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法定数字货币体系将不是纸币投放中的“央行—商业银行——终端用户”的生态系统，而很有可能形成“央行—商业银行/互联网企业—终端用户”的全新生态系统。 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以下简称“ABCD”）等技术创新推动下，一个全新的、智能型的数字经济社会正在全面来临。顺应“互联网+”经济而产生的银行电子存款、第三方支付等传统私人数字货币创新已经很难有效支撑智能型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需要。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新型私人加密数字货币不断涌现，尤其是在2019年6月全球互联网巨头Facebook发布“Libra”数字货币白皮书，宣称将要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虚拟加密货币，在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支付解决方案的同时，也给各国央行带来发行主权数字货币的全新思维。基于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加速推进我国版央行数字货币DC/EP（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的研发测试。如何正确认识央行数字货币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助力机理，以及如何构建符合智能型数字经济要求的数字货币生态系统，成为了当下必须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1 私人数字货币难有效支持数字经济发展 根据《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发展将提高企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推动社会进步。但是数字经济需要讲究发展的方向性，一方面数字经济的不当发展可能带来的是对经济和社会的损害，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也讲究升级换代，当前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从早期的“互联网+”1.0时代升格至ABCD支撑下的智能型2.0时代。 对我国而言，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符合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推动数字经济升级转型，实现经济韧性提高和综合国力提升的目标。尽管我国的零售支付市场已经相当发达，但移动支付工具的智能化程度仍有不足，在数字经济升级换代的当下已经不胜其任。诸如比特币等私人加密数字货币虽带有可编程的智能性质，但由于本身的特性以及市场对其使用的偏好，无法满足数字经济对货币形态的要求，使其难以有效支持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第一，私人加密数字货币充当货币的交易成本过高，难以作为数字经济的主流支付工具。目前大多数加密私人数字货币仍以挖矿的方式来达成共识认证和激励分配，以比特币为例，随着比特币的挖矿越来越难，获取比特币过程中需要的电力等投入变得越来越高，造成交易成本的提高和社会资源的浪费，不符合“绿色”的理念。而私人数字货币缺乏国家信用背书，价格极易受到市场预期影响，波动率高，在竞争过程中容易造成市场恐慌，导致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不足，因此私人加密数字货币更适合作为投机工具而非主流的支付工具。 第二，私人加密数字货币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同时，存在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交易数据采集和使用的浪费。私人加密数字货币具有完全匿名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交易双方的隐私信息。但零售支付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对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阿里巴巴、腾讯等头部互联网企业对互联网产业与金融业务发展的联动布局中，零售支付数据是重要的支撑，在实现对客户的精准营销以及信贷产品的精准定价方面具备重要的作用。私人加密数字货币的过度发展形成的是无法关联到个人实名的交易数据，这些交易数据无法高效率为数字经济发展所用，造成“共享”和“开放”的不足，从而桎梏数字经济的发展。 第三，私人加密数字货币广泛被用于投机活动和非法创新，会导致数字经济发展的扭曲。私人加密数字货币相对于法币具有投机的特性，市场为了追求投机利益可能过度投资相关产业，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正因为私人加密数字货币难以监管的特点，会产生诸如ICO（首次币发行）等以数字货币为噱头的炒作和欺诈，影响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外，因为加密数字货币在交易中是匿名的，且不可追踪，这意味着它可以用来进行诸如洗钱、资助恐怖主义或逃税等非法活动，例如在暗网交易中普遍使用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基于私人加密数字货币形成的经济模式“创新”带来是数字经济的异化和野蛮成长。 2 央行数字货币促数字经济建设作用机理 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本身也是积极借鉴现有私人加密数字货币的结果。作为移动支付工具，央行数字货币的技术路线选择会影响交易记录的更新和访问机制，对于移动支付数据治理结构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由于私人数字货币的挖矿机制及完全匿名特性难以满足数字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我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推出需要谨慎选择相应的技术路线，在借鉴私人加密数字货币智能性特征的基础上，纠正其不利特征，推动数字经济实现促进数字经济升级换代的历史使命。 从顺应智能型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需求角度看，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如果仍然采取传统的中心化、账户型模式，其作用和价值并不会突出；但如果将其设定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编码智能货币，则有望与智能型数字经济的新需求相契合。具体来说，智能编码的央行数字货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数字经济建设发展： 第一，构成数字经济发展的支付基础设施并形成数据支持。数字经济的核心是信息和数据，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再仅仅局限于辅助性角色，而是真正成为核心资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九大四中全会明确数据参与要素市场分配，数据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得到了充分重视。央行数字货币在研发推广的过程中，创新发展底层技术，持续优化技术路线选择，构成数字经济发展的支付基础设施，将为数据有效治理和利用提供支撑，在加强隐私保护的前提下，为数字经济建设提供更多维、更丰富的数据资源。 第二，发掘数字经济新的增长空间，推动构建数字资产交易市场。为推广央行数字货币，央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BATJ等互联网巨头将加强数字货币支付应用的场景构建，大幅拓展数字经济的增长空间，使得数字经济的渗透更加全面、广泛。同时，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有利于构建有序的数字资产交易市场，极大地创新和丰富可供交易的数字资产类型。尤其是针对数据资产的交易，当前面临的痛点问题是交易双方对于数字资产价值的双向不确定性，而DC/EP的智能货币属性将推动这一双向不确定性的解决，从而推动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 第三，强化对数字经济的监管和调控，完善数字经济时代的宏观调控和产业调控。传统的央行宏观调控和产业调控主要是依托于银行体系间接调控，存在较大的委托代理问题，宏观调控和产业调控的目标可能无法实现。在非对称加密设计下，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为数字经济提供了更加完整透明的信息，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使得央行的宏观调控得到更加及时的反馈，便于实行更加精准化、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对于财政政策来说，基于央行数字货币提供的信息，也能够使得政府差异化地对企业、产业、个体和区域实施财政政策，针对特定行业和对象征收数字税，对需要扶持的行业进行财政补贴，提升财政政策灵活性。 第四，提高金融的普惠程度以及金融政策的精准程度。数字货币支付的低边际成本、高覆盖率、点对点便捷支付的特点是非子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手段所能比拟的，有望提高支付效率，降低支付边际成本，与数字经济快捷性、高效性的目标高度相一致。而智能合约下的数字货币投放机制，能够实现资金定向流通，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精准度。姚前提出了基于条件触发机制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除了能实现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动态优化货币信贷投放政策外，还有望实现对于特定产业的精准信贷投放。例如央行数字货币非对称加密的特性可以允许在扶贫等场景下，付款方对货币流通进行定向追踪，增强扶贫政策的精准度和透明度。 3 构建央行数字货币生态体系的展望 站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应当以DC/EP发行为契机，构建央行数字货币生态体系，充分发挥DC/EP对于智能型数字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 0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 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是央行数字货币生态圈的地基。在推动DC/EP研发和应用落地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顶层设计和市场创新有机结合，央行可以与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企事业单位、消费者等各主体积极协作，优化支撑数字货币运行的基础设施、终端硬件、软件以及各类服务等；另一方面，要保持技术设计的前瞻性和可拓展性，鼓励将能市场化的部分基础设施交由包括BATJ等互联网巨头以及行业领先的金融科技公司在内的市场机构主导，形成赛马效应，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最为高效率的技术载体。 02 建央行数字货币全新金融监管框架 DC/EP的应用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法制环境和金融监管框架，以保障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合法性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DC/EP的发行为契机，依托央行数字货币的后台实名以及交易数据监控的便捷性，应充分利用DC/EP的可追踪特性和智能合约设计，加强监管体系中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引用，将ABCD技术创新与现有监管体系相融合，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智能监管，维护央行数字货币生态圈的平衡稳定。与此同时，要加快建设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数字资产市场管理、数字货币金融管理、数字货币安全、数字货币跨境流通等方面与之配套的法律制度框架和监管体系。 03 构多主体参与的数字货币生态系统 未来的法定数字货币体系将不是纸币投放中的“央行—商业银行——终端用户”的生态系统，而很有可能形成“央行—商业银行/互联网企业—终端用户”的全新生态系统。商业银行和互联网企业在生态系统中起到重要的连接作用，尤其互联网头部企业，在零售支付领域具备客户群体优势和技术优势，对构建数字货币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加密私人数字货币的经验设计相应的激励机制，积极引导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以及终端用户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数字货币生态系统建设，才能真正满足智能型数字经济对智能货币的需要。 本文原发于《银行家》杂志
