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2019年下半年提出“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经济恢复基础并不牢固”；在2020年上半年提出“新基建”“中国经济复苏将领先全球”；在年底提出“经济持续复苏，但不宜盲目乐观”。 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传递重大信号。 1、经济运行恢复常态，但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730政治局会议称，“经济稳步恢复，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 五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4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但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环境仍存在诸多不确定，要强化机遇意识、风险意识”。 我们此前提出，中国在控制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展现了巨大的体制优势和经济韧性。1-3季度GDP增速分别为-6.8%、3.2%、4.9%，我们预计4季度GDP增速在5.5%左右，基本恢复到经济潜在增长率水平（2019年GDP增速6.1%，作者在2014年提出“新5%比旧8%好”）。反观欧美疫情持续失控，蔓延时间长，经济大幅负增长，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从结构看，中国生产10月工业生产增长6.9%，已经恢复到去年正常水平，主要受益于疫情有效控制和对内外需恢复；三驾马车中，10、11月（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长11.4%、21.1%，贸易顺差584.4、754.2亿美元，大幅超过2019年出口0.5%的增长水平，主要受益于防疫物资出口、居家办公宅经济出口和对欧美亚等生产替代效应；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12.2%，远超去年水平，主要受益于“两新一重”和房地产投资。 同时，需要清醒地看到，当前经济恢复基础不牢。展望2021年，就业、收入和消费低迷，小微企业仍然十分困难，金融风险频发，投资面临回落压力，出口高增难持续。因此，慎勿对经济形势盲目乐观，慎谈货币政策收紧。 我们在2019年下半年提出“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经济恢复基础并不牢固”；在2020年上半年提出“新基建”“中国经济复苏将领先全球”；在年底提出“经济持续复苏，但不宜盲目乐观”。 2、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4季度政治局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10月26-29日五中全会审议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更加强大，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相较于“十三五”时期明确的“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到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以及由此而来的2016-2020年GDP年均增速至少6.5%，五中全会没有对未来五年设置具体目标，只说今年把目标完成，然后到二〇三五年“再迈上新的大台阶”。表明中央淡化GDP的意思很明显，不会再像2009、2012、2015年那样进行强刺激。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优化和提质增效将是未来五年的工作重点。（《五中全会透露重大信号 极简解读》）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读本撰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从六方面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推动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实现供需良性互动；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健全现代流通体系；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我们认为，“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但进展不同，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到公共政策，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参见《“双循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与放开生育》） 2010年我们参与研究提出“增速换挡”，2014年作者提出“新5%比旧8%好”“改革牛”，2015年提出“经济L型”。 3、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增强消费、投资新基建和调整收入分配是主要抓手 4季度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提法从“需求侧管理”升级到“需求侧改革”。 疫后关于扩大需求和需求侧管理的中央论述较多：327政治局会议明确定调要扩大内需。730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和“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五中全会继续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读本撰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指出：“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撑体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全面促进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拓展投资空间，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进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 需求侧改革对当前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的边际效益最大，我们认为增强消费和投资新基建是最重要抓手。从需求侧改革内涵来看，一是着力点转向扩大有效需求，提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疫后中国经济恢复生产端快于需求端，核心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2016年以来供给侧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果，需求端改革可以带来经济结构优化和提质增效的效益最大化。二是从供给端发力，供给创造需求，创新激发潜在需求。需求侧改革更需要依托于增量市场的拓展，而非存量市场的代替。 我们率先倡导“新基建”，引发社会各界大讨论，最终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是需求侧改革的重要内涵。“新基建”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发展空间巨大，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性强，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要做好需求侧改革，必须做到如下几点：1）与供给侧改革的相互平衡和促进，本次会议提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2）更加重视收入分配公平，提升人民幸福感。需求的实现受到人民收入的限制。西方国家正深陷收入分配不均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撕裂、阶层固化、政治极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泥沼。我们应当更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4、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互联网巨头和金融巨头们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科技创新意识 4季度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明确未来一段时间的监管态度和工作重点。 习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反垄断旨在抑制市场负外部性，鼓励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近期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相关的政策密集出台，主要官员密集发声。 10月31日，刘副总理主持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明确强调：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要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尊重国际共识和规则，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鼓励创新、弘扬企业家精神，也要加强监管，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有效防范风险。监管部门要认真做好工作，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要监督市场主体依法合规经营，遵守监管规则，完善公司治理，履行社会责任。要增强业务信息披露全面性和透明度，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投资者教育。要督促上市公司规范使用募集资金，依法披露资金用途。