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盘和林 高管薪酬问题一直是业界和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一方面是近年来天价薪酬事件博人眼球，另一方面薪酬作为最基本的高管激励手段，与公司的业绩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也看到太多关于薪酬的报道，华尔街为了牟取暴利不惜为管理层或基金管理者开出天价薪酬，比如，即使在危机之下，AIG集团还是能将1700亿美元的援助划出三分之一分于高管。 这类新闻对于普通人而言会感到愤怒，但对于相关研究者而言可能更多的还是困惑，尽管关于薪酬制定规则的理论不断地发展演进，但似乎理论界还没有达成一致地结论。并且，业界和学界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地论调，媒体总是过度渲染薪酬制度地不合理，引导舆论，而学界则力图证实何种制度才是符合企业和股东利益的。不过，研究还是围绕着信息不对称理论，从一个底层逻辑出发，理想地认为薪酬激励对于企业业绩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要探讨薪酬制度的合理离不开对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以市值为根据的薪酬制定策略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将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相统一，从而有利于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但这种观点没能关注到当前我国公司的经营现状。国泰安数据显示，3000多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公司是属于两权合一的，即总经理和董事长是同一个人，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与市值挂钩的薪酬激励措施，管理层也是有拉升公司股价的动机。而剩余的三分之二两职分离的上市公司中，也有大部分是国有上市公司，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任命更多依靠“关系”，而非“业绩”，也就是说业绩并不成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管理层更容易通过建立“商业帝国”，通过扩大权利范围去实现个人利益。 而另一方面，否定市值为根据的薪酬制定策略显然也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毕竟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已经充分表明，管理层的利益诉求与股东之间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缺乏统一的利益目标很容易造成经营上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合理的呢，笔者认为应视情况而定，并不存在统一的规范。根据我国发展现状来看，不管是公司治理框架还是薪酬制定的策略都是照搬照抄西方的套路，实际上，在不少问题上，我们还是应该立足本国国情。首先要明确，以市值为根据制定薪酬的目的在于统一股东与管理层利益，因此其前提应该为其利益明显的不一致，也就是说首先需要是两职分离的企业去这样设置，当然，不是说现有的两职分离企业都可以，因为两职分离也有一个利弊的选择，比如，国有两职分离对业绩并没有什么显著影响，但由于国有股权的特殊性，实行市值标准的薪酬也是比较合理的，相反，市场对于民营企业两职合一是较为看好的，因此，是否设置市值标准的薪酬意义并不大。 其次，看企业的发展时期，不少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证实在企业的初期，管理层对于企业的意义更像乘务员，根据乘务员理论，管理层对企业有很强的责任心，其希望通过企业的成功彰显自身的价值，但到了企业的成熟期，管理层的成功诉求便不再明显，因此，在成熟期实行市值标准的薪酬制度对于提升管理层积极性有着较大作用的。 总的来说，制定与市值挂钩的薪酬制度不一定有效，但在一些场景下是利大于弊的，特别是市值作为公司价值的体现，有赖于管理层的决策经营，两者挂钩，是当前比较常见的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笔者看来，市值挂钩的薪酬制度应更专注长期效益，避免管理者从短期资本市场牟利。 (本文作者介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伍戈 【预测逻辑】 1．疫后修复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旋律。相比而言，疫情峰值过后欧美的复工复产节奏整体偏慢，其制造业景气指标PMI的回升力度也明显弱于我国。外需方面，进出口负增长的严峻冲击在所难免。不过，防疫物资的出口以及人民币的贬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外需方面的不利影响。 2．内需方面，“两会”后专项债发行加速，螺纹钢、沥青价格回升折射出基建发力。房地产销售显著恢复，金融条件改善下仍有回升空间。高频数据显示，货车销售增长强劲，但乘用车销售受制于居民收入等有所放缓。在“过紧日子”财政导向下，政府消费减少也会制约整体消费回升幅度。 3．价格方面，国际油价触底反弹但仍处历史低位。多国的协议减产助力油价修复，但回升幅度仍受制于全球经济基本面。我国逆周期政策加码使得原材料需求淡季不淡，PPI通缩有望边际缓解。低油价下运输成本降低，带动蔬菜鲜果价格走低。猪价也明显下跌，CPI将快速回落至2%左右。 4．货币方面，加大企业纾困、配合财政发债是央行近期着力点，购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重启逆回购等操作也都充分体现了如此政策意图。存款准备金率可能进一步下调，货币信用扩张势头或将延续。尽管海外风险因素扰动不断，但疫情退潮及经济修复仍有望主导市场风险偏好的改善进程。 图：谁在主导市场趋势？ 注：全球市场恐慌指数为标普500波动率指数，中国股、债、商分别选用上证指数，十年期国债利率和南华综合指数。 (本文作者介绍：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马光远 最近关于深圳房价的故事太多，最让吃瓜群众解恨的莫过于“7蟹姐姐”因为炒房而资金链断裂的事，价值728万元房产被法院查封。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杭州某项目疯狂的摇号。959套房源，超过6万人报名摇号，冻结资金至少240亿元，意味着人口刚过千万的杭州大约每167人中就有1人参加这个项目的摇号。创造了中国房地产历史上摇号的奇迹。 一个深圳，一个杭州，从来都是中国房地产周期变换的风向标城市。2014年3月，杭州房价突然下跌，市场震动，全国楼市步入下跌周期，引发了新一轮的救市，到2015年3月，深圳楼市突然暴涨，引发了中国房价波澜壮阔的一轮上涨。这两个城市市场的变化，确实值得仔细研究和关注。 当然，每一轮房价的异动，除了政策方面的悄然变化，还有公众对“炒房客”的痛恨。在很多人的眼里，房价，是被“炒”高的，所以中央一直坚持“房住不炒”不动摇。每一次房价上涨，总少不了相关部门三令五申打击炒房者。一说打击“炒房”，绝大多数民众都会支持，这里面的道德暗示再明显不过。 在中国，凡是某种东西价格暴涨，把责任推给“炒家”，立即可以俘获大部分的民意，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在哪里，大家反而都不去思考。大蒜价格一涨，责任就是炒大蒜的，猪肉价格一涨，把责任推给囤积猪肉的，房价每一次上涨， “炒房团伙”几乎都是民众喊打的对象。而一旦炒房者资金链断裂，一定会引发媒体的狂欢盛宴。 比如说这一次房价上涨，媒体将之归于有人将国家给中小企业救命的房抵经营贷拿来炒房了，从而引发了深圳房价的暴涨。虽然最后有关部门声明，中小企业经营贷并没有流入房市，但是，仍然无法消除大家对炒房的敌意。 我一直在感慨中国房地产的复杂。中国的房价，如果真的就是炒房者炒高的，那根本就不是个事。事实是，炒房者不过是顺势而为，在市场上涨的情况下推波助澜而已。关于深圳房价上涨，我在去年年底就一再提醒大家关注深圳楼市“春江水暖鸭先知”，注意深圳楼市的反弹，提醒自住需求应该可以出手了。然而，在去年一片唱空中国房地产的声音中，我的声音确实更多被埋没了。 无人去关注深圳的土地资源供应极其紧张的事实。据统计， 2006~2019年间，深圳累计住宅供应730578套，年均5.2万套，而深圳的常住人口从2006年的846.43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1343.88万人。土地供应结构性失衡，工业、商业类用地供应多、住房用地供应少的局面十余年间并未得到扭转。美联物业根据官方公开出让的土地数据统计，过去14年里，深圳居住、商业、工业三类用地结构的占比分别是：17%、10%和53%。 最近几年，深圳是全国主要城市中，人口流入持续保持高增长的城市，总体增加人口是所有城市中最多的，而且，人口结构也是所有城市中最年轻的。地少，人多，城市发展潜力大，吸引力强，房价如何不涨？对这些客观的因素不去分析，而将房价上涨的责任推给炒房者，纵然解恨，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如同森林着火了，将责任推给风一样。风肯定会助长火势，但如果没有着火，再大的风也吹不出来火。 再比如杭州的疯狂摇号，背后的根源很简单。就是为了数字好看，各个城市搞的限价。限高价楼盘，导致一二手房倒挂严重。这个被杭州全城热捧的西溪公馆，新房价格2.8万元，而周边二手房价格在3.4万-5.3万元，摇上，比中彩票都赚，谁不去抢？而这种限价的结果一方面造成市场虚假的热度，另一方面，是真正的推波助澜，用酒精灭火。 其实，我一直认为，如果真要限价，那也应该限低价位的房子，而不是限高端楼盘的价格，高端楼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让城市房价的统计数据好看和失真而已。限不限普通老百姓买不起。如果对低端楼盘进行限价，才是真正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相关。 我们对杭州这个城市的发展趋势当然看好，但西溪公馆的摇号的确不能代表杭州楼市的基本面。杭州不缺房子，浙报传媒地产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5月20日，杭州商品房新房库存量已经超过11万套，与去年同期的8.2万套库存相比，多了2.8万套。透明售房网数据显示，截至5月21日，杭州二手房挂牌量已经达到11.77万套，几乎是2018年末二手房挂牌量6万套的1倍。 “炒房者”充其量只是助长火势的风，但搞清楚真正起火的原因才是更关键的。房价的上涨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现象，在房价上涨的背后，有经济增长、货币放水、土地财政、中国资产价格、城镇化等很多因素，但我从来不认为房价的上涨是炒房者、开发商以及中介搞起来的，他们的作用，只不过是放大这个市场的“动物精神”，火上浇点油而已。 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太善良，缺乏对市场整体性的认识，再加上这个市场的确肮脏，不乏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搅浑水。高房价不是某一个群体推高的，这是一个集体的“共谋”，你我可能都是凶手，又都是受害者。正如《东方列车谋杀案》中，每一个嫌疑人都不是这种的凶手，但又和案子脱不了干系。这才是中国高房价的真相。 炒房者不易，一些人把炒房看得太容易了。资金量大，有些人加杠杆，在目前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敢赌这个不确定的真的是胆大包天之人。在中国房价已经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和这个阶段，炒房已经很危险了。舆论很显然把因果关系搞反了。即使有房抵经营贷进入深圳楼市，那也是因为房价开始涨了，一些人敢进去，而不是拿着经营贷把房价炒起来的。 炒房不易，且炒且珍惜！ (本文作者介绍：独立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产业经济学博士后。现任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
