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非6月17日，获悉，左晖退出34家自如旗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最终受益人，包括北京自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自如生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天津自如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自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 34家公司的经营范围囊括了酒店管理、物业管理、信息服务、家居装饰等。 值得关注的是，从今年伊始，贝壳找房董事长左晖频频退出旗下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最终受益人的序列。3月21日，左晖退出7家商务咨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月9日，左晖退出“实际控制人”56家、退出“最终受益人”57家，共计113家。
相关专题：美团小贷被判定违法放贷 在河南遭遇重挫的某团小贷，陆陆续续于多个执行裁定书中被法院认为，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过融资业务平台，违法从事发放贷款业务，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破坏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对其提出的仲裁裁决的执行申请，法院予以全面驳回。（编者注：近日，河南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一批法院执行裁定书显示，重庆美团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未在限期内提供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从事资金融通发放贷款业务的证明，多起执行申请被驳回）对此，市场纷纷猜测，某团小贷放贷之所以被认定为违法，或与其仅获得小贷资质；未获得网络小贷资质，就跨区域经营有关。 鉴于本案并无更多事实披露，且当事人将要上诉，最终裁判结果尚未落定等情节，我们谨假设某团小贷公司在未取得网络小贷牌照的情况下，进行跨区域的网络放贷经营，由此，对其可能面临的法律评价，我们分享如下看法： 网络小贷与小贷大有不同 话说，某团小贷全称为重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开展各项贷款、票据贴现、资产转让和以自有资金进行股权投资等。为何其已与取得小贷资质，仍被市场认为没有资质？已有小贷牌照，为何还需要申请网络小贷经营资格？网络小贷与小贷有何区别呢？ 其实，小贷与网络小贷的差别不只一点点。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可知，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各省市结合实际，在省、区、市范围内展开。小贷公司秉持“小额、分散、本土化”的经营理念，有些较为严格的地域限制。 而网络小额贷款则是互联网企业通过其控制的小额贷款公司，利用互联网向客户提供的小额贷款，具有通过互联网平台上获取借款人，运用互联网平台积累的客户经营、网络消费等特定场景信息等评定信用风险，在线上完成贷款全业务流程等特点。其主要形式包含全国范围内纯线上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跨区域线上、线下结合开展网络小额贷款的小额贷款公司”。 具体到牌照申请上，就此次热点事件，我们特别找到重庆市金融工作办公室印发的《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变更工作监管指引》及《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开展网络贷款业务监管指引》等，由此可知： 一般小贷公司的设立条件如下： （一）符合《公司法》的公司章程。 （二）符合规定条件的出资人。 （三）注册资本应由股东或发起人以货币资金出资，在公司设立时一次性足额缴纳。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20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3000万元。最大股东或主要发起人及其关联方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注册资本总额的30%；其他股东或发起人持股及其关联方的持股比例，最高不得超过注册资本总额的10%，最低不得低于注册资本总额的5‰。 （四）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不少于2名，且具有3年以上从事金融或相关工作经验。 （五）健全的组织机构、业务操作规则和风险控制制度。 （六）与业务经营相适应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其他必要设施。 （七）市政府金融办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而网络小贷的申请要严格得多，申请设立开展网络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除满足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一般性条件外，还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一）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人民币以上； （二）具有专职人员负责网络平台安全，技术负责人应有3年以上计算机网络工作经历； （三）具有中国境内合法的正常运营的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具有潜在的网络贷款客户对象，能够筛选出满足开展网络贷款业务需要的客户群体； （四）具有合理的网络贷款业务规则、业务流程、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 （五）具有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咨询、申请、审核、授信、审批、放款、催收、查询、投诉等多项功能的独立运行的业务系统，能够与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系统对接，满足监管信息录入报送和监管检查的要求。 （六）…… 概言之，网络小贷因为面对的客户群体较为广泛，且在线上运作，因此，监管机关对网络小贷要比一般小贷公司在注册资本、风控能力、经营实力等方面提出更高更多的要求。 无网络小贷资质，跨区域放贷合同无效？ 看到小贷与网络小贷的显著不同后，有读者会问，没有网络小贷资质，跨区域对外发放贷款的借贷合同有效吗？ 我们曾在之前文章中提及，《商业银行法》第19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 同时，《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18〕10号）第三条进一步要求，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规范，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 由此，未取得网络小贷资质，跨区域对外发放贷款，从而签订的合同涉嫌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 而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认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指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再进一步提出，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内容的。 由此，未取得网络小贷资质，跨区域对外发放贷款而签订的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 没有放贷资质而发放贷款，构成非法经营罪？ 2019年10月21日，非法放贷行为入刑。听说某团小贷没有资质就对外放贷，如此行为，该不会构成刑法所说的非法经营罪吧？ 《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该条有如下法定要素： （1）放贷行为的违法性：非法经营罪属于行政犯，需要“违反国家规定”才能入罪。从事发放贷款业务需要经过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如未取得网络借贷资质而对外跨区域放贷的，当具有非法性。 （2）放贷活动的职业性：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的，就构成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该要素对某团案件来说，非常容易构成。 （3）放贷对象的不特定性：网络贷款面向客户的广泛性使得放贷对象的不特定性在本案中也易实现。 （4）情节达到严重程度：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需要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运用刑法手段打击的目标，实际上锁定在非法高利放贷。再结合民事司法解释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认为“以超过36%的实际年利率实施非法放贷行为”是认定非法放贷“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前提条件”。 由此，没有放贷资质而发放贷款，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还需落实到各要素中来。但我们想说的是，当借款人从某团小贷公司借款的综合成本利率低于36%时，不能简单认为其未获得网络小贷牌照就跨区域放贷的行为构成犯罪。 结语 据了解，自2017年11月21日起，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各级小额贷款公司监管部门一律不得新批设网络（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禁止新增批小额贷款公司跨省（区、市）开展小额贷款业务，以防范“现金贷”带来的风险隐患。自此，2年过去，再无互联网小贷牌照获批。 去年，也曾有声音指出，银保监会将制定《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确定全国统一的网络小额贷款监管制度等，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金地集团董事长 凌克 6月12日，金地集团董事长凌克在中城联盟直播论坛上做了题为《未来已来，面向未来的房地产能力建设》的主题分享。一如他向来被贴上的“理工男”标签，整场演讲沉稳清晰，动辄列出一串数据或案例，务实、严谨。 凌克指出，在地产智联时代，企业要从提升经营管理的全面信息化能力，建立互联网的客户交互能力，加强建筑的数字化、工业化和定制化能力，提升服务的AI化、智能化能力等四条路径全面提升信息化水平，努力实现新的快速增长。 房地产行业拐点已至，10年后新房市场或回落至2008年 在直播论坛上，凌克首先系统回顾了近二十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的巨大变化，深入分析了未来行业发展趋势。 过去20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呈现怎样的基本情况？实际上，国内房地产行业真正起步是在1998年，一直到2008年，整个市场取得了高速发展，不管是销量还是房价都获得了跨越式增长。这是因为地产商采用了高周转的发展思想，快速拿地、快速销售、快速建设、快速结转，整体以快周转为基调。所以过去10年间，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速度非常快。 但随着调控政策进一步深入，以往那种依靠高杠杆、高周转在短时间内规模爆发性增长的年代已经过去。如今，房地产行业的拐点已至、房企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成为业内共识。 凌克判断，2020年至2030年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销售规模将会在顶部徘徊之后逐步下降，预计到2030年，年新房销售预计会在7亿平方米左右，回到2008年销量水平。而价格方面则会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国民收入情况，呈波段型上升。与此同时，国内房地产市场将由过去的“同起同落”演变为“城市分化”，背后原因在于政府推行的“一城一策”。 