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慧 8月26日上午，大发地产（06111.HK）以线上方式举行了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会。 大发地产董事会主席葛一暘，大发地产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廖鲁江，大发地产首席财务官兼高级副总裁罗俊 ，大发地产首席运营官兼高级副总裁冷俊峰，大发地产上市公司首席财务官兼副总裁黄展鸿出席了会议现场，并答投资者和媒体提问。 廖鲁江对大发地产下半年的发展做了展望，他表示有信心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信心来源于多方面： 下半年公司计划总可售货值约318亿元，货源充足； 可售资源主要位于长三角深耕区域，主要集中在温州、苏州、宁波、南京、无锡、成都等新一线及二线城市，市场长期看好； 此外，去年至今，大发地产还积极开拓线上营销渠道，灵活配合传统营销巩固销售模式，为业绩实现提供了保证。
房慧 8月26日上午，大发地产（06111.HK）以线上方式举行了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会。 大发地产董事会主席葛一暘，大发地产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廖鲁江，大发地产首席财务官兼高级副总裁罗俊 ，大发地产首席运营官兼高级副总裁冷俊峰，大发地产上市公司首席财务官兼副总裁黄展鸿出席了会议现场，并答投资者和媒体提问。 对于持续下降的净负债率，罗俊表示：为了降低经营风险，优化财务结构，大发地产会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严格投资纪律，以收定支；更多从股东视角投资，重点拓展回报高、利润多的项目；保证项目高周转实现；加强回款能力，提升回款效率，提高资金周转率；此外还要加强与合作方关系、优化资本结构等。未来，大发地产的净负债率目标是保持在80%以内。
8月21日以来，央行已经连续3个工作日进行了14天逆回购操作，利率持平。央行开始进行14天公开市场投放，这代表了怎样的态度和方向？本报告将进行简要分析。 是2016昨日重现？ 回顾2016年以来14天及以上期限逆回购投放历史，可以发现除了2016年下半年-2017年底以外，14天及以上期限逆回购投放主要集中于春节前后、季末、年中和年末，并且主要集中在当月的中下旬。 梳理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公告我们可以发现，央行投放14天及以上期限逆回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维护特定时期流动性稳定，比如春节前后、季末、年中、年末等。 第二，对冲财政因素扰动，如政府债券发行缴款、财政收支变化、税期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等。 第三，对冲金融机构缴准、监管因素带来的流动性扰动和引导金融机构提高负债稳定性。 此外，还有少部分14天及以上期限逆回购投放会出现在非春节或季末月份，比如2017年5、7、8、10、11月，2018年4、5、7月以及2020年8月。具体原因，根据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公告显示，主要仍是对冲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税期、金融机构缴准、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影响。 综上所述，2016年以来央行进行14天及以上期限逆回购投放目的主要还是维护资金面平稳，减少季节性扰动，平抑市场短期波动。 回到当下，8月本身并非缴税和缴准大月，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也主要集中在5月底，因此这些因素并不是最近央行重启14天逆回购的原因。 传统因素观察，考虑到8月有大量政府债券（主要是地方债）发行，那么今年8月下旬央行进行14天逆回购投放很可能与此有关。 回顾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2016年、2017年和2018年4、5、7月央行进行14天及以上期限逆回购投放时，都有大规模政府债券净融资。 除此之外，对于今年二季度政府债券密集发行等季节性因素对资金面的冲击，2020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把握好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和节奏，及时熨平流动性短期波动，并于6月中旬启动14天期逆回购操作提前满足市场跨半年末流动性需求，稳定市场预期，也为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 因此，其目的大概率还是为了对冲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维护资金面稳定。 除此之外，央行是否还有其他想法？ 市场担心央行进行14天逆回购投放是否会重现2016年8月的情形。对此，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2016年8、9月，央行在7天逆回购基础上，分别新增了14天和28天逆回购品种。 对此，2016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2016年）第三季度以来，受地方债密集发行、财政税收、外汇占款下降等因素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波动有所加大。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考虑调控需要、流动性形势和市场需求，在每日常态化操作机制下丰富操作品种，以7 天期逆回购为主，灵活搭配14 天和28天期逆回购，在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适度提高资金稳定性，熨平季节性因素等引起的流动性短期波动，促进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 具体而言，央行解释当时增加14天和28天逆回购品种的原因包括： 满足金融机构流动性期限搭配需求，提高市场资金面稳定性。2016年以来，受财政收支、地方债和可转债发行、资本流动等因素叠加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变化更趋复杂，央行增加14 天期和28天期逆回购品种可为市场提供更多选择，推动金融机构优化流动性管理，合理摆布资产负债期限结构，进而提高银行体系资金稳定性，增强货币市场应对流动性波动的弹性。 缓解季节性因素对流动性供求的扰动，维护货币市场平稳运行。央行开展14 天期、28 天期逆回购操作可在特定时点跨越税期、节假日和监管考核期，及时填补市场资金供求缺口，降低金融机构短期融资到期滚续的压力，适度减少期限错配，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 引导金融机构资金融通行为，优化货币市场交易期限结构。2016年货币市场单日交易量一度跃升超过4 万亿元，是2014 年日均交易水平的4倍，90%左右是隔夜品种，短期内交易量迅速膨胀和交易期限超短期化蕴含的风险值得重视。