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的心情随着市场起伏，哪怕是一天、一时、一刻的涨跌，都会影响很多人的心电图。牛市还有十几个月，大牛市日K线的阴线比阳线少不了之少，盯得越紧，享受越少。眼珠可以动，手、心不要轻易动。 诸葛亮说他看书，观其大略，不求甚解。巴菲特说他估值从不用计算器。段永平说，投资只需毛估估。笑哥说，投资只需三顺，不需穷经皓首钻牛角尖。大赚者不辛苦，辛苦者难赚钱。 目前，周期向上，风格价值，趋势良好。2020年8月24日成长股走强，价值股走弱，一天的行情并不代表未来四个多月的风格。600***在20日均线以上趋势良好，而688***在不断下跌创新低，这是观察价值风格和成长风格强弱的一个风向标。 投资就三顺，细节不必问。
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我们的增长受限于要素条件开始速度换挡，但另一个方面物价中枢波动依然是经济运行重要信号，进而使得政策部门对于经济运行的把握难度更大，尤其是对低增长环境下的物价和利率波动，需要更加警惕，因为“滞涨”是宏观经济调控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 对全球经济而言，本次疫情虽属外生变量，但其产生的冲击力却是空前的，按照世界银行统计，在过去150年间的历次危机和衰退中，本次疫情导致全球衰退的同步性是最高的。因此，无论是供给层面的恢复，还是需求层面的恢复，均都是个漫长的过程，且能否回归至疫情之前的状态，目前看，还是个未知数。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全球经济将陷入长期停滞状态，担忧一就是经济运行面临长期“通缩”压力。 让大家担忧通缩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从长期变量而言，例如人口老龄化致使劳动力要素出现趋势性衰减，在其他要素条件和各要素组合方式未出现巨变之前，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或者停滞是客观存在的，若再叠加过渡金融化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社会整体消费需求不足就有了趋势性的基础，投资率持续低于储蓄率，且差距不断扩大，最终导致物价水平难以出现趋势性回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从短期变量而言，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的两轮冲击下，全球经济产出缺口始终未能得到有效完全修复，出于缓解失业压力的需要，各国普遍实施了规模空前的政策对冲，而且至今仍处于对冲操作的政策环境之中，结果就是各国实体企业、居民和政府的债务均出现了快速增长，在债务滚雪球效应下，非生产性债务的比重越来越高，这样就导致，一方面用于新增有效投资的资金始终不足，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僵尸企业始终得不到市场出清，两方面均对物价水平趋势性回暖形成掣肘。 数据来源：国际清算银行，杠杆率=债务余额÷GDP 受到上述长期和短期两方面因素影响，全球经济“低增长、低通胀”的运行趋势普遍被各界所预期，而在“两低”的经济环境下，无论是从稳定物价的需要，还是从维系债务的需要，均对“低利率”环境提出客观要求。在此经济运行背景下，货币政策的考虑反而更加单一，即不用太顾及通胀给币值稳定带来的压力，更加侧重对就业和增长的促进。 对于中国而言，与全球低增长同步，我们的经济增长要素条件同样出现了趋势性收紧，例如，自2012年开始15-64岁适龄劳动力正在以每年300万-400万人的速度净减少，老龄化程度接近12%；储蓄率也由峰值52%降至44%；资本产出率由4%降至不足1%的水平，以及土地、环境等要素运用正向“绿水青山”模式转变。客观上讲，伴随要素条件的收紧，如果没有相应及时的对冲（例如，技术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经济增长中枢必然会出现趋势性下降。例如，“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我们的GDP平均增速依次为11.3%、7.9%和5.9%。 数据来源：wind 但我们的物价和利率水平虽然也在趋降，还远未陷入“低通胀和低利率”的境地。例如，“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PPI平均涨幅依次为2.6%、-0.9%和1.3%，CPI平均涨幅依次为3.0%、2.8%和2.5%，10年国债利率平均水平依次为3.6%、3.7%和3.2%。因此，中国经济并不具备典型的“三低”运行特征，这也正是现阶段我们经济被赋予“韧性”特征的依据之一。 数据来源：wind 因此，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我们的增长受限于要素条件开始速度换挡，但另一个方面物价中枢波动依然是经济运行重要信号，进而使得政策部门对于经济运行的把握难度更大，尤其是对低增长环境下的物价和利率波动，需要更加警惕，因为“滞涨”是宏观经济调控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 以近期数据为例，今年以来，金融市场的各类利率曲线均呈现出“V”型变化。