加快新技术应用，开启地产智能化时代 在谈到企业实现上述能力的增长时，凌董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切入，指出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的边际效应减弱的情况下，生产产出的增长，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的进步和新技术的应用。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传统产业与新技术的加速融合。数字经济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内生动力，更是推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房地产企业也是这一伟大变革的实践者和参与者。 凌董表示，要实现地产行业智能化和新增长，重点要从四个方面提升信息化水平： 第一点，是提升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面信息化能力。通过集约化经营、精益化管理和智能化决策，实现公司各个经营管理系统的信息化，提高管理精细化水平，为公司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相关信息，进而提升公司的经营和管控能力； 第二点，是要建立互联网的客户交互能力。现在有众多工具可以进行客户描摹和分析，也出现了更加精准的客户跟进系统，即智能化客服，这些都能够帮助地产企业更加细致地做好来访成交客户分析，进行产品定位和广告精准投放，帮助企业更好地开展商业和社区的运营。同时移动互联网可以帮助企业在大数据基础上进行更为精准的人工智能算法，预测和挖掘增量客户可能的方向，实现大数据对公司营销的有效助力，这就是人工智能在行业深层次的应用。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交易变革和客户体验的变革，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全面的线上房源信息、置业咨询、数字化开盘、社交分享、线上签约将不断出现，透明便捷的数字化全流程将成为线下交易的有力补充；此外，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和IoT（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让客户体验不断发生变化，在浸入式体验、围绕生活场景建立体验和房屋内个性化客户定制应用场景都在发挥作用。 第三就是建筑数字化、工业化和定制化能力。BIM技术不仅可以实现建设工程全生命周期的覆盖和三维可视化模拟，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规划水平、建造效率和降低成本。此外，BIM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综合应用，能够为更多家庭提供数字化的智能服务。 凌董指出，建筑工业化正在中国各地广泛应用，相信在未来的几年，这一趋势将更加凸显，并帮助地产公司持续提升经营效率。而装配式建筑技术的日趋成熟，智能制造的广泛应用和智慧工地的不断完善，则将使建筑工业化水平得到不断提升。 在建筑定制化能力方面，越来越多的开发商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不同的定制化产品。这一能力不仅仅体现在灵活、可选、可变的户型设计，还可以通过可选模块实现客户个性化的需求。 第四点，是服务的智能化、AI化能力。在智能化时代的今天，AI技术已经在众多行业得到广泛应用，无人驾驶、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新技术让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为便捷。同样，在地产增值服务方面，智能化服务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房屋管理、智能家居和社区服务中，为人们提供便利。 聚焦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地产优势突出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近年来，多重政策利好下的粤港澳大湾区逐渐成为房企的必争之地。演讲结束后，有听众在交流环节就“金地后续如何布局大湾区”向凌克提出了疑问。 凌克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湾区。在全世界来看，当前和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全球顶级湾区。“金地发源于粤港澳大湾区，发源于深圳，在大湾区有全面、深入的产业布局，在未来金地也会同粤港澳大湾区一同成长、发展。” 他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的地理位置和开发程度不一样，金地的发展策略也会因地制宜，对于深圳这样开发程度非常高的城市，金地主要是要做好旧改的建设和运营。同时，金地在广州、佛山、东莞和粤西也在持续进行开发。“总体来说，就是要做好住宅、办公楼、产业园区等不同形态、不同业态的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湾区产业地产方面，金地独具优势。凌克透露：“在深圳，我们开发科技园区的时间最早，而且拥有非常多优秀的客户，比如中国的大疆，美国的英特尔、亚马逊、英伟达，日本的松下等国内外知名企业都在园区内设立了研发中心。”接下来，金地将不断增强招商能力、产业研究的能力和投资能力，努力打造一个集产业园区开发、招商、运营和投资为一体的综合型园区开发公司。 写在最后 事实上，面对国内房地产市场开始步入的平稳缓慢增长时代，凌克一直在探索房企增长底牌。过去一年他对内要求“提质增效”，掌舵金地集团迈过2000亿元销售门槛的同时，40.5%的综合毛利率与24.5%净利率在同行中表现亮眼，净负债率也保持行业均值之下。 这便是凌克一贯奉行的平衡哲学，即不主张一味追求规模，坚持规模和效益平衡。也正因如此，他不看好房企的高杠杆增长模式，主张借助科技突破增长瓶颈。相关的科技基因也向来在其掌舵的集团有所体现——“理金地”一早确立了“科学筑家”企业使命，擅长互联网与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和应用。 赌博已成为过去式，未来立足于理性。在被问及金地今年的土地投资策略时，凌克非常直接：“我们一般不会追高。”等过一段时间，更多土地推出来，其他房企现金也被消耗了一部分，土地市场更加理性的时候，金地可以做更多土地投资。 这就是金地，寻求在结构性发展机会中，获得有质量的增长。
