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路透社消息，英国文化大臣奥利弗•道登在北京时间7月14日宣布，英国已决定停止在5G建设中使用华为设备。理由是，使用华为的技术和设备存在“安全风险”。 我为什么这几年一再说，很多人学经济学学傻了，其实我也曾经傻过。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顶礼膜拜，认为欧美等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发达经济体，就是奉行自由市场，以及维护这个市场体系的一系列的先进制度，这无疑是所有国家都努力的目标。然而，随着对历史的深入了解和对现实的冷眼观察，我发现很多事不是他们宣扬的那样的。 在历史上为了维持他们的产业优势和竞争地位，英美等国干了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比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打压华为，旗号是华为有“安全风险”，但是，从来没有见他们拿出证据证明华为真的有什么“安全风险”，其实，对欧美一些国家而言，华为对他们最大的“安全风险”就是华为在这个领域已经超过他们了。在历史上，一旦一个国家的产业比他们强，他们不是靠自由竞争去超越，而是：干掉它！ 别不信，历史的确是这样的。先说说英国，英国是亚当·斯密的故乡。很多人总是想当然的认为，英国一定是斯密主张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成为世界强国的。但是，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英国的很多产业的发展，是靠英国政府的干预和对殖民地相同产业的打压。 当年，印度的棉纺织业比英国的强，英国饱受印度棉纺织业竞争之苦。为了打压印度的棉纺织业，扶持英国自己的棉纺织业，英国议会在1701年通过《棉布法案》，对英国从印度进口的棉纺织品征收极高的关税，甚至禁止穿着以印度纺织品（棉布）制作的服装。直到1774年，在英国的棉纺织业终于超过印度之后，英国才废除了这个法案。 事后的故事大家听到的版本就差不多了，英国的纺织业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而英国工业革命的起点就是从纺织业开始。至于英国的纺织业是如何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这段历史他们很少提。除了棉纺织业，英国还对殖民地的其他产业实施一系列禁令：不准建栋钢楼或者切钢厂；不准制造钢和铁的成品，即使供自己消费的也不准。另外，英国还禁止殖民地之间进行皮毛和羊毛物品的交易。 由此观之，英国的崛起，根本原因在于英国实现了产业保护和贸易保护政策，而不是因为采用了斯密的不干预思想、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在英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英国一直对重商主义给予抨击，但英国恰恰是靠重商主义有了后来的经济霸权地位。诺曼在《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崛起》中一针见血指出，“重商主义体系……是资本主义学会走路的拐杖！”可谓入木三分。 再来看看美国。美国当年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是英国一系列产业禁令的受害者。当年，北美殖民地在工商业方面完全处于对英国的奴属地位，除了家庭工业与手工业之外，不允许从事任何工业。据说在1770年，当英国的查坦勋爵看到北美的新英格兰人开始尝试进行一些工业时惶惶不安，当即宣布禁止殖民地从事制造业，甚至连一只马鞍都不行。 美国建国之后，美国的一些建国者不是傻子，他们知道英国为什么强大，所以，他们开始采取英国曾经对付他们的办法。美国当时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力主发展美国的制造业。汉密尔顿是亚当·斯密的粉丝，但是，汉密尔顿一方面崇拜斯密，另一方面却用斯密反对的手段开始发展美国的制造业。 在产业发展上，汉密尔顿不相信斯密的自由放任，他认为，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为了保护美国的制造业，汉密尔顿提出了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四项政策：即保护关税、禁令、原材料出口税、资金补贴各自的效果。而这些美国曾经实施的措施，也是现在美国极力反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么做的措施。美国为了保护自己产业的发展，实施了严格的关税保护，而美国一度是世界上关税最多的国家。 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美国的朝野上下其实都非常明白，美国不是靠自由贸易。经济学家保罗·贝洛赫把美国称为“现代保护主义的摇篮与堡垒。”在对产业的保护上，一旦某个国家的产业超过美国，美国才不管什么自由市场之类的规则，而是直接举起制裁的大棒，历史上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对当年的日本如此，对今天的中国也如此。 有多少人曾经和我一样是多么的幼稚，认为英美这些国家是如何的公平，如何的讲道理，如何的守规则。但是，看看他们对华为的做法，依然是很娴熟继承了他们的老祖宗对付其他国家的办法，举起保护主义的额大旗，进行打压。原因绝非什么“安全风险”，而是因为华为的确在这个领域超过了他们。对于英国当年的很多做法，德国的 “幼稚工业保护论之父”弗雷德里希·李斯特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有极其精彩的描述。实在太精彩了，摘录两段： “1721年，乔治一世的大臣们当禁止印度工业品输入的时候，曾公开宣称，情况很明显，只有输入原料、输出工业品，才能使国家富强……到了亚当·斯密的时候，除了我们在上面所列举的一些准则之外，又初次填上了一条新的准则，这就是把英国的实际政策隐蔽在亚当·斯密所发现的世界主义的措辞与论据之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仿效这个政策。 