例如，货币市场的隔夜资金利率由年初2.5%最低下探至0.5%，目前已回升至2.5%；6个月期商业银行同业存单利率由年初3%最低下探至1.5%，目前已回升至3%； 5年国开债利率由年初3.4%最低下探至2.1%，目前已回升至3.4%；10年期国债利率由年初3.1%最低下探至2.5%，目前已回升至3%。 数据来源：wind 与利率“V”型变化同步，近期上游商品价格已经出现明显的趋势性回升。例如，从上周开始，CRB金属和工业品价格同比涨幅已经转正，即结束了自2018年6月份开始长达两年多的负增长局面。 数据来源：wind 历史数据显示，商品价格累计曾出现过六次同比负增长的时期，在每次由负转正之后，金融市场利率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如果这一经验规律依然有效，那么目前已经呈现出“V”型变化的利率曲线形态则将继续向“√”型发展。但目前我们增速换挡的增长曲线和再次陡峭的债务曲线是否与“√”型利率曲线相容呢？鉴于经济仍然处于疫后恢复期，预计这个问题在明年上半年之前，会始终影响政策部门的政策对冲操作。 本文原发于财新
时代邻里控股有限公司商业经营中心总经理丁志刚 李兰 8月26日13时， 以“浪奔”为主题的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在上海国际会展中心洲际酒店举办，200余位地产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论后疫情时代的企业战略和布局。 时代邻里控股有限公司商业经营中心总经理丁志刚出席本次论坛接受专访时表示：时代邻里增值服务是在“以物业服务为核心，多元业务协同发展”的经营发展战略下围绕客户需求研发的可持续创新商业模式。时代邻里把基于物业费的所有服务称之为基础服务，把通过多元渠道建立而具有鲜明特色优势的服务称之为增值服务，增值服务其实是物业服务的保障和提升。 目前时代邻里增值服务体现在资源类、社区零售等方面，时代邻里还有15条创新服务业务线，到目前为止这15条业务线销售额的提升较为明显。 谈及时代邻里2020年上半年的增长策略，丁志刚表示，首先在外拓方面，探索细分的赛道，比如说从收购股权合作的角度来讲，时代邻里会对所有的外拓和收购项目进行研究，收购优质项目，不仅仅只关注物业收购后面积的增长，还更关注利润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时代邻里下半年有怎样的战略布局？首先，从面积增长的角度来讲，主要通过自主外拓和收购来提升面积增长，同上半年一样会持续专注细分业态赛道。其次，从经营的角度来讲，会把每一个社区当成一个项目去用心服务运营，而不仅是为了满足经营，更多得是为企业和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未来，时代邻里将持续探索社区经营业务新模式，打造支撑企业发展的商业经营体系。
为落实新《证券法》第二十四条有关责令回购的规定，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违法成本，维护证券市场秩序，证监会于8月21日发布了《欺诈发行上市股票责令回购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意味着“责令回购实施办法”一旦正式公布实施，欺诈发行上市公司回购股票将有章可循。 毫无疑问，“责令回购实施办法”是新《证券法》保护投资者的重要成果之一。从当下的情况来看，上市公司欺诈发行，虽然欺诈发行公司的股票被强制退市了，但投资者的利益却得不到保护。而“责令回购实施办法”就是为了解决对投资者的保护问题，即通过责令回购的方式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所以，“责令回购实施办法”对于保护投资者意义重大。 而从“征求意见稿”的内容来看，“责令回购实施办法”确实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这些地方如果不加以完善，“责令回购实施办法”在保护投资者方面就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 比如，关于“回购对象”的规定：发行人或者负有责任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按照中国证监会的决定，向投资者发出回购或者买回（以下统称“回购”）股票要约的，自本次发行至欺诈发行揭露日或者更正日期间买入欺诈发行的股票，且在发行人或者负有责任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出要约时仍然持有股票的投资者可以参与回购申报。这一规定意味着从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买入欺诈发行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是不属于回购对象范畴的。如此一来，这部分投资者的利益是得不到保护的。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个人以为，既然欺诈发行公司的股票是需要责令其回购的，而且在责令回购之后，欺诈发行公司股票基本上也就失去了继续上市的资格，实际上即便是没有责令回购制度，欺诈发行公司的股票也是被强制退市的。