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温彬冯柏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从货币政策的部署中，笔者梳理出下阶段货币政策的逻辑：政策基调延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政策工具要常用工具和创新工具并举，信用供给要明显高于去年增速，政策目标是使企业便利获得贷款和推动利率持续下行，而这其中的关键是持续提升政策有效性，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政策基调：延续“稳健”和“更加灵活适度”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货币政策基调延续了“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的提法。“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基调没有改变，说明我国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前所未有的冲击，但仍然坚持科学、连续、可持续的正常调控手段，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这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体现。 “更加灵活适度”，一方面体现要以更大的政策力度对冲疫情的影响，促进经济社会加快恢复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把握好政策的力度、重点和节奏，兼顾多重目标，包括经济发展、通货膨胀、人民币汇率等，更加灵活地平衡发展中面临政策掣肘和各种新情况。 政策工具：常用工具和创新工具并举 政府工作报告主要强调了用好两方面货币政策工具。一方面是用好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即“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疫情发生以来，货币政策加大对冲疫情影响力度，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得较为充分。 一是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通过逆回购、MLF等向市场提供充足的中短期流动性。 二是加大降准力度，在年初普遍降准释放8000多亿元长期资金基础上，3月13日宣布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4月3日宣布中小银行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4000亿元，三次降准共释放长期资金1.75万亿元。 三是提供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在3000亿元抗疫专项再贷款基础上，推出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用于支持复工复产、外贸行业等影响较大领域，并增加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支持点多面广、市场融资成本较高的中小微企业。截至5月5日，3000亿元再贷款已经发放2693亿元，支持了7037家重点企业；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发放3996亿元，支持52.4万户企业（含农户）。下阶段，要继续用好常用货币政策工具，接续实施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降准、降息仍有空间和必要。 另一方面是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这是新提法，原因在于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已经运用得较为充分，资金市场较为宽松，但中小微企业仍面临较大困难，融资难融资、融资贵问题仍有待缓解。这种情况下，就要防止资金“脱实向虚”，缩短资金供给链条，直接触达实体经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例如，央行可以采取扩大抵押品范围、适度提高抵押率等方式，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引导资金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实现“宽货币”向“宽信用”转化。 信用供给：明显高于去年增速 近三年政府工作报告对M2和社融增速目标的设定分别为具体数值、“保持合理增长”、“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整体趋势是量化目标逐渐弱化。今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保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并略高”，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进一步加大信用供给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即“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事实上，今年逆周期调节政策加大力度，M2和社融增速加快，4月末分别达到11.1%和12%，比年初提升2.4个和1.3个百分点。因此，预计今年末M2和社融增速将分别超过12%和13%，明显高于去年。 随着信用供给力度的加大，货币政策就必须要考虑通胀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对于通胀而言，今年CPI涨幅目标为3.5%左右，比去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这既考虑了去年通胀走高的翘尾影响，也考虑了今年M2和社融增长加快等多重因素。今年前4个月，CPI分别同比增长5.4%、5.2%、4.3%和3.3%，累计同比增长4.5%。下阶段，随着去年基数走高，通胀中枢将进一步回落，全年有望实现3.5%的目标。因此，通胀不对货币政策构成较大掣肘。 对于人民币汇率而言，疫情发生以来，人民币汇率总体上“波澜不惊”，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在疫情在海外加速传播，恐慌情绪加剧一度导致美元指数快速升破100的情况下，其他非美元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虽然也有所贬值，但贬值幅度有限，而兑一揽子货币却保持一定程度升值，为政策留出更大空间来应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其他领域的冲击。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我国较为充裕的外汇储备发挥了“蓄水池”功能，抑平了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的冲击；而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未变，国内疫情防控趋势向好，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形成有力支撑。但同时也要看到，疫情下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加剧，因此要提防由此引发的风险。 总体来看，人民币汇率具有币值稳定基础，下阶段有望继续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政策目标：企业便利获得贷款和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综合运用常用工具和创新工具，提高信用供给增速，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企业便利获得贷款”和“推动利率持续下行”，更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而这其中的关键是持续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方面，今年前4个月，货币信贷逆势大幅增长，人民币贷款新增8.8万亿元，同比多增近2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展形成了良好支持。