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起大落一直是A股市场的毛病，但这一次表现得尤为透彻。我们看到7月1日以后在大金融的带领下，上证指数很快突破3000点，之后冲到了3458点。但随后大金融的回落调整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不管是银行股，保险股，还是相关的地产股基本上都被打回了原形，甚至有不少股票都已经跌破了前期启动之前的价位。 说老实话，大金融板块出现如此剧烈的震荡走势，水皮炒股这么多年也是前所未见的。一般来讲，大家觉得大金融、大市值、大蓝筹相对稳定，上涨时是会慢慢地上涨，下跌时就比较抗跌。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的调整恰恰是由这些板块率先完成的。 所以金融股出现现在的态势，一定程度上对人气的打击应该讲是相当大的。人气的汇聚是一个很难的过程，但是打击涣散却是一个迅速扩散的过程。现在的市场应该讲是惊魂未定，就像惊弓之鸟一样，看什么都是杯弓蛇影。 我们昨天说下方有个缺口还没补，今天就来了一个跳空缺口。当然水皮相信跳空缺口更多的是情绪性的。一方面今天美股大涨，大家希望A股也有所表现；另外一方面也有不少投资者去类比7月17日和27日的大跌之后出现的阴十字星。因为7月17日之后，20日出现了一个大涨的反弹，所以大家对今天也有所预期。 但是情况还是不一样，因为17日之后的周末出了很多的利好。这个周末实际上是波澜不惊，基本上消息面没有什么所谓的利好支撑。现在的市场是靠自身在调整，只不过在两个缺口之间寻找自己的定位。至少目前来看，仅仅是靠两瓶酒维系人气是不足的。于是我们就讲到了大金融，但是今天券商不给力，银行也就出了半天功夫，保险也在调整，地产更是因为政策层面上有收紧的意思，现在正处在观望之中。所以这些权重板块不给力，或者说是三心二意，也就很难形成7月20日那样的反弹。 不但很难形成，而且高开之后很多股票实际上是回落补缺，把自己的缺口给补了。那么，我们看看大盘的缺口能不能完全弥补。 很有意思的是今天跳空缺口也没有被完全封闭。我们看到最后上证指数最低调整到了3208.49点，下方是3205缺口位置，之后尾盘又开始回升。今天的态势优势在于首先是收了一个阳十字星，而且这个十字星是高开先调整后回稳，然后再回升。应该讲一定程度上在没有权重指标股拉升的情况下，能走成这样算是不错了。 一方面是各自为战，生产自救，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调整是相对充分的。 我们看到今天北向资金依然在沪股通大举卖出，在深股通进场。里外里沪股通流出了28亿元。深股通流入了26亿元。北向资金一定程度在大金融上面的打压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越是这么打压，水皮倒是觉得对于后市的走稳恐怕越扎实一点。 我们看到今天上涨的股票是下跌股票的两倍多，虽然涨幅不大，但是多多少少给大家一种企稳的希望。如果小阴小阳能回稳的话，调整有可能就算取得一半的成功了。 今天盘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黄金价格冲高回落，黄金价格最高走到了1974.7美元。这个价格波动比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黄金价格直接在271美元/盎司跳高到287美元/盎司开盘，并出现了连日上涨，最高触及296美元/盎司还要高。也要比2011年黄金历史最高1920.24美元/盎司还要高。 中国大妈是解套了，但实际上黄金的上涨给市场传递的是极度不稳定不安分的信号。虽然美元指数从103下跌到了93，是N多年来美元最低的价格。但是黄金的上涨依然让大家对通货膨胀或者对政治充满了担忧，现在回落虽然对黄金板块的股票来讲是一个拖累，但毕竟也说明大家对不确定性的消除。一定程度上也为市场的走稳提供了一个契机。 一句话点评：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在别人恐惧时贪婪的股神又出手了。 巴菲特旗下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于当地时间7月20日至27日连续6个交易日增持美国银行股票，合计买入5000多万股，斥资近85亿元人民币。 年初至今，美国银行股价“打七折”，巴菲特却逆势大手笔加仓“捡便宜货”。这次股神是否会重蹈早些时候加仓航空股的覆辙，“抄底抄在半山腰”？ 巴菲特连续6天出手 斥资85亿增持银行股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于7月27日公布的文件，透露了巴菲特旗下公司伯克希尔的最新加仓动向。 具体来看，伯克希尔在当地时间7月23日、24日、27日分别以24.348美元、24.3664美元、24.073美元的价格增持“最大重仓”银行股——美国银行股票，期间合计买入数量1640万股，斥资约3.98亿美元。经过该笔增持后，伯克希尔在美国银行的持股达到约9.98亿股。 根据本周一(7月27日)收盘股价测算，伯克希尔目前持有美国银行股票市值为240.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81.74亿元)。 事实上，这已经是最近巴菲特第二次出手增持美国银行。此前的7月20日至22日，伯克希尔以平均每股24美元的价格买入3390万股美国银行股票，花费了大约8.133亿美元。 也就是说，自7月20日至7月27日，巴菲特连续6个交易日内出手，大手笔加仓美国银行股票，共斥资约12.1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4.71亿)，持股比例由一季度末的略超10%上升至11.5%。 银行股仓位向美国银行集中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最新这笔增持，巴菲特对美国银行持股占比、持股数量均创新高记录，伯克希尔的银行股仓位也再一次向美国银行集中。 从过往伯克希尔披露的持仓数据来看，巴菲特似乎越来越偏爱美国银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布的一季报显示，截至一季度末美国银行是伯克希尔公司第二大持股最多的股票，持股市值仅次于苹果公司。 截至2019年末，伯克希尔持有的按市场价值排名的前十五大重仓股中有六家银行股，依次为：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合众银行、摩根大通、纽约梅陇银行、高盛， 今年以来，巴菲特对多只银行股进行了减持。伯克希尔最新13F报告显示，公司一季度将其在高盛的持股比例从1200万股大幅削减了84%，至190万股，此外减持180万股摩根大通，减持比例为3%。 尽管半年报尚未公布，根据SEC披露的文件，今年4月、5月份，伯克希尔分别对纽约梅隆银行和美国合众银行进行了减仓。不难发现，巴菲特对美国银行很是青睐。 美银股价年内打七折 股神加大对银行股押注的真实意图或许不可得知，但从股价看，美银已经符合“便宜货”的标准。 从二级市场表现来看，截至7月27日收盘，美国银行股票价格今年内下跌了32.03%，从1月2日的35.44美元下滑至最新的24.09美元。 截至去年底，伯克希尔手中持有9.48万股美国银行股票，这意味着年初时伯克希尔对美国银行的持股市值曾高达350亿美元，目前其持股市值较1月初减少了100多亿美元。 疫情以来，美股震荡。