既然如此，那么欺诈发行公司的股票从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就应该停止交易，等待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来进行股份回购。而不应该在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后继续进行股票交易，如果股票继续交易的话，那就是对其他公众投资者特别是一些不知情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损害，这就有违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原则。因此，欺诈发行公司的股票应该从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一律停止交易，以便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再比如，关于回购价格的规定：应当以市场交易价格回购股票。投资者买入股票价格高于市场交易价格的，以买入股票价格作为回购价格。这里的“市场交易价格”，按照欺诈发行揭露日前三十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的算术平均值确定；上市时间不足三十个交易日的，按欺诈发行揭露日前全部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的算术平均值确定。 这个回购价格的规定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但也忽略了发行价格的因素。那就是当市场交易价格低于发行价格时，应以发行价格作为回购价格，投资者买入价格高于发行价格的，以投资者买入价格作为回购价格。而当市场价格高于发行价格时，则以市场价格作为回购价格，投资者买入价格高于市场价格的，以投资者买入价格作为回购价格。 此外，关于保荐机构的问题，不能让保荐机构成为漏网之鱼。“责令回购实施办法”并未提及保荐机构需要承担的责任。这或许与《证券法》第二十四条的表述有一定的关系，即“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责令发行人回购证券，或者责令负有责任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回证券”。但实际上在上市公司欺诈发行的过程中，保荐机构责任重大，有的甚至还充当了上市公司欺诈发行的“高参”。也正因如此，《证券法》的条文中多处提到保荐人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如第二十四条就有这样的表述：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保荐人，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责任；第八十五条同样也有类似的表述。因此，在“责令回购实施办法”中不能缺少了保荐机构这样一个主角。 而且将保荐机构纳入到“责令回购实施办法”中来，也可以解决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控人无力回购的问题。“责令回购实施办法”需要直面的最大问题就是无力回购，但有了保荐机构的加入，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以缓解，同时也可以促使保荐机构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了“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 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网络视频会议。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在发言中对资本市场的内在逻辑做了清晰的梳理，同时就当前资本市场形势和下一步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给出明确的建议。 以下为发言全文 推动目前行情的主要因素 推动当前这波行情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因素应该是全世界共同的，就是在应对疫情过程中，我们投放了一定的流动性。我们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但要放水养鱼，其中有一部分流向了资产市场。同时利率的下行，刺激资产价格的上涨，在全世界几乎成为共性。我们看到美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表现相对比较强劲，也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流动性推动。 那么反过来讲，这也反映出当前我们在保市场主体采取的一些定向宽松政策中，必须要关注的问题：不搞大水漫灌，但要放水养鱼，关键是如何让放的水真正养了鱼。 从现在一些银行的情况来看，不排除部分水通过各种渠道流出去的情况。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很多银行压力很大，特别是一些中小银行为完成指标而完成指标。