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在格力工作18年，曾掌控格力电器财务、采购等重要环节，甚至被视为董明珠“接班人候选人”之一的“老人”望靖东于8月17日突然宣布离职，引发外界一连串猜想。 从10天前被解聘财务负责人，再到一夜之间辞去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等一系列重要职务，望靖东的辞任看似只是个人原因，实则并不寻常。 当下，格力正处于稳定业绩、转型变革和混改进入稳定阶段的关键时期。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空调行业终端消费需求减弱，今年格力电器在董明珠带领下实施新零售渠道变革，推进销售渠道和内部管理变革，实施向线上转移的促销战略，注重直播等模式，欲重塑线上行业竞争格局。 对于望靖东的辞职，外界有众多揣测。“目前各方猜测较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否则望靖东不会在格力电器最需要稳定的时候离开，也不会在公司即将启动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时候离开，更不会在半年报预告刚发布就离开。”广州上兵伐谋企业管理顾问原策略总监刘步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望靖东的辞职，有直接的因素，也有间接的因素。格力电器业绩有很大提升空间，目前处在分水岭，另外公司内部对格力电器发展方向可能存在分歧。”刘步尘说。 2019年年底，高瓴资本通过股权转让，从原控股股东格力集团手中接手了格力电器15%的股份，格力电器正式进入无实控人时代。随着混改落地，高瓴资本与格力电器的关系备受外界关注。无论在资本层面、管理层还是业务层，外界普遍认为高瓴资本会有所动作。 刘步尘认为，“望靖东出局给高瓴资本腾位置”的说法有一定道理。“高瓴资本虽然是格力电器大股东，但在董事会没有一个席位，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不过，有接近格力电器人士向记者透露：“混改前，高瓴资本曾表态不会派驻人员进入格力电器董事会，这次望靖东离职并不一定与董事会席位有关，但目前事态是否会发生变化还未可知。” 而记者在与高瓴资本沟通时，对方保持缄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格力电器之时，高瓴资本一度极力推动格力电器给与管理层和骨干员工总额不超过4%格力电器股份的股权激励计划，而望靖东选择在此时离开，似乎并不合常理。 据了解，目前格力电器董秘一职，暂时由公司董事张伟代理。张伟为格力集团副总裁，曾任格力电器管路分厂、物资供应部、外协外购质量管理部、企业管理部负责人，格力电器总裁助理。对于张伟是否是董秘职务的人选，格力相关人士称，“内部还需进一步审议。” “空降高管的可能性不大，现在格力最需要的是稳定。”粤成控股创始人、策略分析人士洪仕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摘要 【李迅雷：券商并购传言无风不起浪 1+1能否大于2？】近来不断有券商并购传言，传言真假难辨，但无风不起浪，今年以来证券市场活跃，增厚了券商盈利。监管部门曾表示，发展高质量投资银行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发展决策部署的需要，也是推进和扩大直接融资的重要手段。要“积极推动打造航母级头部证券公司”。那么，当前通过券商合并的模式是否可以打造航母级头部券商，进而推动直接融资比重的提高呢？ 近来不断有券商并购传言，传言真假难辨，但无风不起浪，今年以来证券市场活跃，增厚了券商盈利。监管部门曾表示，发展高质量投资银行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发展决策部署的需要，也是推进和扩大直接融资的重要手段。要“积极推动打造航母级头部证券公司”。那么，当前通过券商合并的模式是否可以打造航母级头部券商，进而推动直接融资比重的提高呢？ 直接融资比重低与券商强弱有关？ 早在1996年，我便对中美直接融资的比重做比较，同时还研究了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发现中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比只有1:9，而美国大约为8:2。同时，中国所有券商的总资产之和不及美林的十分之一。故当时我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空间巨大，券商的规模有望大幅提高。 但那么多年来，我国的直接融资比重依然没有显著提高，大约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在15%左右，其中股权融资占比只有5%左右，这也是过去30年来中国金融改革的痛点所在，即中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还亟待提升。那么，是否通过做强做大券商，就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呢？恐怕还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社会融资结构(剔除政府融资后的社融存量占比%) 来源：人民银行，中泰证券研究所 事实上，我国这些年来的直接融资规模也不算小，从A股的总市值规模看，我国在全球排名第二，与GDP的排名一致。更何况A股的发展历史才30年，而美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已经超过230年了。 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比重不高的另一个原因是间接融资规模过大，使得我国的社会融资规模更大，2019年达到250多万亿，增速超过10%，分母偏大使得直接融资比重偏低。 这实际也反映出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即我国GDP创造需要两倍以上的M2余额，美国的这一比例长期以来维持在70%左右，今年为了应对疫情，无限量释放流动性，该比例才上升的80%以上。 因此，降低间接融资规模，也就是企业和居民部门降杠杆，可能也很重要，即改善供给的结构，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畴。