今年2月至3月，美股经过一轮暴跌，期间美国银行大幅下挫，股价由34美元左右一路下滑，并于3月23日到达18.14美元的低点，刷新上市以来的最低记录。作为第二大重仓股，美国银行一季度给巴菲特带来的亏损或高达132亿美元。 尽管之后股价的反弹减少了一部分账面亏损，巴菲特对美国银行的持股今年以来仍处于浮亏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伯克希尔在本月早些时候达成了一项近100亿美元的交易，收购了Dominion Energy的大部分天然气资产。 再加上增加对美国银行押注力度的行动，市场普遍认为，巴菲特又开始积极逢低买进，并愿意以合适的价格增持现有股票。 美国银行二季度净利腰斩 但营收超预期 财务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银行实现净利润35.3亿美元，同比下跌52%。 虽然净利润腰斩，美国银行的财报中还是有一些亮点。具体来看，美银二季度总营收为223亿美元，比预期的220亿美元要高一些；美银的每股收益为37美分，超出市场预期的25美分，上年同期74美分；其投行业务也表现亮眼，实现22亿美元营收，激增57%。 据了解，美国银行自身还有一些优点，比如银行的按揭危机已得到解决，贷款组合的质量和流动性也都大幅改善。在过去十年里，美国银行大刀阔斧不断关闭分行，减少非利息支出。今年二季度，美国银行的非利息支出下降了5%，创两年来最大降幅。 同时，美国银行将业务重心转向数字银行和手机应用程式，因此吸引年轻一代银行客户，在处理消费者交易时，整体成本也得以降低。 就在3月底美股暴跌之际，巴菲特发出“活了89年都没有见到这样情况的慨叹”。 接着他便呼吁抄底，自己率先抄底航空股和银行股。而在此前，巴菲特一度被批评错过此次美股涨势。截至一季度，他手中还持有多达1370亿美元的现金。 不过股神也“失手”了，抄底航空股未成，抄在“半山腰”，最终认赔离场。 曾多次精准“抄底”美国银行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美国银行的股权可追溯至9年前，但巴菲特在过去两年中继续增加了这一初始投资。巴菲特过往对美国银行的增仓操作则显示，他曾多次实现了精准抄底。 财报披露的持仓数据显示，2018年3季度，伯克希尔增持美国银行1.98亿股，此外还增持纽约梅隆银行1300万股，同时增持高盛500万股。接下来的一个季度，伯克希尔再次加仓1891.9万股，2019年2季度则加仓3108.1万股。 2018年4季度期间，美国银行股价下跌近16%，但之后迅速迎来反弹，2019年期间美强势反弹近50%。 早在2011年8月，巴菲特执掌的伯克希尔公司斥资50亿美元买入5万份美国银行累积优先股，该优先股每年股息收益为6%，并可在任意时点以5%的溢价赎回。此外伯克希尔公司还获得7亿份美国银行认股权证，以每股7.14美元的价格购入后者股票。 自2011年8月到2019年底股价高点35.74美元/股，美国银行累计实现3倍涨幅，而截至目前，该股累计涨幅也已达到1.8倍以上。
疫情之下中国经济体现较强韧性。二季度GDP增速重新回正至3.2%。根据IMF、世界银行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GDP将下滑至-5%，中国经济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然而，疫情助推逆全球化，随着疫情后快速反弹结束，经济可持续复苏需要重视四大结构性失衡，即需求恢复慢于生产、三产恢复慢于二产、中小企业恢复弱于大型企业，以及实体与金融冷热不均。下一步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应对，缓解四大失衡是助力中国经济内循环的关键。 四大结构性失衡制约经济复苏 一是供需的不平衡，即生产恢复快于需求。6月，生产端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4.8%，接近疫情之前的水平；而需求端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有-1.8%，仍旧处于负增长区间。 外需方面，尽管二季度出口韧性尽显，但除了防疫用品、在线设备等品类出口大增外，其余主要商品均有明显回落，未来产业链转移仍是潜在风险。在此情况下，内需更是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以居民消费为代表的需求端需要尽快破局。 二是行业的不平衡，即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二季度，第二产业GDP增速大幅反弹14.3个百分点至4.7%；而第三产业仅回升7.1个百分点至1.9%，部分服务业（如住宿餐饮、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还处在深度负区间。 从月度数据看，6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当月同比2.3%、1-6月累计同比-6.1%，恢复速度显著滞后于工业生产。随着服务业在经济、就业中的占比不断提升，这一失衡也将对经济复苏形成拖累。 三是企业的不平衡，即大型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6月限额以下企业社零增速为-1.4%，连续四个月低于限额以上企业，表明新冠疫情对于中小零售企业造成了更为明显的负面冲击。 此外，制造业PMI也显示，小型企业景气度趋于回落，与大型企业表现显著分化。而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贡献了我国60%以上的GDP和80%以上的城镇就业，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全力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是重中之重。 四是实体与金融的不平衡，即实体经济下滑、金融体系扩张。疫情爆发后，实体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一季度GDP下滑6.8%。面对这一局面，政策当局果断应对，引导金融体系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6月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社融存量同比分别升至13.2%和12.8%，自2月以来大幅走高；上半年金融业GDP增速为6.6%，较整体高出8.2个百分点。近期火爆的A股市场也反映出，虽然经济逐步改善，但在实体回报率仍然低迷的情况下，流动性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这也放大了实体与金融的失衡。 打造经济内循环更需结构性改革 在疫情反复不断、外部形势恶化的背景下，叠加四大结构性矛盾的掣肘，中国经济的复苏前景面临不确定性。如果政策能够针对上述结构性失衡问题对症下药，将有利于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复苏增添动力。 