根据我们调研的情况，有些中小微优质企业想还款，但不让它还；因为中小微企业获得的贷款利息低，有一些企业甚至转贷出去。 一句话就是，在当下这种情况下，怎么解决好定向流动、放水养鱼和降低刺激金融资产的问题。 另外，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前几年就出现的三大虚拟经济平台和实体经济脱节的问题，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表现得更加突出。金融、互联网或者说信息产业、房地产这三个产业跟实体经济的差距进一步加大。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证券市场投资机构化的正面效应。近三年来，总的特点是散户比不过机构，尤其是比不过公募基金。去年公募基金的平均收益率在40%，但是散户仍然亏损，前年的情况也是这样，今年上半年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连续的机构整体投资效应高于散户，引发了机构化的加速，这是好现象。 所以最近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散户入市强度有多大，而是公募基金的扩容速度非常快，直接扩容到权益类投资。原本以为公募基金是从货币基金扩张，再到债券，再到权益，现在看不是这个路径，是直接从货基转到权益类，这当然是好事情，其中的扩容也会带来机构配置的需要，推升市场的上升。 第三个因素是今年上半年资产配置的收益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偏差，特别是跟预期不一样。今年年初，我们觉得疫情对债券可能有刺激作用，对权益类不利，结果上半年的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利率投资非常惨淡，甚至一定阶段银行的净值产品跌破面值了，引起市场的一些恐慌，当然后期有一些回补。总的来讲，由于上半年在利率产品上收益太低，所以很多机构要加大对权益类的投资，使得权益类产品获得了更多资金。 我个人认为这是三个基本原因：流动性推动、机构化加速、资产配置效应，但是其中主要因素仍然是流动性推动。正因为如此，目前这波行情必然会随流动性的变化而变化。我认为后期市场还是变幻莫测，因为中国的流动性到底对资产有什么影响，现在很难下定义。 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始终存在三派力量 有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关于中国证券市场怎么发展、怎么改革、怎么创新，我们的三股力量开始合一了。我认为在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中，中国始终存在三派力量： 第一派是制度派或者叫建制派力量。制度派、建制派力量，是以证券监管机构、证券研究机构，以证券体制内的机构为主，主要关心的是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完善的问题。不管大家是否承认，我们心目中的模板，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证券市场的制度，宝塔式结构等等。这一派始终推动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包括法制建设。 当然，这一派在推进中也有不足，就是没有考虑到中国证券市场的四个特性：企业制度不同、投资者结构不同、投资文化不同、金融市场结构不同，所以有许多从西方引进来的制度，我们消化不了，或者没有产生很好的作用，比如说双融问题、杠杆问题、交易制度问题等。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派始终是以推进中国市场的制度建设作为核心努力方向。 第二派是功能派，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是以我们非证券的政府部门、企业以及地方政府作为主导，他们对证券市场的评价往往是以证券市场在企业改制、融资、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以及我们理财当中发挥的作用为首要标准。 这一派很大程度上是从证券市场发挥经济的功效作为评价证券市场发展的关键指标，往往压力转到证券市场来，就要通过证券市场的改制来解决问题，但有时未必能达到提高它功能的效果。 第三派是以证券市场的投资交易为主，以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参与者为主，是市场派。这一派始终关注证券市场指数的稳定发展，往往提出的大量建议都在稳定市场上。因为中国证券市场始终存在着波动较大的情况，所以往往在市场波动较大的时候，监管部门、制度制定者会面临很大压力。回想过去，我们很多不恰当的制度都是在证券市场出现暴涨暴跌的时候推出来的，都是为了解决二级市场的稳定而推出来。 这三者之间，应该说有交叉点，但总的来讲，关注的角度是各有特点。特别是新一届证监会推行改制以来，这三者之间逐渐开始走向一致，就是完善证券市场制度，扩张证券市场功能和稳定市场运行，这三拨力量开始合一了。 我认为一个核心的指导思想就是，坚持以功能为目标，以制度为工具，不能为制度而制度。