而目前来看，似乎很难做到，毕竟疫情导致经济下行，更需要银行的融资支持。 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社会信用文化和法律体系。纵观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融资结构，会发现两点：第一，大陆法系国家的直接融资规模通常都做不大，中国的法律基础是大陆法系；第二，与之相关的，非英语地区的直接融资比重通常比较低，如日本与欧洲国家；与之相反的，如美国、英国和中国香港等。 我国的社会信用链较短，使得全社会对银行的依赖度极高，如银行贷款主要靠抵押贷款，信用贷款比重低；又由于长期以来的刚兑，使得企业和居民部门的钱绝大部分都留在银行体系内(包括表内与表外)。 因此，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打破刚兑非常重要。今年以来，银行理财的净值型产品规模越来越大，使得居民理财资金流向公募基金的比重明显上升，公募产品的发行规模大幅上升，这有利于直接融资比重的上升。 券商强强联合就能做大？ 如前所述，中国股市创立之初，券商的资产规模的确非常小。如今，中美投行之间的差距确实有了大幅缩小，但差距仍比较大，如根据2019年的年报，国内最大券商中信证券的净资产规模，大约是高盛的25%、摩根斯坦利的29%；净利润分别是后者的21%和20%。 从我国券商的收入结构看，从2012年至2019年，经纪业务的平均收入的占比有明显下降，即从40%左右下降到20%左右，而自营收入的占比显著上升，说明券商的自有资本金规模在不断扩大。 我国券商行业收入结构(%) 来源：证券业协会，中泰证券研究所 而在高盛的收入结构中，做市商业务的收入占比最高，接近总收入的一半。因此，我国券商差距主要在资本实力、杠杆水平、资本交易及资本中介能力上。 首先看资本实力。根据2019年报数据，高盛、大摩、小摩净资产分别是中信证券的3.9、3.5、11倍。其次看杠杆水平。2019年末，中信杠杆为4.79倍，高盛、大摩、小摩分别为10.80、10.83、10.28倍，因而在ROA相当情况下，美国投行的ROE高于中信。第三看资本交易及资本中介能力。如高盛收入结构中，接近一半来自做市以及其他本金交易，对应是FICC、股权做市，以及衍生品等业务，这是未来国内券商着力需要提升，也是需要使用资本并且加杠杆的方向。 美国高盛收入结构(%) 来源：彭博，中泰证券研究所 总体来看，美国的金融监管比我们要宽松，如杠杆率水平比我国高，资本中间业务和衍生品业务方面的限制也相对少些，如做市和场外衍生品业务等。这些方面都不是我们短期能够模仿的，毕竟资本市场的成熟度有较大差距。 因此，我国通过强强联合，打造中国的“高盛”有可能吗？单纯从业务构成看，有一定难度。首先，我国券商的传统业务，即经纪业务的收入占比在缩小，强强联合，可以使得经纪业务的网点数量扩大，但这块业务的未来价值量似乎还会收缩，因为一方面是机构的占比会上升，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应用会越来越普遍，实体网点的价值会缩水。 从投行业务看，券商这块业务对人才和客户资源的要求比较高，从历史上券商的合并案例看，合并后的券商在承销规模和家数上似乎没有特别优势。这可能是合并导致人才的“挤出效应”。实际上，自营业务、资管业务等对人才依赖度较高的业务，强强联合模式都容易导致人才流失。 从过去国内券商的合并案例看，大部分都发生在一家投行出现重大违规，或资不抵债，或出现流动性危机的时候，被另一家券商合并。而通过行政方式合并的，从若干年以后看，似乎不达预期目标。 从国际案例看，优势互补的合并案例比较多，如JP摩根和大通银行合并，美林与美国银行合并等。因此，目前纯粹以投行为主营业务的金融企业越来越少了。记得2007年的时候，国内某券商要兼并一家美国投行，当时中美股市都如日中天，要达成交易的成本很高。后来遇到次贷危机，最终摩根大通以低得惊人的价格收购了此公司。可见，市场泡沫大的时候，不适宜并购。 通过上述分析，我认为目前国内券商之间的强强联合不太可行，即很难达到1+1大于2的效果。即便是某些“出事”的大券商被另一家大券商合并，从日后看，也不见得能做大，甚至有可能出现1+1小于1的现象。比较可行的或许是强弱联合的模式，即以强带弱，实现资源、平台和人才之间的互补。 此外，让银行设立注册证券公司是做大券商的一种捷径，但目前《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在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故设立的证券公司如何与母公司之间划清合规的边界，确实是一大难点。而且，目前已经具有银行背景的券商似乎也没有在头部券商之列。 如何做强做大券商？ 通过并购方式来整合券商，肯定是做强做大券商的一大捷径。接着上面的券商购并这一话题，提出一个问题：现阶段是券商并购的好时机吗？ 从券商的历史估值(PE和PB)变化的角度看，到8月7日，PE的中位数为36倍，并不算便宜，因为历史的最低位是在2015年9月的12.2倍，但也算是处在历史的估值偏低位置，从PB看，为1.89倍，历史最低的估值是2018年10月的1.07倍。对比一下美国的头部券商高盛，当前PE只有13倍，PB不足0.8倍，即低于净资产；摩根斯坦利的PE和PB也分别只有8.7倍和0.9倍。 国内上市券商估值水平中位数变化走势 数据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因此，从估值的角度看，目前通过A股市场收购券商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股市比较低迷的2018年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时机，甚至今年第一季度的时机或许更好些。当然，如果要通过行政方式合并的话，就另当别论。 不过，当下不少A股上市券商都有对应的H股，而且H的折价率通常还非常高，有的甚至超过50%，从估值角度看，有的PE和PB都低于A股券商的历史最低点，若通过A+H的方式一起并购，可以显著降低成本。 但国内机构投资者可以直接买入港股吗？似乎受到外汇管控等诸多限制。因此，做强做大券商，拓展券商的全球业务，还是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美国、欧盟、日本的跨国企业能够顺利开展跨境业务，还是与本币是国际货币有关。我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非常必要，不能再等了，风险与收益总是匹配的。 