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抗疫”整体已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经济复苏成为当前最重要工作。逆周期宽松，则是确保经济快速复苏的关键。然而，过去很多年，国内较为流行的看法是，以美联储为代表的西方无节制”宽松放水”和货币超发，造成了高通胀和泡沫泛滥。受此影响，很多经济学者对宽松基本持否定和警惕态度，在这种舆论氛围下，逆周期调节工作的力度和效果已受到严重干扰。那么，海外央行“放水”力度如何？到底有没有产生预期中的高通胀或资产泡沫？厘清事实真相，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看待外部世界，对于科学制定宏观政策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宽松决心和力度确实前所未有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对抗危机和经济衰退，以美联储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央行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宽松措施，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危机初期，推出各种流动性救助计划，包括“定期拍卖计划（TAF）”，“一级交易商信用便利（PDCF）”，“定期证券借贷便利（TSLF）、央行间货币互换协议（CSA）等近10个便利工具，向市场提供流动性。这些工具随着危机缓解而自动退出。 二是危机期间，各大央行快速将利率降至零附近。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2007-2009年分别降息500、325和525个基点，至0.25%、1%和0.5%。欧洲央行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稍显克制，但在随后的2012年欧债危机中，最终也将基准利率降至零。 三是启动大规模量化宽松，即通过扩展央行资产负债表，在二级市场购买资产，主要是国债、机构债券和MBS，以及少量高信用等级公司债券。2007年至今，美、欧、日、英四个经济体央行资产负债表分布扩张695%、312%、483%和931%，四者合计扩张17.8万亿美元，其中日本央行最新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超过去年GDP规模。 海外央行危机后之所以采取如此激进、果决的宽松措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推动。伯南克以研究1930年大萧条和1990年日本泡沫破灭时期的货币政策见长。他认为，日本之所以陷入通货紧缩和“失去的数十年“，与日本货币当局在危机之初行动迟缓有关。日本90年代初泡沫破灭，到1997年还采取加税等紧缩措施。拖了十多年，直到2001年才推出量化宽松措施。伯南克认为，走出大萧条和避免通货紧缩的根本方法，就是在危机之初采取大胆宽松措施，走在市场曲线之前，为此甚至可以进行”直升机撒钱。2008年危机程度之严重，冲击之大，仅次于1930年大萧条，为伯南克政策实验提供了绝佳场景。在伯南克带领下，美联储和全球主要央行一起，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大力度宽松和放水措施，以推动经济尽快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阴影。 但并未如预期产生通胀，西方仍饱受通缩压力 过去十年，西方国家CPI和PPI低于2007年危机前水平，普遍面临通胀不足（Disinflation）甚至通缩的风险（表1和表2）。2010年至今，美国CPI和PPI平均分别只有1.5%和1.4%，均明显低于2%通胀目标。欧元区和日本无论是CPI，还是PPI，均低于同期美国水平，面临较大通货紧缩压力。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界正在为“菲利普斯曲线“消失而困惑，即为何低失业率无法推升通货膨胀至正常水平，甚至连温和通胀都没有。当我们持续批判西方放水导致高通胀时，西方央行正在为如何才能避免通缩而烦恼。7月29号，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疫情冲击下，美国核心通胀将持续维持在1%附近，美国面临“亚通缩（disinflation）”压力，所以会竭尽所能对抗通缩。 大放水也未能推升经济增长。2010-2019年，美、欧、日实际GDP增速平均为2.3%、1.4%和1.3%，均低于2000-2007年危机前的2.7%、1.5%和2.2%的趋势水平。西方经济学界对这一时期的低增长基本没有异议。劳伦斯．萨莫斯将过去十年的低增长称之为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有人提出当前经济正在进入”新平庸（New Medicore）“时代。 没有实体通胀，但有资产泡沫？ 最近，国内部分研究团队逐渐也看到了“放水并未在国内产生通胀”这一现象，试图对此进行解释。他们认为，货币超发既然无法推升实体通胀，那么就必然会推升资产价格，资产泡沫会一个接一个演绎。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央行超级放水在没有推升实体经济通胀情况下，必然会进入资产领域，以泡沫形式“兴风作浪”？事实真是如此吗？ 我们试图从股票和房地产这两类主要风险资产方面去观察，过去十年西方国家放水是否在这两个市场滋生了泡沫。衡量泡沫的主要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过去十年资产价格上涨幅度；另外一个是资产估值水平。原则上，如果该资产在过去十年涨幅较大，且估值远超正常水平（比如至少超过平均水平+1个标准差），则该资产可能存在泡沫。 美国股市走出了十年牛市，也是被人们称之为“资产泡沫”的最重要领域。美国股市上涨，主要集中在科技股方面，过去十年纳斯达克100指数上涨幅度高达428%，远高于标普500指数186%的涨幅（图1）。从估值方面看，纳斯达克100指数P/E从2009年底的24.5倍扩张至2020年的29.6倍，其对市场上涨的贡献仅不到20%。而同期盈利则扩张了378%，贡献了过去十年涨幅的80%。从估值绝对水平看，29.6倍的PE估值，仍低于2001年至今34.6倍的历史平均水平，其上涨主要受益于移动互联网和科技巨头崛起，具有扎实的盈利支撑，估值也非常合理，远未出现泡沫。同样，标普500指数虽经历十年牛市，但其最新PE估值只有22倍，接近于历史平均水平20.6倍，也谈不上什么泡沫。 房地产市场方面，过去十年间，美国房价整体上涨37.4%，日本、德国和英国分别上涨14%、56.4%和33.2%，这个涨幅基本和过去十年名义GDP和居民收入涨幅基本相当。从房价收入比来看，除德国增加21.6%外，大部分西方国家基本不变（表3）。也就是说，房价相对于收入的可负担能力，过去十年几乎没变。如果再考虑到，过去十年利率不断下调因素，美国等西方国家“真实房价指数（RHPI）”处于持续下降状态。根据Demographia 2019年调查统计，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可负担指数中，美国中位数仅为3.9，即只需要3.9年收入就可以买到一套房子，在主要西方国家中最低，其他国家多为4-7倍。无论是纵向历史对比，还是横向国别对比，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存在所谓的房地产泡沫（图2），居民负担能力反而在持续改善。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居民保持了较高的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利率下降也显著降低了居民支付负担。 钱去哪儿了？ 为何超级放水未带来预期中的超级通胀和资产泡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货币供应量并非如教课书上所讲，是完全由央行意愿决定的、纯外生的。恰恰相反，实体经济需求、作为货币传导渠道的银行的风险偏好，对于货币供应量扩张也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如上所讲，央行宽松意愿非常强烈，并通过资产负债表扩张，向金融体系注入投入天量基础货币。然而，一方面由于实体经济缺乏需求。 另一方面，银行忙于去杠杆，无意愿进行货币扩张，导致放出去的水以“准备金”的形式淤积在金融体系内，并未发挥乘数扩张效应，导致货币供应量扩张速度远低于基础货币扩张速度。日本例子最为极端，2007年至2020年，基础货币扩张499%，但其货币供应量M2仅扩张39.6%。简单地说，放出去的水，真正流到实体经济或资产价格领域，只有不到10%。美国和欧洲趋势也差不多，只是没有日本这么极端。哈耶克讲，货币像水又像蜜。过去十年，央行货币投放，陷入“流动性陷阱”，无论如何发力，都无法到达实体经济，甚至也没有流进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总而言之，西方国家超级宽松的努力，并未形成真正的货币超发，既没有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也为产生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相反，西方国家正饱受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之苦。在未经任何严谨研究情况下，仅凭直觉和想象，即得出西方国家货币超发与泡沫泛滥这一结论，与现实世界完全脱节。基于这种想象而非事实做出的政策建议，也必然会脱离实际。一旦付诸实施，则将对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