但中小微企业仍面临较大发展困难，需要更大力度的支持，在保障贷款可得性的同时，要继续优化流程、简化程序，提高便利性，救助企业于危急之中，真正实现“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推动利率持续下行方面，今年以来，央行多次下调政策利率，累计下调7天逆回购利率和1年期MLF利率30bp，引导1年期LPR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下降30bp和15bp。4月份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81%，较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份下降0.51个百分点；4月末，10年期国债利率较上年高点下降0.9个百分点，广谱利率明显下降。 下一阶段，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仍是货币政策的重点任务，一方面通过银行向企业让利实现，另一方面要下调政策利率，有必要降低存款基准利率，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更大程度带动成本降低。 笔者预计下阶段货币政策将在以下方面发力：一方面，运用好总量和结构性政策工具，通过降准、公开市场操作、MLF投放等政策工具组合使用，确保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更大力度支持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发展、支持政府债券发行等；另一方面，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继续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释放LPR改革潜力，适时适度下调政策利率和存款基准利率，引导LPR利率下行，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本文首发于每日经济新闻，原标题为《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持续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 突出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长春5月21日综合报道 吉林省政府网站近日发布一批干部任免通知，具体请如下： 任命： 吴跃岩为省公安厅副厅长。 任命： 李伟华、徐兵为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员（副厅长级，试用期一年）； 刘勇为长白山(行情603099,诊股)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张鹏军为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 免去： 朱韶星的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职务。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20年5月19日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林采宜、季雯婕 疫情爆发加速了互联网服务的崛起，许多行业正面临新商业模式的冲击，如：影院、传统餐饮、传统零售、酒店、医疗等。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对待新消费模式越来越“习惯”，消费服务业的商业模式迭代将因此加速，一些疫情期间形成的临时消费模式逐渐走向固化，一些行业将被彻底改变。 一．电影院受到流媒体平台的冲击，行业拐点已经出现 疫情期间，电影院为防控疫情闭门谢客。线上流媒体平台取代线下电影院为消费者提供足不出户地观影服务。数据显示，1月21日-2月20日疫情禁足期间平均每人每4天左右看一部电影，人均观影总数为7部，爱奇艺、腾讯视频等流媒体平台是消费者观影首选，且付费观影的接受度较高，64%的消费者表示能接受付费观影。 疫情禁足催生流媒体平台爱奇艺的会员数增长快速，截至2020年1季度末，爱奇艺会员总数达到1.19亿，环比增长11.12%，同比增长22.83%。 与此同时，电影院却面临供给饱和及需求回落的双重冲击。从供给端看，影院银幕数量增速从2015年的34%降至至2019年16%，2016年开始，单屏产出出现持续负增长，2019年，单屏产出增速下降9.27%，电影院面临供给过剩的窘境。 从需求端看，由于渠道下沉为影院带来的“小镇青年”红利，三四线城市票房占比从2017年的38.9%提高至2019年的41.2%，上升2.3个百分点。但影院不断推高的票价及供给饱和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三四线城市电影院的发展速度，这一点从其影院净增长速度下降可以得到印证。 2019年底以来，突然发生的新冠疫情使得影院观影需求断崖式下跌。两个因素叠加，催生行业拐点提前出现。 二．传统餐饮业受到外卖服务的冲击，服务模式转型势在必然 在疫情爆发期间，线上无接触外卖配送服务满足了消费者原本的在外就餐需求。数据显示，疫情期间53.6%的餐饮商户外卖收入占营业收入一半以上。同期美团骑手数增加了33.9万人且人均接单数在11-30单的占六成，2.5%的骑手日均接单量甚至超过50单。外卖服务火爆增长的趋势延续到了复工后，2月17日至3月1日，新用户增幅连续两周都超过50%，且有向二三线城市渗透的趋势。目前，三成商家外卖订单量超过疫前，同时，以往被视为堂食优势的多人餐及火锅等也成为热门的外卖选择。 目前许多餐饮企业已经从仅提供堂食向“堂食+外卖”的模式转变。火锅界巨头海底捞的外卖收入四年复合增长率为57%，超出其餐厅营收复合增长率46%。后疫情时代，随着消费者外卖消费习惯的养成，餐饮企业外卖模式的收入及占比将进一步提升。 三．传统零售受到网商的冲击，线上渠道扩张将是大势所趋 疫情期间，大量消费者的购物需求从线下实体店转向线上，使得网络购物用户渗透率进一步上升。 从疫情期间的各品类线上销量及同比增速看，线上销售明显好于线下销售，其中医药生物、家化、电子电器和文教、体育及工艺品销量增速较高，分别达到84%、32%、26%及23%，医药生物及电子电器的销量增速都超过了去年同期。 面对疫情影响下零售业线下遇冷、线上强式扩张的情况，许多传统的线下零售商都积极开展全渠道建设，努力发展线上渠道并且打通线上和线下，通过线上为线下引流，这将是未来零售行业的总体趋势。 四．线上会议（培训）消化酒店商务需求，收入下降影响酒店的旅游需求 疫情导致旅游和商务活动停摆，酒店需求也因此断崖式下跌。占比47%的酒店商务需求通过线上办公、线上会议和线上直播的方式实现，从而催生了线上会议软件和直播软件如雨后春笋般发展。随着5G技术的普及，这些线上交互软件可能导致部分会议、培训等商务需求出现不可逆的转变。 从酒店业的商务需求看，合计占比34.2%的制造业和商业贸易是此次疫情中受冲击较大的产业，不仅需求恢复需要时间，而且长期来看线下商务需求向线上迁移是大势所趋，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七成的企业疫后增加了数字化投入，超过两成企业计划采购视频会议，即便按照保守估计，有10%~20%的需求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对酒店服务的整体需求将下降5%~10%。 此外，疫情导致的个人收入下降也会给旅游支撑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调查数据显示，60%的消费者表示将减少旅游支出。这对于目标客户为中低收入人群的经济型酒店影响较大。 需求下降的同时，酒店业还要面临供给扩张带来的成本压力。从2017年起，酒店业进入扩张期，固定资产投资恢复正向增长，酒店的成本扩张叠加需求萎缩，导致整个行业的盈利能力下降。 供给扩张期遭遇疫情带来的商务旅游需求双双萎缩，将导致中国酒店行业面对一个供给、需求双重冲击的寒冬。 五． 互联网医疗的日益普及将改变我国的医疗市场结构 2018年以来，国务院、医保局、卫健委相继出台各种互联网医疗的支持政策，解决了线上购处方药、医保支付等痛点，催生了互联网医疗模式的初步形成。 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刺激了对互联网医疗的需求。据统计疫情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委属管医院互联网诊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倍。同时，一些第三方互联网服务平台的诊疗咨询量也比同期增长了20多倍，处方量增长了近10倍。 这次疫情也使得我国医疗供给的短期现象更加突出，互联网医疗体系的建设和优化将因此备受重视。可以期待，未来国家会出台更多的政策，扶持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发展，缓解医院的救治压力，减少人员聚集。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提升，健康管理平台、医疗知识平台也将迎来增长。随5G通信技术发展、应用场景明晰，互联网医疗产业或将迎来爆发式的增长。 c