首先，出台政策扶持措施以稳住目前的消费回暖势头，加大对消费薄弱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通过增加转移支付、金融定向支持以及发放消费券、现金券等多种方式，提高特定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延续可选消费难能可贵的回升态势，同时推动服务消费尽快回到正轨。 其次，随着“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发挥民营经济就业“稳定器”作用尤为重要。对此，应持续加强对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和财政支持力度，缓解企业经营和资金链压力。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就是支持金融直达实体经济、落实服务小微企业的重要举措。 再次，鉴于疫情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民营企业经营和偿债的冲击存在差异，应考虑根据具体情况将延长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有针对性地实施到位，对前期经营状况较好而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给予更多倾斜；同时，推动银行机构补充资本，利用好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充分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最后，更加注重货币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一是货币政策要稳定市场流动性、尽快推动降成本；二是金融信贷政策在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特殊时期不抽贷、断贷、压贷，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的同时，也应前瞻性做好拨备和不良贷款处置的政策储备；三是财政政策在企业减负的同时，需要重视加大对于政策性融资担保、金融风险处置等方面的投入，为银行不良率上升提供必要缓冲，避免风险积聚。 除此之外，近年来结构性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通过缓解结构性矛盾，发挥内需潜力，释放潜在动能，实现更加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比如，推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创新生产要素供给；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教育和科技体制的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市场改革，释放要素市场化改革红利。
比特币最近的走势非常乏味， 在9200-9600美元横盘近两个月，波澜不惊，被业内戏称“比特币再这么纹丝不动，就快变成稳定币了”。 突然在7月26日，比特币价格连过数关后突破10000美元，现已经来到11000美元，为6月1日以来首次，累计涨幅超过20%，引发各界关注。 比特币的“身份证”？ 很多人把这次比特币的价格突破，归因于日前美国联邦法院对比特币的判决，该判决将比特定义为“货币”（Money）， 认为比特币得到了官方认可的合法“身份证”，因此币价大涨。 这是个美丽的误会。 据彭博社消息，7月25日，华盛顿特区首席法官Beryl A.Howell，说虚拟货币比特币是华盛顿特区《货币传输者法》所涵盖的一种“货币”。 法官说出这番话，其背景是针对一个非法比特币平台交易商Larry Dean Harmon的无牌照经营汇款并洗钱的刑事指控。按照华盛顿特区的地区法律规定，任何汇款业务都需要申请汇款牌照。被告试图为自己辩护，提出“比特币并不是货币，经营的平台不是美国法典规定的汇款业务”。法官最后驳回被告的辩护，才有了上面认定比特币是货币的说法。 比特币被一个特区法官认定是货币，影响会大到足以推升横盘已久的比特币冲上1万美元吗？ 其实这个法官的判决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因为比特币被州法认定为货币压根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比特币在全美大部分州，都被州法认定为货币。 笔者曾经担任过某数字货币交易所美国公司负责人，在拓展美国业务的时候，就曾经一个州一个州申请业务牌照，就是上文提到的“货币传输执照”（Money Transimittting License ， MTL）。 不仅在各州如此，美国联邦级别的一个特殊机构，也把比特币认为是货币。美国财政部下属的防止金融犯罪和反洗钱办公室FinCen，它认为数字货币更接近于货币，因此规定在美国所有涉及数字货币的机构，都要在FinCen上注册登记为货币服务机构（Money Service Business，MSB），且需要在内部设置相应的合规部门。 华盛顿特区法官只不过是重申了比特币在州法内属于货币。这是一个在美国从事数字货币交易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已，因此海外媒体报道波澜不惊，而国内业者却奔走相告弹冠相庆，让人啼笑皆非。 关键不是法官而是美联储！ 当然，美国对数字货币的监管体系非常复杂，也是造成这个美丽误会的重要原因。 州层面大多和上述华盛顿特区一样，把比特币当成是货币，经营该业务需要申请汇款牌照。而纽约还更进一步，设定专门针对数字货币的经营牌照叫BitLisence。有些州还禁止比特币交易。 联邦层面上，真正对数字货币定性最有话语权的是美联储，但她却极力甩锅，表态说数字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美联储没有法律授权的责任和义务直接监管。而证监会SEC把除比特币外所有代币认定为证券，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把比特币认定为商品，税务局IRS则认为数字货币是需要报税的资产。还有OCC 货币管理办公室，CFPB消费者保护局加上上文所说的FinCen等等，根据职能不同，对数字货币有不同的界定。 美国对数字货币监管还没有形成统一体系，各个部门交叉重叠，具体梳理可以参考“与时俱进：数字货币的监管” 总之， 除非美联储宣布比特币为货币，谁说都没多大用。法官除了解释现有的法律外，是不可能超越自己司法权限，代替行政监管部门和立法部门改变对比特币的定性。 被拉起来的补涨 比特币突破一万美元不是因为法官一句话，那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这张图很好解释比特币大涨的原因。 最近两个月黄金一路飙涨，屡次突破历史新高，达到1948美元一盎司的高价，离2000美元大关只有一步之遥。究其原因，乃是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导致全球经济受重创，引发全球货币扩展，同时国际政治局势越发紧张，每况愈下的中美关系令人担忧，这些重大且深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让投资人深感不安，焦虑之下涌向有避险天堂之称的黄金，一步步推高黄金价格。 而作为数字黄金的比特币，也是避险资产的选择之一，照理说应该也和黄金一样有上涨的动力，集聚向上的势能，但却异常安静引而不发。直到近日，以太坊价格因为Defi行情火热而先行突破，比特币才跟着大幅上涨。 可以说比特币此次大涨，更多是在黄金和以太坊带动下的补涨行情， 跟美国法官对比特币的讲话没有丝毫关系。 比特币横盘太久了，持有者都很焦急可以理解，但也不要太激动。对后市，大家应该稍安勿躁，静观其变。