此外，现行的券商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模式应该终止，因为它是我国证券市场特殊时期的产物，不符合全球资本市场的惯例，应该改为“证券公司客户及交易结算资金由证券公司专项存管在商业银行”。因为第三方存管的结果，实际上是银行共享了券商的客户资源，其结果是过去15年来，银行业的发展快于证券业，直接融资的规模远远落后于间接融资规模的膨胀。 因此，营造金融市场的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非常重要，包括去行政化、打破刚兑、放松管制等。只有高度市场化的环境，才有利企业的茁壮成长。例如，我们的日常支付，都已经很少用到现金或银行卡了，因为手机支付更便捷。那么，这样便捷的支付方式是谁提供的呢？是那些拥有公司股权、做着财务自由梦想、每天晚上自愿加班的互联网企业年轻人。 高盛是合伙人体制，国内的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咨询机构等也大多采取了合伙人体制，因为这类企业的共同特征是主要靠人才开展业务、获得收入，而不是靠生产流水线、靠存贷利差。因此，要打造中国的高盛，中国投资银行的航母级企业，而券商作为高度市场化的企业，即便不搞合伙人制，能否也能推广股权激励机制？ 随着注册制试点的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善以及银行理财产品刚兑的逐步打破，中国的资本市场确实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代，相信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银行端客户，会把其资产从目前的2-3%提高到10%甚至20%配置到资本市场，各类保险资金、养老金等长期资本进入资本市场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唯有高度市场化的投资银行、资产管理机构等参与主体，才能在资本市场这一时代变迁做强做大。
近来不断有券商并购传言，传言真假难辨，但无风不起浪，今年以来证券市场活跃，增厚了券商盈利。监管部门曾表示，发展高质量投资银行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发展决策部署的需要，也是推进和扩大直接融资的重要手段。要“积极推动打造航母级头部证券公司”。那么，当前通过券商合并的模式是否可以打造航母级头部券商，进而推动直接融资比重的提高呢？ 直接融资比重低与券商强弱有关？ 早在1996年，我便对中美直接融资的比重做比较，同时还研究了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发现中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比只有1：9，而美国大约为8：2。同时，中国所有券商的总资产之和不及美林的十分之一。故当时我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空间巨大，券商的规模有望大幅提高。 但那么多年来，我国的直接融资比重依然没有显著提高，大约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在15%左右，其中股权融资占比只有5%左右，这也是过去30年来中国金融改革的痛点所在，即中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还亟待提升。那么，是否通过做强做大券商，就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呢？恐怕还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社会融资结构（剔除政府融资后的社融存量占比%） 来源：人民银行，中泰证券研究所 事实上，我国这些年来的直接融资规模也不算小，从A股的总市值规模看，我国在全球排名第二，与GDP的排名一致。更何况A股的发展历史才30年，而美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已经超过230年了。 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比重不高的另一个原因是间接融资规模过大，使得我国的社会融资规模更大，2019年达到250多万亿，增速超过10%，分母偏大使得直接融资比重偏低。 这实际也反映出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即我国GDP创造需要两倍以上的M2余额，美国的这一比例长期以来维持在70%左右，今年为了应对疫情，无限量释放流动性，该比例才上升的80%以上。 因此，降低间接融资规模，也就是企业和居民部门降杠杆，可能也很重要，即改善供给的结构，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畴。而目前来看，似乎很难做到，毕竟疫情导致经济下行，更需要银行的融资支持。 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社会信用文化和法律体系。纵观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融资结构，会发现两点：第一，大陆法系国家的直接融资规模通常都做不大，中国的法律基础是大陆法系；第二，与之相关的，非英语地区的直接融资比重通常比较低，如日本与欧洲国家；与之相反的，如美国、英国和中国香港等。 我国的社会信用链较短，使得全社会对银行的依赖度极高，如银行贷款主要靠抵押贷款，信用贷款比重低；又由于长期以来的刚兑，使得企业和居民部门的钱绝大部分都留在银行体系内（包括表内与表外）。 因此，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打破刚兑非常重要。今年以来，银行理财的净值型产品规模越来越大，使得居民理财资金流向公募基金的比重明显上升，公募产品的发行规模大幅上升，这有利于直接融资比重的上升。 券商强强联合就能做大？ 如前所述，中国股市创立之初，券商的资产规模的确非常小。如今，中美投行之间的差距确实有了大幅缩小，但差距仍比较大，如根据2019年的年报，国内最大券商中信证券的净资产规模，大约是高盛的25%、摩根斯坦利的29%；净利润分别是后者的21%和20%。 从我国券商的收入结构看，从2012年至2019年，经纪业务的平均收入的占比有明显下降，即从40%左右下降到20%左右，而自营收入的占比显著上升，说明券商的自有资本金规模在不断扩大。 我国券商行业收入结构（%） 来源：证券业协会，中泰证券研究所 而在高盛的收入结构中，做市商业务的收入占比最高，接近总收入的一半。