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热门股的灾难日，先是A股市场大热门酱油股放量暴跌了近7%，晚上这美国的科技信仰也崩塌了，开盘纳斯达克就跌了5%以上，一众明星公司都开起了暴跌模式，比如英伟达和特斯拉跌幅9%，苹果和AMD昨天跌幅都超过8%，微软跌幅6%，高通，谷歌跌幅5%，在中概股方面，陌陌跌了15%，斗鱼和虎牙跌幅近10%，阿里京东也跌幅都在5%附近。最终收盘，纳斯达克跌了近5%，标普跌3.51%，道琼斯跌的最少，只有2.78%。这个跌幅，已经是美股3个月以来最大的一次下跌了，甚至昨天晚上，不少人都以为，又要再见一次熔断了。 至于为什么暴跌？大部分外媒分析师评论，都是说涨太多了，纳斯达克从3月低点，6600点，涨到昨天暴跌之前，已经是12000点了，这都快翻倍了，任何指数5个月翻倍，必然会积累太多的获利盘，而再看那些热门股的股价，苹果120美元，微软270美元，这都是半年翻一倍的，还有更过分的，比如特斯拉407美元，这是5个月翻了4倍，虽然美国投资者没有必须买一手100股的要求，但是这些公司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也是太贵了。像谷歌和亚马逊，这都是4位数的股票，那些大资金机构投资者，确实可以把价格做上去，但问题是怎么卖是个巨大的麻烦。根据消息显示，苹果和特斯拉已经再考虑送股了，苹果是1送3，特斯拉是1送4，相当于A股的10送30和10送40，先将股价稀释，然后把价格打下来，这样普通的投资者才方便入场接盘。 我们都知道2000年是科技股泡沫，但现在美国其实这个科技泡沫也一点都不小了，就举个例子，特斯拉，他已经突破了5000亿美元的市值，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特斯拉=丰田+本田+日产+通用+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戴姆勒+大众+宝马，也就是说，一家特斯拉已经相当于欧美日所有车企的市值总和。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这个合理吗？在马路上看看，这些品牌单拎出来一个，也不会比特斯拉的销售数量少。而且特斯拉的这个股价，是一年之间涨起来的，一年涨了10倍，堪称当今世界第一神股。即便他真有技术突破，前景美好，恐怕也早就过度透支在了价格上，梦想再大，也跟不上市场的预期了。 特斯拉这么涨，大股东都有点看不下去了，就在这周，特斯拉的外部大股东，将持股降到了4.25%，其实大股东随着特斯拉暴涨一直在减持，2月份的时候他持股7.67%，6月份是6.32%，现在又减了2%出来，如果按照特斯拉现在的市值计算，这笔套现200亿美元以上。 所以，之前很多人问老齐，怎么看美股暴涨，我一直讲，事出古怪必有妖，美股的上涨，这次的驱动逻辑就是货币驱动，钱太便宜了，所以很多大公司都用几乎不要利息的钱，然后回购股票，增加股东权益维持股价，但是这显然跟资本市场的逻辑相悖，如果你不能保持持续的业绩增长，光靠回购推升股价，这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且也非常危险。美国股市，现在就指着资金和预期活着了，靠着这几个科技公司在持续拉升指数，制造虚假繁荣，但其实很多公司都已经开始下跌了，而且跌幅还都不小。举个例子，指着5大科技公司的纳斯达克已经创新高，并且比2月高点涨出了20%，而没有科技巨头加持的道琼斯，至今也没创新高，那么这些科技巨头们，5个月涨了一倍，还能再涨到哪去？可能无限上涨吗？ 我们总说，投资是来赚钱的，但不是要赚到所有的钱，投资不是高考，你会做的越多越好，投资最重要的是守住能力边界，只赚自己看的懂的钱，只拿合理的利润。即便是股神巴菲特，他跟比尔盖茨那么熟，也没在90年代投资微软，如今也没买特斯拉。所以把心态放平和就好，守住本心，赚自己的钱就好。这几年我们虽然错过了美股，但是在A股市场上踏踏实实也赚了大几十的业绩，也已经很满意了。至于美股，现在的预期是十分混乱的，这也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和能力范围，对于超出能力圈的东西，我们倾向于是不碰。他涨也好，跌也罢，我们甘心当一个吃瓜群众，静静的看他表演。当然如果有人说，我就是能力强，我看得懂，那你当然可以去追，只不过记得愿赌服输。
文 | 付一夫 1 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威胁到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国家，都被美国用各种“阴招”坑过。 这其中就有日本。 二战过后的日本，苍凉凋敝，一片狼藉。然而令人称奇的是，日本非但没有被战争打垮，反而没多久就迎来了高速增长的新时期：1960~197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速达到了惊人的16%，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同样高达11. 3%；1966年与1967年，日本经济体量先后超过了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超越了联邦德国，正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到了1973年，日本已初步完成了工业的现代化。 希腊神话中有个“不死鸟”的传说，讲的是一只名叫菲尼克斯的神鸟，在熊熊烈火焚烧中获得新生，展翅腾空，很多人都以这个传说来比喻战后日本经济的浴火重生。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日本对外贸易的扩张。 针对本国资源贫瘠、市场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等困难，日本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贸易立国”发展战略，即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制成品出口换取外汇，同时引进技术设备和进口原料，扩大工业生产规模，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而在实践中，日本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出口了纺织、煤炭、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外贸规模稳步增长。在此过程中，日本不忘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产业竞争力日益提升，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不过就在此时，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且越来越难以为继。 随着经济的重新崛起，日本开始不断谋求更多的国际经贸治理话语权和更高的政治地位，而在1965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由顺差转变为逆差，当年逆差额度高达513亿美元，这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于是，美国以遏制日本为目的，开启了长期的贸易制裁，从上世纪60年代的钢铁制品到70年代的彩电，再到80年代的汽车、半导体、电信等多个领域，均出现过大型贸易摩擦，前后历时近40年之久。 由于过度依赖美国市场，日本不得不一再妥协，自愿限制出口。而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又使得日元急速升值，出口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经济增长愈发乏力。 除了频繁的贸易摩擦之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还暴露出两点缺陷： 一来，该模式受海外政策与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难以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的原油价格上涨，就让日本陷入了严重的滞涨，经济随之步入萧条； 二来，对出口的片面重视，引发了日本经济结构的失衡，也限制了日本的产业升级，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又日益制约着日本的出口竞争力。 在此背景下，痛定思痛的日本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并于1986年制定通过了著名的《前川报告》，重点强调了经济发展思路从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此后又接连出台了《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纲要》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着力于摆脱过分依赖出口的状况，大力开发国内市场以应对国际环境变化。1987年新任首相竹下登上台后，立即着手制定了1988~1992年的新经济计划，把中期的宏观经济增长率定为4%，其中内需增长目标是4.5%，出口则为-0.5%，思路的切换不言自明。 至此，一场浩浩荡荡的“内循环”大转型，正式在日本拉开了帷幕。 2 经济转型并不容易。为了切实达成国民经济由“外循环”向“内循环”转变的目标，日本祭出了一整套“组合拳”，涵盖领域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招招直击要害： 第一招，促进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尤其是在日本这个市场规模狭小的国家，想要以内需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居民势必要具有极强的消费能力。