当前经济状态大致是病人手术后的康复阶段，经济持续见好，但还没到正常状态，基础脆弱，不排除再次恶化的风险。接下来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对出口的影响还会进一步显现，企业前期资产负债表的显著恶化会遏制企业投资，公共财政支出对经济拉动作用有限。 经济恢复到常态离不开宽松的政策环境，政策重点是保持较低且稳定的银行间市场融资利率，进而间接推动融资成本下行，通过多种形式的改革试验区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期北京新增本地案例多与新发地批发市场相关。 图/人民网 经济持续恢复 最新数据显示主要宏观经济数据都在改善。工业生产恢复速度最快，其次是投资，消费恢复的速度相对缓慢。5月份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均值62.7万吨，超过了去年同期水平。钢铁、纺织、轮胎等多个行业进入5月以来的开工率都基本回到历年平均水平，螺纹钢的周产量一度超过391万吨，创历史新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降幅较前几个月明显收窄。投资当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恢复力度最强，房地产投资次之，制造业投资恢复最弱。社会零售品销售整体恢复情况偏弱，汽车销售内部分化明显，乘用汽车销售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而商用车销售4月同比增速超过30%。商品房销售也在持续改善，同比增速在持续回升当中。 经济恢复主要受益于两方面，供给约束解除和总需求的延时效应。一方面，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得到有效控制，各省陆续下调响应等级。此前各种阻碍企业正常生产的约束条件基本消失，供给端恢复更快。另一方面，受疫情防控影响，部分原本应该在一季度实现的居民消费、出口和企业支出被推后。比较典型的包括：汽车、房屋销售、出口企业的生产订单，以及新房开工。当前看到的总需求实际上是两部分的叠加。一部分是当季的新增需求，一部分是疫情高峰期没能实现的部分需求。两方面力量共同推动了当前的宏观经济复苏。 还没到正常状态 经济活动的水平值恢复到了趋势值，可认为恢复到了正常状态。目前来看，仍有相当部分的经济活动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 城镇调查失业率依然保持高位，就业4月调查失业率为6%，远高于5%左右的历史均值水平。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全国生活服务企业复工率已经达到80%以上，但是一些企业在营业过程中仍面临顾客不敢消费、不放心消费、客流量少、收入偏低等困难。生活中也能明显察觉到，很多餐馆和出租车生意大不如前。 投资和消费同比增速还没有恢复到正增长，与常态则有着显著距离。即便是在恢复情况较好的工业部门，也未恢复到常态。4月份工业企业营收当月同比增长0.4%，利润总额当月同比增速-7.25%。工业部门内部存在明显的结构分化。在39个工业子行业中，有18个行业营收当月增速仍然为负，有19个行业利润当月增速依然为负，这些行业里中上游行业偏多。预计5月份情况更好一些。 复苏基础脆弱 经济难以恢复到正常状态，除了疫情防护措施和心理预期对经济活动的残留影响，还存在着外需和内需不足的掣肘。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远超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也不会例外。4月份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速3.5%，5月份是 -3.3%。国外疫情从3月份开始暴发迄今也未得到真正控制，外需下降和人财物的流动限制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还在发酵当中，尚未充分显现。接下来出口局面更加严峻。 内需的情况也不乐观，从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边际变化可以看出端倪。 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大幅恶化，将持续压制企业部门的投资需求。企业最主要的金融资产和负债形式分别是其在银行的存款和贷款，如果用非金融企业和机关团体在意银行的贷存差考察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边际变化，过去十年中，非金融企业和机关团体在银行的贷款减去存款有明显的周期性，一般在-4万亿到2万亿人民币之间波动，本轮贷款减去存款的差自2018年以来持续下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已经降到近10年来的低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再次大幅下挫至-12万亿人民币。企业资产负债表显著恶化。 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在于新冠肺炎疫情下企业收入大幅减少，为了维护运行举债上升，而企业的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成本开支减少则有限。相较而言，居民部门在疫情期间总体支出大幅下降，且远大于收入下降幅度，居民部门净资产在增加。不仅中国如此，国外疫情期间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变化也存在类似的机制。 企业在银行的贷存差放大给企业带来了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会压制企业部门的投资需求。从历史上数据看，企业的贷存差有明显的周期性，且与工业企业的营收、利润和投资的周期规律基本一致。2011-2015年，企业部门的贷存差持续扩大，同期制造业投资增速亦持续回落。2016年工业部门盈利水平大幅好转，贷存差快速收敛，但投资依然保持低迷，并没有随之增加。直到2016年底，贷存差恢复到历史平均水平后，制造业投资才开始稳步提升。 政府部门，一方面是1994年以来最高的政府举债规模，另一方面是1994年以来最低的公共财政支出增速。根据两会公布的数据，2020年中国政府新增债务达到8.5万亿。无论是赤字规模还是赤字率来看，都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然而这些债务很大程度上是弥补疫情带来的政府收入损失（2020年1-4月份，公共财政收入累计6.2万亿，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万亿），维持正常开支。