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是科学的先进的，是因为这个制度更能满足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对制度的要求，代表了世界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没有广泛、真实、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就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巨大优越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 从决胜全面小康到绘制新发展阶段规划蓝图，从决战脱贫攻坚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世界更加关注中国发展背后的制度因素。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引，从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高度，站在人类价值和道义的制高点，打造融通中外的制度话语，构建中国特色的制度叙事，深入揭示中国制度的历史必然性、时代进步性、价值正义性，有效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和认同，确立中国制度在当代世界的价值地位。 讲好“以发展为重心”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当代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制度选择是对国家和民族所面临历史任务的理性回应。讲好中国制度故事，构建中国制度话语，要从中国制度的历史逻辑出发。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作为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快速发展的“赶超”中实现强国富民，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任务。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发展。在中国“几十年走过发达国家几百年发展历程”的历史性跨越背后，正是把“发展”作为“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的制度理念。这既是解读“中国奇迹”的“制度密码”，也是阐释中国制度历史逻辑的要害和关键。 聚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阐释好国家根本任务的制度规定。我国宪法写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现代化是过去几百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更是一百多年来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在根本大法中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为国家根本任务，这是面向世界讲好中国制度故事的核心叙事。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出“现代化”的概念。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九届五中全会的主要任务和重大意义就在于擘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当今世界，发展是国际社会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追求。以根本大法保障现代化建设，是中国不断发展进步的制度原因，也是中国对世界制度文明的重要贡献。 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阐释好党的基本路线的目标指向。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发展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是党的基本路线在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行阐述，要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我们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和中国制度故事的叙事焦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坚定不移的政治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国家发展建设的制度意志。 围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阐释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十九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概括为“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说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惟有先进的制度方能促进社会进步，这既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是制度文明演进规律。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取得年均近10%的增长，远高于不到3%的世界平均水平，关键就在于实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是科学的先进的，是因为这个制度更能满足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对制度的要求，代表了世界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讲好“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 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进一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价值追求。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任何制度体系都内含特定的价值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展开国家治理。制度价值作为制度的灵魂，决定制度发展的方向。“人民”二字是嵌入中国制度的根本价值，标定了中国制度的根本属性和价值指向。讲好中国制度故事，要深入解析好“以人民为中心”这一融入中国制度设计各层面、贯穿中国制度运行全过程的根本价值逻辑。 解读好“一切为了人民”的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制度的价值定向，集中体现在党执政宗旨的制度规定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离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不仅失去存在的意义，更直接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安全。正是出于这样的历史自觉，中国共产党把“人民至上”作为根本的制度立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首要使命，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目的，以制度性安排让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让一切执政资源和制度资源都服务于人民利益。 