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盘上涨逾百点，升破6.83关口，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对美元震荡上行，同样收复6.83关口。截至9点34分，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分别报6.8283、6.8271。 同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较上一交易日调升28个基点，报6.8361。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沈建光认为，近期人民币升值与同期美元走势回落、中国经济在全球疫情冲击下率先实现经济反弹、海外需求旺盛持续推高中国出口以及中国加大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有关。 沈建光表示，与人民币升值相呼应，中国外汇储备连续五个月增加，8月末中国外储达到3.16万亿，创4年来新高，亦是上述四大因素的直接体现。展望未来，预期上述影响仍将持续，支持人民币保持阶段性升值。
最近，境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如非特指，以下人民币汇率均指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创下年内新高，引发了市场关于人民币汇率进入升值新周期的讨论。显然，现在人民币升值趋势尚未确立，鉴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新周期之说也言之尚早。 同时，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本文要讨论的是，即便如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那样，在全球低利率、宽流动性环境下，中国有可能重现资本流入和汇率升值压力，这次的情况也与上次危机时期大相径庭。 人民币汇率已从低估转向均衡合理 上次人民币升值周期是2005年“7·21”汇改起至2013年底，中间仅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临时打断。 2008年9月，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中国强调信心比黄金重要，主动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波幅收窄至6.80~6.85比1，直至2010年6月19日重启汇改，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到2013年底，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较“7·21”汇改前夕累计升值36%。其中，2008年8月底之前累计升值21%，2010年10月重启汇改之后再升值12%。2014年初，更是一度升至6比1附近。当时，市场盛传，人民币长期升值不可避免。 其实，“7·21”汇改以来的人民币单边升值周期，并非危机后主要央行放水、美元指数走弱那么简单，而是因为顺差形式的对外经济失衡。2005~2009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持续高于±4%的国际警戒标准，其中2007年最高达到9.9%。这显示人民币汇率低估较多。 200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台《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引入了“汇率根本性失衡”概念和“大规模、长期的经常账户赤字或盈余”等指标。这成为国际社会施压人民币汇率重估的重要依据，也是过去二十多年来人民币汇率“熊短牛长”的重要原因。 200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即中国国际收支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外汇短缺转为贸易过大、外储增长过快，提出要把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并强调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十七大进一步明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通过“调结构、扩内需、减顺差、促平衡”，自2010年起，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降至4%以下，2016年起进一步降至2%以内，显示人民币汇率趋于均衡合理。有鉴于此，IMF自2012年第四条款磋商起，评估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显著的低估。2016年起，IMF进一步指出，人民币汇率大体符合经济基本面。 去年8月5日人民币汇率破7，当日美方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8月9日，IMF还为中国仗义执言，坚称人民币汇率既没有高估也没有低估，鼓励增加人民币汇率机制灵活性。由此可见，IMF在国际汇率政策监督方面保持了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秉承了客观、公正的立场。至于有人将伴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再平衡的人民币升值解读为汇率高估，显然是对前期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误读。 中国经济正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 上一次人民币升值周期的源头更早还可以追溯到1994年初汇率并轨。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当年，就成功实现了汇率稳定、储备增加的目标。除了1998年~2001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初期，人民币汇率面临阶段性贬值压力外，其他年份人民币汇率基本是稳中趋升。到2013年底，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较1994年初累计升值43%，国际清算银行编制的人民币实际和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分别累计升值80%和55%。 2013年之前人民币汇率的单边升值，除了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外汇供大于求的市场逻辑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缘于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巨大差异。1994~2013年，中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速高出全球6.4个百分点。“经济强、货币强”，这正是其间几次短期做空人民币势力无功而返的关键。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成功兑现了不贬值政策，更是逐渐确立了人民币新兴强势货币的国际地位，逐步积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动力。 近年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标志之一是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2014~2019年，中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速高出全球3.5个百分点，较1994~2013年收敛了2.9个百分点。