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两年多以后，“逆周期因子”再次淡出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 10月27日晚间，外汇交易中心发布公告称，近期部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行基于自身对经济基本面和市场情况的判断，陆续主动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淡出使用。 10月28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贬206个基点，报6.7195。当天，在岸人民币对美元16：30收盘报6.7138，较上一交易日上涨19个基点。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最近一段时间可以看到，境内确实出现了一些人民币升值情况下的顺周期“羊群效应”，这是要避免的。所以，有关部门释放了一系列政策信号，来引导市场预期。 谨防单边升值预期 今年5月底以来，美元持续走弱，中国国内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后迎来复苏，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了持续升值，6月初至10月中旬，短短3个多月升值幅度接近6%。 10月12日，央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降低企业远期售汇成本，对冲人民币升值预期。 10月21日，外汇局宣布近期将QD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新增约100亿美元。这一扩大境内金融市场开放的举措，也是为了引入更多资金流入，维护国际收支平衡。 此次宣布逆周期因子淡出同样是为了引导汇率预期，防止出现单边升值的预期。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始于2017年5月26日，目的是为了缓解外汇市场可能存在的“羊群效应”。它通常在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的时候用，防止出现单边贬值预期。 2018年初，伴随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一波强势上涨，1月9日“逆周期因子”暂停使用。8个月后，随着市场出现一定顺周期性，“逆周期因子”重启。 对比上一次“逆周期因子”暂停使用，此次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秘书处在措辞方面略有不同。2018年1月9日晚，秘书处表示，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中，计算“逆周期因子”的“逆周期系数”由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行自行设定。而此次则是，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将陆续淡出使用。 这是否意味着，这一回“逆周期因子”将永远从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中剔除？对此，管涛认为，不必过分解读字面的意义。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秘书处27日晚上的声明，描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即近期部分中间价报价行陆续主动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淡出使用。该声明并不涉及未来“逆周期因子”是否使用。 勿赌单边走势 回顾过往“逆周期因子”出现和退出的时机，它往往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时出现，在升值时淡出。央行在此时出手，是否意味眼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水平已经到了“心理价位”？未来的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 “人民币汇改一直强调机制比水平更重要。因此，我个人理解，央行调控的不会是具体的点位，而可能是更加关心汇率水平变化的过程中，是否出现了一些过度或异常的波动。比如，在升值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单边预期，有可能会造成外汇市场的供求失衡，进而影响外汇市场平稳运行，扭曲汇率价格信号。”管涛说。 2020年10月23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反复强调未来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外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在发布会上表示，近期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受到经济基本面的支撑。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还是相对温和的。 王春英说，未来人民币汇率有望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继续保持双向波动和基本稳定。既充分认可国内经济基本面对人民币汇率的支撑，同时也高度关注各种外部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可能使人民币保持有涨有跌、双向波动。 管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回顾2015年8月11日汇改以来这些年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大开大合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从2017年年初到2018年3月底，历时15个月累计上涨了10%。而从2018年4月到10月，短短7个月又跌去10%，一度下跌至7附近。 外汇局有关数据显示，人民币的波动率在过去长期低于2%，现在是5%。今年以来，境内期权市场1年期隐含波动率平均水平在5%，最高价和最低价之间的波幅是7.5%。 管涛认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基本面好就会支持人民币汇率走强，这是基本逻辑。而这些利好因素逐渐兑现后，如果没有新的利好支持，甚至出现新的利空，汇率回调的压力就有可能重新占上风，但我们很难去预测这个拐点什么时候出现。未来，人民币汇率是在均衡水平基础上，跌多了会涨、涨多了会跌，有涨有跌、大开大合的双向震荡走势。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不要去赌汇率的单边走势，要树立风险中性的意识。 “运用避险工具主动管理汇率风险，不是让你去赚钱或者让你少亏钱，而是借此用合适的工具和成本，把汇率波动给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然后按照已经锁定的成本和收益来安排企业的主业经营。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先抑后扬、大起大落的震荡走势，对企业是生动的汇率风险教育。”管涛说。
