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梁中华 李俊 美国的负利率是怎么回事？未来美联储会不会采取负利率政策？我们认为，短期内美联储选择负利率这一工具的概率几乎为0，甚至在可以预期的1-2年内，美联储采取负利率政策的概率也极其低。 摘要 1、美国的负利率是怎么回事？负利率其实来自市场预期，近期美国多个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合约价格突破100，即市场预期联邦基金利率为负。据CME数据显示，截止5月12日，市场预期美国最早将在明年3月份实行负利率。 2、负利率预期从何而来？当前形成负利率预期的两个关键因素是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空间。一方面，疫情冲击带来了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悲观预期；另一方面，疫情冲击下，短端利率似乎已经到了降无可降的底部，所以投资者开始预期美联储会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负利率。 3、美国会实施负利率吗？我们认为短期内，美联储选择负利率这一工具的概率几乎为0。一方面，从日本和欧洲的经验来看，负利率对经济并没有太大提振作用；另一方面，负利率的正面作用不大，而负面影响却不小。此外，如果经济持续低迷，除了负利率这种争议比较大的工具外，美联储依然有很多其它货币政策工具可以采用，比如加大QE规模以及收益率曲线控制等。 1 美国的负利率是怎么回事？ 受新冠疫情影响，美联储曾在3月2次紧急下调联邦基金利率，累计降息150BP，重回零利率时代，并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那么负利率是怎么回事呢？ 负利率其实来自市场预期。芝加哥交易所有一款联邦基金期货产品，它是以30天期500万美元的联邦基金为标的物的利率期货合约，该合约的价格=100-合约当月联邦基金有效利率的平均值。也就是说如果某月联邦基金有效利率平均值为0.5%，则该合约执行价格为99.5；反之，如果市场预期的合约价格为99.8，即市场预期隐含联邦基金利率为0.2%。 近日，美国多个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合约的价格突破100，这就意味着市场预期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将降至负值。据CME数据显示，截止5月12日，市场预期美国最早将在明年3月份实行负利率，美国21年3月期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合约价格为100.01，也就是说市场预期21年3月联邦基金利率将下降至0.01%。 2 负利率预期从何而来？ 近期已有多位联储主席和相关人员发言认为美联储不会实行负利率，但是市场负利率预期依然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当前形成负利率预期的关键因素：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空间。 一方面，疫情冲击带来了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悲观预期。美国一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为-4.8%，创08年4季度以来新低，同比也为09年4季度以来新低，同时，一季度GDP并未完全反映疫情影响。据谷歌大数据统计，截止5月2日，美国零售活动、交通运输活动以及办公活动仍较基期下滑30%左右，预计美国二季度负增长程度将更大。 美国4月核心CPI环比下降0.4%，为1957年有数据以来最大跌幅，且美国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一直在1%附近波动，尽管较3月份有所回升，但通缩预期一直未变。 尽管美国各州陆续开始复工，但经济暂停容易、启动难，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企业破产倒闭都会有乘数效应，影响不仅仅在于短期。所以美国失业率往往具有上得快、降得慢的特征，美国1948年以来的11轮周期中，失业率平均在11个月内快速达到顶峰，而再回到低点则平均花费58个月，最长的一次是在1991年3月失业率达到峰值后，用时120个月才完全恢复，美国本次危机可能也很难例外。 另一方面，投资者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空间产生担忧。从历史上来看，每当出现经济衰退时，通常会进行大幅降息以提振经济。但自从08经济危机以来，美联储一直维持了近10年的低利率环境，即使到18年底美联储基准利率也未突破3%，留下的降息空间十分有限。因此，在日央行和欧央行陆续实行负利率之后，市场就不乏关于美联储实行负利率的讨论。 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降息节奏远超历史，除19年下半年陆续3次25BP的预防性降息外，今年3月2次紧急降息共150BP，利率降至0值总共只用了227天。而08年经济危机时期，利率降至0总共经历了455天，美联储此次的降息节奏可谓历史最快。 在传统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下，短端利率似乎已经到了降无可降的底部，所以投资者开始预期美联储会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负利率。 3 美国会实施负利率吗？ 我们认为短期内，美联储选择负利率这一工具的概率几乎为0，甚至在可以预期的1-2年内，美联储采取负利率政策的概率也极其低。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从日本和欧洲的经验来看，负利率对经济并没有太大提振作用。经济增长最终是由生产要素端决定的，人口、技术进步才是关键。