中美经济走势和货币政策分化，正是201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承压的重要经济背景。 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得益于本土疫情迅速得到控制，以及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的优势，中国经济恢复好于预期、发展韧性十足。这为今年6月份以来的人民币加速升值提供了基本面支持。 但是，从短期来看，疫情影响下，中小企业经营更加困难，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实现“六稳”“六保”任务依然艰巨；从中长期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在进一步构建和完善过程中。 经济增速下行、资本产出比下降，意味着投资回报率降低，将影响人民币汇率的长期表现。 中国将面临较长时期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 上次危机爆发后，在大国共治的氛围下，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对抗危机，迅速实现了全球金融企稳、世界经济反弹。这一次，却是大国博弈加剧，全球合作抗疫阻力重重，疫情大流行增加了世界经济复苏和金融稳定的诸多变数，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 同时，长期以来，中国以“你买我商品、我买你国债”的方式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又称“外循环”）。但现在，这种“外循环”格局正面临贸易壁垒、断供风险、金融脱钩、经济制裁等堵点和痛点。 今年4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和措施准备。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进一步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前述“逆风逆水”，有的是消息面的，会导致市场负面情绪；有的是基本面的，会影响营商环境和贸易条件。而无论是心理还是实质冲击，都将会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在人民币汇率趋于均衡合理水平的情况下，这些冲击通常容易被放大，加剧人民币汇率震荡。 主要结论 由于内外部环境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不宜简单套用上次的逻辑来外推这次可能出现的汇率周期。至少较为确定的是，即便人民币升值，在汇率机制灵活性提高的情形下，升值有可能是大开大合而非小步快走。 正如经常项目收支趋于基本平衡后，容易出现顺逆差交替出现的情形，人民币汇率趋于均衡合理以后，有涨有跌、双向波动也合常理。如果出现某种趋势性的变化，则不排除是汇率超调，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是经常项目或货物贸易收支的变化。如果升值伴随着经常项目或货物贸易顺差迅速收窄甚至逆差，有可能会引起市场关于人民币汇率高估的猜测，进而触发人民币汇率的自发调整或者对有关部门逆周期调节的市场预期。 当然，在汇率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不排除这种超调会持续较长时间。这也是浮动汇率的痼疾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在美联储反通胀政策下，高利率、高美元滋生的美元泡沫就是前车之鉴，触发了广场协议联合干预美元贬值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对此，我们需要加以妥善引导。 此外，前述变化也非一成不变。如果改革开放制度红利进一步释放，经济内外循环机制更加畅通，科技创新发展动能更加增强，中外经济增速差异重新扩大，中国相对投资回报率上升，则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基础将更为牢固。 本文首发于第一财经
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9月12日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表示，中国启动“双循环”战略，是“一带一路”建设新的契机，沿线相关城市要充分利用好这一机遇，科学处理好提高内需质量和扩大改革开放的关系，把握好如下五个要点。 一是要把握重点、聚焦“五通”，也就是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通”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初心。“双循环”形势下，应该不忘这个“初心”，将建设重点聚焦到与“五通”密切相关的项目上来。 二是推动“五通”时注意先后次序、有所侧重。黄奇帆认为，建设“一带一路”不一定一上来就要修路架桥、进行大规模的“重资产”投资；而是要挖掘现有设施的存量，先通过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来促进贸易相通，尽可能发挥现有设施、现有渠道和现有网络的作用。在他看来，政策沟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应该先行，其次是资金融通，最后才是以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设施联通。 三是要推动有关方面、各路资本形成合力，共建“一带一路”。 四是要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五是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当前，我国人民币在SDR中的份额为1.95%，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份额为4.3%，在主要国际支付货币市场的份额为1.76%。黄奇帆认为，这些都与我国作为全球外贸第一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他表示，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使用取得了积极进展。截至2019 年末，中国已与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在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安排。 “接下来，要在进一步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币互换和清算安排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沿线的贸易和投资尽可能以人民币计价、以人民币收付、以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储备，在扩大使用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黄奇帆表示。