文/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苏宁金融研究院陈嘉宁 图：壹图网 近日，克强总理在考察中称赞地摊经济：“是人间的烟火，是中国的生机”。“地摊经济”一跃成为当下最接地气的风口之一，获得了无数创业者的追捧。当然，不可能14亿人全部都去摆地摊，除了地摊经济，中国经济还有哪些风口呢？ 政策风口：34万亿下的“新基建” “新基建”，根据官方的解释，是指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涉及诸多产业链。 关于“新基建”各领域核心技术，以及国内龙头企业的情况总结如下表： 提到“新基建”，相信许多人会习惯性的将其与2008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进行对比。本轮“新基建”计划的亮相，似乎也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而紧急推出的又一轮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其实不然！理由有三： 一是时间上，“新基建”早在2018年底就已经提出并执行。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已经首提“新基建”的概念。要求“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接着，2019年1月的各地两会上，各地方政府纷纷提出了当地版的2019年“新基建”工作计划并予以落实，如四川省就表示，2019年，将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技术改造，完成技改投资增长10%；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商用步伐，建设一批数字经济示范基地等。显然，彼时疫情并不存在，“新基建”早已被提出并处于实施状态。 二是内容上，“新基建”是对“老基建”的衔接与发展。一方面，“老基建”为“新基建”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很难想象脱离完善的交通和公共基础设施，到荒芜的原野上凭空去建设5G基站、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项目。另一方面，“新基建”在“老基建”的基础上为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点，特别是在很多地区“老基建”趋于饱和，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下，“新基建”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成为引导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三是资金安排上，“新基建”是自下而上，给地方和高新企业更高的主观能动性。相比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资金安排的“自上而下”。本轮“新基建”计划中，地方政府和高新企业发挥了更大的主观能动性。截至2020年3月1日，全国13个省市区发布了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清单。这份投资清单共包括10326个项目，其中8个省份公布了计划总投资额，共计33.83万亿元。除此之外，高新企业也纷纷宣布加码“新基建”， 4月份阿里云宣布，未来3年将投入2000亿元，用于云操作系统、服务器、芯片、网络等重大核心技术研发攻坚和面向未来的数据中心建设。腾讯则宣布未来五年将投入5000亿元，用于新基建的进一步布局。 相比之下，根据《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这个规模要小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时中央的投资拨款。 如此安排也是市场化的表现，一方面，让地方政府能够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特点布局“新基建”建设。另一方面，放手让高新企业参与，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更加有利于高科技项目的孵化和推进。 综合以上分析，不能简单地将“新基建”项目理解为应对疫情冲击经济而推出的新一轮“4万亿刺激计划”，而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和客观要求。即使没有本次疫情，“新基建”仍然会被提出，并不断推进。而在本次疫情对经济产生冲击，以及中美贸易战，美方刻意对高新技术进行封锁的大背景下，“新基建”的稳步推进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区域风口：“西部大开发战略” 3.0版 和“新基建”一样，“西部大开发战略”也不是一个新概念了。从1999年9月的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至今已超过二十年时间。 二十年的持续投入，“西部大开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在经济实力方面，西部12省市的GDP从2009年的1.5万亿增长到2019年的20.5万亿，年均增长10.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扶贫攻坚方面，截至2019年底，西部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23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1%，90%以上的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 在基础设施方面，交通运输网不断拓展，截至2019年底，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5.6万公里，其中高铁9630公里，已经连接西部大部分省会城市，和70%以上的大城市。 在生态环境方面，截至2019年底，西部累计退耕还林还草1.37亿亩，森林覆盖率进一步提高。 从发展规划的角度，“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十年为一个阶段持续演进，已经经历了1.0版和2.0版，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标志着西部大开发战略迈入第三个阶段。