“紫微临复道，丹水亘通渠”。近期，《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审议通过并将正式发布，标志着在“双百行动”之后混改有望全面加速推进。回顾过去四十年，国企作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主体，其改革是贯穿整个改革开放历程的核心议题，也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平衡政府与市场关系、开放行业准入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阶段性成就。在当下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程中，深化混改将成为畅通内外双循环的改革新抓手：其一，通过经营机制存量改革实现多种所有制优势互补，混改将从根本上创造依赖于完善市场功能和发挥经济主体能动性的新一轮红利，通过推动产业升级和要素流动打通内循环；其二，在当前贸易摩擦加剧、保护主义回潮的背景下，加大混改力度将促进“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全球获得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巩固和重塑外循环；其三，“管资本”与“稳民企”并重的混改，将通过更趋平衡的所有制改革优化经济结构，或成为同时推动国企和民企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参照国际经验，我们估算民企参与国企混改有望带来超过10万亿人民币的市场空间。 国企改革是四十年来改革开放进程的核心主题之一，也取得了突出的阶段性成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成绩斐然，不仅对全球经济发展起到了日益重要的带动作用，也令世界约20%的人口达到中等收入门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改革的要义，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则是开放的核心。作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主体，国企改革是改革开放的核心主题之一。以工业领域为例，自加入WTO以来，中国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规模增长迅速，但在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中，当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规模仍占约40%，其中国有企业、国有联营、国有独资公司资产占比近17%（详见附图）。国企改革不仅涉及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也因其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平衡政府与市场关系、逐步开放行业准入等高度相关而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回顾四十年，中国国企改革通过建立市场、创造经济主体、引入竞争、重塑激励机制，不仅释放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潜在动能，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要素的有效流动，也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保证了国计民生关键领域的跨越式发展，并培育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企业，为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在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进程中，深化国企混改将创造内生增长新动能。自十八大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来，以混改为主要举措的国企改革由表及里，从慢变快：2015年，国企改革“1+N”的政策系统正式形成；2016年，重点领域混改第一批试点启动；2017年，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拉开序幕；2018年，国资国企改革位列政府工作报告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六项之首，《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工作方案》公布404家“双百企业”名单；2019年，在前三批50家试点的基础上第四批160家混改试点加速推进（详见附图），试点企业资产总量超过2.5万亿元，具体领域不仅限于传统制造业，也包括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新能源、新材料和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此外，混改开始将混合所有制的特征贯穿于股权和治理层面，比如格力集团通过公开征集协议转让其所持格力电器控股权更是标志着优质大型国有企业开始从真正意义上变为持股比例分散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此前近四十年，国企改革主要是从增量调整的角度逐步实现政企分开，不断完善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治理结构。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深化混改则是通过经营机制存量改革实现多种所有制优势互补，其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有望从根本上创造依赖于完善市场功能和发挥经济主体能动性的新一轮红利。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下一个超长周期崛起的根本动力仍然是对于微观主体动能的国家激励，而国企改革在控制权转移、法人治理、选人用人、激励机制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将带来乘数效应和示范效应，以产业升级和要素流动打通内循环。 加大混改力度将促进“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有利于在全球获得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易纲行长也强调，“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事实上，竞争中性早在逾二十年前就由澳大利亚提出，强调国有企业并不能因其所有制因素而享有净竞争优势，而OECD也在2012年提出其包含企业经营形式、成本确认、商业回报率、公共服务义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债务中性与补贴约束、政府采购等八项内涵。在当前贸易摩擦加剧、保护主义回潮的背景下，国企可能带来的竞争扭曲再度成为全球多双边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关注焦点和潜在分歧点。所以，中国国有企业要想在未来的全球经贸规则中免遭歧视性待遇，在“所有制中立”的基础上公平参与国际竞争，必须首先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随着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逐步形成，开放将进一步从“特例”变为“惯例”，国企积极主动接受国际通行标准，也是顺应全球化和市场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我们认为，开放、包容的制度环境，高效、透明的治理体系将构建经济体新的核心竞争力，成为当下全球所稀缺的稳定性的重要来源。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混改的落脚点还在于“管资本”与“稳民企”并重，通过更趋平衡的所有制改革优化经济结构。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特别是部分民营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再度凸显，转型和增长均面临挑战。事实上，中国民营企业不论在中国的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链条中均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一结构性问题也决定了解决实体经济的供给侧难题并不能靠纯行政化的“运动战”和“一刀切”。而混改或成为同时推动国企和民企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一方面，2019版《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将所属企业混改方案和与民营企业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事项等自主权充分下放给央企，体现了国资监管加快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另一方面，随着混改提速和试点范围扩大，特别是在充分竞争的行业引入民营资本，有利于破除事实上对于民企的歧视性限制和各种隐性障碍，有效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结合财政部和国资委的统计，在我国非金融企业总资产中，我们估算国有企业总资产仍占半数，其中国有资产总量占比约20%（详见附图）。