去年8月“破7”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打开了可上可下的空间，汇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今年上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金融动荡、世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境内外汇市场保持了平稳运行。这证明，迄今为止的汇率制度安排和汇率政策选择是成功的。 消息面因素驱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 今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中断了去年年底以来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升值行情。3月中下旬，疫情蔓延叠加油市崩盘，触发了美股熔断、全球股灾、美元飙升，人民币汇率再度“破7”。4、5月份，在疫情本土传播基本阻断、海外疫情加速蔓延、全球金融恐慌缓解、美元高位回调的背景下，受全球贸易局势和地缘政治等利空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继续走低，5月份一度跌至12年来的新低（见图1）。6月份，基本面利好因素的作用开始显现，收盘价相对当日中间价偏强的交易日占比达60.0%，远高于4、5月份平均20.5%的水平（见图2）。当月，境内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下午四点半收盘价（下同）分别上涨0.74%和1.01%，月末分别收在7.0795和7.0741，较上年年末分别下跌1.46%和1.53%（见图1）。 上半年，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最大振幅为4.4%，同比提高0.7个百分点；境内人民币汇率收盘价CNY的最大振幅为4.4%，与境外人民币汇率CNH的最大振幅4.5%基本接近，而上年同期二者相差0.3个百分点。然而，在同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构成储备币种的八种货币中，人民币汇率最大振幅排名垫底，且远低于其他七种货币汇率平均最大振幅11.6%的水平。这表明，在全球金融动荡中，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相对较高（见图3）。 上半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口径的人民币汇率指数上涨0.72%。其中，一季度上涨2.92%，二季度下跌2.14%。在主要货币中，人民币多边汇率走势依然较为坚挺，甚至从年初到全球股灾爆发之时的3月20日，人民币汇率指数最多升了4%以上（见图4）。去年8月“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成为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同时，人民币多边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显示为竞争性下跌，符合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汇率共识。 境内结售汇延续顺差格局 第二季度，人民币汇率总体偏弱，平均中间价环比下跌了1.5%，但银行即远期结售汇（含期权）合计为顺差264亿美元，同比增长299%，环比下降45%（见图5）。其中，即期结售汇顺差395亿美元，上年同期为逆差241亿美元，环比增长1.2%；银行代客远期结售汇未到期净结汇余额较上季末减少55亿美元，银行代客未到期期权Delta敞口净购汇余额较上年年末增加76亿美元。两项合计，外汇衍生品交易减少外汇供给131亿美元，上季为增加外汇供给90亿美元。这是导致结售汇总顺差环比减少的主要原因。 上半年，银行即远期结售汇（含期权）合计顺差745亿美元，同比增长220%。其中，即期结售汇由上年同期逆差332亿美元转为顺差786亿美元，但外汇衍生品交易由增加外汇供给565亿美元转为减少供给131亿美元（见图5）。这表明，境内主要外汇供求关系的银行即远期结售汇（含期权）顺差的扩大（除6月份逆差29亿美元外，其他5个月份均为顺差），在各种利空消息的冲击下，支持了境内外汇市场的平稳运行。 汇率“稳定器”作用正常发挥 第二季度，在人民币汇率偏弱的情况下，市场结汇意愿减弱、购汇动机增强：代客收汇结汇率64.9%，环比回落1.2个百分点；付汇购汇率63.6%，上升0.7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6月份人民币汇率受基本面因素影响重新上升，导致当月市场收汇结汇率骤降至57.6%，环比下降15.1个百分点；付汇购汇率升至66.2%，上升2.4个百分点（见图6）。 但从上半年看，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平均较去年下半年下跌0.3%，平均收汇结汇率为65.5%，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付汇购汇率为63.3%，回落3.3个百分点，显示“低（升值）买高（贬值）卖”的汇率杠杆调节作用总体得到正常发挥。 跨境外汇资金总体偏流入 第二季度，跨境外汇资金再度转为偏流出压力。当季，银行代客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顺差160亿美元，环比下降46%；与涉外外汇收付顺差298亿美元轧差后，为负缺口138亿美元，上季为正缺口278亿美元（见图7）。 但上半年，银行代客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顺差455亿美元，与涉外外汇收付顺差315亿美元轧差后，为正缺口140亿美元，同比增长133%（见图7）。 外来组合投资震荡加剧，但总体净流入 第一季度，受全球金融动荡的影响，国际收支口径的境外来华组合投资净流出17亿美元，为2016年第二季度以来首次。其中，外来股票投资净流出106亿美元，外来债券投资净流入89亿美元（见图8）。由于外资以配置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和银行同业存单等高信用等级的人民币债券为主，其风险属性低于股票资产，在全球金融恐慌环境下依然保持了净流入，凸显了全球避险资产的功能。同期，全球新增人民币外汇储备折合57亿美元，季末全球持有的人民币外汇储备份额是2.02%，全球持有人民币外汇储备绝对额和市场份额均创下历史新高。当然，这与中国在全球的经济贸易地位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第二季度，外来股票和债券投资项下双双净流入。