工具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的，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制度，即使在西方市场比较成功，在中国证券市场也未必能发挥作用。如果制度设计能契合证券市场，服务国民经济的核心功能，那么证券市场的稳定基础也就有了。如果说前两者达不到，为稳定市场而稳定市场，往往适得其反。正因为如此，下一阶段，我们要重视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以及制度选择的目标和标准，提高证券市场的功能。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基本导向 针对资本市场的下一步发展，我认为要突出四个功能，这四个功能是十四五期间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基本导向。 第一，中国金融市场一定会从资金配置功能向资本配置功能转型。中国会出现一个一般资金、短期资金过剩，但是企业需要的长期资金、可以与企业共同承担风险的资金、以及增加企业资本或者股本的资金短缺的局面。所以，我们的金融市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过剩和短缺的定义，它是边过剩边短缺。 所以，最近短端利率出现很大幅度下降，我们投放了流动性，但是到企业里面去好像流得不顺畅，很重要的就是提供的东西跟企业的需求存在很大反差，或者说契合度不高。 企业主要需要三类资金：可以长期使用的资金、愿意与企业共同承担风险的资金和增加企业股本的资金。我们现在一年社会融资增加30多万亿，企业债务就增加20多万亿，这还是通过过量的债务增加来解决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十四五乃至往后看，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功能，一定是以筹集长期资金、愿意跟企业承担风险的资金、股本资金作为核心导向，所以会从资金配置向资本配置方面转型。 正因为如此，反观证券市场的制度改革，能全面提升资本市场长期资金、风险资金、股本资金筹资能力的，能够替代银行功能的制度，就是值得鼓励的好制度。 第二，资本市场从不动产金融向动产金融、从扶持传统的投资主导型产业向扶持科创主导型产业转变。最近中央发的两个文，一个是关于完善市场体制，一个是关于完善现代要素市场。这两个文核心强调的是我们应该加速推动技术、信息、数据、人才、管理模式、商标专利这些动产要素，推动其金融化、证券化、市场化，从而形成一个服务科创的资本市场服务模式。 当然，最近科创板和创业板以及整个注册制改革本身都是着眼于这个角度。这个制度为什么相对来说比较成功？因为它跟实体经济的需求形成了非常高的契合度，契合了科创型企业、科创型产业、科创型发展的模式。 第三，要形成服务于大量规模型中小企业的资本市场服务模式，而不是一个精英式服务模式。现在有个基本的观点，美国只有几千家企业，我们在数量上已经超过它了。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实在是太低了，所以不可能按照美国场内市场的服务家数来确定我们场内市场的服务家数。 这几年民营企业发展很慢，民营企业中变成龙头企业、明星企业的数量、速度都在急剧下降，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它与资本、技术、网络的结合出现了巨大障碍。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资本市场一定要提高服务的覆盖面。中国的资本市场不能走美国资本市场精英式的模式，而是应该普惠化。但是资本市场如何普惠化？如何让它服务于至少是规模以上的企业？规模以上企业将近好几十万家，这是个大难题。 当然我们已经在研究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凡是能够有利于资本市场服务下沉的基础性制度，都是有市场基础的。 第四，推动股权投资成为居民的重要金融资产的增量方向，这是从需求端来讲。要达到让老百姓买股不炒股的效果，大幅度提高老百姓投资股权的比重，但同时尽量减少直接参与二级市场的交易。 从功能角度去反推，完善证券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的一个导向：只有坚持从功能导向去推动基础性制度建设中的发行、上市、交易、退市、监管、注册制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才有扎实的基础，才能越走越稳，才能真正达到稳定市场的作用。 当前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一，对于从事证券行业，特别是监管行业的人员来讲，最大的压力就是来自于如何评价中国证券市场。 我认为起码要破除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不能再以个人投资者的盈亏情况作为评价股市的标准。尽管近年来股指涨幅不大，但是从机构的收益来看，一直是结构性牛市。2019年公募基金的平均年化收益率将近40%，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散户依然亏钱。所以我们需要考虑：是否依然坚持以个人投资者的盈亏作为市场的评价。 第二个问题，要澄清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问题。