解读好“一切依靠人民”的执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正因为在制度设计和执行中坚持“靠人民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充分调动起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彰显出强大生命力。这样的制度不是“做摆设”的“装饰品”，而是“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实质民主。充分反映人民意志是中国制度的根本逻辑，也是中国制度故事的精髓要义。没有广泛、真实、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就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进步。 讲好“以创新为核心”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制度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制度创制和变迁的历史。制度竞争是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竞争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能力。英国资深中国问题观察家休·佩曼在《中国的变革：地球上最伟大的演出》一书中指出，忽视中国的“持续变革”能力是西方“误判中国”的重要原因。解析“中国奇迹”的奥秘，重在揭示好中国制度在实事求是中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能力。 展现中国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几十年来中国发展进步的每一次跃迁都凸显制度变革的巨大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作为现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经济腾飞和社会巨变。归根结底，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制度变革，都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欧美到俄日，作为制度变迁的社会革命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带来巨大的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视为“永远在路上”的“赶考”，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让中国制度不断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巨大优越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 展现中国制度在开放中实现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制度既扎根中国大地，又以开放包容的品格和海纳百川的胸怀借鉴和汲取世界文明成果。中国制度之所以充满生机活力，是因为始终顺应人类文明进步大趋势、人类社会发展大逻辑，既坚持立足中国实际，不搞“飞来峰”，又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制度发展经验和国家治理经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中国可能“有意识地、有节制地融合”中国与其他文明的长处，“其结果可能为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气质，也凸显了中国制度发展的理性特征。 本文刊发在12月21日北京日报14版理论周刊作者：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周树春
本文旨在讨论本轮比特币上涨的一些更深刻的原因，以及比特币和DeFi（去中心化金融）的结合未来发展的前景。 据火币全球站行情显示，12月21日，BTC价格最高探至24288USDT，市值接近3万亿，创下2017年12月以来的历史新高。本轮比特币上涨主要的原因在于以美国主流金融机构为核心的主力大量增持，而DeFi在2020年迅猛发展，比特币以及其他主流数字资产如何与DeFi结合是市场关注的核心重点之一，火币的H资产系列进一步推动了比特币DeFi的结合，区块链行业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比特币的价值所在 比特币上涨突破2万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引起各方关注，但是依然有人对比特币的价值认识不清，我们首先需要再简要讨论一下比特币价值的由来。 一个事物有价值需要有两个基本方面的原因促成。第一是性能，比如股票是股份公司所发行的所有权凭证，持有股票可以享有该公司的利润分红，这即是基本性能。第二是共识，即有群体能达成一致的认可。比如LV的包，有大幅超过其成本溢价，主要原因是其品牌价值形成了共识。从价值产生的过程来看，性能本身不能决定价值，更为最重要的是共识。 比特币有几大特性，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点对点转账，数量有限等；不可篡改的特性不光使得比特币无法造假，并且为区块链技术确权的属性奠定了重要基础。点对点转账的特性使其可以在全球转账无碍，从小额转账来说，比特币转账的成本较高，但是如果在进行巨额资金跨境转账的时候，比特币就能体现优势。而数量有限，则使得其稀缺性在随着共识增大的过程中愈发凸显。 多年前，时寒冰在《财经郎眼》的节目中曾表示，当初荷兰郁金香事件的泡沫虽然夸张，但郁金香好歹还能观赏，而比特币这个东西能做什么呢？这就是不知道比特币的性能导致的认知差。 单从性能上比特币绝对满足有价值的条件，这点已经毋庸置疑。但是比特币的价格不稳定，作为支付工具有很多缺陷。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机构买？比特币为什么值钱？ 今年比特币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以灰度为代表的美国主流金融机构在大量增持，常态解读来说，全球通胀，非洲地区开始用比特币对冲风险，伊朗等国家把比特币作为战略物资储备，Paypal支持比特币的支付等事件的发生，扩大了共识比特币的共识基础，所以机构具备了大规模介入的基础。 而从更长远的维度来说，第三世界国家金融基础设施欠缺，数字经济是能够形成整合其资源的重要路径。原来在不发达地区建一座银行成本很高，因此金融基础设施薄弱，而数字经济下只要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金融触达，其发展前景不可限量，所以机构抢入加密货币市场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反而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我们需要重点讨论一下，从机构的角度来看，这一轮牛市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事情？ 机构投资的逻辑 大机构投资某一项资产的思维，和一般投资者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机构投资是根据市场资产相关系数的表现，建立资产组合，如果某个资产在资产相关系数表现出变化以后，有的机构即使不喜欢这个资产，也会被动地投资，另类资产也是市场相关系数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此前一些机构也会做比特币的配置，只是金额并不大。今年在全球通胀的背景下，比特币的共识扩大，资产相关系数提高了。 机构在进场的策略和一般普通投资者是不一样的。大致来说，机构的集团会议决定是否投资某个标的，投资的规模等框架后，拟定好投资计划，然后由具体的交易员去执行。在此过程中，大机构在执行既定部署时不会在意是否把其他散户带上天，而只考虑是否完成目标，这一情况完全改变整个市场的节奏。 在近期比特币上涨的过程中，依然出现了很多爆仓的现象，主要就是因为很多交易者还在用老的盘面思路去观察，希望在波动性中扩大受益，但整个市场的结构已经因为机构进场的策略而改变。 具体来说，交易员如果接到的指令是15000美元期间买入2万个比特币，那么其可以采取一次性买入，但是可能会导致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所以交易员需要考虑市场深度，盘口表现等因素，优化执行的交易策略。