如果央行坚决退出直接的市场干预，那么人民币汇率将大幅升值和快速贬值交替登场。 这种局面当然是监管当局不愿意看到的，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压力较大、国际经贸与政治环境都不太理想的时候。大家手头都一大堆紧急事务要处理，汇率最好别添乱。 否则，一会儿出口企业抱怨，一会儿进口企业骂娘，绝对是个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局面。 10月27日，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秘书处发布消息称，部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行主动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淡出使用。我们再联想到10月12日央行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至0，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监管当局对人民币快速攀升的谨慎态度。 但谨慎归谨慎，从宣布逆周期因子“淡出使用”这个举动来看，监管当局仍然非常不愿意亲自上阵，而是希望市场能够主动调整单边做多人民币的策略。希望达到一种我给你个眼神儿，你心领神会，然后大家继续愉快玩耍的默契。 自2017年5月逆周期因子诞生，其主要功能就是在人民币贬值预期比较强的时候控制贬值速度。在人民币升值的时候，逆周期因子基本不发挥作用。说直白点，逆周期因子是个给贬值降速的刹车踏板，在升值阶段逆周期因子一般自动进入“休眠”状态。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2014年初人民币结束长期升值趋势之后，人民币面对的主要问题是避免贬值预期失控，进而危及我国的国际收支安全。 今年5月下旬以来，人民币持续走强。在此过程中，逆周期因子本来就没有什么突出的角色，或者说事实上就处于“淡出”状态。对于报价行来说，这是个常规操作。 “淡出使用”的表述不代表不再使用。其实任何试图对市场汇率走势进行调节的制度设计都可以称为“逆周期因子”，没必要过于纠结名称。 需要关注的是，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秘书处强调一下逆周期因子淡出使用这个既成事实，其主要效果，或者是目的可能就是让一般投资者（报价行自然早就知道）知道，在中间价定价机制上，现在没有对贬值进行主动约束的力量了，你们要小心些喽。 逆周期因子淡出是正常操作，但宣布逆周期因子淡出则是试图影响投资者的心理，再次暗示一下监管的立场。 但暗示立场不是宣示底线，打招呼一定是在底线被触碰之前。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监管当局已经连续两次释放希望人民币升值步伐放缓的信号，可能多少也有些不安。那么后市如何呢？ 笔者觉得短期市场情绪可能受到一定影响，毕竟监管的威慑力还是有的。但短期内外贸和证券投资项下资金总体净流入大格局可能比较难以改变，而这是驱动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原因。 虽然监管当局非常不愿意直接出手干预市场走势，但在短期情绪波动过后，市场大概率会继续测试其容忍底线。 接下来如何操作很值得期待。
内循环下当前中国经济修复的驱动力正在发生转换，基建和地产的作用相对减弱，消费将接棒重回第一驱动力轨道，中国经济正由供给端拉动的结构性复苏向供需联动的全面回暖方向迈进，四季度GDP增速有望达到6%以上，全年GDP增速或位于2%-2.5%之间。 二季度新冠疫情得到控制以来，中国经济在逆周期调控和密集纾困政策的加持之下持续修复，前三季度经济增速已由负转正、GDP累计同比增0.7%，总体恢复形势相对乐观。但三季度的情况似乎不能令市场满意，当季4.9%的GDP增速低于机构此前预期的5%以上。 不及预期的背后，是近期经济修复的驱动力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三季度数据来看，尽管工业生产和出口均保持较高增速、消费也出现明显回升，但基建、地产投资作为传统刺激路径下的主要驱动因素，支撑作用正在减弱。从三驾马车的量化表现来看，投资对GDP的强力拉动仅在二季度得到体现、三季度已回落至疫前正常水平，消费则在迅速回升，四季度经济修复将从前期的投资驱动重回消费驱动。 一、基建疲软是三季度增长不及预期的重要原因 发债放量之下基建表现疲软，是导致经济增速不及预期的主要因素。今年专项债新增额度较往年大幅增加、发行进度明显提速，加之传统经济刺激手段来看基建往往发挥较大作用，在二季度之时有不少市场机构预期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速将会明显抬升。但实际上自5月以来，基建投资当月同比增速就在持续下降、9月已降至4.8%。基建投资在二季度发挥了经济稳定器作用之后，迅速回归正常、并未如08年那样发挥加速器的作用。 从原因来看，一是专项债资金投放进度可能偏慢、使用效率不足。1-9月全国专项债净发行额度约为3.31万亿，大幅高于1-9月全国政府性基金账户累计赤字的2.3万亿；考虑到专项债资金实际上主要用于弥补政府性基金赤字（还有部分用于置换存量债务），上述差额或说明部分专项债资金在募集后尚未形成实际项目支用（无法体现在政府性基金收支中）。此外，优质项目不足不仅导致投放进度偏慢，还使得专项债用于项目资本金的比例远低于25%上限；数据显示，1-8月专项债用作资本金的项目共631个，涉及项目资本金共1974亿元，占同期专项债总规模仅为8.58%。 二是棚改专项债恢复发行，专项债资金用于基建占比下降。7月以来，监管允许地方有条件恢复发行棚改专项债；截至10月23日，7-10月各地已合计发行棚改专项债超过3800亿元，占全部专项债发行金额的11.3%，9月、10月当月棚改专项债发行占比均高于30%；受此影响，专项债资金投向为基建的累计占比已从6月的76.3%下降至70%以下。 三是预算内基建类支出受到减税、民生类支出的挤占。从政策效率和导向来看，今年新增财政赤字及直达资金主要用于弥补减税缺口和民生目的，基建不如减税和纾困也符合我们近年来的一贯判断。1-9月一般公共财政预算中基建类支出同比下降12.2%，跌幅显著高于一般公共财政支出的1.9%；从支出分项来看，社保就业、医疗卫生等民生类支出增速明显较高。