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报告导读 央行降低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是结构性宽松，结构性降息也是降息，5月以来的货币政策宽松更加强调直达实体，目前看，6月1日创设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等创新工具是量的宽松，而本次降低再贷款再贴现利率是价的放松，有助于加快银行对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的使用积极性，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下阶段扩信用仍是货币政策重心，预计下半年社融、M2增速将维持高位震荡，政策工具“适时退出”的观察期在四季度，三季度仍将延续宽松，核心逻辑仍是三季度可能的失业问题。 降低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是结构性宽松 7月1日起，人民银行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其中，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调整后，3个月、6个月和1年期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利率分别为1.95%、2.15%和2.25%。再贴现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此外，央行还下调金融稳定再贷款利率0.5个百分点，调整后，金融稳定再贷款利率为1.75%，金融稳定再贷款（延期期间）利率为3.77%。这是央行年内第二次下调再贷款利率，也是2010年12月以来首次下调再贴现利率，我们认为降低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是结构性宽松，结构性降息也是降息，通过降低再贷款再贴现利率能够有效引导商业银行继续用好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通过降低资金成本，提高银行对小微企业信贷发放意愿，发挥信贷结构性调节作用。 5月以来的货币政策宽松更加强调直达实体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5月以来央行货币政策更加强调直达实体，从抑制资金空转套利的角度出发，央行边际收紧流动性，以引导资金有效注入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6月1日，央行针对小微企业出台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普惠工具，目前看，创新工具是量的宽松，而本次降低再贷款再贴现利率是价的放松，今年金融部门向企业让利1.5万亿元主要就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及银行减少收费让利，本次降低再贷款再贴现利率有助于加快银行对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的使用积极性，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 扩信用仍是货币政策重心，社融M2增速下半年高位震荡 未来宽货币+宽信用的货币政策基调仍将更加向宽信用倾斜，扩信用仍是货币政策重心，依据《政府工作报告》“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的部署，预计后续货币政策将继续通过推高M2和社融增速，实现逆周期调控作用。我们预计下半年社融、M2增速将维持高位震荡，全年社融增速预计达到13%，M2增速达到12%，分别相比去年末数值高2.3和3.3个百分点，除了全年信贷投放约20万亿的支撑外，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债券发行量释放及财政资金逐步拨付项目，也将支撑社融及货币派生。 适时退出的观察期是四季度，三季度延续宽松 6月18日，易纲行长在陆家嘴(行情600663,诊股)论坛上发言称“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我们认为政策工具“适时退出”的观察期在四季度，三季度仍将延续宽松，核心逻辑仍是失业问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并未设置具体的GDP增长目标，调查失业率6%的目标为今年最重要的政策底线，而7、8月大学生毕业季，失业率将面临阶段性上行压力，仍可能触发央行宽松操作，因此三季度货币政策基调将延续宽松，但随着三、四季度经济增速回归合理区间，调查失业率压力同步缓解，保就业和稳增长重要性逐渐弱化，才是观察货币政策转向的重要观察期，我们提示关注10月末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及短端利率变化。 风险提示 失业率压力升温，中美摩擦形势加剧扰动我国经济基本面，扰动货币政策节奏。
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0年第5号工作论文，文章指出，珍惜正常货币政策空间，坚守币值稳定目标，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加大减税降负力度，改进税制税负结构，真正优化营商环境。同时，稳妥推进利率并轨，完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畅通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顺利实现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 文章在对M2/GDP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针对M2/GDP影响因素提出了五个理论假说，包括较高的经济效率将抑制M2/GDP过快上升，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较高的价格水平（物价和资产价格）、税收负担和储蓄率将推高M2/GDP水平，进而以41个代表性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对以上理论假说进行实证验证。 研究结论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国经济效率的衡量，经济效率对一国M2/GDP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M2/GDP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体M2/GDP水平更高，这能够充分解释中日等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M2/GDP水平较高的现象；本文实证结论同样验证了货币数量的现金余额说，即物价水平及资产价格的上涨能够显著拉动一国货币需求，价格变量对M2/GDP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税收负担可通过税盾效应强化微观主体负债倾向，从宏观上来看将推高经济体整体杠杆率，由于货币与债务分别对应于银行的负债和资产，因而税收负担推高银行体系债务，进而导致M2/GDP升高；在关注融资结构的前提下，由于储蓄率与融资结构具有较强相关性，储蓄率对M2/GDP的边际解释能力较弱，变量系数不显著；金融发展水平能够部分解释M2/GDP水平，但二者不具有可替代性，简单将M2/GDP看作金融深化的结果并不准确，同时正如本文理论假说，M2/GDP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金融发展来解释M2/GDP的变化仍并不全面，需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率、融资结构等因素。 文章指出，理论上，M2/GDP保持在合理水平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从经济增长阶段和金融发展模式来看，过去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和房地产趋动增长方式对银行信贷需求过盛，而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经济将更趋于“轻型”，消费、服务、技术进步的贡献逐步上升，对房地产和投资依赖程度下降，资本市场在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中更加重要，信贷需求和货币增速也将明显放缓，再加上近年来我国以加大减税降费为主的财税体制改革深入开展，未来我国M2/GDP也将趋向收敛。 今后，一方面，应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根本上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比重，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珍惜正常货币政策空间，坚守币值稳定目标，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加大减税降负力度，改进税制税负结构，真正优化营商环境。 另一方面，随着货币数量作为中间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及与产出物价等最终目标相关性明显下降，应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稳妥推进利率并轨，完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畅通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顺利实现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