在此过程中，交易员完成目标最好的策略是分批逐渐买入，这样的方式不会出现重大错误，而反映到行情上，就是逐级稳健上行的表现，其控制成本的痕迹很有可能会反映在均线上。 在这轮机构行情中，灰度最重要的作用是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了合规的进场渠道。灰度和机构一样，使用的并不是自有资金，所以合规的要求非常严格。还有一个深刻的问题，灰度发行的产品是不可赎回信托，这样的金融产品使得比特币失去了其转移支付的职能，只在证券二级市场打转，而且机构只有靠正溢价才获得收益，如果是负溢价连对冲的能力都没有，产品具有缺陷，但是为什么还会有机构不断投入？ 原因在于，灰度是合规的重要渠道，而灰度会发行不可赎回信托也是为了满足合规。而更重要的是，比特币本身的功能在此过程中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比特币因为共识扩大，性质发生了改变。 在工业时代，贵金属会成为发行货币的锚定物，并不是因为其工业属性，而是因为黄金的共识价值最大。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比特币是最有潜力成为替代黄金的标的，比特币和黄金的接力，可以视为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过渡的一个标志。 从数字黄金的角度来考虑，假设比特币未来哪怕分割到1聪涨到了1日元的价值，按现在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也值600多万人民币，如果1聪涨到1美分呢？这个画面就有点恐怖了。考虑十年到二十年内可能出现的发展空间，就能理解机构不断增持的动作是有底气的。 DeFi（去中心化金融）的发展更为重要 综上所述，比特币未来还会有上涨空间，而且随着其共识的扩大，机构继续持仓的动力会继续存在。 需要注意，机构持仓的动作，本质上还是一个做一个大宗商品交易资产配置的行为，对金融科技的发展并没有直接产生促进的作用。而在区块链技术领域，DeFi的预期最为强烈。 随着金融业务信息审核的大量冗余，中心化的金融系统对这两类资产的审计成本已经变得非常巨大。DeFi不依赖于任何第三方金融机构作为中介，以链上通证作为金融资产流动的唯一表现形式。目前DeFi生态围绕稳定币、借贷、衍生品、去中心化交易所等业务已经诞生了千种应用，未来DeFi有机会实现和传统金融匹配的镜像世界。 但是按照目前的节奏，机构更多的是专注数字资产的交易，DeFi还没有结合。机构买币，DeFi搞技术，看起来就是各玩各的。需要把更多的资产结合到DeFi中，才能够让整个DeFi壮大，让其成为金融科技的基石。 比特币可以设计很多金融产品，试想，如果基于比特币设计的金融产品是在链上通过智能合约完成的，都不用人去操作，那么以其现在三万亿的市值，未来在DeFi领域可能创造多大的价值空间？但是比特币和以太坊是不同的区块链网络，这是一个难题。 火币交易平台今年推出了一系列 H 资产，包括：HBTC、HUSD、HBCH、HLTC 等，解决了以太坊网络上核心优质加密资产较少的行业性问题，以及不同公链资产的跨链问题。以HBTC为例，HBTC是火币交易所作为第一期承兑商的ERC20 Token，与比特币1：1价值锚定，在保证了与比特币同等价值的同时，也拥有了在以太坊上的高流动性、较快的交易速度和较低的交易成本。 目前机构正在增持的主要是主流币，而在H资产系列的帮助下，这些主流币的价值也会渗透到DeFi世界，所以传统金融虽然自顾持仓，却也变相和DeFi世界发生了连接，对其产生了影响。 当然，有人会讨论认为以太坊也是机构增持的重要标的，所以不能说机构的动作和DeFi是完全不相干的，但是从市场的规模来看，目前市值最大的标的是比特币，如果没有把比特币纳入DeFi，那么DeFi市场的规模就无法提升量级，所以不同资产的影响意义是不同的。 结语 之所以要强调比特币和DeFi的融合，可以从一段历史的经验得到教训。 在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帝国主要靠不断掠夺金银，而大英帝国则热衷于在地方建设商业生态。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拿着钱过舒服日子的西班牙帝国最后坐吃山空，一蹶不振，而大英帝国即使在交出全球霸主的位置后，现在全球的影响力依然巨大。所以一个系统要发展起来，不光是实现资源占有，更要达到实现资源循环。 比特币数字黄金的价值已经呈现，但是要实现区块链行业的资源整合循环，需要突破链上信息孤岛的弊端，和数字经济发生更为密切的连接，其价值才能得到更大的发挥空间，这也是火币会推出H资产系列未来的意义所在。 现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情况已经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从比特币到整个DeFi市场都应该有全新的认识。
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是中国最大的灰犀牛之一。我们近年建议全面放开生育，2020年提出先放开三胎，加快构建生育支撑体系。 2020年10月，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1962-1976年的婴儿潮人口即将退出劳动力市场，步入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 人口红利消失，放开生育被人为拖延太久，生育意愿大幅降低。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放开单独二胎和全面放开二胎效果均不及预期。 低成本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投资率和储蓄率下降，社会抚养比和养老负担加重，政府债务和社保压力上升。
关注理论的危害就在于一旦形成就限制不了别人对他的错误理解与应用。“一般均衡”被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大宪章”，却是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并且是为论证社会主义提出的。 人们虽然将亚当斯密当做现代经济学之父，但是统治现代经济学的却不是亚当斯密，而是瓦尔拉斯。在现代经济学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理论比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对经济学的影响更深刻，更持久。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思想，不仅仅停留于微观经济学，而且渗透到了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中。 关于瓦尔拉斯在经济学界的历史地位，萨缪尔森将他称为仅次于亚当斯密，排名第二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则干脆称他经济学史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从这两位的评价，我们就可以看出瓦尔拉斯在经济学界的重要性了。瓦尔拉斯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倾向就是从瓦尔拉斯开始的。瓦尔拉斯之前的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尔萨斯、西斯蒙第等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家们都谈不上是自由主义者。西方经济学的自由化确切的说是从瓦尔拉斯提出一般均衡开始的，而且时至今日，任何一个市场自由主义的信奉者的脑海里都有一个“一般均衡”的幻梦，这个幻梦已经统治经济学界时间长达150年之久，至今还有部分人没有从这样的幻梦中走出。在这150年里瓦尔拉斯代替了亚当斯密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王者”。 在很多人的眼里，瓦尔拉斯这样一个西方经济学的祖师级人物，肯定应该是一个伟大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但事实却完全相反，瓦尔拉斯不仅不是自由放任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圣西门派社会主义者。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目标基本相同，但是在实现方式上有所区别，马克思将他们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张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本主义，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而圣西门、瓦尔拉斯等学者则在肯定资本主义的好处的同时，主张通过阶级调和实现社会主义，并且反对暴力。