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证监会官网11月2日消息，央行等四部门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董事长井贤栋、总裁胡晓明进行了监管约谈。尽管尚无从知晓约谈的内容，但这是一次意料之中的对话——监管与金融科技的对话。 尽管上海外滩金融论坛闭幕已有时日，但马云在论坛上一番“非专业人士”的、令专业人士振聋发聩的慷慨陈词却余音缭绕，引得无数人为之驻足侧耳。 诚然，马云的讲话中充满了诸多真知灼见，但在连篇的金句背后，充满了对传统金融乃至监管的傲慢与偏见，泄露了资本的野心，也反映了金融科技公司与监管之间在创新监管方面理念的反差。这种反差形成了一条无形的沟壑，隔着金融科技与监管，既不利于金融科技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监管与被监管的良性互动，不利于监管声音的传导、监管效率的提升。沟壑的形成或缘于几个误区： 其一：被“僵化”的监管规则。 当一直被国际金融界视为监管“圣经”的巴塞尔协议被嘲讽为“老年俱乐部”的时候，很多金融圈的人或许会度过瞠目结舌的三秒。我们仿佛听到一个声音，你们老年人（监管）尽管去俱乐部自娱自乐好了，只要不妨碍我们年轻人（金融科技）的行动。 《巴塞尔协议》老了吗？监管僵化了吗？ 作为国际银行业监管标杆的《巴塞尔协议》自1988年7月面世以来，一直都在不断改革与完善之中。该协议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从巴Ⅰ到巴Ⅲ，《巴塞尔协议》见证了全球金融业的动荡与变化，在防范国际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巴Ⅲ在三大支柱各个方面均提出了一系列管理要求。对金融机构资本监管的强化是巴Ⅲ的精髓所在，体现了监管的活力。而这恰恰对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公司构成潜在压力，也成为其快速扩张的掣肘，自然也为金融科技类公司所忌惮、所排斥。这对于那些想做无本生意、空手套白狼，或进行无度扩张的金融科技公司而言，无疑是“眼中刺”。 可见，监管规则被“僵化”，不是因为它真的已僵化，而是因为它的存在妨碍了被监管者。尽管目前，金融科技类公司所干的事，无论是支付结算，还是网络借贷，抑或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的助贷业务，尚未或尚未全部纳入金融监管、接受资本监管的约束；但是，它们知道，“是祸躲不过”，按照“凡是金融均需被纳入监管”的导向，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所以，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巴Ⅲ被金融科技类公司视为“老年人俱乐部”既透着金融科技公司的傲慢，也透着其内心的胆怯。 试想，如果从事互联网借贷的金融科技类公司严格按银行业标准要求，足额计提风险准备金，其野蛮扩张的模式还能否持续？又或者，如果没有资本的监管约束，银行机构无须计提风险准备金，那么银行可以无限加杠杆，那时焉有金融科技公司的立足之地？ 诚然，年轻人（金融科技）充满活力，充满创新思维；但是，基本的规矩与规范仍应遵守。作为一个新的金融产业，金融科技显然是为金融而生，金融属性是其与生俱来的基因（DNA）。金融科技公司既然实际上干的是金融的活，就得守金融的规矩。 其二：被漠视的系统性风险。 马云认为，“我们国家是缺乏金融系统的风险，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这一绕口令式的说辞，显然是对我国不断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及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的视而不见。 我们缺乏金融系统吗？ 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已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银行、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截至2019年12月，我共有4607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240家保险机构法人、262家券商和基金管理机构。总体上，我国已形成了种类齐全、功能互补、多种金融机构相互渗透、协同发展的金融机构体系，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金融系统已基本建立。 我们可以漠视或否认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存在吗？ 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单个或少数几个金融机构的破产或巨额损失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崩溃的风险以及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负面效应的可能性。系统性风险的触发因素很多，包括经济基本面的较大变动、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金融投资者与消费者信心的变化以及外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 系统性金融风险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的变化对金融体系产生的负面冲击。来自实体企业的违约风险不断传导到金融体系中，导致银行体系不良贷款占比明显上升，债券市场违约事件时有发生，进而引发金融风险事件。