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获悉，雅居乐雅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3319.HK）成功办理了H股“全流通”的境内公司境外上市相关外汇登记备案手续，这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H股“全流通”企业的内资股在境外上市外汇方面的通道已有效打通，资本市场高质量双向开放迈出坚实的一步。 通过H股“全流通”机制，中国境内符合条件的H股上市公司可申请将境内未上市股份转为H股后在香港市场交易。 为提升香港资本市场整体规模和竞争力，推动中国境内资本市场高质量双向开放，国务院于2019年11月15日批准中国证监会全面推开H股“全流通”改革工作。 2020年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明确了H股“全流通”外汇登记、跨境资金管理等相关要求，进一步推动H股“全流通”改革开放。2020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委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鼓励符合条件的创新型企业赴港澳融资、上市。 截至2020年7月末，全国境内企业已有雅居乐雅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等共6家获批开展H股“全流通”。 雅居乐雅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9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2020年6月24日，中国证监会核准其股东中山雅生活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宁波绿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青城雅生活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Deluxe Star International Limited(旺纪国际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境内未上市股份（合计不超过9亿股)转为境外上市股份，相关股份完成转换后可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雅生活服务于2020年7月1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关于公司H股全流通事宜的公告。 下一步，外汇局广东省分局将继续认真贯彻“放管服”改革要求，强化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不断完善H股“全流通”外汇登记业务操作细则，跟进了解辖内境外上市企业申请H股“全流通”的情况，及时为企业办理外汇方面各项业务，更好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发展。
中国经济网北京8月12日讯昨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南省分局网站公布行政处罚决定书（湘汇检罚字[2020]第2号）显示，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凯利达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长沙凯利达新材料”）存在未按规定履行贸易信贷报告义务的违法事实。 上述行为违反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法规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2]38号）附件2《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第（四）项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2号印发）第四十八条第五项及第四十九条，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南省分局对长沙凯利达新材料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罚款5万元人民币、并责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据中国经济网记者查询，长沙凯利达新材料于2000年03月31日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500万人民币。公司的大股东为法定代表人肖方，持股比例为93.00%。 相关规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法规有关问题的通知》附件2《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业务，企业应当在货物进出口或收付汇业务实际发生之日起30天内，通过监测系统向所在地外汇局报送对应的预计收付汇或进出口日期等信息： 30天以上（不含）的预收货款、预付货款； 90天以上（不含）的延期收款、延期付款； 90天以上（不含）的远期信用证（含展期）、海外代付等进口贸易融资； B、C类企业在分类监管有效期内发生的预收货款、预付货款，以及30天以上（不含）的延期收款、延期付款； 同一合同项下转口贸易收支日期间隔超过90天（不含）且先收后支项下收汇金额或先支后收项下付汇金额超过等值50万美元（不含）的业务； 其他应当报告的事项。 对于第（一）、（二）、（四）项，企业还需报送关联企业交易信息。 对已报告且未到预计进出口或收付汇日期的上述业务，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相关报告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机构可以处3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的； （二）未按照规定报送财务会计报告、统计报表等资料的； （三）未按照规定提交有效单证或者提交的单证不真实的； （四）违反外汇账户管理规定的； （五）违反外汇登记管理规定的； （六）拒绝、阻碍外汇管理机关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或者调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境内机构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除依照本条例给予处罚外，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给予处分；对金融机构负有直接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下为原文： （责任编辑：马欣）