5月22日消息，两会召开，全国人大代表、飞鹤乳业董事长冷友斌今年带来两份建议，分别是《关于增强对种养结合与规模化奶牛养殖行业支持的建议》、《关于东北黑土地耕地保护的建议》。 冷友斌建议国家增强对种养结合与规模化奶牛养殖行业的支持，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和鼓励适养区政府提供更多规模和集约化奶牛养殖用地，增强对“现代农业+生态环保”相结合的综合产业模式推广力度。充分发挥龙头企业模范效用，复制先进成熟粪污处理经验。 同时，他还建议增强有机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种植，消纳有机废弃物，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有机无公害农产品品牌。鼓励养殖企业延伸产业链条，稳定规模化牧场对干草的持续供应需求。 以下为建议详情： 关于增强对种养结合与规模化奶牛养殖行业支持的建议 我国是全球前三的乳品生产国和消费大国。但乳品在城乡居民食物消费中还未达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每天300克标准，尤其是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农村居民还很少或没有喝上牛奶，奶类消费增长蕴含着巨大潜力。 近年来，我国奶业格局正加紧规模化、集约化进程，逐步提高规模牧场的饲养条件、产业素质和生产水平。但是在规模化奶牛养殖的进程中，高污染、高成本以及产业配套设施等方面均制约规模化奶牛养殖业的进一步发展。 规模化奶牛养殖行业目前存在的问题 1、规模化奶牛养殖粪污产量大，消纳粪污土地少。 2、“现代农业+生态环保”相结合的综合产业模式较少。粪肥利用专业化服务组织数量少、规模小、专业化机械化水平低、服务能力弱，粪肥无法真正做到适时适量科学还田利用。 3、奶牛养殖饲草成本偏高。进口苜蓿营养指标相对稳定，但进口苜蓿干草成本过高，国内规模化奶牛养殖行业急需寻求优质国产苜蓿代替进口苜蓿。 4、现代化规模化牧场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产业体系，当前，优质规模化牧场养殖配套机械设备及购牛方面政策性补贴不足已经成为制约规模化牧场发展的主要瓶颈，急需给与技术、财政及融资方面的政策资金支持。 针对上述问题，冷友斌建议国家增强对种养结合与规模化奶牛养殖行业的支持，具体建议如下： 1、增强对规模和集约化奶牛养殖行业的土地资源支持。建议国家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和鼓励适养区政府提供更多规模和集约化奶牛养殖用地。 2、增强对“现代农业+生态环保”相结合的综合产业模式推广力度。充分发挥龙头企业模范效用，复制先进成熟粪污处理经验。 3、建议国家在大力推进种养结合、农牧循环过程中，考虑强调优先原则、成本最低原则和就地就近施用原则。 4、建议增强有机农产品种植，消纳有机废弃物，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有机无公害农产品品牌。 5、建议国家对规模化养殖场的属地周边配套一定规模的苜蓿种植基地并保证饲草料种植地的长期稳定性，积极扶持牧草种植的快速发展，鼓励养殖企业延伸产业链条，稳定规模化牧场对干草的持续供应需求。 6、对发展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养殖行业给予技术、财政、融资方面的优惠政策；同时对于环保达标的养殖行业企业推行排污费减免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压力。 关于东北黑土地耕地保护的建议 东北黑土地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以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而著称。黑土地耕地面积占黑土区耕地面积的50.6%，占中国耕地面积的10.0%。作为稀缺资源，具有独特的自然属性。但自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开垦以来，东北黑土区逐渐由林草自然生态系统演变为人工农田生态系统，“生态功能区”逐渐变成了“生态脆弱区”，影响东北地区农畜牧业的持续发展。如何能更好地保护黑土地，又能不断地提高黑土地的质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黑土区耕地存在的问题 1、开垦后期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导致耕地地力下降 2、黑土地环境质量存在着潜在被污染的风险 二、黑土区耕地保护的建议 1、加强黑土地保护的研究工作，建立科学合理的轮作和土壤耕作制度。在东北黑土区根据气候特点和种植业布局，建立合理轮作制度；通过有机物料（有机肥和秸秆）还田，打破犁底层，增加耕层厚度，提高耕层有机质含量和水养库容，不断促进黑土地质量提升。 2、强化黑土地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性，落实科技-管理-生产三位一体，实现技术研发的原创性、系统性和应用性。建议相关立项部门联合设立黑土地保护项目，将项目的科学问题、技术研发、技术设计和项目实施作为一个系统操作。 3、鼓励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全面推进机械化、配套相应的补贴政策。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强化农机配套建设，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现代农机装备和规模种植优势，做到与生产规模相匹配。国家对新型经营主体购置大型农机具予以补贴，同时对黑土地保护利用过程中的关键作业环节给予补贴。 4、加强宣传力度和科技培训强度，提高黑土地保护意识。通过各级媒体报道我国黑土地存在的问题及现状，强调东北黑土区在我国粮食生产尤其是优质农产品的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提高黑土地保护的意识，实现黑土地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的长期发展目标。
5月22日消息，两会召开，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行情002847,诊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武带来三份建议，分别是《打造食品“灯塔工厂” 提升我国食品工业国际竞争力》、《加强中非农业合作 推动我国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加工企业向全球化发展》、《依托科技创新 推动中国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以下为建议详情： 打造食品“灯塔工厂” 提升我国食品工业国际竞争力 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学武 “民以食为天”，中国食品工业是我国现代工业体系中的首位产业，也是全球第一大食品产业，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营业收入81186.8亿元。如今，食品工业正在向以营养健康为本的现代食品业、新兴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的方向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食品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 一、我国食品工业进入转型发展关键期 我国食品工业大而不强，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是衡量一个国家食品工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一般为2~4:1,2017年，日本就高达11.7:1，我国则仅1.7:1，同比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国际食品巨头占据食品高端产业链，全球化布局，凭借技术和产品优势，占有国际市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和饮料巨头雀巢，在全球80多个国家拥有500多家工厂，有近25万名员工，2018年，雀巢年收入 934.00亿美元，是中国乳业巨头伊利（118.91亿美元）的7.85倍。 当前，中国食品工业正处于转型与价值提升的关键节点。