具体来说，“西部大开发战略”三阶段发展状况如下表： 随着西部大开发由过去“建设为主”的模式，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如何去转变思路，拥抱变化，切实利用好西部地区“一带一路”走廊的地理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以及中央在财税、金融方面的特殊支持，为提升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做出贡献，是每一个准备布局西部的企业和投资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需求风口：新零售、互联网服务扶摇直上 如果说前面介绍的政策风口或者区域风口，还是有一定政府参与和推动的成分，需求风口则源于每个人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更加的稳定和持续。 早在1943年，心理学家马斯洛就将人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分为了五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沟通需求、尊严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尽力满足低层次需求的基础上，逐步的追求更高层次价值的实现。 下面，让我们逐层分析各层次需求中蕴含的机会： 首先，在生理需求方面，“吃、穿、用”是每个人都离不开的日常需求。当14亿人的日常需求被汇聚起来，自然形成一个巨大风口。受到疫情的影响，人们传统的“逛街、餐饮”需求转化为基于互联网的“新零售”需求。以苏宁为例，财报显示，一季度苏宁易购线上平台商品交易规模达到610.4亿元，占整体销售规模比例攀升至68.64%，同比增长12.78%。借助“线上下单，一小时送货上门”的家乐福到家服务模式，苏宁快消百货类商品销售规模同比增长167.99%。在方便百姓生活的同时，拉动了消费，获得新闻联播点赞。 在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后，人们开始关心自身的安全。口罩、酒精、呼吸机等防疫用品成为需求风口。一方面，国内疫情虽有所缓和，但全球超过300万的现有确诊病例数，说明疫情结束尚需时日；另一方面，即使疫情结束，大量的医疗防疫物资仍然被需要，作为战略储备，预防下一次疫情的侵袭。 除了保障自身安全，作为社会性动物，人们还有沟通和交流的需求。受到疫情的影响，这种沟通交流从线下走到线上，也带来了无限商机。在线上教育领域，对比去年春节，2020年春节学生学习类APP的平均日活增幅和新增用户增幅分别为100.05%和238.79%。在视频娱乐领域，QuestMobile数据显示，2020年春节假期，头部视频网站的月活跃用户均已破亿。其中，爱奇艺APP月活跃用户规模达到5.95亿人，创历史新高，这意味着每2.4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在春节期间观看了爱奇艺。 总之，14亿人的生活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他们的需求却无法被消灭，只是换个形式表现出来。能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变化、抓住风口的人，自然会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 尽信“风”不如“无风” 前面对近期可能出现的一些“风口”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很多人会问，“风口”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跟每个人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有关： 对于投资者，参考“风口”选择投资标的，更容易取得较高的胜率和投资收益率。 对于创业者，“风口”行业意味着更多的资金、资源，更多的国家政策倾斜和扶持，更容易“活下去”。 对于择业者，“风口”行业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 对于正在填报专业的高考生，“风口”和“非风口”意味着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最后，找准“风口”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因为市场在变，政策在变，风口也一刻不停地在变。今天“猪都能吹上天”的大风口，明天可能一点风也没有，留下一地摔死的猪。 所以，尽信“风”不如无“风”，如何在利用好“风口”的同时，避免对于“风口”的迷信和过度依赖，如何在风停前，迅速成长，积累经验，建立壁垒，更好地“活下去”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本文作者介绍：苏宁金融旗下专业研究机构。研究领域涵盖宏观经济、消费金融、银行业发展、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等。)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正能量的权威话语体系下，悲情叙事的权利被谁剥夺了？ 地摊经济的溯源是乡村大集，是乡土中国嵌入城市。 地摊经济代表的是不同阶层生存空间的重构，是对底层经济生态的让渡。 后疫情时期发展地摊经济是乡土中国对城市中国的再次救赎。 真正的改变，都是遇到较大的变故之后。人是这样，国家和社会也是这样。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很多——看见的，看不见的。一如十七年前，非典的发生对中国社会的改变。行政体系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得到了淬炼，就像面对一场战争，尸位素餐、昏庸无能、喝茶看报的官员被撕掉了“遮羞布”，可以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的“能臣”得以上位。商业模式也有了巨大的变化。BAT等现在的互联网独角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非典的影响。 “多难兴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需要很强的场景条件。思想的解放，文明的进步，制度的变迁，从来不是歌曲里浪漫的“栀子花开”，而是现实中大危机过后的“多么痛的领悟”。