要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发布，对平台利用大数据优势对消费者进行价格歧视，限定商家在竞争性平台间进行“二选一”，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侵犯隐私等乱象进行规范；明确将大型互联网企业涉足金融行业纳入宏观审慎监管。 11月11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就《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一是厘清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定义和监管体制，明确网络小额贷款业务应当主要在注册地所属省级行政区域内开展，未经银保监会批准，不得跨省级行政区域开展网络小额贷款业务；二是明确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在注册资本、控股股东、互联网平台等方面应符合的条件。三是规范业务经营规则，提出网络小额贷款金额、贷款用途、联合贷款、贷款登记等方面有关要求。四是督促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加强经营管理，规范股权管理、资金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等，依法收集和使用客户信息，不得诱导借款人过度负债。五是明确监管规则和措施，促使监管部门提高监管有效性，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六是明确存量业务整改和过渡期等安排。 12月8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指出“要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涉足各类金融和科技领域，跨界混业经营。必须关注这些机构风险的复杂性和外溢性，及时精准拆弹，消除新的系统性风险隐患。” 郭树清在“十四五”规划辅导文章《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中提出，“对金融科技巨头，在把握包容审慎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特殊的创新监管办法，在促发展中防风险、防垄断”。 无论传统行业或新兴行业均可能形成垄断，新经济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大规模资本的支持下，形成自然垄断速度更快，涉及面更广，用户粘性更强，由平台垄断造成的危害消费者权益、榨取剩余价值、挤压小企业生存空间等负外部性可能更大。一是消灭竞争，长期以来互联网企业以“融资-补贴-扩张-再融资”的范式，在购物、外卖、出行、社区生鲜等多个民生领域跑马圈地，资本成为资源配置的风向标，流量变现成为核心商业模式，小企业逐步退出竞争；二是侵害消费者权益，诱导过度消费、会员之上再收费、“大数据杀熟”、捆绑销售、隐私数据被贩卖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屡见不鲜；三是“大而不能倒”酝酿系统风险，例如互联网消费贷、现金贷等产品规模巨大，通过助贷和联合贷等方式获得银行大比例出资，信用审核、风险控制等职能由平台管控，一旦平台风控出现问题，风险将向银行端转移。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为防止实体经济过度资本化，防止企业利用融资圈钱“割韭菜”等。 比如，有些平台经济先通过引入资本“烧钱”把同行竞争者包括中小竞争者赶出市场，垄断市场后再对客户提出涨价、“割韭菜”。 再比如，部分长租公寓通过多轮资本融资，高价抢收房源，再以低价租金吸引年轻人和金融机构签订长期借贷合约，机构将长期租金一次性付给平台，平台再按月向房东给付，由此平台得以获得现金流做大规模。但这种模式本质缺乏盈利能力，资金链断裂引发巨大风险，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再比如，近年以特斯拉为代表的美国高科技公司进军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领域，取得巨大创新成果。但是与此同时，国内部分互联网科技巨头则试图利用资本优势和低价补贴，下沉社区，试图从底层大众劳动者——菜贩子手上榨取最后一枚铜板，和下层人民抢饭碗，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反弹。互联网科技巨头们拥有雄厚的财力、大量的数据资源、领先的数字技术，人们期待巨头们不仅能在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更能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的责任，不能痴迷于流量变现、急功近利地赚快钱，更应承担推动社会进步、造福民众的社会责任。虽然金钱不分善恶，但商业应有道德，德以载富。民众对大型互联网企业显然有更多的创新期待和社会责任期待。 大型互联网企业应将数据和技术优势，不应局限在商业模式和流量变现的竞争中，更应放眼全球大国市场博弈，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排头兵的责任，着眼攻克更长远的前沿技术难题，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与国家战略相契合，也能产生巨大的创新势能，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华为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华为是中国高科技旗舰企业，数万工程师是和平年代的战士，捍卫了国家的科技荣誉并造福社会。 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加剧贫富分化，导致社会阶层流动放缓，不利于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我国近十年来也出现社会财富向头部集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基尼系数由2015年的0.465上升至2018年0.468，税前收入前10%的人群收入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35.56%提高至2019年的41.43%，个人财富排名前10%的人群占社会财富的比重由2000年的47.75%迅速攀升至2015年的67.41%，分配不均的结构性问题显现，不利于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 5、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4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以及自身发展战略需要，近年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被频繁提及。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 730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五中全会将“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列入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文章中指出，“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主动地位的关键。” 我们认为双循环的关键就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家实力的关键，是大国竞争的制高点；科技是历史的杠杆，是世界霸权更迭的根源，是大国崛起的支点。中美贸易摩擦本质是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打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号，剑指中国经济崛起和产业升级，尤其是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战略遏制。2018年3月的《301报告》和5月的美方要价清单多次提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2019年5月16日，特朗普签署总统令，试图切断华为供应链；美国频频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我国高科技企业发起制裁，不仅逐渐扩大打击手段和范围，且不断泛化制裁标准。 中国要发展核心技术，攻关“卡脖子”技术。有效地实施产业政策，重点在于支持基础领域、而非补贴特定企业，组建研发联盟攻克技术难关。加快科教体制改革，建立市场化、多层次的产学研协作体系。切实提高科研人员与教师的收入待遇，加大海外高端人才引进力度。 当前中国制造业及高科技产业在全球产业链领域缺乏主导权，对产业链供应链高端环节缺乏控制力，在关键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基础较为薄弱。以5G为例，在发展过程中，我国通讯行业遭遇了美国为首的相关国家以5G安全问题进行的全方位打压。2018年4月，美国禁止中兴购买美国公司敏感产品，中兴业务一度陷入停摆，随后美国又多次对华为进行打压，对其5G设备进行封杀。中国只有在5G技术积累、设备制造以及终端操作系统、技术标准等方面取得优势，才能在层层重压下保证5G产业链的安全，赢得5G产业正常、稳定发展的环境。 11月26日下午，看到任正非送别荣耀的讲话，悲壮。像是送别即将闯荡世界的爱子，万般殷切叮嘱。这不是一个阵地、一个城池的胜败。作为中国高科技旗舰企业，面对美国的打压，华为在炮火中挺进，没有被打垮。这次我们不仅没被打垮，反而被打醒了。“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科技自立自强，解决“卡脖子”难题，拥抱全球化。任总是一代英雄，华为和荣耀的员工是和平年代的战士，为家园和荣誉而战。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难。除了胜利，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6、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4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读本撰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指出：“房地产业影响投资和消费，事关民生和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完善长租房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我们在业内提出了经典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在此框架基础上提出“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关键是金融稳定和人地挂钩”。 