为此，日本重点做了两件事：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增加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获得感。 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日本一直都格外重视提高老百姓的钱袋子，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就搞过一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收入与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到了80年代，日本继续发力提高老百姓的最低工资，并增加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有数据表明，整个80年代日本人的工资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大部分民众都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购买力也一再提升。 除了涨工资之外，日本还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并通过提高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来解决老百姓花钱的后顾之忧。其间，日本还一改此前周日单休的局面，大力推广双休制度以及带薪休假制度，延长老百姓的闲暇时光，以此来增加人们的消费机会和时间，受此影响，日本的旅游业、商店和百货店的销售额均明显增长。 二是着力推动减税降费。 日本政府及时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税制改革，其中个人所得税由原来最高税率70% 降至50% , 税率的档次由15个减为6个，从10.5%~70%改为10%~50 %；新设配偶者特别减免15万日元；法人税的基本税率由原来的43.3%降至1987年度的42% ，随后又降为37.5%；在利息税方面，从1987年10月起，原则上废除原来的小额储蓄和邮政储蓄的免税制，其利息所得一律征税20%；小额储蓄利息收入优惠免税仅限65岁以上的老人和母子家庭；贴现金融债和贴现国债的税率也由现行的16%上升到18%。得益于这些税制改革，1987年日本减税规模高达1.5万亿日元，1988年减税规模更是达到了2万亿日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居民的储蓄意愿，鼓励了个人消费，并扩大了国内需求。 第二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 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让日本意识到，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断然无法长久地支持日本经济的发展，必须培育自身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不败地位。于是，日本政府基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新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并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在此基础上着力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具体实践中，日本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先是大幅度缩减石油、钢铁、造船等传统制造业部门的规模，缩减幅度约为20 %，其压缩的人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了新兴产业之中；随后，日本积极扶持电子通讯、计算机、服务、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产业，不少企业都“改行”投身于这些新兴产业。与此同时，日本还大力支持教育科研与基础研发工作，通过一系列财税优惠等正向激励手段来为产业升级保驾护航。 如此一来，日本的主导产业逐渐由传统部门切换至中高端部门，产业附加值不断攀升，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无论是在科技研发人员数量、论文发表数量还是专利申请数量上，均取得了重要突破，而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精尖领域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也让日本跻身于全球为数不多的技术发达国家行列。 第三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开展基建投资。 二战以后，日本国内社会公共设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于是借此机会，为了应对外部市场环境恶化导致的外需疲软，日本政府把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为主的公共事业投资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不仅增加公共设施的数量，而且设法不断提高其质量，以此来满足人们日益升级且多元化的需求。 数据显示，1987/1988财政年度，日本追加了6万亿日元的投资，其中有5万亿日元用于扩大公共事业的投资；1988/1989财政年度，日本再度增加公共设施建设开支，该年度日本财政预算支出增加了4.8%，其中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足足增加了19.7%。在公共事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是公共住宅项目，这相当于是保障房。仅1987年一年，日本就新建住宅165万套，1988年又新建住宅140万套。公共投资的高增长还极大地带动了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发展，为扩大内需狠狠地助了一把力。 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日本已是连年财政赤字，截至1986年日本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所发行的国债余额高达145万亿日元，占GDP的比重高达42.7%，但日本政府在支持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方面的财政支出却丝毫不吝啬，甚至不惜大力发行国债和地方债来增加财政预算，为基建投资提供了重要财源。 第四招，发展中小城市，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各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失衡之势，其中首都东京一城独大，而其他中小城市及农村则要落后得多。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恰恰可以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禀赋，尤其随着大城市发展的日趋饱和，在正确的政策引导之下，中小城市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意识到这一点后，日本政府立即采取了行动，加快疏散东京冗余的产业，并将其中心城市功能的一部分释放到全国各地：一方面，包括东京、大阪等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周边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崛起；另一方面，日本着力支持小城市和农村工业发展，扩大这些区域产业经营能力和范围。其结果便是日本的区域失衡得到了极大改善，民生证券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日本最富裕的东京和最不富裕的冲绳，人均GDP差距一度不超过一倍，这为日本内需潜力的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日本还不断放开金融领域的种种限制：一来，推动利率市场化，允许办理银行存款的各类金融机构自行规定存款利率，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借贷成本，并刺激他们进行新的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二来，减弱了对金融活动的直接管制，使得各种交易更为便利。受此影响，日本的住房金融和汽车金融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居民贷款也迅速增加。 