总量政策适度但不会收紧，降息降准未来仍有空间 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先后推出30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和1.5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创设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今年上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更为灵活适度，突出“直达实体”和精准滴灌，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展望下半年，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货币政策将坚持总量政策适度但方向不会收紧，降息和降准均有空间和必要，与此同时，政策的结构化、精准化将更为凸显。 结构性政策凸显“直达性” “上半年，我们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已经推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支持措施。包括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出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日前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如是表示。 “直达性”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今年货币政策的关键词，即通过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化、精准化，缩短政策传导链条，提高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的“直达性”。 疫情发生以来，央行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向重要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防疫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1.5万亿元，加大对有序复工复产、脱贫攻坚、春耕备耕、禽畜养殖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并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娱乐、住宿餐饮、交通运输行业的小微企业提供普惠性融资支持。 备受市场关注的是，央行近期再创设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即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与之前的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相比，新创设的工具具有更为显著的市场化、普惠性和直达性等特点。 “经济政策能否直达实体经济与基层民生，将长远地决定经济能否走出本次危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央行迅速推出直达性货币政策，有助于提早防范疫情下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巩固中国经济的稳步修复趋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表示，上述两项工具预计将形成共振效应，有力支持金融系统让利1.5万亿元目标的实现。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在疫情影响周期拉长的背景下，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将有效缓解企业流动性压力，而且“应延尽延”也扩大了政策覆盖面，能够直接服务于“保市场主体”和“保就业”目标。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首先能够降低企业在担保、抵押费用等方面的实际融资成本；其次，还能提升小微企业的首贷率，一些无法提供担保抵押的小微企业也可获得银行信用贷款。 “推出两大创新工具，直接目的是强化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定向滴灌效果，也在间接向市场传达央行不搞大水漫灌的决心。”王青说。 政策不会转而收紧 展望下半年，日前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二季度例会勾勒出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与可持续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总量政策适度，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坚持总量政策适度”的提法引发市场关注。易纲此前也表示，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重政策设计激励相容，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适时退出”并不意味着“急刹车”，最近MLF缩量续作以及中标利率未下调，释放了央行防范资金空转的信号，央行会把握市场流动性调控的节奏和力度，但货币政策不会转向。 程实表示，短期来看，5月至6月市场短端利率较快抬升，央行聚力击破套利行为，是“风险应对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的必然选择。长期来看，当政策对套利行为形成威胁之后，短端利率将回归较低水平，波动亦将趋于平缓，以降低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难度，避免“宽信用”出现政策堵点。由此推测，下半年中国货币政策的总体方向不会动摇，边际力度将因时调整。 瑞银证券中国股票策略团队报告指出，短期来看，7月底之前特别国债的密集发行需要央行提供一定的流动性支持。同时，除了6月底的半年末因素外，7月也是缴税大月，流动性还面临税款上缴带来的短期冲击。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央行可能适当加大流动性投放力度，维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平稳。 降息降准仍有空间 “就下半年而言，我们认为在金融空转套利得到有效遏制后，央行会择机通过降息降准及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再度引导市场利率适度下行。”王青表示，这是下半年企业贷款利率、债券利率能够持续下行的重要基础。总体上看，今年在金融系统加大对实体经济让利，央行着力发挥直达工具等结构性政策作用的同时，以宽货币推动宽信用仍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路径。 降息降准仍有空间和必要成为大部分分析人士的共识。6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进一步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发放小微企业无担保信用贷款、减少银行收费等一系列政策，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力度解决融资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和社会融资新增规模均超过上年。 “下阶段，货币金融政策将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随着CPI涨幅进一步回落，降准和降息仍有空间和必要，适时适度调降存款基准利率，引导LPR下行，实现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成本‘双下降’。”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 程实表示，下半年，降准降息的力度将与上半年总体持平，预计有望定向降准两次，1年期LPR下调约30个基点，但是调整存款基准利率的可能性较小。 王青预计，下半年MLF利率还有大约40个基点左右的下调空间，全面降准也有可能再实施两次，共下调1个百分点左右。