瓦尔拉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1868年出版《社会理想的研究》一书中。在书中，瓦尔拉斯主张国家应收购“与达到社会最大福利不相容的、违背自由竞争的私有财产，如土地、铁路等”。这样国家有了提供经济收入的财产，就可以不再征税，他认为土地国有化，还可以保证人们得到均等的机会。 瓦尔拉斯还将土地国有化与政府收入联系在一起，他主张政府先发行国债来购买土地，再将土地出租获取租金以清偿国债，瓦尔拉斯强调对土地租金征税，因为土地的价值来源于社会，因而社会以税收的现实得到这笔收入是合法的。瓦尔拉斯主张，土地以及其他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都应当国有化，并租给私人使用者以增加收益，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人们得到均等的机会。 因为瓦尔拉斯的共产主义倾向，他在应聘洛桑学院教授时，当时主持选聘七人委员会中，有三人不同意请他试教一年，尽管他们认为瓦尔拉在学识上虽高于其他竞选者。 瓦尔拉斯在研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也受到法国社会主义学者圣西门的影响，圣西门是牛顿力学的推崇者，写过《论万有引力》的著作，他试图把万有引力的概念引入他的社会哲学，走一条“物理政治学”的道路，他相信从万有引力的观念出发可以对一切现象做出或多或少的说明，并借用数学语言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他这些理念被瓦尔拉斯继承。瓦尔拉斯开始在经济学上引入牛顿力学，其中受路易波因索的著名力学教科书《静力学基础》（1803年）影响最大，瓦尔拉斯在自己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几乎使用了该书中所有的数学方法。圣西门构建“物理政治学”的理想没有实现，但瓦尔拉斯构建“物理经济学”的做法却彻底改变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瓦尔拉用函数关系代替经济关系，他说:"社会主义必须能解释如何与怎样引导和维持各类服务和产品的供求均衡，这样，社会主义才能从空想进入科学”。瓦尔拉斯一直称自己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者。 其实瓦尔拉斯和马克思一样，作为同一时代的经济学家，都试图为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提出一套科学的实现方案，只是他们走了不同的道路而已。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具有强烈的建构性，而这种建构理性恰恰为经济计划提供了理论基础。熊彼特也认为瓦尔拉斯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理论，并且主张在分配领域中则需要用公正原则来取代效用原则。而且，瓦尔拉斯还提出政府有责任保障稳定的货币供应、维护国家安全、建立教育体系、限制投机活动、通过社会立法提高工人的地位，并为有效竞争提供一个有力的总体环境。客观说，瓦尔拉斯所主张的社会发展模式与当下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出奇的相似。 后来瓦尔拉斯被市场自由主义学者“封神”之后，人们只继承了他的一般均衡经济思想，并把他的一般均衡思想当成了市场自由主义可以实现的数学化证明，成为资本主义的核心教条，但忽略了他的其他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主张，也再也没人谈起他的“科学社会主义者”身份，以至于现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不了解瓦尔拉斯的历史，不了解瓦尔拉斯的思想体系，而是自然而然的认为瓦尔拉斯是一个市场自由主义者。 瓦尔拉斯之后，还有两位学者为一般均衡理论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经济学家，这两位学者同时获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分别是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和美国经济学家阿罗。这两位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中也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他们是现有的经济学框架体系的重要奠基者。他们也与瓦尔拉斯一样，虽然对市场一般均衡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不是市场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其中希克斯则是一个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也是凯恩斯经学中著名的IS-LM模型的提出者。 阿罗则是最后完成一般均衡数学证明的人，但他也是边际递增理论的大力宣传者，是“不可能定律”的提出者，是社会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是信息经济学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概念的提出者。一般均衡实现的前提是边际递减，而阿罗推崇边际递增，说明市场并不总是均衡的，阿罗提出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就是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指出了市场的无效性。阿罗的不可能定律，则直接否定了现有选举制民主的合法性，认为现有的选举民主无法真实反应民意。而在一次斯坦福的研讨会上，阿罗就表明过他对一般均衡的真实看法，他说，“一般均衡理论有五组假设，而每一组假设从五种不同的角度看都是错误的”。其实那些研究一般均衡的人只是将其作为市场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特例提出，从来就没有认为市场会自动实现一般均衡，也从来没有认为人类应该市场自由放任主义。
一、大萧条史实：凯恩斯与罗斯福的五次互动 ——兼谈罗斯福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区别 凯恩斯和罗斯福，一个世界大国的政治领袖，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俩其实一直保持着相互关注。1929经济危机爆发后，凯恩斯就密切关心美国对付大萧条的各种措施。1932年，他忧心于罗斯福和民主党竞选言行中一再强调平衡预算，便在这年5月号的《大西洋(行情600558,诊股)》杂志发表“世界经济展望”一文，告诉美国“这不是贫穷危机，这是丰裕危机”。有些人坚持摆脱之道是紧缩与节约，“只要可能就不用世界上的潜在生产力”，他认为这是“蠢人与疯子的言论”；只要这种气氛不改变，美国在近期内就不会有繁荣。 罗斯福上台后，凯恩斯的主张并没有实行，为了让罗斯福更好的接受自己的主张，这期间他们有过5次直接或间接的互动。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一次互动 第一次互动，发生在在1933年初。罗斯福上台之前，凯恩斯就把他的《通向繁荣之路》一书由《泰晤士报》业主威斯康特阿斯托送给了罗斯福。在《通向繁荣之路》一书中，凯恩斯用乘数理论来论证政府借款支出的经济意义。《通往繁荣之路》一书是1936年凯恩斯出版的巨著《货币、利息与就业通论》的“通俗版”，专为各国负责经济的政要而写，其中包含了日后“凯恩斯主义”的一切要素。为了让他的思想为更多的人了解。凯恩斯又将这本书先后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为了引起美国读者的兴趣，凯恩斯对美国版《通向繁荣之路》做了许多增删和修改，以便更加贴近 美国当时的情况。在英国版的《通向繁荣之路》中，凯恩斯估算英国的乘数 大约等于2, 而在美国版的小册子中，他估算美国的乘数大于2。 在书中，针对以平衡预算为要旨，主张削减公共支出的一些言论，凯恩斯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攻击：鼓吹平衡预算的人士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政府以财政赤字为代价进行的公共支出无非是把私人部门的投资“抢”到自己手里，与其如此，不如通过减税和降息来增加私人部门投资的动力。