10月21日国常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万亿元，截至9月底已有1.57万亿元直达资金下达到市县使用单位，用于补充地方财力、保证减税降费到位、支撑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保基本民生。 上述情况下，考虑到地方已开始为明年储备项目、专项债发行已至尾声，四季度基建投资大概率按目前态势平稳增长、难有明显抬升。 二、融资收紧打压拿地和销售，地产投资高增或已见顶 今年2月的低点之后，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迅速恢复、并于6月回正；9月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升至12%，在所有投资分项中表现最好，对经济恢复起到较大支撑作用。 但与此同时，部分实体贷款违规流向房地产领域、部分热点城市房价上涨较快的问题仍然存在。疫情爆发后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显著加大，但一些贷款违规变换资金用途，以多种形式直接或间接（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等）投向房地产领域；违规信贷作为首付进一步撬动按揭，6-9月全国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均在6000亿左右，深圳、宁波等热点城市房价上涨迅速。上述情况下，前期深圳已暴露出贷款投向问题，央行深圳中心支行向辖区各商业银行下发通知紧急自查房抵经营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情况。 为遏制乱象、减少房地产挤占实体金融资源，近期监管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房地产融资进行收紧。一方面，通过“三道红线”控制房企有息负债规模，8月20日住建部、央行召开重点房企座谈会，形成重点房企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即“三道红线管理规则”）；另一方面，通过窗口指导收紧房贷额度，多家媒体报道监管部门已要求大型银行控制房贷规模、新增涉房贷款占比需降至30%以下，导致不少银行按揭贷款额度紧张、前期火爆的房地产经营贷贷款条件也被调高。 对房企而言，融资收紧导致其资金面紧张，应对策略转向减少拿地、加速推盘。当月同比数据显示，全国土地购置面积增速自6月高位之后一直在下降，8月、9月已均为负增长；新开工面积走势也一样，9月增速仅为-2%，暗示房地产投资即将回落。加速推盘的结果是，5月以来房市销售火爆，商品房销售面积持续保持高增，尤其是一线城市。 近期销售有所回落。数据显示，近年房企开发贷、境内外发债、非标等融资渠道持续收窄，现金流更多依赖预付、按揭等销售回款，已处于紧平衡状态；2016年后销售回款占房企资金来源持续保持在50%以上。但近期房贷收紧之下，10月的销售情况已有回落，截至10月18日，30城商品房成交数据显示，一线、三线城市销售面积当月同比均有明显回落，二线城市则延续负增长。 目前而言，收紧融资的监管政策即将对房企拿地和销售形成双重打压之势，尽管热点城市和刚性需求仍将对销售提供支撑，但短期内地产投资增速或已至高点、四季度可能缓慢下行。 三、中国经济修复将重回消费驱动 从宏观环境来看，三季度疫情近乎完全消退，为消费明显回暖（尤其是服务业）创造了条件。“三驾马车”中消费对GDP当季同比的拉动抬升显著、达到1.71%。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的实际累计增速已经回正（0.6%），收入端的修复将为居民消费提供支撑，四季度中国经济大概率重回消费驱动。 三季度社零加速修复，可选必选齐增长。9月社零当月同比3.3%；食品烟酒、服装、家具、石油制品等零售有不同程度改善；汽车、化妆品、金银珠宝同比维持高增；仅通讯器材在上月反弹后出现回落；此外，餐饮收入稳步修复，降幅收窄至2.9%，预计下月将重回正区间。值得关注的是，9月限额以下社零增速反弹至1.2%，年内首次正增长，中小零售企业经营出现回暖信号；线下社零当月同比也接近回正，社零增长不再只依赖网上销售的拉动。 进口高增是当前居民消费快速复苏的另一个证据。9月进口同比增13.2%，远超预期和前期水平。除芯片备货的一次性因素带动外，其他主要品类亦多有正面拉动；农产品（+23%）、化妆品（+40.1%）、汽车（+32.8%）、计算机（40.2%）等消费相关品类，均取得较为明显的增长。 综上所述，内循环下当前中国经济修复的驱动力正在发生转换，基建和地产的作用相对减弱，消费将接棒重回第一驱动力轨道，中国经济正由供给端拉动的结构性复苏向供需联动的全面回暖方向迈进，四季度GDP增速有望达到6%以上，全年GDP增速或位于2%-2.5%之间。
双十一购物季，来聚焦城市购房基本盘 10月30日，贝壳研究院发布《2020城市刚需购房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首次盘点了主要城市“刚需上车基准线”。其中，一线城市北京（350万）、深圳（345万）和上海（295万）刚需上车门槛最高，厦门总价266万元紧随其后；长沙、沈阳、重庆等8城市刚需上车门槛稍低，平均购房总价在百万以内。 此次报告中，贝壳研究院基于贝壳找房数据平台近1年来刚需成交数据，选取4个一线城市、15个新一线城市与11个二线城市共30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比较各城市刚需购房群体在购房总价、面积、区位等方面的选择差异特征；同时，结合调研和平台交易数据，真实描摹城市刚需群体置业需求和消费趋势。 30城刚需“上车线”，了解一下 刚需，相对弹性需求而言，是指受房价因素影响较小，为满足城市基本居住需求而购房置业的群体。刚需人群购房资金有限，买房时优先会考虑自我承受能力。 综合来看，这类人群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征：从置业次数来说，一般是首套房/生活范围内唯一房产；从置业需求来说，一般是婚房、异地安家、孩子上学、落户等，有不得不买房的强烈因素；从产品来说，一般是面积紧凑中小户型，低总价，维持居住的基本配置。 为准确地描摹城市刚需购房状况，综合贝壳交易数据维度分析，研究给出了各城市刚需购房“上车线”。 在总价排名前十的城市中，北京（350万）、深圳（345万）、上海（295万）三城领跑，组成了“300万区间”的第一阵营；厦门（266万）、杭州（226万）以超过200万水平，构成了第二梯队；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前9月厦门二手房均价40242元/ 平，超过众多新一线和二线城市房价，跻身于房价一线阵营。 而“160万”成为第三道分水岭，由广州（198万）、南京（190万）、宁波（175万）、东莞（160万）、苏州（159万）五城组成，五城几乎以超过160万 “上车价”，挤入城市排行榜前十。 