因此，我国券商差距主要在资本实力、杠杆水平、资本交易及资本中介能力上。 首先看资本实力。根据2019年报数据，高盛、大摩、小摩净资产分别是中信证券的3.9、3.5、11倍。其次看杠杆水平。2019年末，中信杠杆为4.79倍，高盛、大摩、小摩分别为10.80、10.83、10.28倍，因而在ROA相当情况下，美国投行的ROE高于中信。第三看资本交易及资本中介能力。如高盛收入结构中，接近一半来自做市以及其他本金交易，对应是FICC、股权做市，以及衍生品等业务，这是未来国内券商着力需要提升，也是需要使用资本并且加杠杆的方向。 美国高盛收入结构（%） 来源：彭博，中泰证券研究所 总体来看，美国的金融监管比我们要宽松，如杠杆率水平比我国高，资本中间业务和衍生品业务方面的限制也相对少些，如做市和场外衍生品业务等。这些方面都不是我们短期能够模仿的，毕竟资本市场的成熟度有较大差距。 因此，我国通过强强联合，打造中国的“高盛”有可能吗？单纯从业务构成看，有一定难度。首先，我国券商的传统业务，即经纪业务的收入占比在缩小，强强联合，可以使得经纪业务的网点数量扩大，但这块业务的未来价值量似乎还会收缩，因为一方面是机构的占比会上升，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应用会越来越普遍，实体网点的价值会缩水。 从投行业务看，券商这块业务对人才和客户资源的要求比较高，从历史上券商的合并案例看，合并后的券商在承销规模和家数上似乎没有特别优势。这可能是合并导致人才的“挤出效应”。实际上，自营业务、资管业务等对人才依赖度较高的业务，强强联合模式都容易导致人才流失。 从过去国内券商的合并案例看，大部分都发生在一家投行出现重大违规，或资不抵债，或出现流动性危机的时候，被另一家券商合并。而通过行政方式合并的，从若干年以后看，似乎不达预期目标。 从国际案例看，优势互补的合并案例比较多，如JP摩根和大通银行合并，美林与美国银行合并等。因此，目前纯粹以投行为主营业务的金融企业越来越少了。记得2007年的时候，国内某券商要兼并一家美国投行，当时中美股市都如日中天，要达成交易的成本很高。后来遇到次贷危机，最终摩根大通以低得惊人的价格收购了此公司。可见，市场泡沫大的时候，不适宜并购。 通过上述分析，我认为目前国内券商之间的强强联合不太可行，即很难达到1+1大于2的效果。即便是某些“出事”的大券商被另一家大券商合并，从日后看，也不见得能做大，甚至有可能出现1+1小于1的现象。比较可行的或许是强弱联合的模式，即以强带弱，实现资源、平台和人才之间的互补。 此外，让银行设立注册证券公司是做大券商的一种捷径，但目前《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在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故设立的证券公司如何与母公司之间划清合规的边界，确实是一大难点。而且，目前已经具有银行背景的券商似乎也没有在头部券商之列。 如何做强做大券商？ 通过并购方式来整合券商，肯定是做强做大券商的一大捷径。接着上面的券商购并这一话题，提出一个问题：现阶段是券商并购的好时机吗？ 从券商的历史估值（PE和PB）变化的角度看，到8月7日，PE的中位数为36倍，并不算便宜，因为历史的最低位是在2015年9月的12.2倍，但也算是处在历史的估值偏低位置，从PB看，为1.89倍，历史最低的估值是2018年10月的1.07倍。对比一下美国的头部券商高盛，当前PE只有13倍，PB不足0.8倍，即低于净资产；摩根斯坦利的PE和PB也分别只有8.7倍和0.9倍。 国内上市券商估值水平中位数变化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因此，从估值的角度看，目前通过A股市场收购券商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股市比较低迷的2018年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时机，甚至今年第一季度的时机或许更好些。当然，如果要通过行政方式合并的话，就另当别论。 不过，当下不少A股上市券商都有对应的H股，而且H的折价率通常还非常高，有的甚至超过50%，从估值角度看，有的PE和PB都低于A股券商的历史最低点，若通过A+H的方式一起并购，可以显著降低成本。 但国内机构投资者可以直接买入港股吗？似乎受到外汇管控等诸多限制。因此，做强做大券商，拓展券商的全球业务，还是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美国、欧盟、日本的跨国企业能够顺利开展跨境业务，还是与本币是国际货币有关。我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非常必要，不能再等了，风险与收益总是匹配的。 此外，现行的券商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模式应该终止，因为它是我国证券市场特殊时期的产物，不符合全球资本市场的惯例，应该改为“证券公司客户及交易结算资金由证券公司专项存管在商业银行”。因为第三方存管的结果，实际上是银行共享了券商的客户资源，其结果是过去15年来，银行业的发展快于证券业，直接融资的规模远远落后于间接融资规模的膨胀。 因此，营造金融市场的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非常重要，包括去行政化、打破刚兑、放松管制等。只有高度市场化的环境，才有利企业的茁壮成长。例如，我们的日常支付，都已经很少用到现金或银行卡了，因为手机支付更便捷。那么，这样便捷的支付方式是谁提供的呢？是那些拥有公司股权、做着财务自由梦想、每天晚上自愿加班的互联网企业年轻人。 高盛是合伙人体制，国内的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咨询机构等也大多采取了合伙人体制，因为这类企业的共同特征是主要靠人才开展业务、获得收入，而不是靠生产流水线、靠存贷利差。因此，要打造中国的高盛，中国投资银行的航母级企业，而券商作为高度市场化的企业，即便不搞合伙人制，能否也能推广股权激励机制？ 随着注册制试点的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善以及银行理财产品刚兑的逐步打破，中国的资本市场确实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代，相信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银行端客户，会把其资产从目前的2-3%提高到10%甚至20%配置到资本市场，各类保险资金、养老金等长期资本进入资本市场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唯有高度市场化的投资银行、资产管理机构等参与主体，才能在资本市场这一时代变迁做强做大。