凯恩斯驳斥说，在一个萧条的经济前景低迷的年代，面对遥不可测的需求，很难想象私人部门会主动进行投资。而政府支出则可以创造这宝贵的需求，启动一系列的投资。此外，与减税不同，政府支出除了创造第一轮需求外，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从政府支出中得到的收入可以创造第二轮需求，从而形成著名的“乘数效应”。而减税创造出来的“财富”，有相当一部分会被分流到储蓄中，而经济越低迷，人们的储蓄意欲越强，因而减税无法达到刺激经济复苏的作用。同样的“失灵”也适用于降息，廉价的货币无法温暖人们低到冰点的投资和消费愿望。一句话，货币主义玩不转了，该是财政出手的时候了。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二次互动 1933年3 月罗斯福入主白宫以后，凯恩斯明显地增加了与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联系。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二次互动从1966年6月开始召开的伦敦国际经济大会开始的，这是一次实质性的互动。这次互动的牵线人是雷蒙德莫利，莫利是罗斯福总统顾问班子的首要人物，曾为罗斯福起草竞选演说，后来为罗斯福拟定新政纲领，是罗斯福第一次新政的关键人物。 1933年6月开始的伦敦国际经济大会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国际金本位，稳定各国货币和汇率，事前曾得到罗斯福的含糊保证。但凯恩斯一直不同意这一会议主旨的。 他反对恢复金本位制，并在1931年撰文批评过胡佛恢复金本位的活动，因为金本位制阻碍各国实行货币管理，举办大规模公共工程；进行有限通货膨胀以提高物价，促进生产。他 还在1933年6月号《耶鲁评论》上发表“民族自足自给”一文，主张在萧条时期各国应制订与实行自己的复兴计划，以免受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 罗斯福本人也反对金本位，他为了提高物价，促进出口，减轻农民和抵押房产者的债务负担，已于4月18日 宣布放弃金本位，准备实行有限通货膨胀。但是，罗斯福的这种政策思想，不独在国内有很大阻力，就是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为首的参加伦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也不理解。 会议开始后，恢复国际金本位的意见在会上占了压倒优势，罗斯福感觉形势不妙，罗斯福派他的智囊雷蒙德莫利亲自去伦敦。行前告诉莫利：“你的根本任务是，让美国代表团和其他人得到一个印象：我在国际上的首要目标是提高世界物价水平。”为得到当时声誉卓著的凯恩斯的支持，罗斯福安排莫利到伦敦后去造访凯恩斯，因为认为这可能有助于在货币方面教育美国代表团。莫利到达伦敦后，会议提出一项以国际金本位为基础固定英、美、法等国汇率的声明。莫利认为该声明降低了美元汇价，对美国出口贸易有利，可以同意。但这时罗斯福支持的是凯恩斯反对货币金本位的思想，于7月3日罗斯福直接打电报给该会议，以非常果断的语言反对恢复金本位，要求美元贬值。这份电报犹如给会议引爆了一颗炸弹，一 时舆论大哗，各国代表和舆论界大都表示愤怒，认为美国应负破坏会议之责。此时凯恩斯以闪电般的速度著文支持罗斯福。他在1933年7月7 日的《每日邮报》上发表题为《罗斯福总统非常正确》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很久以来没 有一位政治家像美国总统昨日所做的那样快刀斩乱麻地行事了。他向我们表明了他的立场，并敦促大会着手进行实质性的工作了，他单枪匹马地的这么干，说明他有充分的能力。同时凯恩斯还应莫利之请，代罗斯福起草了一份声明，委婉解释罗斯福意图，并缓和会议气氛，使美国免于受到公开谴责。罗斯福和凯恩斯的这次联合行动彻底扭转了会议形势， 同时也让金本位逐渐退出了历史，这也成为美国后来能够实行赤字财政的必要条件，凯恩斯与罗斯福的这次互动虽然主要聚焦于“货币金本位”问题，但却是两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开端。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三次互动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三次互动发生在1933年的12月，这次是通过罗斯福的另一个智囊弗兰克福特进行的，此人后来成为罗斯福顾问班子中的重要成 员，是罗斯福第二次新政的核心人物。1933 年12 月，凯恩斯在剑桥会见了来牛津大学作访问教授的哈佛大学的行政法教授弗兰克福特，弗兰克福特本来是一位平衡预算论者，但到英国后，受到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转而相信扩张性财政政策。二人在会谈时，为了将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传达给罗斯福，二人商定，由凯恩斯直接给罗斯福总统写一封劝告信。信在公开发表以前由弗兰克福特转交罗斯福。这封信于1933 年12 月31 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次年1 日经压缩又发表在《泰晤士报》上。 写给罗斯福总统的这封信是一封长信，全信分为9 个部分内 容，它集中体现了当时凯恩斯反萧条的思想和政策主张。 在信的一开头，凯恩斯对罗斯福新政做了这样的估价：您使自己成了世界各国致力于在现存社会制度中用合理的实验手段除弊兴利之士的受托人。如果您不幸受挫，则合乎理性的变革将在全世界受到严重的损害。但是如果您大功告成，那末新的更大胆的方法将会在世界各被试用，历史将记载你入主白宫之日是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开端。”凯恩斯告诫罗斯福说：你现在肩负着复苏与改革的双重使命。二者都重要， 但是前者更为紧迫。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草率是有害的。通过短期复苏的成功来提高您的政府的威信，才会获得长期改革的动力。 凯恩斯认为，在过去的9 个月里， 美国政府似乎对改革操之过急：《全国产业复兴法》的主要内容是改革，这可能会阻碍复苏。 那么，如何才能使经济尽快复苏呢？凯恩斯根据有效需求原理向罗斯福提出技术建议：由于复苏的目的是要增加国民产出和使更多的劳动者有工作。在现代世界的经济制度下，产出原来是为销售而生产的； 只有操作以下三个因素才能增加产出：必须引诱个人在他们现有的收入中花费更多：或者通过提高未来的信心或降低利息率引诱企业界为其雇员创造更多的现期收入，或者必须求助于公共权力当局通过借款 或印钞票进行支出来创造更多的现期收入。但是凯恩斯认为，在萧条时期，前两个因素不足以使经济复苏，只有第三个因素才是推动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他写道：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不可能指望第一个因素能按足够的规模发挥作用。第二个因素只有在经济潮流被公共权力当局的支出扭转以后 才能作为攻击萧条的第二次浪潮而出现。因此，只有第三个因素才是我们可以指望的初始的主要推动力。凯恩斯认为个人消费需求不足以启动复 苏，私人投资需求只有在政府投资活跃了市场以后才会增加，因此经济复苏只有依 靠政府通过借款或印钞票来扩大支出，刺激总需求。在这里，凯恩斯已经把他正在 写作的《通论》的主旨和赤字财政政策主张表达得一清二楚。 凯恩斯对罗斯福说，美国经济之所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复苏受挫，是由于他入主白宫后的头6 个月没有增加新的借款支出。今后6 个月的形势将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在近期一直在为更大的政府开支铺平道路。 凯恩斯劝告罗斯福不要受粗糙的货币数量论的影响。他认为，如果货币数量是刚性固定的，提高产出和收入将会遇到障碍；于是一些人由此得出推论，产出和收入能够通过增加货币数量来提高。凯恩斯认为试图通过增加货币数量来增加产出和收入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这就好像试图通过买一条更大的裤带来使自己变 胖一样。 强调货币数量而不强调支出数量是一种最大的误导，前者仅仅是一个有限的因素，后者则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和外汇政策 应当主要服从于把产出和就业提高到适当水平上这一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凯恩斯向罗斯福提出如下的政策性建议：优先加以考虑的政策应当是由政府实施的大规模借款支出，这些支出应优先用于能迅速见效的项目上，如修铁路，其目的是要启动复苏。