报告：2019年东盟国家人民币跨境收付保持快速增长 (记者 黄艳梅)中国—东盟金融开放合作研讨会11日在广西南宁举行，会上发布的《2020年人民币东盟国家使用报告》显示，2019年，东盟国家人民币跨境收付保持较快增长，人民币跨境收付占本外币跨境收付比例创历史新高，延续净流入态势。 前述报告由广西金融学会首次编制。报告显示，2019年东盟国家人民币跨境资金流动合计24087.1亿元，同比增长34.7%。其中流入13146.2亿元，同比增长37.2%；流出10940.9亿元，同比增长31.9%；东盟国家人民币跨境收付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金额的比重为37.4%，创历史新高，较上年提高约8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2019年，东盟国家人民币跨境使用呈现的主要特点：一是经常项目收付金额继续保持上升态势，货物贸易汇入净额增幅较大，服务贸易收付金额小幅增长。二是金融市场开放不断加深，资本项目收付金额同比增长较快，首次超过经常项目收付金额的两倍，其中证券投资增长显著，对资本项目增速贡献最大。 报告还指出，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货币互换、金融科技等方面合作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互设取得新进展。截至2019年末，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六个东盟国家已经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中国与东盟陆海相邻，经济相依，中国连续10年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今年1至8月，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2.9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实现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历史性突破。中国与东盟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金融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广西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行长宋军称，东盟是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先行区域，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人民币面向东盟国际化使用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据悉，从今年开始，《人民币东盟国家使用报告》将每年定期发布。(完)
央行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28万亿元，同比多增694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贡献”绝大部分力量。 细析结构，住户部门贷款增加8415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844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5571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5797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47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7252亿元，票据融资减少1676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1474亿元。
9月11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盘在6.84附近波动，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波动上行，收复6.84关口。截至9点35分，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分别报6.8365、6.8366。 同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较上一交易日调降58个基点，报6.8389。
自6月以来，美元指数大幅下跌，人民币相对美元明显升值，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5月底的7.17持续升值到目前的6.83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兑欧元、日元、英镑等主要货币的汇率也在近期有所升值。在此背景下，各大券商都在下调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中枢值，认为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已经打开，但也有市场观点认为应谨慎断言人民币就此进入升值周期。未来人民币的走势存在市场分歧。6月以来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尽管人民币在近期出现了对于国际主要货币的升值，但市场普遍认为，6月以来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是美元贬值，即美元指数的下降。虽说美元指数下降并不必然意味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升值（美元指数衡量的是美元兑六种发达国家货币汇率的加权平均数，美元指数的篮子中并不包含人民币），人民币近期的升值，主要还是针对美元升值。美元贬值的背后有着一系列的经济逻辑。为此，我们来简单阐述一下汇率变化的理论。一国货币汇率的决定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汇率的理论也比较多，包括购买力平价理论、国际收支理论、利率平价理论等，分别简单对应了一国的物价水平、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收支平衡、利率水平。一般而言，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因素主要有3个：物价、经济增长、利率。此外，汇率预期、贸易和资本项目管制、央行直接干预等因素也能够在特定情况下成为影响汇率的主要因素。不难发现，以上这些因素，几乎都可以归结为通过影响国际收支情况，进而影响外汇供求来影响汇率。更加重要的是，经济基本面是决定汇率的根本因素。当一个国家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经济高速增长时，单位生产成本的降低导致出口竞争力提升，将导致本币供不应求，本币升值；健康的增长若配合温和通胀，往往本币也会在长期中升值；高增长也往往对应着高利率水平，也会导致本币升值。同时，这些因素影响汇率的时间长度也是不同的。简单而言，人民币汇率长期看经济基本面（经济增长和物价），中期看资本流动（利率和资本项目管制），中短期看贸易形势，超短期看市场情绪、预期、风险等扰动因素。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套用以上各个因素来解释6月以来美元的贬值和人民币的升值。由于我们分析的是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中短期走势，可以暂且只看短期因素：利率、资本项目情况、贸易形势、市场情绪和预期等，并用长期因素来预测未来的汇率长期走势。1、两国利率差别在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增速保持较高增长差，中国国内利率显著高于全球利率的前提下，中国迎来持续的资本流入，推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例如，当前中国利率水平显著高于美国。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来看，中美利差5月以来开始扩大，至今达到了2.4个百分点，支撑了6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2、资本项目利率导致资本流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也同样吸引外资持续流入。