这本来是一个极其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高峰之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他伟大的同时代者威廉·庇特的、以及所有在他以后在英国执政的人的世界主义意向的秘密，也就在这里。” 成年人的世界真的很复杂，这个世界也从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以为英美这些成年人都是遵守规则的模范，以为他们就是靠自由市场，而不是耍赖走到今天，以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他们总是以老师的口吻不断教训我们如何如何做，但是，一旦学生超过了老师，老师们要么指责学生做错了，要么就想办法灭掉这个超过自己的学生，用李斯特的话就是“撤掉梯子”。当然，国与国之间的产业竞争从来都不是童话世界，英美打压华为，撤掉梯子很正常。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做错了什么他们才这么干，千万不要幼稚地认为我们按照他们说的做了，他们就再也不会刁难我们。我们唯一做错的，就是我们在一些领域超过了他们。
从政策空间上看，当下中国是全球少有的可兼顾合意刺激力度与币值相对稳定的经济体，随着宏观政策更聚焦于高质量发展和打造内外双循环新格局，这也有望吸引国际资本长期的趋势性流入。 “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冲击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巨震。但相对而言，人民币资产表现不俗，既受益于疫情有效控制叠加经济稳健复苏所带来的短期超额收益（高α），也因经济基本面和宏观政策的内生性增强凸显出对于海外资金的长期配置价值（低β）。量化来看，中国市场不仅提供了基准之上的收益表现，同时凭借与其他主要经济体资产的低相关性成为分散风险的配置优选。我们认为，伴随着中国经济减速增质的路径日益清晰，人民币资产有望呈现出当下难得的兼具“高α”和“低β”的稀缺投资属性组合，这也将成为国际资本长趋势流入中国的核心逻辑。 疫情有效控制叠加经济稳健复苏，中国资产正在提供全球稀缺的超额收益。自2020年1月中下旬以来，受到新冠疫情持续发酵影响，企业盈利预期差带来全球金融市场的调整压力，而风险溢价急剧变化更成为短期波动的根源。在此期间，疫情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呈现出“局部爆发-外溢扩散-共振回溢”的三阶段演化，疫情所涉区域的边际变化成为市场大范围动荡的关键。以股票市场为例，MSCI指数在经历了超过30%的下跌后又出现了超过20%的上涨。从影响指数表现的内在因素看，发达市场驱动着全球性情绪起落的β，而新兴市场分化加剧的疫情干预效果影响着相对波动的α。 从2020年上半年全球主要股指的表现来看，中美大部分指数领跑全球，但两相对照，美国股票市场的表现更接近于MSCI全球指数，而中国市场则提供了基准之上的超额收益（详见附图）。短期而言，这场前所未见的疫情已成为重塑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历史性变量，自大萧条以来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将首次同时陷入衰退，而得益于疫情的有效控制，中国较之其他主要经济体下滑幅度更浅、复苏进程更快（详见附图）。长期来看，疫情按下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快进键，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将有效链接起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持中国资产成长为新时代更具有稀缺性、值得超配的α。 与其他主要资产低相关的量化特征开始显现，人民币资产有望在市场动荡中提供稳定性。从近三年资产类别表现的相关性出发，可在相对意义上将全球主要资产分为避险资产、风险资产、低相关资产三类：避险资产主要包括黄金、债券、美元资产等，风险资产主要包括非美股票、原油等，而相对突出的低相关资产是比特币和人民币资产。通过资产表现相关性矩阵的色阶差异可以直观描绘上述分类的依据（详见附图），前两类资产呈现出类别之内的明显正相关（绿色表示）和类别之间的明显负相关（红色表示），而与之相比，第三类资产与其他资产之间的相关性较弱（黄色表示）。 尽管上述横跨资产类别、币种的分类相对粗线条，但其凸显了低相关性资产分散风险的配置意义。比如，与美元资产低相关的属性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的背景下有望提供潜在的稳定性。当前，尽管美国经济体量仅占全球不足四分之一，但美元仍然是全球占据统治地位的投融资货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借贷中的美元占比也逆转了此前的下降趋势，现已重回本世纪以来的高位。2019年底，仅美元计价的跨境银行信贷和国际债券规模就高达22.6万亿美元，分别占其总存量和全球GDP约50%和26%。考虑到美元融资渠道和持续性主要受美国宏观政策和金融市场情绪影响，美元流动性潮汐紊乱在短期内会打破传统风险和避险资产之间的鸿沟。在全球化杂音不断、美国经济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叠加的情形下，配置低相关性资产有助于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下避免组合表现的大幅波动，进而降低类似于2020年3月全球金融市场巨震的破坏力。 经济基本面和宏观政策的内生性增强，人民币股、债与全球指数的低关联度凸显配置价值。近年来，伴随经济、金融体量的不断增长，中国股、债资产在对应主流国际指数中的纳入权重不断提升，境内外双向开放速度明显加快也便利于海外资金被动配置人民币资产。更为重要的是，当前人民币股、债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对应资产仍具有较低的相关性，这也有望通过资产表现的独立性吸引主动配置的海外投资者。 从近三年G4经济体（中、美、日、欧）主要资产表现相关性的量化视角看（详见附图）：股指方面，美国和日本主要指数都有典型的高β特征，相对而言，欧洲50和上证50与其他指数的相关性中等，而A股的创业板指数则呈现出明显的低β特性；债指方面，美、欧、日债市相关性超过80%，与之相比，中国债指与全球债指的相关性最低。我们认为，量化的低相关性反映出中国经济较强的基本面和宏观政策内生性。如前所述，尽管人民币资产仍然属于广义的风险资产，但其独立行情的演绎在全球复苏乏力和市场动荡的背景下将呈现出稀缺的配置价值。从政策空间上看，当下中国是全球少有的可兼顾合意刺激力度与币值相对稳定的经济体，随着宏观政策更聚焦于高质量发展和打造内外双循环新格局，这也有望吸引国际资本长期的趋势性流入。