其次要考虑的政策是保持廉价并且充裕的信贷，特别是降低长期利息率。他提出应当把美国的长期政府债券的利息率降低到 2.5%或更低些。凯恩斯相信， 随着这些政策的采用和发挥作用，我很有把握地期望有一个成功的结果。这样做的重要意义不但是带来美国和全世界的物质繁荣，而 且会通过恢复人们对政府智慧和力量的信心来振奋人们的精神！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四次互动 1934年凯恩斯与罗斯福开始了直接见面，这是他们的第四次互动。 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没有被罗斯福采纳，凯恩斯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希望能够当面说服罗斯福，罗斯福也非常想见到凯恩斯，1934年5月28日，在弗兰克福特的的介绍下凯恩斯进了白宫，与罗斯福进行了58分钟的会谈。凯恩斯见到罗斯福，凯恩斯给罗斯福摆出一大堆统计图表，像教授对学生上课一样耐心地向罗斯福大讲他的“赤字财政理论”，最后，凯恩斯还郑重其事地说：“经济问题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艰深难懂。如果你让我来办，我一定能办好。”后来，罗斯福写道，他同凯恩斯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谈话，对他非常欣赏”。凯恩斯形容这次会晤“迷人且给人以启发”。但这次会见也有缺憾，罗斯福希望凯恩斯把事情说得具体些，不用数学公式推导，而用经济常识推理去说明问题。但凯恩斯却把“国民收入、公共和私人开支、购买力以及用公式推导的精细论点，通过数学方式进行表示。”因此罗斯福也感叹“凯恩斯是个数学家，不是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见罗斯福对他的理论颇为茫然，也对罗斯福感到失望，表示他“曾经想像总统在经济学方面会懂得更多一些”。而罗斯福也不相信一个国家竟可以靠多花钱来走向繁荣。认为凯恩斯“谈的是些玄虚的经济理论”。 接下来罗斯福介绍凯恩斯与政府里一些关键人物见了面，并发表了一场演讲，凯恩斯这次用的不再是数学公式，而是最通俗的方式。凯恩斯告诉他们政府要敢于花钱：每月两亿美元赤字，将再把美国推向萧条深渊；3亿美元赤字将使萧 条维持在现有水平；4亿美元赤字将带来复兴。政府支出会增加普通民众的购买力，政府支出一美元用于援助、公共工程或任何其他事情，就会创造四美元价值的国民收入”。凯恩斯这些通俗的表达说服了不少罗斯福总统的内阁成员。 几天以后，凯恩斯将另一篇为《纽约时报》 写的文章“总统的议事日程”的草稿寄给总统。文中说：最大的希望仍然是增加政府开支； 通过乘数作用，每月4亿美元赤字开支将增加国民收入至此数的3到4倍。文章最后还说： “在所有创建新秩序的试验中，只有年轻美国的试验吸引我最深刻的同情，因为这些试验是力图使经济秩序运行良好，而又保存个人首创精神的自由发展和思想与评论的自由。” 这次会见可以说还算成功的，罗斯福政府开始按照凯恩斯的赤字政策加大开支，此后，舆论界迅即将1934年夏季美国政府开支的增加归因于凯恩斯。 罗斯福经济学登场：财税改革 尽管罗斯福罗斯福勉强接受了凯恩斯扩大支出的财政政策，但他财政保守主义立场并没有根本性改变，罗斯福始终坚信预算平衡这一信条，他要“维护美国政府的信誉”。而增加支出与财政平衡本身就是矛盾，要想预算平衡就得增加税收，罗斯福就是这样做的，这也是罗斯福经济学不同于凯恩斯经济学的地方，在凯恩斯经济学中并没有税收改革的内容。 罗斯福上任的第三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财税改革，这些改革也成为新政的核心内容，这次财税改革也奠定了大萧条后美国近百年的经济社会核心基础，影响至今。 首先是提高所得税。1935 年罗斯福政府公布了《财产税法》，其主要内容是：个人所得税采用超额累进税率，规定凡单身年收入超过500美元者、己婚夫妇年收入超过1200美元者，都是纳税人，凡一年纯收入在5万美元以上者征收附加税，最低税率为31%，纯收入超过500万美元以上者，最高税率从59%上升到75%；公司所得税也有所提高，以2000美元为起征点，征收8%的所得税，收入超过4万美元以上部分，征税15%；联邦财产税增加到70%的最高限制。 1935年《财产税法》同时规定对盈利超过15%的公司征收超额利润税，1936 年又公布《税收法》，要对公司未分红的利润分等征税，以年收入1万美元为起征点，征税30%，超过1万美元的部分，税率为42.5%。此举促使公司将利润尽量分配给股东，以便政府向股东征收高额附加税。1939 年罗斯福又对税法进行修改，在根本上堵塞了梅隆、杜邦、斯隆等财团家族逃税的漏洞。这些税收政策调节了国民收入差距，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其实，所得税在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1913年美国第一个永久性的联邦所得税开始征收，当时的税率仅为7%，而且只有年收入在5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才按这个标准缴纳。1917年，美国为了备战进行财政动员，把最高税率提高到67%，但针对的是年收入超过200万美元的家庭，一战结束后，最高税率迅速回落到1925年的25%，但征收面则广得多，覆盖了年收入在10万美元的家庭。罗斯福所得税改革后，美国个税的征税范围大幅扩张，覆盖了全美74%的人口。从那以后，个人所得税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第一大税收来源。 社会保障税出台 1935年，罗斯福还签署了《社会保障法》，为失业者和老年人提供了救济金和养老金。美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国家。 罗斯福在总统竞选时就提出要关心“那些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 的人们”。 该法开篇便称：“本法案旨在增进公共福利，通过建立一 个联邦的老年救济金制度，使一些州得以为老人、盲人、受抚 养的和残废儿童提供更为可靠的生活保障，为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和失业补助法的实行作出妥善的安排。”法案共10章， 前5章分别规定“授予各州的老年资助费”，“联邦的老年救 济金”，“授予各州实施失业补助的补助金”，“授予各州救济 受抚养的儿童之补助款”和“授予各州的妇幼福利补助费”； 第6章规定“公共卫生工作”；第7章规定成立社会保障署； 第8、9两章分别规定“就业税”和“雇主应付之税款”；第10 章规定“授予各州救济盲人的补助金” 罗斯福的对社会保障立法应当遵循的原则是“除了开办费用之外，这项制度应当是自给的，建立了一种 “赞益人同时也是纳费者”的纳费制度，政府只在不足时才予 以补贴。“在美国联邦预算支出项目中 把社会保障开支称为人力资源开发。“新政”还通过的两个教育法案，不但使二十万黑人学会读 书写字，还向军人提供在退役以后再继续接受教育或技术培 训、参加复习或进修课程的机会，极大推动了美国战后高等教育的普及。 罗斯福在世界上首创了美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制度，社会保障税一直是美国第二大税种，美国后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基本上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延续、发展和调整。不过该项法律有个重大缺点，就是不提议实行全国性健康保险，而只是通过了一项增加医疗设施的立法。直到今天，由于多种原因，医疗保障的滞后成为美国社会保障一大缺，甚至是拖垮美国的一根稻草。’ 二战后，伴随着经济的高度发达和政治民主化趋势的加强，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加拿大都仿照美国实行了“普通福利”政策，纷纷征收社会保障税。1990年世界上大约有80多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到2010年，全世界170多个国家里至少有132个国家实行社会保障税制度。 20世纪，在推行罗斯福的“新政”期间，美国还把遗产税最高税率从10%骤然提高至77%，并且同时开证了赠予税，也被当做实现社会公平、建立福利保障系统的有效手段之一，并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期。 其实作为财政平衡主义者，罗斯福最担心的就是政府投资造成的债务问题。