其中，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债券流动性风险尤其值得关注。二是金融体系自身演化和逐步累积的风险。主要是资金脱实向虚、系统空转和监管套利，导致风险在金融体系内部被固化，影响货币政策调控，侵蚀金融体系自身的稳定性。表现为金融风险在不同机构、不同市场、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传染和共振效应。三是外部风险溢出及内外风险共振。主要是国内的金融市场受外部市场冲击的可能性。尤其是外部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容易导致国内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近年来，从安邦、明天等金融集团风险的传染，到恒丰银行、包商银行、锦州银行等单体机构风险的外溢，到以P2P网贷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蔓延，恰恰说明系统性金融风险并非虚幻的，而是现实存在的威胁。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反复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目前，金融监管的重点就是要防范系统性风险，要防范资本野蛮生长、跨界经营的风险传染，尤其是要防范个别大型金融科技类企业快速扩张可能带来的市场垄断、监管套利、数据信息安全等问题，而这或恰恰戳中了金融科技资本的痛。 在金融科技资本的眼中，所谓的金融系统或金融生态，应该是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自然。资本崇尚的是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而金融监管的基本定位则是要制定好“游戏规则”，维护市场秩序，避免“丛林法则”和“真空地带”。 其三：被割裂的创新与监管。 马云说，做没有风险的创新，就是扼杀创新，很多时候，把风险控制为零才是最大的风险。前半句，意味着创新就必须冒险。但反过来，不冒险就不是创新，就是扼杀创新，这显然犯了逻辑上的错误。 诚然，创新需要一定的冒险精神，但创新并不等于冒险。谁说没有风险的创新就不是创新？创新意味着对现有体制机制的突破，但并不等于冒险。 监管的天职是防范风险。将创新等同于风险，实际上就是将监管完全置于创新的对立面。“没有风险的创新，就是扼杀创新”，其潜台词就是：以防范风险为使命的监管对创新是一种扼杀。 实际上，监管与创新并非绝对对立的矛盾关系。好的、审慎的创新是监管所鼓励支持的；反之，坏的、盲目冒险的创新，自然要受到监管的约束。另一方面，完善健全的监管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创新的一种保护，不仅为创新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还能通过审慎监管避免盲目冒险带来的风险成本。 其实，马老师也知道创新不应像脱缰的野马，“创新程度远远走在监管前面，这是不正常的”。马老师的讲话，看似对监管滞后的焦虑，实则表明了金融科技对监管的不满，认为监管管得太多、太宽，从而给创新的空间太少、太窄。 究竟是创新走得太快、太远，还是监管果真如马老师所言，在按“老年人俱乐部”的思维在运行？监管究竟是太严，还是太松、太过温情？或许连马老师他自己对这个问题也会惶惑。毕竟，蚂蚁是在监管的呵护下一点点长大的。 实际上，更多的时候，监管都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点。对于金融科技这一新业态，监管其实给予更多的包容。试想，没有监管的包容，金融科技巨头们何以能“先上车后买票”，甚至“无票乘车”？一些科技金融巨头堂而皇之涉足金融业务，打着数字科技创新的旗帜，肆意采集客户数据，并据此进行数据打包、解构、画像，形成所谓的数字风控。焉知貌似先进的风控技术背后是监管的短板？有人曾复盘蚂蚁集团成长历程，发现在每个重大节点上，从支付宝、余额宝，到“相互宝”，再到“花呗”、“借呗”，蚂蚁集团取得的“辉煌”，都离不开监管部门的包容与支持。 如果没有监管的呵护，有多少创新可以贴上好的标签，可以接受监管的洗礼？所以，我们的确应该反思“创新程度远远走在监管前面”的不正常现象！反思之余，才会认识到强化金融科技监管的紧迫性。 其四：被泛化的普惠金融。 “如果普惠、绿色、可持续是个错误，那么我们愿意一错到底！”这话充满了悲情。但是，普惠金融或许并非简单地“做到钱找人、钱找企业，钱找好企业”，并非简单地给普罗大众提供贷款支持，还必须注重对融资对象的适当性甄别与保护，遵循消费者保护原则，避免不适当的融资支持使接受对象陷入财务困境。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是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这意味着，普惠金融并非普遍优惠，有别于公益和慈善，不仅要考虑提供金融服务方的成本，还需考虑接受金融服务方对融资成本的负担能力。因为，不适当的金融服务，不仅可能给接受服务者带来伤害、使其陷入本难以承受的财务困境，还会带来系列的社会稳定问题。这就要求金融服务供给者强化职业道德，在业务拓展中合理把握和认真甄别有金融服务需求，主动对融资对象进行善意提醒、保护，把对融资对象的保护列为与提供融资一样重要的位置。 毋庸置疑，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金融科技无疑大大拓宽了普惠的视野，加快了普惠的速度；但同时也滋生了诸多乱象。尤其是金融机构依托金融科技，将普惠金融触角向在校学生、刚就业青年、低收入及无正常收入群体延伸的时候，未遵循普惠金融的保护原则，未能考虑受众的接纳能力、还款能力、自控能力，盲目地、以我为主地提供融资的做法，某种程度上有“挖坑”之嫌疑。 或许提供融资者会言之凿凿：他们（在校学生、刚就业青年、低收入及无正常收入群体）确有融资需求；但作为贷款人，如果不能认真甄别融资者的适当性及其需求的合理性，那么至少是不合理、不审慎的。