摘要 【水皮：充分的换手有助于后期市场进一步走好】对于A股来讲，目前是进入了舒适区，在这个区域，大家选择的余地是比较大的，水皮希望在3500点左右的空间能够有充分的换手，能够有充分的交易，这样才有助于后期市场进一步走好。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就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 周二早上美国股市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纳斯达克指数盘中跌幅最大，带头领跌的就是特斯拉。美股交易时间，特斯拉盘中跳水大概16%接近20%。应该讲美股周二的走势是对前期不断创新高的调整，而美股的调整是不是直接引发了周二A股的调整谁也说不好，至少周二以创业板为代表的科技股，盘中的调整幅度是相当大的。这些科技股盘中一度有接近4%的跌幅，几乎把昨天的涨幅抹了个干净。当然了尾盘收市的时候，还是不错的，又收回来很多，连带深成指也是出现了大幅的调整，上证盘中也出现了2%以上的调整。当然收盘的时候上证指数站上了3414点的位置。应该讲调整幅度还是在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中。 水皮提醒过大家，千金难买牛回头，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在一个市场里，涨急了，涨快了自然有一部分人要获利回吐，要变现。周二恐怕就是变现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看到绿盘的个股是比较多的，有2449家，上涨的股票很少，大概有1352家。下跌的股票中有的跌幅还比较大，当然也有创新高的股票，比如国盾量子周二股价达到了435元/股，这么高价的股票还能涨24.61%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真的是撑死胆大的吓死胆小的。 我们看到周二盘中是以金融股为代表个股下跌，很多银行股最近连续几天的回落基本上就把前期的涨停潮抹干净了，而且回落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这是不是一个下蹲谁也不好说，但是水皮觉得一轮牛市恐怕就不会是一个涨停这么简单。很大可能现在的调整就是为未来蓄市，充分的换手也是让后来者上车。 从周二的成交量上来看，上证7073.3亿元，是缩量的，深成指成交9972.1亿元，接近了1万亿的量，这个量应该引起大家高度警惕。结合周二创业板和深成指深幅的调整，现在的成交量应该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因为周二北向资金流出150.17亿元，深股通占流出总量的2/3，应该讲流出量是不小的，北向资金的流出本身也代表了逢高减磅或者获利变现的欲望，在深圳表现得尤为明显。 水皮过去一直提醒大家创业板上因为最终市场还是要看业绩的。马上我们可能就会迎来史上最惨的半年报，这些半年报对创业板炒高的个股会构成一定的制约，所以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先知先觉，或者说是为了稳妥，选择在现在的位置做一个了结。结合周二创业板、深成指的天量，水皮提醒大家调整正在进行时，大家在深圳市场上还是要注意控制风险。 本周新股发行比较多，又是一个超级打新周。有27个的新股发行，当然新三板占了一半，主板几乎每天都有新股。这么巨量的新股发行搁在以往市场早就趴下了，这一次为什么市场还能这么强势就是因为本周也迎来了基金的超级发行周。有15个基金在这一周发行，权益类的基金大概有七八个。今年以来已经发了707个基金，这些基金全年估计会带来1.43万亿元的资金，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对冲。 我们看到国务院昨天开了经济形势的座谈会，一个基本判断就是经济复苏的迹象是比较明显的。后期还要保证资金的合理充裕，也就是说一方面经济在回暖，但是货币政策暂时也还会积极配合。 所以对于A股来讲，目前是进入了舒适区，在这个区域，大家选择的余地是比较大的，水皮希望在3500点左右的空间能够有充分的换手，能够有充分的交易，这样才有助于后期市场进一步走好。 一句话点评：调整不可怕，就怕不调整
7月14日，海关总署公布6月外贸数据。以美元计，6月出口同比增0.5%，进口同比增2.7%，双双超过预期。笔者认为，6月数据透露出三大信号：一是出口延续4、5月的稳健势头，外贸韧性尽显；二是自美采购大幅增加，意味着中美经贸协议在积极实施；三是东盟已经上升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逆全球化趋势下，东盟作为中国区域伙伴的重要性日渐上升。 信号一：疫情下中国出口仍具韧性 欧美复工复产推动中国出口同比转正。随着欧美多地实行分阶段复工，6月多国PMI较5月份有显著改善，导致外需边际修复。6月多项重点出口商品降幅缩窄或由负转正，如机电（-2.3% vs 1.6%）、家具（-15.5% vs 8.4%）、玩具（-10.4% vs -5.0%）、服装（-26.9% vs -10.2%）。全球需求修复也得到亚洲其他外贸导向经济体的数据印证：韩国出口同比从5月的-23.6%恢复至6月的-10.9%，越南出口同比从5月的-14%缩窄至6月的-2.8%。 防疫需求仍对出口有显著拉动。我们在4、5月份点评分析中指出，疫情对中国贸易的扰动主要体现在防疫物资出口上升和居家办公带动的计算机需求。