图片来源：微摄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二季度（总第89次）例会于6月24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会议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总体可控，我国经济增长保持韧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前瞻性、针对性和逆周期调节的要求，大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风险有效防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果显现，货币传导效率增强，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双向浮动弹性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当前国内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标出现边际改善，但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内防范疫情反弹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风险和挑战。 会议指出，要跟踪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与可持续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总量政策适度，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综合运用并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继续用好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落实好新创设的直达实体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和发放信用贷款。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着力打通货币传导的多种堵点，继续释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潜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信用贷款、制造业贷款比重，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推动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形成相互支持的三角框架，促进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进一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精神，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业，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有效对冲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注重在改革发展中化解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易纲主持，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连维良、邹加怡、刘国强、宁吉喆、郭树清、易会满、潘功胜、田国立、刘世锦、马骏出席会议。丁学东、陈雨露、刘伟因公务请假。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完）
记者28日自央行获悉，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二季度（总第89次）例会于6月2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与可持续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其中，坚持总量政策适度，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 会议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会议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总体可控，我国经济增长保持韧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前瞻性、针对性和逆周期调节的要求，大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风险有效防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果显现，货币传导效率增强，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双向浮动弹性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 会议提醒，当前国内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标出现边际改善，但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内防范疫情反弹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风险和挑战。 会议指出，要跟踪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具体而言，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与可持续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总量政策适度，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综合运用并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继续用好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落实好新创设的直达实体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和发放信用贷款。 会议还要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着力打通货币传导的多种堵点，继续释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潜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信用贷款、制造业贷款比重，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推动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形成相互支持的三角框架，促进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进一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会议强调，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业，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有效对冲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注重在改革发展中化解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时至今日，消费领域中仍有不少限制政策，包括观影、聚餐、旅行、大型集会等等，从而必将影响消费复苏步伐。此时，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重心可以从注重供给侧的救助行为适度转向注重需求侧的刺激行为。 2020年，受疫情冲击的影响，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主要经济体开启了新一轮似乎是难见底线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更加重视经济增长和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强化了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以更大的力度对冲疫情的影响。货币政策操作形成“宽货币+重结构+降价格”的组合，通过把握好政策力度、重点和节奏，更加有力地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 2019年至2020年5月，人民银行共实施了8次总量和结构性降准，共释放长期可用资金4.45万亿，三次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尤其是3月底增加1万亿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其规模前所未有。受此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年初以来，社融、信贷、货币总量和货币乘数都加快了增长步伐。社融由2020年3月的11.5%上升至5月的12.5%，信贷余额同比增长13.3%，较2月份提高1.1个百分点，同比四个月连续上升；广义货币M2增速连续三个月站上两位数，结束了之前长达35个月的个位数增长；狭义货币M1由年初的不到1%升至5月的6.8%，表明企业的经营活动趋向活跃；货币乘数由2019年12月的6.1%上升为2020年5月的6.8%，创四年来的新高。截至目前的各项金融数据变化表明，相关货币政策工具的逆周期调节使得流动性状况有了明显改善，金融正在逐步满足实体经济的紧迫需求。 在货币政策基调的引导下，2020年以来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持续下降。尽管近期有所回升，年初以来不同期限的国债和地方政府债的收益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MLF利率下调两次，降幅为30个BP，牵动LPR同步下降，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25个BP，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37个BP。这些举措有效地推动和引导了实体经济融资利率的下行。3月底人民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比去年高点下降了0.6个百分点，降幅超过了中期借贷便利中标利率和LPR的降幅，预计6月底会进一步下降。 