日本、欧洲面临老龄化压力，技术进步放缓，所以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货币政策是无法影响经济潜在增速的，因为如果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很低，即使融资成本降得再低，企业投资的动机也不会太强。所以日本、欧洲实行负利率、QE政策后，大量的资金淤积在金融体系内部，经济还是长期低迷。 其次，负利率的正面作用不大，而负面影响却不小。一般来说，储户能够承受的负利率水平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如果银行向储户收取过高的“保管费”，储户就会选择自己持有现金，或者持有其它货币资产。这决定了金融机构的负债端成本很难下降，而资产端的利率为负，即存在央行的资金要缴纳较高的“保管费”。金融机构面临的部分利差是倒挂的，严重侵蚀金融机构的利润。 在负利率的情况下如果再实行QE，金融机构受到的负面冲击会更大，因为QE放出来的钱多数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存在，银行不仅赚不了钱，还需要支付利息。 最后，如果经济持续低迷，除了负利率这种争议比较大的工具外，美联储依然有很多其它货币政策工具可以采用。例如可以增大QE的规模，或者直接进行收益率曲线控制，在调控短端利率的同时，控制长端利率维持在低位，来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所以美联储还有很多工具可以采用，远远还没到“山穷水尽”去采用负利率的时候。 (本文作者介绍：中泰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
新华社华盛顿12月9日电（记者高攀 熊茂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保罗·沃尔克8日去世，享年92岁。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9日发表声明，对沃尔克去世“深感悲痛”，并称赞他留下了持久遗产。 沃尔克1927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拥有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硕士学位。他曾先后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美联储主席等职务。 沃尔克于1979年至1987年担任美联储主席，被公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成功的美联储主席之一。他在任期内成功“驯服”了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为美国此后较长时期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也为美联储反对政治压力干扰、维护政策独立性树立了榜样。 曾提名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发表声明说，尽管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时采取的一些政策政治代价高昂，但他这么做是对的。沃尔克强有力和明智的决策帮助美国政府遏制了石油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胀。 在卸任美联储主席后，沃尔克依然活跃于政策界。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沃尔克于2009年至2011年担任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他提出了一系列禁止银行及其附属机构从事自营交易和其他投机性交易活动的提议，被统称为“沃尔克规则”，这成为改革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的核心条款。 2013年，沃尔克成立无党派智库沃尔克联盟，致力于公共政策有效实施问题，帮助重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201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沃尔克批评美国正面临有效治理“崩溃”危机。 在美联储面临越来越大政治压力背景下，沃尔克与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本·伯南克和珍妮特·耶伦于今年8月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联合署名文章，呼吁保持美联储独立性，确保货币政策决策不受短期政治压力影响。（完）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刘元春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与经济大停摆的冲击下，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货币政策上的基本哲学和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分化。我们依然在实施常态化的货币政策，而发达国家在以前宽松宏观政策与非常态货币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进行了超常规的操作，这种分化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关注点1：我们是不是应当跟随西方国家来采取一些超常规的货币政策？这是最近讨论的热点，特别是这几天刘尚希院长把“现代货币理论”（MMT理论）向中国进行转换，提出中国有必要采取“赤字货币化”的观点。当前，欧美的超常规货币政策依赖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做法就是赤字货币化。