2020年7月27日（周一），新三板精选层首批32只股票正式挂牌，市场运行非常平稳，并未出现挂牌首日暴炒的迹象，相反，有22只股票开盘“破发”，这是精选层的理性与淡定，更是新三板的包容与韧性！这一点恰好是沪深A股市场的最大短板与弱项。精选层的推出，意味着一年后将可能在这32家挂牌公司中诞生首例转板上市公司。精选层的推出，应该说是新三板开板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制度创新与改革。 本轮新三板改革始于2019年底，其主要亮点包括：（1）在原有基础层、创新层的基础上，增设了“精选层”；（2）将投资者准入的资产门槛从500万元降至精选层100万元、创新层150万元、基础层200万元；（3）允许精选层挂牌企业公开发行及转板上市；（4）连续竞价交易首次引入新三板，并仅限于精选层采用。 本轮新三板改革，大幅降低了投资者准入门槛，使得投资者参与人数及账户数量猛增，赋予了精选层公开发行的功能，而且还赋予了其转板上市的功能。此前，新三板运行已近7年，到本轮改革之前，新三板合格投资者开户数仅为20万户左右。但改革不到半年，截至2020年6月2日，新三板合格投资者累计开户数首次突破百万，较本轮新三板改革启动前增长近4倍！ 另一方面，精选层公开发行将明显提升新三板企业融资能力及挂牌积极性，而精选层将成为新三板与沪深交易所互联互通的桥梁与纽带，并为中小高科技企业提供了低成本晋级上市的新通道，新三板挂牌企业可以绕过IPO、通过精选层转板直接上市，这将极大地提升新三板的市场地位及影响力，并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 此次挂牌精选层的32家企业，是从新三板“优选”出来的。从地域分布来看，32家企业分属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民营企业28家，占比87.50%，中小企业27家，占比84.38%；从行业分布来看，这32家公司涉及19个行业大类，集中在软件信息、医药制造、计算机设备制造以及污染治理、农药研发等科技创新与民生结合的细分领域，其中25家属于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占比78.13%，这将为精选层转板科创板和创业板提供源源不断的上市资源。 从32家挂牌公司财务指标总体情况来看，2019年末净资产平均3.71亿元，营业收入平均4.89亿元，净利润平均5047.32万元，净资产收益率平均13.59%。五是成长性良好。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5.12%，净利润增长率平均18.68%；研发投入平均2462.39万元，研发强度平均5.03%。 数据显示，精选层首批32家挂牌公司合计募集资金总额94.52亿元，平均每家企业募集2.95亿元；共计发行8.37亿股，平均每家企业发行2614.53万股。 在股票公开发行阶段，投资者认购积极，平均网下申购倍数23倍，平均网上申购倍数434倍，平均每只股票参与申购投资者数量超过35万户，约占精选层合格投资者总数的四分之一，网上个人投资者参与度最高的是为颖泰生物，共计54.29万户。 在定价方面，有29家企业选择以询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3家企业选择直接定价；发行价格区间为4.70元/股-48.47元/股，发行市盈率区间为11.81倍-77.59倍，发行后企业平均市值为21.98亿元。 但在次此精选层挂牌的32只股票中，仅有4只发行价高于原停牌价，而且这32只股票在精选层挂牌首日，仅有10只收盘价高于发行价，并未出现沪深交易所“逢新必涨”的怪象，更未出现核准制新股上市连拉N个涨停板的畸形现象。与此相反，共有21只股票在精选层挂牌首日就出现了“破发”现象，这正是新三板作为“准机构市”的理性与淡定！这也是值得科创板和创业板学习的地方。 精选层首批32只挂牌公司首个交易日纪实： （1）挂牌首日“破发”比例高达65.6% 从32只股票挂牌首日收盘价来看，共有21只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也就是说，32家公司挂牌首日“破发”比例高达65.6%，这表明精选层发行定价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投资风险巨大，小散不宜直接参与，但可通过新三板基金间接参与。 （2）挂牌首日最大涨跌幅及振幅不大 从32只股票收盘价与发行价比较来看，个股最大涨幅为同享科技55.4%，最大跌幅为泰祥股份20.83%。这与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普涨300%甚至400%不可同日而语！ 另从个股价格最大、最小振幅来看，最大振幅为殷图网联108.12%，而最小振幅为方大股份22.55%。这也表明新三板“准机构市”投资者具有较强的风险意识，没有出现过度暴炒新股的现象。 （3）精选层公司的流通股及总市值普遍较小 从32只股票来看，流通股过亿的仅有4只，其中，颖泰生物流通股本最大，仅2.54亿股；共有16只股票流通股不足5000万股，最小流通股为三友科技，仅1300万股。 再从挂牌首日收盘总市值规模来看，仅有1只股票总市值过百亿，这就是贝特瑞，其总市值为221.37亿元。另外，25只股票总市值不足20亿元，其中，15只股票总市值不足10亿元，最小总市值为旭杰科技3.96亿元。 这表明新三板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小企业板”，这些挂牌企业是真正创业型创新企业，这正是新三板市场定位的本源。正是因为是小企业，因此，投资风险较大，定价难度大。 （4）精选层个股日成交额较小 在精选层32家公司中，挂牌首日成交额普遍不大。其中，日成交额最大的个股为贝特瑞8.46亿元，日成交额最小的个股为中航泰达2900万元。这就是新三板的理性与淡定，这表明越包容、越开放的市场，就会更加市场化，投资者也会更理性。这与人们的习惯性担忧却是相反的。这就是“市场决定”的神奇！没有人为干预与行政管制！ 新三板是一个“准机构市”，达到百万开户门槛的个体投资者及各类机构投资者有着较强的风险意识及风险承受能力，这使得新三板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均优于沪深交易所。 新三板分层是基于差异化的信息披露要求及监管要求而划分的，它也同时决定了投资者准入门槛的高低差别。基础层基本上没有量化的挂牌门槛，其信息披露要求最低，投资风险最大，因此，投资者准入门槛要求最高（200万元）；创新层有着明确的挂牌门槛，其信息披露要求较高，监管更严，投资风险低于基础层，投资者准入门槛略低（150万元）；精选层的挂牌门槛明显高于创新层，其信息披露要求远高于创新层，监管更严苛，投资风险也低于创新层，因此，投资者准入门槛相对较低（100万元）。 截止2020年7月28日收盘统计，新三板现有挂牌公司8518家，其中，基础层7330家，创新层1156家，精选层32家。这是一个典型的“晋级型”金字塔结构。 基础层是新三板金字塔的底座，它必须宽阔厚实，并具有足够的体量，基础层应无缝对接区域性“四板”市场（地方股权交易中心）。截止2019年底，全国共有34家区域性股权市场，全国四板市场挂牌、展示企业数量突破10万家，其中挂牌企业2万家，展示企业8万家，累计为超多6000家企业完成股份制改造，设立科技创新等专板块服务国家战略，孵化培育企业8000多家；助推800多家企业成功转入新三板、沪深交易所等更高层次资本市场。通过在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可以获得很多方面的好处，概况起来可以归纳为“四个增值”，即“品牌增值、资本增值、企业增值、财富增值”。 在10万家四板企业中，只要有5万家“转板”至新三板，就可以迅速做大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规模，创新层与精选层就会有更大的挂牌资源可供筛选。到那时，精选层也会有上千家挂牌公司作为科创板及创业板的上市资源可供筛选。不难预料，这其中也会诞生出同样伟大的大批公司，它们甚至会超越苹果、微软及谷歌！
DCEP驱动长期价值逻辑。展望未来，通过重塑货币政策的工具和能效，DCEP有望长效化地加速中国经济“内循环”。伴随这一进程，中国经济金融在全球投资格局中的功能与定位也将发生长趋势变革。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全球疫情正在长趋势地阻滞世界经济“外循环”，向“内循环”挖掘经济潜力成为大势所趋。但是，疫情时代全球货币政策已陷入多重困境，如何加力支撑“内循环”成为各国难题。对此，中国DCEP的发展有望从新角度提供解题之钥。一方面，以DCEP为支点，货币政策的数字化升级有望拓展政策空间，提高政策直达性，并跨越“流动性陷阱”，进而提升逆周期调控效力。另一方面，DCEP有助于对外形成人民币的“电子货币区”，对内深入“内循环”的短板领域，由此将抵减外部政策干扰，保持政策独立性与内生性。基于上述效应，DCEP的未来应用预计将加速中国经济“内循环”运转，在巩固经济基本面韧性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人民币资产的“高α+低 β”属性。由此在疫情时代，中国经济金融有望长期保持独特而稀缺的配置价值。 DCEP求解“内循环”难题。展望疫情时代，全球疫情长期延续，叠加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大国优先主义的持续高涨，料将长期阻滞世界经济的“外循环”。向经济“内循环”挖掘新潜力，料将成为这一时代的必由之路。但是从政策层面看，各经济体长期依赖的传统货币政策体系已经遭遇两大难题，对“内循环”的支撑日渐疲弱。 第一，政策空间承压。首先，压力来自于货币政策自身。2020年上半年全球央行开启新一轮降息潮，至今累计降息逾200次，众多发达经济体已经进入零利率以及负利率状态，政策空间逼近极限。其次，财政政策也在挤压货币政策空间。在疫情冲击、经济衰退、金融风险的三重压力下，各国政府的赤字与负债水平已经连创新高。据IMF最新预测[1]，2020年全球公共债务占GDP的比率预计将升至101.5%，为有史以来最高水平。财政政策的窘况，使其非但不能分担货币政策的压力，甚至还将增加货币政策的负担。疫情演变至今，全球对MMT理论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日趋热烈，该政策本质上是将财政压力转移给央行。但是，即使不考虑巨大的政策成本，“财政赤字货币化”归根结底需要货币霸权作为背书，因此料难以广泛地适用于非美经济体，新的解题路径有待发掘。 第二，政策独立性受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对美元流动性的依赖呈现系统性增强。上轮危机余波未尽，新一轮疫情危机再度引发美联储的超级宽松潮，预计将进一步提升这一依赖性，进而对非美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造成更大的外部干扰。情景一，若美国疫情治理长期落后，并最终引爆本国金融风险，则将催生美元流动性危机，导致全球流动性被动收紧和金融市场暴跌，即使是疫情治理领先、经济稳定向好的经济体也将被迫重启货币宽松，其情景与2020年3月相似。情景二，若美国疫情走向平息，未来美联储将主动收紧流动性供应，此时疫情治理落后于美国的经济体，将被迫跟随并提前结束货币宽松，否则将遭遇资本外流、货币危机和外债风险的复合冲击，其情景与2015-2018年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相似。 旧工具难以破解新问题，新一轮政策工具创新正当其时，央行数字货币有望成为破局关键。在这一方向上，2019年已完成顶层设计的DCEP具有先发优势。尤其是2020年3月全球疫情升级之后，DCEP走向实际应用的步伐明显加速。4月，DCEP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及未来的冬奥场景先行开展封闭试点测试；7月，央行与多家互联网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探索DCEP在更多生活场景中的应用，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展望未来，我们认为，DCEP有望用好中国数字经济在全球视野下的相对优势，深度重塑货币政策体系，系统性地拓展政策空间、有效性和独立性，从而为中国经济“内循环”进行长效化赋能。 DCEP打开货币政策新空间。从内部来看，以DCEP为支点，货币政策工具的数字化升级有望从三个层面拓展政策空间，提升政策效力。 第一，加速普惠金融深化。在技术层面上，DCEP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征信效率、强化支付便利的功效。基于此，央行能够进一步推动金融科技有序发展、加速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这将优化金融市场信息匹配、风险定价的能力，从而纾解中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等弱势主体的融资瓶颈。另一方面，基于DCEP支付结算的金融服务具有更广泛的可得性，助力欠发达地区、长尾人群更便利地接入国内资金融通的“内循环”。根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2011年至今，数字化驱动的普惠金融保持稳定的上升趋势，并有助于缩小传统金融造成的地区性差异。 第二，加强货币政策直达性。在广泛应用之后，DCEP有望为中国货币政策创造出更具穿透力的直达性工具。其一，DCEP有望为央行提供更为详尽的资金“内循环”信息，并通过定向使用、智能合约等内嵌功能，实现流动性投放的精准化、结构化，并抑制资金的套利空转。其二， 通过持有DCEP，个人与企业实际上在央行开立了独立的数字货币账户。由此，在一定情景下，央行可以向符合条件的部分个人与企业直接投放流动性，从而绕过中间的政策传导梗阻和金融机构顺周期性，使政策效力直达“内循环”的末梢。 第三， 跨越“流动性陷阱”。作为货币政策的传统枷锁，“流动性陷阱”有望在两个层面被DCEP所抑制。其一，根据学术研究[3]，随着居民持有数字货币的账户规模扩大，负利率的下限空间将大幅拓展。极端政策下利率零值底线的消解，则意味着在常规政策下，零值上方的“流动性陷阱”也将由刚性转为柔性，对常规货币政策的束缚减弱。其二，基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的专利技术，在一定条件下，央行能够根据回收时点的经济信息调整金融机构的数字货币归还利率。这意味着，经济衰退时期捂币惜贷的金融机构或将触发“惩罚性利率”，促使其加速将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的“内循环”之中，最终削弱“流动性陷阱”。 DCEP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从外部来看，在“IS-LM-BP”模型的视角下，随着疫情时代中国金融开放加速扩大，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面临新挑战。对此，DCEP有望做出两方面贡献。 第一，数字货币将引起新一轮的、新赛道上的“货币替代”，形成跨国家、跨地域的“电子货币区”。面对这一历史潮流，如果选择全方位对接由美国市场主导的数字货币体系，例如Libra 2.0、数字美元1.0等，则将进一步强化对美元流动性的依赖性。反之，如果DCEP能够抢抓这一历史机遇，与“一带一路”建设、全球价值链重构相结合，则将在新赛道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网络效应”，这将在数字货币时代提前构建金融“护城河”，减弱美元流动性的大起大落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外溢冲击。 第二，借助于经DCEP强化后的直达性工具，国内货币政策能够结构性地深入“内循环”中的短板领域，包括中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等。而受制于逐利性，国际资本流动难以触及这些领域。由此，在这些短板领域，国际资本流动并不完全，学术理论上的利率平价机制难以运转，其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束缚被部分打开。得益于此，即使在未来跨境资本流动更加开放、全球货币政策大幅转向的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依然能够结构性地为短板领域提供流动性和利率支持，并不必担忧触发汇率波动和资本外流风险。总体而言，基于DCEP，中国货币政策预计将位于一个优化后的“IS-LM-BP”模型之中（详见附图），其独立性料不会因金融开放而减弱。 DCEP驱动长期价值逻辑。展望未来，通过重塑货币政策的工具和能效，DCEP有望长效化地加速中国经济“内循环”。伴随这一进程，中国经济金融在全球投资格局中的功能与定位也将发生长趋势变革。 第一，夯实中国经济的相对韧性。在全球货币政策遭遇两大难题的背景下，得益于DCEP的助力，中国货币政策未来有望一方面拓展结构性的政策空间，另一方面则维持自身独立性和内生性。基于此，疫情时代下，中国经济修复领先全球的趋势将得到进一步增强，“内循环”对外部政策冲击的抗干扰性亦有提升。中国经济的相对韧性，将成为全球疫情乱局中的“稳定锚”，并为全球投资者所青睐与定价。 第二，强化人民币资产的特殊属性。在疫情时代，全球对美元流动性的依赖加强，叠加未来数字美元形成的新一轮“货币替代”，未来全球大类资产的波动将与美元流动性联系得更为紧密。由此，美国市场将继续驱动着全球性情绪起落的β，并且其主导作用料将进一步强化。与之不同，基于“内循环”的相对韧性和政策的独立性，人民币资产将进一步凸显“高α+低 β”属性，即在提供超额收益率的同时，保持与全球其他资产波动的低相关性。由此，在疫情时代全球金融“高频次、大振幅、强传染”的风险局势下，人民币资产的独立行情将呈现出稀缺的配置价值。 参考文献 [1] Vitor Gaspar， Gita Gopinath． Fiscal Policies for a Transformed World [R]． IMF， July， 2020． [2]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8）[R]．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2019年4月． [3] The Impact of Digitalisation on the Monetary System [R]． European Parliament． December， 2019．