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称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学”。 因为只有切切实实的灾难，切切实实的伤痛，才会让人幡然醒悟，才会改变改革的惰性和拖延症。那些关于灾难的记忆，以及之后的叙事，会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源，让人们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直到记忆消退，变色，遗忘，然后历史悲剧继续轮回。而现代人关于一生的记忆，大部分是在城市中完成的。其中，粗暴城管与地摊小贩的猫鼠驱赶与追逐，成为最鲜明、最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印记。 瘟疫在显著的影响着城市。城市的经济、生活、治理，城市的气象、温度、脉动，都因一场疫情而发生突然的或悄然的变化。 与明显的突变相比，我们更想思考和看见那些悄然无声的变化——城市人群心理的变化。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大灾难之后，心灵的创伤更容易让人彼此温柔以待。 但有时候，也会让人更加暴戾，更加相互猜忌和相互伤害。 瘟疫在城市产生，同是又在城市治愈。一场疫情，可以让城市贴上某种伤痕的标签。在等待樱花绽放的春天里，一个城市每天上演的一幕幕组成了一部史诗级的伤城故事。 然而，这样的记录被一再曲解。文学的深刻性恰恰就在于它的悲剧式反思。当作家失去了为这个城市记录悲伤的权利，只剩下空洞词汇填满的时候，那这一城悲伤的故事，又如何向后世言说？一个染上疫病的城市，原本不幸，为何又失去了哭泣和倾诉的权利？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恐怕是叙事者深深的寂寞和痛苦。生活在一个城市，因为爱惜心才会疼，才会有无尽的忧伤。瘟疫对一个城市的伤害，最深的可能并不是身体上的。灾后的城市心灵重建可能同样重要——该如何医治，才能回到从前的人间烟火。 城市应该更宽容，更有温度，更有叙事的自由和空间。如果城市可以治愈伤痛，那首先是要看到、听到伤痛。 真正有力量的正能量，不是强颜欢笑、漠视病痛，而是直面悲剧、含泪向前。这次大疫情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感动来自最平凡的坚守和付出。一刹那偶然的善念，都可以成为一个无名的英雄。英雄的城市，也将如同她灿烂如血的樱花。落花无声，一个城市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似乎从来就没有来临。如同生命的逝去，总是落花无声。 然而城市也充满韧性和希望。如同澳大利亚残酷无情的山火，过后不就就有新的绿色倔强的破土而出。在疫情“洗劫”过后的城市，也在慢慢的生长出不一样的颜色。原来被禁止的地摊经济，就像野火后的小草，开始在各个城市，在政策春风的吹拂下，重新生长出来。 那么该如何站在后疫情时期的角度，去思考城市、城市化，以及“地摊经济”这种原始的乡土商业模式在城市的复苏。地摊经济，不仅是就业压力下的临时举措，更是城市化的一种反思，更深刻的说是对“乡土中国”底色的再尊重、再探寻。 在过去，城管与地摊小贩的斗争，本质上是城市生存空间的争夺，也是城市中国对乡土中国的排斥。城市是谁的城市？它脱胎于乡村，受惠于乡土，却在一直拒绝着乡村。城市在抗拒它最初的乡土身份！ 然而五千年的乡土中国底色，不是十几年城市化大跃进能改变的。房地产开发，商圈和新城建设，完成的只是物理空间、地理区位的建构，却不能建成一个真正成熟的、有温度的城市。 有人情味、烟火味道的才叫城市，否则就只是钢筋混凝土堆砌的空洞空间。对一个城市的爱和眷恋，往往只是因为一张无意的笑脸、一次热情的寒暄和一场温暖的遇见。城市通过一幕幕每天上演的悲欢离合，塑造生命个体的张力和韧性。 从城市学的角度，城市的第一本质，不是空间的拓展，而是空间的积聚。因为种种“吸引力”，或是生活和工作条件便利，或是政治和社会资源分享、或是经济和文化氛围的渲染，人们积聚在一起，工作、生活、学习、社交、娱乐。城市重塑了空间，提高了人口密度，当然也就为病毒的产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马尔萨斯、加斯凯、赫拉利等诸多学者都曾指出，城市是传染病的温床，人类历史绝大多数的瘟疫都发生在城市。根据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数据统计，黑死病发生的时候，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死亡比例是30：1。所以当疫情发生后，人们普遍到乡村躲避瘟疫。薄伽丘在乡村躲避黑死病，写下了不朽的《十日谈》；牛顿在乡下躲避瘟疫，发现了伟大的万有引力。 瘟疫让伟大的思想者从城市还乡，并在乡村成就不朽和伟大。瘟疫从文学和哲学角度重构了城乡关系，让一直在城市浮躁的心灵和思想，回到乡村沉下心来在孤独宁静中重寻智慧。海德格尔说，哲学的重建过程，本质上就是从离乡到返乡的一段艰难路程。 所以海德格尔要从城市躲回乡村研习存在。奈保尔回到故乡才找到文学的真义。在疫情和危机时期，城市才希望重新找回乡土。就像在外漂泊的人，生病的时候最思念家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疫情是反城市、去城市化的：城市在积聚，疫情在解聚；城市的意义在于提高人口密度，疫情防控需要降低和稀释人口密度；城市在拉进距离，疫情防控需要拉开距离；城市在深化社交关系，疫情防控在逃避社交关系。城市对距离和空间的定义，不只是地理学、物理学意义上的，更是社会学、生态学意义上的。但一旦大疫情发生，这些意义终将消解。 城市是先进文明的典型空间表征。而先进的文明往往又有脆弱性一面。当危机发生后，乡村往往成为城市缓释危机的重要地带。人在失败的时候总想着回到故乡，城市也一样。 且不论其它国家，中国建国后七十年，每次发生重大危机，都是乡村中国对城市中国的拯救。三年自然灾害的2000万人口下乡，十年非正常时间的2000万知识青年下乡。以及次贷危机后也是几千万农民工返乡。乡村就像无私无声的母亲，一次次承受受伤的孩子归来。 然而今天，中国的城乡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按户籍算，如果按常住人口算会更高），最好的资源也都集中在城市，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城市国家的基本条件。所以当疫情发生后，在以前历次危机时期可以缓释城市失业人口的乡土空间已经变得非常逼仄。