尽管消费者的非理性消费、过度消费、过度负债，并不违法，但是我们“不能简单以需求端的合理、合法，来反推供给端必然合理、合法”，尤其要防止诱导过度金融消费的行为。 如果马云的观点代表了金融科技对监管的态度，那么，是时候让金融科技真正认识监管的时候了！唯有通过监管与被监管的适当对话，才能逐步填充彼此间的沟壑，实现良性互动。 面对诸如基于大数据、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的金融科技创新的时候，监管部门如何平衡好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的关系，做到包容而不纵容？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借鉴引入“监管沙盒”（Sandbox），按照行为监管的理念与思路强化对金融科技行业的监管。既要体现监管对创新的适度包容，又要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和负面性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核心是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金融消费者保护原则应该成为金融科技监管的灵魂。
近日，中国光大银行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福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光大银行方面介绍，该行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将围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领域，联合开展前瞻性研究及创新应用，推动新技术与金融场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应用。 同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将基于其在新基建、5G、工业互联网等重点领域的积累与优势，与光大银行共同开展金融科技咨询服务、技术测试领域、能力测评领域、产融平台业务合作及拓展、产业咨询服务、5G智慧网点、光大超市等合作项目建设。 光大银行副行长杨兵兵表示，数字经济时代对金融行业的服务转型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光大银行将与更多的伙伴开展全方位合作，充分发挥产融协同优势，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数字化转型为方向，更好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记者了解到，光大银行于近期发布了“开放、合作、共赢”的金融科技创新生态，以光大银行内部的创新研发和激励机制为基础，以敏捷原则串联行内各类创新资源，围绕光大集团六大E-SBU生态战略布局形成产融结合，同时加大与高校、政府、企业、智库等合作力度，进一步加快创新项目的孵化和落地。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科研事业单位，也是国家在信息通信领域（ICT）最重要的支撑单位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综合政策领域主要依托单位。信通院发展定位于国家高端专业智库和产业创新发展平台，研究范围涉及电信、互联网、两化融合、信息化应用。
近日，记者从南宁市金融办获悉，该市正在全面推进保险创新综合示范区建设，到2023年，该市将基本建成面向东盟的保险集聚区、跨境保险创新示范区、保险创新产业园区，引领推动广西建设成为全国面向东盟的保险改革开放的最优先地区。 目前，在南宁市推进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领导小组下，该市成立推进保险创新综合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主要从推动保险要素资源集聚、推动保险产品服务创新、推动保险服务经济提质增效、推动保险服务民生保障建设、建设保险创新产业园等方面发力，培育一批新型专业保险机构、专业分支机构，设立引进全国性的新型保险中介机构，建设面向东盟的区域国际保险交易市场，推动保险产品和保险服务创新，加大保险资金入邕引进力度，完善财政金融支持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推动保险服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服务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服务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服务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等。 该市将在五象新区建设保险创新产业园，优化中国-东盟金融城银行保险行政许可服务中心，建立行政许可审批绿色快捷通道，为银行保险机构提供便利服务。