7、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 4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文章中指出，“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健全现代流通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对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大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完善金融支持创新的政策，发挥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的枢纽作用，提升金融科技水平。” 郭树清在“十四五”规划辅导文章《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中提出，货币经济绝不能背离实体经济；将本求利是商业活动的正常状态；收益永远和风险成正比；持续建设法治和诚信环境；把握好金融创新的边界；管好货币总闸门；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紧紧抓住公司治理“牛鼻子”。 郭树清11月22日在《求是》发文《坚定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提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叠加碰头，金融风险形势复杂严峻。随着国际收支状况逐渐好转，国内企业、政府、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金融产品和市场结构日趋复杂、透明度较差，金融体系内部资金自我循环、脱实向虚倾向愈演愈烈，一些不法金融集团和违规金融活动野蛮生长，金融系统内部的腐败和违纪违规行为持续蔓延。如果放任自流，势必酿成系统性风险，产生颠覆性影响，严重危及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政治安全。” 提出主要金融风险为，金融资产盲目扩张、影子银行层层嵌套规避监管隐蔽风险、问题股东恶意操控甚至掏空金融机构、打着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旗号“无照驾驶”“遍地开花”、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大中型“僵尸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股权质押风险、地方政府违规大规模举债形成隐形债务风险、金融不服务实体经济空转套利等。 未来的关键是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科技创新，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最大可能提早处置不良资产，防止高风险影子银行反弹回潮，及时处置不同类型机构风险，稳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切实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和保护，进一步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11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主任刘鹤主持召开金融委第四十三次会议，研究规范债券市场发展、维护债券市场稳定工作，会议指出，近期违约个案有所增加，是周期性、体制性、行为性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会议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履行责任。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从大局出发，按照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坚决维护法制权威，落实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督促各类市场主体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建立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和信用环境。二是秉持“零容忍”态度，维护市场公平和秩序。要依法严肃查处欺诈发行、虚假信息披露、恶意转移资产、挪用发行资金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8、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贸易摩擦，拜登对华政策展望 五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2018年初，中美贸易摩擦刚爆发，主流媒体和市场出现严重误判，“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影响不大”等观点流行。 但是，我们在一开始就鲜明提出三大判断，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但被后续形势演化所不断验证：“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拜登与特朗普对华思想的异同：特朗普改变了奥巴马时期的外交政策，拜登将予以纠正。但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拜登必然会维护美国利益，在避免冷战、脱钩的基础上制衡中国。拜登与特朗普均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挑战。但拜登与特朗普在对华策略上有区别，核心在于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单边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过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具体来看：1）贸易方面，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广泛关税战、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呼吁建立盟友统一战线利用现有贸易法律规则制衡中国。2）科技方面，拜登强调团结盟友并制定行业标准，以管理高技术的全球使用，并打压中国高科技。3）地缘政治方面，拜登强调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重振美国亚太主导地位、恢复和重构盟友关系。4）人才方面，美国可能会恢复在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非敏感领域人文交流，但在科技等敏感领域可能继续限制或监督。 2018年以来，在市场陷入悲观情绪时，我们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如果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中国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14亿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群）；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距离发达国家仍有约20个百分点的空间，潜力大；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每年大学毕业生有800多万，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中国的新经济迅速崛起，独角兽数量仅次于美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释放巨大活力。（参见《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1 最近，中国银行业又增加了一名新成员——招行和京东联合成立的直销银行。 这也是时隔四年，继百信银行之后的第二家‘独立法人’直销银行。 从业务范围来看，独立法人的直销银行和民营银行几乎没有太大差别。不同在于股东方，前者是由银行发起设立，后者是由民企发起设立，且单一股东持股不得超过30%。 监管也是一碗水端平，银行和民企都有了试水新型银行的机会。 说来这些年，互联网巨头+商业银行的组合成为了新型银行的标配，看起来是个‘科技+金融’的完美搭配，但从过去几年的实践来看，能真正借力两边资源做到1+1>2者寥寥。 除了微众、网商银行等少数派，大多数新型银行们似乎并没有做出太多新意。 不过，此次招行发布直销银行获批的消息还是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除了合作方也是头部互联网公司之外，想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外界对于‘招行要做一家新银行’充满了期待。 毕竟，放眼中国的银行业，招行是为数不多真正做出特色和风格的银行。而这家以它为主导的新银行又会以怎样的面目出现，确实令人有些好奇。 单从名字来看，‘拓扑银行’也足够硬核，科技范十足。 ‘拓扑’是现代数学的三大支柱之一，同时，计算机链接的方式也叫做‘网络拓扑结构’。按照官方说法，这个名字契合了其数字银行的定位。另外，拓扑学曾在多个学科被应用探索解决知名难题，那‘拓扑银行’也有探索、开创之意吧。 从招行第一次宣布要与京东设立直销银行算起已有两年多，但实际上，招行内部开始论证、筹谋设立一家新银行的时间还要更早。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一次‘赶热点’的试水，而是招行出于自身战略考量的长远布局。 从目前了解的信息来看，‘拓扑银行’还是聚焦于个人和小微，这是零售之王最擅长的领域，招行所积累的护城河也足够深，筹备组的核心成员也都是招行零售条线的干将。再加上京东在线上的资源和积累，也是很好的补充。 只是，相比其它产业，一家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的运转要复杂的多。既要坚守银行的规则，又要打开思路、做出特色，实属不易。 而相比百信银行，‘拓扑银行’的批筹之路也长了许多。有业内人士感慨，它错过了新型银行发展的黄金时期。的确，眼下不管是监管环境还是市场环境，挑战都远超两三年前。 ‘拓扑银行’内部有个口径是：打造出银行业改革创新的‘新物种’。究竟能有多新？期待值已拉满。 2 其实，中国一直不缺银行。 从数量上看，截止2019年，全国共有4607家银行。但如果看经营情况，可能有一大半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尤其，在监管收紧与市场震动同时来袭的2020，很多中小银行都陷入了盈利能力恶化、风险攀升、资本补充难度大等多重困境，加上此前包商银行、锦州银行等风险事件的冲击，更让市场对于其未来发展画上了大大的问号。 