除了TOP10城市，再加上中部核心城市武汉（140万）、西南中心城市成都（106万），此次统计中共有12个新一线及二线城市，刚需上车线超过100万元。 而长沙（84万）、沈阳（73万）等8城市刚需上车门槛稍低，平均购房套均总价在百万以内。以沈阳为例，刚需房总价水平仅为北京的五分之一。 那么，刚需人群是否是城市购房的主流人群呢？报告从另外一个维度——将“刚需上车价”与城市” 整体交易房价”，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高房价城市”才有典型的“刚需人群”。 在30个样本城市中，北京、深圳、厦门、杭州等高房价城市，刚需上车均价显著偏离整个市场交易均价。其中，北京刚需客户置业套均总价比全市成交套均价低77万元，深圳低63万元。从房屋总价来看，刚需群体存在着充足的居住提升改善空间。 而房价相对较低城市如惠州、南通、重庆、合肥等，居住负担整体不高，刚需客户购房总价与市场整体水平几近持平。 大面积-低价格，才是真的“居住友好”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单从性价比角度考虑，“大面积-低价格”无疑是最优的。贝壳研究院此次分析中，“大面积-低价格”刚需友好置业城市包括了成都、青岛、武汉、西安、郑州、佛山、长沙等新一线城市及济南、南通、昆明等二线城市。 与之相反，北上广深、厦门和南京，属于典型的“小面积-高价格”类型，受到供需关系等因素影响，刚需群体上车难度较大，且在居住体验方面也有待提高。特别是厦门及南京，两个城市刚需主流交易户型约七成集中在小户型（两居及以下），高房价下居住面积相对其他城市较小。 当然购房置业，除了价格与面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机会、未来成长空间等也是重要的参考指标。 贝壳研究院此次报告，综合了城市人口潜在需求、城市发展潜力等指标，构建出城市置业动力指数。研究结果显示，四个一线城市购房动力综合水平仍然领跑全国，其中深圳置业动力指数最高，排名居于百城购房动力榜榜首。分项指标上，重庆、深圳、东莞在人口潜在需求上排名前三；而在城市发展潜力指标上，新一线城市南京、杭州表现亮眼。 综合对比来看，以长沙、成都、西安等为代表的城市，在居住友好性、就业机会、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相对优势，对刚需群体会形成持续吸引力。 “刚需上车”的时间与空间 然而，如何衡量刚需购房者上车难度？理想与现实差距到底有多远？ 在贝壳研究院对2987人的在线问卷中，6成左右的受访者表示，首套房首付款（或计划首付款）在30万元以内，而30万的首付区间，与刚需购房门槛还有着较大差距。从购房资金来源方面看，购买首套房不止考验买房者的购买力，更考验家庭的经济实力。调查显示，购房资金来源同时包括自己、配偶、家人三方的比例，无房计划买房人群为29.0%，而有房群体在买首套房时“掏空六个钱包”的比例为21.5%，房价上涨之下，刚需上车的难度增加，需要更多的家庭支持。不过，在有买房需求的人群中，认为仅靠自己努力10年内能攒够首套房首付款的比例为60.8%。 同时，刚需上车难在购房年龄上得到充分体现。近年来，多城市平均购房年龄逐步增加，全面进入“30+”时代。并且此次调查发现，刚需购房平均年龄在多数城市高于城市购房平均年龄。 以购房年龄最大的天津为例，刚需购房平均约37.5岁，而天津整体平均购房年龄在35.4岁水平。与之相对的，重庆、成都、合肥、西安、郑州等新一线城市的刚需平均购房年龄相对较低，其中重庆刚需购房年龄最低，约为29.4岁。 除了用时间换取“上车票”，从更加微观的城市刚需购房热门商圈区位看，刚需们也在空间上做着取舍。 由于对资金价格敏感但城市房价又高企，刚需置业选择更偏向远离市中心。以北京为例，从空间分布情况来看，刚需购房群体主要集中在五环外区域，越靠近市中心，成交量越小。同样，上海表现出类似情况，主流成交商圈主要分布在中环外，内环核心商圈成交占比较小。 具体看北京交易情况，刚需热门TOP5商圈包括回龙观、长阳、北苑、常营和顺义城，集聚了近15%的刚需客户，其中有“睡城“之称的回龙观商圈位居首位，成为刚需客群购房的重要选择区域。而成都的大丰、广州的市桥、杭州的临平等非市中心热门置业商圈，都成了刚需购房用户城市生活的“第一站”。
东北经济的历史与新生（第一讲） 东北经济的历史，其实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情况，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东北经济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我们在此做一些简单的回顾，同时也进行适当的分析和研究。 一、闯关东：东北独特的历史现象 讲到东北经济的历史，不能不提及耳熟能详的“闯关东”现象。“闯关东”是中国东北独特的历史现象。大家都知道，一说“闯关东”，那就是关里人往关外走。“闯关东”的现象对东北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移 我们往前追溯到1840年，当时东北人口是300万人，全国的人口大概是4亿人左右。到了1910年，由于“闯关东”，东北的人口增加至1 800万人。新中国成立前期，东北的人口已经达到了4 000多万人。 “闯关东”的由来从近代史上分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对中国东北的疆土虎视眈眈，清政府的国力越来越衰弱，对边疆的控制也越来越弱。当时的沙俄始终在觊觎中国的北方领土，不断地骚扰和入侵中国北方边境。有资料记载，1858年到1878年，沙俄派了10多批远征军，非法侵入松花江及其支流，驶抵呼兰、伯都纳、三姓等地。从咸丰十年（1860年）起，清政府对黑龙江实行了局部开禁的政策，主要是对黑龙江正式地提出了“弛禁放荒、开禁放垦”政策，鼓励移民边疆。这时候增加了一部分人口。到了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彻底取消了禁止汉人移居东北的所有禁令，着手向该地区大范围移民，并且明确提出了“移民实边”“开放官荒”的对内开放政策，通过增加人口抵御外来入侵，振兴关外经济，增加边疆人员，关内大量贫困农民为了谋生计来到赫哲族世居的三江平原，当时也有少量的朝鲜流民来东北采参、挖金。 黑龙江和东北肥沃的土地、良好的自然环境，使得关内的百姓开始了大规模向黑龙江进行迁徙，使略显荒芜的黑龙江地区人口急剧增加。开放边荒的最初时期，黑龙江人口有40多万人，1895年达到150万人，增长了3倍。为了固守边疆，清政府在黑龙江边界推行的这些政策，增加了边疆的人口，保证了彊域和领土完整，在当时起了一定作用。 其次，19世纪以来，黄河下游连年遭灾，从河南的桃花峪以下，这一河段的长度大概是七八百公里，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作为黄河的下游，从郑州开始，包括濮阳、德州、聊城、滨州、济南，一直到东营这一带，连年遭灾，而且连年歉收，甚至是绝收，所以陷入绝境的农民纷纷背井离乡“闯关东”。 到1897年，伴随着在清政府对黑龙江全面开禁的政策下，“闯关东”的洪流汹涌澎湃。