3 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着实给日本经济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 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了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的切换，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攀升，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数据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最终民间消费率始终保持在55%上下的高位状态。与此同时，人们日益追求丰富多样化的消费领域和休闲娱乐性较强的生活状态，餐饮、旅游、文娱、医疗等众多行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活同样得到了显著改善。此外，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深刻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日本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增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获得了极大便利，效率不断提升。 然而客观地讲，日本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的效果并非完美无瑕，典型例证便是泡沫的加剧与负债程度的加深。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日本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央行贴现率从1980年的9.0%下降至1987年的2.5%。可是这并没有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太大的积极作用，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加剧了日本楼市泡沫的一再膨胀，进而为后来的日本房地产崩溃与“失去的二十年”埋下了伏笔。此外，财政政策的过度宽松与大肆举债发力基建投资，加剧了日本政府的负债，很多基建投资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未能带来有效的回报，使得日本成为了世界上政府负债率最高的大型经济体之一。 尽管如此，这场发生在30多年前的“内循环”大转型，还是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理念和启示，最为核心的几条，便是切实地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这些经验和教训，至今仍极具启示意义。
2020年前8个月，A股一共有228家企业实现IPO，整体募集金额超过3000亿，已超过去年全年的募资额，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十年从未出现过这么大的融资额。IPO市场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也都没有打开过这样大的上市开口，这背后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注册制的改革。 从1990年沪深交易所成立至今，中国资本市场到了而立之年，在这三十年的节点上，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局。变的核心是什么？是注册制，成熟资本市场所运用的核心制度。 现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经历什么呢？我给它定义为改革式的分化牛。 一、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起点 我们先来对比一下，中美两国市值排名前十企业的类型和行业。截止到2020年9月3日，美股当中，市值排名靠前的企业是哪些？第一苹果，第二微软，第三亚马逊，第四谷歌，第五FaceBook，第六阿里巴巴。基本上，美股市值排名领先的企业全是科技类的公司。再看看中国的公司。排名第一是贵州茅台，第二中国工商银行，第三中国平安，第四中国建设银行，第五中国农业银行，第六中国人寿，第七中国五粮液，第八招商银行，第九中国银行，第十中国石油。基本上都是国企、央企，全都是传统的强资源垄断型的企业。通过数据对比发现，中美两 国市场当中，企业类型和结构特征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把时间再往前倒推到1971年。1971年美国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美国的硅谷开始做车库的创业文化，英特尔当年在硅谷推出了全球的第一个微处理器，如果没有这个微处理，我们现在所用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都不会存在。 第二，1971年，纳斯达克交易所成立。其通过近五十年时间，不断地制度调整、优化，不断地发展创新，让整个资本市场能够吸引更多的科技型、创新型的创业企业实现IPO。像亚马逊刚上市的时候没有利润，能不能上市？能上市。能不能融资？能融资，为什么？就是因为美股、还有港股这些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所运用的是注册制。 为什么成熟资本市场体系中的制度是注册制？审批制、核准制为什么不行？核心在于资本市场的本质到底应该解决什么问题？任何国家的资本市场功能只应有两个核心：第一，帮助优秀的快速成长型的企业融资发展；第二，帮助市场上的投资者，实现资产配置效率最大化。 再看过去中国的资本市场，这两个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了吗？这个不用我说，大家自己心里都有一把尺。2020年之前中国A股市场仅有3700多家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资源对比中国庞大的企业数量来讲，极具稀缺性。 而这其中囊括了哪些公司？有某家扇贝公司，其扇贝跑路了无数回。这简直就是侮辱中国投资者的智商。再举一个例子，某家公司，300亿的财务造假，顶格处罚了多少钱？仅仅60万。相比之下，今年，在美国资本市场有一家中概股财务造假22亿美元，最后直接要求退市。这就是两个资本市场核心的不同，在注册制的框架之下，不可能允许财务造假的公司、没有长期发展价值的公司，存在于资本市场当中。 二、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 自2019年科创板落地，试点注册制，中国的资本市场便开始摒弃掉了过去的核准制，开始向成熟的资本市场看齐。2020年的3月1号，新版《证券法》正式落地，它基本上囊括了中国资本市场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 首先，新版《证券法》将拟上市企业应当具备“持续盈利能力”的要求改为应当具备“持续经营能力”。过去上市看的是企业能否拥有足够的盈利能力，所以才会看到2018年、2019年过会企业中，基本上全是IPO前最近一年净利润在5000万以上的企业。未来企业想上市，看重的是企业长期的成长性，企业能够实现市场化价值的能力。企业可以不赚钱，但是在IPO注册发行阶段，要有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认可你的企业，认可企业的估值，并满足注册制下市值标准的要求，这样就能够发行成功。 第二，取消了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制度。过去，中国企业上市是由证监会的发审委来审核，新版《证券法》取消了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制度，未来企业能不能上市是靠市场化来进行选择，它把审核职能交给了上交所、深交所。那么，审核权交给交易所就是不审核了吗？绝对不是不审核，而是审核的重心发生了偏移。审核的是企业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性。并且信息披露要简明清晰，通俗易懂，不要用一些花里胡哨的表述，说一些投资者听不懂，只有科学家能听懂的话。 第三，在注册制为核心灵魂的资本市场中，企业一定不能有任何投机取巧，造假的事情发生。伴随着注册制的落地，匹配着史上最严格的退市制度。如果企业财务造假，不要想着还能只顶格处罚60万，这已经成为历史，新版证券法中提升到了1000万。其次，如果未来出现严重的造假行为，中国资本市场也有可能会让你直接退市，而且如果你的企业长期没有交易量，没有流动性，也很有可能会被直接退市，这都是未来中国资本市注册制下的一些修改与完善。 三、改革式的分化牛的基点源于以下8个改革方向 中国资本市场通过深化改革，将会迎来改革式的分化牛，这个“牛”到底来源于什么？主要来源于以下八个重点趋势： 第一，中国资本市场正在实现全面的注册制改革。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平稳运行了一年的时间，创业板注册制今年8月24日正式落地后至今，没有出现大量上市公司股价突飞猛进的暴涨暴跌。创业板运行注册制当中，市场上的投资者基本上处于惯性适应状态。因为创业板对于投资者也是有一定的门槛要求。如果在今年年底之前，创业板注册制能够实现平稳运行的话，大概率在2021年中小板也会迎来注册制改革。之后，主板的小市值股票迎来注册制的存量市场改革。再之后就是大市值股票存量市场的注册制改革。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远比科创板注册制的意义要重要很多，因为创业板涉及到了存量市场，现在才是进入了中国资本市场全面注册制改革的攻坚期。 