6月数据显示，与防疫有关的物资出口如织物（56.7%）、塑料（84%）、医疗器械（100%）继续高增，仍是当前出口强有力的拉动力。计算机出口增速从4、5月的近50%放缓至6月的16%，显示居家办公相关需求已经趋于饱和。 信号二：自美采购大幅增加，中美经贸协议积极实施 自美采购和原材料进口促进整体进口回暖。6月中国从美国进口同比增长11%，结合农产品进口看（同比增长36.1%），表明中国6月显著加快了按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自美国进口的速度。之前受疫情和中美紧张局势影响，中国自美采购落后于预期进度，但两国均表示正在履行协议承诺，海关总署亦重申，中国仍信守承诺，履行协议。预计下半年采购进度将进一步加快。此外，受到基建、地产回升推动，铁矿砂（24.9%）、钢材（34%）、铜（74.2%）等工业原材料进口大增。 信号三：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东盟与中国进出口总额6月为555.5亿美元，上半年为2978.9亿美元，已经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究其原因，二季度“第二波”疫情蔓延全球，但中国与东盟受疫情影响较小，对双边贸易构成利好。另一方面，中国从东盟进口维持中高速增长，6月单月更是同比上升16.7%。这背后与中、外资企业加速投资东南亚、向中国出口有关。 三大信号表明，中国外贸领域仍然具有韧性和灵活性，成功抵御了去全球化和疫情的双重冲击。特别是在全球产出剧烈萎缩的二季度，中国产业链和庞大的生产能力为全球抗疫和经济恢复提供了重要支持。但疫情常态化及产业链转移是后续出口增长的隐忧所在。近期美国、南美、香港等地疫情反弹，导致局部复工节奏放缓或暂停。疫情常态化对海外投资、消费需求构成冲击，影响中国出口。当然，全球疫情的持续将暂时延缓产业链转移的步伐，但中长期看外部形势愈发紧张，仍不可低估疫情过后，产业在政治、经贸压力之下外迁的威胁。
省联社金融市场化改革一直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也是省区农商行和农信社金融体系改革的难点。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备受瞩目的省联社金融市场化改革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即将出台的省联社改革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呢？ 一、省联社改革已迫在眉睫 自2000年央行和江苏省政府试点组建全国第一家省联社起，省联社便担负起组织协调省内农村金融机构的重要职责。20年来，省联社为辖区农信社在甩掉历史包袱、搭建系统平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农信社改制农商行进程的加快，省联社与农商行股权倒置的体制性矛盾日益加剧，迫切需要深化改革。 （一）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需要。省联社作为省政府派驻管理机关，本身不是独立的法人机构，既没有进行市场化股份制改造，也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公司治理架构。而辖区农商银行、农合银行、农村信用社普遍完成股份改造（农商行、农合行、农信社以下合称“农商行”），建立起“三会一层”管理机制，其股东大会享有公司法规定最高权力。而实践中，省联社基本套用国有商业银行管理辖内分支机构模式，逐级上收人、财、物和经营管理权，扮演着辖区农商行家长角色。省联社和农商行之间的公司治理矛盾在所难免。比如，2017年4月江苏省联社提名常熟农商银行副行长人选，被该行超2/3董事联袂否决，引发了省联社与农商行高管提名权之争。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据监管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农商行系统不良贷款率4.09%。实际上，农商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远高于公布数据。各地省联社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辖区农商行经营管理能力差异，不良率也存在较大差距。有的农商行实际上早已经营不善，大量贷款靠借新还旧维持运营，潜在不良贷款率高达30%；有的农商行内部管理混乱，案件频发，陷入严重资不低债的潜亏状态。县域农商行作为中小金融机构，品牌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挤兑风险。2019年10月，河南伊川农商行董事长因违规经营被抓，市场一度恐慌，发生了储户集中提款事件。类似挤兑事件在全国农商行系统已发生多起，防范和化解农商行金融风险迫切需要省联社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 （三）保护国有资产安全需要。在农村信用社改制农商行过程中，省联社在补充资本金、不良贷款核销、资产置换等方面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真金白银”。但是在农商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由于缺少行业监督，增资扩股规范性不强，有的通过内外勾结违规代持银行股份；有的大股东层层嵌套，腾挪资金入股，直接或间接控制农商银行；有的大股东违规开展同业投资，采取关联交易等手段套取银行信贷资金，使农商行沦为大股东的“提款机”。 （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随着四大国有银行陆续收缩县域以下金融机构，农商行已成为县域“三农”经济发展的主要融资渠道，其贷款投向面向三农领域，但涉农贷款普遍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改制农商行往往迫于业绩压力，片面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有的农商行调整经营定位，收缩农村战线，转向城市金融竞争；有的农商行跨区域经营，把更多资金投向异地非农产业，偏离了支农主业，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解决好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从农商行的市场定位和政策取向看，省联社市场化改革，更加有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更加有利于农商行回归支农主业。 二、省联社改革面临四大“难题”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省联社金融市场化改革之难丝毫不亚于当年蜀道之行。从省联社运行的实际情况看，统筹推进辖区农商行配套金融改革将面临四大“难题”。 （一）股权关系理顺难。目前，农商行普遍存在股权过于分散、缺少资金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的问题。有数据显示，在农商行股权结构中，中小民营企业股东占比高达80%，而国有资本占比却相对较低，不具有重大决策话语权。在经济发达地区，少数大股东通过违规筹资、资质造假、委托代持等方式，变相操控经营，向自身输送利益；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商行股东多为本行对公客户或是本地相关企业，股东资质、社会信誉、财务状况相对较弱。随着经济下行，股东经营持续恶化，股权频繁质押或拍卖转让，股东涉诉、股权查封事件明显增多。股权关系管理混乱，交易背景错综复杂是省联社市场化改革的主要难点之一。 （二）公司治理建设难。与大型商业银行或上市商业银行相比，省联社的公司治理能力相对薄弱。尽管辖区农商行按照监管要求，搭建起“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架构，但实际上只是换了“牌子”，改了称呼；业务经营仍然沿用原农村信用社传统模式，“穿新鞋走老路”“干多干少一个样”，绝大多数基层分支机构既没有压力，也缺少动力，经营管理死水一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共谋发展”的内控机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重大事项还是董事长一人拍脑袋决策，董事会下设的风险管理、薪酬管理、三农事业、审计工作、消费者权益保护、关联交易等专门委员会基本上形同虚设。内部关联交易缺乏有效监督，内控制度建设明显缺失，有的以虚假贷款、表外授信等方式为少数大股东及利益关联方提供隐性融资，致使农商行违规经营案件高发，不良贷款高企。 （三）经营转型调整难。扶助小微企业，支持三农发展是农商行经营转型的主要方向。受宏观经济转型、同业竞争加剧、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农商行经营转型也同样面临较大压力。农商行盈利模式单一，仍停留在传统的存贷利差模式，代理保险、代销基金、第三方支付等面向大众客户的创收项目近乎空白，中间业务增长缓慢。基层农商行创新能力不足，普遍存在人才匮乏、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由此带来涉农新产品开发迭代进程缓慢，很多基础信贷产品十几年一成不变，脱离市场需求。金融科技水平落后，信贷审批、理财产品销售主要由线下人工处理，线上综合服务能力明显不足，难以满足客户多元化、个性化、场景化的金融需求。信贷业务结构失衡，有的农商行盲目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热衷于“垒大户、放大额”；有的农商行搞通道做表外，通过违规开展承兑贴现、信托业务增加授信规模，甚至省联社主动为异地农商行牵线搭桥，开展系统内银团贷款，对单一客户实施跨区联合贷款，致使农商行信贷投放过于集中，偏离了涉农贷款“增户扩面”要求。 （四）不良资产处置难。农商行实际不良贷款率远高于账面数是公开的秘密。农商行不良贷款形成的历史原因错综复杂，有经济下行企业经营不善形成的，有内外勾结案件涉诉造成的，也有账外经营违规发放贷款积累的。如果按照每家省联社平均一万亿资产计算，省联社的实际不良贷款将在千亿左右。如此天量的不良贷款单纯靠清收化解，无异于杯水车薪。化解高风险农商行历史包袱问题复杂，涉及司法诉讼等多方面，同时需要不良资产核销、剥离等专项政策支持。而不良资产处置除影响当期银行经营利润之外，还消耗大量银行资本金，迫切需要财政注资进行补充。从目前情况看，全国各省区受新冠疫情影响，财政收入普遍下滑，各级财政很难在短期内筹措到足额资金为农商行补充资本。 省联社改革要真正“脱胎换骨” 省联社改革相关文件已下发各地省政府，推动省联社改革成为各地省政府本年重点工作之一。省联社改革能否真正“脱胎换骨”，成败关键在于体制机制创新。 （一）因地制宜，成立地方法人银行。从发展趋势看，成立地方性法人银行或是省联社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主流方向。对于经济发达、管理幅度不大的省区联社，可借鉴北京、上海、重庆、天津、深圳、青岛等地农信社改制成功经验，成立地方法人农商银行。对于辖区经济差异化较大、管理幅度相对较广的省区联社，可与省会城市或者省内最大农商银行合并重组，成立由省级政府管理的地方农商银行；再由地方农商银行逐步对其他县域农商银行进行吸收或控股，实现辖区农村金融机构的统一管理。省联社转型为地方法人银行，对基层农商银行进行股权投资，进而实现对农商银行的控股管理，这是解决当前省联社与基层农商行股权倒置矛盾的最佳方案。一方面，通过地方法人银行对基层农商银行进行控股投资，理顺上下级管理关系，省级地方法人银行可以母行身份参与县域农商银行重大决策；另一方面，省级地方法人银行控股县域农商行，保留县域农商银行独立法人地位，与中央关于“以县域为基础统一法人”改革初衷保持一致。 （二）内引外联，积极引进战略投资。省联社改制成省属地方农商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至关重要。省级政府注资成立省级地方农商银行，无论资金实力、区位资源，还是品牌影响力都将得到明显改善。