适当拉长资金供应期限，有利于引导商业银行提高流动性管理水平，合理安排资产负债总量和期限结构，防范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 此外，《2016年货币政策调控与改革回顾》指出：“随着形势发展变化，我们还在以7天期逆回购为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的基础上，于8月下旬和9月中旬先后增加了14天期和28天期逆回购品种，市场利率随经济基本面和通胀走势变化适度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范金融机构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的作用。” 按照2016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表述，新增14天和28天逆回购的原因是“引导金融机构资金融通行为，优化货币市场交易期限结构”，因为2016年上半年隔夜回购占比超过90%。而深层次原因在于经济基本面和通胀形势的变化，货币政策实际上在转变，逐步过渡到收紧。 对比之下，当前经过二季度央行打击资金空转套利，隔夜回购交易规模显著下降，虽然隔夜占比仍在高位，但“退空转”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交易结构上可能有进一步优化的诉求。比之2016年还是有显著差别。 此外，就是基本面了，目前PPI回升趋势明显，根据节奏央行确实存在一定的引导可能。所以从央行投放加权利率考虑，整体利率水平近期确有走高。 但是2016年所处的宏观背景与当前还是有诸多不同，简单复刻的可能性仍然较低，所以还是要回到央行本身的行为逻辑进一步探究。 央行对于资金面的态度 2020年6月以来，货币政策的重点转向“适度”和防风险。 具体到资金利率，央行的要求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央行不希望利率过低。 2020年7月10日央行在新闻发布会中也指出要求利率不能严重低于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水平。 2020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四中央行指出利率过低会导致“资源错配”、“过度加杠杆”、“脱实向虚”等诸多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央行希望市场利率围绕作为中枢的政策利率波动。 2020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和2020年8月25日国务院例行吹风会均有提及：着力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健全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为短期政策利率和以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为中期政策利率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促进市场利率围绕作为中枢的央行政策利率波动。 （1）资金利率围绕7天OMO利率波动。 2020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首先强调了“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作为短期市场利率中枢”，然后对于二季度资金利率过低的情况，央行表示：“4月份，银行间市场参与者受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采取零利率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压低了货币市场利率，一度脱离了公开市场操作利率。5月下旬以来市场预期回归理性，货币市场利率回升至公开市场操作利率附近。” （2）同业存单和国债收益率曲线围绕央行政策利率波动。 2020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MLF利率作为中期政策利率，与作为短期政策利率的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共同形成央行政策利率体系，传达了央行利率调控的信号。 同业存单、回购和拆借等银行之间融资工具的利率，以及国债收益率曲线，受多种因素影响，有一定的短期波动。但从中长期看，大体也是围绕央行政策利率波动的。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当前的背景下，DR007、CD和十年国债按照哪个区间范围波动？ 从2015年四季度以来央行调控的历程观察，DR007依次经历高于OMO7天，围绕OMO7天和低于OMO7天三个阶段。 假使按照央行行为直接理解，那么未来DR007还是以OMO为中枢上下波动，则中枢水平大约是2.2%。 与此对应，CD利率在过去主要是经历两个阶段，分别是高于MLF利率和低于MLF利率。现在的问题是CD利率是否确定再度回到高于MLF利率的状态？这一点似乎并不确定。至少逻辑上应该是同样以MLF利率为中枢围绕上下波动为主。 现有调控操作下如何实现让利目标 投资者可能会关心，在资金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同业存单利率围绕MLF利率波动（即利率中枢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下半年的降成本以及让利任务该如何实现呢？ 对此，刘国强副行长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前7个月金融部门共让利8700亿元……后面还有几个月，8月-12月，金融部门还将继续为市场主体减负大约6000多亿元，全年合计减负1.5万亿元，估算的办法是根据当前的利率水平以及通过疏通利率传导，推动贷款利率略有下降，并落实好各项已出台的政策情形估算的。”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孙国峰也表示：“LPR和贷款利率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2020年7月企业贷款利率同比下降0.64个百分点，降幅明显超过同期一年期LPR的降幅，体现了LPR改革疏通利率传导机制的效果。随着LPR改革推动贷款利率下降的潜力进一步释放，预计后续企业贷款利率还会进一步下行。” 可见，央行认为在目前的政策利率水平下，通过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以推动贷款利率小幅下降，从而完成今年的降成本和让利任务。 这个表述意味着什么？ 首先明确到年底贷款利率仍然需要推动下行，当然是没有明确降息的基础上。 其次，贷款利率下行意味着政策利率至少保持稳定。 最后在贷款利率继续保持进一步下行的过程中市场利率会如何变化？从历史情况看至少利率不会简单走熊。 小结 回顾历史，少部分14天及以上期限逆回购投放会出现在非春节或季末月份。具体原因，根据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公告显示，主要仍是对冲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税期、金融机构缴准、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影响。