从相对意义上讲，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适当退出的结构性机遇仍是未来混改的重头戏。国际比较表明，OECD国家超过60%的非金融类国企资产集中在电力和煤气、交通运输及其他公共事业领域。若以此作为中国国企资产行业潜在分布的静态匡算标准，民企参与混改仍有望带来超过10万亿人民币的市场空间。从绝对意义上讲，随着非公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不断涌现，股权结构优化将促进企业治理结构改善、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增强，资产证券化和股权激励也会引致国企改革与资本市场良性互动，进而促进存量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曾树佳 发自广州 在广州中新知识城北区，“时代印记”由红卫村城市更新项目蜕变而来，成为一个体量超过百万方的大盘。项目的售楼部门口，涌动着白色水沫的喷泉，和建筑的简约设计风格相互辉映，透出一丝丝艺术气息。广州黄埔时代印记 与时代中国设计研发中心总经理向杰的访谈地点，选在了时代印记项目中的一间样板房。120平方米的空间里，横厅连着多功能房，形成“T”字形，搭配着20度灰的墙面基色，呈现出尺度感和通透的舒适感。 “把一间北向的卧室改成这样的多功能房，并不影响居住功能；反而在使用场景的多元性上，做了一个显著提升。” 向杰身着黑色衬衫，在柔和的灯光下，以自己不拘一格的聊天风格谈道。 转眼间，他已在时代中国待了近十年。在这期间，他一开始充当的是“指挥官”的角色，后来团队规模不断扩大，他转而更像一名“教练员”，把过往的一些经历和方法，传授给更多的人，授人以渔，并做一些前瞻性的工作规划。 2004年开始，时代中国正式提出了“生活艺术家”的slogan并以此作为企业的品牌形象定位，并为每个和时代有关的人，提供成为“生活艺术家”的土壤与养分。基于对人们生活需求的洞察，时代中国提出了“人文，时尚而富有艺术感”的产品理念。人文，即一切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进行产品设计，洞察客户的使用痛点，并推动产品不断迭代升级；而时尚和艺术，即通过时尚而富有艺术感的手法去塑造具有美感的生活场景，进而影响人的生活态度，引导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 向杰觉得，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这似乎是一条“特立独行”之路。目前，时代中国基本每一年都会进行产品的升级迭代，而“生活艺术家”这个标签和基因，已渗透到各个项目之中。 产品系的“答案” 去年，时代中国“3+3+3”产品体系亮相，这既是其产品线的逻辑，也是商业的逻辑。 第一个“3”，指的是3类户型产品，即成长型、成熟型以及成功型，以满足不同家庭对空间尺度和功能的需求。它包含了不同的面积段，从功能格局、房屋间隔、房间数量上，覆盖到当前市面上不同的家庭结构。 另一个“3”，则与产品风格、视觉效果有关。都市浪漫住区、国际时尚都会、精工人文美宅，满足都市人更多元的审美情趣和精神需求。 “为什么会有三种风格？”向杰抛出问题之后，也进行了一番详细的解答，“在审美这块，不同的人喜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跟美有关的东西，包容度能更广一点，以满足更多人对不同风格的产品美学喜好。” 满足多元的审美偏好之外，产品的分档，则形成了最后一个“3”。在每种社区风格里，时代中国还针对不同客群的支付能力设定三种产品档次，通过功能、品牌和美学的提升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东莞时代天境 “这些产品都是我们要交付给客户的，根据客户的支付能力，我们会呈现最优性价比的产品组合。我们也留了一些空间余地，让客户可以在自己的空间里去做一些加载。” 向杰表示，覆盖多层次的需求，也是时代中国对“让更多人实现向往的生活”这个使命的践行。 在经过多轮迭代之后，时代中国的产品体系标准，已完全覆盖居住社区的各个角落。目前，时代中国已建立6100多个构件单元的技术标准，并持续扩充。无论是居住者能够感知到的部分，还是隐藏在地表之下的部分，都有对应的技术标准给予支持。 房地产的下半场，开发商都在比拼产品力，竞争更为激烈。而后疫情时代，究竟什么才是好房子，也引起了广泛的思考；在强调人居体验的基础上，人们对于房子的选择，要求更高，做决定时更为谨慎。 “中国其实不缺房子，而是缺好房子。” 向杰认为，时代中国基于自身的设计理念，给到客户一个更高的生活艺术审美空间；它已在产品之路上，找到了发展的“答案”。 “画面感”里的成本把控 土地是房地产行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时代中国怀揣着自己独有的产品理念与思路，在公开市场、旧改领域积累了较为充足的土储。 正如向杰所说，“如果拿了地之后再去想做什么产品，那是非标的打法”，对城市、产品研判之后再出手，才能胸有成竹。 无论是招拍挂，还是转化整理出来的土地，都有自身的特质。面对每个来之不易的项目，时代中国都会注重土地周边环境及其“内生”的因素，找准匹配的客群，做合适的产品。 正是这种“自觉”，促使着时代中国不断对产品加以打磨，带着“画面感”去做设计。 “从任何角度去看，它都像一个比较优美的画面，人就是这个画面里面一个主角。”向杰描述出了一幅公司产品的构图，“可以想象社区最后呈现出来的面貌，是很整体的；居民也乐于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进行各种活动。”珠海时代倾城 在居住社区中，向杰所在的团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艺术的引入，让艺术与生活实现无缝对接。 谈话间，他提到了位于广州白云区的时代玫瑰园。当年，该项目请了荷兰著名建筑设计师雷母•库哈斯，设计建造了时代美术馆。 2004年至2005年，库哈斯三次到时代玫瑰园实地查勘，最后决定将美术馆分割成几个部分，嵌入三期两栋居民住宅楼数个不同楼层中，各个部分通过一个附加在两座居住塔楼之间的电梯联系起来。 这一设计，体现了库哈斯“艺术介入生活”的理念，诠释了公共空间与日常空间的组合运用。尽管建造难度较大、成本投入也不小，但向杰坦言，现在来看当时这个决定是比较正确的，它具有“产品开模”的意义。 在业内，并不是所有开发商，都有在设计上重金投入的魄力。他们所顾及到的，无非是成本与利润之间的矛盾关系。 不过，向杰并不认同“矛盾”的说法。在时代中国，产品的设计逻辑一直遵循着成本最优化的设计底线和规则，确保成本投入和产品配置的合理性、科学性。 “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及时用一些成本的控制工具，去进行纠偏。带着成本意识去做产品，最后产出的成果，也是能够充分顾及到客户的支付能力，同时也满足项目经营层面的数据。所以说，要掌握其中的一个度。” 感性与理性的“最优解” 向杰在设计领域有着较深的心得体会。他坦言，设计师要兼具感性与理性；一个好的产品，除了要在艺术格调上打动客户的内心，还要在尺度、功能配置上，量化、兼顾到客户的实际使用体验。 一直以来，时代中国都在探索产品细节的“最优解”。比如户型的定调，就需要一套严谨科学的方法，去推演出结果。 “户型不光是钢筋混凝土间隔出来的硬空间，它要放置家具、电器、灯具等，以及一些小的配饰软件。为了让空间有更好的匹配，一定要讲究尺度感。”说到这里，向杰颇有感触。他认为，这个“尺度感”并不是随意拍脑袋决定的。佛山时代天韵 比如，放置家电、家具的墙体应该做多大？团队针对这个问题，每隔一两年，就会走访市场，通过对市面上主流家电家具尺寸的分析，找出匹配不同房型时，家具家电应该采用的设计取值，未来设计的基本尺度可以匹配80%以上家电家具需求。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居住者活动的空间。如果家电、家具摆进去了，看起来很和谐，但是一旦使用，坐在凳子上、沙发上吃饭，各种活动空间都受限的话，就不是理想的状态。 基于这样的考量，把户型内的卧室、卫生间、厨房、阳台等每一个功能空间都进行了空间尺度的梳理，匹配不同面积段，形成合理的尺度级差标准。有了这样一套标准之后，户型设计就有了准绳。 而无规矩不成方圆，时代中国对于自己的“产品准绳”，也有着“归纳总结”的习惯。2014年，时代中国成立了设计院，开始承接公司一些项目的设计任务，并注重对产品标准、概念、方案进行封装归档。 在向杰看来，“封装”是一道不可或缺的程序，它能在计算机中形成一个资料库，让未来的产品在材料构造、设计规则等层面有迹可循，节省时间、人力的损耗。 “设计最大的价值点在于前端，好的想法、点子，才能够带来真正的产品价值。产品标准做完整细致之后，就能把整个施工图的制作交给计算机去实现。” 利用自动化设计工具，时代中国可以把容积率、密度、户型、产品的配置、立面风格等关键数据，从产品库里面抽取标准的三维构件进行自动组装。这也是时代中国的产品标准在保持“人文，时尚而富有艺术感”的产品理念的同时提升效率的最好方式。 在团队、机制、资源、研发费用的加持下，时代中国的产品才有了坚守风格、推陈出新的保证。近几年，时代中国的产品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忠粉，业绩稳步增长，2020年上半年，其合同销售额达325.66亿元；向上的业绩，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产品的探索与进阶。