从省级地方农商银行的经营定位看，其战略投资者宜引入国内外知名金融企业集团、金融科技公司和省内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中型民营企业。优质战略投资者的加盟，不仅充实地方农商银行资本金，扩大资本实力，满足规模扩张的资本需求，而且可以改善农商行的股权结构，实现股权结构的多元化；更重要的是通过战略投资者的强强联合，实现金融科技的深度融合，提升农商银行金融科技水平。 （三）多措并举，加快不良资产出清。省联社改制省级地方农商银行，需要清理转化历史积累的各类金融风险，其中加快不良资产处置是化解金融风险最重要一环。在省联社改革过程中，省级政府应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省内农商银行各类风险。履行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多级风险防控与处置机制，统筹推动县域农商银行不良资产重组、重整与重构，提高不良资产价值贡献。依托省级资产管理公司批量转让不良资产，提高不良资产专业处置能力。新设立省级农商银行，通过综合运用不良资产拍卖、核销、债转股和以物抵债等手段消化农商行存量风险。 （四）建章立制，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改制中的省级农商银行应牢固树立全省农信系统“一盘棋”思想，扎实推进县域农商行公司治理建设。严格股东资质审查，对主要股东及关联方信息进行穿透核实，强化股权质押及关联贷款管理，推动股权集中托管。完善“三会一层”运行机制，着力构建“坚强的党委会、规范的股东大会、健康的董事会、尽职的经营层、有效的监事会”的公司治理机制，保障重大决策党委前置、科学民主、有效制衡。建立严格规范的内部控制流程，统一辖区农商行系统制度规范，确保各项业务有章可循。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制定与乡村振兴战略配套的绩效考核体系，构建长期激励与短期激励相协调的激励约束机制，全面落实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制度。
赌王何鸿燊大殓，殡仪馆门口记者云集，他们拍尽了两岸三地的政要巨贾，竟然没有发现李嘉诚家族的一个影子。在何鸿燊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上，李嘉诚大名在列，可李嘉诚家族为何连个代表都没有出现？李嘉诚去了哪里？ 香港有个扶灵的习俗，有名望、有江湖地位的政要巨贾去世，都有地位相当的尊者在出殡当日为其扶灵，送最后一程。李嘉诚作为香港首富，能成为扶灵人，自然是死者家族的荣耀。很遗憾，赌王家族没有得到李嘉诚的荣光照耀。李嘉诚去了哪里呢？也许，李嘉诚哪里都没去，他只是不想面对当天的很多政要商贾，更不想面对公众。 曾经，李嘉诚脚下的土地各种势力暗流涌动，李嘉诚在各大报纸上重金刊发“黄台之瓜，何堪再摘”的广告。看上去只有短短八个字，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解释，可是黄台摘瓜的典故是一场血淋淋的宫廷争斗。李嘉诚成了诸多民众，甚至政要口诛笔伐的对象。 李氏家族发迹于香港，在通往首富的道路上，衣食住行都在李氏家族的生意网络中。李嘉诚不是给民众提供生活便利的救苦救难的菩萨，他同时在攫取高额的利润。财富的黄台之上，李嘉诚跟他的朋友们已经将脚下的瓜果摘了无数遍，才有了今天长实系、和黄系，才有李氏家族的富可敌国。 任何的风云变幻，在李嘉诚的眼中都是生意。40年前，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李嘉诚闻风而动，北上开疆拓土，成为北京的座上宾，拿下北京长安街最热门的地块。那个时候，从西北刚到北京的潘石屹站在长安街头感叹，如果有一天能够在长安街造房子，多好啊。 潘石屹的偶像就是李嘉诚。李嘉诚拿到土地，没有进行立即开发，而是囤地皮。李嘉诚利用自身财富以及附着在财富身上隐形的权力光环，在全国各地囤地皮，一囤就是几年甚至几十年。从2012年开始，李嘉诚家族开始从大陆撤离，那个曾经仰望他的潘石屹也跟着超人的脚步。 李嘉诚从大陆撤离的资金开始转移向欧美，炒地皮、买酒吧，能源通讯，只要是跟老百姓生活相关的，李嘉诚都下重注，短短几年就砸下了4000多亿。现在，李嘉诚差不多买下了半个英国，25%的电力分销市场、30%的天然气市场、40%的电信市场。李嘉诚把在香港的战略复制到了英国，让英国人给自己首富的王冠增光添彩。 李嘉诚缺席赌王大殓背后，正在伦敦谋划一个更大的棋局。如果早年在英国的投资只是生意，现在伦敦的香港城项目，李嘉诚已经不再是在商言商，跟唐宁街10号的攀附已经让商业长出了权力的牙齿。15年前，英国跟欧盟热火朝天，李嘉诚看上了亨利八世的皇家造船厂，那是大英帝国海上崛起的根据地，地处泰晤士河畔，紧邻格林威治，距离伦敦金丝雀码头三公里左右，可谓寸土寸金。 那个时候，香港的新世界、新鸿基等豪门巨富都在泰晤士河畔跑马圈地，他们大兴土木时，李嘉诚笑看风云，囤地待涨。直到拿地8年后，才将项目开发计划提交时任市长的鲍里斯伦敦市政府，鲍里斯批准了开发许可。但是项目进展缓慢，直到2020年6月李嘉诚才拿到正式的首期规划许可，旨在打造成千亿规模的“香港城”。 近日，英国政府称将向香港BNO护照持有者提供移民路径，李嘉诚的大生意就拿下规划许可，外界认为这正是为香港移民提供居住地。李嘉诚是为香港移民提供伦敦的避风港吗？非也，只是李嘉诚赚钱的一笔生意。李嘉诚早年曾经联合新世界等香港财团到加拿大，搞过同样类似的项目，为香港移民提供一条龙服务。现在伦敦的项目只是想再次上演黄台摘瓜的游戏。 香港城位于伦敦最繁华的地段，能够在李嘉诚香港城置业的，一定是非富即贵者，鲍里斯也已经从伦敦市长竞选为首相了，他推动的英国脱欧，让英国无论是政府的财政，还是国家的财富，都可谓九死一生，现在英国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大量的财富，李嘉诚的香港城项目除了让英国鲍里斯政府看到了筑巢引钱的光芒，更暗合伦敦方面的国际政治游戏，十年项目一朝获批，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锱铢必较的是商人，高瞻远瞩的是政客。李嘉诚有一句口头禅：谁利润更大才是我要考虑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虚假的道德说教。