那么，在市场几近饱和的情况下，监管为什么还要一直创设新型银行？ 原因无他，主要还是希望通过引入新的资本、资源和文化，打破既有机制的束缚，让银行创新可以轻装上阵。当然，另一重考量在于，把创新的风险隔离于现有的机构之外。 其实，跳出国内市场来看，这几年新型银行在欧美，包括中国香港等金融体系非常成熟、市场竞争更为充分的地方也备受推崇。 典型如新加坡，2019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宣布将开闸首批数字银行牌照，这也是新加坡银行业20年以来的首次突破。经过了多轮的筛选，到了今年12月，4张数字银行牌照正式发放。 说到市场饱和，可能新加坡的金融市场更为拥挤。 ‘除了隔离创新风险、引入新的活力，新型机构更多地扮演了鲶鱼的角色’。一位在新加坡数字银行工作的朋友如此总结。成熟金融市场的另一面就是‘缺乏活力’，MAS希望新的资本和文化可以带来创新的动力。 从新加坡数字银行的股东背景上看，包括东南亚的网约车巨头Grab、电子商务和游戏公司Sea、还有中国的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等，他们都是这些年在数字化方面颇有代表性的公司。 其实，除了中国率先掀起了金融科技浪潮，在其它很多国家和地区，相较于互联网或其它产业，金融业方面的革新还是相对迟缓的。所以，直到近两年才以数字银行为突破口进行金融科技方面的创新。 据馨金融不完全统计，近两年内，全球范围累积募资超过1亿美金的数字银行至少有12家。其中，巴西的Nubank、美国的Chime、德国的N26、英国的Revolut等都是备受资本关注的新锐银行。 所以，市场并不缺一家银行，但永远缺一家能够提供更优服务和体验，更低价格和成本的银行。 这放在任何一个产业都一样，创新永远有空间，也值得不断尝试。 3 相较于很多国家和地区，中国银行业开的创新口子并不少。 回顾过去十年，中国监管推动设立的新型银行就包括19家民营银行，和2家独立法人的直销银行。还有更早之前，为了鼓励发展发展农村和县域经济而大批设立的村镇银行。 上海还有一家浦发硅谷银行（成立于2011年），主打投贷联动等有别于传统银行的发展方式，也算一类新型银行。如果算上前些年在银行体系内尝试的直销银行、社区银行，那就更多了。 但今天来看，真正走出差异化路径的新型银行屈指可数。 跟不少银行业人士谈过这个话题，一个重要的共识是，关键在于‘人’。大部分新型银行的核心团队都是银行背景，大家很难走出既有的知识结构和经验主义，所以很容易做着做着就陷入了原有的模式。 而来自互联网或其它行业的人才又容易走入另一个极端，就是不能够深刻理解金融、敬畏风险。如何能够融合不同的文化，取长补短，这是过去几年新金融行业一直在探索的方向。 其实，直到今天，这个跨界融合的问题也没能真正解决。 2020年末，关于金融科技，监管、舆论、市场等各个领域都对其展开了一场大反思。成绩有不少，教训更不少。包括新型银行在内的一些创新金融机构和业务未来将向何处去，现在也是充满了问号。 但商业世界的迷人的之处就在于，不管挑战有多大，前路有多迷茫，总是不断有人前仆后继地冲上去。大概这就是人类的本性吧，永远对创突破、探索未知充满期待。
大家好！新的一周又要开始了，上周行情走得又是一言难尽，沪指全周大跌2.83%，创下9月底以来最大单周跌幅，深指的情况还要更糟糕一些。 在没有重大消息面的利空，以及外盘走势也比较稳定的情况下，A股为何出现这么大的跌幅，几乎从周初跌到周尾。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超级庄股仁东控股的惨烈倒下，引发了连锁效应，不仅导致其他庄股也跟随倒下，比如朗博科技、大连圣亚，还蔓延到其他个股身上，并引发恐慌情绪，不管你是不是庄股，都先跑了再说。 而且仁东控股的舆论关注度越来越高，13个跌停了都开不了板，各大媒体广泛报道，深交所还暂停了它的融资买入权限。 这就是在周四明明已经企稳的情况下，晚上一则“仁东控股庄家被抓”的消息，又引发了周五的继续下跌。 加之这个庄家又是做配资的，导致非法场外配资的资金也集体出逃，甚至影响到合法的场内配资，集体出逃加剧了下跌。 从个股涨跌榜就看得一清二楚了，跌停的个股比涨停的还要多，不少股票都是突然闪崩，连分众传媒这种千亿市值的白马，都突然被杀到跌停。 而从各个指数的分时图来看，都是黄线在下，白线在上，黄线一直在拖着白线往下走，说明是小盘股在引领市场杀跌。 两市也呈现出明显的沪强深弱，小盘指数领跌，中证500及中证1000两个指数跌幅较大。 所以周五的杀跌纯粹是恐慌情绪导致的非理性出逃，而且在周一至周三已连跌三天的情况下，继续杀跌实在是没有必要，明显是用力过猛跌过头了，因此在尾盘出现修复反弹。 而且整个亚太市场全天都是稳如狗，港股更是拒绝跟随A股下跌，还以红盘报收，A股恐慌杀跌不仅让人家看笑话，更觉得莫名其妙。 老实说，仁东控股的惨跌确实暴露了A股存在的坐庄顽疾，这都什么年代了，在监管层多年的打击之下，在大数据的严密监控之下，还在玩坐庄的把戏，最终把自己坐进牢房里一点也不冤！ 但所有股票都一起往下跌，也有点太过了，现在长线坐庄的并不是很多，特别是在行情不配合的情况下，收集大量的筹码，最终筹码都在自己手里，想出货也出不了，坐庄失败的概率也是很高的，仁东控股就是个例子。 现在的游资其实更喜欢玩过江龙，以短炒为主，大家每天看龙虎榜，大多都是如此，一只股票短则一两天，长则四五天就炒完了，即使有游资接力，也是在快进快出为主。 这种情况下个股的风险程度并不是很大，因为这种短炒不会把股价炒几倍那么夸张，自然下跌的空间也有限。 所以越是长线坐庄，看起来股价涨的多，获利也多，但其实风险是比较大的。再加上监管越来越严，也加大了风险。 但是仁东控股这一典型案例仍然暴露出监管力度不足，像这种庄股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也不止它一个，平时的走势也和正常的股票走势很不一样。 普通散户都能看出是庄股，能从后台看到每一笔交易数据的交易所怎么会看不出来呢？如果早点出手，也不至于今天了。 虽然仁东控股最终会开板，虽然大盘也最终会反弹，快的话下周就应该展开反弹了，但这个事件对于市场的影响并不会结束，甚至会持续很长时间。 会有什么影响呢？最大的影响就是倒逼资金流出庄股、绩差股、垃圾股甚至很多业绩一般、不受主流资金关注的股票。 而资金会流向哪里呢？ 大家看看周五逆势表现的品种有哪些，酿酒板块在上周连续逆大盘上涨的情况下，周五虽然出现分化，但仍有一半的股票是上涨的，一些龙头股还在继续创新高。 而银行、券商为代表的金融板块，也有一些股票的表现相当稳定，逆势飘红。 为何这些主流蓝筹板块在逆势表现？说明有资金在逆势流入，为何流入呢？因为资金认为它们是安全的品种，也就是防御型品种。 在注册制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的数量越来越多，现在已经超过4000家了，估计至少3000家公司大家都叫不上名字，更别提做到详细了解了。 所以大多数股票真的不需要看了，也看不过来，大家以后只关注那些知名的好公司就行了，或者围绕着自己熟悉的股票做文章。 因此A股走向港股化美股化是一个必然趋势，市场大多数的成交量都集中在少部分蓝筹股上，大多数股票无人问津甚至沦为仙股，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趋势。 这个特点可能在下周的行情中就会得到体现了，所以下周的行情怎么走其实也比较简单了。 就大盘而言，上周的大跌又砸出一个黄金坑是确定无疑的，下周的反弹也是大概率事件，只是黄金坑又被外资把底给抄去了，下周反弹又是内资给外资抬轿，反正这种事也不止干一次了。 而就板块个股而言，不要觉得最近跌得多的股票就一定会领涨，反而是那些跌得少的有可能领涨，这种分化的情况近期一直存在，而仁东控股的事件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情况。 所以大家的投资要回到正道上来，回到投资的本义上来，价值投资并不是一句空话，它会在关键时候对我们的投资起到保护作用，并且从长期看，投资会战胜投机，取得更大的成绩！ 大家一起共勉！ 震荡行情怎么办？期权期指是应对利器！可以涨时做多，跌时做空，双向操作，再加上T+0交易机制，盘中可以多次波段操作，及时落袋为安，避免股票T+1的尴尬。 想学习期权期指知识以及实战技巧，可以点击收看新浪理财大学的《老艾聊期权期指》视频课程，有全套方法讲解。(点击试看，99元特惠仍在进行中！)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微博：老艾观察)
12月11日政治局会议引发大家热议。很显然，这次会议是给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故尤为引人关注。尽管五中全会已经明确了明年及今后发展的大政方针，但这次政治局会议文件仍出现了几个新提法，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需求侧改革”的提出令人侧目 自2015年末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和降成本、补短板成为改革的具体目标，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制度供给方面的改革也在不断推进中。然而，今年以来核心CPI的不断回落及PPI的持续为负，反映出我国在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上依然存在缺口，两边都需要调整，过去侧重用供给侧改革，如今，对需求侧也需要进行改革。 这次政治局会议文件上出现“需求”一词的频率较高，如“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是否与今年国内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增速低于预期有关？ 今年三驾马车中，出口远超预期，我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全年估计在16%左右，这是历史罕见的高比例，二战之后几乎没有国家达到过。但国内消费却逐年下降，今年更不行，虽然这与疫情有关，但仍然偏弱。倒是豪华车、奢侈品及豪宅的销量大幅增加，估计今年国内奢侈品消费总额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比重将达到40%以上，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实际上，我们与很多主要经济体一样，内循环的难度大于外循环。 因此，扩内需除了靠提高居民收入外，还得靠缩小收入差距。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这句话很有意思，它与萨伊定律在文字表述上一模一样，当然内涵肯定不一样。记得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对萨伊定律提出过批判，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供给与需求之间肯定存在缺口，资本家不断扩大再生产，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凯恩斯则认为需求小于供给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 实际上，马克思和凯恩斯所提到的资本过度扩张而引发产能过剩问题，我国过去和当前都存在，毕竟我国目前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除了进行供给侧改革之外，还应对需求侧进行改革，如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需要进行税制改革、社保改革，加大转移支付和第三次分配（富人捐款）的力度。