今年8月下旬以来央行进行14天逆回购投放的原因主要还是为了对冲政府债券发行缴款。 除此之外，央行是否还有其他想法？ 市场担心央行进行14天逆回购投放是否会重现2016年8月的情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按照2016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表述，新增14天和28天逆回购的原因是“引导金融机构资金融通行为，优化货币市场交易期限结构”，因为2016年上半年隔夜回购占比超过90%。而深层次原因在于经济基本面和通胀形势的变化。 对比之下，当前经过二季度央行打击资金空转套利，隔夜回购交易规模显著下降，虽然隔夜占比仍在高位，但“退空转”取得初步成效，交易结构上或有优化的诉求，但至少没有那么突出强烈。此外，就是基本面了，目前PPI回升趋势明显，市场充斥着通胀预期的压力，但是2016所处的宏观背景与当前还是有诸多不同，简单复刻的可能性仍然较低，所以还是要回到央行本身的行为逻辑进一步探究。 对于资金利率，央行的要求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央行不希望利率过低。另一方面，央行希望市场利率围绕作为中枢的政策利率波动。 现在的问题是，在当前背景下，DR007、CD和十年国债按照哪个区间范围波动？ 从2015年四季度以来央行调控历程观察，DR007依次经历高于OMO7天利率，围绕OMO7天利率和低于OMO7天利率三个阶段。 假使按照央行行为直接理解，那么未来DR007还是以OMO利率为中枢上下波动，则中枢水平大约是2.2%。 与此对应，CD利率在过去主要是经历两个阶段，分别是高于MLF利率和低于MLF利率。现在的问题是CD利率是否确定再度回到高于MLF利率的状态？这一点似乎并不确定。至少逻辑上应该是同样以MLF利率为中枢上下波动。 在资金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同业存单利率围绕MLF利率波动（即利率中枢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下半年的降成本以及让利任务该如何实现呢？ 央行在国务院吹风会上明确表示：预计后续企业贷款利率还会进一步下行。 这个表述意味着什么？ 首先明确到年底贷款利率仍然需要推动下行，当然是没有明确降息的基础上。 其次，贷款利率下行意味着政策利率至少保持稳定。 最后在贷款利率继续保持进一步下行的过程中市场利率会如何变化？从历史情况看至少利率不会简单走熊。 对于债券市场我们认为可能仍然以震荡为主。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值此全球百年难遇的大变局，中国构建和完善“双循环”的进程，实质上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程。 纵览“全球-历史”的大坐标系，对于中国如何打通“一体两面”的跨越之路，全球后发经济体的得失经验提供了历史镜鉴。第一，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离不开经济循环格局的重构优化，强韧的“内循环”是经济行稳致远的核心保障。第二，强化“内循环”不等于对外脱钩，相反将自内而外地优化“外循环”运转。第三，提升收入分配公平性不仅是维护经济循环的韧性基础，亦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着力点。 对照中国“双循环”的全局设计，上述历史经验得到了针对性体现，并与疫情时代的国际国内新形势有机结合。由此出发，虽然从顶层设计向变革成果的演化仍需时间与实践，但是放眼长远，中国凭借“双循环”新格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值得期待。 构建“双循环”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体两面。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遭遇社会经济困境，以至难以迈入高收入阶段。长期以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要关切。面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命题与构建中国经济“双循环”在两大层面形成了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第一，发展时序的一致性。综合国内外学术研究[1][2][3]，“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细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中等偏下收入陷阱”，触发标准是一个经济体走出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1036-4045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GNI为4046-12535美元）的所用时间超过了25-28年。其二，“中等偏上收入陷阱”，触发标准是一个经济体走出中等偏上收入组、进入高收入组（人均GNI为12535美元以上）的所用时间超过了14-15年。参照上述标准，2002-2010年，中国仅用8年就已迈过“中等偏下收入陷阱”，是中国经济高增速阶段的重大发展成果。在开启高质量发展阶段后，2019年中国人均GDP迈入1万美元大关，人均GNI达到10410美元，全球排名第71位。这意味着，以2020年为新起点，中国已位于突破“中等偏上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由此至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人民生活更为宽裕”的发展目标，其预计历时也恰为15年。由此，从2020年出发，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并助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也将是推动中国完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阶段的历程。 第二，经济逻辑的一致性。从经济理论来看，对于后发经济体，“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主要包括：1）“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等初始禀赋枯竭；2）内部供需两侧发展不足、结构错配；3）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过大；4）过度依赖全球市场，并遭遇国际贸易竞争的冲击；5）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受阻。在当前全球百年未遇的变局之中，全球疫情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地缘冲突风险相互激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不断高涨，贸易壁垒、金融壁垒、科技壁垒野蛮生长，正在催化上述成因的共振与爆发。