新华社杭州10月17日电(记者朱涵、温竞华)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已成为各级政府推动大众创新创业的一项有力措施。中央财政自2016年以来通过以奖代补形式支持超过2000家参赛企业，带动地方投入超50亿元，引导社会资本投资额数百亿元。 这是科技部火炬中心党委书记张卫星17日在杭州举办的2020杭州湾全球数字技术大会暨第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浙江赛区总决赛启动仪式上表示的。作为今年“双创周”的重点活动之一，本届赛事上，浙江赛区共有近千家来自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参赛。 浙江省科技厅副厅长吴卿说，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在更大范围内集聚创新创业资源，进一步激发浙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为新时期浙江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由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等部门共同举办，科技部火炬中心等单位承办。大赛采用“政府引导、公益支持、市场机制”的模式，自2012年首次举办以来，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双创赛事，超过20万家企业和团队参赛，覆盖全国所有省区市。
“药价虚高”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话题。当前，以仿制药为主的化学药品制剂仍占据我国药品市场的主导地位。由于竞争聚焦于销售环节，药价当中包含了大量销售费用，甚至商业贿赂等违规费用。这些费用最终往往由患者和医保买单。 不过，近年来，国家深入推进医改，推出集中带量采购、医药领域高压反腐等系列举措，本土药企迎来市场竞争加剧、仿制药利润下降等多重挑战。在全行业合规加强的背景下，药企单纯依赖“销售公关”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一定程度上，销售费用高企的背后，是药企间同质化竞争、创新能力不足。对药企来说，解题思路即顺应医药行业发展趋势，一方面升级营销模式，由关系型销售向专业推广型销售转型；另一方面，应及早摒弃对“销售能力”的依赖，由销售驱动转型至研发驱动。 这也是有预见性药企的努力方向。数据显示，A股医药生物行业研发费用已呈现常态化上升趋势。A股医药生物企业去年的研发费用中位数约0.69亿元，2018年这一数据为0.57亿元。同时，A股药企研发费用率（研发费用占总营收比重）中位数也由2018年的4.2%升至2019年的4.7%。此外，去年约八成A股药企的研发费用同比增长。即便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今年上半年，仍有约六成药企研发费用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资本市场对创新药的追捧，也成为行业愈发重视研发的背景之一。港交所允许未盈利生物企业上市、科创板的推出等，为创新型药企拓宽了融资渠道，也为其提供更加充裕的研发资金。从数据看，已上市科创板药企普遍重视研发投入，该板块2019年研发费用率的中位数约13.6%，远超全部A股药企该指标的中位数水平。 行业龙头也普遍保持较高水平的研发创新速度。2019年，恒瑞医药、复星医药、迈瑞医疗、上海医药、科伦药业和华东医药的研发投入均超过10亿元。其中，恒瑞医药、复星医药研发费用总额分别达到38.96亿元、20.41亿元，同比增幅分别约46%、38%。 当前的医药生态正经历深刻变革，本土药企转型升级任重而道远，但好在行业加速推进研发的创新氛围正在提升。药企只有真正构筑起研发创新的护城河，让研发创新站上C位，才能在未来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日前发布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提出，支持深圳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先行先试，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CDR)。 专家表示，《方案》按照“实施方案＋授权清单”形式制定，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方面更多自主权。不同于特区建立初期的“探索性”改革，这次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越以往，新一轮改革浪潮将在深圳掀起，强力助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改革浪潮再起 《方案》提出，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方面更多自主权，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率先完善各方面制度，增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核心引擎功能。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表示，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是中央赋予深圳的一份重磅“大礼包”，既是对过去40年发展成就的肯定，也为深圳未来发展把脉、定向。 “综合改革试点是在中央改革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下，以清单式批量授权方式推动重点领域改革。”郭万达说，这将进一步激发深圳人“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豪情。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认为，《方案》有利于深圳推进金融改革和开放，鼓励机制发展与创新，进而带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方案》将REITs、汇改等重要金融工作授予深圳先行先试，体现了深圳示范区的重要地位。 