一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状况下，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如火如荼的变化，南北经济之间的比例、大国经济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处于一个全面重构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自2008年以来，由于逆全球化的发展，由于美国退群的决策，由于各国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崛起，直接导致全球步入到长期停滞的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意味着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发生重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红利、分配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们看到，在2020年新冠肺炎冲击下出现了超级裂痕，加速了逆全球化，加速了大国博弈之间的激化，也加速了整个世界格局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所以我们从外部环境来看整个发展格局正处于一个加速裂变的关键期。 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面临着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民族崛起已经处于爬坡上升的时期，我们已经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行，我们通过过去一系列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系列的新的战略、新的部署使中国经济开始向高质量发展迈进，那么中国金融、中国经济在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这一个基础上已经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格局。我们迫切在内部经济大循环的基础上要进一步体现现代产业、现代金融之间的互动，而现代金融必须是一种在全方位的格局下的一种重构。因此在两个时代的重要发展潮流、重要发展时刻交汇之下，我们来探讨全球金融中心就显得格外重要。 当然，我想强调的是在目前这个时点，对金融本身也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史诗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由于全球经济的深度下滑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流动性的危机，出现了整个格局的大动荡。 上半年美国股市四次停摆，美国国债收益率甚至出现负利率、石油期货出现负价，以及全球同步实施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那么使我们整个金融市场的政策、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随着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和进一步的深化，会进一步的强化。下半年我们会看到整个发达国家脱实向虚的趋势，在进一步宽松的作用下，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资本和金融在新兴经济体与金融中心之间的震荡还将进一步的持续。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面临着一系列不可持续的挑战，因此我们由之产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大的政策环境下面，我们金融开放的步伐将如何进行。当然更为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不仅仅面临经济激荡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更为重要还面临着大国博弈进入窗口期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风险和一系列的冲突。今年疫情使中美冲突上升到一个新台阶，而这种冲突不仅仅会产生强烈的动荡，对金融风险、金融资源配置产生深度的冲击，更为重要的中美之间的冲突还直接体现在金融冲突之上，甚至很多学者称之为金融战。 那么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如何布局、我们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为基础的这样一种新格局、新秩序，使我们的金融能够进一步地在开放体系下服务于民族的崛起、大国的复兴和我们高质量的发展，就成为我们当前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时代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就会看到： 第一，我们如何进一步的进行金融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更好地服务于我们高质量的发展。 第二，我们如何在中美冲突之中使中国金融循环、金融风险具有进一步的发展和进一步的可控性。 第三，也就是更为具体的、我们今天论坛所讨论的，就是人民币如何进一步的国际化。 同时我们如何在资本项目开放上面，在目前这样的外部环境大变局的状况下来构建我们有效的管理体系、监管体系以及改革路径。
“在未来，每个人都能成名15分钟，每个人都能在15分钟内出名。” 安迪·沃霍尔这句曾经非常大胆的预言，放在今天的互联网环境里，已经变得十分保守了。或许，将15分钟改成15秒，会变得更加贴切现在的现实。 互联网给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一夜成名的机会，也随之诞生了一个全新的概念——网络网红，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网红。 对于网红，不同年龄段的人有着不一样的“刻板印象”。90后眼中的网红，可能是薇娅、李佳琦、李子柒这样的人；85后眼中的网红，大家第一下想到的可能会是papi酱、张大奕等等；而到了70、80后人群中，网红的第一印象大概率会是凤姐、芙蓉姐姐这样的“奇葩”。 从最一开始的负面印象，逐渐成为现在的全社会争相效仿的对象，网红不管是运作手法还是商业模式，都经历了巨大的飞跃。 网红经济：从1.0到3.0 “眼球经济”，这个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被人们所熟知，不过，眼球经济并不起源于互联网，在传统媒体时代，商家就会利用硬广、软植入等形式在报纸、杂志、电视等渠道传播影响力，吸引用户的眼球。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值钱，而随之而来的就是眼球经济和与之相辅相成的网红经济。按照东野圭吾的话来讲，就是“枪虾和水虎鱼的关系”。 在我看来，中国的网红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也和互联网的技术成熟，商业模式的不断迭代密切相关。 第一阶段：早期的互联网因为受到硬件以及宽带的限制，多数内容都是以文字形式出现，网络小说就在这种环境下悄然兴起，而第一批在网络上走红的人就是创作这些小说的网络写手。 第二阶段：互联网已经进入了图文时代，这一时期的网络网红多是依靠各种照片或者别具一格的言论而走红，大多都属于草根网红。 第三阶段：是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一阶段的网红多以视频主播，知名大V，电商模特为主。 从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三阶段，网络网红也从最早的单打独斗发展到了现在的团队支持。整个产业也从最初的1.0模式逐渐发展到了3.0阶段，网红经济的规模也得到迅速扩张。 2016年，可以被看做是网红经济3.0模式的元年，这一年，“罗辑思维”投资了papi酱、虎牙以一亿天价签约游戏主播Miss、喊麦之王天佑爆红……网红不再只是具有关注度、话题性的流量大户，人们从中看到了吸金能力、商业价值。 而到了2019年，直播电商成为了新的风口。随着抖音快手等短视频渠道崛起，网红带货成为了新潮流。 除了薇娅、李佳琦、罗永浩这些头部网红外，李彦宏、董明珠、张朝阳等知名企业家，上海市副市长吴清、丹东市长张淑萍等百余名市长……都走进了直播间开始带货。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今年一季度，全国电商直播超400万场。中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5.60亿，较2018年底增长1.63亿，占网民整体的62.0%，预计2020年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将达到9000亿元以上。 而根据《中国网红经济商业模式及趋势研究报告》，2019年粉丝经济关联产业市场规模超过3.5万亿元，增长率为24.3%，预计2023年将超过6万亿。其中，随着网红在关联产业中的参与程度和商业价值不断提高，未来将愈发成为关联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网红带货 并非终点 不过，网红带货也并非终点，随着关注的人越来越多，网红直播带货面临的争议也原来越多。 不管是头部主播，还是娱乐明星，翻车、流量衰退的情况越来越多。 7月10日，罗永浩抖音直播带货刚好100天，一份“罗永浩抖音带货100天曲线”也被顶上了热搜。根据第三方监测平台数据显示，和愚人节首秀数据相比，罗永浩直播间观看量下降了96.4%，带货量下降了97%。不仅罗永浩，几乎所有网红主播都遭遇的流量滑坡。 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原因就在于“审美疲劳”的出现。近十年，每年都会涌现大量风头一时无两的网红，但过不了多久，这些网红就迅速变成了过气网红。 每个人都会外界刺激慢慢适应，从最初的充满兴趣到后来慢慢变得没有感觉，这点无论是对于美食、歌曲还是其他事物都是一样的。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想出的解决办法就是不断的制造新的优质内容，选取更优质和低价的货源，想尽办法去写出新的段子或者做出更有趣的视频。但是，这些做法其实网红生命周期的延长并没有太大作用。 当粉丝对一个网红产生审美疲劳时，就会说：最近的作品没有什么意思，质量也没有原来好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才让我们对曾经疯狂追求的东西产生审美疲劳呢？这时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个概念：刺激疲劳。 大众对于外部所产生的刺激（这个刺激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感官刺激，也可以是物质刺激），随着刺激次数的增加，最终就是逐渐适应刺激，也就是对刺激没有了感觉。 那作为一个网红，如何做才能算是有“可利用价值”？最基本的标准是：用户是否会因为一件日常他所需要做的事情而联想到你？你对他来说是否有用？ 比如说，怕上火喝xxx，这里的xxx就拥有了一个可利用的价值。这就是它的可利用属性。如果做为网红，也能够有这样的可利用属性，那么网红具备了价值。 让自己变得“可利用”，关键就是要建立“粉丝成瘾机制”。 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针对成瘾机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有两组鸽子，第一组鸽子按红色按钮，100%掉落食物，那么鸽子吃饱了，按一会就不再按了。第二组鸽子按按钮时，只有一定概率才能获得食物，也许需要按60次鸽子才能获取食物。在这种非100%奖励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鸽子都会选择疯狂地踩按钮，几率再小，它们也不会因此气馁。 这些鸽子几乎以1分钟踩200次的频率，接连不断地踩15小时以上。是不是很像人类打游戏时的场景？ 如果说让自己变得可利用，是用户从你这里得到东西（价值），那么建立粉丝成瘾机制，就是让粉丝自己付出，则不容易产生“刺激疲劳”。 如何才能让粉丝上瘾，离不开自己所关注的网红呢？答案只有一个，能让粉丝的付出获得更多的回报（收益）。 去中心化 网红经济的下一站？ 现在头部的直播带货网红，在给予粉丝福利层面，都已经做的足够好了。以薇娅、李佳琦、辛巴为代表的头部网红，不但能够在品牌商那里拿到的全网最高的优惠折扣，甚至已经开始整合供应链体系。 辛巴原本就是做供应链的，他最初做“辛有志严选”的目的就是给平台供货，直播带货只是附属品。薇娅直播间的背后，是她在杭州的10层办公楼，以及无数为她进行招商、选品、议价的工作人员。至于李佳琦，曾在央视《对话》节目中明确表示，未来要做两件事：向线下拓展，做一个李佳琦严选的美妆卖场，主打口红等美妆产品；做一个中国的丝芙兰，把线上流量和线下体验相结合。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网红都像这些头部网红一样，有能力影响供应链。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呢？答案正相反，非头部网红的机会刚刚到来，而机会就来自于网红的去中心化趋势。 早在2016年，我就曾预测，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把过去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中心化”的东西彻底颠覆掉了。原来想传播一个东西，怎么传播呢？很简单，找央视，一个亿的广告一砸，全民都关注了。