第二，上市公司的价值分化。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纽交所市场，只有前10%的股票能够持续地实现价值提升，能够逐步成为行业龙头，例如，我们今年看到市值突破2万亿的苹果，突破1.5万亿的亚马逊、微软等。相反，70%的企业是没有交易量的，是没有流动性的。再看港股市场，有时腾讯一家公司能占到港股市场交易量的20%。所以未来，注册制下的中国A股市场的资金也一定会往头部上市公司去流动，迎来上市公司的价值分化。 第三，破发进入常态化。去年年底，我们做过一个详细的统计，中概股赴美、赴港上市的公司，76%的企业都跌破了发行价。国内上市企业为什么不会破发呢？因为过去中国资本市场在核准制的框架之下，上市公司的资源是具备稀缺性的，一二级市场中是有估值价差的，企业上市是很难的，一旦上市了一定会好几个涨停板。如今，中国资本市场全面注册制改革下，上市资源将不再稀缺，那些非行业龙头、无基本面支持的上市公司，估值溢价将逐渐消失，随之出现破发的情况也将增多，成为常态化。 第四，监管严格化，退市市场化。过去的中国资本市场对于监管层面的处罚力度是太轻了，所以才造成上市公司可以闭着眼睛去造假，去欺骗市场投资者，退市没有实现市场化。但如今的注册制，可以看到处罚力度已经在加强，未来的资本市场是“零容忍”，科创板和改革后的创业板，也在运行着史上最严的退市制度，无长期价值创造能力的上市企业将被淘汰。这样有进有出的资本市场，才可以形成良性循环，保障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第五，投资者机构化。成熟的资本市场当中，没有一个资本市场是散户占主流的。个人投资者占主流必然会造成个股频繁的短期投机型交易，很难是长期价值投资为主导的市场。而成熟的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数量众多且种类多样化，需要依靠机构投资者的专业研究能力来做筛选与投资。过去，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散户化的资本市场，很难靠长期资金实现资本市场长期有效的发展机制。当然，去散户化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注册制下，也将加快去散户化的进程。 第六，独角兽迎来上市潮和回归潮。蚂蚁金服准备在科创板上市，它在A股上市一定会产生带动效应和示范效应，也一定会吸纳更多的资金进入市场，会带来企业长期价值化发展的效应。在中国资本市场，一旦优质的资产越来越多，毫无疑问会吸引更多优质的资金。只有资产优质了，市场的资金才会长期的稳定下来。 第七，外资机构加速入场。外资的投资机构选择参与中国资本市场进行投资，海外的企业选择在中国资本市场去融资发展，如果能够做到这点，毫无疑问，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迎来一个长期牛市，因为资产端和资金端都变得更加优质、长期、理性。 第八，资本市场逐步完善其基础制度。目前，中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顶层是主板，之后是中小板，再往下是创业板和科创板，再往下是新三板，再往下是场外市场交易所，也就是四板市场。这样划分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果把创业板和科创板放在一个层次上，只对行业进行一定的横向划分，那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恶性竞争，而不是各版块间的良性竞争。我们看到纳斯达克市场，经历近五十年的发展，内部按企业规模大小、市值高低进行了纵向的划分，引入了做市商制度，优化市场中的交易环境。 所以，中国资本市场要做的、需要完善的基础制度依旧很多。不过，我们看到了这些都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也有道理相信中国资本市场正处于改革式分化牛的起点上。 四、企业、投资者怎样面对新的市场环境？ 第一，面对新的市场环境，对于企业来讲，一定要抓住价值化发展的机遇，要让一级市场的股权投资机构来认证你企业的价值。那么，当满足注册制下市值要求并且合规时，你一定是能够发行上市成功的。中国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对未来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都会有影响，资金将更加看重企业长期成长的真实价值。因此企业家应注重自身公司的长期价值创造能力，并且你的价值一定要有壁垒，不可以是模仿的、复制粘贴的，资本要认可你的价值，这是我给企业家提的一个建议。 第二，对于投资者来讲，未来一定要把你研究行业和公司的颗粒度降到最低。对于一级市场投资者而言，过去做股权投资，投一个行业，就想把行业头部的一二三名全买断，押注某一个行业，而未来可能只有投资到细分行业的第一名才能让你赚到钱，因为企业价值的分化加剧，你投的第二名，可能上市后就破发，并且企业的资本价值可能一路下滑。 同样的对于二级市场的投资人来讲，做投资时也是要把颗粒度降到最低，90%的时间用来研究，5%的时间用来模拟交易，最后5%你再真枪实弹地去交易，少动多看。不然，在注册制的环境之下，虽然是改革式分化牛的起点，你也可能会亏的很惨，这就是过去为什么很多散户投资者，无论是熊市也好、牛市也罢，他都赚不到钱的一个本质原因。如果你不想花时间，做真正的长期价值投资，我只有一个建议，把资金交给机构投资者，让他们去做，让他们去管，在过去资本市场当中，凭运气赚的钱，很有可能在未来注册制的环境之下凭实力输掉。 本文根据张奥平在演讲中整理
魏建军的地产“围城” 张文静 发自保定 人生处处是围城，里面的人想跨出去，外面的人却拼命挤进来。 上世纪80年代末，许家印还是意气风发的年纪，进入舞阳钢铁厂没几年，就从钢铁工人晋升为车间主任。而彼时魏建军已名震保定。 魏建军家境优越，20多岁就拥有了一辆苏联产的拉达汽车，还因在保定机场玩特技漂移得了个“保定车神”的名号。当时，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专业赛车手。 1990年，年仅26岁的魏建军接手父辈创建的长城工业公司，“保定车神”摇身变为长城工业总经理。两年后，许家印也告别了车间主任岁月，南下深圳，直到1996年创办恒大地产。 多年过去，许家印和魏建军已各自成为地产和汽车界标杆人物。故事却又有了新转折。 过去几年，许家印豪掷几千亿进军新能源造车。9月1日，“恒大健康”正式更名“恒大汽车”，更名后市值达2000亿元，稳居国内车企第一梯队。重回“车间主任”角色，许家印找到了当初意气风发的自己，把造车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而一贯神秘的汽车大佬魏建军，却低调地搞起了地产生意。 汽车大佬“触”房 9月1日，长沙集中出让位于岳麓区、长沙县的3宗住宅用地，最终被三家地产公司以55.64亿元拿下。相比保利、正荣竞得的两处地块，位于长沙县湘龙街道地块的拍卖更有看头。 该地块经过74轮竞价，最终被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地产公司——长沙市爱之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后称“长沙爱之月”）以11.79亿元竞得，楼面价5640元/㎡，溢价率高达88.01%。 长沙爱之月背后的股东来头不小。工商资料显示，长沙爱之月成立于2020年8月26日，由保定市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后称“保定长城控股”）100%控股，背后实际控制人和最终受益人正是长城汽车老板魏建军，其最终受益股份为99%。 今年以来，这位汽车大佬正加速布局地产业务，在全国各城市频繁高溢价拿地。据不完全统计，仅2020年以来，保定长城控股就通过旗下公司在长沙、佛山、无锡、重庆等地获地23余万平方米，拿地金额近50亿元，溢价率多在40%以上。 获悉，保定长城控股目前对外投资16家企业，其中有三家从事房地产开发，分别为保定市长城实业有限公司（后称“长城实业”）、博创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后称“博创城建”）、保定瑞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终受益人都为魏建军，持股比例占99%。其中保定瑞城已经注销。 博创城建是保定长城控股最早创办的一家地产公司，成立于2009年。此前，其投资开发的项目大多是长城及其旗下企业配套的员工公寓等。这从博创城建拿地区域也可看出。2019年以前，博创城建主要在其大本营保定拿地。 而另一个地产平台长城实业成立于2018年10月26日，至今不到两年，不过其野心不小。此前长城实业总裁向炯向媒体透露，长城实业未来五年的销售目标是要达到千亿元。目前博创城建也已并入长城实业旗下。 公开资料显示，长城实业核心业务由住宅地产、商业地产、产业地产三大业务板块构成，选取21个强二线城市和地区作为战略性布局要点，致力于打造以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为引擎的多元化地产集团。 其中，保定市爱城置业有限公司是长城实业旗下的住宅地产板块，保定市爱情置业有限公司是其商业地产板块，目前都由博创城建100%控股；保定市长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则是其产业地产板块，致力于产业园区的整体开发与运营，由长城实业100%控股。 不难看出，魏建军正将他的地产野心寄托在长城实业这个新兴的平台上。 魏建军的焦虑 有意思的是，随着地产行业“黄金时代”的终结，地产大佬们纷纷跨界造车、养猪，寻求新出路，魏建斌却反其道而行，开始“触”房。背后原因何在？ 向炯透露的理由是，房地产目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是中国经济的支柱行业，保定长城控股对地产行业的发展前景很看好。 