摘要 【李迅雷：中国资本市场全球化需三大助力 打造中国高盛并非两大券商合并】“美元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比重在60%以上，而中国人民币在全球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比重则不到2%，人民币国际化具体的进展还是偏慢，跟中国的经济体量不相适应，我们的全球化率水平还比较偏低。这就是说整体全球水平比较偏低的情况下，我们的资本市场更加需要推进全球化。”（21世纪经济报道） “美元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比重在60%以上，而中国人民币在全球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比重则不到2%，人民币国际化具体的进展还是偏慢，跟中国的经济体量不相适应，我们的全球化率水平还比较偏低。这就是说整体全球水平比较偏低的情况下，我们的资本市场更加需要推进全球化。” 8月18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2020金麒麟港股价值风云榜评选活动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 他重点指出，中国资本市场走向全球化主要需要三方面支持：第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资本市场融入世界的关键一步；第二，资本市场参与主体要走向国际化；第三，A股应该在制度设计上跟国际进一步地接轨，在各种制度上面跟国际接轨。 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 对于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李迅雷表示，“一方面是加大资本项下对外开放的力度，另外一方面是要先行先试，用一些具体的个案推进，以点来作为一种突破，然后再推广到面。如上海的自贸区的新片区可以先行先试，鼓励境外居民增持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 除此之外，他认为还可以建立本外币一体化的商务体系，统一本外币跨境资金池的管理政策，实施更加便利的跨境资金的管理制度。同时，进一步来支持科创板的健康发展，在上海常态化试点合格的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制度)。 他强调，最终多项举措将使得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更多的机构可以出海，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机构进来。 推进资本市场参与主体走向国际化 资本市场的参与主体主要是三大方面：一是中介机构，如证券公司。二是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三是监管部门，制度的设计者、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者。 首先，他提到了证券公司如何推进国际化。把证券公司强强联合、做大，这样一种做大是否具有竞争力？把两个公司合并起来，就能够成为中国的高盛了吗？李迅雷表示，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因为首先高盛不仅有股权，同时它也是合伙人制，也就是人才之间优势互补，力拼一些业务增值，这种狼性的文化还是需要的。我国在股权文化方面还是发展得比较慢，证券行业需要有一场更加市场化的改革来做强做大我们的投资银行业务。” 其次，他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的全球化程度到目前为止还是偏低的，接下来还是要鼓励更多境外机构投资者或者境外的投资者来投资A股市场和我国债券市场，因为在全球负利率、零利率的情况下，我国国债的收益率还是比较可观的。同时，资本市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加大培养机构投资者，提升机构投资者的话语权，个人投资者的理念也会受到机构投资者的影响。 李迅雷指出，从2017年以来，国内资本市场得到显著发展，炒小、炒短、炒概念、炒题材的“贾布斯”的股票估值水平已大幅下降。 “香港有很多仙股，我们A股市场虽然没有那些仙股，但将来还是会多的，这个需要机构投资者更大程度的参与”，针对港股配置，他建议，“在全球化之前，应该鼓励更多的机构投资者，比如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作为一个长期资本，加大对港股的配置力度，对于A+H里面明显溢价率过低的港股，有A股背景的H股加大配置，这样有利于我们理性的价值投资理念起来。” 李迅雷预估了今年的经济形势，“中国的经济在全球诸多经济体当中还是能够保持增长，今年的疫情下，我估计全年的GDP增长应该在2%左右，其它地方都是负的，我们的经济还在成长，机会还是很多的，要增强参与率。” 健全市场工具和监管制度 据统计，过去12年，美国的股市累计退市的股票接近4000多家，而A股市场退市的大概只有50余家。李迅雷认为，美股市场完完全全体现了优胜劣汰，这样使得估值就会更加合理。 对于国内股票发行定价估值虚高的现象，他指出，“过去在核准制下面，我们发行股票不是以市场为依据，是以指导价来定的，这样供需关系严重得不平衡，导致估值水平虚高，现在科创板包括创业板都在试点注册制，这个对于我们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是非常有好处的”。 因此，他强调，一方面退市制度要严格执行，优胜劣汰，使得大家看到风险就不能够乱炒了，要非常严格地阻止以追求价差收益为目的的不规范的市场行为；另一方面是发行定价的市场化，优胜劣汰完善起来，这也要求严格执行退市制度。 另外，监管到位的同时，市场上应该有的工具也要健全起来。 “现在作为卖方，证券公司的研究部门，它基本上没有过一篇做空的报告、看空的报告，都是建议持有、增持，为什么就不敢写这个公司估值过高呢？”对此，他指出，“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市场两融是失衡的，融券的极少，融资的极多。如果我们有严格的退市制度，对于市场不合规行为的处置力度加大，这样我们融券的规模也能增加，我们卖方分析师也能更加敢于写看空的报告，这样市场就会更加规范了。”