根据最新发布的财政预算报告，2020年中国的公共财政支出是247850亿元，同比增速3.8%。这是199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考虑4.1%的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速，这将很难成为今年名义GDP增速的拉动力量。把地方政府专项债考虑进去以后广义政府支出的增速会更高一些，同比能达到9.6%，这个增速也低于2019年，是近年来的低位，但是会对名义GDP增速起到正面拉动。 居民部门净资产增加。疫情期间居民部门支出下降大于收入下降，居民在银行的贷款减去存款大幅上升，一季度居民部门在银行的存贷差达到历史新高，单季度增加了5.3万亿。这为居民支出快速恢复提供了重要支撑。尽管居民部门总体资产负债表在被动强化，居民部门内部也有显著差异。城市中产阶级是在工资收入稳定的情况下被动增加储蓄，而农民工群体则承担了较大的收入损失，储蓄很可能会下降，相应的资产负债表是在恶化而非改善。 目前，大量雇佣农民工的重点行业建筑业景气程度较好，建筑业的总体PMI和就业分项快速回升，显著高于其他行业。这有助于缓解农民工群体的现金流压力。如果赶工结束后，新的需求没能补上来，建筑业的景气程度会快速回落，农民工群体会还会面临失业压力。 恢复常态仍需宽松政策环境 综合外部环境和内部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变化情况来看，接下来消费会有相对缓慢回升，出口仍有巨大压力，企业投资不景气，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目前状况尚可，但改善的持续性取决于未来的政策环境。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保持5%左右的常态失业率，和2-3%左右的合意通胀水平（反映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GDP缩减因子或者核心CPI）有不少距离。此外还要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疫情反复和外部环境的超预期恶化。这样的环境下，宽松的政策环境是经济恢复不可或缺的保障。“两会”过后，公共财政政策大局已定，接下来保持有利于经济复苏政策环境的重点内容是货币政策和改革举措。 货币政策需要保持较低且稳定的银行间市场利率进而间接推动融资成本下行。疫情初期，中国央行及时做出反应，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向市场上投放了超过1万亿的流动性。存款性金融机构的银行间市场互换利率DR007中枢从2.5%快速下行至1.5%，并两次下调LPR利率，这带动整个收益率曲线向下移动。这些措施不仅稳定了金融市场的预期，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企业部门面临的融资成本和融资约束，帮助企业补上了因收入骤降带来的流动性缺口，保住了企业生存。 利率水平相对疫情之前已经显著降低，但远没有到可以考虑退出的时候。5月中旬以来的货币政策操作让市场开始怀疑政策有收紧的意图。DR007的波动率显著提高，且中枢逐渐回到了2%的水平，较4月份提高了0.5%。高波动率加中枢不断上行的DR007，让市场一度找不到利率锚在哪里。失去利率锚之后，担忧情绪就会引发系列的赎回和抛售，抬升长端利率。 6月初，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几乎全部回到了3月初的水平，而这几乎是本轮货币政策宽松的起点。如果DR007依然保持当前的波动率和中枢水平，债券利率大概率会继续回升，那很可能会对冲掉一部分下调LPR带来的贷款利率下行。此外，债券利率回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发债行为，5月份企业每日发行的中票规模比前两个月显著下降。考虑到当前通胀处于较低水平且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稳固，货币政策远未到收紧时刻，保持较低且稳定的银行间市场利率是降低全社会融资成本最重要依托。 中国仍有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巨大空间，可通过改革试验区的方式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改革试验区的方式推进改革饱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等各方面的智慧，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中国接下来的发展面临众多不确定性，对未来发展的认识也存在众多分歧，以改革试验区推进改革仍然是避免激化矛盾、试错成本低的有效改革模式。 海南自贸区建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有其特定的定位和实验功能。除此以外，还可考虑不同的城市分别设立不同定位和功能的改革试验区，每个试验区初期可以侧重某一方面的改革。在房价压力突出的城市，可以试点土地政策尤其是住宅用地政策的相关改革，以及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的相关改革，有效提高新增住宅供应和存量住宅使用价值。在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可侧重解决为外来流入人口安居的改革举措，特别是对农民工为代表的低收入群体设置包括住房、公共服务、失业保险等一系列的政策保障。还可以在一些城市试点教育、健康、体育文娱等行业的改革，这些行业有着巨大发展潜力，是未来居民部门消费升级的主要内容，目前情况并不令人满意，需要探索未来发展路径。