其中，股票通项下陆股通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1360亿元，上季度为净流出179亿元人民币；境外机构在债券市场分别增持国债1487亿元、政策性银行债券973亿元和减持同业存单35亿元，合计净增持债券资产2425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3.28倍（见图9）。前述四项合计，外来跨境组合投资净流入3786亿元人民币（约合534亿美元），环比增长8.75倍。 据外汇局初步统计，上半年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折合729亿美元。这显示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经济大衰退、政局大动荡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市场汇率保险意识有所增强 用远期结售汇签约额与代客涉外外汇收付之比衡量外汇风险的套保状况显示，第二季度，市场远期结汇对冲比重回落、购汇对冲比重保持稳定，运用远期结售汇工具进行的避险操作降温：远期结汇对冲风险的比例为7.2%，环比回落4.3个百分点；远期购汇对冲风险的比例为4.7%，上升0.1个百分点；远期结售汇对冲比率为6.0%，下降2.1个百分点（见图10）。但今年上半年，远期结售汇对冲比率为7.0%，同比上升了1.2个百分点。这初步表明，随着“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增加，市场避险操作积极性有所提高。 上半年，银行代客结售汇总额与代客涉外收付总额之比为41.3%，同比下降7.4个百分点，表明境内主体更多用本币或自有外汇对外收付，以降低汇率风险暴露。其中，人民币跨境收付的比重达到35.8%，同比提高了10.6个百分点（见图11）。 本文原发于《中国外汇》
通过稳住市场主体实现保就业并将就业目标作为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的第一目标，这是贯穿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条主线，是2020年全年各项工作的一个“纲”，也是不同寻常地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和实现良性循环的一条新路子。 由于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我国将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所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罕见地没有设定经济增速目标。《政府工作报告》认为，这样做将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保就业。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六稳”，第一就是稳就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六保”，而保就业再次列为“六保”之首。从去年的“稳就业”到今年的“保就业”，既说明今年疫情之下就业形势更为严峻，也显示今年特殊时期中央就业政策目标更加坚定。 （一）不设经济具体增速目标是应对疫情的一个“新路子” 通过稳住市场主体实现保就业并将就业目标作为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的第一目标，这是贯穿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条主线，是2020年全年各项工作的一个“纲”，也是不同寻常地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和实现良性循环的一条新路子。 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告诉人们，宏观经济政策有四大目标：充分就业、价格水平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学教科书还告诉人们，四大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他们的优先顺序是可以不同排序的。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应对外部经济冲击的经济政策目标基本都首先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在此前提下采用大规模扩张和投资的财税政策，以投资驱动增长，以增长带动就业，以就业保障民生。但在应对此次疫情的经济政策中，中央一反传统做法，没有设定经济增长目标，而是将就业目标作为优先选项。设定和不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对就业是有一定影响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历显示，设定经济目标的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了追求增长目标常常会不惜一切代价，集中和运用所有资源；这时，就业政策目标很容易受到忽视。在现实中，对就业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一是从财税政策看，财政和税收因素、利率政策和储蓄、投资政策和项目选择等都对就业产生影响；二是从经济运行看，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对外贸易和汇率、消费物价指数和收入因素、固定资产投资等也是影响就业的因素；三是从社会和公共政策看，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全国劳动力市场建设、技术创新和投入、教育和人力资本因素等对就业也会产生影响。 如果设定经济目标，地方政府在“经济竞赛”中将“自觉不自觉”地把增长作为考核第一指标，就业必然“沦”为次要地位；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呈正相关，但在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史上，二者理论上的正相关性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中越来越表现出不一致性：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全国城乡就业弹性系数一直呈下降趋势：1982年全国城乡就业弹性是0.40，处于高峰期，1987年降至0.25，1992年陡然降至0.07，1997年短暂恢复到0.11，2002年下滑到0.08，2007年持续下降到0.04，2012年回调到0.05，2017年跌至谷底0.01。换言之，不计代价地单纯地追求GDP增长目标未必能带来相对应的较高就业增长，这就是过去几十年来我国面对的“高增长与低就业”的一个难题。