因此，这次新冠疫情造成的危机，需要新的缓释空间。 我在很多文章和讲座里提到过，次贷危机后，乡土中国的危机缓释能力虽然削弱，但是互联网中国的承载能力开始增强。人们失去传统的城市工作后，可以做微商、网店、网约车司机、快递、外卖等。4G以后，又有了大量的人在做直播和网红。我简单的测算，互联网中国创造的增量就业至少2亿人。 互联网中国在这次疫情危机中继续发挥着作用，但是边际效果已经越来越弱。虽然外卖类互联网企业在疫情期间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网约车企业却快速收缩。总体来看，互联网行业对本次就业危机的吸纳能力虽然也有，但是已经力量不足。 此时，原始商业味道的“地摊经济”在高层的呼吁下成为了热议的焦点。如果高大上的商场、shoping mall、购物广场等代表着城市中国的商业景观，那么地摊经济代表的则是乡村商业在城市的呈现——地摊经济最初来自原始的“乡村大集”。 所以再一次，在疫情造成的大危机中，乡土中国仍然承担起缓释风险的责任，就像历次乡土母亲做的那样。 既然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既然曾经的故乡已很难像以前那样有能力容纳受伤的“游子”，因此乡土中国对城市中国的拯救，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地摊经济。 地摊经济可以看作是城市对乡土的认可和接受，是不多见的乡村对城市的“攫取”（大多数时间是通过剪刀差城市攫取乡村）。在过去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是拒绝乡村商业的——中国特有的城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回到文章的开头，疫情的发生改变了很多，让城市更加宽容，更有人情味和烟火气息，而不是盲目的追求高楼大厦林立、道路宽广整洁但底层生活购物很不方便的现代景观、表面工程。 无论如何非议，地摊经济构建起了一个底层社会生活生存的空间闭环。低收入或失业人群在此摆摊，同时在此消费（比如卖廉价小商品的在小吃地摊便宜解决吃饭问题）。如果城市存在着不同阶层的空间之争，那么地摊经济是城市生存空间的再分配： ——给城市低收入和失业群体留一个生存机会。 可以说，地摊经济是“后疫情+后城市化”结合的产物。已经有学者多次呼吁，城市化不宜太激进，城市化需要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支持，否则政府人为建构的庞大城市，只会更加脆弱——既没有能力防范疫情等重大危机，又没有能力缓释和解决危机。城市也是街头暴力的温床，这在当前的美国等国已经得到很好的证明。 当然，地摊经济导致的卫生、交通等问题，需要城市管理者在发展地摊经济之前就通盘考虑，但这不应该是拒绝它的理由。另外，还要考虑一窝蜂搞地摊经济，地摊商户过度增加库存，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导致亏损的问题。这样地摊经济不仅没有起到解困的作用，反而制造了更大的贫困，这些问题都需要城市管理者和地摊商户提前意识到。然而，城市化仍然是大方向，城市中的问题需要城市发展来解决，而不是靠去城市化来解决。城市里的地摊经济体现的则是发展中的、更宽容、更加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它容纳了乡土，理解了底层，自己也在乡土的烟火气息里得到安慰和救赎。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 央行此次推出的贷款购买措施，这起来是一项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加大货币政策对稳企业保就业的支持力度所采取的针对小微企业贷款支持的一个临时安排，其实却是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一项重要创新，对推动央行货币投放直达实体经济，增强货币政策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灵活性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联合其他四部委发布了“关于加大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的通知”（《通知》），宣布自即日起，央行将按季度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40%，贷款期限不少于6个月。央行购买的此类贷款，委托放贷银行管理，购买的贷款利息由放贷银行收取，坏帐也由放贷银行承担。央行购买贷款的资金，放贷银行应于购买之日起满一年时按原金额返还。 根据《通知》规定，央行此次推出的贷款购买措施，至少包含两大要点： 一是“特定范围”。包括：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新发放的；面向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 二是央行实际上是以“购买特定贷款”之名，行“定向无息再贷款”之实。央行名义上是购买一部分贷款，实际上对所购买贷款不承担任何收益和风险，仍完全归属于放贷银行，实质上只是以特定贷款为标的，向符合条件的银行提供一定比例的零息再贷款支持。相应的，要做好央行购买贷款相关事项的登记与核查工作，保证实现预期的目标。 这看起来是一项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加大货币政策对稳企业保就业的支持力度所采取的针对小微企业贷款支持的一个临时安排，其实却是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一项重要创新，对推动央行货币投放直达实体经济，增强货币政策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灵活性具有重要意义。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央行在“购买贷款”的范围设定上，就会充分体现货币政策的意图和导向，只有央行鼓励的贷款才能纳入，并且在贷款投向、贷款条件、发放银行、时间期限、购买比例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灵活调整的弹性。 