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与魏建军深深的危机感有关。 2020年，长城汽车三十周年。站在三十而立的节点，长城汽车没有大肆庆祝，却发布了一部名为《长城汽车挺得过明年吗？》视频，魏建军亲自出演。以“反思”替代“庆祝”，这透露了魏建军深深的焦虑感。 “此时的我确实如履薄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魏建军坦言，已经到“而立之年”的长城汽车，并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大风大浪，谁也无法预知当真正的危机来临之际，长城汽车是否真的具备绝境中以“变与不变”脱困的本领。 不是魏建军杞人忧天。身处汽车行业30年，他对行业的认知比旁人更清晰，也更具前瞻性。汽车行业正面临巨大变局，作为老牌车企，长城汽车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格局和并不乐观的市场环境。 近年来，受汽车产能过剩及新能源、智能化自动驾驶等汽车业迭代影响，传统汽车行业并不景气，绝大部分车企都在走下坡路。今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车市寒冬言论甚嚣尘上。近日，力帆汽车即将破产的消息更是传得沸沸扬扬。 就长城汽车自身来看，2020年中报显示，其202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59.29亿元，同比下降13.17%；净利润11.46亿元，同比下降24.46%。而4年前同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416.72亿元、49.26亿元，现在显然已大幅缩水。 危机之中的魏建军，要背水一战。 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此前提到，汽车企业进入地产领域，一般要么是为解决自身办公、生产、生活的物业配套问题，要么是为了平衡和降低车企的总投资或者为了提高车企的总体收益，希望以地产开发的利润来冲抵车企的投资或者增厚车企的利润。 进军房地产或许是魏建军深谋远虑下一步棋，不过最终成效如何，还有待观察。
主要观点 一、欧元短期或将走弱，长期依旧看好 （一）短期或走弱：欧美经济进入稳态化，欧央行加码宽松预期提升 1、欧美经济修复的格局开始进入稳态化。7月欧元兑美元快速升值，当时的经济背景为欧强美弱的复工格局。而目前欧强美弱的格局基本得到修复，近期花旗欧洲与美国经济意外指数同步变动也可看出欧美近期的经济相对走势已回归稳态化。往后看，近期彭博一致预期显示市场上调了对2020年美国GDP增速的预期，对欧元区2020年GDP增速的预期则并未上调，也反映了后续欧洲经济修复速度继续强于美国的预期不高，短期欧元或难以延续强势走势。 2、欧元区通胀跌入负值，欧央行或将进一步宽松。8月欧元区CPI同比-0.2%，预期+0.2%，进入到通货紧缩状态；同时近期欧元持续升值也引发了欧元区输入型通缩的担忧，尤其在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框架落地后美元进一步出现走弱。在欧元区通胀低迷、需求疲弱但汇率走强的背景下，欧央行进一步宽松的预期提升，或也将逆转欧元近期强势走势。 欧元短期偏弱也意味着美元或已触底，同时大选逐渐进入白热化，不确定性推动下的美元反弹概率也在进一步增加。 （二）长期仍看好：更团结的欧洲或带来更强的欧元 1、以德国为代表，欧洲对民粹主义的警惕性较高，民调显示德国选民中约20.9%为民粹主义者（2018年为32.8%），约为47.1%非民粹主义者（2018年为31.4%），民众中非民粹主义者比重显著提升。 2、自从英国脱欧、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欧元区内部并未呈现分裂的格局，反而呈现出更为团结的趋势，通过加强合作的方式来提升欧元区整体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3、疫情后欧盟就7500亿欧元复兴基金达成协议，欧元区财政一体化迈出重要一步，意味着核心国开始为尾部国财政提供支持。 二、全球经济与复工跟踪 1、纽约联储WEI指数继续修复。8月29日当周，美国纽约联储WEI指数回升至-4.41，Q3季度均值达到-6.4%，经济活动整体呈现继续回升的趋势。 2、零售业修复情况。美国方面，8月29日当周美国红皮书商业零售同比增速回升至4.6%，同时7月美国耐用品、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同比+13.4%、+4.1%，均回到疫情前水平。欧元区方面，7月零售销售继续回升，核心国德国、法国的零售销售基本修复至疫情前状况；而欧元区边缘国意、西零售销售同比增速继续修复至约8成（6月修复约5成）。 3、服务业修复情况。餐饮业方面，德国餐饮业本周修复速度有所放缓，不过仍在正增长区间；美国餐饮业恢复速度虽较为缓慢，不过截至本周餐饮业同比增速修复程度也达到接近6成。交通出行方面，德国出行指数则有所下降，美国修复程度维持在4成左右。航班数量方面，近期全球航班数量未出现显著提升，修复程度维持在4-5成。电影业方面，随着美国电影业重新开业，美国电影票房收入开始修复，8月末开始逐步恢复1-2成左右。 4、工业生产修复情况：8月美欧汽车销量环比7月均有所回落。8月美国国内乘用车、轻型卡车销量同比增速3%、7%，较7月28%、15%显著回落，不过增速仍在高位；德国8月汽车产量同比增速-35%（前值-6%），也出现显著放缓。 三、海外疫情与政策跟踪。截至2020年9月5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2710万例，较上周（8月28日）新增187.4万例，全球新增病例增速再度加速。分区域来看，西班牙、法国新增病例已突破3月峰值水平，疫情发展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印度新增病例也仍在高企；而意大利、德国、韩国等国二次疫情反复后较快得到控制，新增病例数量已开始回落，美国和巴西疫情也得到控制。近期新冠疫苗研发进度喜人，9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目前有超过30种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中有9种处于三期临床试验阶段。 风险提示：海外疫情反复超预期，海外复工不及预期，逆周期政策不及预期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一 欧元短期或将走弱，长期依旧看好 （一）短期或走弱：欧美经济进入稳态化，欧央行加码宽松预期提升 欧美经济修复的格局开始进入稳态化。7月欧元兑美元快速升值，当时的经济背景在于美国因二轮疫情爆发，经济复苏的进度显著弱于欧洲，带来欧强美弱的复工格局。而目前美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欧洲部分国家则出现二轮疫情反复，欧强美弱的格局基本得到修复，近期花旗欧洲与美国经济意外指数同步变动也可看出欧美近期的经济相对走势已回归稳态化。另外，往后看，目前德法服务业基本回到疫情前水平、零售业修复约9成，工业生产修复约6成，后续经济继续加速修复的空间已有限，近期彭博一致预期显示市场上调了对2020年美国GDP增速的预期，对欧元区2020年GDP增速的预期则并未上调，也反映了后续欧洲经济修复速度继续显著强于美国的预期不高，短期欧元兑美元或难以延续强势走势。 欧元区通胀跌入负值，欧央行或将进一步宽松。8月欧元区CPI同比-0.2%，预期+0.2%，进入到通货紧缩状态；同时近期欧元持续升值也引发了欧元区输入型通缩的担忧，尤其在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框架落地后美元进一步出现走弱。本周欧央行首席经济学家Lane表示，欧元兑美元汇率确实很重要，会影响政策的制定，这也被市场解读为“口头干预”欧元走势。不过在欧元区通胀低迷、需求疲弱但汇率走强的背景下，欧央行进一步宽松的预期提升，或也将逆转欧元近期强势走势。 欧元短期偏弱也意味着美元或已触底，同时大选逐渐进入白热化，不确定性推动下的美元反弹概率也在进一步增加。 （二）长期仍看好：更团结的欧洲或带来更强的欧元 以德国为代表，欧洲对民粹主义的警惕性较高。近年来民粹主义虽在全球范围出现抬头，但主要在英美开花结果，而在欧元区内部民粹主义的思潮则有其特殊性，与反全球化的民粹并不相同。尤其在德国，民众对民粹主义的警惕性则较高，贝塔斯曼基金会在2019年6月的民粹主义晴雨表调查中显示，德国选民中约20.9%为民粹主义者（2018年为32.8%），约为47.1%非民粹主义者（2018年为31.4%），民众中非民粹主义者比重显著提升。而在德国政党分布上，目前德国民粹党派选择党为德国议院第三大党派，其在议会有89个席位，话语权也相对有限。 欧元区国家在2018年后更为团结。自从英国脱欧、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欧元区内部并未呈现分裂的格局，反而呈现出更为团结的趋势，通过加强合作的方式来提升欧元区整体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例如2019年德法签署《亚琛条约》，进一步加强两国合作并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 欧元区财政一体化迈出重要一步，意味着核心国开始为尾部国财政提供支持。7月21日欧盟就7500亿欧元复兴基金达成协议，资金投放进度上70%的资金将于2021-2022年间投放、剩余30%将在2023年投放。此次复兴基金的直接拨款将重点投向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预计意大利可获得820亿欧元拨款、按压可获得720亿欧元拨款）。