有一点是李嘉诚难以回避的，那就是他从香港到大陆投资，获得了大量的资源、资金、人才的支持，才有了李嘉诚在大陆几百上千亿的大生意，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北上，还是几十年离奇的囤地，李嘉诚的生意显然已经超出了游戏规则。 李嘉诚说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自己只是一个商人，会努力去理解政治，他的行动就是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大规模从大陆撤离，以至于曾经仰慕他的潘石屹也开始仿效。 李嘉诚为首的地产行业，曾经是中国经济的柱石，随着经济的发展跟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当大量资本撤离到在国际政治中跟中国不断争端升级的对手一边，这是生意的考量？还是在下政治的赌注？一个显著的现实就是，一定程度上蛀蚀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根基。李嘉诚说自己绝不僭越政治，可是在敏感时期开始在伦敦搞香港移民城，李嘉诚的僭越边界又在哪里呢？ 从李嘉诚的商业头脑，高瞻远瞩的判断能力，伦敦的香港城势必会成为他商业生涯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些移民到英国的香港同袍，其实如同在香港一样，你的每一项消费，只会让李嘉诚的首富王冠更加华光溢彩。面对李嘉诚的伦敦大生意，也许，老百姓会说：那都是油漆泥菩萨，还是那副心肠。
与其担心莫须有的“去中国化”威胁，还不如正视近在咫尺的严峻挑战。经济大萧条的前景也将导致跨国企业重新评估其新投资项目，同时一些政府采取了限制新增投资的政策，这将导致今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最多下降40%，明年还将继续下降5%到1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且全球大流行，加重了经贸冲突背景下各界对于全球产业链重构“去中国化”的担忧。对此，我曾在2月26日于《第一财经日报》发表的文中指出，从非典时期的经验看，制造业利用外资不能决定中国全球产业链的地位，而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扩大开放尤其是服务业对外开放，加上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区域纵深较大，中国仍有望维持甚至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重要性。之后，又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文，进一步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相关看法。现在看来，无论是总量数据还是基本事实，都支持我的基本观点。 总量数据尚不支持“去中国化”的判断 做判断要摆数据而不是只讲故事。现实中，不排除受疫情影响，有外商投资企业撤资、国内企业外迁的真实案例（故事），但做总体判断，必须依据宏观总量的数据。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国际收支口径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资产净获得）180亿美元，同比减少30亿美元，下降14%。其中，对外股权投资净流出173亿美元，减少29亿美元，下降14%，贡献了同期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减少额的95%（见图1）。这表明我国未出现国内企业加速外迁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同期，国际收支口径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负债净获得）343亿美元，同比减少133亿美元，下降28%。其中，外来股权投资净流入266亿美元，减少136亿美元，下降了33.8%，贡献了同期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减少额的102%（见图1）。但这反映了疫情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短期影响，不一定表明已发生外企撤资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据统计，第一季度，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工业利润同比下降47%（见图2）。这减少了外企利润再投资，当期国际收支口径的经常项目投资收益支出同比减少140亿美元，下降29%（见图3）。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外企利润再投资是借记经常项目下投资收益支出，贷记金融账户下外商直接投资的股权投资净流入。 随着3月底中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国内经济社会活动逐步恢复，4、5月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利润连续同比正增长，令前5个月累计分别为负增长6.2%和18.4%，较第一季度降幅分别回落了6.6和28.5个百分点（见图2）。预计第二季度，国际收支口径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有可能同比增加。同期，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同比减少，前5个月累计下降5.3%，较第一季度的降幅扩大了1.3个百分点。 此外，近日国际律所贝克麦坚时与研究机构荣鼎咨询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今年前5个月，外资在中国公布的并购总额达90亿美元，无论是交易数量还是交易额，近十年来均首次超过了中国对外的并购交易活动，而欧美跨国公司正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推动力量。