其中最重要的转型，是食品行业从“价格战”到“价值战”的竞争；从规模效益向“健康品牌效应”的升级；从单一的产品竞争转向支撑这一产品竞争背后的企业研发实力的较量。价值、健康、创新已成为食品工业的的关键词。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不断发展，食品制造业从生产到销售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从源头到消费终端的全过程中，生产、加工、包装、物流、仓储、营销、市场、服务等所有环节都已经开始和互联网融和，食品制造业的智慧化工厂、数字化车间日益成为食品行业中的发展热点，食品制造业的数字化时代已然来临。 二、灯塔工厂催生了新的经济价值 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建设“制造业灯塔工厂”网络。“灯塔工厂”是“数字化制造”和“全球化 4.0”的示范者，拥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所有必备特征。它们改进了传统企业的生产系统，创新设计价值链，打造具有颠覆潜力的新型商业模式，催生了新的经济价值。“灯塔工厂”代表了当前制造领域最先进的制造和数字水平。 “灯塔工厂”跨越了应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试点”困境，在运营和业绩方面取得了质的飞跃，成功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尤其是端到端“灯塔工厂”，打通了端到端价值链，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创新旅程拓展到实体工厂范畴之外，囊括了数字化制造、供应网络对接、端到端产品开发、端到端规划、端到端交付、客户对接、可持续性等多个方面。端到端‘灯塔工厂’与价值链上的不同利益相关方展开合作，重塑客户体验。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它们能够按需批量生产定制产品，并与供应商实时共享数据，快速应对需求波动。此外，借助数据共享和预见性分析，这整个流程也能得到优化。以国内某端到端“灯塔工厂”为例，他们以用户为中心，推行大规模定制业务模式，通过部署可扩展的数字化平台（大规模定制和 B2C 在线订购、与供应商相连的数字化平台），使直接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了 28%，并实现了100%按时交付。 截至目前，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灯塔工厂”网络已拥有44位成员，其中12家位于我国。我国不仅是拥有“灯塔工厂”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端到端“灯塔工厂”数量最多的国家，“灯塔工厂”印证了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强大实力。制造业将继续驱动中国经济向好。 三、数字化制造加速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当今时期，我国食品工业发展挑战和机遇并存。从国际上来看，食品跨国集团加快全球布局，对我国食品产业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和挑战；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以及各种国际贸易协定的签订，对外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有利于我国食品企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从国内来看，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食品工业保持高速发展难度加大；另一方面，食品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态势，消费结构升级势不可挡，消费者对食品的营养与健康要求更高，品牌意识不断增强，食品工业发展模式将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费者与日俱增的个性化需求、日趋激烈的品牌竞争、蓬勃发展的电商业务等，都在推动食品制造企业开展端到端的数字化转型。食品制造业企业应着眼长远，将加速数字化转型作为重中之重，从而进一步增强供应链韧性，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打造食品“灯塔工厂” 引领食品工业创新发展 中国要追赶、超越国际巨头，成为世界食品工业的引领者，就必须站在技术前端，找准切入点，实现跨越式转型。我国巨大的人口和消费市场，为食品工业端到端的数字化转型的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食品企业要勇于创新，在“灯塔工厂”网络尚无食品企业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以排头兵和先行者的姿态，带动整个中国食品制造业从跟随向引领的转型，实现食品强国梦。为此建议： 1、将创建食品“灯塔工厂 ”纳入“十四五”产业规划。一是将食品数字化制造列入战略型新兴产业，从战略层面给予重视和支持，从数字化车间、数字化工厂，向端到端的数字化转型，打造新的商业模式，为食品工业发展赋能。二是强化食品科技创新顶层设计，开展食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制造技术重大专项研究，整合高校、院所和企业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推进食品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2、选择大批量定制方向，以“健康食品”产业为先导，实现食品“灯塔工厂”零的突破。端到端‘灯塔工厂’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能够按需批量生产定制产品，并与供应商实时共享数据，快速应对需求波动。中国人口众多，仅糖尿病患者就达9420万人，超重或者肥胖患症7000万人--2亿人，糖尿病、减肥专用食品需求量巨大，采用数字化技术，开发糖尿病、减肥专用食品，批量定制生产，通过部署可扩展的数字化平台（如大规模定制和 B2C 在线订购），无疑将会诞生一个巨大的市场，创造新的经济价值，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另辟蹊径，差异化的发展思路，也将推动我国食品企业在与国际巨头的竞争中，独占鳌头！ 3、培育食品制造业“灯塔工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选择国内食品头部企业，引导它们加速向数字化转型，成长为细分领域的“灯塔工厂”，从而引领中国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从食品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 尽管我国食品工业基础、食品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但是，我们只要以“务实、创新”的态度，前瞻的眼光，开拓进取，就一定能实现“好食品，中国造”的梦想。 加强中非农业合作 推动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向全球化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学武 2019年，中非双边贸易额达2087亿美元，同比增长2.21%，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非洲国家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充足的劳动力，发展农业经济大有可为，也为中国与非洲农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和非洲国家农业合作前景广阔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金融通为开展农业合作提供了保障，为“一带一路”非洲发展中国家实现农业产业优势互补、共享发展机遇创造了良好条件。一方面，中国多种农业发展模式、农业技术和产业化开发经验适合非洲，双方具有巨大的农业产业化产能合作空间，可以开展产业和技术合作，提升非洲农业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中非农业互补性强，非洲具有明显的农业资源优势，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产品市场和农产品进口国，对非洲热带经济作物需求巨大，这为非洲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非洲国家向中国出口植物油、谷物、棉花、林产品和畜产品， 如：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赞比亚的蜂蜜、乌干达的坚果等，双方贸易互补性强。 