正如我们此前报告所论述，立足于“双循环”新格局，中国经济有望对内推动供给侧、需求侧的双升级，在动荡的全球局势下强化内生稳定性和长期增长潜力；对外拓展高水平开放的新空间，主动参与全球经贸体系重塑以改善外部环境。因此，“双循环”的构建和完善有望针对性地克服上述陷阱成因，从根本上支持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双循环”的重要使命之一，“双循环”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支柱。着眼于“全球-历史”大坐标系，在后发经济体之中，一度实现高速增长的追赶者繁多，但是顺利构建“双循环”、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者甚少。为此，梳理这些国际案例中的得失经验，将有助于理清以“双循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路径和着力点，更加全面地理解和发挥“双循环”的战略价值。 经验之一：“内循环”是经济行稳致远的核心保障。根据世界银行测算[4]，虽然1960年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包括国家和地区）多达101个，但是至2008年，其中能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仅有13个（详见附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如此艰难，归根结底是因为在跨越前后需要依赖两套截然不同的经济循环格局。其一，从低收入阶段发展至中等收入阶段，典型范式是向外主动融入“国际大循环”。在需求侧，后发经济体积极对接国际市场的消费需求，并利用FDI扩大投资需求，从而弥补内需的先天不足。在供给侧，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劳动力禀赋，出口低附加值产品以获取盈利并加速资本积累。这一阶段，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接入全球价值链，推升了国民总收入，反映了以“量”为主导的增长模式。 但是，在这一模式下，资源禀赋的红利终将走向枯竭，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用终将走向递减，而低附加值产品又会面对其他后发经济体愈加激烈的竞争，因此无力支撑经济体进一步走入高收入阶段。其二，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至高收入阶段，则需要在兼顾“国际大循环”的同时，积极强化“国内（地区内）大循环”。在需求侧，增强经济的内需驱动，以减弱全球经济周期的外溢冲击，实现经济的自我稳定。在供给侧，从低附加值产业升级为高附加值产业，对外维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并以更为复杂的出口产品结构缓冲局部贸易冲突的影响；对内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技术水平，减弱对初始资源禀赋和外部技术转移的依赖，从而持续推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这一阶段，国民总收入增长主要源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反映了以“质”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由此可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也是经济循环格局的重构与优化。 不同于新加坡、韩国等小型经济体，日本、巴西等大型后发经济体对中国更具借鉴意义。过去六十年，日本与巴西的鲜明对比恰验证了“内循环”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作用。在1960年的起点上，日本与巴西产业结构相似，人均GDP的差值不足270美元。由此出发，日本在供给侧加速推进产业升级，一方面引导制造业由资本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电子计算机、软件开发、航空航天、精密制造等领域成为发展重点，另一方面持续扩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详见附图）。在需求侧，日本于1960年开始实施长达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从生产大国转向生活大国”战略，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日本消费率也从1970年开始进入长期上行轨道，有效吸收在新技术下大幅提升的国内供给能力，由此构筑了良性的国内大循环。与之相反，1960年至今，巴西在享受了初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供给侧的产业升级进展缓慢，需求侧受制于高通胀、超前城市化、贫富分化等因素，国内消费需求发育不足，进一步延阻了产业升级，国内大循环未能充分畅通。尤其是1995年以来，巴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仅远远落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更落后于成熟的发达经济体（详见附图）。在这一差异的长期影响下，日本人均GDP逐步大幅领先于巴西，至2019年差值已经超过3.1万美元。 基于这一历史经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料将成为中国经济化危为机、行稳致远的核心保障。一方面，在全球百年变局之下，国际大循环将趋于脆弱和失序，中国经济难以延续原有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需求侧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供给侧具有完备产业链优势，供需两端的升级潜力更易相互促进，进而构建更具深度和韧性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循环重心由外转内的历史性变革，有望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夯实物质基础。 经验之二：强化“内循环”将改善而非脱离“外循环”。值得强调的是，重视和强化“国内大循环”，并不意味着脱离或劣化“国际大循环”。相反，立足于“内循环”的发展，后发经济体将在“外循环”中获得更为充裕的发展空间和战略主动权，更有效地利用内外两种资源以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第一，供给侧的产业升级将拓宽出口产品的技术“护城河”，规避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同质化竞争，维持外需长期稳定。第二，需求侧的消费升级在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也将为全球市场提供宝贵的需求增量，抑制其他经济体的脱钩意愿。