虽然“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总体上是下跌的，甚至在2020年5月份，中间价和交易价都创了过去12年来的新低。但是，这没有根本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功能，即作为投融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贮藏功能，汇改后得到进一步提升。 汇率市场化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稳中有进 据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合计7.18万亿元人民币，较“8·11”汇改之前的高点2015年5月底多出了56%。其中，持有股票2.46万亿元，增长189%；持有债券2.57万亿元，增长244%；持有贷款9721亿元，增长9%；持有存款1.18万亿元，减少44%（见图4）。 图4：2013年底至2020年6月底境外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中银证券 境外投资者已成为中国金融市场日益重要的参与者。截至2020年6月底，境外持有人民币债券资产的市场份额达4.72%，较2015年7月底提高了3.24个百分点，其中持有人民币记账式国债的市场份额达9.09%，提高了6.32个百分点；持有人民币股票资产的市场份额达3.66%，提高了1.12个百分点（见图5）。 图5：2013年底至2020年6月底境外投资者在中国金融市场占比（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债估值中心；WIND；中银证券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截至2020年3月末，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中，人民币储备资产达到2215亿美元，较2016年底增加了145%；全球人民币储备资产份额为2.02%，上升了0.95个百分点（见图6），名列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据国际清算银行三年一次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全球人民币外汇成交额为2850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41%，全球人民币外汇成交市场份额为4.32%，上升0.33个百分点（见图7），名列世界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 图6：全球人民币外汇储备总额及市场份额（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IND；中银证券 图7：全球场外人民币外汇交易成交额及其市场份额（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WIND；中银证券 据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SWIFT）统计，2020年上半年，全球国际支付中，人民币市场份额月平均为1.80%，较2015年月平均值回落了0.39个百分点，名列世界第五大支付货币，与2015年持平。但是，从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看，2020年上半年，境内非银行机构和个人涉外收付款中，人民币占比达到36%，较2015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名列国内第二大跨境支付币种。这主要是因为股票通业务开通后，以人民币跨境收付的跨境股票交易大幅增加所致。事实上，据央行统计，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中，以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占比为13.5%，较2015年仍低了12.5个百分点（见图8）。 图8：跨境支付和货物贸易中人民币市场份额（单位：%） 资料来源：SWIFT；国家外汇管理局；WIND；中银证券 2015年之前，中国坚持在岸资本管制，通过离岸市场开放驱动人民币国际化。但2015年之后，中国加快了境内股票和债券市场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转向了在岸市场主导。 现在，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金融资产，无需以在离岸市场持有人民币存款或投资点心债的方式，而是可以直接进入境内买入人民币股票和债券。 截至2020年6月底，境外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创了历史新高，其中持有人民币股票和债券资产合计占到70%，持有人民币贷款和存款资产仅占30%（见图5）。而2015年5月，这两个比例分别为35%和66%。显然，再用香港人民币存款来衡量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时过境迁了。 根据中国银行编制的相关指数，2015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有所提高，其中，人民币跨境指数上升了13.7%，人民币离岸指数仅上升了0.7%（见图9）。 图9：中国银行编制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2011年四季度=100）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WIND；中银证券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受益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 一是“8·11”汇改本身消除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在汇率方面的技术障碍，促成了2015年11月30日人民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入篮”，成为第三大权重货币，并于2016年10月1日起正式生效。这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认可的国际化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牌。 二是为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加快了国内外汇市场开放，允许境外机构直接或间接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便利境外机构参与境内人民币外汇衍生品交易。截至2020年6月底，银行间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系统）有境外会员148 家。 三是2017年以来，随着人民币汇率由单边下跌转为双向波动，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弹性增加，有关部门回归监管政策中性，除重启宏观审慎措施外，未再采取行政管制措施，维护了对外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了境外投资者的信心。 市场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和适应性增强 首先，尽管“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但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到2020年7月末，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较2015年8月10日下跌12.4%，但较2005年“7.21”汇改前夕仍升值18.5%。特别是2020年，在各种内外部冲击下，人民币汇率围绕7上下波动，但前7个月中间价最大振幅为4.0%，在八种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垫底，且远小于其他七种货币的平均振幅13.2%（见图10）。 图10：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汇率最大振幅（单位：%） 数据来源：美联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WIND；中银证券 注：（1）汇率最大振幅为观察期间汇率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偏离；（2）人民币汇率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美元指数为洲际（ICE）美元指数；（3）2020年为前7个月数据。 