中非农业合作前景广阔，目前中非农产品贸易体量只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3.2%，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我国企业非洲农业投资企业遭遇瓶颈 近年来，我国一些企业投资非洲农业产业，整合农业资源优势，布局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势头良好。但随着农业产业向深度、广度发展，体制和机制的矛盾，逐渐显现，导致我国企业投资农业和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困难重重。 一是农业产业链长，非洲农业投资企业统筹规划、抗风险能力弱。农业是一个综合产业， 涉及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非洲发展中国家普遍生产技术较低， 机械化服务水平不高， 电力设施保障不足， 水利设施老旧匮乏， 仓储设施远不能满足需求， 物流体系也不发达， 农产品市场信息渠道不畅通， 交通运输条件恶劣。一些非洲国家农产品出口附加值很低，农产品加工限于小作坊生产，达到进口国标准难度较大。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统筹规划，为农业投资企业营造农业投资的环境。 二是沿线非洲国家农产品进口贸易瓶颈多。中非农产品贸易存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标准不对接及关税问题，使得非洲向中国出口的大宗农产品面临一些准入问题，目前允许向中国出口农产品非洲国家数量及农产品品类较少。如西非贝宁、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等非洲棉花主产国与我国棉花进口存在较强的对接需求；湖南作为农业大省，对非洲咖啡、可可、腰果等进口需求较大，但由于非洲主要产地不属特惠税率国家，产品不能享受特惠税率，进口企业为降低成本，通过东南亚国家初级加工后再以东盟自贸区协定税率进口。 三、加强中非农业合作及发展农业贸易的建议 中国企业走向世界，须要有全球化战略视野，整合全球资源进行全球化产业布局，为民族品牌走向全球打造通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投资建厂，充分利用原产地在原材料、劳动力价格优势和税收优势，实现更广范围、更高质量的海外布局，是推动中国企业和民族品牌走向世界的重要路径。加强中非农业合作，提升非洲发展中国家农业产业化水平，设立中非自由贸易区，加大互补型农产品贸易，实现贸易投资多元化，是推动中国农业企业在非洲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此建议： 1、深化与非洲国家农业合作，鼓励企业开展农产品加工。针对沿线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农业产业化落后，并期望改变的现状，由国家部委牵头协调，省市对口相应国家进行扶助，制定规划方案，从种养殖规模化生产基地建设、加工、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进行深度合作，组织国内资源组团出海，有序投资，为企业在沿线国家的农业产业投资，营造一个优质的发展平台。鼓励中国企业在非洲建立符合中国市场标准的生产加工基地，探索从源头解决进口农产品质量标准问题。 2、鼓励中国食品龙头企业布局非洲国家，打造国际品牌。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本质就是整合资源，获取更大的市场空间。全球第一茶叶品牌“立顿”，年产值达到数十亿美元，茶叶主要来源于斯里兰卡、肯尼亚、中国等国家，是整合资源打造国际品牌的经典案例。国际食品巨头全球化发展主要有收购兼并和从零开始发展业务两种方式。非洲工业基础薄弱，中国食品企业进入非洲，需要借助自身的品牌、技术、资金、管理优势，整合非洲国家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劳务力优势，从农产品加工业起步，丰富产品，提升品质，打造竞争优势，逐步向国际品牌发展。建议国家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龙头企业以非洲国家为起点的国际品牌战略投产，引导激励中国食品通过不同路径向世界企业进军。 3、优化政策环境，促进中非农产品贸易。市场是决定企业发展空间的关键因素，企业在向国外输出品牌和技术，整合资源，形成竞争优势，拓展国际市场；同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拼图；引进优势互补型农产品，也将为国内农产品加工企业奠定竞争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议国家从优化政策空间入手，消除与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障碍，扩大农产品进口目录清单，确保互补型农产品直接进口，从政策层面上消除第三国贸易通关现象。 4、设立湖南中非自贸区，打造中非农业经贸合作先行区。自贸区将为国内企业提供优质原料，并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我国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2016年和2017年，湖南提出了《关于批准设立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议》。规划在湖南省，面积约120平方公里的长沙、岳阳和郴州三个片区，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议国家批准湖南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在自贸区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探索中非经贸合作新路径和新机制。一是针对中非存在较大贸易逆差现状，试点推进对非认证认可和合格评定结果国际互认工作，加快非洲国家优质农产品进口检疫准入进程，特别是对非洲已经成功出口至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在检疫准入评估过程中予以充分考虑。推进中非海关互认合作。二是探索中非经贸合作的新模式，建设非洲在华非资源性产品集散和交易中心，探索开展中非易货贸易，创新对非经贸合作金融平台和产品。三是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平台建设，包括一些农产品贸易的公共服务平台，如在岳阳建设水果进口指定监管场地，支持一些棉花主产国开展定向合作，支持扩大非洲的咖啡、可可、腰果等优质农产品扩大进口。 5、推动合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框架下，设立的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推动了中非在贸易、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签署了84项合作文件，涉及金额208亿美元。目前，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已经永久落户湖南，建议国家支持湖南办好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非经贸合作，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相信在祖国强大的支持下，企业一定会爆发出最强劲的活力，创造出更多的国际品牌，拓展出更大的国际市场空间，为“一带一路”建设助力。 依托科技创新 推动中国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学武 食品工业是“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的传统民生产业，在当今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建国70年来，我国食品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食品工业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营业收入81186.8亿元，同比增长4.2%；利润总额5774.6亿元，同比增长7.8%，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大产业，也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食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我国食品安全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食品安全法》得到修订和实施，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创建成效显著，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和保障水平也逐步提升，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合格率达到了97%以上。 