唯有如此，会议提出的“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才能形成。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谨防只“瓜分蛋糕”的资本 会议提出的“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引发社会热议，因为针对性看上去很强。关于反垄断就不多评论，因为社会上没有什么争议。对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提法，实际上是要对资本的投向加大管控力度。 这些年来，互联网巨头的市值已经成为国内上市企业中最大了，所拥有的用户数量也是全国乃至全球最多的。在数字化时代，对信息资源垄断的严重性不亚于原油等大宗商品的垄断，如果某些垄断企业凭借其资源的垄断优势，向各个行业投资渗透，获得超额利润，不仅会破坏市场规则，而且还会导致失业率上升等诸多社会问题。 大约在三年前，我就对网上购物模式提出质疑：能否扩大或刺激消费，该模式的社会成本有多大，谁来承担？三年过去了，我国消费增速的回落幅度大于GDP增速的回落幅度，说明网购模式并没有促进消费，只是起到了“瓜分蛋糕”的作用，把超市、百货店、专卖店的部分流量从网下转移到网上，“线上就业”的劳动力增量小于“线下失业”的劳动力减量。同时，网购导致货品包装物件大量增加，造成环境污染，其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事实上是社会而非企业承担了。 这些年来，网购占零售业的消费比重越来越高，互联网零售企业的薪酬水平、股权回报率也远超线下零售业，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一方面要限制存量经济下的少数企业通过信息资源的垄断和滥用去抢占别的企业利润；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资本扩张进行约束，从“无序”到“有序”，例如，用户信息的保护和隔离，必须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互联网企业经营范围，应设定行业准入规则。 从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角度看，收入（供给）=消费（需求）+储蓄（需求），我国居民储蓄比重过大，大约是西方国家的两倍左右，基本维持在40%以上，而且储蓄结构中，少数人的储蓄占比过大，例如国内住户的银行存款余额就达90万亿元，其中10%的储户占比多少呢，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但超过60%是肯定的。 很显然，要增加消费，无非就是要改善收入结构（供给侧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从而使得需求侧的中低收入群体能消费、敢消费；同时，在需求侧要降低居民储蓄率（如鼓励富人从事社会慈善事业，增收资本利得税，限制资本过度扩张等）。 在2019年10月末四中全会上批准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文中，提出“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是明年的政策重心，尤其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方面。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则要鼓励民间资本流向科技领域，即能创造经济增量的领域，参与做大蛋糕的活动而非切分蛋糕的活动。通俗来讲，富裕阶层要么多消费、要么多捐款，不要做旨在“割韭菜”的资本运作了。 政策维稳：推进大消费，投资高科技 由于今年的较低基数，明年的GDP增速一定会大幅上升，目前的一致预期为9%，即便如此，2020-2021年的平均增速也不过5.5%，经济增长依然下了一个台阶。为此，政治局会议提出，“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但明年的政策刺激力度应该低于今年，前期，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已经明确提出，财政政策方面，会议没有提“逆周期调控”，估计特别国债不会再发，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规模是否也会比今年减少？而一般预算赤字率水平则可能从今年的3.6%降低到安全警戒线的位置，即3%左右。 少数人对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而非“房住不炒”的提法，认为房地产政策是会松动，这显然毫无依据，因为松动房地产来拉动经济显然属于饮鸩止渴、得不偿失。不过，对于很多地方政府而言，缺少了土地财政，则会面临雪上加霜的窘境，故如何去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显然是需要中央施出援手，否则明年信用风险压力会显著加大。 因此，这次会议对风险有一个新提法：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传统风险人们都清楚，增量风险是指什么呢？是否是有些领导指出的“大而不能倒”风险？大而不能倒的企业，既包括大型国有的“僵死企业”，从股市看，市值低于净资产的国企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今后其违约风险可能会加大；又包括高杠杆的新兴行业内的创新企业，由于对这类企业监管滞后，容易爆发风险。因此，明年市场或许存在信用收缩的压力。 如果说今年是实现全面奔小康的收官之年，则明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要“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确保不发生存量风险和增量风险的爆发。相比财政政策受到预算约束更严，那么，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更大。因此，有理由相信，明年的货币政策在回归常态之后，应该不会再收紧，尤其在通胀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利率上调基本没有空间。 明年在具体政策的落地上，应该以“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大循环和双循环为主线，侧重两个方面，一个是以“需求侧改革”为线索，继续推动“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的“大消费”。由于基数原因，加上促消费力度加大，估计明年消费增速将将创十年新高。 另一个还是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加大新基建、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力度，“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这方面的具体抓手，在五中全会上已经有了明确表述：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八大领域，并涉及到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风险提示：全球疫情失控，外部政治环境突变
最近的政治局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数了一下，14个字。中国很多互联网巨头开始瑟瑟发抖。 一般情况下，字越少，事越大。 某央媒对此评论说：“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令人心潮澎湃。”循循善诱中又显得特别意味深长。 我在第一时间也发了一个观点表明自己的看法：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大多沦为了投资公司，通过层层投资，垄断了互联网的整个生态，形成了这系那系，而在真正的创新方面乏善可陈。这些巨头培育的独角兽，不是送外卖的，就是卖东西的，不是挤压商贩的空间，就是挤压菜贩的空间。反观美国的互联网巨头，很多都在做着引领技术未来的东西，主动承担着历史和为人类的未来寻找新的出路的使命~这是多么大的差距！打破这种垄断早该出手了。 这个观点，是我两年前的观点，两年前，我认为中国的互联网巨头越来越平庸，正在从科技公司堕落为投资公司，公司主要的收益不是在科技创新层面而是在投资层面，这意味着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正在面临巨大的危机。 我的观点发出来后，传播的太火爆，我发现，有很多人误解了我的意思。有必要通过这么一篇小短文对我的意思进行补充。 首先，我对中央提出的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完全赞同。 而且，我认为治理这种乱象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其实，在这次会议之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在11月10日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过去10多年，中国互联网平台发展迅速，贡献很大，但是，不可否认，一些平台已经形成了行业垄断，并且通过这种垄断影响了互联网的正常竞争生态。获得垄断地位的平台又通过一系列投资行为，控制其他平台，形成某某系，强化了这种垄断。 对于这种平台的垄断行为，我国的《反垄断法》当年立法的时候虽然没有直接规范的法律，但其垄断行为是受反垄断法的约束的。我特别不明白的是，一些严重影响市场竞争的企业并购行为，居然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批准。 其次，除了垄断，互联网巨头的不正常竞争行为，特别是恶性补贴行为，在破坏互联网生态的同时，也在整个行业的竞争秩序形成了严重的破坏。 在过去多年，一些互联网平台为了取得行业的领导地位，疯狂跑马圈地，而跑马圈地最有效的就是在资本的支持下，进行各种各样的疯狂补贴。某滴、某马、某团、某拼这种事没少干。 最近，在民生领域的这种补贴战又打响，这些互联网巨头的恶性补贴让蔬菜水果等价格低到匪夷所思，在猎杀了竞争对手的同时，也把正常经营的线下商贩直接给消灭掉。这种恶意补贴行为，在我国的《反不正常竞争法》中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对于这些互联网平台的恶性补贴，相关部门从未拿起法律的利剑进行约束。 第三，中央会议说的很明白，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也就是说，如果这几句话就是对互联网巨头说的，内涵是很清楚的： 第一，对互联网平台的垄断行为要给予约束， 第二，对恶性竞争行为要给予法律层面的制约。 并没有像一些媒体解读的，是因为这些互联网巨头没有去火星和制造芯片的计划，而只顾着流量和菜贩抢生意。我也觉得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没有理想，我也很看不起这些巨头，其实，分析中国的这些科技巨头，所从事的大多是没有科技含量的东西，要么送外卖，要么打游戏，要么卖便宜的东西，要么卖菜。 