第三，供需双升级所形成的结构性机遇将长期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在共享发展机遇、繁荣资本市场的同时，也将加快该经济体居民财富的长期增长。 在饱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经济体中，绝大多数是苦于难以迈入高收入行列，而阿根廷却与众不同。早在19世纪70年代，阿根廷通过“外循环”实现了经济起飞，至1913年已经跻身全球最富裕的十大经济体行列。但是，1940年后，阿根廷却跌回中等收入水平，从此至今在高收入门槛上下反复大幅起落。该现象的关键成因之一，在于其割裂了 “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互动联系。阶段一，片面强调“内循环”，而脱离“外循环”。20世纪30年代开始，阿根廷在全球大萧条和国内民粹势力的驱动下，走向了高关税、高壁垒、低开放的经济孤立道路，这一政策取向在“庇隆主义”的助澜下延绵近50年，导致阿根廷陷入长期增长困境。阶段二，片面强调“外循环”，而轻视“内循环”。20世纪80年代，不堪重负的阿根廷“一刀切”地转向“华盛顿共识”，激进扩大经济金融开放，一度在90年代重拾快速增长。但是，由于“内循环”始终未能补上短板，内部出现了产业升级停滞、经济治理失序、人力资本落后等一系列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最终拖累了“外循环”的运转，集中体现于阿根廷出口产品复杂度提升缓慢（详见附图），因而难以抵御源于全球市场的风险冲击，2001年至今其经济复苏的势头多次被全球经济动荡所打断，由外债风险、恶性通胀、货币贬值和金融振荡所构成的复合型危机频繁上演。 着眼当下，从政策思路来看，中国“双循环”新格局的建设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同时也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2020年7月，习近平主席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由此前瞻，立足于“内循环”的强化与发展，中国经济料将加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自贸港自贸区等渠道为抓手，带动并优化国际大循环，促使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球产业链升级、区域化和新一轮全球化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系统。 经验之三：收入分配公平是维护经济循环的韧性基础。对于众多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而言，收入分配不公是扰乱经济循环的主要堵点之一。其中，作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起源地区，拉丁美洲于2014年已经成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最富有的10%人群占据了该地区逾71%的财富。[5]并且在本次新冠疫情冲击之下，拉美富豪所拥有的财富反而高速逆势增长。此外，墨西哥、南非、菲律宾、印尼在2017年已成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前20国家（详见附图）。[6] 从这些经济体的历史来看，收入分配公平性的缺失从三个层面严重阻滞了内外部经济循环的运行，进而产生长期负向拖累。第一，阶层的不公平性。社会财富向阶层顶端集聚，导致作为社会消费中坚力量的中产人群不断萎缩，最终拖累需求侧的消费升级。第二，区域的不公平性。少部分先发展起来的区域未能有效拉动后发区域，造成国内产业链长度不足、价值链深度缺失，难以支持供给侧的产业升级。第三，代际的不公平性。社会阶层的固化一方面抑制了家庭对人力资本投入的意愿，延缓了“人口规模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的跃迁，另一方面则打击了年轻一代的创新活力，阻滞经济新旧动能切换。此外，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一旦越过阈值，就将激化社会对立、助长民粹主义、强化短视心理，经济体难有足够的智慧、韧性和凝聚力以短期的阵痛换取长期的收益，也就不能奢谈发展的转型，由此将陷入弱者更弱的负向循环。正是受制于这一逻辑，虽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经济体曾试图针对收入分配问题采取补救措施，但是收效甚微。 聚焦疫情时代，从外部来看，全球疫情大流行天然地对社会弱势群体产生更为严重的冲击。从内部来看，正如2020年5月李克强总理所强调，中国当前有6亿人月收入仅约为1000元，“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因此，扶助弱势群体、强化收入分配公平，料将是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应有之义，并有望从三个层面发力。一是通过呵护基层民生、夯实社会保障体系、金融让利实体经济，以优化阶层公平。二是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拓展国内价值链环节，以优化区域公平。三是通过支持新经济发展和创新创业，为年轻一代提供相对公平的发展机遇和竞争环境，以优化代际公平。 参考文献 [1] Umar Serajuddin， Nada Hamadeh． New World Bank country classifications by income level： 2020-2021 [R]． The World Bank， July 2020． [2] Felipe J， Abdon A， Kumar U． Track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What Is It， Who Is in It， and Why？[R]．Th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715， 2012． [3] 韩文龙，李梦凡，谢璐． “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国际经验数据的描述与测度[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11） [4] Pierre-Richard Agénor， Otaviano Canuto， and Michael Jelenic． Avoiding Middle-Income Growth Traps [R]． The World Bank， November， 2012． [5] Latin America is the world‘s most unequal region． Here’s how to fix it[R]．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 [6] A Tale of Two Continents： Fighting Inequality In Africa [R]． OXFAM， 2019． [7] Chandra， V．， J.Y． Lin， and Y． Wang． Leading Dragons Phenomenon： New Opportunities for Catch-Up in Low-Income Countries [R]． The World Bank， 2012． [8] Lin J Y， Treichel V． Learning from China‘s rise to escape the middle-income trap：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pproach to Latin America[M]． The World Bank， 2012． [9] 郭金兴，王冠敏，郭恺钊． 中等收入陷阱视角下的 “ 阿根廷之谜 ”： 发展绩效与制度质量[J]． 第 6 届新兴经济体论坛论文集， 2018． [10] Mark A． Dutz． Jobs and Growth Brazil’s Productivity Agenda [R]． The World Bank， 2018．