1933年春季，全美各地的大银行家齐聚华盛顿，要求政府将他们从破产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而且他们坚持认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联邦政府即使举借大量债务也是值得的。罗斯福总统问他们：在不严重损害国家信用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到底能承受多大规模的债务？他们的回答是350亿美元至700亿美元之间，事实上，直到1935年末，政府的举债额也没有超过他们的最低估计数。后来由于税收政策的出台，甚至一直到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政府举债额也没有超过他们的最高估计数。 在他1935年关于税收的演讲中，他拒绝使用增加收入、平衡预算这样的理由。当人们质疑罗斯福推出完全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所得税方案以实施社会保障计划时，罗斯福说：“这些税从来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们始终都是政治问题。但在1936年，他建议增税的决定毫无疑问既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基于政治上的考虑。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五次互动 经过罗斯福一系列的操作， 到1937年时，美国经济总量已经恢复到了1929年最顶峰时期的水平。此时，将财政平衡主义作为信条的罗斯福又相继开始削减公共工程和救济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但此时罗斯福身边的智囊们大部分已经变成了凯恩斯主义者，比较有名的有马里纳埃克尔斯，劳克林柯里，阿尔文汉森等。马里纳埃克尔斯1934年11月被罗斯福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董事。他是凯恩斯思想的支持者。他的助手劳克林柯里教授更是凯恩斯的信徒。1937年美国经济重回巅峰，当罗斯福开始削减公共工程和救济开支时，他引用指凯恩斯的预言告诫罗斯福，我们将有一次衰退，后来情况正是这样。” 1937年秋，美国缩减政府开支导致的经济危机开始显现，到年底更厉害。当时美国政府中出现克服危机的五派意见。“其中一派人数虽不多，但日益得势。他们的代表 人物有劳克林柯里、阿尔文汉森等。他们认为现有的制度结构是可行的，但要用赤字开支来稳定它。他们用凯恩斯新出版的《通论》作为武器，也更有信心和团结。”这时更多比较年轻的新政派人物越来越觉得凯恩斯的主张与自己想法相投合，他互相结为同盟，为罗斯福新政的最后演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 阿尔文汉森后来长期在哈佛大学担任教授，为凯恩斯经济学在美国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与他的学生萨缪尔森一直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旗手。 1938年春，“民主党内高谈凯恩斯学说的与日俱增。而削减赤字导致经济衰退早已在凯恩斯的预料之中。1938年2月1日凯恩斯从英国寄来长信劝说罗斯福实行大量的赤字开支，但大量的赤字不符合罗斯福意愿。不过有限的赤字罗斯福倒是愿意尝试。”现在又有白宫经济顾问们推荐凯恩斯的对策，经济衰退又逐月加深，罗斯福只好屈从。1838年4月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对全国说明，他计划要求国会拨款30亿美元增办公共工程、救济事业、防洪设施 和兴建房屋。”虽然这种开支还没有达到凯恩斯理论要求的水平，但到1938年6月间，情况已开始好转起来。1939年更是重回高增长轨道。罗斯福也让助手对凯恩斯的来信进行了回复。这次衰退让罗斯福最终放了弃平衡预算的保守思想。不过当时有罗斯福的财税改革做基础，即使实行一定的赤字政策，美国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债务负担。美国的政府债务出现问题是从里根小布什时代才开始的，再之前始终处于相对良好的状态，最根本的就是罗斯福的财税改革措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迪和其他学者合写的一篇论文指出，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最高税率和高增长有着正相关性，即最高税率越高，经济增长越快。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高税率的年代经济增长率远较低税率年代要高，民主党总统任上的经济增长率远比共和党人当总统时要高。最大的例外也许是里根任上，特别是1984年，美国确实在减税的同时经历了高增长。这似乎给减税刺激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但是，这种增长是以联邦债台高筑为代价的，很难持久。这也是为什么被视为里根门徒的老布什当选后，不得不违背自己“绝不增税”的竞选诺言进行了增税。特别有意思的是，肯尼迪家族授予老布什一个奖，原因是他当年为了国家利益抛弃了“绝不增税”的意识形态。老布什之后，克林顿也实行了加税政策，两人合在一起构成了美国滞胀之后最长的经济增长局面，也就是后来的“大缓和”时代。 不过后来小布什以减税的口号当选总统，美国经济也在小布什任内崩溃。 笔者在本文比较罗斯福和凯恩斯主义的异同，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当凯恩斯主义失灵的时候，罗斯福主义才是解决经济危机的良方， 凯恩斯主义只能解决小萧条，解决不了大萧条。大萧条还得依靠罗斯福主义，也就是通过财税改革增加政府支出。
本文首发于12月18日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并发表于财新，新浪和其他区块链媒体专栏 最近比特币价格飙升到23000美元历史新高， 再次成为焦点，一时风光无限。而作为比特币价格发现的重要环节，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却暗流涌动。尤其是中国加密数字货币行业，最近风雨飘摇，重大负面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 很多国内的交易者发现银行卡被冻结，并收到各地经侦协助调查的电话。国内三大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中的两家OKex和火币，相继传出创始人和高管被公安带走协助调查的消息，导致其中一家无法提币。这一连串的重大事件，搅得整个行业人心惶惶，尤其是漩涡中心的交易所，再次走到关键的十字路口。面临重大决策的不仅仅是交易所，还有监管机构。因为摆在监管机构面前的，是一个悬而未决多年，到现在不得不回答的终极难题：中国的数字货币交易所，到底该如何监管？ 由于看问题的出发点和角度不同，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往往意见相左，这时候就需要参考一些中立和客观的第三方观点。笔者作为独立财经评论员和数字货币研究者，借此机会提供笔者多年对行业监管的研究和思考， 希望为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数字货币交易所是伴随着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发展起来的交易场所，早期只是为加密货币持有者提供交易撮合服务的机构，此后随着加密货币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最终形成了专门的交易所，服务范围从加密货币扩展到数字资产，提供除撮合交易外的合约、期货、场外交易等各种衍生交易。 如今的交易所，不仅仅承担狭义交易所功能，即提供交易流通和价格发现这两大功能，还提供了类似银行，券商，清算和结算等一系列的金融服务。可以说，交易所在加密数字货币行业中的地位，就好比超级巨无霸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在传统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虽然不是“大到不能倒”，但是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整个行业产生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总的来说，交易所一方面促进了整个区块链行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却因为毫无边界的过渡野蛮生长而触犯了一些红线。