但是，今天已经没有人会这么玩儿了，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去中心化”改变了之前的局面，现在的世界其实是一个断层的世界，它是基于无数的兴趣组成的小组，所以现在发现越是垂直的东西越吃香，越有可能形成购买。反而是因为这个因素，以后不会有一个东西会覆盖到所有，而一定是垂直化的、细分化的。 这就是“后浪”网红的机会。 现在淘宝直播、B站、抖音和各种自媒体平台的崛起，激活了大量的关注需求，好比自媒体第一波红利时，每个人都只知道Papi酱、咪蒙、六神磊磊。但，随着自媒体的发展，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垂类自媒体，各路KOL都能在自媒体江湖中找到自己的市场。 所以对于后发网红来说，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垂直领域，再做出影响力。 比如，服装行业竞争太激烈了，已经切不进去。那是不是可以换个思路？零食快消品行不行？仅仅依靠在电竞圈卖肉松饼，董小飒就获得了不菲的收益。除了卖货，卖知识行不行？在线知识付费增长很快，而且在逐渐告别当初没干货、卖鸡汤的知识付费后，现在的知识付费，已经变得越来越专业了。依靠专业的知识品牌，知识类网红完全可以长期深耕。 网红经济的深度创新周期将加速到来，专注于某一垂类、某一小众粉丝群体的品牌和网红，将会获得更多的机会以及资本青睐。 在英文中，代表网红的单词是“influencer”直译可以是“有影响力的人”，是一个中性偏褒义的词。但在中国，很多人一直以来将自己的“influencer”和自己的职业、专业知识割裂开，这意味着放弃了已经身处的蓝海，反而跑去红海中捞鱼。 看到李佳琦和央视主持人带货，看到企业家、政府官员纷纷下场带货。大多数人都不会去思考这个事情背后的本质。事实上，直播网红产业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产业结构变化。比起李佳琦的亿元豪宅，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新机会。 围绕去中心化的商业模式，网红经济在不同行业、渠道、场景的应用渗透程度不断加深，形成丰富多元的创新商业生态。当前，“网红经济+X” 的商业畅想带来了新营销、新品牌、新职业、新场景、新交易等，随着网红经济的不断“出圈”，未来将出现更多的去中心化创新商业模式，为新经济的发展创作更多的动力和可能性。 此外，除了真人的KOL外，未来还会增加以物、虚拟形象等网红主体。目前的网红经济主要是围绕网红实体角色进行，以网红的影响力、号召力达到促进消费变现的目的。在多样化的网红主体中，粉丝与网红IP建立关系，在IP影响力的带动下实现消费变现，同时对品牌的忠诚度也逐渐提高。 新经济&新基建 未来经济的双擎 2016年新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面对新的增长周期，新经济会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互联网，则是新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 互联网向产业链的向下发展，带来了社交、电商等领域的发展，现在的网红经济也是产业链向下游延伸的产物。 这种延伸为各类经济业态提供了新的机会。根据万事达卡财新BBD中国新经济指数显示，2020年1月疫情爆发后，NEI指数出现了连续的增幅，其中互联网相关行业是主要的增长力量，这与疫情推动全民生活工作线上化的背景有直接关系。而从更长的发展历程来看，近年来中国网络经济营收规模的增速显著高于中国GDP增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势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经济下的从业者，正在被官方所认可并鼓励。 6月23日，上海市发布了2020年第一批特殊人才引进落户公示名单，李佳琦作为“特殊人才”落户上海；今年7月，国家三部门发布了9个新职业，“互联网营销师” “在线学习服务师”等新职业成为国家认可的新职业；教育部近日明确了高校就业的指标，其中明确指出“公众号博主”“自由撰稿人”“电子竞技工作者”属于个体劳动者，应纳入就业。其中特别强调，自媒体内容采编以78.8%的线上办公率，成为疫情期间工作效率受影响最低岗位。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部门15日对外公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通过19项创新支持政策，加快数字经济15种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在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方面，积极培育新个体，支持自主就业，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自主就业、分时就业，大力发展微经济，鼓励“副业创新”。 而互联网产业向上游发展，就是“新基建”。 可以说，“新基建”是新经济、新业态的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的应用，将会极大降低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创业的门槛和技术难度，可以在短时间内激发互联网产业下游的创新和就业机会。 这也是当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发展后，直播平台、电商平台、移动支付、快递物流等网红经济的周边“辅助”产业快速发展，推动网红经济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93年9月，当时上任仅8个月的克林顿政府公布了一项在当时看上去有些缥缈的计划——“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简称NII）”，我们也将这项计划称作“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但正是这项计划，在后面很多年，改变了全球经济的格局，也让美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领头羊。 当年，凡是涉及到该计划的企业，都成为了当时乃至现在还相当成功的企业，贝尔、微软和摩托罗拉，各自都官宣了未来几年在高速光纤传送系统、卫星通信网络等领域的投资计划；电信公司AT&T、MCI和Sprint，陆续地将光纤接入到全美各个主要城市。 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驱动下，美国的信息产业迅速壮大，与之相关的互联网、芯片、软件、电子设备以及网络技术、移动通讯技术。 现在，新经济和新基建已经在互联网产业链上同时发力，网红经济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下的第一个新的缩影，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新产业、新技术带给我们商业、生活带来全新的变化。
一、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疫情加速衰退步伐 1．疫情加速经济下行步伐：改变斜率而非趋势 全球经济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也是变化比较大。既有疫情问题，又有经济问题，同时还有一些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等等相互交错，所以比较复杂。全球经济处在一个结构的失衡当中，疫情又进一步加速了经济衰退的步伐，所以说对于经济复苏的预期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美国复工之后，疫情爆发的数量还在进一步增强，所以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疫情加速了经济下行的步伐。也就是说，没有疫情的话，经济由于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使得增长乏力，经济增速在缓慢地下行；疫情则加速了经济下行的步伐，改变的是斜率，并没有改变趋势，即经济下行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1）美国疫情仍没有得到控制，拉美、南非、印度失控中 我们曾经在今年2月3日，也就是股市开始的第一天发布了一个基于流行病预测的数学模型，对于新冠疫情做了预判。我们当时预判的累计人数是8.8万左右，我们现在还接近8.8万这个数；同时，我们也预测了海外疫情会失控。所以，我们对国内疫情的预判还是比较准确的。总体来讲，我们对于国内疫情和海外疫情失控这方面做了一个比较早的判断，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医学专家、流行病学专家共同参与的重要会议，所以说对于中国国内的疫情，预测还是比较容易把控。但是美国的疫情应该是出乎绝大部分人的预期，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有效地控制，这主要是它的防范举措研究的不到位，实际上背后反映了美国行政当局判断的失误。美国行政当局犯下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致使疫情蔓延。迄今为止，拉美、南非和印度，这些国家的疫情在失控当中；美国因疫情而新增的确诊人数，当天的新增人数最高是超过8万人，相对于中国累积到今天的确诊人数的数量。 这也反映出对疫情如何影响经济，其实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以还是要予以足够重视。比如说，像这轮疫情会不会复发，现在确实也不好说了，因为第一轮疫情到现在还没有过去，我们再来谈第二轮疫情会不会再起来，我觉得为时尚早。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压力。由于疫情的加剧，使得全球贸易出现了一个增速的下降，中国也不例外。目前为止，全球累计确诊人数超过了1400万，疫情使得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了阻断，从而使得全球贸易更加低迷。而在疫情之前已经有逆全球化的思潮，甚至有些人提出来要去中国化，在这样一种疫情的背景之下，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恶化，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 但我还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大的趋势。昨天晚上《新闻联播》讲到习总书记在跟企业家座谈。在座谈会上，他也强调了全球化这个大趋势不会因为一些短期因素、人为因素而改变。因为全球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要素、来自于资本追求投资回报率的需求、来自于人的资本，他要追求高收益，也来自于通过交换或者价差收益贸易的需求，所以我想这种大的趋势不会改变。但是由于在目前疫情之下或者在某些国家的阻碍之下，全球化的进程可能会有所放缓，这是一个对于全球化的判断。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要加大开放的力度来抵御逆全球化的思潮。 （2）全球化告一段落，疫情加剧全球贸易更低迷 由于全球受到疫情影响，全球贸易的放缓使得今年全球GDP的增速出现了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在3月份和6月份做过两次预测，在3月份的这次预测当中，它认为全球的GDP增速是-3%，到了6月份再做预测的时候又把它进一步下调到了-4.9%，其中美国是-8%，OEH、日本、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也都出现了负的增长。能够保持正的增长的话，只有中国。所以中国这次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确实是反映出我们独特的体制优势，这方面我想国际社会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2．资本的力量：全球化仍是大趋势 现在要应对疫情、应对全球经济的停摆，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的对策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断地降息，由此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债务问题不断地上升。美国的货币超发非常严重，最近美元指数也在下行，这表明了大家对美元作为全球货币贬值的担忧。因为美国经济的增速是下行的，即便是通过货币超发、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大量举债的所谓财政支持政策，它能够使得经济不停摆，能够使得流动性危机不爆发，但它导致的副作用就是债务的增长。 当然，我认为债务的最大风险不是美国，而是欧洲。在欧洲，主要还是被称为欧洲五国的那几个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会更加严峻。最近，因汇率问题而把意大利的主权债务评级由3个B下调到了3个B-，这与垃圾债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说股市涨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想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在往后移。 我之所以在前面强调即便没有疫情，全球经济也是一个下行的趋势，主要是因为结构性问题越来越严峻，尤其是贫富分化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了。不仅发达经济体如此，新兴经济体也是如此。 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以消费主导的这样一种经济结构是不利的，因为我们消费的主力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之所在。全球经济不如到一个低增长、高振荡的态势当中。 全球经济在以往虽然也有很多次波动，但它总是有亮点。比如说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引领全球经济发展，之后八十年代日本崛起，到了2009年次贷危机之后，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接棒者，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那么问题来了，现在中国经济也放缓了，谁来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呢？似乎没有。因为印度的经济体量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所以它起不到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这张图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总量尽管是全球第二，但中国GDP每年新增的量要占到全球新增的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就是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之所在，因为中国经济在减速，这也使得全球经济也在减速。