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如何理解“双循环”这个最近炙手可热的话题。我之前就此话题写过《“内循环”下，房价会怎么走》的文章，我在文章中提到： 在高层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后，大多数人很担心“国内大循环”这个词被误读，我对这种担心一点都不担心：因为肯定会被误读。 从习总书记讲话的内容看，很显然，高层已经注意到“双循环”被各种误读的情况。习总书记有备而来地指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当然，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场合，谈及“双循环”，高层绝不是仅仅为了澄清一些误读，而是通过这样一个关注度极高的途径释放关于“双循环”更多的战略意图。可以说，总书记在讲话中，把“双循环”的战略意义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第一、“双循环战略”绝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为了应对美国等的打压的临时性举措，而是下一个周期中国经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轴”，是战略抉择而不是应急措施！ 总书记提出，“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这意味着，用了40多年的“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的旧发展格局将要被“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格局替代。 在这个问题上，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一些专家私下也把“国内大循环”解读为“闭关锁国”，如果说普通人有这种解读情有可原，但研究经济问题的专家如此解读确实不应该。一个基本常识是，世界上90%的国家，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是内需，是国内市场。经济增长的贡献之中，内需占的比重正常应该在70%以上。 但在过去的赶超阶段，中国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是必须经历的阶段，这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国际市场的巨大红利，中国因此很快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出口大国。但长期依赖国际市场，对国际市场依赖度过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这也是过去10多年，中国高层一直着力解决的问题。但因为战略高度不够，使得撬动国内市场，打通国内循环的问题一直无法得到解决。这次恰逢“十四五”规划制定之时，把“双循环”上升到新发展格局主轴的高度，有利于从战略高度破解内需潜力长期得不到释放的难题。 第二、“双循环”的关键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将“双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理解为高层要打通中国经济的“任督二脉”，要解决阻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痛点。有些人认为“内循环”就是启动内需则是完全矮化和窄化了“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意义。撬动国内庞大的市场，的确是“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内循环作为和供给侧改革、新常态一样的战略性举措，其内涵和覆盖的范围远远超过内需。 在笔者看来，作为下一个周期中国经济的最大战略，“国内大循环”旨在打通影响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任督二脉”，是在生产、消费、投资、技术等领域都要弥补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比如在技术层面，如何在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在技术环节实现内循环。在技术环节，由于过去我们选择了一条在全球产业链上选择成本优势最明显的领域发展，导致卡脖子的不仅仅在芯片领域。 根据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显示：32%的关键材料领域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高端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发动机及关键零部件超过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在技术创新层面，“内循环”的关键就是彻底告别过去引进技术、模仿发展的模式，而是在高端技术和关键环节必须取得重大突破。在生产环节，中国的工业门类是全球最全的，但低端化、缺品牌以及主要设备依靠国外的情况也必须通过“内循环”来突破，内循环就是疏通中国经济的血脉，在关键设备和关键环节上实现自主创新。 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和笔者之前对内循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痛点的理解是一致的。 第三、“双循环”是中国经济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 “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同“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最终目的。 这不是一个收缩战略，不是一个“守”的战略，这是一个主动和积极有为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施，不是以放弃国际市场来推动国内市场，而是要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打通国内大循环。