中国是不是应该采取西方的这样一种模式来进行赤字货币化，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要点。 关注点2：在世界都进行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的情况下，下一步我们怎么应对？是不是会出现流动性整体性大幅度泛滥？出现另外一个史诗级的通货膨胀预期？ 对这两个点，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一） 我国是否应当跟随西方采取超常规的货币政策？ 对于我们是否应当跟随西方来采取超常规的货币政策？我认为答案应当是否定性的。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对我们会产生一个强烈的成本负担效应，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经济形势，特别是我们在金融市场所面临的情况与欧美具有本质性的差别，因此用不着跟随西方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超常规的货币政策。 为什么？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直接导致欧美的金融市场出现剧烈的振荡。这个振荡不仅引发了金融市场的价格危机和交易危机，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强烈的流动性危机。对冲这几个层面的危机，欧美采取“零利率政策”+“无限量QE”+“财政刺激计划”，这一系列的举措是应对新冠疫情叠加金融史诗级振荡带来的冲击最为恰当的组合。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我国金融市场波动并不是很大，我们并没有出现流动性危机，也没有出现财政空间、货币空间的丧失。我国和欧美所面临的风险性质和政策实施的环境具有非常大的差别。 关于赤字货币化问题。第一，赤字货币化的问题，很重要的前提在于财政政策的空间没有，特别是国债发行的市场空间没有了，必须通过中央银行到一级市场上直接购买国债来进行债务融资。我们发行国债的市场空间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和老百姓持有国债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因此，是不是就要用中央银行替代各种金融主体和资产持有的主体来进行购买国债？我觉得目前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在美国和欧洲是必要的，因为在资产恐慌、流动性枯竭的时候，大家都在甩卖国债，美国和欧洲各国发行国债的常规性基础不存在了，只有央行进入一级市场进行大规模的赤字货币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第二，我们目前的这种收支困难的程度是不是就已经达到了需要在市场主体持有国债的基础上，由央行为融资而持有国债？因为央行持有国债，只要是在二级市场，只要是为了物价的稳定和充分就业这样的目标，它进行购买国债是合法化的。按照《中央银行法》第29条所规定的，中央银行不允许直接到一级市场购买国债进行财政透支。我们目前要进行大规模的赤字货币化，首先要修改《中央银行法》，但是可能目前来看是没有必要的。我们中央银行目前还没有必要完全因为财政政策空间的扩展来抛弃它的传统的行为准则。 第三，西方采取现代货币理论（MMT理论）进行赤字融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是零利率，在零利率前提条件下，国债利率为零，收益率为零，货币支付的利率也是为零。货币发行是债务，财政发行也是债务，从理论上来讲，这两种债务的替换对市场的冲击并没有很大的冲击。现代财政金融学就提出了一个新命题：在零利率条件下财政债务和央行货币发行债务是等价的。但由于我国利率水平依然很高，货币政策的实施效率依然很好，财政的市场债务空间依然雄厚，财政债务与央行货币发行债务完全不等价。我们一定要注意，在一些特殊情况下，MMT理论这种等价效应才会出现，而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出现。 第四，赤字融资另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货币政策的效率极其低下，必须用财政政策来进行替代它。目前我们会看到，中国货币政策是不是像欧美的货币政策那样没有效率？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中国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陷入流动性偏好陷阱之中。 因此从中国整个宏观经济的环境、财政空间、法律条件以及货币政策与财政之间的配合效率等方面来看，都不需要在目前这种环境里面来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采取赤字融资。 （二） 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未来是不是会产生强劲的冲击？ 第一，不是简单地看它发行的量有多大，而是要关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对冲当前流动性收缩之后，市场交易常态化之后，货币供应量是如何变化的。因此，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面临的核心挑战不仅仅是果断采取极度宽松、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未来克服疫情困境之后，这些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如何常态化。超常规货币政策常态化的行为模式是影响未来货币供应的一个关键点。 