这是我对全球经济的一个基本判断。 二、中国经济减速增长：政策特征与改革路径 1.2020年不设GDP增速目标，存量经济特征日渐明显 在中国经济方面，刚刚公布了2020年的半年报，我们的GDP增速还是维持了一个比较好的走势，上半年是-1.6%，其中二季度是出现了3.2%的正增长，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全年可以达到3%左右的增长。这比货币基金组织给我们的预期要好，货币基金组织预期今年中国大概是1%左右的增长。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便是能够实现3%的增长，但还是一种下行的趋势。从2010年到现在为止，全球经济还是在一个缓慢的下行过程当中，中国经济的下行幅度更大、更加明显。这跟我们的经济体量有关系。当经济总量越来越大的时候，也就是分母越来越大的时候，分子即便不缩小，那么增长速度也下来了。这是非常正常的，关键是能否转型。目前来讲，中国经济的存量特征是越来越明显了。存量经济的表现形式跟增量经济是不一样的。在增量经济中，是一个做大蛋糕的过程，而在存量经济主导下，则表现为如何来切分蛋糕。这对于我们的投资逻辑，对于我们资产配置逻辑会有一个明显的影响。 2．生产：新经济、基建相关增长较快 整体来讲，今年上半年的GDP表现应该还是略超预期的。因为本来大家预期中国是这次全球疫情的重灾区，没想到美国倒成了重灾区。中国的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复工复产总体情况也比较理想。二季度GDP增速明显加快，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讲，都还可以。虽然前两驾马车（即投资和消费）都是负增长，但出口对GDP做了一个正的贡献。从各个行业来看，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增长比较快；从产品来看，工程机械和新经济相关的产品增长比较快，比如说挖掘机、铲土运输器械、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等，在上半年都出现了一个比较高的增长；服务业生产增速回升到了2.3%，恢复还是偏慢。上半年，我们金融行业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可能因为消费少了，储蓄增加了，很多人把储蓄用来投资了。 3．投资：基建、地产增速放缓，制造业仍负增；消费：必需品强劲、可选品分化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基建投资、地产投资都还可以，尤其在第二季度表现比较好，制造业还是处在一个负的增长，说明还是需求不足，我们的实际有效需求仍不足。基建投资在4、5月份增长势头比较强劲，6月份反而有所回落。 从全年来看，今年财政刺激可能还不够弥补财政收入和基金收入的缺口，所以政策空间或许没有那么大。我的基本判断是：到三、四季度的话，可能这一轮经济增长会进入一个平台期。第一季度是下降态势，第二季度是反弹，第三季度则在反弹的基础上进入一个平台平稳运行的阶段，大概GDP增速有望维持在5%左右。不足之处在于消费还是偏弱，消费偏弱说明整个需求端的恢复进入到瓶颈期了，有部分消费，比如说像餐饮、旅游、交通运输，它不可能恢复到100%的水平，在80%左右这样的水平，它就基本上停住了。 从消费结构来看，必需品的消费依然还是保持高增长，其中粮油食品、饮料、烟酒和日用品，它的增速都超过10%。可选消费品首先分化，汽车的零售是负增长，化妆品、家电、通信器材回升比较明显。在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必需品的消费增长10%，这里面主要还是靠消费升级，而不是说我们吃东西吃多了增长10%，这与我们整个的消费升级有关系。既然有疫情的话，大家更加注重消费质量，这是我要解释的。 4．出口：疫情产品高增长 出口还是要好于预期。这里面有两大因素：第一，疫情产品的高增长对出口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比如，6月份医疗仪器和器械出口增速扩大到100%，纺织纱线、织物制品出口增速高达56.7%，中药材等出口增速也扩大到11.2%。这些产品6月份增速是-2.9%，所以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是错位，即全球都在遭遇疫情，中国的复工复产比较明显，故此，全球有部分订单就被中国拿走了。这是一个错位的因素。 5.2020年CPI管理目标为3.5%：通胀、滞涨还是通缩？ 大家对于货币超发会否引发通胀有比较大的争议。就我的判断而言，整体来讲，我们还是面临通缩的压力。为什么货币超发没有引发通胀？这缘于我们的资金流向了高端，真正流向低端的并不多。前不久央行也有一个调查，发现居民的储蓄增加了，消费减少了。如果说居民的有效需求没有增加，你产出却增加了，那就会形成一个负的产出缺口。负的产出缺口就支持了通胀的上行，所以这个逻辑其实是非常容易解释的。以日本为例，日本长期的货币超发，但是为什么它的通胀率非常低呢？它还是要想方设法来使得CPI能够上去，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结构的问题，就是你超发的货币没有能够提供给居民，居民的收入没有相应的增长，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全球都普遍面临的问题。这是我讲的关于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是一个V型反弹，下半年的经济进入到一个平台期。 6．财政政策积极而稳健，货币政策稳健而积极 （1）财政政策：力度强于前两年 政策又是怎么样呢？我的判断是：尽管我们一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发现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偏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稳健的、偏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力度来讲，它是强于前两年，我们有1万亿的特别国债，有把财政赤字率从2019年2.8%提升到了今年的3.6%，这也增加1万亿。另外，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规模也普遍上升。但我们还要看到财政收入的下降。虽然补充了这样一些支出，但是由于疫情经济下行导致财政收入的下降，使得我们财政总支出的规模跟去年比并没有上升多少。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不能够看一两项数据，而是要把整体的数据汇总在一起，看总收入和总支出到底有多少。所以这样来讲的话，我们今年的财政实际上还是偏紧的。 （2）广义赤字提升，但比起2016年仍低 我们同样可以算一下广义赤字，也就是包括了政府一般性的财政赤字，也包含了我们三大开发行的负债、新增的负债，也包括地方政府的那些隐形的债务。把这些加总起来，就构成了广义财政赤字。与2016年相比，广义财政的赤字率较低，这是我们应该要注意到的一些内容。从政府部门来讲，今年有一个紧财政的举措，即压缩政府的支出。政府的一些差旅费等各方面是非常紧的，这是跟美国不一样的举措。美国是为了总统连任，联邦政府所采取的财政赤字率是非常激进的，基本上创了近几十年来的新高，财政赤字率达到15%以上，整个二战结束的时候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所以这种高举债的方式，我觉得是很难持续的，也会酿成隐患。我们国家可能是从长计议，虽然我们的财政举债的能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有政府的各种资源，包括土地资源、自然资源，也有行政性资产，还有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净资产，规模巨大，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些可以举债的部分都去用掉，我们还是要更多地去为我们经济长远发展、为提高经济效率去考虑。 （3）稳货币，宽信用：降准降息，增加流动性 货币政策从今年以来，一年期的LPR也下降了0.46，到了3.85，五年期的LPR下降了0.2个百分点，到了4.65。所以总体来讲，我们降息这个部分还是成立的。现在有不少人担心，因为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到的那些举措实际上是一个宽信用，宽信用之后是不是不需要降息了呢？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因为一个社会资金的成本跟经济增速相比还是偏高的，所以需要降下来。单纯通过宽信用的这个政策的用意是明确的，但政策的目标能不能充分得到实现，这个还确实不好说，所以我觉得今年下半年应该还有可能继续降准降息。 （4）货币政策：中长期来看没有收紧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收紧的迹象，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从2019年以来，基本上还是处在持续恢复当中，当前的表内资产的扩张提速明显，我前面也讲到整个利率水平也在一个下行当中。所以整个货币政策，我觉得还是偏宽松的。 （5）过去的政策偏重“稳中求进”，今年的政策偏重“底线思维” 对于政策的解读，我想用两句话来归纳：第一句话，政策的上限是稳中求进，政策的下限是底线思维。稳中求进的具体表现就是2018年所提出的“六稳”，政策下限之底线思维的具体表现是今年所提出来的“六保”。2018年提出“六稳”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发展目标，但是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不设目标了，所以就变成底线思维了，也就是我们要“六保”，要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等等，其实就是确保我们的经济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发生大规模的失业，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所遵循的政策，其实这是这些政策的下限，要有底线思维，所以对于政策的过度刺激，这种预期不应该有。 7．改革才能解决根本问题，疫情推动改革 （1）改革驱动：国企改革，利益转移，增加中下层居民收入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的政策有一个明显区别的地方，即通过改革去解决根本问题。而像美国发生了因警察的过度执法而导致黑人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示威游行、部分地区骚乱的问题，说明它的内部矛盾也出现了激化。但是对我们而言，疫情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倒逼改革，所以改革的部门、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其实已经反映出来了，就是要处理好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哪三大部门呢？就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政府部门的内部结构其实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此次发行特别国债就是要把国债的钱直达地方，这充分表明了中央政府的加杠杆，地方政府至少是稳杠杆，不让它继续上升。另外，政府要对企业降税减费，要处理好与企业部门的结构、企业部门的关系。政府部门除了对企业减税降费之外，也要对居民部门进行减税降费，即减少居民的个税，同时提高对居民社保的补贴，尤其在养老、医疗等方面。这也表明，三大部门之间其实是需要进一步地完善结构、改善结构，解决结构固化的问题。作为企业部门来讲，国有企业也要对民营企业让利，银行作为一个金融企业要对非金融企业让利，这些举措也有。 有人说，不是说“两个毫无保留”吗？国有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但是你看一下，像2019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当中有一部分收入是大幅上升的，就是税费收入，税费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的利润。国有企业通过多上缴利润来支持我们减税降费两万亿规模举措的实现，所以实际上是国有企业间接在给民营企业让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加明确地提出银行要给企业让利，尤其要给中小微企业让利。所以总体来讲，我想这样一种改革的目标是非常明晰的。 （2）改革驱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但是具体怎么来操作呢？主要还是通过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来推进，比如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大培育技术和要素市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交易机制，这都是以供给侧来进行改革的。 （3）壮大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促发展 所以，其实涉及的面非常广，推进力度也是非常大。以我们的金融市场为例的话，金融市场也是作为一个要素的交易市场，我们进行注册制的试点，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然后要加大这种开放的力度，所以这些举措其实也是一个改革作用的部分，对我们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资本市场的改革有助于提振市场的风险偏好。 今年以来，无论是开户的数量，还是公募基金发行的规模，都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点。在疫情持续、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之下，资本市场倒是出现了所谓的结构性牛市，当然也有部分人认为是全面牛市，我还是认可结构性牛市。我觉得我们的资本市场作为一个重要的要素市场，它正在面临着一个改革的周期，改革的层面也很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等等，方方面面都在推进，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对于我们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来支持实体经济都是有利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一大亮点。 