而对于此项财政计划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欧元区在一直以来被诟病的财政一体化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拨款重点向南欧国家倾斜也体现了欧洲核心国始为尾部国财政提供支持。 二 全球经济与复工跟踪 （一）综合情况 纽约联储WEI指数继续修复，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再超预期。8月29日当周，美国纽约联储WEI指数回升至-4.41，Q3季度均值达到-6.4%，经济活动整体呈现继续回升的趋势。同时，本周发布的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再超预期，从结构上看，零售业、建筑业就业人数修复显著，与高频数据显示的零售活动与地产开工、销售数据走强向匹配；而服务业以及制造业就业人数修复程度依旧较低，也反映了当前美国经济修复中结构不平衡的状况。 欧元区通胀跌入负区间，欧央行宽松加码预期提升。本周公布的8月欧元区CPI同比-0.2%，预期+0.2%，负通胀与欧元近期持续走强引发欧央行对输入型通缩的担忧，欧央行首席经济学家Lane采取口头干预，表示“欧元兑美元汇率确实很重要”，欧央行宽松加码预期提升。 （二）零售业修复情况：7月欧元区零售销售继续回升 美国方面，8月29日当周美国红皮书商业零售同比增速回升至4.6%，同时7月美国耐用品、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同比+13.4%、+4.1%，均回到疫情前水平，且耐用品消费支出增速创下2004年以来新高。 欧元区方面，7月数据显示欧元区核心国德国、法国的零售销售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基本修复至疫情前状况。而欧元区边缘国意、西零售销售同比增速继续修复至约8成（6月修复约5成）。 （三）服务业修复情况：美国电影票房收入开始修复 餐饮业：德国餐饮业本周修复速度有所放缓，不过仍在正增长区间；美国餐饮业恢复速度虽较为缓慢，不过截至本周餐饮业同比增速修复程度也达到接近6成。 交通出行：苹果地图出行指数方面，法国出行指数在8月回落后目前已重新恢复，德国出行指数则有所下降，美国修复趋势则较为缓慢，维持在4成左右的修复程度。航班数量方面，近期全球航班数量未出现显著提升，修复程度维持在4-5成。 电影业：随着美国电影业重新开业，美国电影票房收入开始修复，8月末开始逐步恢复1-2成左右。 （四）工业生产修复情况：8月美欧汽车产销量环比回落 8月美欧汽车销量环比7月均有所回落。8月美国国内乘用车、轻型卡车销量同比增速3%、7%，较7月28%、15%显著回落，不过增速仍在高位；德国8月汽车产量同比增速-35%（前值-6%），也出现显著放缓。 三 海外流动性跟踪 本周美联储总资产环比增加266.14亿美元，总资产规模为7.07万亿美元，从结构上看，本周美联储中长期国债持有量增长244.6亿美元，为总资产扩表的主要原因，而各类紧急贷款工具中，本周MSLP（主街贷款计划）与TALF（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使用规模提升3.16、3.75亿美元。另外，近期美国杠杆贷款的金融状况有所恶化，不过上周美股大跌并未带来美国金融市场流动性紧张，各项利差数据尚在低位，美国金融市场并未出现系统性风险。 四 海外疫情与政策跟踪 （一）海外重点国家确诊人数跟踪 截至2020年9月5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2710万例，较上周（8月28日）新增187.4万例，全球新增病例增速再度加速。分区域来看，西班牙、法国新增病例已突破3月峰值水平，疫情发展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印度新增病例也仍在高企；而意大利、德国、韩国等国二次疫情反复后较快得到控制，新增病例数量已开始回落，美国和巴西疫情也得到控制。近期新冠疫苗研发进度喜人，9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目前有超过30种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中有9种处于三期临床试验阶段。 （二）国际组织及各国官员表态
投资要点 随着猪周期即将见顶，主流分析认为直到年末，中国通胀将总体处于回落态势，不会对货币政策形成太多约束。然而，关于明年通胀是否可能超预期上行这一问题，近期市场上有很多分歧的声音。为此，我们以CPI预测模型切入，重点聚焦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的CPI趋势及区间判断，庖丁解“数”，力图还原更加精确的CPI预判方法。 关于CPI近月预测，市场上利用高频数据进行跟踪的预测模型已经较为成熟，大体分为两大类——“分项法”与“整体法”。“分项法”预测结果较为准确，该方法预测8月份CPI同比增长2.5%。而整体法对猪价波动的测算有所偏离。 CPI远月预测中，“历史均值法”计算得出年内CPI将进入下行通道，至明年春节前后CPI同比达到0.9%左右的低位。2021年3月开始CPI同比由于基数原因快速上行，并于5月份达到阶段性高点3.0%。但“历史均值法”的缺点是，一些项目所具备的周期性未被加入到模型之中，最终会造成远月CPI点位与真实值的较大偏离，因此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正。 风险提示 猪价上涨超预期。 一、CPI模型预测 通胀是影响资产价格的核心指标之一，关于通胀的讨论，也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随着猪周期即将见顶，主流分析认为直到年末，中国通胀将总体处于回落态势，不会对货币政策形成太多约束。然而，关于明年通胀是否可能超预期上行这一问题，近期市场上有很多分歧的声音。 为此，我们以CPI预测模型切入，重点聚焦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的CPI趋势及区间判断，庖丁解“数”，力图还原更加精确的CPI预判模型 1.1、CPI近月预测 关于CPI近月预测，市场上利用高频数据进行跟踪的预测模型已经较为成熟，大体分为两大类——“分项法”与“整体法”。 （1）分项法 “分项法”利用高频数据跟踪CPI食品项的二级子项。例如农业部公布的全国猪肉平均价周度数据，计算CPI猪肉项环比准确性良好。其他农业部公布的高频数据，跟踪鲜菜、鲜果的效果也较好。 CPI食品项二级子项中，唯有粮食、食用油的高频数据跟踪效果较差。其中CPI粮食项的主要成分为粳米、面粉。经我们筛选，发改委公布的36城市平均粳米零售价、商务部公布的小包装面粉零售价，分别较好的预测了CPI统计篮子中的粳米和面粉家价格，拟合优度在50%。而商务部公布的食用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价格指数中的豆油、花生油，是目前高频数据中跟踪食用油价格效果尚可的数据，但拟合优度仅为36%。 CPI非食品项中，除交通工具用燃料项可以用国际原油价格及汽油（97#）市场价进行高频跟踪以外，其余项目缺乏高频数据。但非食品项中的大类项目，如租赁房房租、衣着、教育文化及和娱乐等均有强烈的季节性，因此可以用3至5年的历史均值进行环比预测。一些波动不大的项目，默认环比零增长。 CPI各分项近月环比增速确定之后，接下来需要计算各个分项的统计权重。由于统计局同时公布了部分食品分项的衍生指标“对CPI环比的拉动”，由“拉动=权重*分项环比”可倒推食品分项的权重。没有这一衍生指标的项目，则通过回归测算权重。 从预测结果来看，利用“分项法”预测CPI食品项环比的拟合优度为88%，效果出色。预测整体CPI环比的拟合优度为66%，有所下降。预测准确度降低的原因有二，一是宏观经济环境推动非食品项偏离季节性，（例如疫情原因，今年7月份房租、旅游项目环比增速远低于季节性）；二是“历史均值法”中未考虑到春节错位的因素。该方法预测8月份CPI同比增长2.5%。 （2）整体法 “整体法”与“分项法”不同的地方在于，预测CPI食品项时，仅采用一个高频指标进行预测，操作简便快捷。目前市场上主流的指标为农业部公布的“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商务部公布的“食用农产品价格指数”。 从回测结果来看，2019年之前，上述指标对CPI食品项环比的预测效果较好，其中“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对CPI食品项环比的拟合优度在90%以上，好于“分项法”。然而2019年下半年开始，上述指标对CPI食品项环比的预测出现了较大偏离，目前三项指标预测值的拟合优度下降至75%左右。 由于统计局CPI篮子中的猪肉权重，根据居民消费占比而实时更新。2019年下半年猪肉价格大幅波动，造成了CPI食品项中猪肉权重与上述高频指标中猪肉权重的偏离，可能是“整体法”预测效果下降的重要原因。根据历史数据来看，“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指数倾向于低估猪肉价格的波动，而“食用农产品价格指数”倾向于放大这种波动，因此使用“高频法”进行预测时，应将多个预测结果综合考虑。同时不排除未来农业部、商务部对上述高频指标权重进行修订后，与CPI食品项重新匹配的可能性。 1.2、CPI远月预测 （1）历史均值法 若需要对远月数据（未来12个月）进行预测，因为缺少高频数据的辅助，只能利用CPI环比所具有的季节性推测未来CPI走势。 充分考虑到疫情之后经济复苏可能带来的CPI上行压力，我们以过去10年该月CPI环比平均值作为预测值（对应CPI同比中枢为2.5%），而非2016年经济降速后5年内的CPI当月环比历史均值（对应CPI同比中枢为2.1%）。从回测结果看，“历史均值法”的拟合优度为62%，效果尚可。 若依据该方法，年内CPI将进入下行通道，至明年春节前后CPI同比达到0.9%左右的低位。2021年3月开始CPI同比由于基数原因快速上行，并于5月份达到阶段性高点3.0%。 （2）弹性调整法 利用历史均值法预测远月CPI数据时，虽然我们考虑到了CPI所具有的季节性因素，但一些项目所具备的周期性未被加入到模型之中，最终会造成远月CPI点位与真实值的较大偏离。 例如历史均值法隐含的对未来一年猪肉价格的预测，依然处于高位震荡的态势，明显不符合猪肉价格即将进入下行周期的主流判断。因此在历史均值法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对一些具有强周期性的项目进行单项调整。 2016年以来猪肉价格在CPI计算中平均权重为3.0%，但猪肉价格波动可以通过对牛羊肉的价格外溢，扩大影响。通过历史回测，我们计算得到猪肉价格对CPI食品项的贡献，或者说“弹性”大约在20%，对整体CPI的弹性为4%。在下一章节中，我们将带入对猪肉价格先入为主的测算，最后得到经过调整之后的CPI区间。 风险提示：猪价上涨超预期；粮价上涨超预期