而对交易所监管，并不是要赶尽杀绝，彻底根除，而是要扬长避短，规范其有序健康发展。这应该是各界的共识，也是监管的初衷和底线。 监管的焦点 要做好有效监管的第一步，就是要明确监管对象和范围，也就是弄清楚，管谁，管什么。 交易所种类多样，体系纷繁复杂，有国内的国外的，有分现货和期货交易，有法币和数字货币交易，有币币之间的交易，还有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还是挑重点有效监管呢？ 其实在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2017年9月4日，9部委联合发布“9.4禁令”，禁止发行数字代币，禁止代币公开交易。随后国内的各大交易所纷纷开始出海征途。有的交易所是全方位国际化，不仅把公司注册地转到海外，连技术、运营和市场全部以海外为重点。有的交易所，仅把公司注册到海外，技术还在国内，运营和市场虽然海外也有，但是以国内为主。行业戏称后者属于“精神已经出海，肉身还在国内”的交易所，这类才是监管的主要对象。 其次，场内集中交易和场外交易哪个是监管重点？这个问题涉及到监管的有效边界问题。在对虚拟数字货币监管方面，监管的有效边界应止于法币，而不宜过渡延展到数字货币。有以下4个主要原因： 第一，监管身份特殊，不应该在数字代币世界选边站。数字代币世界有几万个币种，高度流动的主流币就有十几种，比如大家熟悉的比特币，以太坊，泰达币，瑞波和还在筹备中的Libra等。监管支持哪种币，或者禁止哪种币，都是一种表态，都不符合监管者的超然中立的身份。 第二，币种对问题的实质没有任何影响。比如最近政策严打利用虚拟数字货币逃汇的违法活动。这种违法犯罪行为，不会因为它是用比特币，以太坊还是用泰达币，而产生任何不同。本质上，这些币都是同一类的工具。就跟在加密数字货币之前，逃汇用的美元还是欧元，没有本质区别。 第三，即使监管越界去打压一个币种，也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加密数字货币是建立在区块链技术基础上，具有去中心化，无国界，匿名难以追踪的特点。全世界各国政府，至今没有一个有效的打压一个币种的成功经验。比如比特币这样纯粹分布式没有任何中心的虚拟数字货币，任何针对比特币的监管举措，就像对空气挥拳头一样，毫无着力点。加密数字货币世界的美元之称的泰达币，它有发起组织实体，不像比特币那样纯粹无中心化，即便美国政府对它恨之入骨的，却也力不从心无可奈何。因为，市场上有数十种类似的流行的美元稳定币。现在创建一个币种已经简单到任何一个人10分钟都能学会，任何一个稳定币倒下，就会有众多稳定币站起来。所以监管单一币种是世界性难题，至今仍然无解。 第四，法币是监管最强大的武器。在法币领域就和加密数字货币截然相反，我们有成熟的金融体系，完善的用户识别机制（KYC）和反洗钱机制（AML）的规章制度。只要守住法币这条边界，在加密数字货币通往法币的关口严防死守，加密数字货币再怎么翻腾，也只限制在少数人群中，不会影响到广大社会大众的福祉。以法币为主要监管抓手，这是目前全球监管的通用手段。 既然监管的有效边界是法币，那关于监管重点是场内集中交易和场外交易的答案跃然纸上。只要涉及法币，都是监管重点。现阶段由于“9.4“禁令，国内的场内集中交易已经杜绝法币，只有币币交易的存在，且部分数据已经在监管控制范围内，因此场内集中交易已经不是监管重点。 而场外涉及法币的交易又分：个人零散分布式场外交易和集中有组织的场外交易。个人零散分布式场外交易是很难监管的，所谓“法不及众”，即大众人数多而且分散，因此法令很难监测和执行。比如笔者和好友吃饭谈及比特币，好友好奇想试试便跟我买了一些以前挖矿出来的比特币，只要他给我转账的钱是合法干净的，这种交易是无法监管也很难禁止的。 所以归根结底，目前监管的焦点，集中在对注册海外但业务主要在国内的交易所的场外交易服务上。 场外的交易如何管 目前出事的两大交易所，都有集中的场外交易服务，而出事的原因，据猜测都是因为场外交易服务涉嫌协助洗钱逃汇的违法行为。那针对注册海外但业务主要在国内的交易所的场外交易服务，到底如何管？ 有一种方法简单直接，即全面禁止场外交易服务。不可否认，很多违法犯罪行为都通过加密数字货币的集中场外交易进行非法转移赃款和逃汇，但是这种一刀切的办法表面上看似解决问题，其实不然。因为 第一，用户可以选择海外交易所的场外交易服务。数字货币全球化的趋势和跨越国境的特点，使得一刀切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大众购买数字货币的需求，哪怕是暂时将数字货币交易所驱逐出国内，数字货币持有者还是会通过其他渠道到海外交易所购买数字货币，这样反而造成资金外流，不利于金融稳定。而海外交易所对监管来说，已经超出管辖范围，鞭长莫及。 其次，随着区块链的发展进步，去中心化交易所 Decentralized Exchange （DEX）已经逐渐发展成熟，交易所没有中心节点，每个人都是交易所的节点。如果全面禁止集中场外交易，用户大可选择用DEX。失去集中场外交易服务，其实对监管也是一大损失，因为目前现实看，正是因为国内的交易所集中的场外交易服务，才能协助有关部门追查非法洗钱和逃汇。如果用户都用海外交易所或者去中心化交易所，那未来监管如何打击非法交易呢？有人说，加密虚拟数字货币是中性的，就像一把枪。那既然匪徒能拿枪犯罪，那执法人员也能拿枪维护社会秩序。一刀切全面禁止场外交易服务，就有点像全面禁枪，对执法人员也是一种损失。 在枪支问题上，国际通行惯例是加强枪支管制，依法持枪，让枪支成为保护民众安全而不是危害社会的武器。同样的，对待场外交易服务，最佳的监管是把场外交易纳入监管，依法规范化和牌照化，原则上宜疏不宜堵。 国外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美国通过听证会，对不同加密货币进行分类管理。比特币被定性为服务类商品，可参照服务类商品的监管办法进行监管，交易比特币相对容易。而以太坊则被定义为证券类服务，因为涉及到代币发行，需要纳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监管范围。而对于交易所，各州规定交易所需要注册成为货币交换机构，需要在各州申请（Money Transimitting License MTL）， 同时要在美国联邦防止金融犯罪机构FinCen注册，符合一系列的反洗钱和反恐要求。美国类似银监会的机构，叫OCC （Office of Currency Control）， 出台专门的牌照，给包括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在内的所有金融科技公司，在全美范围类开展业务铺平了道路。日本则是直接给交易所发专门的牌照，具体规定交易所的各项运作。而新加坡则采用渐进的方式， 充分利用了“监管沙盒”的优势。韩国更多是利用行业协会协同监管。 中国交易所路在何方？ 中国交易所未来之路在哪里？在于合规化。真正实现的难处不在于方法和方式，因为方法很多种，各国的探索的经验也可以参考。真正的难处在于中国交易所身份的认定。由于加密数字货币是新生事物，我们现有的监管体系没有现成的法律法规去监管，更没有专门的部门负责。所以一出台任何跟加密数字货币有关的规定，都是各大部委联合出品，可见其身份归属的难以认定。 监管体系有一句口头禅：谁家的孩子谁认领，即按照实际业务功能区分监管职责。可是现在的交易所，就是没爹没娘无人认领。交易所现在不仅没爹娘还还没登记户口，办什么事都到处碰壁，困难重重，因此也容易触碰法律法规红线，让行业的领袖都岌岌可危。 中国的交易所多年来一直渴望获得监管的认可，求监管求转正的心情跃然纸上， 可惜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 其实交易所的归属问题并不复杂，其功能目前主要两大块：场外交易涉及支付业务 ，场内集中交易涉及交易所业务，按照传统金融体系职责，前者属央行管，后者属证监会管。可以把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按照金控集团管理方式管理，一个公司多个部门监管。如果这种方式不合适，那可以让交易所一分为二，每个单独公司接受直属部门管。 纳入监管的好处显而易见，除了规范市场，打击犯罪外，还能把注册在海外的财富回流在国内，增加税收，创造就业。 其实根本问题，还是回到根源上，到底中国的加密数字货币行业该如何被定位？是一无是处全盘否定，还是可圈可点尚可扬长避短多加引导？这个问题回答清楚了，就很容易解决交易所问题，那如何监管自然迎刃而解。 中国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引领全球已经超过5年，如何监管始终是决定交易所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却一直悬而未决，如今后果凸显，终究是到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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