三、疫情错位下的投资逻辑 1．投资的逻辑因时而变 第三部分跟大家来交流一下，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疫情控制非常好，全球疫情还在蔓延，这样一种疫情错位下投资的逻辑是什么？我觉得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阶段的投资逻辑，投资逻辑应该因时而变。 我大概归纳过三个阶段，即中国经济与我们的投资相关的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短缺经济时代。从1980年开始算起的话，从1980年到1990年代，这个基本上属于短缺经济时代。此时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钱少、资产少，整体来讲，经济百废待兴，要引进外资，要创造更多的资产，我们大搞建设，搞基建、搞投资。在这个年代，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没有钱的。所以温州人首先是把自己当作人力资本，到处打工赚钱，不仅在国内打工，还跑到欧洲去打工。我曾写过两篇文章：《跟着温州人赚钱》《温州人的“一带一路”》，文章主旨即论述温州人基本上沿着两条线进行赚钱的。温州人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就投资一些加工业，赚到钱后又去投一些服务行业，继而投资房地产、投金融，这个逻辑是非常鲜明的。但是第一阶段的话，在短缺经济时代主要是表现为通货膨胀。 2000年以后就变成资金少、好资产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大家的收入都不高，起点差不多，所以我在2006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我们钱少，但是好资产多。比如说像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四大行实际上已经是资不抵债了，坏账率太高，属于技术性的破产，为此设立了四大管理公司把那些不良资产剥离，为什么后来这四大管理公司都赚了那么多的钱呢？因为经济在增长，那些原先的不良资产变成了好资产，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即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作为投资来讲就应该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因为那时候钱少，整个MR只有30多万亿，现在MR是200多万亿，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只要肯加杠杆，那就可以获得超额收益。 此后，随着货币的超发，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货币泛滥、好资产少的时代。我们称之为资产化的时代，即优质资产化的时代。我在2008年又写了一篇文章：《买自己买不到的东西》。你不需要加杠杆了，因为钱足够多了，关键在于有没有好的资产、能不能买到好的资产。综上所述，中国经济、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用这三个阶段来概括。 2．大类资产配置：增量资产将流向权益、基金、债券 从大类资产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配置的是金融资产，因为房地产配置比例是最高的。我们红色的部分是住房。住房是中国居民比例最高的资产，今年新房的销量，我想肯定是要回落的。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房住不炒”，最近对于深圳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是非常具体、非常严厉，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大的投资方向，其实还是要把增量的资产向权益资产、基金、债券，向部分的理财产品配置。 （1）70年代以来，全球进入纸币泛滥的时代；纸币超发下黄金价格大幅上涨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关于全球经济下行，全球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可能还会面临新危机爆发的风险，包括局部战争的风险。在这种风险之下，配置黄金是有它的逻辑，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个避险工具。同时，它不仅是避险工具，还是一个投资工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过去50年当中，美元的含金量缩水了97%。为什么说是过去50年？因为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元跟黄金脱钩，从此以后美元超发，所以过去50年美元超发导致了美元的含金量缩水了97%，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对美元贬值的幅度也都在90%以上，在黄金面前几乎是一文不值。 这是一个逻辑。最近这段时间以来，黄金价格也在持续上涨。实际上从1971年到现在，CPI的涨幅其实并不高，黄金的涨幅是超过股票的，股票的涨幅超过房地产。当然解释一下，这张图是美国黄金涨了34倍，美国的股市涨了31倍，房地产的价格上涨12倍，普通商品的价格上涨了5.3倍，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只有1.5倍，所以居民还是远远跑输了通胀。由此，我们尽量地不要去持有现金。目前又面临新一轮的纸币超发，在此阶段，这样配置应该是没有错的。 （2）大宗商品：机会有但不大 第二类资产，即大宗商品，我觉得有机会，但是机会不大。个别的机会应该有，比如铁矿石、粗钢等等，最近好像价格又有所上涨，但是我发现用M1-M0来反映企业经营的活跃度，这个指标是领先于大宗商品的，M1-M0的话，整体是一个下行的趋势。当然，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有所反弹，但大的趋势还是下行，因为经济在下行，所以我觉得大宗商品机会并不大。 （3）房地产进入后周期 至于房地产，我前面也讲到了，这张图是我在《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中国房地产总的市值是65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之合，美国+欧盟+日本是60万亿，中国是65万亿，这跟我们GDP的体量并不相称，跟我们国家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相比的话也是不相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一个估值偏高的嫌疑。 当然，房地产的结构性机会还是有的，就像我反复强调股市有结构性机会一样。整体来讲，人口的流向在发生变化，我觉得未来房地产投资的逻辑就是应该跟着人口流、资金流、货物流、信息流来走。如果这四大“流”整体往某个城市集中的话，那么这个城市的房地产还是会有相对多的机会。具体细分来看，实际上我只看好三条线：第一条是粤港澳大湾区，第二条是长三角的杭州湾的湾区，第三条是长江经济带，它贯穿于东线的长线上面。其他地方虽然有亮点，但是没有足够亮。从人口角度来讲，京津冀的人口是净流出的，长三角里面除了浙江去年人口净增加85万以外，江苏人口只增加了2.5万，安徽增加了4.5万，说明从整个省份来讲，只有杭州湾湾区是可以的。浙江增加的85万人里面，杭州与宁波两个城市的占比达到90%以上。整个广东其实也是分化的。广东肯定是中国GDP第一的省份，广东的GDP跟韩国、俄罗斯的GDP差不多，但其GDP主要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带产生的，主要流入的人口就是三大城市，即广州、深圳、佛山。这三大城市的人口是在大幅流入，其他地方的人口基本上是流出的。整个广东的粤西、粤北、粤南都很落后，同珠三角的差距是很大的，所以我想我们要抓住这条线。长江经济带就是贯穿东西，这里面看好的东部这一段有前面讲到的杭州、宁波、上海，还有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南通等发达的城市，往中部地区的话就是以长沙、武汉为代表的，往西部地区就是以成都和重庆为代表的，人口的集中度会进一步提升。在分化的时代，人口在分化，区域也在分化，对房地产应该是有一个指导的作用。 （4）债券很难走熊，利率震荡下行 在债券方面，我觉得利率债还是可以配置，利率债的牛市还会延续，主要的逻辑是因为利率还在下行，利率的下行趋势不会改变。 （5）人民币：未来有望成为全球第三大国际货币 对人民币而言，长期以来，尤其是2015年以后，都处在一个比较明显的贬值趋势当中。由于美元的超发，最近美元指数也持续走弱，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应当有所提升。大家也在担心人民币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卢布或者是下一个卢比，但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这三个曾经发生过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新兴经济体来比的话，一个明显的不同，即我们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我们的问题在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比较低。我认为，今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有望加快，这也是我想提的一个建议：将来的资产配置，要看重人民币资产。 3.A股市场：结构性牛市在延续 最后谈一下A股。我认为，这一轮所谓的牛市是结构性牛市，而且结构性牛市还会持续下去。今年以来，美国股市从技术性熊市变成技术性牛市，这样一种反转主要是疫情所导致的货币超发，导致的美国联邦政府对于经济的过度刺激，来带动了资金进入到这里，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资金推动型的资产。 A股市场也有类似的情况，增量资金持续进入到我们的A股市场，所以这两张图其实都反映了新成立的偏股型的基金份额在这几个月内均明显上升，海外资金、北上资金，它累积的流入量也在明显地上升，这两大资金都是以机构资金为主，为我们的股市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就整个A股市场的估值水平来讲，并没有处在一个历史上偏低的位置，但是基本上是处在中位数的水平。其中，一些行业增长比较迅猛，像医药生物、电子、食品、饮料、通讯、计算机等，都处在一个历史偏高的位置，这也说明了投资者对这些行业乐观的预期。传统产业大部分处在一个历史偏低的位置，比如说像金融地产、钢铁、有色化工等等，还处在一个历史偏低的位置。这说明我们的A股市场也反映出了经济的分化，中国经济在发生新旧动能的转换，新的动能比重在逐步上升，传统产业比重在逐步下降。作为资产配置来讲，传统产业要选头部企业、选龙头，新兴行业看科技含量。从上半年基金半年报的披露，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一点，市值前四百大的股票要占到了公募基金配置比的90%以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案例，美国从1990年到2017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大市值股票的市值占比从10%不到，到现在的70%以上，这里面所谓的大市值是指500亿美元以上市值的，黄色线部分是讲到了市值的占比，市值的占比要占到了70%以上；蓝线的部分是讲个股的占比，个股的占比在20%左右。美国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在中国，这种大势的股票占比也会继续上升。其次，真正有科技含量的公司股票市值的占比也是明显上升的，基金经理更喜欢配置这些有科技含量的新的产业。 总体而言，在疫情背景之下，我们对于股票市场的配置思路，第一个要遵循产业趋势，就是产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比如说新兴产业，比如说居民的消费升级。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健康养老的需求在上升。对于像线上的那些教育、医疗设备、云计算、住宅经济等等，我觉得将来可能会有更好的前景。没有疫情之前，其实已经体现出来了，疫情只是加速了大家对这类资产的配置。 第二个方面，要关注政策。因为我们现在的政策，比如像新基建，像对5G的投入，对5G基站大量的投入，人工智能的投入，云计算上面的投入，物联网，对于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等，政策要稳定内需、刺激内需，这个也不是短期的，也是有它的长期性。 第三个方面，就是结构的分化。中国经济步入到一个存量经济主导的时代，存量经济跟增量经济根本的不同在于，增量经济的特点是鸡犬升天，所以在2017年之前，你看小市值股票、绩差股的表现很好，因为这个时候是散户时代，大家不大关注基本面。现在步入到存量经济时代，此消彼涨是它的特征了。所以选择错误要扣分，过去你选错了不会扣分，因为在增量经济时代的话是一个做大蛋糕的过程，而存量经济时代是如何切分蛋糕的过程，所以在投资上面还是要抓大放小，因为头部企业会强者恒强。这是我想讲的一个主要思路，这个是讲的好的方面。 同时，我觉得还是要关注风险，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整个境外对于中国的指责，对中国采取的不正当举措，包括边境问题、南海问题、香港问题。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中国的外部因素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同时全球经济还在走弱当中，疫情还没有结束，也不排除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系统性的风险，比如说像信用危机等等，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 第二，是监管政策。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是经济不行，希望股市好，通过股市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想法是比较低级的。我觉得，目前的监管更加严厉，新的证券法之后对于违规事件的处置力度明显加大，同时政策调控越来越趋向于精准化，调控的频率明显提高。在经济下行、各类泡沫滋生的情况下，我们的政策是趋向于管控的加强。我们可以回顾人类历史，从过去二三十年到现在，其实都是一样的。当一个国家经济的问题比较多的时候就需要管控了，当一个国家经济出现繁荣的时候，那么就更加市场化了，就更加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在经济问题多的时候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目前来讲，我们政策的侧重点在于：资金不要空转，资金要进入到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对于实体经济所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推进，通过并购重组来解决。