导读 现代经济，人口不是负担，而是经济社会活力的源泉，是创新创业的基础，人口迁移带来的居住需求是房地产发展的根基。 我们曾提出业内经典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参考专著《房地产周期》《全球房地产》）。长期倡导“城市群”模式，尊重人口迁移聚集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在近年大力呼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从城市层面看，近年向粤浙集聚的人口主要在大都市圈，而回流中西部的人口也主要是向大城市集聚。 中国已经进入都市圈城市群时代！ 风险提示：官方非普查年份常住人口统计存在偏差；部分地区数据缺失等。 正文 1 中国人口大迁移的新趋势 1.1 省级：粤浙人口再集聚与渝皖川回流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跨省人口迁移经历从“孔雀东南飞”到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三个阶段。从常住人口变化看，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粤、浙常住人口年均增加分别为179、82、168万和85、18、78万，而江苏三个时期分别为54、21、23万；皖、川、桂、豫、渝、黔、鄂等中西部省份由2001-2010年的年均负增长转为2011年后的正增长；东北三省由2001-2010年的年均正增长转为2011-2015年的负增长，近4年减幅扩大。 从剔除自然增长因素之后的人口迁移看： 近4年广东、浙江年均人口净流入分别由2011-2015年的14、-7万大幅回升至2016-2019年的76、46万，呈现明显的人口再集聚趋势； 上海、北京因近年严控人口规模，均由人口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 山东近年经济转型落后，年均人口净流出规模较2011-2015年继续扩大； 中部省份除安徽由年均净流出转为净流入外，其余各省均为持续净流出状态； 重庆、四川、陕西近年人口持续回流，其中重庆、四川近4年年均人口净流入规模在10万以上； 东北三省经济持续低迷，人口净流出规模持续扩大，辽宁由2001-2010年年均人口净流入14万下滑至2011-2015年的2.3万，近4年年均净流出5万。 1.2 城市：深圳、广州、杭州、长沙年均净流入超20万 人口持续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近4年深圳、广州、杭州、长沙4市年均净流入超20万，北京年均净流出超10万。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单位中，人口净流入的分别有155（1市数据缺失）、133（8市数据缺失）、126个（8市数据缺失），人口净流入城市数量占比分别为46.1%、40.4%、38.3%；三个时期人口净流出城市数量分别为181、196、203个，占比分别为53.9%、59.6%、61.7%。 具体来看，深、广、杭三城以活跃的新经济产业和较为宽松的人才政策吸引人口大规模流入，三城近4年常住人口年均净流入分别达28、28、27万，较2011-2015年均有大幅增长。长沙、宁波、西安、成都、郑州、重庆近4年常住人口年均净流入规模均在10万以上；这几个城市均为所在都市圈核心城市，近年城市发展较为快速、“抢人”力度较大。 从全域层面看，近4年一、二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为1.33%、0.69%，人口持续流入但增速放缓；三、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为0.38%、0.34%，人口持续流出。根据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市政治地位等，我们将337个地级及以上单位划分为一、二、三、四线城市。总体来看，2000-2019年一线、二线城市人口占比分别由3.7%、17.3%增至5.3%、20.6%，三、四线城市则由30.9%、43.5%降至30.5%、40.5%。从趋势看，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一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42%、1.49%、1.33%，二线城市分别为1.81%、1.00%、0.69%，均远高于全国人口平均增速的0.57%、0.50%、0.46%。一、二线城市人口保持集聚，但增速持续放缓。上述三个时期，三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52%、0.40%、0.38%，略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四线城市仅分别为0.15%、0.36%、0.34%，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三、四线城市人口仍持续流出。 1.3 都市圈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净流入超60万 近4年广佛肇、杭州、上海、深莞惠等10个都市圈年均净流入人口规模超10万；人口净流出都市圈增至10个，京沪都市圈人口向周边疏解。2000-2019年，33个都市圈土地面积仅占全国16.2%，其常住人口合计占比由47.8%提升至51.7%、GDP合计占比由63.2%提升至65.7%，人口、经济进一步向都市圈集聚；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人口净流出的都市圈分别有6、9、10个，近4年人口流出都市圈主要分布在东北、山东半岛、京津冀等地区。具体看，近4年人口年均净流入超10万的都市圈有10个，其中广佛肇、杭州、上海、深莞惠、长株潭5个都市圈年均净流入规模超20万，宁波、重庆、西安、成都、郑州5个都市圈年均净流入规模在10-20万之间。从都市圈内部看，近4年核心城市、周边城市人口均为净流出的有哈尔滨、长吉、乌鲁木齐都市圈，核心城市人口净流入但都市圈整体净流出的有济南、南昌、石家庄、青岛等7个都市圈，反映这些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人口吸引力不足，周边城市人口主要向都市圈外流出。此外，近年京沪大力控人，核心城市人口净流出、周边城市净流入；其中上海都市圈近4年核心城市年均人口净流出0.6万，但周边城市年均净流入规模达26万。 近4年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净流入超60万，山东半岛、中原、哈长、京津冀、海峡西岸5个城市群年均人口净流出超10万。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等19个城市群。总体上看，人口、经济已高度集中于19个城市群，近年愈发向核心城市群集聚。2000-2019年，全国19个城市群土地面积占全国38.5%，其常住人口占比由82.7%提升至85.3%，GDP合计占比由88.4%提升至90.7%。除2011-2015年、2016-2019年天山北坡城市群数据缺失外，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人口净流出的城市群分别有5、8、7个。具体看，全国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土地面积仅占全国2.9%，2000-2019年常住人口合计占比由13.9%提升至16.4%，GDP合计占比由26.8%提升至29.4%；近4年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人口净流入分别为66、62万，较2011-2015年的3、15万大幅扩大。在重庆、成都都市圈引领下，西部的成渝城市群由2001-2010年的年均净流出63万变为2011-2015年年均净流入19万，2016-2019年年均净流入扩大至27万。东北、山东、中原等区域近年面临产业结构单一、经济转型缓慢等问题，呈现人口净流出趋势。2011-2015年、2016-2019年，山东半岛、哈长城市群人口净流出规模扩大，京津冀城市群由净流入转为净流出，上述3个及中原、海峡西岸城市群近4年年均净流出人口规模超10万。 2 人口迁移对经济社会影响重大 2.1 人口流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潜力更大 “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人口迁移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 第一，人口流入增加年轻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压力；深圳近5年常住人口净流入达166万，2015年老龄化率仅2.9%。