对于通过资本市场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想法要有客观地评价，特别强调的是，上市公司的质量对一般投资人来说，往往就是经营业绩，但实际上，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经营状况是由市场决定的，证券市场、监管部门、证券中介机构都不能左右。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侧重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完善上市公司的制度，尤其是治理体系、治理结构来实现；二是通过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来实现；三是通过加大淘汰机制来实现。这些是制度部门可以做的事情。在注册制下，既要放开入口，又要保证每家上市企业都是高质量，或者上市之后不“变脸”，这是不现实的。从制度本身来讲，我们要客观理解这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调整以股票融资能力作为评价标准的情况。我们现在每年都公布上市公司的融资量、融资规模，但我很少看到别的国家有这种统计，因为股权融资的概念在西方很多国家是不存在的，股权不能叫融资。在美国有时候退市的速度比上市还快，可能出现股权是负融资的情况。 反过来讲，不是说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不发挥作用，资本市场是优化企业现有市场股权配置的，它不是一个融资功能。所以股权融资这个概念跟债权融资、信贷融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码事。这个概念对我们约束也比较大。 所以，我认为不能以这三点作为评价股票市场优劣的标准，否则在推动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上就会缩手缩脚。证券市场注册制改革越推进，篮子里面的坏鸡蛋就会越多，这是一个趋势。 第二，这次改革的思路，一定要把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两者之间既区别开来，又统一开来。资本跟证券化的资本是两码事，资本是企业的基本要素，不是金融市场创造出来的。只要是企业就有资本。我们从国民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要建立的是资本要素市场，而不是证券资本要素市场，或者证券化的资本要素市场。但是我们怎么通过证券资本市场去推动整个资本市场要素市场的定价交易，以及它的市场完善，这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 第三，这几年推动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实行了分类、分主体、分步去推进；而过去很多的证券市场，无论大制度、小制度，总体来说，都是由证券监管部门统一推进，压力集中在上面。这个阶段改革很重要的一点，特别是实行注册制改革，要把一些市场运行的规则，特别是发行、上市、交易、退市、信披等的设计以及运行往下沉。 中国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市场制度推进者。证券监管部门，总体设计、总体把握，但同时突出证券市场行政监管、立法监管、总体监管的框架。两大交易所，也包括新三板等其他交易市场，侧重于证券市场的运行制度的设计，允许他们在运行制度上有设计的自主权和差异性。比如现在的科创板与创业板，本质上一致的基础上，在很多方面又体现差异，这就非常好，把运行的很多风险往下沉。证券市场的很多自律规则、行业规则，由自律组织来完成。 这就是一个有序的分步推进的模式，使整体制度建设平稳，风险分散化。好制度都是通过证券市场的竞争来检验的，正因为如此，制度肯定有失败的，关键是失败不能都往上压，风险得往下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功之处。 第四，适度地破除所谓多层次宝塔型资本市场总体的框架。我始终认为多层次市场、宝塔型结构是美国上世纪80、90年代的证券市场构架。当时之所以需要多层次是因为信息技术有限，市场交易容量受限。当前信息革命足以让全世界所有的资本要素放在一个平台上交易。美国的结构也开始扁平化了，一个纳斯达克就包含了四个层次，但是都放在一个交易平台，是一个一级平台多层次的结构。 所以，证券市场的发展在考虑多层次的同时，也要考虑总趋势扁平化，消除一些鸿沟。要建立大资本市场观，恰恰是要拆除我们自己人为设计的很多分割点，让这个市场在一个平台上，再多层次，再分功能。 以上是我们可以思考检验的资本市场的改革方向。