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吃透政策，一定要规避风险。 四、问答 主持人：第一个问题，您觉得从2008年到现在，或者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最像历史上的哪个阶段？ 李迅雷：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阶段跟2015年是有点类似。当然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跟2015年有点类似，是因为2015年降准降息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2015年资本市场有过一轮比较震撼的行情，当然到后来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落，至少在前半段是有点像。同样在2015年，我们鼓励比较多的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等，有点类似的地方，但不完全一样。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因为刚才李老师也重点讲到了资产方的问题，我自己最近做了一个研究是叫安全资产方，安全资产其实就是典型的像美国国债、德国国债，还有2008年之前的NBS，其实都是。我们注意到在梳理数据的过程当中，本世纪以来，在无风险收益率持续下行的同时，权益类资产的风险溢价却在不断上行，无风险收益下降对应的其实就是安全资产方的问题，这背后的一个原因跟您第一部分讲到的主题一样，就是全球失衡。简单来说，是全球经济的多极化与金融体系的单极化之间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在现有的单极金融体系下是比较难解决的，而且这也是压抑过去20多年来利率不断下行的一个重要解释。我们反过来来理解，利率下行可以被作为或者看作是安全资产短缺的一个结果。现在我们都知道，包括美国在内，全球的名义利率基本上触及到了零下限。我的问题就是，未来美国实施负利率的概率有多大？如果美国实施负利率，会有什么影响？ 李迅雷：凡事皆可能。你前面也讲到了我们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其实背景就是整个经济的下行。经济下行，所以不断地降息。这一轮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往所谓的互联网泡沫破灭、次贷危机，在它的危机之前、破灭之前，利率水平都是比较高的。但这一轮的话，疫情所导致的流动性危机已经使利率水平处在历史一个非常低的位置了。日本跟欧盟做了负利率，美国联保基金利率也是目标到0.25，我想如果经济再进一步恶化的话，也不排除负利率的可能性。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两难问题：如果是负利率的话，美元作为一个全球主要货币的地位就会下降，甚至会出现挤兑现象，美国的国债会出现抛售现象。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怎么来应对？这也是我们全球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在短期来讲，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毕竟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主持人：欧洲也实施了负利率。欧洲实施负利率好像对欧元的影响也没有那么明显，您觉得是不是美元也会有这种可能呢？是不是我们太关注、太看重了美国实施负利率，包括美联储自己可能也没有底气，我们实施负利率是不是跟别人一样？这中间是不是有区别？ 李迅雷：这个因为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我们在推论方面可能也有一定难度，因为毕竟美元的交易作为一个储备货币大概要占到全球60%左右，这么高的比例，你如果说之前负利率的话，对于我们全球的资产配置，对于投资人的行为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沙盘推演的话是需要好好推演一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货币，它能够崛起的话，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毕竟现在人民币的利率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中国国债的收益率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总体而言，如果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的话，那就完全进入到一个彼岸的时代了。在彼岸的时代的话，你即便是负利率也没有关系了。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彼岸的时代里面，中国还能够一枝独秀的话，那么可能给中国的机会会更多一点。我们讲了那么多年的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是有可能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能够大规模地推进下去。 主持人：我们直播间里也有听众问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其实李老师在讲资产配置的时候，还专门提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而且刚才老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讲到了，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货币之间的比价，除了看中国国内怎么做，还要看美国、欧洲这些国家怎么做。货币币值的变化，除了与我们所说的增长、利差、通胀之类明显相关之外，亦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所以经济上，其实还是要强调国家信用。 直播间的听众有一些问题。有一位听众问道：昨天的会议，会不会成为730政治局会议的一个前奏、一个定调？ 李迅雷：昨天是不是讲的企业？ 主持人：对，企业家的，习主席的。 李迅雷：座谈会上，非常强调的其实就是中国经济要转型，要发展科技，包括中资与外资，国有大型企业、个体工商户，都是市场主体，在疫情之下要发扬爱国精神，共同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我注意到没有金融行业，也没有房地产行业，就是这两个行业都没有，说明还是比较注重实体经济，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我想“房住不炒”，这个还是在强调的。 主持人：我们非常多的听众问到了中美的问题、全球化的问题，问到外部环境对国内的影响，刚才李老师也谈到了全球化的问题。我简单地追问李老师，因为我们都知道国际政治的一些问题，您刚才谈到全球化的问题，觉得未来还会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短期会受阻。全球化肯定是符合共同利益最大化，这是均衡的，但现在老大跟老二之间的博弈往往会陷入“囚徒困境”，大家都自私自利，站在这个出发点，最后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很差的，而且历史上这种均衡会经常出现。您觉得中美进入到“囚徒困境”时，这一最差均衡结果的概率大概有多大？ 李迅雷：这个不好回答，因为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作为研究学者，我们更多的是研究相对确定性的东西，把研究建立在一些假设的基础上，这些假设也有矛盾的可能性。首先，我觉得中美之间在目前来讲是处在一个比较差的阶段，这确实有它的诸多原因。我们还是不要过多地去关注当下的情况、当下的事件。未来各种事件可能都会发生，我们不能因为某个事件就认为这个事件是一个拐点，是一个转折性的，代表了下一步会更加恶化。其实很多时候它都是有一个突发的事件，然后接下来又有些相应的对策，有相应的博弈。我们现在对于最坏的打算可能就是战争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因为从二战到现在为止已经75年时间没有发生过全球性的战争，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核武器在过去75年当中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发展，核战争的代价与成本是没有一个经济大国能够承受的。这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可能也是一种灭顶之灾。所以为什么在过去75年当中能够维持一个长期的和平，这与核武器是相关的。核武器形成了对战争的一种制衡。另外来讲，国与国之间有合作有竞争，这是必然的。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看到竞争的一面，但竞争如果进一步恶化的话，会导致一些更差的事情发生，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我相信大国之间最终还是会回归到理智与理性的。虽然近期来看，有恶化的迹象，有很多问题的出现，也引发大家诸多担忧，但我们把历史拉长来看的话，历史上也有过很多类似事件的发生，但最终这些事件都没有酿成一个大的历史性的事件或者引发人类的灾难。对当下的这些事件，我们不要给予其过大的权重。把历史拉长了来讲，我们更要看重历史上的案例。当下事件对于人类的影响、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应该不会很大。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直播间很多朋友问黄金的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其实李老师已经花了很长时间讲黄金。最后，李老师您能否帮我们再总结一下未来的趋势，以及它背后的逻辑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李迅雷：我是从2016年就推荐黄金了，当然推荐确实有点早。在2016年，我就写过两篇文章，换美元还是买黄金，我当初的结论就是买黄金比换美元要好。这个逻辑很简单：因为货币超发，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钱越来越不值钱了。我前面讲到，过去50年美元对黄金贬值了97%，即美元的含金量缩水了97%；其次，新兴市场货币，如卢布、卢比等等，又大幅缩水90%以上。在黄金面前，那些新兴市场的货币根本就不算钱了，这是一个根本原因。很多人把黄金价格跟通胀联系在一起，认为物价CPI上涨了，黄金才会涨。或者跟利率在一起，利率往下走了，黄金才会涨；利率一旦往上走，黄金就应该是往下走了。这些都是一些短期的影响。长期来看，根本原因还是货币的严重超发，这是它的投资属性。此外，它还有避险属性。经济下行，如果发生金融危机或者大家对战争的担忧等等，这都会引发黄金价格的上涨。在当下或者今后10年，全球经济面临一种下行压力，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黄金无论是作为一个避险工具，还是作为一个投资工具，都将是一个比较好的配置手段。我认为，黄金价格的涨幅要超出大家的预期。 主持人：在李老师讲黄金的时候，其实我在直播间里放了一张图，这张图源自最近比较出名的LiLu老师的一本书。这张图把黄金、美元，还有美国主要的一些像股票、长期国债、短期国债等在过去200年的走势给刻画出来了，这张图能够为李老师对黄金的观点做一个注脚。以美元为例，在过去的200年中，从1元钱降到了今天的5分钱，而且主要是从1971年以来它的贬值区间，这个贬值区间是经过CPI来调整的。再来看2008年—2020年这两次大的放水，均可以支撑李老师对于黄金的一些看法。 ——————
作者：陈峤资本市场研究员；刘东亮 资本市场研究所所长 1717年，天才物理学家、数学家，时任英国皇家铸币厂厂长牛顿，提交了《向上议院财税委员阁下的陈述》的报告，牛顿认为英国银价偏低，黄金与白银兑换比率偏高，建议畿尼金币减值，以求将英国的金银兑换比率拉低到与国外相同的水平。牛顿可能没有想到，他的建议使英国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行事实上的金本位制度的国家，也由此拉开了黄金作为货币、权力与财富多重象征的新纪元。 几百年来，黄金的身份和价格起起伏伏，并最终从金本位的神坛上跌落。在经历了70年代末的大爆发与90年代末的大低谷后，黄金再次成为财富的宠儿。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各国普遍回归凯恩斯主义，通过史无前例的货币财政“双宽松”刺激经济修复，黄金亦在低利率以及高财政赤字的宏观背景下一路高歌猛进，并一举突破了1921美元的历史高位。 在刷新历史新高后，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在支撑金价的持续上升？作为不生息资产，能不能对黄金进行“估值”？如果黄金可以估值，那么金价的上涨有没有边界？在此，我们尝试通过回顾历史以及构建合理的黄金估值模型来回答上述问题。 历史浮沉，从金本位到非货币化 黄金不同于一般商品，由于其天然的稀缺性和珍贵性，历史上的黄金在具备商品属性的同时也承担着世界货币的职能。从19世纪以来，黄金经历了3种货币制度的变迁，分别是金本位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牙买加体系。 图1：全球黄金储备vs伦敦金价 图1：全球黄金储备vs伦敦金价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1816年，英国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规定以黄金作为本位币。随着西方各国普遍加入该制度体系，19世纪后期金本位制已经具备了国际性质。但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禁止黄金自由输出，严重冲击了金本位的国际地位，而1929-1933年爆发的美国大萧条也暴露了其在制度本身上的矛盾性和缺陷性，金本位制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1944年，全球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在这一体系中，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国以可调节的固定汇率制挂钩，黄金价格固定为35美元/盎司。但在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的爆发导致美元多次出现信用危机，欧洲各国因此纷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黄金脱离官价出现上涨。