但是，在法律上他们没有错。如果他们的菜卖得好，仍然是有利于老百姓的。传统的店铺和菜贩要和他们竞争，必须拿出更好的手段。 也就是说，卖菜送外卖其实无可厚非，这是企业自己的选择。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互联网企业都去做芯片或者和马斯克一样去上火星。如果认为是因为他们没有上火星的理想就是“无序扩张”，很显然，曲解了中央的原意。在我看来，中央说的再明白不过，反的是垄断，防的是无序扩张。而不是“是不是送外卖和菜贩抢生意”。 第四，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必须清醒的记住，你们之所以能发展如此之快，能有今天。 恰恰是利用了中国在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领域相关法律的不完善，恰好是利用了“低法律”优势，钻了很多空子，享受了很多法律缺陷的红利。中国很多互联网平台的玩法和恶意补贴行为，在欧美根本没有市场，会被罚到倾家荡产。中国很多互联网平台，利用“平台”的所谓特殊性，给多少送外卖的上了五险一金？是到了补这些法律短板的时候了。 第五，不要让所有的互联网巨头都去上火星。 马斯克的上火星的理性我很崇尚，我也崇尚当年韩国一些企业，有家国情怀和担当，不以赚钱为主要目的，而是在产业和创新领域追求突破，这确实是中国很多互联网巨头们缺乏的。 创新确实有高低贵贱，马云的创新和马斯克的创新有高下。但互联网巨头们是不是要有这样的情怀，我们只能呼吁，却不能强迫。 如果没有这样的想法，那就做好本分的事，那就把菜卖好，把馒头做好，把豆腐做好，都是利国利民。但是，要记住，崇尚更高更强是人类进步的动力。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那些整天想入非非的人才有今天的进步，飞机，汽车，火车都是这么出现的。 我崇尚马斯克的火星计划！我也希望中国的有钱人不要这样平庸。“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应该有，也希望你们有。我总在想，一个人，一个企业有了那么多的钱以后，真的应该做点更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担当，更是一种责任。
摘要： 展望2021年，“三道红线”政策将实施，房企有息负债将受到严格管控，杠杆将面临有效管制。企业预期重塑，未来企业激进扩张的风险将得到有效控制。但我们或将面临粉饰更严重的财报，信用分析难度进一步加大。 债务融资大概率将维持各渠道的政策。国内信用债、海外债仍将维持目前借新还旧的局面，非标还将继续收缩，银行贷款可能受整体的信贷投放影响。公开市场再融资方面，2021年房企公开市场再融资规模将明显高于2020年，其中国内信用债、海外债尤其明显，需要关注部分企业的再融资压力。 整体来看房地产行业性信用风险仍然可控，行业利差大概率震荡，地产债仍具有参与价值。房地产债券投资需首选大中型、具备高周转、强运营能力的房企，规避问题型、短期债务压力较大的房企；低风险偏好的机构，可关注优质房企的ABS，寻找阶段性超额利差投资机会。 此外，还需要关注货币政策边际收紧后，区域性房地产市场波动对企业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房地产风险外溢。 展望2021：房地产信用风险怎么看？ 回首2020，疫情冲击下的市场需求、房价上涨中的政策调控、“三道红线”下的政策落实，构成了房地产行业全年的关注线。企业层面，尽管有泰禾、福晟违约，引发广泛关注，但整体冲击有限，总的来说，仍属“有惊无险”。展望2021，“三道红线”政策逐步落地，又该如何看待房地产信用风险及房企债券投资？ 1． 2020年房地产市场回顾 1.1． 政策：房地产政策如何变化？ 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2~3月疫情初期，地方政策放松、融资环境宽松。为了缓解房企现金流紧张的情况，地方出台了诸多政策，如降低预售标准、延缓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而为了应对疫情冲击，货币政策比较宽松，企业融资环境改善，整体融资难度、融资成本均明显降低。需求端，部分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放松限售、限购、降低首付比的政策，但几乎都在出台不久遭到撤回或整改。 第二阶段，4~6月国内疫情得到控制，部分城市房价明显上涨。深圳、宁波、沈阳、东莞等城市房价明显上涨，其中，以深圳为代表上涨最为明显，也引起了市场最广泛的关注。 第三阶段，7月份开始，多个城市出台限售、限购政策，“三道红线”政策出台。在疫情确认得到有效控制，而土地市场热度持续较高、房价明显抬升、居民中长期贷款明显增多的背景下，新一轮的房地产政策调控出台。本轮政策调控先有东莞、杭州、深圳、南京等地收紧购房资格、加强调控，后又有韩正主持召开房地产工作座谈会，随后又推出了针对房企的“三道红线”管控政策。 “三道红线”政策重点在于对房企债务进行管控，尤其是对房企利用债务杠杆进行扩张的行为进行限制，但是具体到各渠道融资政策上，目前尚未形成明确且清晰的政策意见。如房企的公开市场债务融资，就有媒体报道[1]部分企业正在申请新的债券额度。 综合来看，2020年地方层面的房地产政策经历了由松到紧的过程，而中央对于“房住不炒”的政策贯彻比较彻底，即使在疫情期间，由中央掌控的金融、行政等政策也没有明显放松。 1.2． 融资：融资到底是松还是紧？ 在房地产政策由松到紧的过程中，房地产的融资平稳中略有下降： 银行开发贷前三季度新增投放9400亿。截止2020.9.30，房地产开发贷余额12.16万亿，相比2019年底增长了9400亿，其中保障性住房开发贷仅1200亿，商品房开发贷8200亿。保障性住房开发贷余额走平，为商品房开发贷提供了空间。横向对比，银行开发贷相比信用债、海外债的总量管控，能够提供大量新增融资，成为非常重要的融资途径。 非标融资持续收缩。从2019年5月份的23号文开始，以信托为代表的非标融资持续受到政策打压，进入收缩区间。从2019年三季度开始，房地产信托余额开始下降，一直到2020年三季度，相比峰值已经收缩5517亿。 ABS融资新增规模有限。在2018年前后，房企供应链ABS是房企新增融资的重要贡献力量，但2019年开始，供应链ABS提供的净融资规模也开始明显下降。 从2019年开始，国内信用债、海外债均开始以“借新还旧”为主，新增融资有限。国内信用债今年前三季度累计实现净融资839亿，同期，海外债累计实现净融资215亿美元。如果考虑部分净融资数据是由于提前发行而导致的，实际国内信用债和海外债的净融资非常有限。 将各渠道加总，房企2020年上半年仍实现了6783亿的净融资，相比2019年同期明显减少，但整体仍实现了规模不小的净融资。 除了外部融资，我们进一步观察通过销售回款和少数股东权益实现的“内源性”融资。 高周转加快加收回款。近年来，随着房地产政策持续收紧，房企面临较高的资金压力，在此背景下，房企通过“高周转”加强销售回款。从数据上，我们可以观测到新房销售中期房占比不断提高，2020年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个人按揭贷款保持了较高的增速。 类内源性融资还包括房企通过“股权”引入的资金。在降杠杆、扩规模的压力下，房企少数股东权益占比不断提高，侧面说明房企通过引入股权实现了部分。 将房地产行业融资与调控政策结合来看，中央政府对“房住不炒”的定位贯彻落实严格，但仍兼顾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房企整体资金链的安全性，房地产融资仍相对平稳，但净融资小幅收缩。此外，通过高周转加快销售回款以及通过少数股东权益实现部分股权融资，也成为房企销售规模不断扩张的重要动力。 1.3． 违约：疫情冲击导致的集中违约？ 2020年有5家房企出现了信用债违约，分别是：6月份的重庆隆鑫地产、7月泰禾集团、9月天房集团和三盛宏业、11月福晟集团。而在此之前，国内出现债券违约的房企一共只有4家，分别是华业资本、中弘股份、银亿股份、国购投资。 从数量上来看，2020年违约房企数量比以往几年之和还要多，且出现了如泰禾集团这种曾经销售排名达到Top30的大型房企。但是仔细剖析各家房企的违约历程，可以发现，2020年违约的房企其信用风险早已暴露。也正是由于市场预期充分，才会出现5家房企连续违约，市场冲击却相对有限。隆鑫地产只有存量私募债，公开资料少，规模小，我们不做重点分析，观察其余四家的风险暴露过程。 天房集团早在2016年就出现了延迟披露审计报告的问题，2017年大幅亏损26.5亿，而至今公司尚未披露2018/2019年年报。 泰禾集团前期经历了激进的高速扩张，其信用风险最早可以追溯到2018年。公司在2017年末净负债率达到473.4%的高峰，随后由于公司的项目多位于福州、北京、上海、杭州等调控热点城市，销售遇到一定问题；此外，已售房屋回款速度慢，而2017年通过股权并购增加的土地储备，需要支付大量的土地转让价款。2019年1月，联合资信将公司列入评级观察名单。其具体的违约过程，我们前期报告《泰禾违约之路》有详细分析。 福晟集团前期同样经历了激进的扩张，其信用风险集中暴露于2019年。2019年10月前后，有媒体报道福晟集团遭遇经营危机，尽管集团于11月1日发布了澄清说明，但其后集团风波不断。资产方面，其在深圳、郑州等地参与多个旧改项目，旧改占用资金时间长，资产流动性差，对公司形成一定拖累。 三盛宏业集团同样于2019年被媒体报道出现经营问题。2019年10月，新浪财经就报道[1]了三盛宏业集团遭遇严重危机：因员工认购理财产品未能按时兑付，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丧失上市公司中昌国际控股的控制权。 综合来看，尽管2020年出现了5家房企集中违约，但是，详细追踪其违约过程可以看到，这些企业的信用风险早已暴露。 外部融资并不宽松，尤其是非标融资持续收缩，叠加疫情冲击下销售在年初受到影响，加大了一些中小型房企的融资难度，可能也是2020年出现集中违约的重要原因。集中违约的出现，有疫情的影响，却很难完全“甩锅”给疫情。 2． 2021年展望：房地产信用风险怎么看？ 展望2021年房地产市场，房地产的信用风险分析需要从几个方面入手。政策方面，重点关注三道红线的政策落实情况；融资方面，关注房地产行业和微观房企的再融资压力；最后，结合宏观与微观，观察房地产行业的信用风险。 2.1． 三道红线怎么看？ 首先，我们从2020年中报数据来看房企“三道红线”的踩线情况。截止6月30日，统计的50家样本房企中，有8家房企由于财报未公布短期债务数据，我们采用了2019年底或者2020年一季度的短债数据进行统计，其他均按照房企的公告进行统计。 从三道红线踩线情况来看，50家房企中，踩3条线的房企有8家，踩2条线的房企有9家，踩1条线的房企有27家，没有踩线的房企仅有6家，绝大多数房企均涉及踩线。而有息负债增速上，没踩线的房企整体增速略高。 具体来看，绝大多数房企不满足剔除预收账款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要求，50家房企中有40家均“踩线”。 目前，政策要求的有息债务增速上限只有15%，而考虑剔除预收账款资产负债率70%的要求大部分房企不满足，因而大部分房企的有息负债增速上限只能达到10%，这将涉及几乎所有房企的债务扩张。 正面来看，央行亲自管控房企债务，房企通过增加债务杠杆进行扩张的可能性减小，减少了房企激进扩张带来的风险。但随之而来的是房企加大债务粉饰力度，增加通过公开财务数据进行信用分析的难度。 2.2． 房企融资压力怎么样？ 2021年，房企各渠道融资将如何变化？ 国内信用债、海外债大概率仍将维持目前借新还旧的局面。政策的核心在于管控房企债务杠杆，避免系统性风险，而非直接限制房企的发展，合理的债务融资大概率仍将得到满足。