8月18日周二，沪深两市出现小幅高开，随后指数出现震荡走势，创业板指数则一度大涨1%以上，之后出现回落。盘面来看，农业、汽车、煤炭、钢铁等板块表现活跃，前期调整较多的疫苗板块也出现集体回暖，昨天银行股强势上涨，拉升指数大幅上扬，今天银行股出现了一定回调，但整体来看市场牛市的格局已经形成，上证指数也成功站上3400点整数关口，两市成交量周一再次回到1万亿以上，突破1.1万亿，北上资金净流入约60亿，表现强势的沪股通净流入多于深股通。从盘面来看，周一银行、保险、券商均出现大幅表现，白酒股也表现抢眼，特别是白酒龙头股，结束了之前的调整，出现大幅反弹，在之前市场调整时，我建议大家要抓住白马股回调的机会进行布局，后市仍会有较好表现，从周一来看，再次验证了我的预判。 市场上涨主要受到几方面共同的推动，一是央行继续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本月央行继续通过的MLF的方式来释放流动性，开展了7000亿MLF，并同时开展了500亿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8月份以来资金投放明显增加，市场对于流动性收紧的担忧逐步消除；二是多位金融高层发声支持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周末撰文指出，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引导理财、信托、保险等为资本市场增加长期稳定资金，将对资本市场带来长期利好；三是证监会明确了证券公司在第三方网络平台开展业务的监管规范，有利于券商延展客户来源，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逐步明晰，近期券商股迎来众多利好，包括券商资管可以申请公募基金牌照，这将会拓展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从有利于券商的中长期发展。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表示中央强调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具有枢纽地位，凸显了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从某种意义上来理解，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资本市场，这是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实现经济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资本市场将会成为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可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近期众多的政策利好进一步推动了牛市的走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国民经济继续恢复，主要经济指标继续复苏。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增速与上月持平，从消费来看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降幅比上月收窄0.7%，从投资来看，1~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降幅比1~6月份收窄1.5%，就业形势总体稳定。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与上月持平，2019年8月央行开始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LPR定价机制来获得市场化的定价，央行的政策利率不变。由于这次MRF操作利率保持不变，也就意味着8月20日LPR报价大概率不变，即在低利率的环境之下，更有利于经济的复苏，同时有利于股市的回升，根据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下半年我国货币政策可能会略有收紧，但并不会过度收紧，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仍然是重要的方针，这将打破一些投资者对于市场流动性过度收紧的担忧。 创业板注册制的实施正在稳步推进，首批注册上市的企业将于8月24日在创业板注册上市，这是创业板发展过程中里程碑的事件，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对于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大大有利，同时有利于吸引更多优秀的新经济企业到创业板上市，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取得了较好的经验，实施注册制后，有更多新经济企业可以上市，从而能获得宝贵的资本，随着注册制的推进，A股市场的生态也会发生很大变化，市场走势更加市场化，从新股发行到询价交易都将会逐步市场化，进一步推动新经济企业登陆资本市场，让资本市场的表现更加反映经济转型的变化，从而带来更好的投资机会。过去十年创业板产生了一批十倍牛股，但也产生了一些出现业绩陷阱的公司。通过优胜劣汰让好的公司留在市场上，市值不断做大做强，差的公司则及时退市，这将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我们不能只盯住部分问题公司，重要的是盯住有哪些好的企业通过上市获得了宝贵资本，从而赢得长足的发展。过去十年，创业板诞生了一批伟大的新型企业，将来在试点注册制之后，势必有更多的新企业登陆创业板，创业板加上科创板是我国新经济的主要阵地，这将会给资本市场带来新的活力。 一直以来，我看好大消费和科技方向，前者主要代表了传统行业的白龙马股，包括像医药、白酒、食品饮料等消费白马股，科技则代表了经济转型的方向，科技龙头股虽然现在的业绩不佳，但未来将随着技术的进步，随着市场的开拓，逐步释放出业绩，即未来的白龙马股。