第二，这种以特定贷款为标的向放贷银行提供零息再贷款的安排，是对放贷银行流动性与收益率的支持，但与传统的降准降息、一般性贴息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相比，由于是银行自主选择新增符合要求的贷款在先，央行购买贷款提供零息再贷款在后，不仅避免央行直接给企业提供资金，保持银行贷款投放自主选择、自担风险的市场化规则，而且央行购买贷款保持一定的杠杆效应，更有利于推动银行扩大符合央行政策导向的贷款投放，避免央行向金融机构投放货币后，大量滞留在金融领域“空转”。 此次央行主要是使用4000亿元再贷款专用额度，按照40%的比例购买贷款，最多可支持1万亿元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发放，这仅仅是央行以购买特定贷款方式向银行提供零息再贷款的初次尝试，在这方面还需要认真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完善相关办法和规则，使这项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其中，如果央行大规模投放零息再贷款，会对央行自身的损益产生何种影响，是否需要财政予以分担，就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本文作者介绍：前中国银行副行长)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钱智俊 “玉经琢磨多成器，剑拔沉埋便倚天。” 以2020年两会为起点，中国经济政策开启“直达性”工具创新。6月1日货币政策的直达性工具率先落地，而作为财政直达性工具，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的“特殊之处”尚待揭晓，更加令市场翘首以待。 我们预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不会是粗放式的“直接撒钱”，而是将着力处理好四对关系：一是融合宏观目标与微观激励，实现上下同欲的政策效能；二是平衡短期效益和长期潜力，奠定高质量发展基础；三是联动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扩大政策乘数效应；四是兼顾保护存量和激活增量，在变革中实现稳定。 以此为基础，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中的财政资金料将主要投向三大方向。第一，扩大以工代赈，呵护农村与农民。第二，增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与货币政策直达性工具形成协同，纾困中小微企业。第三，在直接救助弱势群体的同时，推动其对接数字经济的时代红利。 综合来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不仅是一项纾困举措，更是一场深度改革，有望加速中国财税体系和基层治理的升级步伐。 构建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核心在于处理好四对关系。根据近期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等政策信号，本轮中国经济的规模性政策旨在“为企业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强调直达政策靶点、顺应市场规律、突出政策效率，避免政策干预产生长期成本。由此可见，作为本次规模性政策的支柱之一，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不会是粗放式的“直接撒钱”。我们预测，处理好以下四对关系将是这一机制的核心所在： 第一，宏观目标与微观激励。今年中国宏观政策目标的重心已从增长转向就业，而宏观目标的转换不能缺少微观基础的支持。从学术理论和近期市场调研来看，在总需求不足的压力下，企业行为会更倾向于裁员而非减薪。其微观激励机制在于，这一举措保留了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尖端员工（效益最大化），同时削减了与订单规模不相匹配的人力成本、管理成本、运营成本（成本最小化）。但是，这显然与当前的宏观目标相悖，因此需要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精准发力，通过对企业稳岗的成本进行补偿、对吸纳就业的成果进行奖励，重塑微观激励机制，使“保就业”进入企业的目标函数。由此，宏观目标与微观激励相一致，才能形成上下同欲、万众一心的政策力量。 第二，短期效益与长期潜力。在今年经济增速走弱的情况下，全力保障就业，意味着短期的劳动生产率（单位工时薪酬）料将有一定下滑。从长远来看，这既是压力，也是机遇。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存在众多“短期效益低、长期潜力高”的重要领域，例如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层治理、国土综合治理、职业技能培训等。在经济高增长时期，这些领域的短期收益落后于居民的短期劳动生产率，因此难以得到充分的劳动力供给，进而制约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质量发展。随着当前短期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一方面需要对其进行适度托底、稳住居民收入，另一方面则可以顺势推动劳动力投入上述领域，在创造就业的同时，有望构建长效化的体系和设施，为未来全社会长期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奠定基础。 第三，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从规模来看，两万亿的转移支付是在稳住当前经济运行、预留未来政策储备之间的合理平衡，并非欧美式的超常规刺激，力度亦低于2008年政策组合。在有限的政策空间中，放大政策效果有赖于发挥国家力量对社会力量的引领和带动效应。在资金来源层面，转移支付在无收益的领域需要直接纾困，在有一定收益的领域则需要主动履行“担成本、减风险、增收益”的作用，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形成“挤入效应”。在资金投向层面，转移支付资金在直达基层后，需要避免沉淀于居民储蓄账户或陷入金融套利，尽快进入实体经济循环，从而撬动更多社会经济活动，形成“乘数效应”。 第四，保护存量与激活增量。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实体经济资金链普遍趋于脆弱。