加快形成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提高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性或柔韧性，首先是要立足于本国市场，其次是扩大内需要惠及世界，再次是避免对外形成过度依赖。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从持久战的角度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同时，还强调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做到五个“必须”，其中两个“必须”是：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必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下称“‘8·24’座谈会”）重申，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并强调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这两次会议提及的“安全”不是指领土、生命及政权等传统国家安全，而是指非传统的经济和金融安全。促进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是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重要保证。 内外均衡协调发展是经济韧性强劲的重要反映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98年初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首次提出扩大内需政策。2002年底十六大明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2012年底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逐渐形成了“外需不行内需补、内需不行外需补”的内外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经济增长动力更加多元，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给了我们承受和抵御各种内外部风险冲击的信心和底气。如去年，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但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增强，全年实现了6%以上的增长。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又是因为投资和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重新转正，抵消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解读为经济发展的“内卷化”或“自循环”，显然是断章取义。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中，国内国际“双循环”培育和发展了新优势。人为切断内外经济循环，不仅是走回头路，更是自断其臂。 过去，我国主要以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方式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形成了“你买我商品、我买你国债”的外循环格局。现在，开放型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新时代。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要素禀赋的变化，“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客观上此消彼长。而且，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开放与国际经贸规则逐步接轨，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开放的“双循环”将支持我国以“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定位，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利用开放的“双循环”积极应对外部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拥抱全球化，经贸关系成为我国对外关系“压舱石”、“稳定器”。“8·24”座谈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国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国际需求不振、关键零部件断供、贸易壁垒增加、对外投融资受限、海外资产安全缺乏保障等，正成为我国经济“外循环”的痛点和堵点。 中央审时度势，确立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是降低零和乃至负和博弈思维下，我国经济被脱钩乃至拖入新冷战风险的重大部署。 二战之后，因为形成北约同华约组织对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同经互会对立的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全球经历了长达四十多年的东西方冷战。然而，经历四十余载的相互开放，中外经济金融深度融合，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就连美国最鹰派的政客也不得不承认，对中国发起冷战、脱钩的难度远大于从前。 如果基于客观数据，而不是政客言论，尽管两国关系风波不断，但中美经贸联系在某些方面却是更加紧密。在政客鼓吹制造业回流、与中国脱钩的同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却在加快布局中国市场，增加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即便是美国政府不断升级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封杀，也受到了来自美国公司越来越大的阻力。况且，美国单方面的技术封锁，除了倒逼中国公司加快自主创新外，还可能将市场对其他外国公司拱手相让。 加快形成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提高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性或柔韧性，首先是要立足于本国市场。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产业门类齐全、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城镇化、都市圈建设还有较大潜力，扩大内需不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世界经济衰退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 为此，一要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要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二要坚持创新发展，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掌握创新的主动权。要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三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快完善安全发展体制机制，补齐相关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同时，要在开放过程中，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其次是扩大内需要惠及世界。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和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均提及，必须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可见，扩大内需在开放的“双循环”背景下乃是“一石二鸟”。 我国疫情防控有效，支持了全产业链供应链复工复产复市。这在逆全球化浪潮中，进一步促使中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和产品销售的热土。如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最新编制的“跨国企业中国情绪指数”大幅反弹到2018年以来的高点，反映了跨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和消费市场的信心强劲回升。再如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的跌幅预计在25%至45%之间，但中国市场不仅有可能追平年初因为疫情造成的损失，还有可能逆势增长10%。正因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在经贸摩擦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才没有显著发生政客们鼓吹的脱钩现象。 再次是避免对外形成过度依赖。如面对中概股退市的威胁，我国加快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和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支持中概股回归，就是有力的化解手段。同时，也可以弥补当年阿里、腾讯等创新企业经营在中国，融资却在境外，境内投资者错失高成长企业红利的遗憾。更长远地看，推进资本要素配置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满足中长期投融资需求，还有助于降低对外资的依赖，减少货币错配风险，是我国应对全球货币宽松背景下热钱流入冲击的“先手棋”。 再如，为避免被境外卡脖子的风险，除了自主创新或自给自足外，还应该形成多元化、分散化的海外渠道，以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弹性。当年，日本正是由于对海外出口市场依赖过大，导致处处受制于人，在经贸摩擦中步步退让，最终以经济停滞、金融战败收场。