当时“闯关东”的大部分是山东人，大概平均每年是40多万人，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总数超过了1 830万。如果再加上河南河北“闯关东”的人口，有资料记载，到了20世纪30、40年代，“闯关东”的人口一度占到东北人口的70%以上。虽然有些“闯关东”的人后来陆续返回故乡，没有留在东北，但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49年，4 000万东北人口中，3 000多万人是“闯关东”过来的。“闯关东”可以算得上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移，也是近代史上空前的壮举。 （二）经济技术与文化融合形成发达经济形态 1840年以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航海技术、船舶技术，包括导航技术，发展得比较快，海上的航线使人们突破了海域限制。从山东半岛一直到关内，包括华东地区，可以通过海路到东北，就意味着中原的农耕文化已经大规模地与东北的游牧文化融合。山东、河北、河南的以村庄为基础的居住文化，和零散居住的游牧文化结合起来，逐渐在东北扎下了根，这实际上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的基本原型在东北得以维系。 另外，“闯关东”带动采矿、挖掘、伐木、淘金等行业的发展，各行各业的工人也产生了，他们所带来的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技能，推动东北的经济结构和东北的生产力方式做出了很大的调整和改进。过去东北主要是游牧文化，鲜卑族、满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文化的输入，以及东北丰厚的自然资源，再加上从东亚国家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现代经济的模式，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使东北经济一度形成中国发达的有特色的一种东北经济形态。这说明，“闯关东”对东北的经济影响很大。这是“闯关东”的大致情况。 近代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东北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呢？简单地说，国内领先、亚洲先进、全球同步。特别是近代以来，在全国经济的发展中，东北长期居于领先的位置，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0年至1930年，主要是军阀统治时期，第二个阶段是1930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主要是伪满洲国时期。 二、1910—1930年 军阀占据时期 这一时期是军阀占据时期，代表人物是张作霖（1875—1928）。从1910年以后，张作霖在东北逐渐积聚势力，统治东北三省近20年。张作霖作为旧中国的军阀，在政治上反对民主主义，屠戮共产党人。他既是一个军阀，也是恶霸和反革命者。他在1927年逮捕并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同志。同时，他时刻提防北方和日本对东北的政治野心，并且多次拒绝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因而成为日本的“眼中钉”。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史称“皇姑屯事件”，当日送回沈阳官邸后即逝世。 在军阀张作霖占据下的东北，在当时称得上是东亚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远远超过中国其他地区。当时东北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日本的50%，而且东北物产丰富、工业发达，当时东北拥有一流的军工厂、炼钢厂和造船厂，其中钢产量相当于日本的40%，加上煤炭、铁矿石、矿产资源等，东北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在农业方面，东北也凭借着富饶的黑土地，使得东北粮食产量当时已经居于东亚第一，大豆的产量更是达到了整个世界的60%~70%。 在军阀张作霖占据东北时期，哈尔滨被称为“东方的小巴黎”，有当时亚洲最大的面粉、面包、酒精、啤酒生产基地。在通信方面，哈尔滨已经与欧洲实现了双向通信。有研究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北平、上海派发到欧美的电报，需要通过沈阳转经东北。沈阳可以直通欧洲，哈尔滨也可以直通欧洲。到了1931年的时候，整个东北铁路的通车里程是7 000公里，而且东北的很多县市都通了公路。东北的工业化水平当时也超过了长江流域。这是东北在经济、工业方面的情况。 在金融方面，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有34家外资银行在哈尔滨开设分支机构，而且与巴黎、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直接有业务往来。在哈尔滨经营的所有外国商业机构达到1 800多个。当时哈尔滨的金融动态可以说还左右着远东的金融形势。1928年从海关收益来说，哈尔滨的滨江海关已经稳居全国六大海关的头把交椅。 东北曾经在金融上与全世界同步，从金融板块的其他方面来看，东北的证券交易和期货交易不比天津和上海晚，而且比上海当时的规模更大。1919年3月，哈尔滨的商人陈绍清、张凤亭、诸汾泊、于喜亭、张南均、傅巨川、王魏卿、王揆喜8个人发起组建了哈尔滨证券交易所，4月下旬就正式开张营业。而上海市的股票交易所是在1920年开始营业的，它是由上海的股票商业公会改组成立的，当时称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由此可见，在证券交易所方面，哈尔滨早于我国的其他地区和城市。 在期货交易方面，1916年海关监督侯延爽和清朝议员孟荣升发起成立了滨江农产品交易信托公司。1922年10月1日，滨江的农产品交易信托公司改名为“哈尔滨证券粮食交易所”，一直经营了十多年，而上海的纱布交易所是1921年7月才成立的，比哈尔滨晚了5年。所以，当年东北这些所谓“新世界”的环境，给东北的商圈提供了多种可能，东北在这个阶段成为我们国家，包括东亚经济发展的翘楚。 三、19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伪满洲国时期 东北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建立了当时亚洲比较完备先进的工业体系，包括铁路运输、航空、航海、煤炭、钢铁、机车、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军工等工业部门。