2020年6月17日，上海普陀法院官方微信发布消息，于6月17日当庭对被告人王振华作出判决，以猥亵儿童罪判处被告人王振华有期徒刑五年。 全文如下： 2020年6月16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普陀法院）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王振华、周燕芬猥亵儿童案。普陀法院受理该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向两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同时告知其相关诉讼权利和义务。辩护律师会见了当事人，并查阅全部案卷。 庭审中，控辩双方分别出示了相关证据，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被告人王振华、周燕芬当庭作了最后陈述。庭审分两天进行，整个庭审过程历时16小时。 法院根据两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等，经合议庭评议，于6月17日当庭对被告人王振华、周燕芬作出判决，以猥亵儿童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振华有期徒刑五年，被告人周燕芬有期徒刑四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冷链物流成为了各方人士关注的焦点。 一 啥是冷链物流？ “冷链物流”这个名词看似高冷，其实距离你我并不遥远。 由于生鲜产品从出厂到运输再到消费者手中，需要消耗较长时间，不利于其保鲜，因此人们想到将冷冻工艺与制冷技术应用至生鲜产品的物流过程，以此来确保易腐易损产品在生产、贮藏、运输、销售到消费前的各个环节，始终处于特定的低温环境，从而保证质量、减少损耗。这便是所谓的“冷链物流”，多应用于食品、农产品、快消品与医药领域（见图1）。 举个通俗点的例子，如果“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故事发生在今天，那么为了让杨贵妃能吃到宛如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新鲜荔枝，大概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运输荔枝： 先是有专门的冷藏设备设计和制造商，为荔枝运输提供技术保障与配套设施，比如冷藏车生产、冷机制造等等；再要经过干线运输、冷库运营与城市配送等环节的相互配合，以此来确保荔枝在流通中始终处于低温环境之中，直到送达杨贵妃手中。 而这便是现代冷链物流大体上的全部过程（见图2）。 本质上讲，冷链物流还是物流，其核心目的自然是保障生鲜、快消品以及医药行业等特殊商品的品质，并保证货物运输的时效性。 可是，既然名字里多了高大上的“冷链”字样，冷链物流自然拥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主要有二： 其一，过程更加复杂。 冷链物流中的产品在流通的过程中需要遵守3T 原则（即Time流通时间、Temperature贮藏温度和Tolerance产品耐藏性）。由于这些产品的品质会随着温度与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不同种类的产品都必须要有各自对应的温度控制和储藏时间，且要求运输者必须追踪监督商品的整个流通过程，这便极大地增加了冷链物流的复杂性。 其二，成本更高。 通常来说，需要用冷链进行运输的产品都要求时效和温度，同时在运输的每个环节也对温度和湿度都有较高要求，运输条件堪称“苛刻”。不仅如此，生鲜与其他易腐产品还需要特定的运输设备、温控设备、保鲜设备和储存设备，每一样设备都是价格不菲，这些都大大抬高了冷链物流的各方面成本。 至此，冷链物流的大致轮廓已呈现在各位眼前。 二 冷链物流缘何被重视？ 长期以来，由于投入门槛高、运营成本贵、回报周期长等与生俱来的行业属性，冷链物流一直不温不火，2016年冷链物流收入甚至不到社会物流业总收入的3%。 然而，最近几年，冷链物流却摇身一变成为香饽饽，不仅各路商家竞相热捧，就连国家都多次发布政策文件对冷链物流予以支持，诸如“顺应现代流通模式发展趋势，加快冷链物流创新发展”、“加快建设以冷藏盒低温仓储运输为主的农产品冷链系统”一类的字样更是被频频提及。 是什么让冷链物流越来越被各界所重视？在我看来，原因有三： 首先是居民消费升级的提速。 根据国际惯例，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时，消费需求增长将从生存型、数量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2018年我国人均GDP为9771美元，2019年则突破1万美元，标志着国人已进入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期，反映到食品上，就是人们对于质量、营养、口感、安全等方面的价值日益重视。 低温食品售价虽然偏高，但一般保质期更短，口感相应更佳、营养也相对更丰富，是当前消费升级的重要方向，冷鲜肉、低温奶等商品的备受欢迎就是佐证；而低温食品在储存、运输、销售过程中需要全程冷链，那么其需求的蓬勃增长自然就带火了冷链物流。 以冷鲜肉为例，冷鲜肉又称排酸肉，在冷链环境下经历了较充分的解僵成熟过程（加工、流通和零售过程中始终保持在0~4℃），微生物繁殖受到抑制，肉质细嫩，滋味更加鲜美；反观热鲜肉这种最传统的市售猪肉，多为半夜屠宰、清晨供应上市的新鲜肉，其生产简单易行，但口感和风味较差，食品安全同样难以保证。 其次是生鲜电商的爆发式扩容。 受需求端消费升级、互联网的大发展与便利生活趋势的影响，整个零售行业也开始自我革新，生鲜电商便是因此而得以蹿红。 由于生鲜购买为高频次的即时性消费，故而消费者对生鲜送达的时效性和新鲜度提出高要求，不断考验生鲜零售商的物流水平。而根据平安证券的研究报告，生鲜电商冷链物流成本占比达到了20%~40%，若是某一家能在冷链部分有实质性的突破，必然会与竞争对手拉开差距。正因如此，以盒马鲜生、苏鲜生、每日优鲜等为代表的生鲜电商巨头们都开始重金投入自建冷链体系，并极大地推动了冷链物流行业的发展。 最后是国人安全意识的提高。 2016年3月，山东省“数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18省”的消息霸屏朋友圈，事件的不断发酵引发了国民对疫苗与其他药品运输的高度关注，而其中的破题关键恰恰在于冷链，该事件的深远影响也在相当程度上倒逼着冷链物流的发展。 虽说我国冷链物流行业正在快速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冷库容量、冷链流通率以及农产品冷藏运输率等多项关键指标仍有显著差距，冷链基础设施不完备叠加生鲜产品自身保质期短、易损坏等特点，使其在层层流转中产生较高的损耗率，其中果蔬、肉类、水产品损耗率远超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见图3）。 不过，差距的存在也说明潜力的巨大，在国家政策支持、居民消费升级、行业不断进化的综合影响下，预计我国冷链物流将迎来一个高速增长的黄金期。 三 冷链物流的漏洞有哪些？ 可即便如此，冷链物流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依然不容忽视。而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又再度提醒了所有人：冷链物流运输过程中的漏洞亟需尽快补上，否则必定是后患无穷。 总结起来，冷链物流共有三大痛点： 一则，食品安全保障较低。 