近来监管部门针对房地产开发商融资设置“三大红线”，令业内不少房企面临挑战，市场不乏担忧情绪。 对此，万科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祝九胜8月28日在公司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表示，万科对自身的适应能力有信心。他表示，行业政策的总体基调不会发生变化。未来规则可能会不断细化，公司也会密切跟踪相关要求。 不过，针对媒体关于万科是否参与了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召开的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的问题，祝九胜没有正面回复。 行业政策总基调不变 规则还会不断细化 对于“三道红线”，祝九胜表示，从媒体报道来看，监管从规范行业和防范金融风险等角度出台了相应规则，公司对此会认真研究，尽快适应。“不过，我们对自己的适应能力充满信心，因为公司财务非常稳健。” 祝九胜在会上表示，公司“现金为王，手有余粮”。净负债率维持在27%的低位水平，所持现金是短债的两倍以上，有息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为15.1%。即便在疫情影响下，公司经营现金流也坚持十一年为正。他表示，未来规则可能会不断细化，公司也会密切跟踪相关要求。 对于政策走势，他表示行业政策的总体基调不会发生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都是维持行业的健康发展。万科会不断去观察、适应，“当好农民种好地 ”。万科做好自己的本分，也为行业稳定发展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会上也有投资者质疑万科的低净负债率是过于保守，对此，万科执行副总裁、财务负责人韩慧华回应称万科未来会继续在稳健的财务政策下发展业务。 据媒体报道，8月2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研究进一步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同时，有消息称监管部门准备持续收紧地产开发商的融资，为融资设置了“三大红线”：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净负债率大于100%；现金短债比小于1.0倍。 对于以上消息，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王小嫱认为，8月20日的座谈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释放出以下几个信号：未来5-10年内，房住不炒或仍持续提出；接连两次的房产座谈会均提到不以房地产刺激经济，表明疫后房地产市场的复苏速度政府满意，在目前开发经营指标能够自行恢复下，下半年的政策环境较上半年有收紧的信号，但不会全面收紧。房地产调控“稳”是调控的方向。 同时，此次会议释放出的重大信号是房企融资端，对重点房地产企业形成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正如这段时间甚传相关部门融资的三大红线，会议对融资管理未出台相关细则，但也证明“三条红线”并不是空穴来风，上半年，国内货币环境宽松，房地产行业的资金稳步恢复，2020年1-7月，房地产到位资金增速回正（0.8%），国内贷款增速在6月率先回正。在企业迅速走出疫情阴霾之下，本次会议释放出下半年的房企融资环境较上半年有所收紧。 其次，会议强调市场化、规则化、透明化的融资规则，有利于房地产企业形成稳定的金融政策预期，合理安排经营活动和融资行为，增强自身抗风险能力，也有利于推动房地产行业长期稳健运行，防范化解房地产金融风险。这也代表房企融资的环境发生改变，不再是之前的“拆东补西”，实现企业自身的稳增长才是重中之重。 此外，会议还提出完善住房租赁市场金融支持政策体系，加快形成“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等进行了研究。也说明租赁市场的发展仍受到政策的支持，租赁市场的发展也是长效机制的一部分。“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未来仍会推进。 万科中期营收同比增5.1% 毛利率下滑 2020 年上半年，万科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463.5 亿元，同比增长 5.1%；净利润186.3亿元，同比下降 3.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1亿元，同比增长5.6%；上半年房地产开发及相关资产经营业务的结算毛利率为24.1%，较2019年同期下降4.2个百分点； 每股基本盈利1.11元，同比增长4.0%；全面摊薄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6.39%， 较上年同期下降 0.96 个百分点。 该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针对毛利率下滑，万科管理层在会上称，是因为2019年毛利率处于高点，当年结算项目大部分是2017年-2018年销售的，当前结转项目的毛利率相对低一些。“我们预计到年底还可能会有一个小幅度的回落。公司会坚持稳健投资和经营，努力把盈利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 销售方面，万科集团称公司单月销售金额自5月份开始恢复同比增长。1-6月，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2077.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4%，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0.9 个百分点；实现合同销售金额3204.8亿元，同比下降 4.0%， 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7个百分点。 上半年万科集团实现结算面积 1049.8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24.0%。实现结算收入 1289.7 亿元，房地产业务的结算均价为 12285.7 元/平方米。 已售未结资源持续上升。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有 4743.2 万平方米已售资源未结算， 合同金额合计约 6953.3 亿元，较上年末分别增长 10.6%和 14.2%。 分业务类型看，营业收入中，来自房地产开发及相关资产经营业务的营业收入为 1381.4 亿元，占比94.4%；来自物业服务的营业收入为 67.0 亿元，占比 4.6%。分区域看，房地产开发及相关资产经营业务收入中，南方区域、上海区域、北方区域和中西 部区域的占比分别为 27.07%、32.08%、11.74%和 29.11%。 受疫情影响，万科开工、竣工节奏有所放缓。上半年新开工面积1835.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6.0%，占全年开工计划的62.8%（2019年上半年：54.1%）； 实现竣工面积 1074.5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4%，占全年竣工计划的 32.4%（2019 年上半年：34.5%）。万科预计全年竣工面积将与年初计划基本持平。 购地方面，上半年万科集团获取新项目55个， 总规划建筑面积980.2万平方米，权益规划建筑面积504.6万平方米。上述项目的权益地价总额约321.3亿元，均价为6368元/平方米。截至报告期末，在建项目和规划中项目的总建筑面积约15719.7万平方米。 截至报告期末，万科集团净负债率为27.0%。有息负债金额为2729.8亿元，较年初增加 151.3 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15.1%，其中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合计 968.2 亿元，占比为 35.5%； 一年以上有息负债 1761.6 亿元，占比为 64.5%。 现金和存活方面，报告期内万科集团实现经营性现金净流入 226.1亿元。截至报告期末，持有货币资金1942.9亿元；存货金额为 9321.1 亿元，较2019年底增长 3.9%。 万科表示，下半年经营形势依旧复杂，无论是疫情还是宏观经济都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集团将继续坚持“聚焦产品服务，深化组织重建，巩固提升基本盘”的年度工作主题。万科还提及未来会坚持积极销售，“每天都是卖楼的好日子”；持续深化组织重建、事人匹配，提升组织竞争力，服务业务发展等。