传统的白马股与新兴白马股都是投资者要重点关注的方向，但从投资比例来看，建议投资者要用一半以上的仓位来配置业绩稳定的消费白马股，从而保证组合的风险收益较高，另一方面可以用20%左右的仓位来配置科技股，剩下30%可以配置代表行情风向标的券商股，因为未来十年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黄金十年，券商股无疑有长期的发展机会，建议投资者可以积极关注。 当前A股市场已经形成了慢牛长牛行情，随着居民市场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转移，基金销售将保持火爆的热度，这会给A股市场带来源源不断的增量资金，同时也是A股市场机构化的重要特征。坚持价值投资，做好公司的股东是我一直给大家讲的投资理念，建议投资者可以积极关注，当前市场的震荡上行的态势已经形成，单边上涨是难以持续，震荡上行，逐步回升，走出慢牛长牛是未来的大趋势。只有在慢牛长牛之下，投资者才会更好地把握市场的投资机会，挖掘优质的股票，或通过配置优质的基金来分享A股市场的成长。未来十年主要的投资机会都会在资本市场，这是我近年来最坚定的判断，现在也得到了市场的验证和越来越多投资者的认可。
中国电信8月18日披露中期业绩。截至目前，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2020年中报全部出炉。上半年，三大运营商合计投入1699亿元资本开支，其中用于5G网络建设的资本开支合计达到879.53亿元。若仍按照年初公布的资本开支计划规模，下半年三大运营商还有1649亿元资本开支预算在路上，其中973.47亿元用于5G。 根据三大运营商最新披露，截至目前，国内5G套餐用户已超1亿户，建成开通5G基站约40万个。 5G套餐用户已超1亿户 受益于5G商用，运营商移动业务方面有明显改善。 上半年，中国电信的移动用户达到3.43亿户，净增790万户。其中，5G套餐用户达到3784万户，5G套餐用户渗透率达到11%，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中国电信表示，天翼超高清、云游戏、云VR等5G应用用户快速增长，5G业务持续拉动移动用户价值增长，移动用户ARPU（每用户平均收入）较去年下半年实现企稳回升，同比降幅逐步趋缓。 中国电信发布的上半年业绩说明材料显示，4G升级所带来的移动业务用户ARPU提升约10%，5G用户ARPU达到80.6元，5G用户DOU（单用户平均每月上网流量）达到14.1GB。 此前，中国移动半年报显示，截至2020年6月底，中国移动的移动业务客户达到9.47亿户。其中，4G客户达到7.60亿户，5G套餐客户达到7020万户。上半年，中国移动的移动用户ARPU为50.3元，同比下降3.7%，降幅进一步收窄；手机上网DOU提升39.7%，达到8.6GB。中国移动表示，与迁移前相比，5G用户的ARPU实现5.9%的增长，上网DOU增长28%，5G价值提升值得期待。 截至6月30日，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公布的5G套餐用户数达1.08亿户。中国联通并未公布具体的5G用户数。 上半年，中国联通的移动服务收入同比下降2.8%，降幅较去年全年显著收窄；移动出账用户总数达到3.1亿户，移动用户ARPU达40.9元，同比提升0.2%，改变下滑趋势；移动用户DOU达9.4GB，同比提升27%。 产业互联网业务亮点多 中国电信披露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公司产业数字化收入为429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IDC收入为145亿元，同比增长11.9%；行业云收入为47亿元，同比增长30.4%；组网专线收入为102亿元，同比增长4.6%。物联网收入为13亿元，同比增长15.5%；互联网金融收入为7亿元，同比增长7.5%。 政企客户等B端市场也被中国移动视为“蓝海”。上半年，中国移动的移动云收入达到44.6亿元，同比增长556.4%；政企客户数达到1129万家，较2019年底净增101万家；DICT（IDC、ICT、移动云及其他政企应用及信息服务）收入达到209亿元，同比增长55.3%。 中国联通超预期的半年报业绩同样与向非个人市场、产业互联网方向转型有关。上半年，中国联通产业互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大增36%，达到227亿元，占整体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提高到16%。具体看，ICT业务收入75亿元，同比增长39%；IDC及云计算业务收入达到121亿元，同比增长29%；物联网业务及大数据业务收入分别达到22亿元和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5%和67%。 上半年投入1699亿资本开支 三大运营商上半年合计投入1699亿元资本开支，其中用于5G网络建设的资本开支合计达到879.53亿元。若仍按照年初公布的资本开支计划规模，下半年三大运营商还有1649亿元资本开支预算在路上，其中973.47亿元用于5G。 中国电信表示，持续与中国联通开展5G网络共建共享，上半年建成开通5G基站约8万站，在用5G基站接近21万站，快速建立网络覆盖能力，有效降低网络建设和运营成本。 此前，中国移动表示，截至上半年底，已在国内超过50个城市累计开通了18.8万个5G基站，提供商用服务。公司全力推进5GSA核心网建设，为实现年内独立组网规模商用奠定了基础。 中国电信半年报显示，上半年中国电信的资本开支为431亿元，其中用于5G网络建设的资本开支为201.53亿元，公司维持全年850亿元资本开支计划不变，其中453亿元用于5G。这意味着下半年中国电信资本开支计划约为419亿元，其中251.47亿元用于5G。 上半年，中国移动的资本开支为1010亿元，全年资本开支计划1798亿元。上半年，中国移动5G相关资本开支为552亿元，全年计划约1050亿元。由此推算，下半年中国移动资本开支计划约为788亿元，用于5G的投资约498亿元。中国移动表示，全年新建5G基站数量将提升至30万个。 中国联通上半年资本开支258亿元，其中5G开支126亿元。公司计划全年资本开支700亿元，5G资本开支350亿元。按照该计划，中国联通下半年资本开支预算为442亿元，其中，用于5G达到224亿元。 除了5G建网投资，运营商对数据中心也有投资计划。中国移动表示，要加快推进移动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IT云资源布局；优化形成“3（热点区域中心）+3（跨省中心）+X（省级中心+业务节点）”数据中心布局。中国电信表示，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快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川渝陕的大型数据中心建设，发挥运营商独具的互联网接入能力、丰富的产品体系、安全可靠的服务保障、雄厚的客户资源，持续巩固IDC领先优势。