IMF预测2020年全球GDP将萎缩4.9%。这是自大萧条以来，IMF最悲观的预测。同时，IMF强调，在主要经济体中，印度和欧元区是下调幅度最大的地区，美国经济也将萎缩8%。而中国是今年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从外商直接投资来看，中国2020年以来的实际使用外资增速显著高于去年同期。实体经济以外，中国资本市场也成为全球资金避风港，今年1-6月，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规模1182亿元，同比增加约23%。不仅是股市，在债券市场，外资也连续18个月增持，并创下多项历史记录。资本流入使得人民币兑换需求增加，人民币升值。3、贸易形势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国出口增加叠加进口收缩，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反而增加了。今年前8个月，中国出口11.05万亿元，增长0.8%；进口9万亿元，下降2.3%；贸易顺差2.05万亿元，增加17.2%。全球疫情之下，中国的供给优势已经被全球所见。4、预期与干预外汇市场存在一定的顺周期性，市场主体容易受到非理性预期的影响，忽视宏观经济等基本面对汇率的决定性作用，放大单边市场预期并自我强化，增大市场汇率超调的风险。而同时，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明确包括了汇率稳定，因此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波动是“法定”的任务。2017年5月人民银行在美国兑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中引入了逆周期因子，以减缓这种预期的自我强化现象，央行对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有了一定的控制。本轮美元贬值过程中，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便小于美元贬值幅度（这也是一部分观点认为人民币还会继续升值的原因，因为人民币升值幅度尚未完全反映市场预期）。美元自7月份进入缓慢贬值区间，而人民币则继续稳步升值。以上4个因素主导了近期人民币的升值。但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的分析还是局限于中短期，同样的因素很可能会在更长期中完全反转，成为人民币贬值的主导因素。短期人民币汇率展望我们首先看以上中短期因素是否有可能在未来产生反转。1、利率日前美联储再度表态坚持长期低利率，市场解读美联储对通胀的容忍度在上升，2022年之前美国政策利率水平大概率维持目前的零利率水平。反观中国，货币政策将更强调结构性和跨周期调节，政策利率下滑的概率较低。综合来看，中美利差看起来还会持续下去。2、资本项目由于资本流动与汇率的变动方向相同，互相强化，并且流动较快，因此预测难度较大，同时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具有很强的套利性质，在内外条件发生变化之后，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方向将会频繁变动，就像2019年中美贸易形势恶化时，外资净流入速度便大幅下降了。预计未来，资本的跨境流动依然保持进出较为频繁的态势，人民币汇率也会因此呈现双向波动的倾向。3、贸易形势当前海外市场需求恢复、供给却不足，这给了中国出口的空间。未来，随着海外经济重启延续，供给能力回升，可能会对中国出口持续增长造成一定压力。另外，11月美国大选之前，美国在经贸领域维护确定性的动力较强，因此对美贸易的波动会较小，大概率能够实现同比零增长或略增长的水平，但大选之后可能会面临更大不确定性，甚至不排除形势转为恶化的可能。综合来看，中国贸易形势在未来几个月内依然良好，不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明显冲击。4、预期与干预由于疫情、全球经济复苏、中美贸易摩擦等不确定性，当前市场并未形成人民币升值的一致预期，因此人民币单边升值的概率很低。市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对美国的贸易挑战，人民币或明或暗地成为了一大利器，即通过不同程度的贬值或升值来对冲美国对华关税的调整。中美贸易谈判谈妥了，人民币汇率就是6.7；谈得一般，汇率就是7.0；谈崩了，汇率很可能变成7.5，人民币越来越成为中美贸易谈判中美方的掣肘。但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市场化的趋势是明确的，过多的干预可能会造成汇率价格信号扭曲，产生不必要的效率损失。内循环本质上也要求提高对汇率市场波动的容忍度，央行既不会，也没有必要牺牲国内货币政策的空间，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从以上4个因素看，短期人民币汇率升值因素和不确定性并存。但市场对未来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在近期逐渐加强，在人民币即期汇率持续飙升的情况下，NDF（Non-deliverable Forwards，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隐含的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预期（衡量美元兑人民币1年期远期汇率与即期汇率的差别）却在持续提高，市场普遍对中美之间的贸易形势存在较大担忧。另外，美元具有逆周期性和避险属性，即全球经济好转，美元走弱，全球经济衰退，美元可能走强。背后的逻辑也是资本流动，当全球经济复苏时，资本从美国流入新兴市场国家，以获得更高收益率，美元贬值；经济衰退时，资本流回美国，美元升值。投资者显然已经忘了3月份全球陷入流动性，连黄金价格都在下跌，全球唯一美元这个资产在上涨。长期人民币汇率展望长期中，人民币汇率主要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情况，或者说基本面。我们面对疫情“先进先出”，成为全球第一实现经济明显复苏的国家，也可能是2020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相对高的长期增长收益、对应的相对高利率以及稳健的营商环境等因素，都会吸引全球资金兑换人民币，以分享中国增长的红利，人民币长期中升值的趋势是比较确定的。反观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对美元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要从不同时期维度上看：中期看，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前景如何？长期看，美国制造业的回流、脱虚向实能否成功？目前看来，疫情反复和国内的社会矛盾都在牵制其复苏的节奏，而长期看，美国制造业的回流也面临着重重阻碍，在资本的逐利性面前，美国经济的长期吸引力可能在变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美元可能会进入更长期的贬值周期。总结来看，考虑到美国货币政策持续宽松的趋势、中美利差维持高位（中国利率水平日趋稳定，降息预期减弱）、经济基本面等长期因素，长期中，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是确定性事件。不过，美国疫情形势边际改善，以及美国选情波动，未来美国经济复苏存在企稳可能，美元指数存在止跌回稳的可能，人民币短期内升值空间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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