阳光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在2020博鳌房地产论坛的行程很紧，主题演讲前的间隙，他腾出了半个多小时与我们对话。 经济学家就像猫头鹰，永远一只眼看经济走势，一只眼注视“黑天鹅”。 邱晓华提到较多的“黑天鹅”，是众所周知的新冠疫情，给中国及全球造成了巨大伤害。 他在不同场合都对中国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的举措给予高度肯定，如果疫情是一场对国家的考试，那中国就是表现优秀的“考生”。这背后是国家系统的力量支撑，无论是经济物质基础还是基层组织体系，中国的特殊优势都得以放大。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66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1.6%。中国正在走向缓慢而稳健的复苏进程。如果没有其它外部因素干扰，邱晓华认为按照这样的节奏，我国经济下半年就有可能重回正轨。 “春天虽然迟了，但总会来。”他给我们提供了自己的预测：第三季经济增长会回到4-5%的增长区间，第四季可能就回到5-6%的常态增长区间。 但上述预测毕竟基于乐观经济环境的模型，邱晓华一直关注着新的“黑天鹅”——以中美关系为代表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形容外部环境“似乎乌云滚滚”。 唯有思想上警觉、行动上准备，才能掌握主动。 他给出的建议是：把有限的时间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来。具体举措包括三大方面下力气，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深化市场改革，做好长治久安工作；同时保护好三股力量，企业家的力量，行政组织的力量以及消费者的力量。 我们也讨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新基建的话题，这是中国未来刺激内需、打造“双循环”的重要内容之一。邱晓华认为，要摆正新旧动能之间的关系，并要有总体的前瞻性考量。 对于房地产在未来所扮演的角色，他形容房地产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呼吁外界不要将房地产与新经济对立化。 但他也认为，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应当更多追求在有限速下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房地产增长期还没有结束，但确实要靠提升质量、优化结构、嫁接新技术，插上高质量发展的翅膀。”邱晓华接着说：“我觉得它的前途还是有的。” 以下为观点地产新媒体对阳光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先生的专访实录： 观点地产新媒体：今年以来，疫情和外部环境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一次双重考验，您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的表现？ 邱晓华：疫情扰动了整个世界，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停摆了经济的运行，也严重伤害了不少人的生命。 回顾这一场与疫情做斗争的不寻常实践，中国是表现比较好的考生，甚至是优秀的考生。我们最早把疫情控制住了，也最早实现了经济由负转正。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这场大考中，国家和民族交出了一份合格的乃至是优秀的答卷。但是疫情还没有过去，疫情还在海外蔓延和扩散，在国内也还时有发生，因此对疫情的影响还不能过分低估，还要继续保持警觉。 春天虽然迟了，但总会来。在疫情之后，中国正在走向缓慢而稳健的复苏进程当中。Q2增长了3.2%是一个信号，揭示了之后中国经济恢复的新篇章。如果没有特别意外的新“黑天鹅”，按照这样的节奏，中国经济下半年还可以继续保持稳健的复苏态势，我认为Q3会回到4-5%的增长区间，Q4可能就回到5-6%的常态增长区间。 中国是全球大的经济体中唯一一个能够保持正增长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很幸运的。之所以这么幸运，我想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确实有自己独特的国情优势，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方方面面一起行动，快速应对疫情，所以很快地把疫情控制住了。 第二，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各级地方政府立即行动，以大局为重，一方有困难，八方来支援。 第三是来自于国家独特的健全的基层组织体系，村委会、居委会，以及默默无闻的志愿者，他们在这场疫情中表现出的牺牲精神、责任精神，至今都令人难以忘怀。这三点在其他国家是很难看到的，但是在我们国家充分地表现出优势。 当然，我们还有比较好的经济发展的物资基础，40年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奠定了比较好的物质基础。疫情发生之后，我们能够及时地启动各种生产线，来保证医疗物资的供给，来解决医疗资源在一些地方不足的问题。我想这些是我们交出合格答卷很重要的原因，面对特殊的疫情有这些优势。 不过，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我觉得不能把这个优势过度地、无边界地传递。因为经济工作毕竟还有经济工作的规律，我们在看到战胜疫情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过程中，转到恢复经济的路上，还是要尽可能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办事。 按照中央的深化改革开放、改善营商环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我觉得这是很正确的，经济工作还是要按照经济的办法，不能简单套用对付疫情的办法。 我觉得内部环境今年以来是持续的向友好的方向改进，可以看到企业家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市场的营商环境变得越来越向好，政府的宏观政策也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内宏观环境是有利于中国继续保持一个好的发展态势。 但不幸的是外部环境还有“黑天鹅”，这个“黑天鹅”现在还没有飘过来，但是已经看到了雏形，也就是外部环境似乎在变得更严峻、变得更不友好。 面对这些压力，我们当然需要高度的警觉。高度的警觉是一个方面，做好应对的准备是更重要的方面。只有思想上警觉、行动上准备，我觉得才能够更主动，立于不败之地，要能够把被动变为主动。 这个世界的格局也在变，疫情后可以看到这种格局还在加快变化。一方面是基本的消费品、医疗物质，大家越来越追求就近或者是本国解决，不要把距离拉得太长。 另一方面，也不能因此就打乱全球生产分工的秩序，想回到各自为政的分割体系当中是不对的。很不幸，今天这种分割倾向也在抬头。回过头看，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如果全球化被中断、被破坏，我们会增加一些困扰。 第三点，我们要看到地缘政治格局也在变化，你当先、我追赶，我当先、你追赶，这种变化格局始终在路上。今天把眼光都注意到中美两国之间，我想它们的关系是影响到全球、影响到两个国家很重要的关系，合则两立、斗则皆败，希望两个国家能够尽快解决目前面临的困难。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困难解决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如果外部有黑天鹅事件，那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疫情之外影响我们国家发展的必须关注的重大因素。 目前来看，中美之间从两年前开始的贸易战，逐渐的发展到了科技、金融的摩擦和冲突，尽管还没有完全全方位的爆发，但是已经看到了摩擦冲突在加深。 即便如此，对于中国而言，不管是东西南北怎么变化，不管是西风还是东风，不管是暴雨还是平静的天气，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重中之重。我想，应当把有限的时间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来，怎么做好？ 第一，要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让中国成为世界可信赖的、可依赖的，代表推动世界发展和进步的力量，而不是让人误解和误判中国。因此，我们在世界事务当中尽可能求大同存小异，展示出与大家为伍，与大家共同发展的宽阔胸径。 其次，深化改革，要切实把市场存在不足的制度性因素解决好。第三，中国是一个大国，应当把社会的长治久安放在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上来对接。 这三个方面还要下大力气做，在这个前提下，要尽可能把三股力量保护好。 首先，把企业家的力量保护和发挥好，中国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要靠创新驱动、要靠有效投资来支撑。我觉得企业家无疑是创新和投资的主体，我们应当尽可能让企业家健康成长，能够做成事、能够做好事。 其次，让各级行政组织有效运转，中国特色是有市场的力量和行政的力量，今天怎么进一步提高行政运转的效力，行政工作人员怎么更有担当、更负责，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第三，要尽可能保护和发挥好消费者的力量。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优势就是大国市场，但是这个市场远远没有释放出力量，所以要尽可能解决消费者购买能力不足、消费者喜爱和想买的商品和服务还不够、消费者进入市场之后还会遇到不愉快的欺诈、垄断的问题。 社保还要健全，要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如果我们的消费者真正能够成为市场一支重要的力量，他的潜能释放出来、作用发挥好，何愁外部环境干扰？我们觉得还是要对国家有信心，也有能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观点地产新媒体：您提到要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关于提出的新基建、新经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经济如何从中破局？ 