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时候，伪满洲国已经悄然地超越了日本，成为亚洲的第一大经济体，并且已经超过了上海和武汉。 上海在30年代已经发展成为集航运、外贸、金融、工业为一体的、多功能的经济中心。1933年上海的工厂数占全国12个大城市的36%，资本额占全国的60%。1931年外国人在上海的投资达到了11.1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的34%。 伪满洲国殖民统治时期，经济上有几个特点： 一是投入大。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的扶植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潜逃至东北，在长春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到1945年止，日本加大了对东北的投入，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其中1944年达到了顶峰，在日本对全国的61.63亿美元投资中，对东北的投资是52.79亿美元。另外，日本在金融方面为了阻止当时的国民政府拥有作为近代民主国家所必须具备的统一货币体系，于1932年6月在伪满洲国成立中央银行，并进行了货币的整理，妄图建立日元区。随着1937年日本在上海制造的“八一三”事变，国民政府为了阻击日本的金融侵略，1937年8月15日，发布了非常时期的《金融稳定法》，封锁储备金、控制支付。针对日本的外汇掠夺政策引起的法币汇率的动摇，取消了无限制供应外汇的法币发行基本原则，并实施限制汇款和限制返还的法令。日本对东北的投入是比较大的。虽然东北在生产总值上与当时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苏联、英国等）相比不一定具有可比性，但在经济发展速度和追求高水平技术发展方面，仍然具有可比之处。 二是工业基础比较完备。日本在伪满洲国时期的投入，是有他的战略野心的。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极力想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扶植一个伪政权。从1945年的结果来看，经过10多年的投入，战后东北经济实力已经一度超越了日本本土。这反映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结果和他的野心，而且在东北的投入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选择。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就把东北作为日本本土的延伸，依托东北丰富的资源和广袤的市场，全力地把东北打造成日本的战略后方。经过10几年的建设，东北成为亚洲数一数二的工业基地，以钢铁、机械、汽车为主的重工业体系已经相对完备。当时从沈阳到大连这一线工厂城市是相当密集的，工业化水平直追日本。到1945年的时候，钢产量已经达到了150万吨，机械、水泥等工业产量占到亚洲的一半以上。反观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本土的工业体系已经被美国为首的盟军彻底摧毁了，工业生产能力急剧下降。因此，当时的东北在工业速度、规模和质量上取代了日本，成为亚洲的第一经济体。这充分暴露了日本的政治野心和经济野心，是彻头彻尾带有侵略性质的，妄图长期霸占东北，把东北变成日本的战略后方，所以才对东北进行大量的投入。 三是城市化水平较高。从城市化水平来看，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11.5%，1942年达到了23.8%。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统计，1990年才达到18.96%。一直到现在，东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在全国来看仍然是很高的，2018年达到了62.68%，全国的平均水平为59.58%。从城镇化水平来看，东北也是比较高的。 四是交通发达。从交通运输来看，1932年的时候，东北三省已经开辟了空中航线1.5万公里。而1949年，全国其他地区的空中航线仅为1.14万公里。1943年，东北三省的公路总里程为6万公里。而1949年全国的公路总里程8万多公里，其中东北就6万多公里。在交通方面东北还是比较发达的。 五是经济指标总体良好。从工业经济来看，伪满洲国建成的丰满发电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力发电站。1943年的时候，发电能力是22亿度。1936年，伪满洲国工业产值达到了8.07亿元。1940年更是达到了26.47亿元。生产力指数上升的幅度超过了60%。 东北三省依靠中国12%的土地和10%的人口，生产了占中国93%的钢材、66%的水泥、69%的化工品、95%的机械、78%的电力。应该说当时东北有着显著“殖民色彩”经济的辉煌，其发展速度确实是令人震惊。在日本投降的1945年，全国的工业总产值当中，东北占的比例为2/3左右。 这两个时期，东北经济呈现出与国内甚至亚洲国家不同的特点： 一是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因素。为什么在1945年的时候，东北的经济能够超过我们国家的其他区域呢？主要还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上海当时外国的投资、工业企业数量，技术、金融，规模和质量是很高的，发展也是很不错的。因为侵略战争的影响，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在建设东北的同时，在国内华东、华北、中南等地大肆侵略中国领土，特别是上海，在“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了。一些关键性的工业企业被迫搬迁到内地（云南、重庆），也是在这个时候，上海就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一些企业没有了，工人也走了，以此为基础的金融业也遭受了灭顶之灾。有史料记载，武汉当时迁出600多家私人工厂，包括汉阳的钢铁厂，整个武汉迁出的技术人员42000多人，而且由于战争的破坏，关内的经济遭到了重创，损失严重。东北的经济与国内其他区域相比，可以说是一枝独秀。日本不会破坏东北的经济，因为它是依靠东北实现其侵占全中国，甚至称霸亚洲、窥视全世界的野心。正因如此，那时东北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都好于全国，也好于亚洲其他国家。 二是军阀经济特征明显。一方面，军阀对经济实行独裁管理，经济发展较快。另一方面，反动军阀的黩武政策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经济发展越快，军阀统治和扩张的野心越膨胀，对经济负面的影响越大。