尽管我国先后出台了《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管理要求》《冷链物流分类与基本要求》等冷链物流标准，但这些标准大多为推荐性参考标准，缺乏强制力。 对于生鲜农产品行业来说，由于流通环节众多，流通标准要求较高，在缺乏行业标准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产品品质很难得到保证。即使部分平台会提供食品溯源服务，在经过复杂的流通环节后，也无法确保食品安全。更有甚者，很多企业表面打着全程冷链的旗号，实际上为了节省物流成本，运用敞篷车运送低温物品或进行间歇式供冷，在运送途中关掉冷冻设备。 这绝非少数现象，不仅会大大降低食品质量，还会给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埋下隐患，甚至可能造成疾病的传播。 二则，冷链物流体系不够健全，信息化、自动化水平不高。 生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需要各个环节的密切配合，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更为全面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然而，我国食品冷链体系建设进程较为缓慢，直接制约了冷链流通率的提高。 例如在运输环节，据统计我国约有13.4万辆冷藏车，仅占货运汽车的0.3%；且由于质量检验标准缺失，资源利用率低，导致专业的冷链运输设备利用率并不高。同时，市面上还存在许多非法改装冷藏车的现象，这又给食品安全带来了挑战。此外，冷链食品在配送过程中信息化程度低，缺乏系统化、规范化、连贯性的运作，信息多靠人工传递，效率低下，“断链”现象颇为严重，极大地限制了冷链系统的及时性。 再如装卸环节，相当一部分企业依然采用人工搬运的传统方式，机械化水平偏低，既浪费了人力资源，又会因为在装卸过程中无法保持低温而造成食品的腐败。 三则，冷链物流技术专业人员匮乏。 冷链系统的建设和操作对专业化要求很高，需要由专业的人才来完成，大体包括技术型人才、信息型人才和管理型人才三大类。然而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每年从全日制物流专业毕业的人数大约有20万，但物流人才的缺口高达130万，供不应求之势极度明显。这当中，专业冷链物流人才供给的形势更为严峻，很多企业员工都缺乏对冷链物流技术的深入认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冷链物流的发展。 这些痛点，也指明了接下来我国冷链物流行业需要努力的方向。 四 结语 关于疫情倒逼产业升级的故事，我们已经见得太多太多。 或许对于冷链物流来说，这也是一个全新的发展契机。
这些年，公司治理越来越有了 “万能解药”的气质。但凡公司企业有点“头疼脑热”，几乎都能从公司治理中找到病根与解药。远有国美黄陈之争、真功夫小舅子斗姐夫，近有当当“庆俞年”公章大战。不管事件情节如何纷繁复杂，最终都归因是公司治理问题。对不对呢？对。但很多时候，我们并没弄明白为什么对，对在哪儿。这也是为什么，事事都谈公司治理，但现实中治理得好的公司却是凤毛麟角。 那么，当我们在谈论公司治理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公司治理，乍一看，很容易理解；但仔细琢磨，似乎又并不是十分清楚。究竟治什么？为什么治？ 股权分配、控制权之争，是公司治理；三会一层、董监高，是公司治理；议事规则、行为准则，是公司治理；就连“门口的野蛮人”也涉及公司治理。那么，公司治理是一套方案设计、制度模板吗？那为什么掌握了 “九条生死线”的股比分配原则，理解了章程自治，企业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 对公司治理的理解，既要落实到“术”层面的结构设计、制度运行；更要懂得体会“道”层面的核心精髓。不能充分理解公司治理的“道”，也很难践行公司治理的“术”。 公司治理，是在治什么？ 2020年，不少公司都在“忙着”抢公章、夺执照。一时间，把从来没觉得是个问题的问题——公司的公章该如何安放，生生弄成了一个学术论题。 这个问题很难吗？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答案应该很简单：谁是老板谁说了算。一个简简单单的公司管理层面的问题，为什么闹出这么大动静？原因只有一个：到底谁是老板成为了一个问题。 所以，公章搁在哪儿不重要，别裤腰带上也行，藏被窝里也行，重要的是谁有权决定使用它。我们把这个问题归属为公司治理问题。 明明看起来是个管理问题，为什么都说病根在治理？ 管理，是如何使用被赋予的权力，把事情做好的问题。所以，维持公司机制运行的规则、制度、执行、监督是公司管理；治理，是都想把事情做好，但各方意见不一致，这时候该听谁的问题。在公司管理运营过程中，各方主体一定会围绕责任、权力、利益产生博弈，形成冲突。这时候，如何协同各方关系，通过顶层机制设计，实现权力的制约、利益的平衡，才是公司治理。所以，公司管理是“表”，公司治理是“本”。 商业的世界，公司是不二主角，准确的说，是有限责任制公司。什么是有限责任制？就是出资人仅以自己的出资额为限，为公司承担有限度的债务责任。出资额之外的财产不会因公司的经营债务受到牵连。这一小步的机制创新，实现了自然人企业到公司制现代企业的进化。没有了倾家荡产的顾虑，更多的人，甚至彼此陌生的人，解开束缚，投身商海。但正如有阳光就会有影子一样，有限责任制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埋下了权责无法对应匹配的隐患：当企业的所有者、实控人躲在有限责任制背后，利用信息优势、权力优势，中饱私囊，掏空企业，侵犯中小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权益时，用什么去制约这种恶？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铁路公司在不懂专业的老板管理下，发生了列车对撞事件，从而引发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的企业管理革命。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出现又将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可以说，是管理能力与货币财富的共同作用造就了今天公司创造的伟大经济奇迹。