“美元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比重在60%以上，而中国人民币在全球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比重则不到2%，人民币国际化具体的进展还是偏慢，跟中国的经济体量不相适应，我们的全球化率水平还比较偏低。这就是说整体全球水平比较偏低的情况下，我们的资本市场更加需要推进全球化。” 8月18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2020新浪港股价值峰会暨金麒麟港股价值风云榜评选活动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 他重点指出，中国资本市场走向全球化主要需要三方面支持：第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资本市场融入世界的关键一步；第二，资本市场参与主体要走向国际化；第三，A股应该在制度设计上跟国际进一步地接轨，在各种制度上面跟国际接轨。 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 对于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李迅雷表示，“一方面是加大资本项下对外开放的力度，另外一方面是要先行先试，用一些具体的个案推进，以点来作为一种突破，然后再推广到面。如上海的自贸区的新片区可以先行先试，鼓励境外居民增持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 除此之外，他认为还可以建立本外币一体化的商务体系，统一本外币跨境资金池的管理政策，实施更加便利的跨境资金的管理制度。同时，进一步来支持科创板的健康发展，在上海常态化试点合格的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制度)。 他强调，最终多项举措将使得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更多的机构可以出海，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机构进来。 推进资本市场参与主体走向国际化 资本市场的参与主体主要是三大方面：一是中介机构，如证券公司。二是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三是监管部门，制度的设计者、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者。 首先，他提到了证券公司如何推进国际化。把证券公司强强联合、做大，这样一种做大是否具有竞争力？把两个公司合并起来，就能够成为中国的高盛了吗？李迅雷表示，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因为首先高盛不仅有股权，同时它也是合伙人制，也就是人才之间优势互补，力拼一些业务增值，这种狼性的文化还是需要的。我国在股权文化方面还是发展得比较慢，证券行业需要有一场更加市场化的改革来做强做大我们的投资银行业务。” 其次，他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的全球化程度到目前为止还是偏低的，接下来还是要鼓励更多境外机构投资者或者境外的投资者来投资A股市场和我国债券市场，因为在全球负利率、零利率的情况下，我国国债的收益率还是比较可观的。同时，资本市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加大培养机构投资者，提升机构投资者的话语权，个人投资者的理念也会受到机构投资者的影响。 李迅雷指出，从2017年以来，国内资本市场得到显著发展，炒小、炒短、炒概念、炒题材的“贾布斯”的股票估值水平已大幅下降。 “香港有很多仙股，我们A股市场虽然没有那些仙股，但将来还是会多的，这个需要机构投资者更大程度的参与”，针对港股配置，他建议，“在全球化之前，应该鼓励更多的机构投资者，比如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作为一个长期资本，加大对港股的配置力度，对于A+H里面明显溢价率过低的港股，有A股背景的H股加大配置，这样有利于我们理性的价值投资理念起来。” 李迅雷预估了今年的经济形势，“中国的经济在全球诸多经济体当中还是能够保持增长，今年的疫情下，我估计全年的GDP增长应该在2%左右，其它地方都是负的，我们的经济还在成长，机会还是很多的，要增强参与率。” 健全市场工具和监管制度 据统计，过去12年，美国的股市累计退市的股票接近4000多家，而A股市场退市的大概只有50余家。李迅雷认为，美股市场完完全全体现了优胜劣汰，这样使得估值就会更加合理。 对于国内股票发行定价估值虚高的现象，他指出，“过去在核准制下面，我们发行股票不是以市场为依据，是以指导价来定的，这样供需关系严重得不平衡，导致估值水平虚高，现在科创板包括创业板都在试点注册制，这个对于我们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是非常有好处的”。 因此，他强调，一方面退市制度要严格执行，优胜劣汰，使得大家看到风险就不能够乱炒了，要非常严格地阻止以追求价差收益为目的的不规范的市场行为；另一方面是发行定价的市场化，优胜劣汰完善起来，这也要求严格执行退市制度。 另外，监管到位的同时，市场上应该有的工具也要健全起来。 “现在作为卖方，证券公司的研究部门，它基本上没有过一篇做空的报告、看空的报告，都是建议持有、增持，为什么就不敢写这个公司估值过高呢？”对此，他指出，“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市场两融是失衡的，融券的极少，融资的极多。如果我们有严格的退市制度，对于市场不合规行为的处置力度加大，这样我们融券的规模也能增加，我们卖方分析师也能更加敢于写看空的报告，这样市场就会更加规范了。”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