究其原因：一是看好中国旺盛的消费需求，二是中国在政策上欢迎外资，三是日益成熟的中国企业对外资吸引力增强。 证伪“去中国化”的故事却俯首可得 今年4月份，“日本政府出钱让日企撤出中国”的说法曾引发讨论。但查阅日本官方网站发现，该政策并未专门提及“中国”，而且重点希望回迁的生产项目聚焦口罩等卫生产品。此外，疫情暴发之初，中国采取的防控措施客观上影响了部分日本本土制造业。但随着中国复工复产，日企停工趋势已经从中国转移至欧美，日企这方面的抱怨和担忧已大为缓解。“日本经济新闻”的最新调查显示，多数日本企业不会改变其在华发展战略，因为它们不仅把中国当作出口加工基地，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它们生产商品的消费市场。 5月底，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多数美国企业认为，中国国内消费和日益庞大且富裕的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带来的增长，是它们发展的最大机遇，持续性经济和市场改革是第二大机遇。白皮书指出：“尽管面临疫情、经贸摩擦等部分负面因素，大多数美国企业并没有离开中国的打算，不少企业还计划扩大对华投资。”“中国取得疫情防控战略性成果后，走在了全球经济复苏曲线的前面。许多公司最初选择在中国的原因今天仍然适用。”中国美国商会总裁毕艾伦预计，企业将采用“中国+1”战略，在利用中国市场机遇的同时，分散供应链风险，但不会改变整个供应链生态。 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最近一份报告指出，鉴于中国仍在加速融入全球金融市场，而美资金融机构也在积极参与，中美金融脱钩正变得越发不可能。至于迫使中国企业从美股退市毫无意义，因为资本市场是全球性的，拒绝中概股公司在美上市并不会阻碍这些公司获得美国资金。同时，禁止美国养老金投资中国也是象征性的，对中国影响微乎其微。 据国际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调研，这次新冠疫情大流行可能会放慢贸易摩擦以来产业链的搬迁趋势而非加快。原因：一是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阴霾下无人愿投；二是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在复工方面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 日前，美联社报道称，虽然一些国家正在极力促进本国企业迁出中国，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但几乎无人响应。因为一旦回国，企业就要面临着重新开始的局面，相较于在中国已经成熟稳定的制造产业链，迁移后费用的损失和再次“开张”的成本，都决定了这样的迁移不是“免费”的。同时，目前中国消费者对于这些外国企业的吸引力是巨大的，选择在中国常驻，是想与中国市场联系得更紧密。 明晟公司编制的相关指数显示，与那些在中国根本没有业务的公司相比，在中国有着广泛市场基础的美国公司如高通、博通等，能更好地经受住贸易摩擦的冲击。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是，今年特斯拉登顶全球市值最大的汽车公司，最大助力就是它去年在上海投产的新能源汽车现在开始量产销售。英特尔则因为早年美国政府对中国超级计算机芯片强行断供，最终不得不宣布于今年7月底关闭至强芯片的最后一条生产线。 进入中国市场，就抓住了未来。 更现实的挑战是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大滑坡 我较早就指出，甚嚣尘上的“去中国化”和“金融脱钩”论，不排除是一种“舆论战”。在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下，西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有限。我们不要被政客们的言论牵着鼻子走，而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其实，与其担心莫须有的“去中国化”威胁，还不如正视近在咫尺的严峻挑战。联合国贸发会的最新报告指出，新冠肺炎大流行给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造成了供需和政策等层面的冲击，“封城”等措施迫使进行中的投资项目放缓，经济大萧条的前景也将导致跨国企业重新评估其新投资项目，同时一些政府采取了限制新增投资的政策，这将导致今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最多下降40%，明年还将继续下降5%到10%。显然，这种大环境下，我国要维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同比正增长可能是一种奢望。 为此，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所谓国内国际双循环，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看，就是打造中国的“世界工厂+世界市场”角色。 下一阶段，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的优势，打好“纾困+改革”的组合拳，在实现“六稳”、“六保”目标任务的同时，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设，不断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稳定我国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份额，进而巩固和提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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