但与此同时，它也同样留下了迄今无解的挑战：对于企业的所有者来说，巨大的投入与风险，对应的却是可能失控的权益；对于经理层来说，实际的打工地位与真实的付出、获得感之间也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对此，亚当•斯密在两百多年前就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经理们管理的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而是别人的钱，所以不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信息不对称，利益不一致始终横亘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托责任潜藏的冲突与矛盾如何解？ 随着公司的发展演进，问题远不止如此。有限责任制缺陷需要股东治理，职业经理制度缺陷需要经理治理。公司还会面临创始人与投资人之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利益冲突；共同创业者之间，也会出现能力、贡献与权益不匹配的矛盾隐患。企业从初创到发展直至壮大，组织结构、利益主体日趋复杂，股东关系、信托责任、利益冲突，相互叠加，相互影响，形成熵増。 一言以蔽之，企业面临的所有的问题，本源都是各方利益主体“责权利”不对等、不平衡导致的问题。公司治理，就是企业用失败的经验教训给出的问题解药。 所以，公司治理究竟在治什么？——企业组织的熵増与企业各方主体权益的制衡。 二、透过风险看治理 今天，随着融资渠道的日渐多元，公司规模巨量扩张。企业涉及的利益主体越来越多。那么，公司走向复杂、混乱、无序、失控，亦是个大概率事件。今天公司制企业面临的风险是过去自然人企业所无法企及的，特别是战略风险、经营风险。从瑞幸咖啡财务造假撕开冰山一角，到贾跃亭掏空乐视，大股东道德风险给企业及中小股东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令人触目惊心。 但风险远不止如此，真正的风险来源于对抗。这是今天企业家最容易忽视，却又最不应该忽视的问题。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斗争与博弈。公司，既创造了财富，也袒露了人性。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随着参与主体的增多，愿景价值观的差异，广泛的利益分歧，各方主体在博弈过程中，轻则失和、违约、利益受损；重则同室操戈、夫妻反目、兄弟成仇，一损俱损。甚之更甚，是将纷争从民商事法律对抗升级为刑事举报，使得刑事法律风险成为了我国民营企业家面临的现象级重大风险。 为什么我们的商业文化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第一，追求效率重于尊重规则。现代公司制度引入我国的历史不长，企业家对现代公司管理理念认识不足。在公司的运营过程中不能做到严格贯彻对制度、规则、法律的合规遵守，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企业家英雄主义意识盛行，漠视正当程序，以企业控制人的个人意志取代公司决议；对公司独立法律人格的认识不足，企业家将其控制的公司财产视为其个人资产，随意调用；公司与关联公司混同管理，随意拆借资金等等。这些做法背后反映的是企业对效率、利益的追逐，对规则法律的漠视。这些潜存的违法行为，为企业及企业家面临刑事犯罪风险埋下了伏笔。 第二，重视把饼做大，忽视把饼分好。盈利、扩张，是企业的基因。但是，如果一味考虑企业如何盈利、如何快速扩张，甚至将其作为唯一指挥棒，而忽视了事前对各方参与主体愿景价值观的考量，就特别容易在利益主体中形成意见分歧与矛盾冲突。就如同，离婚如果很痛苦，结婚就需很谨慎，没有考虑好如何散伙，就不要开始合伙；企业经营尤其需要未雨绸缪的意识。创业之初，分配机制、退出机制和憧憬未来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但在我们的企业文化中，这样的意识还很欠缺。 第三，讲人情多，谈治理少。公司初立，利益关系相对简单，人合性的特点突出，人际间的情感、信任比制度信任更具有凝聚力，没有问题。但随着公司的成长，新的力量不断卷入，利益关系逐渐复杂。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就很难持续。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企业面临的很多问题，面对的很多风险都与企业家对于公司治理的认识既不够深入，也不够及时有很大的关系。没出问题的时候，没人关心治理问题，出了问题，再去考虑构建平衡，甚至是重构平衡，很多时候，这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企业创立前没有充分考虑保障“责权利对等”的制度建设，就极易在各方主体间出现权益失衡的风险，为以后的矛盾纷争埋下隐患。 显而易见，我们的商业文明还远不够成熟。企业创立之时，对事、对人都缺乏未雨绸缪的顶层设计。公司治理，就是运用一整套制度设计来实现权益的制衡，通过制度控制，达到对风险的管理。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如果将公司比作一棵大树，公司治理就是深埋大地的树根。什么样的树，需要什么样的根。树成长了，根就需要扎得更深。根出问题了，树也就走向了终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也是为什么，公司呈现出来的问题，本质都是公司治理问题。没有良好的公司治理，就不会有好的制度建设，没有良好的制度做保证，很多隐患，其实在企业迈出第一步时就暗暗潜藏，风险的变现只是一个时机的问题。 当我们谈论公司治理时，其实是在反思我们对商业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公司治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人性风险的控制。当责任得到了有效的落实，权力得到了有效的制约，利益得到了公平合理的分配。规则才能被敬畏、被遵守，人性的风险才有可能被约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公司治理结构呈现的，是各方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只要是博弈，无外乎三种结局：零和博弈、正和博弈和负和博弈。然而，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零和博弈、负和博弈之下，没有企业可以存活。所以，公司治理是实现共赢和正和博弈的妥协智慧。制约一个权力的不是另一个更大的权力，而是一整套智慧的系统。而良好的公司治理就是这套系统的载体。公章不是问题、控制权也不是问题，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公平合理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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