一、中国食品工业进入价值提升关键期，科技创新能力凸显 70年间，作为全球最大的食品消费市场，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贫饥、温饱、小康到安全健康四个需求阶段的极速变迁。它精彩地凝缩和跨越了发达国家食品工业的百年发展史。科技创新成为带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近年来在食品非热加工、包装材料、在线监控等领域突破了一批关键共性技术，部分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一批关键技术实现了国外输出，例如超高压、挤压重组技术等；屠宰加工、饮料灌装、乳制品加工等重点领域装备技术进步加快推进，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也不断提升，部分装备占领国际市场，例如万吨油脂加工装备、肉品加工装备等；部分产品在国际市场占主导地位，例如浓缩苹果汁占世界市场的60%，番茄酱占世界市场的1/4。食品工业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中国的食品科技经历数十年积累，已经进入了“从高原到高峰”的关键隆起期。今天，当我们以全球最大的食品学科群，以世界食品领域论文发表量和专利申请与授权数，双获第一的实力，支撑强大的中国食品工业持续发展时，几代中国食品人梦想的“大食品、大科技”的蓝图，正在成为现实。在软科发布的2019年全球食品学科排名前10的榜单中，我国大学占据了5席。 当前，食品产业发展处于一个新时代。中国食品工业正处于转型与价值提升的关键节点。其中最重要的转型，是食品行业从“价格战”到“价值战”的竞争；从规模效益向“健康品牌效应”的升级；从单一的产品竞争转向支撑这一产品竞争背后的企业研发实力的较量；食品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逐步到位及价值的提升。价值、健康、创新已成为食品工业的关键词。企业不再盲目扩张，而是在结构调整、升级上下功夫，投资技术改造和创新项目，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的加速器。 二、我国食品工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食品工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当前我国食品面临的问题： 一是引领性基础研究少。2008年至2018年间，在自然科学三大顶级期刊《Cell》《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食品相关论文分别为48、62篇和42篇，其中我国作为主要完成单位的论文仅分别为1、5篇和3篇。 二是领跑技术比例小。美国、日本和德国在食品领域领跑技术比例分别占48%、29%和13%，而我国在食品领域领跑技术比例仅占5%，与主要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发达国家主要以企业研发为主，产业化阶段技术比例在80%以上，而我国食品技术产业化比例低。 三是装备自主创新能力低。美国、日本和欧盟等食品智能装备专利占全球80%以上，而我国食品装备年进口额近300亿元，大型食品企业80%的关键高端装备依赖进口。 四是加工增值和资源利用不足。美国和日本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分别为3.7：1和11.7：1，而我国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小于2：1。我国食品工业消耗巨大资源和能源，包括年用水约100亿吨、耗电2500亿千瓦/小时、耗煤2.8亿吨、废水50亿平方米、废物4亿吨。 五是食品毒害物侦测国外依赖度高。我国快速检测产品集中以农兽药残留为主（占比80%），受国际认可不足10%。食源性致病菌等核心检测试剂和毒素标准物质高度依赖进口。复杂基质分离材料国产产品占比不足15%，用于8种微生物快速检测的84个检测产品几乎没有国产产品。 六是生鲜食品储运损耗大。美国蔬菜加工运输损耗率1%至2%，荷兰向世界配送果蔬损耗率5%，日本生鲜农产品产后商品化100%。而我国生鲜农产品物流损耗率较大，分别为：果蔬20%、肉类8%、水产品11%、粮食8%，生鲜食品冷链流通率仅8%，储运损耗方面损失高达千亿元。 三、加强我国食品产业科技创新的建议 面对资源、能源及环境约束日益严峻的形势，传统的食品加工技术正经历深刻的变化：现代食品绿色加工与低碳制造技术的创新发展，已成为食品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食品装备助推全球食品产业快速转型升级；食品危害物形成规律与控制机制研究，食品加工制造与物流配送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技术开发，成为国际食品安全科技领域的研发热点；智能高效全程冷链物流的发展催生食品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健康食品精准制造将成为未来我国食品战略趋向。 新一轮食品科技创新已在全球兴起，食品合成生物学，食品精准营养与个性化制造，食品装备智能制造等，方兴未艾。中国必须依托科技创新的力量提升中国食品工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水平。为此建议： 1、进一步完善食品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做法，制订食品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在技术预测的基础上，研究制订食品领域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十四五”食品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强化食品科技创新顶层设计，超前部署食品科技重大战略方向和重大任务，加强食品营养健康工程、食品绿色制造工程、食品安全主动保障等重点领域的专项研究。积极发挥院所基础研究主力军的作用，同时出台政策，引导、激励食品企业参与食品科技领域基础研究。 2、加大对食品科技创新投入。一是加大财政资金投入。食品工业是我国重要支柱产业，“十四五”是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的关键期，当前要加大食品科技领域投入，提升食品工业水平，通过科技创新驱动，推动食品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二是引导食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争规模以上食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向制造业看齐。 3、重视食品科技创新基础平台建设，强化产学研融合。进一步加强食品科技创新基础平台建设，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中心等基地平台建设方面给予重点扶持，打造食品领域战略科技力量。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是食品科技创新的核心主体，应建立有效的政策导向，充分发挥三者在食品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强化三者在产、学、研的整体融合。 4、创新融合发展。强化成果转化应用，大力发展食品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竞争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食品领军企业；推进三产融合发展，带动三产、拉动一产，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融合创新链。 5、加快食品工业“走出去”步伐。鼓励企业设立境外技术中心，开展多种形式的食品科技交流合作，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创新体系，抢占制高点。