邱晓华：环顾当今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大步向我们走来，智能化、数据化，以生物科技为代表的这一次新的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革命已经大步向我们走来了。中国在这场革命当中不是落伍者，在一定意义上和世界是站在同一起跑线。 中央提出新基建是相对旧基建（即铁路、公路、机场、港口、传统能源、传统制造业建设等基础设施），新基建是适应新一轮产业革命，比如说5G、数据中心、物联网建设等等这些方面，包括生物医药的研究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等等。 但不管怎么说，在处理新基建、老旧基建关系上还是要摆正态度，中国毕竟刚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老基建的作用还是不可忽视，关键是要提高老基建的效率，要提高它的有效性，不要浪费每一分钱。 新基建刚刚走在路上，应该说它的潜力还很大，它的范围还很广。随着技术不断的进步，新基建领域还在不断的拓展，但是要有总体的前瞻性的考量，哪些是关键、哪些是不可或缺，要优先做好。要把新基建建在中国自主立场上，这样就能在这一场新革命期间具有主动作为。 观点地产新媒体：您认为房地产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能扮演什么角色？ 邱晓华：房地产还是可以用三句话说：第一，房地产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毕竟是影响产业链条最广的产业，解决就业最多的领域，也是对人们生活质量改善、对经济推动最直接的领域。 虽然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我们依然要重视，发挥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只是我们需要注意提高房地产的质量，要优化房地产的结构。因此，一定意义上，传统产业也可以插上新经济的翅膀，而且在建材方面，更环保、更智能，在家装方面更智能、更先进，不就是和新经济不矛盾了吗。所以，房地产和新经济不是对立的。 房地产是跟人口的规模，跟人们既有居住条件的改善还是相联系的。现在中国人口进入了平缓的阶段，还有很多地方进入到人口的低增长、负增长阶段，从这个角度来说，受人口因素推动的房地产动力已经减弱了，更多转到了提升和优化的阶段。 因此，一马当先、快速前行的时代结束了，房地产进入到了相对稳健、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我们要尽可能地保持稳健，保持平稳的成长和健康的成长，这是第二句话。不要再追求高速度了，因为高速度的年代已经结束了，现在应当更多追求在有限速度下的高质量发展。 其次，要看到这个国家、这个世界都在变，我们国家的变，地区之间在变，意味着房地产在不同的地域肯定会分化，所以要看到分化的趋势。在需要的地方、有市场的地方、有人气的地方，还是要尽可能的把潜力发挥出来，在逐渐弱化的地方、不具备靠房地产推动，成为负拖累的地方，我们当然就要谨慎。 中国房地产增长期还没有结束，但确实要靠提升质量、优化结构、嫁接新技术，插上高质量发展的翅膀，我觉得它的前途还是有的。 观点地产新媒体：关于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等长期政策，您是如何看待的？ 邱晓华：房住不炒只是不能把房子作为炒作对象，并不是不能买卖的对象。毕竟它也是商品，还是应当在有序的市场下，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自由买卖，这还是要坚守的原则，绝对不能够误解房住不炒就是房子不能买卖，这是要扭转的偏见。 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宏观政策相对宽松，流动性相对比较充足，因此流动性流向更优质的资产，包括黄金和优质的房地产，这是很正常的，将来也会一样，如果说有好的地段的项目还是会得到市场的青睐。 经济在不断发展，人们的收入在不断增加，人们的欲望也在不断提升，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要因为房住不炒作，房地产市场就不会好了。市场还会存在的，只是要变成健康、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 至于“三稳”，主要是为了控制房价，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地价要稳。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核心是稳地价，地价能够稳定，房价大头就稳定了。 因城施策一方面是灵活性，另一方面，原则性也要坚持，不能够出现恶意炒作，不能出现地价无边的变化状态。因城施策是要把责任下移，让地方承担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责任，同样，也是给市场带来了更大的活力，这是不矛盾的。 观点地产新媒体：您提到“三稳”的核心是稳地价，最近看到一二线城市的土地市场都十分火热，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邱晓华：我想这是两个因素在扰动，一方面是特别特殊的地段，确实是相对稀少、稀缺，一定程度上根据市场规律，就出现了贵的情况，这是正常的。 另一方面，政策性因素滞后，土地供应不到位，也造成这种因素。但不管哪种因素，我觉得土地是国有的，也是集体所有的，既然是国有和集体所有，对于稳地价，政府完全是有主动性，也完全能把这个工作做好的。
一、海外经济及市场形势 （一）美国经济前景仍面临变数，欧洲经济现复苏势头 美国制造业PMI与非制造业PMI持续回升，但美国经济前景仍面临不小变数。美国7月ISM制造业指数为54.2%，略超预期值53.5%，较上月继续回升1.6个百分点，创下2019年3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7月ISM非制造业指数从上月的57.1%继续上涨至58.1%，超过预期的55.0%，创2019年2月以来新高。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继续超预期上升，加上库存指数继续回落，预示美国8月生产势头将进一步改善。但是，美国经济前景仍面临不小变数，一是美国政府承诺的约3万亿美元来支持经济渡过4月和5月为抗疫而实施的一轮限制举措，已经在7月底到期，而新冠确诊病例数仍在大幅增长；二是制造业就业指数仍在低位，且非农就业的失业率虽下降但仍处历史高位，将导致消费者支出减少，从而导致进口下滑，总需求上升仍成问题。 欧元区经济仍在复苏，但复苏力度令市场担忧。欧元区8月制造业PMI为51.7%，较前值小幅下行0.1个百分点；8月服务业PMI为50.1%，较前值大幅下行4.6个百分点。PMI的下行引发市场对于欧元区经济复苏动能不足的担忧，数据公布后欧元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后续欧元区经济复苏可能“步履蹒跚”。第一，虽然经济重新开放后，企业得以复工复产，但疫情仍在蔓延，防疫措施仍需持续实施，许多企业不得不以缩减产能为代价，以降低新冠病毒传播风险。第二，近期需求回升，部分源于企业连续多月对产品降价，然而对企业盈利性目标来说，降价不可持续。第三，随着财政资金濒临枯竭，各国政府还可能终止对企业的财政支持。一旦员工薪资重新成为企业压倒性的重负，裁员潮可能难以避免，持续减少的就业岗位或再遭大幅缩减。 （二）美欧央行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担忧疫情后续负面影响 美联储在7月议息会议表示，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不变，直至确信经济度过危机，实现其最大就业和物价稳定的目标；QE购买保持“当前速度”以继续注入流动性，即每月购买800亿美元国债及400亿美元MBS。8月20日，美联储公布7月议息会议纪要显示，持续的公共卫生危机将在短期内严重影响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货膨胀，并在中期对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若新冠疫情持续下去，对经济持续造成冲击和二次冲击，更坏的经济前景出现，金融体系的状况可能发生恶化。美联储相信，疫情将会重创经济，重申将把利率维持在目前接近零的水平，直至看到经济能抵御疫情的影响。 欧央行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重申当前没有必要重新调整货币政策立场，在9月份的会议上，管理委员会将能够更好地重新评估货币政策立场及其政策工具。欧元区7月的经济数据表明，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辅相成的情况下，已较成功地缓解了金融状况，一定程度恢复了人们对经济复苏的信心。但展望未来，疫情对欧元区的影响可能进一步加剧。在各种政策支持措施到期时可能出现“悬崖效应”，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这可能导致直接失业的大幅增加，需要后续财政支持。 受欧美货币政策持续宽松、疫情限制措施放松等因素的综合影响，7月海外股市、债市集体收涨。7月，纳斯达克指数上涨6.8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2.38%，德国DAX指数微涨0.02%。7月，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11BP至0.55%，10年期德债收益率下跌7BP至-0.57% 二、中国经济及市场形势 （一）经济仍在恢复性增长，但疫情对消费、投资等仍形成抑制 工业生产已基本恢复至正常水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8%，持平前值，也与去年同期持平。