在疫情特殊时期，不设定增长目标，设定就业目标并将保就业置于全年宏观政策目标的首位，就有可能“真正地”将上述财政政策、经济运行要素、社会和公共政策等三个领域资源“集中火力”完全“砸”向“保就业”，多年来要素组合的惯性就有可能被打破，“六保”的目标就有了保障，保就业就有可能实现。 《政府工作报告》对2020年就业政策设定的具体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那么，如何实现和落实上述具体的就业政策目标？ （二）就业目标“隐含”着经济增长目标 不设定经济增长具体目标并不说明经济增长不重要。例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下简称“实现900万”），经济增长拉动新增就业肯定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因变量”，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无论是保住就业、实现脱贫目标，还是防范化解风险，都要有经济增长支撑。在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总理确定了“六保”的目标任务，并说“这和GDP经济增长有直接的关系。经济增长不是不重要”。“实现900万”，这是2003年以来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目标最低的一年，正如总理在答记者问中所言，在百年不遇的疫情面前，“我们这样做也是实事求是”。 那么，根据以往几十年的经历，“实现900万”大约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速来支撑它？或说，“实现900万”所“隐含”的相应GDP增速大约是多少？增速区间大致是多少？ 如果城镇新增就业目标给定900万人，每个百分点对应的拉动就业新增人数给定之后也可推算出经济增长目标。那么，每个百分点的GDP到底能拉动多少就业人数，这将取决于就业弹性有多大。不同的就业弹性所对应的经济增长率每个百分点拉动的就业人数是不同的。就是说，就业弹性越大，每个百分点拉动的就业人数就越多。 表1给出的信息很重要，它显示，2004年至2019年GDP年均算数增长率9.0%；城镇就业人员数量从2.65亿增加到4.42亿，年均增长3.5%，16年间增加了67%，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均不断提高；城镇就业弹性平均为0.38，剔除2006年的0.66，变化不是很大，基本稳定，但是每1个百分点对应拉动的就业人数却持续上升，从2004年的97万人上升到2019年的222万人。 表1 2004-2019年我国城镇就业增长、就业弹性 资料来源：GDP增长率和城镇就业人员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19》；新增就业引自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见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 ；每1个百分点对应拉动就业人口、城镇就业增长率、城镇就业弹性系数、全国就业增长率、全国就业弹性系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计算得出。 所谓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是就业增速与经济增速的比值，反映的是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就业增长情况，即每1个百分点对应拉动的就业人口。根据就业弹性“定义法”的公式，将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定义为就业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即： 这里，E为就业弹性，L为就业劳动投入，Y为经济增长。 就业弹性也称为“就业强度”，或称为“奥肯定律”。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发现，当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3个百分点时，失业率将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即经济增长率每变动1个百分点将会使失业率反向变动0.33个百分点。近年来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增长每变动2个百分点，失业率的变动幅度大约是1个百分点左右。从奥肯定律和上述公式中得知，决定就业弹性的因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经济变量，除了GDP增长率，还包括开放度、出口表现、CPI变化趋势、FDI流入占GDP比重、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服务业的附加值占GDP比重等；另一类是人口变量，包括工作年龄人口增长情况、人口密度、城镇人口比重、全部劳动力增长情况等。对宏观经济变量来讲，《政府工作报告》决定实施规模性资金、大幅减税降费、适当增加投资，在应对疫情中，很多发达国家也采用了类似财税手段。但就人口因素或称劳动因素而言，中国具有某些特殊之处：一是城镇就业增长率受到老龄化的影响小于农村。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原因，全国就业人员数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2018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从2017年的77640万下降到2018年的77586万（减少54万），到2019年再下降到77471万（比上年减少115万），全国就业弹性首次出现负值，分别为-0.011和0.020。但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镇化过程还未完成，每年依然可转移出来相当规模的劳动力，城镇就业增长享受二元结构的“红利”，因此，城镇就业增长率在2018和2019年虽然受到影响，但依然表现为2.3%和1.9%，这是那些已完成城市化的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特征。二是城镇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从本质上讲是市场势力的结果，但不排除在特定时点存在着一定的财税政策和户籍手段的调节空间，因此，在疫情特殊时期，城镇就业增长率作为就业弹性的自变量存在着“反向操作”的空间，这也是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一个特征。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在世界就业弹性系数中，1991-1995年是0.34，1995-1999年是0.38，1999-2003年是0.30，这3个时期的GDP增长率分别是2.9%、3.6%和3.5%。