其次，尽管“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指数有所下跌，但边际上对出口竞争力影响有限。到2020年6月，国际清算银行编制的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分别较2015年7月仅下跌9.1%和6.9%，且较2005年6月仍分别升值33.0%和45.8%（见图11）。2017年，人民币汇率止跌回升，但当期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分别下跌0.6%和0.8%。 也就是说，当年升值只是造成了国内企业做空人民币的财务损失，却未影响其出口竞争力。另外，自2019年8月人民币破7到2020年6月，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分别下跌1.0%和上涨0.4%，这符合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的汇率共识。 故2020年以来，尽管人民币汇率多次跌至7以下的水平，却再未遭遇“货币操纵”的指控。 图11：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2010年=100）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WIND；中银证券 再次，民间部门货币错配明显改善，市场抗汇率波动风险有了底气。“8·11”汇改初期，人民币汇率的意外贬值触发了市场集中地增加对外资产、减少对外负债，导致了资本集中流出、外汇储备下降。但事情都有两面性。经历了阶段性的资本外流后，民间对外净负债（以非储备性质的对外净头寸衡量）由2015年6月底的2.37万亿降至2020年3月底的1.04万亿美元，与年化名义GDP之比也由-21.8%降至-7.5%。实际上，当人民币汇率2018年第四季度第二次和2019年第二季度第三次遭遇7这个关口时，前述比例已降至8%左右（见图12）。这降低了货币错配敞口，是市场主体对于汇率涨跌不再恐慌的根源所在。2015年“8·11”汇改当月，银行代客未到期远期净购汇翻番，增加即期外汇市场需求504亿美元，招致月底对远期购汇征收外汇风险准备的新政出台。2019年8月，人民币汇率破7，银行代客未到期远期由净购汇转为净结汇，增加即期外汇市场供给56亿美元。 图12：民间部门对外净头寸状况（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WIND；中银证券 注：（1）民间对外净头寸=国际投资净头寸-储备资产；（2）年化名义GDP为往前四个季度名义GDP滚动合计。 第四，市场主体对于汇率波动的适应性也在逐步增强。主要表现为：一是“低（升值）买高（贬值）卖”的汇率杠杆调节作用正常发挥。2020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平均值环比下跌0.3%，同期市场结汇动机增强、购汇意愿减弱：收汇结汇率为65.5%，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付汇购汇率为63.2%，回落3.4个百分点（见图13）。 受此影响，境内外汇供求趋于基本平衡，不论顺逆差规模都不大，不像2015和2016年，月度银行即远期结售汇逆差动辄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 二是企业更多运用外汇衍生品交易规避汇率风险。2020年上半年，银行对客户的外汇交易中，即期交易占比为79.7%，较2015年回落了0.8个百分点；远期交易占比8.1%，回落了2.8个百分点；外汇和货币掉期占比5.8%，上升了0.1个百分点；期权交易占比6.3%，上升了3.5个百分点，主要反映了外汇风险准备较远期交易减半征收对交易成本的影响（见图14）。 三是企业运用人民币和外币跨境收付的主动性增强。2020年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付中，人民币占比36.0%，较2015年上升了7.0个百分点；代客结售汇占比41.2%，回落了12.1个百分点，占比为2010年以来最低（峰值为2002年的74.8%）；跨境自有外汇收付占比22.8%，上升了5.1个百分点（见图15）。以人民币或自有外汇跨境收付，于境内市场主体来讲，降低了货币错配风险，有助于增强外汇市场韧性。 图13：市场结售汇意愿及半年度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均值变动（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WIND；中银证券 图14：银行对客户外汇交易的品种构成（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WIND；中银证券 图15：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的构成（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WIND；中银证券 注：（1）代客结售汇占比=银行代客结售汇额/银行代客涉外收付额；（2）跨境自有外汇收付包括以外汇存款或外汇贷款对外支付，以及不结汇的外汇收入；（3）跨境自有外汇收付占比=100%-代客结售汇占比-跨境人民币收付占比，由于代客结售汇中有些结汇是过往外汇存款结汇、购汇不一定立即对外支付，故跨境自有外汇收付占比应该有所低估。 最后，伴随着汇率形成越来越市场化，贸易投资便利化不断推进。如前所述，自2017年9月以来监管回归政策中性，也就是说，既支持依法合规的跨境资本流入，也支持依法合规的跨境资本流出。 至今，有关部门再未对跨境资本流动采取新的行政管制措施，相反，坚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逐步提高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不断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外汇市场参与度。如2019年9月，人民币汇率破7不久，有关部门就批准三家证券公司成为银行间外汇市场会员，扩大外汇市场交易主体。 本文原发与腾讯，已获作者转载授权
2015年“8·11”汇改至今已有整五年时间。汇改之初，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以下如非特指，人民币汇率均指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经历了阶段性的持续贬值。接着，有了2016年底、2018年底和去年第二季度，人民币汇率三次遇“7”不过。然而，“事不过三”。去年8月初，第四次到“7”的心理关口，“7”应声而破，市场波澜不惊。今年以来，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又经受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世界经济衰退、全球金融动荡、地缘政治冲突等极端情形的考验。总结五年改革历程，有以下四点重要的经验或启示。 人民币汇率改革机制比水平更重要 汇率“破7”是去年的一件金融大事。一般人看“破7”，是人民币对外贬值。但我们常说，“汇率改革，机制比水平更重要”。汇率“破7”，尽管不涉及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和银行间市场汇率浮动区间的调整，却仍不失为“不是改革的改革”。因为“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打开了可上可下的空间，汇率市场化程度提升。 这在今年表现尤为突出。先是1月21日起，因为疫情暴发，中国率先进入抗疫模式，人民币汇率中断了去年底以来的升值行情，于2月中下旬再度跌破7。接着，3月初，因本土疫情传播得到控制、海外疫情加速蔓延，人民币汇率又升回7以内。再到3月中下旬，受疫情蔓延和油市崩盘影响，美股十天四次熔断，市场恐慌性抛售一切可变现资产，美元指数飙升，人民币汇率再度跌破7。然后，又是美国对华频频制造和挑起事端，令人民币汇率屡屡承压。尤其是7月底以来，日间人民币汇率就受消息面影响，呈现围绕“7”大开大合、大幅波动的走势。不过，在疫情得到控制、经济率先复苏等基本面因素支撑下，目前人民币汇率已升破去年底的水平。 