林振兴 发自上海 8月26日，以“浪奔”为主题的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在上海国际会展中心洲际酒店举办，200余位地产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论后疫情时代的企业战略和布局。 作为资本市场的新锐，2019年11月6日，远大住工顺利敲开港股资本市场大门。在远大住工集团董事、总裁唐芬看来，上市对于远大住工的管理规范以及品牌影响力有着双提升的作用，“有了资本市场的助力，让企业有了更加充足的发展资源，也能够让企业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减少很多顾虑和包袱。” 作为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香港IPO第一股，相较于地产和物业，资本市场对它的认知还不是很充足，唐芬补充道，港股对于地产的价值已经非常熟稔于心，这几年也在重新挖掘和发现物业价值，但装配式建筑是一个新兴产业，它的价值“待发现”。 远大住工希望通过上市，让资本市场来认识和了解这个产业。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企业稳健发展，提高盈利能力，以及兑现在资本市场的承诺，最终展现出企业真正的价值，从而在资本市场提高认知度、站稳脚跟。 近段时间，远大住工股价明显走强，直接说明资本市场对其的认可。截至本日发稿，股价达到37.4港元/股，市值达182.38亿港元，较2020年初8.21港元每股涨幅达355.54%。 此外，远大住工股价的强劲走势，也折射出装配式建筑作为新型产业发展方向，拥有巨大的应用前景。平安证券研报指出，2012-2018年我国新建装配式建筑面积已经增长至2.9亿平方米，年均复合增速为65.2%，预计2021年我国装配式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万亿元。 在国家鼓励“大基建”的背景下，“装配式建筑”依然是行业热词之一，各地将会加紧推进装配式建筑的落地进程。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唐芬表示，即使公司在海外有一些尝试性的布局和探索，远大住工仍把中国国内市场作为企业最重要的所在地。目前，中国正处于发展的跳升阶段，即传统的建筑行业向工业化转变，存在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远大住工将通过自身技术能力和产能布局优势牢牢把握市场机遇。 此次疫情不仅验证远大住工全面推行数字化建设的必要性，同时助推其商业模式 的尝试性创新，明确乡村万亿级的住宅需求，唐芬直言将下一阶段目标瞄准乡村品质住宅的提质升级，并已于今年推出5款全装配的远大美宅产品。
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摩擦两年多来，从贸易摩擦到科技打压，从人文交流限制到肆意政治挑衅，摩擦力度丝毫未减。临近美国总统大选，在其国内疫情控制不力的背景下，美国更是拼命甩锅中国，更有坊间流传美国想对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债开刀。那么，中美会否使用巨额美债作为武器？ 美债的形成以及中国作为外国购买美债第一大国的由来 美债令中美深度嵌套。最近半个世纪美国是高度依靠债务发展的经济体，近年来美国债务不断攀升，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财政部为了救市动辄拿出两三万亿美元，入不敷出是常态，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率和赤字率近年更是双双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美联储则降息至零利率，开启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开启无限量购买国债模式，成为美国国债的接盘侠。 截至目前，美国联邦政府负债总额已经超过27万亿美元，预计今年年底将突破30万亿美元。美债70%以上的持有方在美国国内，如美联储、养老金、金融机构等，其余近30%则由外国政府和机构持有。而中国长年以来由于对外贸易和投资双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为主体的外汇，为避免贬值损失，中国需要将其进行投资，而美债作为最易于变现同时风险也是最低的投资品自然受到青睐，由此导致中国持有大量美债，这本身就显示出中美双方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深度嵌套的经济金融现状。 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国。截至今年5月底，外国持有美国国债68627亿美元，其中，中国持有美债1.5万亿美元，占比超过22.5%；日本持有美债1.26万亿美元，占比18.4%；排在第三位的是英国，持有美债3268亿美元，占比4.8%。即使不算台湾和香港所持有的美债，中国持有美债的金额也高达10837亿美元，占比超过15.8%。 中国持有巨额美债的中美经济合作原因及其来龙去脉 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大国、第二大经济体和吸引外资第二大国，对外贸易存在的经常项目顺差，加之吸引外资资本项目带来的大量投资令中国手上持有大量美元，这是中国购买大量美债的基础。 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体，近年来中美彼此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这是因为中美两国的资源禀赋不同，产业结构互补性强，中美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中国更多出口制成品给美国。