但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之间就业弹性存在很大的差距，例如，最高的是科摩罗（1.667）、科特迪瓦（1.263）、尼日尔（1.149）、阿尔及利亚（1.158）、马达加斯加（1.127）和多哥（1.123），而就业弹性最低是波斯尼亚（0.05）、乌克兰（0.09）、中国（0.10），甚至有些国家是负值，例如，塞尔维亚（-0.101）、白俄罗斯（-0.112）和罗马尼亚（-0.238）。 下面看2020年应对疫情所面对的城镇就业增长率和城镇就业弹性的前景分析。 先看作为自变量“L”的劳动投入即2020年城镇就业增长率。表1显示，2004年以来，城镇就业增长率最高的是2006年的8.4%，最低的是2019年的1.9%，面对百年不遇的疫情，2020年城镇就业增长率肯定要低于最低年份2019年的1.9%，考虑到今年第1季度经济负增长-6.8%，2020年城镇就业增长率也有可能是零甚至是负增长，本文假定2020年城镇就业增长率有3个前景，即1.5%、1.0%和0.5%。 再看就业弹性。在给定城镇就业增长率之后，就业弹性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因变量GDP增长率，而增长率决定每个百分点拉动就业人员的数量。考虑到就业弹性具有较大反向操作空间，这里假定就业弹性也有3个前景：前景一是剔除2006年0.66的特殊情况之后，取最高值0.42；前景二是取过去16年的平均值0.38；前景三是取最低值的2019年的0.31（剔除2005年的0.28）。 在上述城镇就业增长3个前景和就业弹性3个前景的假定下，我们可得出如下三组基本预测，见表2。其实，在锁定“实现900万”之后，我们还可以对城镇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弹性系数做出更多的假定，做出更多的不同组合。表2给出的是3个基本预测，是基于3个不同就业弹性系数下3种城镇就业增长率的前景预测，换言之，城镇就业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是可以“选择”的： ——在城镇就业增长率较高的情况下（高预测），比如高于1.5%的话，如果就业弹性较高，GDP名义增长率则不到3.6%，但如果就业弹性很低，GDP名义（全文同）增长率就要接近或超过5%。 ——在城镇就业增长率较低的情况下（低预测），比如低于0.5%以下，如果就业弹性较高，GDP增长率大约就是1%左右；如果就业弹性也较低，GDP增长率就要接近2%。 ——在城镇就业增长率适中的情况下（中预测），比如大约1%左右时，如果就业弹性较高，GDP增长率就会低于2.5%，如果就业弹性较低，增长率就须超过3%。 表2 “实现900万”就业目标的3组预测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 （三）在城镇就业增长率给定条件下，提高就业弹性是关键 对决策者而言，表2的政策含义在于： ——从城镇就业增长率来看，它不能太高，比如，如果超过2%，就业弹性就需提高到至少0.6才能达到3.3%的经济增长率，这就为第3和4季度带来很大压力，因为第1季度是-6.8%；但就业增长率也不能太低，比如低于0.2%甚至是负增长，那就有可能带来GDP的负增长，这时，就业弹性即使再高，完成“实现900万”的压力就非常大了。 ——从GDP增长率来看，在高、中、低三种不同城镇就业增长率假定下，GDP增长率越高，每个百分点撬动的就业人口数量就越轻松。但由于第1季度是-6.8%的负增长，第3和4季度的增长压力是很大的，如果全年平均增长率低于2.0%，每个百分点对应的就业人口压力就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增长率高于5.0%，也是不现实，因为届时，第3和4季度的增长压力就要求非常高。所以，从全年平均的角度看，3.0%的GDP名义增长率附近比较可行。 ——从就业弹性来看，在城镇就业增长率既定条件下，就业弹性越高，实现较高GDP增长率就越轻松。例如，在“高预测”中，如果就业弹性像2019年那样是0.31，GDP增长率就需高达4.8%，但如果像2012和2013年那样，就业弹性超过0.40，比如是0.42，增长率就可达3.6%，在“中预测”中增长率只需2.4%，在“低预测”中就只需1.2%。所以，就业弹性非常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就业弹性具有一定的可操作空间。再进一步分析，如果假定2020年城镇就业增长率在1%至2%（2019年的水平）之间是“给定”的并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那么，经济增速和“实现900万”的关键就在于就业弹性了，就业弹性越大，实现就业政策目标就越轻松一些。 上述三方面分析显示，2020年全年GDP名义增长率区间在1%至5%之间，因为低于1%将难以完成“实现900万”，高于5%将为第3和4季度带来很大的增长压力，这是不现实的。再进一步聚焦，GDP名义增长率在2.4%至3.9%之间应是“实现900万”隐含的最优合理区间。其中，在“高预测”的1.5%城镇就业增长率下，如果就业弹性足够好，3.6%的GDP名义增长率附近是最佳值，意味着1个百分点GDP对应拉动的就业人口是250万左右；在“中预测”的1.0%城镇就业增长率下，同样是0.42的就业弹性，但GDP增长率只要2.4%就可以了，每个百分点拉动的就业人数是375万人。 上述分析给出的结论是，就业弹性将是2020年能否实现就业目标的关键。那么，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就业弹性、以顺利确保在下半年“活下去”？ 总理在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过去我们说过，不搞大水漫灌，现在还是这样，但是特殊时期要有特殊的政策，我们叫做放水养鱼。没有足够的水，鱼是活不了的”。总理还说：“我们现在有1亿2000万市场主体，他们就是青山，留住他们，就会赢得未来”。很显然，这里说的“鱼”和“青山”都是指1.2亿市场主体。以较小的“代价”实现2020年就业政策目标，这就是总理说的不搞大水漫灌的“一条市场化改革的路子”，是“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心循环的新路子”（《政府工作报告》语）。概括起来，放水养鱼和留得青山就是为企业纾困，让市场主体活下去，最终目的是为了稳就业和保民生。 对提高就业弹性来讲，我个人理解，万余字的《政府工作报告》规划的放水养鱼、留得青山和保就业的举措可简化归纳为三大类：一是规模性资金投入，二是减税降费，三是帮扶特殊群体。所谓规模性资金投入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新增赤字和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共计2万亿；减税降费具体是指在去年2万亿的基础上再增加5000亿，即2020年计划减税降费2.5万亿；帮扶特殊群体具体是指疫情期间有六个特殊群体需要政策倾斜。 其中，前两类举措的政策目标是为企业纾困，稳住市场主体，从供给的角度看实现保就业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资源投向就业弹性高的行业和企业；第三类举措是从需求的角度看就业政策目标的六个特殊群体当前存在的困难及其如何精准施策。