人民币汇率围绕“7”上下波动，成为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试想，如果去年没有“破7”，今年“破7”势必会面临更多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但如果要守“7”的话，也就意味着一天之内7这个关口可能被多次反复测试。从这个意义上讲，汇改没有无风险的所谓最佳时机。 改革要讲求政策与市场逻辑的统一 1994年汇率并轨后，人民币就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理论上讲，这属于汇率选择的“中间解”，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则属于汇率选择的“角点解”。 “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因国际上美元指数加速升值，导致2015和2016年境内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进而使汇率“中间解”面临两大挑战：一个是市场透明度问题，即人民币汇率为何贬值？另一个是政策公信力问题，即保持汇率稳定政策如何取信于民？然而，中国创造性地逐渐攻克了这两大难题。 先是2015年底，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始编制和发布三个口径的人民币汇率指数。之后，又以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的名义对外披露，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为“中间价=上日收盘价（指银行间市场下午四点半成交价，下同）+篮子货币汇率变化”。 2016年上半年，美元指数下跌，境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指数贬值较多，但未引起市场恐慌。下半年，受英国脱欧公投通过、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美指反弹，人民币汇率指数基本稳定，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年底跌至7附近。 这是“8·11”汇改后第一次遭遇“7”这个心理关口。此事未引起“股汇双杀”，因为市场理解，人民币汇率贬值是因为美元太强，而非中方竞争性贬值。但由于境内非银行机构和个人跨境外币收付的近九成是美元，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仍加重了外汇市场恐慌。 2017年初以来，美元指数意外走软，境内人民币汇率重新企稳。5月底，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秘书处对外宣布，将中间价报价模型调整为“收盘价+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以更好地反映宏观经济基本面变化，以及对冲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波动。尽管境内依然外汇供不应求，但全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四毛钱，其中收盘价相对当日中间价偏弱为负贡献四毛三分钱。也就是说，若没有逆周期因子调节，人民币汇率将会继续弱势。 2017年，人民币汇率累计升值6.2%，打击了做空人民币的市场势力，较好解决了汇率政策的公信力问题，促进了外汇供求状况的明显好转。全年，不仅人民币汇率不跌反涨，外汇储备余额也新增上千亿美元。因为不论保汇率还是保储备，都不是保具体水平或规模，而是保市场信心。汇率是价格、储备是数量，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改革要尊重和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 “8·11”汇改初期，人民币汇率承压，除国内经济下行和美元指数走强的原因外，还因为民间货币错配较为严重。截至2015年6月底，剔除官方储备资产的民间对外净负债达2.37万亿美元，与年化名义GDP之比为21.8%。 汇改初期，人民币意外贬值触发了市场集中增加对外资产、减少对外负债。但经历了阶段性的资本外流后，到今年3月底，民间对外净负债降至1.04万亿美元，与年化名义GDP之比也降至7.5%。这降低了货币错配敞口，增强了市场主体对于汇率波动的容忍度。 2015年“8·11”汇改当月，银行代客未到期远期净购汇翻番，增加即期外汇市场需求504亿美元，招致月底对远期购汇征收外汇风险准备的新政出台。去年汇率“破7”当月，银行代客未到期远期由净购汇转为净结汇，增加即期外汇供给56亿美元。 随着2017年人民币汇率止跌企稳，人民币汇率由单边下跌转为双向波动，市场预期分化，“贬值时卖外汇的多买外汇的少、升值时买外汇的多卖外汇的少”的汇率杠杆调节作用开始正常发挥。受此影响，境内外汇供求趋于基本平衡，不论顺逆差规模都不大，不像2015和2016年，月度银行即远期结售汇逆差动辄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 过去，制约汇率弹性增加的担忧之一是企业汇率风险意识和管理能力不足。现在看来，市场对于汇率双向波动的适应性逐步增强。一方面，企业更多运用外汇衍生品交易规避汇率风险。今年上半年，银行对客户的外汇交易中，即期交易占比为79.7%，较2015年回落了0.8个百分点。这反过来意味着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占比总体趋于上升，其中：远期交易占比8.1%，回落了2.8个百分点；外汇和货币掉期占比5.8%，上升了0.1个百分点；期权交易占比6.3%，上升了3.5个百分点。期权交易占比之所以高于远期交易，主要反映了前者外汇风险准备减半征收对市场选择的影响。 另一方面，企业还主动运用外币跨境收付规避汇率风险。今年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付中，代客结售汇占比41.2%，回落了12.1个百分点，占比为2010年以来最低（峰值为2002年的74.8%）；人民币占比36.0%，较2015年上升了7.0个百分点；跨境自有外汇收付占比22.8%，上升了5.1个百分点。跨境自有外汇收付包括以外汇存款或外汇贷款对外支付，以及不结汇的外汇收入。由于代客结售汇中，有些结汇是过往外汇存款结汇、购汇不一定立即对外支付，故跨境自有外汇收付占比应该有所低估。 汇率市场化确实有助于改善宏观调控 理论上讲，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有助于放松资本（外汇）管制和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点，近年来都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 早在2017年9月，随着外汇形势和跨境资本流动状况好转，有关部门就将外汇风险保证金降至零，并放松了对企业海外投资的用汇限制，监管回归政策中性，既支持依法合规的资本流入，也支持依法合规的资本流出。2018年初，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秘书处宣布暂停中间价报价机制的“逆周期因子”，回归汇率政策中性。 虽然2018年以来受中美经贸摩擦、疫情蔓延、全球金融动荡、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屡屡承压，但有关部门恪守监管回归政策中性，除了在2018年8月先后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重启逆周期因子等宏观审慎措施外，未采取进一步的资本外汇管制措施，反而不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这降低了境内企业对外贸易和投融资成本，增强了境外投资者信心，稳步推进了制度型对外开放，有序推动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积极作用也开始逐步显现。如2018年，尽管美联储四次加息并缩表，且经贸摩擦令人民币汇率承压，但中国央行为应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三次降准，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到2018年底，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差由上年底的日均150个基点降至不到50个基点。再如今年初，因疫情集中暴发，中国央行领先美联储一个月进入疫情应对，迎着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综合运用数量和价格工具，支持抗疫和企业复工复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如期转正且好于预期。 本文首发于第一财经