迁移人口主要是年轻人口。从国际来看，美国自建国就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家，根据美国移民统计年鉴数据，1820-2018年总计有8496万人获得合法居留权，其中1991-2018年20-64岁工作年龄移民占比始终维持在70%以上。长期宽松的国际移民体系保证了美国国内人口中国际移民数量与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稳定增长的劳动力为美国经济腾飞提供了人口红利，实现了对英国等欧洲传统资本主义强国的赶超。从国内来看，深圳40年前只是宝安县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渔村，得益于友好的人才政策，深圳吸引大量人口流入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城市之一。1980-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1310.6万人，其中2015-2019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53.2万、户籍人口年均增量32.5万，常住人口累计净流入166万人。2000-2015年深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2%升至2.9%，远低于全国、北京、上海的10.5%、10.7%、12.8%。 第二，人口流入增加人才供给，促进创新发展；1982-2015年深圳6岁以上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由4.8%升至21.8%，助力创新创意之都建设。从国际来看，美国开放的国际移民体系吸收了大量优秀外国人才。1930年代移居美国的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冯卡门等科学家，在美国的计算机、航空、核武器等领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根据诺贝尔基金会披露，截至2019年美国籍诺贝尔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5.8%为国际移民。从国内来看，1979年深圳本地科教资源极少，但通过引进高素质人才和大量办学，高学历人才比例快速提升，从“制造工厂”迈向“硬件硅谷”、“创新之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成为支柱。1982-2015年深圳市6岁以上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由0.9%提升至21.8%，远高于全国的13.3%，虽然仍低于北京的42.3%、上海的28.7%，但差距在迅速缩小。 其三，集聚效应增强城市竞争力，助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与现代化产业中心。集聚效应通过三方面增强城市竞争力：1）规模效应：人口集聚降低企业生产与城市公共服务的边际成本；2）专业化分工：流动人口的多样性带来不同领域的比较优势，通过在不同部门的相互协作实现专业化分工；3）学习效应：不同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的人口集聚，促进知识、技能的共享与传播。改革开放早期大规模流动人口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地集聚，形成劳动力供给规模效应，使其在纺织、低端制造业迅速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进一步发挥其在各类人才、资本、创新资源集聚等方面的优势，促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业集群融合发展，形成协同集聚的合理空间布局。 其四，人口流入扩大消费需求；2016-2019年人口净流入排名靠前的城市中，深圳、杭州、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均达19%以上。人口流入增加当地人口规模，扩大消费需求，并且消费增速与人口流入正相关。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2019年中国城市消费总额前十强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武汉、深圳、杭州、南京、苏州，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也绝大部分位列全国前15。从消费增速来看，2016-2019年人口净流入排名靠前的城市中，深圳、杭州、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均达19%以上，长沙更是高达27.4%；而北京受限于控人政策人口净流出，相应地，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仅11.5%。 2.2 人口流出地区老龄化加重，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明显 人口净流出加重老龄化，加重养老负担，严重拖累财政、制约经济活力；2019年辽宁、吉林、黑龙江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16.7%、21.9%，远高于全国的12.3%。尽管老龄化是整体趋势，但是人口流出地区会更严重。人口迁移扩大各地养老保险可持续性的不均衡程度，在充实流入地的养老金账户的同时，也加重了人口流出地的平衡压力。东北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分别在2010、2015年陷入负增长，2011年以来小学生数大幅负增长。2000-2018年东北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6.6%上升到13.4%，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由7.9%、6.0%、5.6%升至15.0%、12.4%、12.2%，而同期全国从7.0%升至11.9%。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分别为1.53、1.42、1.27，远低于全国的2.55，意味着全国大概每2.6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而东北大概每1.5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负担较重。黑龙江、辽宁、吉林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于2013、2015、2015年开始入不敷出，2016年黑龙江的累计结余转负；从养老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看，2018年广东、北京、云南、四川、浙江等经济发达、人口净流入或老龄化较低的省份居于前列，吉林、辽宁、黑龙江位列全国倒数5名内，分别为5.2、2.8、-3.1个月，远低于全国的14.7个月。东北财政形势严峻，老龄化严重拖累财政。2019年吉林、黑龙江、辽宁财政收入增幅居全国倒数，其中吉林、黑龙江负增长，而同年辽宁、黑龙江、吉林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21.9%、16.7%，明显高于全国的12.3%、江苏的11.2%、浙江的10.6%。 2.3 人口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 人口集聚分化促使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断分化，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未来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需求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左右，并仍存在“全面二孩”的生育堆积效应；按此趋势，中国人口总量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未来越来越多的地区面临人口收缩。从需求端看，20-59岁的主力置业人群2013年见顶，住宅新开工面积2011、2013年达超过14亿平的双峰，未来住房需求将平稳回落。从政策端看，在“房住不炒”、“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的政策指引下，房地产市场销售回归居民自住需求。按照历史规律，未来经济基本面好、人口流入的高能级区域的房地产市场更有潜力。到2030年1.7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从城市和都市圈来看，2030年中国有望形成10个以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重庆、武汉、成都、南京、东莞等）1000万级城市和12个以上（上海、北京、广佛肇、深莞惠、郑州、成都、杭州、苏锡常、青岛、重庆、武汉、南京等）2000万级大都市圈。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