7月28日周二，沪深两市出现震荡回升的态势，市场的赚钱效应有所提升，人气也有所回升，结束了调整的态势，我之前建议大家重点关注消费板块里的低估值板块乳业，出现了集体大涨，新能源汽车板块的上游钴资源也出现了较好表现，黄金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后，黄金股出现了冲高回落，这显示出黄金股的走势和黄金的走势存在差别，跟踪黄金价格最好的工具其实是黄金ETF而不是黄金股，这是之前我给大家讲的观点，因此可以重点关注黄金ETF的机会，黄金价格连创历史新高，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晰，我已经给大家做了分析，包括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加大以及美联储带领全球央行放水等，但黄金价格短期涨幅过快，也有冲高调整的需求，因此不能过度追涨，可以从长期的角度去把握黄金的机会，我认为黄金价格突破2000美元每盎司只是时间问题，中长期的趋势依然是继续向上，黄金作为避险品种，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加大时，必然会有中长期的较好表现。现在已有投行将黄金的目标价提高到2500美元每盎司甚至提高到3000美元每盎司，这可能是中长期的目标价而不是短期的目标价。 隔夜美股继续上升，尾盘上扬，纳指上涨超过160点，苹果引领科技股走高，市场比较关注的是企业的财报，经济数据以及美联储决议，国会继续对新一轮疫情纾困计划进行谈判。本周美股迎来了像谷歌、苹果、亚马逊、微软、Facebook等科技公司的财报，以及美国GDP等重磅经济数据，还有像美联储货币政策决议以及美国国会就财政刺激措施进行的谈判等重要事件，这对本周市场的走势带来影响，投资者可以关注。美国的疫情仍比较严重。截至26日，美国单日死亡人数已经连续4天破千。但疫苗的研发取得了较好进展，这对美股来说，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疫情影响。美股的走势依然比较强势，整体来看，美股这一轮的上升主要受益于美联储大量放水带来的资产泡沫，但经济面的回升并没有跟上，这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市场上涨的波动性，美股高位震荡的可能性更大。 当前A股市场已经结束了单边上涨的走势，进入震荡走势，但市场上涨的逻辑并没有改变，支撑A股市场牛市的三大逻辑，包括经济面的回升，央行实施的低利率宽流动性的政策以及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大转移的环境，这些没有发生改变，因此从中长期看A股市场仍然是牛市格局，最近可以关注的是基金销售依然火爆，今年以来，权益类基金即主投股票的基金，规模已经突破了1万亿份，直逼2015年大牛市时的销售量，这些新发行的基金未来都会逐步建仓股票，对A股市场的长期走势形成明显支撑，从成交量来看，A股市场连续17个交易日成交量突破万亿，周一出现了降温，成交额首次低于万亿，说明市场的交易情绪有所降温，但一旦市场结束调整再次回升，可能会那再次升温。北上资金近期出现了持续的净卖出，北上资金的流出一方面是之前市场过快上涨，累积了较大的获利盘，另一方面是外资阶段性的流出，可能受到美股最近强势走势的吸引。黄金价格不断走高，全球投资者对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加剧，提高了避险情绪，这都是北上资金流出的可能原因，但北上资金从中期来看仍属于持续流入。北上资金下半年仍以净流入为主，年底之前北上资金会继续流入A股市场，这样的趋势是确定的。消费板块是我一直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方向，因为消费是我国的优势，投资者对消费股的投资热情很高，包括消费三剑客：白酒、医药、食品饮料都有不错的表现，白酒和医药由于短期涨幅较大，存在调整压力，相对而言，食品饮料板块在估值上具有一定优势，如乳业板块以前的涨幅不大，和白酒、医药相比，具有估值优势，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家电板块在这轮上升中没有太大表现，家电属于消费板块，家电龙头股在调整之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配置价值，也可以重点关注。券商板块作为行情的风向标，一般在行情启动时会一马当先，但行情一旦出现回调，下跌幅度也会较大，因此当前市场在结束单边上涨进入到震荡阶段后，券商股表现较弱，这在情理之中，券商股的表现要等到下一轮行情启动才能真正崛起。对券商股需要适当做波段。对业绩优良的头部券商可以长期关注，但由于券商波动大，长期持有券商可能会导致净值的波动较大，因此要结合个人的投资习惯和投资能力来决定对券商股应该是波段操作还是长期持有，如果能经得起短期波动，券商股长期增长的潜力较大，我认为可以继续配置。 A股市场牛市是否还在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我的答案非常明确，我认为A股市场短期的震荡不会改变牛市基础，因为支撑牛市的因素没有发生改变，虽然现在仍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如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在加大，中美摩擦局势仍不明朗，美国疫情出现反弹等。这些不确定因素我们需要继续观察，但目前来看不足以改变A股市场走牛的基础。A股市场的赚钱效应在逐步提升，更重要的是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大转移的趋势已然明显。在房住不炒的调控之下，由于住房主要是满足刚需和改善性需求，对于投机客操作的成本以及预期的回报率都在下降，因此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大转移的趋势不会改变，今年1月3日银保监会发出通知，要求银行保险公司多渠道引导居民储蓄进入资本市场做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这实际上指明了重要的政策方向，未来更多的居民会通过买入公募基金等方式进入资本市场，这将给资本市场带来源源不断的增量资金，是资本市场走强的重要推动力，随着基金规模的增长，公募基金的话语权势必会进一步增强。基金多数崇尚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基本面研究成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建议投资者学习财务报表分析，看懂上市公司的三张报表，学习价值投资的方法，行业选择以及个股选择方法，从而能和机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当然如果个人投资者无法学会这些基本面投资方法，也可以将大部分资金交给基金管理，这样可以提高投资的胜算。未来10年是A股市场的黄金10年，要抓住A股市场中长期的机会，就要树立价值投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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