以一定的资金稳住现存企业的资金链，能够避免更大规模社会资本存量的消解。这比从零开始积累资本增量更为有效，将对“六稳”“六保”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在这一层面上，存量重于增量。但是，在另一层面，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本次疫情已经重塑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一些岗位、业态甚至行业将永久性地被新生者替代。因此，“修旧如旧”式的一味保存量将会刻舟求剑，积极地在新兴经济中激活增量，以新岗位、新业态的发展去抵补旧部分的消逝，才能在变革中实现稳定。 用好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关键在于聚焦三个方向。从施策方向来看，相对有限的政策空间亟待优先纾困中国经济社会的短板领域，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循环和自我修复。从施策方式来看，不同短板领域需要对症下药、直达痛点，并最大限度地打通多项政策工具，形成政策合力。由此，我们预测，以下三个方向将成为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的关键发力点： 第一，农村农民。基于两方面因素，保障农村民生是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的优先项。从整体来看，本次疫情对农村民生的冲击大于城市。2020年一季度，全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同比增速为-4.7%，较城市多减0.8个百分点，逆转了此前维持多年的增速优势。同时，一季度农民工数量同比缩减30.6%，收入下滑7.9%，料将对年内农村收入产生持续拖累。从局部来看，部分农村地区在近年刚完成脱贫摘帽、家底较薄，存在因疫情返贫的客观压力，因此亟待针对性地纾困，以保证2020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考虑到农村经济缺少自行创造就业的能力，以工代赈料将成为这一领域的主力措施：一方面有助于为返乡农民工就近提供岗位，另一方面则有利于补上国土综合治理、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历史短板，为新一轮的农地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支持。 第二，产业短板。根据一季度上市公司财报、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以及PMI数据的相互验证，结合对不同企业的承压能力分析[1]，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修复呈现差异化格局，内需驱动产业快于外需驱动产业，大企业快于中小微企业。由此，外贸产业链条以及低端服务业内的中小微企业，料将成为年内中国产业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亟待通过扩大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投放，进行针对性纾困。但是在微观机制上，这一举措面临两大束缚：一是流动性约束，金融机构在客观上“没钱借”；二是风险约束，小微企业信用风险较大，导致金融机构在主观上“不敢借”。6月1日起，人民银行开始购买4000亿元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本质上是通过暂时（一年期）提供流动性的方式，打破第一层约束。但是，受制于政策独立性的要求，央行并不能去分担信用风险，因此无法打破第二层约束。为了补上这一政策空白，亟待财政政策下的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发挥自身独特作用。我们认为，通过本次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财政资金有望着力加强政府性担保机制，补足资本金和风险“补偿池”。这不仅有助于扩大融资担保机制的放大倍数，也将改善风险分担机制，激活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意愿，从而与货币政策的直达性工具产生协同，撬动数倍于政策资金投入的普惠小微信贷，强化救济纾困效果。 第三，弱势人群。从历史经验来看[2]，大规模疫情对居民部门的冲击具有非对称性，弱势人群（低收入、低技能、低教育人群等）受到的冲击更为剧烈且持久。从中国国情来看，这一非对称性已有一定程度的显现。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同比增速为0.8%，而收入中位数同比增速则降至-0.7%。并且，财产净收入的同比增速高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由此，为了对冲上述非对称影响，本次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亟需加大对弱势人群的纾困力度。我们认为，除了提供补助等直接“输血”渠道外，这一领域的纾困政策需要与数字经济的下沉相结合，形成稳定“造血”机制。借助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为弱势人群大规模提供接入数字经济的基本设备、技能和渠道，定向减免移动互联网费用，并加速基层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助力弱势人群分享疫情后数字经济兴起在社会基层所催生的新岗位、新业态、新机遇。由此顺势而为，数字经济的时代红利将成为收入差异的抑制器，而非放大器。 参考文献 [1]程实、钱智俊．“直达性”政策如何纾困中小微企业？[R]． 2020年5月． [2] IMF． How Pandemics Leave the Poor Even Farther Behind [R]． May， 2020． [3]全国工商联、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等． 2019-2020年小微融资状况报告[R]． 2020年5月． (本文作者介绍：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