尽管中美两国经过两年多的贸易摩擦，相互提高了关税，但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减反增，导致中国手上持有大量美元。 从中方来看，全部抛售美债不现实。 一方面，尽管中国是外国持有美债的最大来源国，中国全部抛售美债也的确能给美债带来危机，但这并不是我国所追求的。 另一方面，美债是除了美元等货币资产之外流动性最好的资产，作为投资者，中国可以根据美债收益率高低，适当减持或增加美债。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在美债收益率持续走低的情况下，根据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等综合考量，中国可能会减持一部分美债，但不意味着中国会全部抛售美债。因为美债的流动性好，一定意义上持有美债相当于持有美元。而且还可以获得利息收益，是目前世界各国都认可的最安全的投资产品，在紧急时刻或爆发金融危机时，可以通过卖掉美债换回美元实现快速变现，补充流动性。中国抛空美债并无好处。（见图1） 图1：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变化情况 从美方来看，扣押不偿还美债，这既不现实也无可能 首先，借债还钱天经地义，美国不敢扣押不偿还中国美债，在于美国要保持美债和美国的信誉。美国自立国伊始走的就是以借债促发展的道路，所以总是按期还债。维护美债信誉不仅是维持美国债务经济的前提条件，也是美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须。最近，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特别强调还债是美国神圣职责。美债是美国财政部发行以美国信用担保的3A评级的债权，美国今天如果扣押不偿还中国所持有的美债，明天就可以扣押不偿还他国。如此则任何国家在购买美债前都要评估一下能否保证永远不与美国发生矛盾，甚至美债的国内投资者也要衡量一下其所持有的美债到期是否能得到偿还。这对于美债的信誉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不仅会引发各国抛售美债，而且会导致无人再敢购买美债，不仅不利于美国发债，也不利于美国通过低息债务支撑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平时如此，疫情肆虐的当下美国更是经受不起。 因为疫情控制不力，美国成为全球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分别超过550万和17万人，二季度美国经济大幅下滑32.9%，日本下滑27.8%，评级公司惠誉第一次将美国经济前景展望调整为负面，而早在2011年标普评级公司就将美国国家主权的3A评级给调降了。如果扣押不归还中国所持有的美债，那么不仅是美债，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都可能遭到的调降是美国所无法承受的。尽管美联储可以大放水，美元可以贬值，美债可以收益率走低，但是美国还绝对不敢损毁美元和美债的信誉，不敢拿美国的看家本钱开玩笑。（见图2） 图2：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变化情况 其次，美国要保留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目前已经有多国在采取“去美元化”，包括德国、俄罗斯等国家都在不同时期抛售美债。一旦美国对中国持有的美债动手脚，必然影响与美债息息相关的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元的信誉会连带受到影响，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是超过120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如果中国不使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而改为欧元、人民币等其他货币，美元的国际地位就会受到冲击。从国际贸易到跨境投资，甚至官方储备，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就有可能放弃使用美元。 所以无论如何美国都不敢扣押不偿还中国所持的美债，也不敢不还各国持有的美债。尽管美国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已经偏离正常轨道太远，但是在涉及美国身家性命的美元和美债问题上，还是不敢马虎。否则，一旦美元、美债被抛弃，美国经济就不可持续，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根基就会受到冲击，可能就会面临崩溃的挑战。 总之，无论从中方还是从美方来看，巨额美债正是中美双方经济深入嵌套的客观反映，中美双方都无意愿也无行动动美债手脚，否则必将严重损害两国经济，这正是证明了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现实。 本文原发于中国银行保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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