在军阀张作霖占据的后期，东北三省开始出现了局部的货币贬值、工业倒闭和商业惨淡经营的景象。东北人民税赋沉重，在官方规则地税之外的税收，占实际税负的88.75%，“仓廪足，治安宁”的情景在军阀占据后期已经不在。 三是殖民掠夺特征突出。日本占领东北时期，一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物力、技术、人才和资本，发展了经济，另一方面为了达到其侵略的目的，又进行了疯狂掠夺，并妄图以东北作为跳板，侵略亚洲甚至全世界。这个时期日本是以掠夺为目的的，把东北作为日本的战略后方，使东北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有利的原料基地、商品倾销售基地和资本输出场所。 四是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无论是军阀统治还是殖民统治，注定经济增长是短命的，“昙花一现”是它的特征。张作霖占据东北近20年，伪满洲国存续10多年，经济上既无长期目标，又无全面系统的规划，随着军阀统治和殖民统治的覆灭，东北经济的发展最终走向衰落。 《东北亚大讲堂——东北经济的历史与新生》共5讲，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我大A股好久没这么扬眉吐气了！ 欧美股市凄风惨雨，而我A股艳阳高照，这种碾压式的对比，不知道又要敲碎多少人的玻璃心，打翻多少醋坛子…… 控制不住疫情，从哪涨起来还得从哪跌回去，而A股今天能表现这么出色，就是因为中国的抗疫成就全球第一！ 感谢国家感谢党，感谢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控制住疫情！深刻体会到什么是4个自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实现！ 最近天天在说黄金坑，今天一开盘就又给我们砸了个黄金坑，本周四天，每天都是上午砸一个黄金坑，神了！每天都在考验大家，是在坑底割肉，还是跳进坑里刨金…… 如果还在坑底割肉，那就没治了，从周一开始，天天在强调黄金坑，事实证明，每次都能从坑里爬起来，每次跳进坑里刨金都能够有收获。 今天低开高走，其实是大阳线，对提振人气和信心非常有帮助。经此一役，A股在全球股市的突出表现，势必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特别是外资，今天人民币已经升值了200多个点，已经是资金流入的体现。 不过近期外资操作的可不怎么样，周二居然大举抛售茅台五粮液，看看这两天白酒股的表现，看看五粮液再创新高，不知道他们作何感想？ 今天也是如此，上午咱们忙着进场抄底，外资却在流出，等到下午涨起来了，他们又不得不低头认错，再买回来。 这是典型的在黄金坑里割肉，然后在高位再追回来，这种水平和散户追涨杀跌差不多了。最近外资操作很差，不要迷信他们，更不要被他们误导。 另外我们还要防范坏分子捣乱，尾盘再现上周五的一幕，一些超级权重股被砸，比如贵州茅台、中国平安、招商银行、中国中免……硬生生把大盘特别是上证50指数给砸弯了。 A股今天的强劲表现让谁不爽了吗？羡慕嫉妒恨集中爆发了吗？ 希望管理层能通过交易席位查一查，广大股民不要跟风上当，广大机构要自觉护盘，维护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明天又是周五了，本周四天A股走得很不容易，每天都被砸坑，但每天都能顽强爬起来，已经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了。 特别是这一轮欧美股市暴跌，我们完全没有跟，和三月份完全不一样。 “该涨不涨，必有一跌；该跌不跌，必有一涨”，“事出反常必有妖”，大家好好琢磨一下这两个定律的深意。 十月份快结束了，三季报也即将落下帷幕了，虽然全月冲高回落，有些遗憾，但我们毕竟大幅跑赢了欧美股市，而且部分品种在三季报的推动下表现出色。 特别是白酒板块最为典型，不管是行业指数还是不少个股，都再创历史新高，完全是三季报的功劳，泸州老窖和洋河股份这两大龙头最有代表性。 虽然洋河股份的市值今天被泸州老窖一举超越，在白酒老三的争夺战中被挤了下去，但毕竟是它开启了这波白酒股行情，仍然是功不可没。 而老艾整个十月都建议大家围绕三季报这条主线进行操作，也证明是对的，随便抓两只绩优龙头，都能远远跑赢大盘。 虽然十月份和三季报要结束了，但这并不是行情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三季报给我们带来了建仓的方向，对于机构来说也是如此，进入十一月份将会密集的调仓换股。 所以总的来说，操作策略不变，大盘仍在低位，继续在黄金坑里刨金，在三季报里刨金，抓住月底的尾巴，同时提前为十一月的布局作好准备。 震荡行情怎么办？期权期指是应对利器！可以涨时做多，跌时做空，双向操作，再加上T+0交易机制，盘中可以多次波段操作，及时落袋为安，避免股票T+1的尴尬。 想学习期权期指知识以及实战技巧，可以点击收看新浪理财大学的《老艾聊期权期指》视频课程，有全套方法讲解。(点击试看，99元特惠仍在进行中！)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微博：老艾观察)
八年前马云的第一次傲慢“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加快了传统金融的互联网改造。最近几天，马云向传统金融发出第二次傲慢，宣称“传统金融没有形成系统，巴塞尔协议是老年俱乐部”。 马云老师不经意的一段话，引得传统金融界暴跳如雷，几乎群起而攻之。他们抓住马老师对金融的“不专业”纷纷展示自己的“专业水平”。有些专家甚至之乎者也地把巴塞尔协议整段整段的背诵，以显示自己的专业水平。 显然这不是一个频道上的对话。庙堂虽高但身不由己，江湖虽远却言说自由。银行的庙堂，与马云的江湖，不同频道的对话。但马老师显然有点失误：批评传统金融，从战略，从概念，从路线上批评就行了，何必要讲什么“巴塞尔协议”、系统性风险等自己不擅长的领域，这些金融学本科生都耳熟能详的专业名词。一旦说不明白不是降低自己的身份、落人口实？ 同时，一篇批判马云无知与傲慢的文章评论里，有些读者好像也不同意对马老师的声讨，有好多还是干了几十年的老银行人，他们还是充满了银行价值虚无主义：传统金融的专业水平和现在做的事，到底靠什么赚钱（平台、国企和房地产三大件），巴塞尔协议落地多少，银行管理的现代化程度，自己能否有个客观的评价？这与我前些年写的一篇文章《凛冬已至，还有多少人假装干银行》有相似的看法。但时过境迁，我已经又写了新银行系列三部曲，尤其是着重探讨银行数字化时代的“第二增长曲线”问题。 毕竟，在疫情期间，由于产业数字化程度已经做的很好，金融（产业数字化）和信息科技（数字产业化）是今年上半年唯独两个对GDP拉动为正的行业。 图1． 金融业与信息产业成为上半年唯独两个拉动经济增长为正的行业 图2． 金融业的数字化程度名列前茅 马云是互联网时代原生的企业家，他的思维与传统经济和金融范式肯定不同。在他的认知范式里，巴塞尔那些线性的、权威式的、工业化时代的监管范式，当然属于“老人俱乐部”。阿里巴巴、淘宝从诞生起，不仅是享用互联网电商的技术红利，更多的是淘宝平台电商的几乎完全自由市场的制度红利。 