支持先行先试 《方案》对深圳提出的主要目标为：2020年，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等重要领域推出一批重大改革措施，制定实施首批综合授权事项清单。2022年，各方面制度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制度成果，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效。2025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基本完成试点改革任务，为全国制度建设作出重要示范。“这意味着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时间表、路线图。”郭万达说。 在推进资本市场建设方面，《方案》提出，支持深圳先行先试，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CDR，建立新三板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制。 中信证券认为，《方案》提出一系列依托深交所的改革试点。一是深化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完善新三板转板机制，理顺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二是优化CDR制度，吸引优质企业回归A股；三是优化私募基金市场和创业投资企业市场。一系列改革旨在强化对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支持，保障产业链安全。 其中，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有序推进。8月24日，首批企业集体挂牌，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平稳落地。一个多月以来，注册制下创业板共有35只新股上市交易，市场整体平稳，制度规则和技术系统经受住检验，改革成效初步显现，为推进资本市场存量改革奠定了基础。 强化创新基因 如今，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已定，在历史性机遇面前，深圳如何落实方案，用好用足用活政策，尤为关键。 开源证券总裁助理兼研究所所长孙金钜认为，未来，创业板改革重点在于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健全退出机制、解决上市公司突出问题、提高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法违规成本。同时，在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试点形成示范效应后，可逐步向主板和中小板推广。 在试点创新企业发行CDR方面，孙金钜表示，创业板注册制试点改革已经推出，创新企业境内发行CDR的政策障碍已经消除，亟待具体项目的推进。同时，CDR的试点推进需要进一步提升创业板对创新企业的吸引力。 郭万达建议，深圳要坚持把创新作为城市发展主导战略，坚持科技支撑与应用带动双轮驱动，以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契机，以更大力度完善优化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为创新扫清障碍、厚植沃土。(黄灵灵)
在2020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期间，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司长刘扶民表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体育产业造成了严重冲击，体育企业面临的压力更大。但面对行业危机，体育产业主动创新，谋求新发展。 刘扶民说，“创新”是“十三五”以来中国体育产业所呈现的最主要特征。近年来，中国体育产业能够实现快速发展，激活强大动能，正是源自以政策引领、消费升级、全面转型为主要特征的多维创新。疫情给体育产业造成了冲击，在经受极为严峻的挑战后，体育产业依然能够快速复苏，离不开行业各方的共同努力、创新突破与积极实践。 刘扶民透露，疫情期间，许多体育公司主动融合新科技，积极创新求变，进一步培育体育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其中体育与新科技融合，展现了强大的承载能力，体育参与方式的智能化、线上化发展迅速，体育用品的线上销售也呈现出繁荣景象。 以中超新媒体合作伙伴PP体育为例，从年初开始，绝大部分赛事因疫情停摆，但PP体育并未叫停投入，而是不断对发展模式进行创新。 PP体育总裁王冬表示，这半年多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推出各类专业体育、综艺互动等自制节目，推出内容开放平台，通过主动调整内容结构，以应对赛事的停摆及减少。第二，上线皮球直播、彩票频道，丰富用户玩法，强化互动功能，通过进一步强化用户运营，不断提升用户互动和产品体验。 “此外，积极利用苏宁供应链资源，做强用户周边，发力体育零售，上线会员商城、入局智能硬件，与集团深度联动、资源整合，让球迷在看球、聊球、说球的基础上，还可玩、可买。从而进一步拓宽了体育产业的服务场景，打造了助力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路径。”王冬说。 疫情之下，逆风而行，PP体育借此打开了发展的新局面，推动PP体育持续变革之路，这是王冬为PP体育未来发展定下的调子，他说：“PP体育未来要持续强化组织变革和文化塑造，要坚持正确做事，着眼于更大的格局和未来。”（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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