文/意见领袖专栏机构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 本文作者：朱一博 近日，中信银行因擅自向某公司提供个人信息被卷入风波，致歉、处理责任人等快速反应均未能挽回信用损失，即将面临民事责任、行政处罚等。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储户是个人信息主体，银行是信息控制者，银行对信息的控制源于储户的授权，其余均属于第三方。因此，除法定情形以外，未经授权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必然违法违规。中信银行事件因小失大，教训惨痛，为我们敲响警钟。 一、信息共享风险预警 大数据时代，移动应用程序（App）显现蓬勃生机，成为个人信息汇集的中心，App运营商（以下简称App）与第三方的合作日渐密切与多元。第三方主体包括各类产品或服务供应商，如智能设备、服务平台、系统服务、软件服务提供商，具体包括移动运营商、第三方支付机构、广告、咨询、调研、分析、客服、回访、身份验证、安全监测等服务提供商。App中的小程序、第三方应用、第三方代码、插件（如软件开发工具包sdk，sdk详情建议参考《Zoom危机：警惕潜伏在APP后面的SDK大盗》）皆为第三方的缩影。它们通过客户端直接收集信息，或者先将数据传输至App后台服务器，再向第三方提供，主要通过这两种方式实现信息共享。 互联网非法外之地，与第三方共享个人信息，同样以告知用户并征得用户同意为前提。自“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行动”开展以来，因信息“私自共享第三方”受到监管部门惩处的App不在少数，耳熟能详的，如闪送（版本5.2.20）、36氦（版本8.6.7）、QQ阅读（版本7.1.1.888）、人人视频（版本4.2.9）、一点资讯（版本5.2.1.0）等。 同时，App需警惕与第三方合作的安全性。第三方由App引入，对于终端用户而言，App在明，第三方在暗，App需为第三方行为担责。近年来，第三方违规引发的信息安全事件并不鲜见。倘若第三方恶意操作（如恶意推送信息的“寄生推”）、隐蔽收集用户个人信息，或因安全漏洞引发信息泄露，App事前未进行责任切割，未尽到告知、监督义务，就难辞其咎，为第三方所累。 二、安身法则——“告知”与“监督” 用户信息安全不容忽视，法律规范接踵而至，与第三方合作已成定局，App怎样才能守住合规底线？《网络安全法》明确，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知情同意、必要性原则，App与第三方共享信息属于“使用”，因此受上述原则约束。关于App与第三方，目前尚未有法律法规作出具体规定，散见于《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App违法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自评估指南》、《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2020、《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自评估指南（征求意见稿）》、《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个人信息安全防范指引（征求意见稿）》等文件。 通过梳理上述规范性文件，App共享第三方合规准则有二，第一：对用户充分告知；第二，对第三方尽到必要的监督责任。不难理解，终端用户为个人信息主体，App对信息的使用受制于权利人的授权，故信息共享需告知并取得权利主体同意，“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请告知他姓名”；在App、终端用户与第三方关系图中（如图1所示），App为连结三方的关键所在，处于对第三方风险披露的最佳位置。同时，收益永远与风险并存，为提高效率、享受便利引入第三方，则监督第三方为应有之责，失责的风险如影相随。 （图1终端用户、App与第三方关系） 鉴于尚未有法律法规对App与第三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系统性规定，“告知”与“监督”的具体内容需要从第三方类型、App与第三方的法律关系两个维度展开。 首先，App中第三方包括嵌入的第三方代码、插件、小程序、第三方应用等，App与第三方共享用户个人信息，应当告知用户以下内容，征得用户同意：（1）逐一列出第三方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2）数据接收方的类型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3）共享个人敏感信息，还应告知涉及的个人敏感信息类型、数据接收方的身份和数据安全能力，并事先征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明示同意；（4）人生物识别信息原则上不应共享。因业务需要，确需共享，应单独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目的、涉及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类型、数据接收方的具体身份和数据安全能力等，并征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明示同意。 （图2：个人敏感信息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源于《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2020）） 其次，App与第三方除了具有共享关系外，还可能成立委托处理、共同控制、第三方管理三种关系（如图3所示）。通俗的说，委托处理即App将收集的个人信息委托第三方处理；共同控制是指App通过合同等形式与第三方达成合意，共同对用户个人信息进行控制。值得注意的是，App如果部署了收集个人信息的第三方插件，例如软件开发工具包sdk，且该第三方未单独向用户告知并征得同意，则默认App与第三方sdk属于共同控制关系；如果App未委托第三方也未与第三方约定共同控制，只是接入了客观上具备收集个人信息功能的第三方，就属于第三方接入管理。 （图3，源于《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2020）） 合规要求总体包括厘清权责、告知用户、监督第三方（如审计、技术检测、记录留痕等），因法律关系不同，各有侧重。例如，委托处理侧重于对第三方进行监督；共同控制侧重于向用户告知第三方身份以及各自责任，否则将承担因第三方引起的个人信息安全责任；对接入的第三方如若管理不慎，极可能引发信息泄露，因此既要求App向用户明确说明产品或服务由第三方提供，又要求对第三方加强监督。需要关注的是，《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30条规定，如果第三方应用发生数据安全事件对用户造成损失，除非网络运营者能证明自己无过错，否则应当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 三、落地困境与探寻 为保障用户个人信息安全，实现终端用户、App与第三方之间良性互动，合规的信息共享流程应当是：App筛选第三方合作伙伴→App向用户告知并获得授权→App监督第三方。落实该流程在实践中举步维艰，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专业人员配备。筛选合作伙伴是否需要配备专业人员？当前筛选第三方合作伙伴，例如软件开发工具包sdk通常由技术人员进行，因涉及法律问题，是否需要法务人员提前介入，或安排专人与第三方对接？ 第二，App筛选合作对象的判断标准。如何判断第三方合作伙伴是否可靠，在安全性、个人信息保护程度方面有哪些指标？如何获知第三方可能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或安全隐患？ 第三，App与第三方权责不对等。筛选、告知、监督的行使，都以App知悉第三方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为前提。然而，现行法律规范仅聚焦于App，尚未溯及上游第三方。若第三方不明确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App该如何向用户告知？ 第四，告知方式。第三方合作伙伴数量庞大，如何有效告知？ 第五，App与第三方地位不对等。App与第三方sdk的合作，通常是第三方sdk提供服务开放平台，在线签署开发者服务协议。面对此类第三方，App何尝不是用户。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App难以与第三方博弈，对第三方监督。 毋庸置疑，在信息共享流程中，任一环节监管的缺失必将导致个人信息保护流于形式。可以预见，监管的触角必将延伸至第三方，在此之前，App该如何作为？建议如下。 1．筛选合作伙伴。