通过总量、结构和价格三管齐下，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初步达成了阶段性的政策目标，为宏观经济走向复苏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主要从供给侧增强了经济复苏的动力。从1-5月份各项宏观数据来看，尽管投资、工业、房地产、消费仍运行在负值区间，但负值幅度已持续大幅收窄，有的数据5月份已为正值，内需复苏持续推进。按照目前的运行走势，6月底GDP增速可能在零上下水平，不排除增长为正的可能性。 在复苏走势持续的同时，内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应当引起关注。目前，各类高频数据回升较快，但总量水平并不完全同步，即后者落后于前者。数据表明，近期供需缺口在经济持续复苏过程中反而扩大了。年初以来核心CPI持续走低，而PPI则保持负增长状态。当下情形似乎预示着6月经济尽管会延续复苏之势，但回升的力度可能会因为需求不足而有所减弱。 二季度以来，尽管出口数据表现超出市场预期，但世界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似乎并没有真正的显现出来。有权威机构的预测，欧盟经济和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二季度经济增长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负增长，尤其是美国有可能出现罕见的超过40%的负增长。美国市场仍是我国出口的最大市场之一，美国经济剧烈衰退必将给我国出口带来很大压力。其他重要经济体的衰退也将减少从中国进口的需求。据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可能负增长3%，从而进一步导致国际贸易萎缩。据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实际增长率将为-13.4%。尽管在疫情全球蔓延之下，各国对我国口罩等医疗防护用品的需求会持续较大，但毕竟其货品种类有限，货值不高，是不能与大宗商品和耐用消费品等相比对的，不可能对整个出口带来根本性影响。因此，未来一个阶段，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出口的负面影响不可掉以轻心。 鉴于内外需可能出现的变化，货币政策应增强其应对的前瞻性和针对性。2020年内货币政策应继续保持逆周期调节方向，维护好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局面，推动市场融资利率继续有序下降，加快各类面向中小微企业政策落地的步伐。考虑到货币政策工具实施效应有二至三个季度的滞后，去年底以来的降准降息和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目前正在释放其效应的途中，社融、信贷、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增速都仍有继续加快的趋势，当前进一步出台逆向调节措施需要考量已经实施的政策举措效应的释放因素。如果下一阶段外需继续恶化，而内需动力明显不足，则可以进一步推进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考虑到我国未来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复杂而且可能多变，留有一定的政策空间是十分有必要的。 当前面临的内需不足主要体现在消费领域。消费累计同比仅从2月份的-20.5%升至5月份的-13.5%，复苏力度相对较弱。由于境内疫情并没有绝迹且存在反复和输入的可能性，常态化防控举措将持续存在。时至今日，消费领域中仍有不少限制政策，包括观影、聚餐、旅行、大型集会等等，从而必将影响消费复苏步伐。此时，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重心可以从注重供给侧的救助行为适度转向注重需求侧的刺激行为。 建议运用结构性降准和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首次置业、购车、住房装修、购买大件商品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降低成本、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发展新型消费和促进消费升级；尤其是推动金融机构加强绿色消费信贷支持，对居民购买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智能家居、节水器具等绿色智能产品提供分期付款和利率优惠；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以公司信贷支持企业生产绿色消费品，并在LPR利率定价方面给予优惠。
金融开放非常重要，但是在开放的同时，也需要一些特定的政策机制，来保证开放的过程中，经济金融体系能够维持稳定。金融开放一方面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波动性的增加，如果控制不好金融开放带来的波动，可能会“得不偿失”，甚至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是金融开放中需要避免的。 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全球经济出现“大缓和”的现象，货币政策能够很好地维持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危机爆发后，我们发现货币政策也许只是控制住了通货膨胀，并没有控制住金融风险。所以，货币政策能否维持金融稳定？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实行了很多量化宽松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稳定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体系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承受了这些政策的“外部性”，发达国家货币宽松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的流动性也很充裕，发达国家货币紧缩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和经济环境也出现了特别明显的收缩，这导致了一些不太好的结果。毫无疑问，中国要进行进一步的开放，但是怎样在开放过程中保持稳定？这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研究宏观审慎政策，中国的监管框架是“双支柱调控框架”，也就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共同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当然，这个政策不是中国独特的研究，很多国际组织，包括FSB（金融稳定理事会）、BIS（国际清算银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都有很多的研究。 在一些场景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发挥的效力不一致，两者可以相互合作，同时发挥效力，维护宏观经济的总体稳定。 从金融渠道和贸易渠道的相对影响来看，贸易渠道表明，货币贬值能增加出口竞争力，增加出口和产出，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金融渠道也越来越重要，货币贬值的时候，很可能会鼓励资本外流，这是不利于国内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所以在分析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两种渠道的影响。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利用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不同的政策机制应对“资金流动突然停顿”的影响。金融市场开放后，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流的突然停顿。金融危机往往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导致一个国家的金融风险大幅上升，这时从外部流入的资金就会突然停止，导致这个国家资产负债表产生一系列的恶化。 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外部资金突然停顿的时候，国内一些宏观变量会出现大幅的调整。货币政策可以帮助缓冲这个调整的过程，因为货币政策可以进行逆周期调节，但如果加上宏观审慎政策，可以进一步提高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另外，分析中我们发现，如果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从不太灵活的固定汇率，转变成相对灵活的浮动汇率后，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宏观经济稳定性。 最终的结论是，金融开放的同时，需要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共同作用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来支持和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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