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认为，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四、“双循环”为“十四五”定调。笔者之前曾特别提醒大家注意7月30日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到了“持久战”这个概念。会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这段话特别重要，这段话本质上是为“十四五”规划定调。而且从“持久战”的角度对“双循环”予以界定。这意味着“双循环”绝非很多人理解的应对美国打压的权宜之计，而是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问题的“持久战”，是战略性的举措。相信“双循环”发展格局会成为“十四五”规划的基调。“十四五”规划将围绕“双循环”制定中国新周期下的最有看点的一个“五年计划”。 第五、“双循环”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制造业的“创新”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启动，二是新型城镇化。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制造业的创新，是我想告诉大家，美国打压中国的实质在于打垮中国的制造业，从全球大国兴衰的历史看，得制造业者得天下。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在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之后，差不多半个世纪，就会成为全球第一大国。200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美国人发现，在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之后，美国创新的基础荡然无存，没有制造，创新力枯竭。这是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打压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原因。 美国这个国家，是有重视制造业的基因和传统的。从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报告”开始，美国人一直把制造业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制造业是美国霸权的根基，也是美国创新的源泉。 中国未来的创新，一定要围绕制造业的创新展开，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复杂性。一个国家制造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制造业的复杂性而不仅仅是规模。“两个基本点”，消费和城镇化是未来“内循环”的两个轮子，也是“内循环”的最大动力。 基于此，我认为，国家不会通过打压房地产来推动“双循环”，而是以房地产更健康的发展作为双循环的基础。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房地产行业依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展望下半年，投资拉动的经济反弹态势仍将持续。除了上述提及的挖掘机、重卡等工程设备销售旺盛，具有前瞻性地预示开工持续以外，来自项目审批、价格走势以及资金来源等方面的证据，亦支持投资向好。 下半年经济如何走？是否开始回暖？ 当下国内与工程机械相关的挖掘机和重型卡车供销两旺，显示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加强下，投资提速。如根据中汽协数据，5月以来重型卡车产销增速均超过50%，7月更是达到销售70%，产量85%的较高水平；另一作为工程运行活跃程度重要指标挖掘机指数同样反弹，二季度京东挖掘机生产活跃度指数增速超过20%，远好于2月疫情最严重阶段-20%的下滑，意味着投资信心恢复。 工程项目相关产品销量大涨、行业需求高企的背后，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显著增强。今年上半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拉动1.5个百分点，是经济回暖的主要动力；与之相对，消费与净出口上半年分别拖累经济增长2.9和0.2个百分点。 而从地区经济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22个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实现正增长，其中新疆和西藏增速高达28.6%、18.6%，投资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山西、吉林、上海等地投资保持较快增速，分别达到8.3%、7.8%和6.7%，且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但内蒙古、江苏、贵州、天津等地投资增速偏低，较去年明显下滑。 投资大涨与疫情之下政策加码有关。今年5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扩大有效投资，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即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的建设。同时，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 与之相对，7月固定资产投资中，基建地产增长较快，成为内需的重要支撑。其中，7月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升至11.7%，房地产施工面积和新开工面积继续上行，商品房销售明显好转，企业到位资金延续高增；基建投资方面，7月基建投资同比增速7.7%，处于高位，而此前5月基建投资最高时一度达到10.9%的增速。 但是，与地产和基建投资高增长相对，当前制造业投资依旧低迷、7月增速为-3.1%，仍然处于负增长区间，绝大多数行业受制于利润不佳，投资意愿恢复迟缓。在此背景下，7月民间投资显著弱于国有控股投资。 展望下半年，投资拉动的经济反弹态势仍将持续。除了上述提及的挖掘机、重卡等工程设备销售旺盛，具有前瞻性地预示开工持续以外，来自项目审批、价格走势以及资金来源等方面的证据，亦支持投资向好。 第一，从项目情况来看，各地“两新一重”建设加快。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1-7月累计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65个，总投资5326亿元；据上证报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轨道交通领域共计有16条铁路和33条城轨交通线获得批复。 受到全国降雨及洪涝灾害影响，未来几个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成为投资重点，此前水利部表示2020-2022年将重点推进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主要包括防洪减灾、水资源优化配置、灌溉节水和供水等五大类，总投资1.29万亿。 