信用债融资成本低，监管比较透明，对房企而言是比较好的融资途径，未来不排除政策上边际放松。 非标持续收缩仍将维持。非标一方面监管困难，另外，对企业而言成本较高，会太高行业风险，其压缩可能还将持续，但压缩速度将放缓。 银行贷款可能受整体的信贷投放影响。受疫情影响，2020年1-11月新增信贷投放已达到18.4万亿，其中1-9月份的新增信贷投放中房地产占27.2%。目前来看，2021年信贷投放总量可能与今年持平，但比例可能与今年持平或略低于今年。此外，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新增明显减少，商业性房地产开发贷新增空间也将受到影响。 公开市场的债务融资压力如何？ 2021年境内信用债偿债压力略高于2020年。2020年（未考虑剩下时间的回售）境内房地产行业信用债（SW房地产，剔除城投）偿还规模4127.7亿元，其中，正常到期的债券3563.93亿元，占比86%；回售到期的557.5亿元，占比14%；本金提前兑付的仅5.3亿元。相比之下，2021年房地产信用债正常到期（不含回售到期）规模4353.86亿元，相比2020年高22%；如果到回售期的债券全部回售，则有高达6，996.26亿到期；回售到期规模达2642.4亿元。 时间分布上，上半年房企信用债到期规模达，下半年到期规模小，而上半年又主要集中在1月份和3月份。其中，1月份到期规模1031.92亿元，3月份到期规模1120.13亿元；上半年正常到期2440.18亿元，下半年正常到期1913.69亿元。 房企海外债到期规模同样明显提高。2021年海外债到期正常到期规模达到472.8亿美元，相比2020年的367.7亿美元，正常到期规模增长29%。 从到期节奏来看，上半年到期规模高，下半年到期规模略小；分月来看，3~4月份是到期高峰，分别有59亿和64亿美元债券正常到期。 2021年房企ABS到期规模略小2020年。2021年，房企ABS到期规模约2333亿，相比于2020年的3247亿元，明显降低。但由于部分房企ABS期限短，在12月份的后半月里可能会集中发行并在2021年12月到期，所以实际的到期规模差距可能略小于现在能观测到的数值。 具体到企业层面来看，万科、碧桂园、保利、华夏幸福、富力等公开市场债务到期规模较高。万科主要是由于大量发行供应链ABS，期限短，需要滚动发行，故到期规模较高。 综合来看，2021年房企公开市场再融资规模将明显高于2020年，其中国内信用债、海外债尤其明显。具体到企业上来看，需要重点关注华夏幸福、恒大和富力的再融资压力。 2.3． 房地产风险怎么看？ 2021年，房企杠杆预计将缓慢下行，行业风险缓慢下降，但需警惕债务粉饰。近年来，在房地产政策持续收紧的情况下，房企的杠杆稳中有降，2020年，Top50房企的资产负债率81.2%，剔除预收账款的资产负债率74.9%，净负债率89.2%。三道红线政策的压力之下，企业杠杠可能快速下降，尤其是净负债率。但这肯能并不代表房企债务风险下降，而是财务粉饰的结果。行业风险的系统性下降将比较缓慢，但仍将逐步下降。 预计盈利能力还将下滑，对房企运营管理能力的要求进一步提高，需警惕管理较差的房企。随着土地市场更加透明，以招拍挂为主的土地出让方式天然具有增加房企竞争，压降房企利润水平的效果。在行业利润水平降低的情况下，房企将不得不进一步依靠“高周转、强运营”来增厚利润，保持盈利能力和财务安全性。 预计销售仍将保持韧性。房地产销售具有较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预计2021年房地产销售还将保持目前的销售韧性。而大中型房企目前拿地正进一步向一二线、东部沿海地区聚集，销售、回款预计同样能维持。销售保持韧性，是避免行业性风险的根本前提。 行业信用风险可控，行业利差大概率震荡。目前，房地产AAA、AA+和AA等级信用利差分别处于2013年以来40%、90%和90%的历史分位数。中低等级信用利差处于高位，高等级信用利差处于较低水平。展望2021年，行业信用风险可控，合理筛选标的，地产债仍可参与。而对于信用风险偏好较低的机构，可以关注优质主体的ABS。 择券方面，但需高度关注问题型房企。而根据历史违约房企来看，问题型房企比较典型的特征主要有： 一、激进扩张，导致企业持续高杠杆运营。从违约房企来看，典型违约房企如泰禾、天房、福晟集团等违约前净负债率均处于较高的水平，而高杠杆往往是激进扩张的结果。 二、企业内部管理经营混乱，高层动荡。管理混乱是激进扩张的起因，如企业带有较强的实控人个人色彩、内部决策流程混乱，从而造成企业激进扩张，而运营管理又有问题，自然最容易导致问题。 三、企业规模较小，区域集中度高，区域房地产市场波动就给企业造成较大影响。从违约的9家房企来看，泰禾、福晟规模稍大，其他房企规模均较小，土地储备分布集中，也是部分房企违约的重要原因。 以史为鉴，同时考虑当前愈加严格的债务管控政策、行业利润被压缩的趋势，房地产行业对于企业的债务管理、运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备“高周转、强运营”能力的房企才能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3． 小结 （1）回首2020，地方层面房地产政策由松到紧，中央推出“三道红线”，影响深远；债务融资表现平稳，高周转下的快速回款重要性突显。企业层面，尽管出现了泰禾、福晟等5家房企违约，违约数量多、金额大，但企业违约发酵时间已经较长，市场预期较为充分，市场冲击有限。 （2）展望2021年，“三道红线”政策将实施，房企有息负债将受到严格管控，杠杆将面临有效管制。企业预期重塑，未来企业激进扩张的风险将得到有效控制。但我们或将面临粉饰更严重的财报，信用分析难度进一步加大。 （3）债务融资大概率将维持各渠道的政策。国内信用债、海外债仍将维持目前借新还旧的局面，非标还将继续收缩，银行贷款可能受整体的信贷投放影响。公开市场再融资方面，2021年房企公开市场再融资规模将明显高于2020年，其中国内信用债、海外债尤其明显，需要关注部分企业的再融资压力。 （4）房地产行业性信用风险可控，行业利差大概率震荡，地产债仍具有参与价值。房地产债券投资需优选大中型、具备“高周转、强运营”能力的房企，规避问题型、短期债务压力较大的房企；低风险偏好的机构，可关注优质房企的ABS，寻找阶段性超额利差投资机会。 （5）此外，还需要关注货币政策边际收紧后，区域性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区域内房企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房地产风险外溢。
中国经济的南北差异、变化与差距，是多年来的热门高频话题。 这个话题最近被引爆，是因为前三季度中国GDP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仅有一座北方城市（北京）。 抑北扬南者因此得出“中国南强北弱的格局已经基本成型”和“中国正式进入‘大南方时代’”的结论。 反对者则举出北方城市经济增速快（如前三季度西安增速居全国GDP50强城市第一），以及去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区域在北京西城区等例证，证明北方GDP并未失守。这里要备注一下，西城区是中国一批最重要的金融机构的所在地，GDP当然非凡。 我是北方人，从读大学起至今的34年基本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又因在全国各地调研，对南北经济演化有切身感受。虽然改革开放后南方北方的经济都在进步，但比较而言，南方在大部分人心目中越来越温暖、贴近，北方越来越寒冷、遥远，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1990年到广州工作，就听到各种关于南方北方的评价，如“南方会生孩子，北方会取名字”“南方找市场，北方找市长”“南方靠自己，北方靠组织”。后来听到了一些更细致的说法，如十几年前一位银行家根据全国各分支行的经营状况说，“上海高收益低风险，广东高收益高风险，东北低收益高风险，西北低收益低风险”，至于企业界，流传最多的一句是“投资不过山海关”。 我认同经济意义上的南方越来越暖，北方越来越冷，但我从不认为是人的禀赋和素质问题。我有很多生在北方的朋友，素质非常优秀。 2018年我去华晨宝马调研，当时有1.8万多名员工，98%是中国人，我采访的大东工厂厂长是一位本地女性，非常专业，英语流利，是宝马全球第一位女厂长，最初是从华晨集团过来的。华晨集团造车，也用宝马的发动机，只是比华晨宝马的发动机要晚一代两代，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差异很大。 一样的人，在不同机制的企业里，其价值迥然不同。 那次我还采访了华晨宝马总裁兼CEO魏岚德（Johann Wieland），他说沈阳市市长姜有为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市长之一，为宝马发展尽心尽力，比如在园区仅一次变电站就批建了3个，为未来预留空间。他有任何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姜市长都及时开协调会，一一督促解决。 所以山海关外，也有努力打造的好的投资环境。 北方的问题不是人的素质问题，但也不能说和人的因素毫不相干。 在我看来，更多是社会资本的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相互关联的那种信任、互惠性规范、契约精神等等。 也许有朋友觉得社会资本不太好理解，我就从这个角度给北方提几条建议吧。 1、喝酒自愿，不劝酒。 2、尊重顾客，不强买强卖。 3、说话算数，合同要兑现。 4、当官的真心别搞“官本位”，吾日三省吾身：是不是真正为老百姓服务？ 5、让投资者有安全感，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这几条每一条背后都有故事可讲，在此省略。我希望强调的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下，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地方的价值，很重要的是看在社会分工体系中，能否让对方（如顾客、合作者）感到舒服、安全、可靠。检验的标准是对方的感受。 社会资本并不复杂，它就是能够产生社会信任的软性资本。 前一段看到苹果公司在硅谷的米尔皮塔斯（Milpitas）租了近3万平方米仓库，据说要造车。这个城市我2001年去过，它是1999年加州杰出城市奖获得者。 当时市长在介绍经验时说，一是要尽速满足高科技公司的需要，就是提供全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服务，网上可以申请创办公司，圣诞节当天也可以申请； 其次是像经营企业一样管理政府机构。市长亲自回复给他的电子邮件，若不能兼顾也会转给同事，一定要回复，再把结果告诉他。电话也一样，一定接听，而且48小时内一定有答案。 第三是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米尔皮塔斯希望成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社区，住在市郊的生活有广阔空间，大片草地，有让孩子嬉戏的公园，有好的治安和清洁的饮用水，接到报警后一定在4分钟内反应。 这是硅谷城市差不多20年前的经验。并不很特别，但是很贴心，完全站在顾客立场思考问题。 今年我到长三角几个城市调研，如苏州、宁波、湖州、嘉兴、无锡，都是社会资本发育良好的善治之地。善治包括善政，但不限于善政，还包括社会方方面面的互动、交往的良性可预期。我的直接感受是，去了一次还想去第二次，甚至想在那里扎一点根。 而北方一些地方，因为社会资本不足，让很多游客、投资者，包括离开北方的北方人有不好的体验，所以“再也不想去第二次”。 