以正常年份衡量，4.8%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基本处于正常区间但偏低的水平。今年7月份全国洪涝灾害多发高发，洪涝灾害受灾人次比近5年同期均值高出62.5%，且强降雨和洪涝灾害主要发生在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等重要经济地区，7月工业增加值增速持平前值，未有进一步攀升，一定程度上和洪涝灾害有关。 消费、投资仍未恢复至正常水平。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较6月份小幅收窄0.7个百分点，低于去年同期水平8.7个百分点。社消零增速仍未恢复至正增长区间，且较正常年份8%左右的增速更是有很大距离，疫情影响下社会消费意愿仍处于较低水平。投资方面。1—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1.6%，降幅比1—6月份收窄1.5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低7.3个百分点。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84186亿元，下降5.7%，降幅收窄1.6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国有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等反映逆周期调节的投资仍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拉动力，投资回升的内生性动力仍然不足。 经济仍在恢复性增长。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1%，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2%，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虽然PMI指数均在荣枯分界线上，但制造业PMI分项中，小型企业PMI为48.6%，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PMI分项中，新订单指数为51.5%，比上月回落1.2个百分点，表明经济更多是恢复性增长，且增长势头有减弱的趋势。物价方面，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7%，涨幅较前值扩大0.2个百分点。CPI涨幅虽有扩大，但7月份，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上涨10.2%，影响CPI上涨约3.07个百分点，即CPI上涨仍是主要由食品特别是猪肉驱动。7月份7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4%，降幅较前值收窄0.6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4%，持平前值。PPI同比降幅收窄，环比维持正增长，生产端动能仍在增强。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与6月份持平，受毕业生离校影响，青年人口调查失业率有所上升，但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0%，下降0.2个百分点，就业形势较为稳定。 惠誉近期将中国2020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由1.2%上调至增长2.7%，并且预计第三季度增长5.8%，第四季度增长7.5%。海外机构调升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中国经济走势向好的势头正越来越明显。 7月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下半年出口形势可能好于预期。7月当月，货物进出口总额29270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出口16846亿元，增长10.4%；进口12424亿元，增长1.6%。以美元计价，7月出口增速为7.2%，增速创今年来最高。7月出口出现较快增长，和5月份以来海外经济秩序恢复，全球经济恢复性增长有关。近两个月来海外部分国家疫情虽有起伏，但整体来看疫情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冲击在持续缓解，受益于海外经济恢复性增强，下半年出口形势可能好于此前预期。 （二）7月M2增速略有下行，但社融存量增速略有扩大 7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0.7%，增速比上月末低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2.6个百分点。7月份银行体系新增贷款9927亿元，同比少增约630亿元，但剔除对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后，7月银行体系对实体经济发放的贷款新增1.02万亿元，同比多增2135亿元。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2.9%，增速较前值小幅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3%，企业债券余额同比增长21.1%，政府债券余额同比增长16.5%，是社融存量中增速较快的项目。从监管层表态“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在严格防控疫情反弹的前提下，全面恢复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来看，预计下半年金融数据将保持现有扩张速度，维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不变。 （三）国常会定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不搞大水漫灌” 8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部署深入做好新增财政资金直接惠企利民等工作，巩固经济恢复性增长基础。从国常会对经济“恢复性增长”的定调可以看出，当前经济仍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需进一步落实财政货币政策，“强化宏观政策针对性有效性，放水养鱼，保住和培育市场主体”。国常会对货币政策提出了具体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不搞大水漫灌，而是有效发挥结构性直达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作用，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同时“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可持续性”。从国常会对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定调来看，下半年金融政策将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四）7月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高位震荡 7月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1.9%，比上月高0.0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0.18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1.91%，比上月高0.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0.24个百分点。经过5、6月份以来的政策微调之后，货币市场利率已基本稳定在当前水平，即低于去年同期、高于今年3、4月份期间水平。受货币市场持稳、政策趋稳，以及7月之后股市持续震荡，股市走势对债市影响趋弱等因素影响，7月债券市场整体也是呈震荡且小幅走高的走势，1年期国债收益率单月上行6BP至2.24%，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单月上行15BP至2.97%。信用债收益率也有类似走势。1年、3年、5年AAA品种信用债收益率单月分别上行18BP、32BP和9BP。 三、债券市场后续走势分析 政策持稳，债市震荡。由于疫情控制得当，中国经济恢复性增长势头延续，工业生产已经基本恢复至正常水平，消费、投资等受疫情影响仍未恢复至正常水平。随着疫情好转势头延续，以及货币财政政策逐渐落地见效，中国经济仍将维持恢复性增长势头。近期，市场机构如惠誉已经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中国经济走势向好的势头日趋明朗。国常会定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明确提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不搞大水漫灌”。同时，7月以来股票市场开启震荡走势之后，整体仍是震荡走高。从经济形势走好、资产价格走高和决策层定调来看，货币政策暂时仍将持稳观望，在此影响下债券市场仍将维持震荡格局。 本文原发与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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