应当重视第三方的信息安全合规意识和安全措施，包括背景调查、了解隐私政策（关注是否明确收集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共享信息；是否转委托；是否收集敏感信息以及采取的安全措施等），有条件的可对第三方收集信息进行技术验证、安全评估。另外，尽可能在合作协议明确双方权责。若能对第三方拟收集的信息进行协商，建议对第三方数据请求的必要性进行评估，拒绝不必要的个人信息收集请求。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第三方sdk具有较强的合规意识，例如极光sdk，制定了一系列合规文件，包括《极光合规指南》、《极光合规指南之极光开发者服务——安全与合规政策解读》、《极光SDK隐私政策合规落地指引》，将其收集、使用App最终用户个人信息的相关情况绘制成表，涵盖sdk产品名称、App产品所应用系统、场景描述、收集方式、个人信息类型、个人信息字段、用途或目的、是否为必要信息、信息处理方式（替换、匿名化处理），并要求APP在隐私政策中列明。 2．告知用户。如前所述，告知内容至少包含第三方类型与身份、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可以采用隐私政策、弹窗提示、文字备注、文本链接等告知方式，已有部分App做出了大胆尝试，例如，曾因“私自共享第三方”被要求整改的绿城生活与人人视频，在最新的隐私政策中采用直接列明的方式（如图4所示）；度小满（有钱花）在隐私政策“如何共享个人信息”第三方合作机构处附上超链接，超链接内列明第三方sdk嵌入情况（如图5所示）；抖音采用在隐私政策中附上超链接，超链接内附上接入第三方sdk名称、使用目的以及官网链接（如图6所示）。 （图4，绿城生活和人人视频隐私政策） （图6，抖音隐私政策） 3．监督第三方。监督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合同明确对第三方的数据安全、信息保护的要求和责任、对第三方进行审计、合作过程中技术检测、记录和存储第三方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通过留存证据证明已对第三方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 中信银行事件揭示公众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觉醒，以及对信息安全的焦虑。在这场个人信息保卫战中，App是中坚力量，守住用户个人信息的安全线，是对当下“守信”最好的诠释。
5月22日消息，两会召开，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恒瑞集团董事长孙飘扬带来两份建议，分别是《关于加强防控重大疫情新药研发的建议》、《关于尽快建立药品数据保护并扩大保护对象的建议》。 孙飘扬建议，对于一些发生大规模流行风险较大的致病原，由国家支持强化战略储备型研究，提前布置，提前攻关。如冠状病毒、多重抗性的肺结核杆菌、多重抗性的肺炎杆菌、多重抗性的鲍曼不动杆菌、多重抗性的金色葡萄球菌等。 以下为建议详情： 关于加强防控重大疫情新药研发的建议 一、对于一些发生大规模流行风险较大的致病原，由国家支持强化战略储备型研究，提前布置，提前攻关。如冠状病毒、多重抗性的肺结核杆菌、多重抗性的肺炎杆菌、多重抗性的鲍曼不动杆菌、多重抗性的金色葡萄球菌等。 二、开放国家基金支持企业开展传染病领域的基础研究，确保能够在疫情爆发时有能力尽快认识新病毒，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发药物。在探索新型冠状病毒疗法的过程中发现，对其他冠状病毒的认识，以及对SARS病毒、MERS病毒以及蝙蝠体内的冠状病毒有广谱抑制活性的药物，能帮助我们应对下一次可能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 三、国家支持建立流行病应对的技术平台，掌握关键技术。 四、充分利用国家已建立的有关病毒研究技术平台，鼓励、强化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攻关，促进成果转化。 五、建立远程现场检查/核查制度并制定疫情期间临床研究方案背离管理规定。建议相关部门借鉴国际已有经验，建立风险管理为指导的远程现场检查核查制度。明确远程生产现场检查或临床数据核查要点与风险考量；对风险评估较低品种实行有条件批准，并加强上市后监管；针对疫情期间临床试验失访、超窗、数据缺失等管理性方案偏离，提出特殊时期数据处理规定；建立危重症药物临床研究项目咨询绿色通道，以指导临床试验有序开展。 六、针对疫情造成药物临床试验延迟或暂停情况，制定灵活、多样的应对措施。建议国家及时采取对应措施，尽可能减少疫情对于危重症药物临床试验进程的影响。相关医疗机构开通受试者访视专用通道，或者采取电话或视频随访方式；鼓励GCP机构和伦理审查采用远程办公方式，召开网络伦理会议等。低风险地区可全面恢复临床试验机构的正常工作。 七、设立“药物审批紧急绿色通道”，专门适用于国家紧急状态、重大传染病、公共卫生事件的药物、疫苗的审批，加快抗疫情药物/疫苗的审批，放宽准入门槛。从科学性方面预测有效性为主、必要的安全性和伦理的角度出发，监管药物/疫苗进入临床。以必要的临床结果审批药物的上市；在无法招募到患者的情况下，有效性可以由非临床的研究结果进行支持。 八、加强对进入“药物审批紧急绿色通道”审批药物、疫苗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延长专利期。 九、重点疫区给予肿瘤等重大疾病药品与救灾物资同等配送待遇，将重大疾病药品纳入国家应急药品储备目录。建议及时对重点疫区癌症等重大疾病患者用药需求进行摸排统计，建立重点应急药品需求目录，并纳入救灾物资物流配送体系，确保重点疫区癌症等重大疾病治疗药品的配送和供应，保障患者的正常及时用药。从长远来看，建议筛选一批疗效确切、患者急需的重大疾病（如癌症）治疗药品，纳入国家应急药品储备体系，以更好满足应急药品需求。 关于尽快建立药品数据保护并扩大保护对象的建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号）明确要求，促进药品创新和仿制药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为此，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2018年4月发布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暂行）》征求意见稿，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目前关于加强药品知识产权保护的专利法已在修改当中，作为对新药研发企业另一项重要的保护措施——数据保护也亟待出台。这一制度在美国、欧洲、日本均已经实施了几十年，使得即便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无法获得专利保护的新药，也能得到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从而给予创新药企业研发的动力，有力促进了创新药物的研发。 在《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暂行）》征求意见稿中，对于拟给予保护的药品种类作出了过于狭窄的限制，使得一些需要经过复杂的临床实验，研发投入巨大的药品种类无法得到充分的保护。如该办法第三条（保护对象）规定：药品试验数据保护是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法定程序，对申请人基于自行取得的试验数据获得上市许可的下列药品，给予一定数据保护期限的制度：（一）创新药；（二）创新治疗用生物制品；（三）罕见病治疗药品；（四）儿童专用药；（五）专利挑战成功的药品。上述列举的种类中未涉及数量庞大的改良型新药，然而改良型新药（即2类药）也需要完善的临床研究才能获批上市，且根据《化学药品注册分类改革工作方案》，除已知活性成分的新适应症外，其余的改良型新药都需要具有“明显临床优势”才能够获批，而新适应症则需要更为完整的临床试验。 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的本质是通过对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进行临床试验的企业给予一定时间的保护，以免其它仿制药企业直接使用其数据进行申报的搭便车行为。从这一概念看，只要进行了人体的临床试验，即应当给予保护，如前所述，改良型新药显然需要进行人体的临床试验。在对该类新药不给予数据保护的情况下，改良型新药的仿制药只需要使用其临床试验数据即可申报仿制，明显对于在先的研发者不公平。 为此，我们建议：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暂行）》进行修改，在保护对象中增加对于改良型新药的保护，对于一般的改良型新药给予3年的数据保护，对其中的新适应症部分给予4年的数据保护。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