另外，各地布局5G基础设施、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相关新基建投资项目亦在加快部署建设，如根据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预期，仅5G今年就可以带动经济产出达到1.2万亿元，预计到2025年可以到6.3万亿元；人工智能年经济产出1万亿元，近八年复合增长率达50%以上。 第二，从资金来源来看，特别国债叠加专项债，财政对基建的推动作用将持续。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截止7月份，累计专项债发行2.47万亿，其中，六成左右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城乡建设、生态环保等领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基建。今年新增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其中地方承担的7000 亿主要用于基建项目。此外，考虑到地方专项债用于项目资本金的比例可提高到25%，杠杆效应撬动地方投资。 PPP项目亦是基建资金来源的重要支柱。截至今年7月底，项目入库数累计达到12925个，处于执行阶段的项目数超过51%。相比于去年年底，体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科技相关项目的落地率明显提升，7月上述项目PPP落地率分别为69.4%、54.3%、74.5%和70.1%，分别比去年12月显著提升。 第三，价格方面，建筑建材、工程开工相关生产资料近期价格出现上涨，反映投资开工带动下的原材料需求增加。6月以来，PPI价格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0.4%。8月高频数据显示，作为建筑工业基本材料之一的水泥价格有所上涨。截止8月24日，水泥参考价快速上涨至434.6元/吨，相比月初的水泥价格上涨5.33%；钢材价格亦在走高，截至8月24日，螺纹与热卷现货价格分别为3833元/吨和4063元/吨，较7月末上涨都有上涨。此外，南华工业品指数和CRB现货指数8月亦较7月末上涨1.3%和2.3%。 综上，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二季度以来，各地积极落实各项稳投资措施，相关政策不断发力显效。当前挖掘机、重型卡车、建筑材料需求旺盛，显示投资热度不减，而伴随着前期审批项目的陆续落地、资金支持的逐步到位，以及越来越多社会资本被撬动，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向好态势有望保持。 下半年以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的建设的有效投资扩大，有望要加快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支持中国经济回暖。
“2020中国财富论坛”于2020年8月22日-23日在青岛召开，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出席本次论坛并发表演讲。陆挺在论坛上表示开放的次序特别重要，并对开放的次序进行了阐释。 第一个次序就是在服务业和资本项目开放的方面，首先应该是服务业优先。服务业过去十几年，在银行、券商、保险、基金各方面都有一些推进。他认为接下来应该是重点。因为这一些方面是国家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关键环节，同时国内大循环非常关键的也是如何利用国内的资本市场问题。 比如怎么样能够让资本来推动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国际上的一些大的投资银行、一些投资企业在这方面有比较多的经验。所以在金融服务业方面进一步的开放，有利于我们推动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之下，做好国内的大循环，补短板。 第二个次序一是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需要非常重视循序渐进，汇率浮动优先。二是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首先要注重股权投资。三是在债务方面，更多地欢迎海外投资我们的国债。过去五六年，在信用债方面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 中国香港方面，美元债的存款从两三千美金到接近九千亿美金只花了三年多的时间。虽然发展速度比较快，中间也有合理的成分，但在我们国家整个开放过程中，应该把企业在境外的融资也要算到这里面去，总量要控制风险。 在资本项目方面，一方面鼓励资本进入中国。另外一方面，资本走出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面。他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中国香港市场。中国香港是一个全球金融市场，无论在股票和债券，无论在外汇，甚至在其他的领域，在国际上都是非常领先的。内地城市目前还是很难替代。 所以在这个方面，还是应该非常强调中国本身的金融企业，应该很好地把握这个方面的优势，在“走出去”方面，充分利用好中国香港这样一个市场，学习各种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为走向全球的金融市场做好铺垫，打好基础。 中国香港得天独厚，是背靠着大陆，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有大量的中资企业在中国香港上市。这个差距在未来的两三年，毫无疑问还会再拉大，而不是缩小。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发展股权市场。所以在这个方面，中国香港的优势能够得以保持。 第三个次序是监管优先。他认为，金融开放不仅仅是资金和金融企业方面，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环，金融领域的监管本身就是金融市场发展非常关键的一环。 在这个方面，一方面开放了金融服务业之后，随着加大整个开放，越来越多的海外金融企业在国内扎根，在这个过程中对我们国家的金融监管也是一个促进。 同时，肯定会涉及到很多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和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合作学习，互相地促进的问题，一方面能够帮助中国企业去海外融资，另外一方面，在这个方面像国际的先进金融监管机构学习，也有利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 本文为作者于2020年8月22日-23日召开的“2020中国财富论坛”讲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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