低税费甚至是零税费，没有地方保护主义，全国统一大市场（网民无区域属性，除了几个非包邮区），通过网络支付技术建立起信任，早期也没有明显的垄断和排位费。 我甚至认为，淘宝平台形成的全国乃至全球大市场，自由市场的制度红利，超过了互联网电商的技术红利，或者旗鼓相当。 所以，马云的思想底色是互联网原生态的，是自由市场主义的，是去监管化的（无监管或自监管成就了淘宝）。同样，他对金融的认知也是一样，根本没有意识到金融业是一个会产生严重污染的行业——单个企业的风险会污染整个社会信用体系，所谓的外部性。 然而马云当然有傲慢和豪橫的资本，再说他又不是第一次对传统金融傲慢了。还记得2013年互联网元年马老师的傲慢狂言吗：如果银行不改变自己，我们就改变银行。 快八年过去了，互联网金融这个热词已经被污染进入了监管的黑名单，同时银行在信息科技应用上也做了大量的改变：在业务模式方面，影子银行和资管业务被资管新规严格束缚而不断萎缩；在信息技术方面，金融科技对银行的改造早已经超过了其他大部分行业。 从某种程度上说，马云的“第一次傲慢”，客观上加快了传统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数字化改造。这应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鲶鱼效应。 可以说，全球银行业的价值和技术觉醒，受益于信息科技革命时代，两个“互联网教父”的“傲慢”，一个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比尔盖茨的傲慢，“银行将是二十一世纪终将灭绝的恐龙”，一个是2013年马云的傲慢，“银行不改变我们将改变银行”。 距离比尔盖茨的傲慢三十多年过去了，银行倒是越来越庞大像恐龙，但并没有灭绝。距离马云的傲慢快八年过去了，中国的银行业改变了很多，但有些方面依然不尽人意。 图3． 疫情后银行罕见的出现“两降（净息差与资本充足率）一升（不良率）” 或许银行业应该感谢盖茨和马云的“傲慢”，没有他们制造的危机意识和转型紧迫感，哪有银行今天的数字化改造成绩。 传统金融业在产业数字化方面已经做的很好了，为何马云还如此不屑一顾，甚至大肆批判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巴塞尔协议》？ 当然也有批判的资本，即马云即将上市的金融科技独角兽企业蚂蚁金服。从蚂蚁的业绩和技术水平来看，的确在某些方面超出了传统金融一大截。甚至可以说是冷热兵器时代的差距。 但拥有更多体制内资源的银行，为什么还迟迟没有启动数字化时代的“第二增长曲线”，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越来越不尽人意？ 从我个人的初步研究来看，银行“第二增长曲线困境”的主因无外乎三个： 第一，数字技术深化的第二阶段遇到了瓶颈。如果说银行数字化的第一阶段只是在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智能网点等渠道或前台发力并在争夺流量方面取得了成功（可以认为这一阶段是互联网金融而不是数字金融），但当前数字技术对风险管理、流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资产负债管理等的深化应用遇到了瓶颈。尤其是在大数据和智能风控方面，除了几个个别银行，在某些方面不如专业的第三方。 第二，银行第二增长曲线困境的首要障碍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制度层面的。有银行从业经验的可能就同意，现在传统金融的问题，根本上不是技术问题（信息科技方面银行每年投入很多），而是监管、治理、管理、流程、组织结构等制度机制问题。比如，如果一笔贷款，在制度上做不到尽职免责和激励约束相容，那么再高的技术带来的便利也没有用处，除非技术能解决风险出现过程的客观计量问题。再比如，监管层对银行市场化经营的约束，地方政府作为股东的“内部人控制”，尤其是借款人地方国企与地方政府控制的银行之间权属纠缠的债权—债务关系问题，等等，这些束缚信息科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理不顺，第二增长曲线就无从说起。 第三，传统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存在很大的历史包袱和财政包袱，并不能完全按照技术思维来进行数字化改造。现在很多银行，尤其是一些在上一轮周期背上不良包袱的中小银行，当前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解决历史问题上，哪还有心思和资源发展数字技术。另外最重要的是，银行作为一个大企业，很多管理人员和员工年纪已经很大，没有办法理解和适应数字化时代，这是银行数字深化，开启第二增长曲线的资源约束与路径依赖问题。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如何解决？治理体系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已是老生常谈，如果商业银行不能商业化，而是按照财政的思维干银行，那么转型也就无从谈起。所以首先是回归商业银行的商业本性，让更多的银行家、银行家精神涌现出来，让他们像优秀的企业家一样赢得社会尊重，改变越来越多的金融腐败蛀虫，在社会上给银行从业人员带来的负面印象。 其次，要运用技术手段推动敏捷性组织的建设，改变商业银行在制度层面一直难以解决的一些机制顽疾。比如风险处置的尽职免责问题，可以用大数据来形成客观风控流程，最大化降低人为主观审核，可以逐步解决银行长期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还有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对流程优化的改造，解决了过去单纯靠制度变革来推动的业务体制效率提升问题。前一阵我调研一家银行，这家规模比较小的银行通过数字技术和线上场景，将会计岗位前置到大堂营销主管，实现了“营销会计”的创新。 第三，将历史包袱剥离，分类形成“坏银行”和“好银行”，改变过去那种不好不坏、混沌经营，因不良和有毒资产的污染造成全行士气低落和文化变异的问题。把银行中的不良资产、有毒资产单独剥离形成特殊资产处理中心（坏银行），专人专业的清收、处置和重组等。另外的好银行轻装上阵，优化风险偏好和资本分配，继续集中精力谋创新、谋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银行第二增长曲线的开启，需要更多的具有“危机管理”思维的银行家。 总而言之，马云虽然傲慢，但其实并不无知。无知的是时代已经变迁，却依旧锁定在过去的“认知陷阱”里。后疫情和数字化时代，新的一幕金融生态画卷已经徐徐展开。无论愿意与否，金融业必须接受更大的来自蚂蚁金服这样原生金融科技独角兽的挑战。与第一次傲慢一样，马云的第二次傲慢可能就是银行利用数字科技开启第二增长曲线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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