中国央行网站显示，截至2020年7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544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421亿美元，升幅为1.4%。中国7月末黄金储备报6264万盎司（约1948.32吨），与上个月持平。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7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外汇供求基本平衡。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并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市场上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整体走强，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当前，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但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展望未来，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韧性强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加快形成，有利于继续为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提供支撑。
图片来源：微摄 7月31日上午，国家外汇管理局召开2020年下半年外汇管理工作电视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总结上半年工作，分析国内外经济金融和外汇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潘功胜作工作报告。在京党组成员、副局长出席会议。 会议认为，2020年以来，外汇管理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进一步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有效防控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切实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取得显著成效。一是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增强政治机关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二是全力以赴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增长。建立外汇政策“绿色通道”，全面简化防疫物资进出口、资本项目收入及跨境融资等外汇业务办理，有效满足抗疫相关外汇需求。三是外汇领域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在落实好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12项便利化措施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地区和业务范围。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外汇体制改革，服务好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四是外汇市场平稳运行。进一步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严厉打击外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阻隔外部冲击风险。五是外汇储备经营审慎稳健。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 会议强调，2020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要全面贯彻落实刚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加快推进外汇管理各项工作。 会议部署了2020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重点工作。一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为契机，不断增强政治机关意识，持续推进正风肃纪，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各方面各环节。二是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统筹支持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外汇便利化措施，扩大贸易收支便利化试点，推进服务贸易付汇税务备案电子化。探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管理改革。继续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和互联互通。三是继续打好外汇领域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完善外汇市场监管，保护外汇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地下钱庄、跨境赌博等外汇违法犯罪活动，维护外汇市场健康秩序。四是完善中国特色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保障资产的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五是加强对“十四五”时期外汇管理改革发展等重大课题研究，深化“放管服”改革，健全多层次国际收支统计体系，推进“数字外管”和“安全外管”建设。 国家外汇管理局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副司级以上干部在主会场参加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审计署金融审计一局、人民银行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受邀参加会议。各分局（外汇管理部）在各地分会场参加会议。（完）
据中国外汇交易中8月3日消息，为积极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企业汇兑成本，促进银行间人民币外汇直接交易市场发展，经批准，自2020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福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十二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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