直至1971年，美国再也无力维持黄金官价，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黄金价格不断上行。1973年，西方主要国家货币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彻底崩溃。 1976年，《牙买加协定（Jamaica Agreement）》达成，协定取消了黄金官价并按照市场价自由交易，标志着黄金的正式非货币化。自此，现代黄金市场迅速发展，金价也从不到150美元不断攀升至800美元上方。 但由于黄金已经褪去了货币职能，储备需求下降，全球央行从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了持续的售金期，黄金价格亦不断下跌。1999年，尽管欧洲多国联合签署了央行售金协定（Central Bank Gold Agreement），以避免黄金的无节制抛售，但仍然难阻金价节节下跌。 东山再起，黄金走牛的五大驱动力 随着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及11年欧债危机出现，黄金东山再起，并于2011年迈向了阶段性的顶峰。随后，虽然在美联储退出QE以及美国经济逐渐复苏的影响下金价转跌，但2018年后金价再次走牛至今。 在此，我们从黄金的金融属性（货币超发、实际利率）和商品属性（零售需求、投资需求以及央行储备需求）入手，多维度寻找本轮牛市的驱动力，并为后续金价的走势判断构建逻辑支持。 （一）货币超发 在现代货币体系下，全球各国在面对经济危机时往往倾向于通过超发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 我们以M2-GDP同比增速作为衡量货币超发的标尺，可以发现以美欧日为代表的核心发达国家/地区在互联网泡沫、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今年的新冠疫情爆发时期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货币超发现象。 货币超发意味着过多的流动性追逐过少的资产，以及货币购买力贬值和资产价格上涨，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持续出现货币超发，那么黄金价格总是会追随资产价格的上涨而上升。从数据上来看，美国在00年、08年、11年以及20年的巨额流动性投放也的确带来了黄金价格的攀升。 图2：核心国家M2增速-GDP增速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3：货币超发对黄金价格的推动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二）金价与美债实际利率的关系 黄金作为美元信用体系的对冲，美债实际利率【注释1】是黄金价格的核心驱动力。由于黄金属于不生息资产，实际利率可以视作黄金的持有成本，属于金价的反面映射。从数据上来看，黄金和美债实际利率也的确呈现出了高度的负相关性。 图4：美元实际利率vs黄金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5：FED从2000年至今进入了三轮降息周期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回顾历史，美联储从2000年至今总共进入了三轮降息周期，美债实际利率在名义利率的带领下不断下移，成为了驱动黄金牛市的核心力量。虽然受制于美国在次贷危机后经济的短暂复苏以及美联储退出QE并边际收紧流动性，美债实际利率出现震荡走高，同时也导致了黄金的阶段性下跌。但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美联储迅速将基准利率降至为零并实施了无限量QE政策，实际利率突破前低，黄金也再次延续了从21世纪初开启的趋势性牛市行情。 （三）零售需求崛起 实物黄金的需求结构包括以金饰为主的零售、科技（牙医业）、投资（实物金条、官方铸币、币章、黄金ETF）以及央行资产储备需求。其中，金饰消费是黄金下游需求端的主要贡献者，其占比量持续稳定在50%左右。 从地域上来看，中国和印度是黄金消费市场（尤其是零售端）的主力，占比量已经超过50%。对于印度来说，受到文化传统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其对黄金存在着刚性需求。从90年代至今，其消费量一直保持稳定。而对于中国来说，黄金消费从07-08年才逐渐崛起，随后在13年达到顶峰并取代印度成为了全球第一大黄金消费国，后续虽有小幅回落但仍然保持着每年1000吨左右的高额消费。 印度的稳定消费以及中国零售市场的崛起也成为了黄金本轮牛市上涨的基石之一。 图6：黄金需求结构资料来源：World Gold Council、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7：中印两地黄金消费量处于高位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四）投资需求崛起 除了金饰需求，黄金投资亦是其需求结构中的重要维度之一。2003年，世界第一只黄金ETF于悉尼上市，黄金的金融投资属性逐渐进入市场视野。 2004年，随着全球最大的黄金ETF——SPDR黄金ETF的问世，黄金金融投资市场进入了蓬勃发展期。散户与专业机构通过ETF产品大规模参与黄金市场，私人投资需求上升，在放大了金价波动的同时亦推动了黄金价格的趋势性上涨。 2012-2016年，黄金ETF市场出现较大规模的资金流出，金价亦同步走熊。后续随着市场信心的重建，资金再次趋势性流入黄金ETF市场，投资需求的再次崛起也驱动了黄金牛市的同步发展。截止2020年6月，全球实物黄金ETF持仓规模已经达到了2058亿美元的水平并刷新了历史新高。 我们观察到黄金ETF持仓规模与金价走势基本同步。也就是说，尽管私人投资并不占据黄金需求端的绝对主导地位，但因为其对价格的敏感程度较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金价的同步指标。 图8：中国黄金ETF市场持续扩张 资料来源：ETF Providers、World Gold Council、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9：全球黄金ETF于2004年起蓬勃发展 资料来源：World Gold Council、招商银行研究院 （五）央行储备资产的再平衡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对冲经济层面的下行压力，各国央行通过量化宽松等手段释放了大量流动性，货币贬值压力加大，全球债务亦不断膨胀，各国央行的储备资产价值也面临着缩水风险。经此一役，全球央行逐渐意识到储备资产多元化、分散化投资的重要性，全球央行对黄金的态度逐渐从净抛售转向为净增持，并通过增加黄金储备以达到优化储备资产结构的目的。 其中，俄罗斯央行的黄金储备从08年至今增长了3倍有余，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危机后俄央行对储备资产的再平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国家不断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为了减少对西方金融系统的依赖，俄央行有必要增加黄金储备以分散风险。中国央行则是从21世纪初期就开始了多轮黄金储备的增持，从2000年至今其规模增长了近4倍。 也就是说，央行对黄金需求态度的转变亦成为了黄金本轮牛市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图10：中俄央行增持黄金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11：金融危机后，全球央行对黄金态度从净抛售转向了净增持注：正数代表央行售金，负数代表央行购金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前景展望，寻找黄金的估值和新边界 （一）前景展望，黄金牛市仍将继续 货币超发、实际利率、零售需求、投资需求以及央行储备需求代表了黄金的金融属性和商品属性，同时也成为了判断未来金价趋势的逻辑支持。 以金融属性来说，全球目前仍深陷在“新冠衰退”之中。在常态化疫情的压制下，全球需求恢复乏力，将使得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呈现出类似NIKE型的“广义V型”修复。在此影响下，各国普遍回归凯恩斯主义，而全球宏观政策的双宽松预计将至少持续至2021年末，也就是说货币超发的格局大概率仍将维持。 而利率端实际上是货币超发的一种价格体现。在全球高财政赤字的背景下，预计核心国家将于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低利率的环境当中。美债名义利率上行速度大概率将持续慢于通胀预期上行速度，美元实际利率维持低位，金价的趋势性牛市有望继续。 以商品属性来说，我们认为无论是零售需求、投资需求还是央行储备需求都将继续给金价带来支撑。以央行储备为例，在本次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债务压力加重，美元信用体系再次受到冲击，全球央行在纸币超发的背景下预计对黄金资产的净增持趋势仍将延续。 综合来说，上述五因素暂未看到逆转，我们认为黄金的趋势性牛市或仍将延续，可维持黄金多配策略不变。 （二）寻找黄金的估值和上涨边界 1． Qaurum黄金估值模型显示金价仍低估 传统的估值模型基于对资产未来现金流的贴现，而黄金属于不生息资产，传统的估值方法并不适用于黄金。因此，世界黄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站在商品的角度，以供求平衡作为底层逻辑推导出黄金的市场均衡价格，以此作为黄金的合理估值。公式如下： D（P*）=S（P*） 其中，P*为黄金均衡价格，D代表需求函数，S代表供给函数。该模型的预测频率为年度。从数据来看，Qaurum黄金估值模型对黄金价格变动的解释力度达到了97%。同时，该模型也正确估计了1980年至2018年期间73%的回报率方向。 图12：Qaurum拟合黄金均衡价格vs实际金价资料来源：Bloomberg、ICE Benchmark Administration、World Gold Council、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13：Qaurum拟合黄金收益vs实际收益资料来源：Bloomberg、ICE Benchmark Administration、World Gold Council、招商银行研究院 世界黄金协会根据迅速复苏（Swift Recovery）、美国债务危机（US Corporate Crisis）、新兴国家衰退（EM Downturn）以及深度衰退（Deep Recession）4种不同的宏观场景计算了黄金在未来5年的年度隐含回报率。 我们可以发现，不论在哪种宏观预设场景下，2020年的黄金隐含收益均在40%以上。若出现全球深度衰退，金价收益甚至将逼近80%。也就是说，2020年的黄金均衡价格大致在1950-2480美元之间。 但需要留意的是，黄金的供给端主要来源于矿产品、生产商对冲、再生金以及央行售金。若因为金价暴涨而催生出类似“页岩油革命”的变化，黄金供给量在中期内出现明显增加，这可能会造成对金价的误估。 图14：4种宏观场景下黄金的隐含回报率资料来源：World Gold Council、招商银行研究院 2．相对比价显示金价未到极值 任何一种资产的价格都不可能无限度上涨或下跌，都存在涨跌的边界，超出边界即为严重的高估或者低估，对应着资产配置的风险或者机会。那么，在黄金的大牛市中，我们可以寻找到金价的上涨边界吗？ 在货币长期超发的背景下，几乎所有资产价格都在通胀的推动下出现上涨。单纯以名义价格估量黄金的价值边界不具备实际意义，我们需要剔除通胀或是通过相对价格的比较来衡量黄金的合理估值。 过往对这一问题的探索，通常以金银比，或者金油比来观察，但这种方法也存在较多缺陷，特别是油价会受到供需和地缘政治的强烈冲击。 为此，我们需要寻找到一个新的比价坐标。 根据西方经济学，劳动力是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工资则是劳动的价格，或劳动力所提供劳务的报酬。通常而言，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底层劳动力所得到的劳动报酬，也是稳定且低廉的，这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比价对象，也即每盎司黄金所能购买到的劳动会存在一个历史均值，也会存在极值。 同时，随着通胀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薪资水平亦会随之水涨船高，这和黄金的名义标价存在一致性（通胀水平上升，黄金名义价格上涨；劳动生产率提高，矿工所需报酬以及黄金开采成本上升，对应名义价格上涨）。 因此，我们尝试通过对比金价以及薪酬的相对价格，即劳动力对黄金的标价来构建黄金的合理估值模型。 下图对比了伦敦黄金现货/美国私人非农企业生产和非管理人员的平均时薪，我们观察到黄金对劳动力的购买分别在1980年和2011年达到90-100的极值水平，这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即如果每盎司金价能购买90-100个小时的美国底层劳动力的劳动，那么此时的金价很可能已处于极度高估的水平，面临反转风险，或者这就是黄金上涨的相对边界。 以目前的估值水平来看，金价/薪酬的相对价格达到79，相较历史均值位置已经处于偏高水平，但相对历史极值来说则仍有一段距离。也就是说，黄金目前1944美元/盎司的名义价格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但尚未达到极值水平。在牛市逻辑完整的背景下，金价仍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如果以1980年和2011年的两次极值衡量，对应的金价为2540和2250美元，这两个价格可能就是本轮牛市上涨边界的参照值。 当然，需要留意的是，随着劳动生产率以及通胀水平等因素的变化，黄金名义价格的上涨边界并非固定，而将是动态调整的。 图15：黄金对劳动力的购买 图15：黄金对劳动力的购买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贵金属产品配置建议 中长期来看，黄金具有明显的避险保值抗通胀的功能。近期疫情反复、经济数据低迷、全球联储央行继续出台政策刺激支持经济，再叠加地缘政治频发的背景，市场避险情绪高涨，黄金处于较好的投资时间窗口。但我们需注意到，在近期短期急涨带动之下，波动预计将明显加大。 具体建议如下： 1、配置型投资者：已配置黄金的投资者建议继续持有，作为中长期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坚定持有。低配或未配置投资者从安全投资角度，建议选择带保护功能的金条产品，购买金条后若到期金价下跌，补偿金价价差；另建议投资者继续定投黄金账户，若2019年开始每日坚持定投黄金账户，定投至今年化收益率利率为36.6%，盈利效应明显。 2、交易型投资者：行情已至，交易型投资者近期投资热情高涨。对于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及投资经验的交易型投资者，建议选择无杠杆的双向纸黄金产品。操作上建议逢低做多，抓住回调机会建仓，黄金短线暂不宜做空，中长期向上空间仍在，可根据行情趋势逐步抬高止盈位置。 风险提示：黄金投资有风险，需根据风险承受能力合理进行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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