南方的温暖贴近，不是赢在单个人的素质强，是赢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机制更可信，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更低。这里的人不仅指自然人，也指法人和单位。 接下来继续探讨的是，北方社会资本的发育不如南方，原因到底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先分享一个小故事。 前一段和欧洲专业咨询公司埃非索的中国总经理王利平先生交流。他住在苏州工业园区，上班在上海虹桥，常在全国出差。2012年前，像他这样在外企干到总监级以上、住苏州、到上海工作的高管估计至少有800-1000人，基本都由企业配专车和司机。 2012年、2013年前后，外企不再配车，改发补贴。这样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沪苏之间通勤。有的坐高铁，有的开车，有的打车（好处是点对点直接到位）。他出差多，经常要从上海的两个机场返回苏州。如果打滴滴或神州，大概要900-1000元。 王利平从2013年起至今一直享用苏州一位河南籍司机的服务，虹桥机场到苏州的家280元，浦东机场到苏州的家350元。这位司机把2012、2013年前后因外企不再配专车而自由的司机们组织起来（他原来也是其中一员），建了微信群，由他派工，把那些要从上海的机场回苏州的高管（靠口碑推荐越来越多）和司机进行匹配，他抽几十块钱佣金。司机们很专业，高管出差回来很累，所以他们不在车上说话，也没有一个司机要求加王利平的微信单线联系。 我和王利平对这一“共享经济”现象讨论了很久。最主要的成因是司机从苏州到上海后，返程时不空车，两三百块钱也很满意。另外，信任机制的建立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作为乘客一直找某个师傅就好了（他不行也会帮助安排好别的司机），不用每次去想办法。司机的单次收入没有在机场漫天要价的拉客司机高，但稳定，且刚好是回程。拉客司机一次可能拉个高价，但没有熟客，天天都要拉新，会产生很多交易成本（如耗费时间和口舌），回程可能空车…… 最终，我又想到了一个原因，就是市场规模（scale），因为一开始就存在着800-1000名有潜在需求的高管，他们之间又有各种联系（社会网络），所以很容易形成基础性的市场需求，从而支持专业分工，让共享经济模式成立。 绕了这么远，想说的道理如下： 1、上海、苏州的经济、人口、人的流动提供了市场机会和市场规模。 2、一定的市场规模让分工有效，支持多方受益的市场化机制的形成。 3、互信机制能降低交易成本，这种机制越持久，利益相关方越受益。 所以最终，你会发现什么？ 形势比人强，市场比人强。上海、苏州这样的地方因为开放得更早，与人相关的经济活动更活跃、更充分，创造出的机会就更多。在机会甘霖下，会产生许多活生生的，同时非常有效的自发经济和自由经济模式。 相比起来，北方的机会相对比较少。一个北方煤矿可能也有很大经济产出，但主要是靠机器和资本投入产生的，不需要很多人的交流、消费、出差、互动、跨界交互产生创意，等等。 所以北方社会资本发育的不充分，归根结底是北方在向国际化、市场化开放的进程中，没有南方先行一步的便利。光明网评论员的一句评论很准确——“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地理区位所决定的开放便利度，是南方城市、特别是地处江河出海口三角洲地区的东南沿海城市能够更快挤进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优势所在。 一步先，步步先。当开放带来了客户意识、规则意识、契约意识、市场交换意识等等（你不按规则和契约办，达不到客户要求，订单就不会给你，你就挣不到钱），而南方在培育这些意识时又得到了良好的市场回报，就会激励他们把这些意识固化下来，变成社会资本…… 长此以往，信任效应、信任效益的正循环就形成了——机会和人越来越多向南方汇聚，汇聚产生互动，带来更多机会，机会再凝聚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又带来新的需要和新的机会——于是，在以顾客价值和契约精神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良序中，人与人共振，共创，共享。 北方很多地方没有南方那么多机会，于是某些部门和某些企业就恨不得逮到一个什么机会就吃干榨尽，外来投资者来之前千好万好只要你来，来之后弄得你遍体鳞伤甚至死无完肤。表面看逮着了一个，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但一个无辜的受伤者能让十个想来的朋友知难而退，实则是一笔亏大发了的买卖。 在朋友圈的讨论中，我说，北方的问题不是人不行，就像东北，是周边的国际环境受政治影响太大，不利于开放。而开放是过去几十年一个地方发展的金钥匙，开放接轨国际市场，订单驱动加工生产，迈出第一步，之后形成市场化、人口流入等等效应，持续强化。 投资家王维嘉回应说，哪里和发达国家地区交流贸易成本低、时间短，哪里就发达。“历史上，秦国发达是因为铁器战车马匹都是西亚产生，秦离西亚最近；北京发达是因为元代内蒙到哈萨克大草原就是欧亚大陆的高速公路；天津发达是因为水旱两路的交汇；满洲占中国85%的GDP是因为接近日本，山东在北方最好是接近韩国。而现在的东北周边靠近什么呢！天还是那么冷，人种还是那个人种，但邻居从发达变成落后了。同理，福建、浙江在改革开放前都是很穷的地方，但改革开放后抓住了‘四小龙’发达经济体等等带来的机会。” 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也引用过上海市社科联主席王战的观点，他说：“东北和上海上世纪80年代以前同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最严密的地方，为什么上海走出来了，东北没走出来？最关键的原因是它没有一个好的开放环境。东北应该跳开一步，比如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地方，能够结合北极航线打造一个开放的地方，同时把大连、营口的门户做好。” 南方的兄弟姐妹们有很多长处，如务实勤奋，敢闯敢干，但不要忘了天时地利的机会的作用。如果不是先开放，先和市场对接，先搞民营经济，喝了头啖汤，形成了先发效应，单靠自己的才干和奋斗，不会有今天的成绩，至少成绩不会这么突出。简单说，机会多，成事的可能性就大，信心产生信心，你就越来越有信心，要是机会少，总是失败挫折，怎么可能对未来充满信心、不断开拓呢？ 最后来讨论一下，未来北方会不会有机会？还是永远落在南方后面？ 我的答案是，北方有机会。 第一点，北方有多种经济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有要素成本优势，也有市场。无论是南方向北方投资、转移产能还是国际资本直接投资北方，北方是有投资价值的。 这两年我去过北方不少城市，如郑州、西安、青岛、济南、烟台、沈阳、鄂尔多斯，坦白说，我觉得这些地方的发展精气神、CBD风貌、标杆企业素质、政府主官格局，并不亚于南方很多城市。互联网的普及，让北方年轻人的视野和知识也不比南方年轻人差到那里，他们有些特长南方还难以企及。 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在国际大变局和中国“双循环”背景下，北方有机会成为开放高地。中日韩自贸区的推进利好东北和山东；“一带一路”贸易往来利好西安，中欧班列“长安号”今年1至11月的开行数量是去年同期的1.8倍，其中欧洲方向就开行了2510列；郑州不沿边不靠海，但“空中丝绸之路”建设让河南这一内陆大省的开放之路也越走越宽，今年郑州机场累计完成的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22%，在全国主要机场中位居第一，其中国际地区同比增长49.4%…… 可以预见，凭借资源、腹地等优势，加上交通进一步改善，一旦和开放对接，北方一些城市的增长潜力将极大地爆发出来。机会增加了，北方整体社会资本的增益也会水到渠成。 第三点，最最重要的，北方的社会资本可能已经在悄悄崛起，只是因为大的南北差距被忽略了。 举一个例子。 辽宁阜新市有个彰武县，位于科尔沁沙地南缘，是典型的风积沙（砂）。多年前这里的沙化面积占辽宁省沙化面积的25%，按7级至8级风速测算，沙尘仅需1个多小时就可抵达沈阳。所以彰武过去花了很大力气建设防护林，成功固定了6座万亩流动沙丘，保护了百万亩良田，成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县。 但光靠农业很难富裕起来，彰武的工业非常薄弱，GDP占比不到10%，一直找不到出路。几年前，彰武深刻意识到“沙可以是害，也可以是宝”，因为全国限采禁采湖砂、海砂，风积砂不在此列，而风积砂中的硅砂是生产各类优质砂及相变砂、覆膜砂等铸造用砂的最佳材料，于是彰武县走上了发展硅砂产业的道路，委托大连工业大学编制了沙产业发展规划，委托中铸协专家编制了“铸造硅砂及铸造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18年-2025年）”，并连续四年举办中国铸造硅砂产业发展论坛，叫响了“中国砂都”的品牌。 彰武建了两个产业园，用自身的砂矿资源吸引投资者投资，产出原辅料，再找铸件企业入住。目前彰武的硅砂产品已占国内铸造用砂市场10%以上，是华晨宝马、奇瑞、潍柴等企业发动机壳体铸造专用供应砂。 过去因沙受害，今天变废为宝。命运不是不可改变的，关键是政府、企业家、科研学术机构、社会上上下下的多种力量聚合到一个方向上，把路找对，然后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培育有竞争力的企业、产业和生态。 我在北方的调研很少，但我有很多北方朋友，他们会告诉我北方的故事，让我发现，给我启发和信心。 问题讨论完之后，做一个小结。 中国经济存在南北差距，南方相对越来越暖，北方相对越来越冷，这是客观事实。 但这不是因为人的素质本身的问题。本质上，是开放序列的差异，以及与国际市场连接程度的差异，导致了机会的差异，进而带来了社会资本发育水平的差异。 由于差异是长期形成的，因此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消失。 就像我在合肥调研时发现，合肥今天在“芯屏器合”方面的突破，是因为早在15年前孙金龙担任市委书记时就注重制造立市，并且抓住了当时沿海制造业基于成本和市场因素向内地转移的机会，打下了产业发展的基础，像美的、格力都是在2005年前后大举投资合肥的，它们还带动了上下游的投资。 我们总是喜欢发射火箭般的成功，但一个地方的发展其实是系统工程，即使给人突然爆发的感觉，追根溯源，都是需要扎实的根基的。 不过，差距不可能迅速缩短，并不等于不能缩短。 既然看到了社会资本是发展的关键，而社会资本和开放带来的机会高度相关，北方就应该两手抓：一手抓开放（尤其是国外企业和国内先进企业），一手从社会资本和市场经济文化的角度，抓营商环境建设，诚信体系建设，服务意识建设。每个市民都是投资环境的营造者，更不用说握有权力的官员了。有些投资者，可能就是因为一次小小的伤害就离开了，永远不来了。 通过开放，把好的投资标杆和知识标杆引进来，立在眼前，其价值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外溢出来，提升本地的文明素质以及对know-how的掌握。这些无形资产不计入城市的资产负债表，但至关重要。 我在南方，我深受南方社会资本的温暖。同时，作为出生在黄河边的孩子，我的内心会永远祝愿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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