权，让外商放心、安心，愿意在中国投资，在中国发展。 创新，也在于促进新技术应用。苗圩指出，4月份新能源汽车生产能力已基本达到去年同期水平，下一步将主要从供给侧、需求侧和使用侧继续发力。“我们会高度关注新能源汽车发展，使其有一个更好的使用环境，让更多的消费者愿意选择新能源汽车。”他同时介绍说，虽受疫情影响，一季度5G建设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但各个企业还在努力加大力度，争取把时间赶回来。现在，每一周大概要增加1万多个5G基站，5G用户累计已超过3600万户。 创新，还在于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提出了七大体系建设，包括领导责任体系、企业责任体系、全民行动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信用体系，以及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七个方面的体系，涵盖了从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到损害赔偿。”黄润秋相信，到“十四五”末，这样一个完整的全链条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体系健全以后，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会有大幅提升。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建议，尽快制定我国金融机构破产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破产处置法律体系，保护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白鹤祥认为，出台金融机构破产法可从以下着力点入手：在立法体例上，国务院可先制定颁布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再总结摸索经验，加速推动全国人大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在立法模式上，依据企业破产法对金融机构的原则规定和我国国情，兼顾行政主导型破产和司法主导型破产的折衷模式更适合我国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实际。在金融机构破产程序中，涉及专业性、技术性的事项由监管部门决定，而涉及破产金融机构财产或财产性权利确认、变更和终止的事项由法院决定。这样的模式既快捷、灵活、权威，又能遵守司法程序的规定，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破产处置效率。 长期以来，我国对金融机构的范畴界定比较笼统，应当结合金融机构破产法律的制定，严格界定金融机构的破产范围和破产标准。在不违反企业破产法原则与基本规定的情况下，对于一些企业破产法没有涉及的问题予以明确，并考虑金融机构不同类别和行业特点，从市场退出的标准、方式、程序等方面予以规范。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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