第二，不仅仅看中央银行未来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市场主体对于这些央行的行为有没有一个常态化预期，如果央行的行为及其承诺不是可信的，从而使市场主体对未来央行的行为预期发生变化，对央行承诺控制通货膨胀的承诺不相信，那么在金融市场常态化之后，市场预期的变异可能直接带来物价水平的变异，使货币内生性变化大大抵消了央行的常态化操作。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第三，必须关注资产价格变异和流动性变异的路径是不是在疫情控制之后会发生一些突然的变化，央行和监管部门对于金融市场的预期引导是否具有前瞻性，是否具有可信性就变得十分关键。目前我们看到，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未来缩表的路径还是相对比较清晰的，货币政策目标以及相应央行独立性法规要求他们必须向常态化规则调控进行回归。但是，大家都会担忧，由于疫情的特殊性，这些央行的行为准则可能与以前的行为准则有很大的差别，这种担忧恰恰是我们未来出现价格变异的一个很重要的冲击因素。它未来对我们整个的影响，主要要观察各种金融主体和市场主体，它对于未来流动性变异和几大央行行为变异的预期，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核心焦点。 第四、必须明确的是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将面临长期停滞的深化，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将持续出现比疫情前更低的经济增长、更低的贸易增速、更低的投资水平。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不仅在于疫情冲击导致世界经济增长的供给损失十分严重，使潜在增长能力受到实质性冲击，同时还在于疫情加剧了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面临的6大结构性趋势性问题——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两极化、高债务化、逆全球化、技术进步对经济的促进、民粹化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将进一步恶化。这决定世界经济难以出现“高通胀、高利率、高成本”的滞胀环境。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
新浪财经讯 12月13日消息，农行晚间公告称，选举张青松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青松目前为农行行长。 附：张青松简历 张青松，1965年9月出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国际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副研究员。2019年11月起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曾任中国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副总经理、司库副总经理、全球金融市场部总监、金融市场总部总监，金融市场总部总经理、香港交易中心（香港分行）总经理、新加坡分行总经理、支付清算部总经理、副行长、执行董事，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董事长、行长。
文/新浪财经议价领袖专栏作家 薛洪言 过去十年，消费升级，零售崛起，有的银行大鹏展翅乘风起，有的银行只是喝了口汤。 2010-2019年间，有的银行年均利润增速超过25%，也有些银行不足5%，曾经你追我赶的小伙伴，天差地别。 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逆势而起的机构无一例外握住了用户增长的红利，被甩在后面的机构则陷入各种各样的问题——风控问题、资金问题、科技问题、人才问题。 用户增长，变成领先者的看家本领，也成为掉队者的阿喀琉斯之踵。差距因何而生呢？先容许我卖个关子。 “我是你大爷” 一百多年前，广告巨擘克劳德·霍普金斯在《科学的广告》中劝诫道：“让别人冒着风险来买你的产品，人家肯定不愿意。主动冒着风险卖东西给别人，结果就很顺利。我跟别人做交易总是自己来担风险，我会仔细分析自己的提议，确保对方是最得利的那一方。” 对于上门推销员，霍普金斯强烈反对自吹自擂，强调要站在消费者的视角为其提供价值，他评价道，“如果你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无论说什么，人们都会抵抗到底的。” 在一个正常的商业生态中，合作共赢本就是唯一正确的经营策略。但是，就国内银行业而言，长期过着“躺着赚钱”的舒服日子，广告都不必做（想一想多少银行都没有专门的市场营销部门），臭着脸都能把商品卖出去，自然体会不到“合作共赢”的意义。 比如说，十年前用户要办业务，只能去银行网点排队，一边抱怨体验差，一边不得不去，没得选——换一家也一样，何必折腾。 那个阶段，用户所有的不适、不爽都只能自己承担。银行骨子里并不重视用户体验，潜移默化之下形成一种“我是你大爷”的经营文化：无论是谁，都必须求着我，我的产品体验差，你要忍着；我的IT排期长，你要等着；我的利益要100%保障，合作方的利益我管不着，爱合作不合作。 “我是你大爷”当然不是一种健康的商业心态，是长期不充分竞争环境下的畸形产物，迟早要被丢入“故纸堆”。于是，当时代发生变化时，秉持“我是你大爷”心态的金融机构，批量陷入转型困境。 互联网金融崛起后，消费者有了选择权，体验不爽时可以卸载APP，越来越挑剔。而很多银行并未意识到这种根本性的变化——话语权正在转交给用户，仍然按照“我是你大爷”的经营理念，不咸不淡地推出几个宝宝理财产品，利率比活期存款高，但仅限新用户，与运营商“杀熟”如出一辙。 在“傲娇”的银行看来，自己都这么吐血让利了，用户总得感激涕零吧。但想象中的新用户“蜂拥而至”并未出现，老用户被“杀熟”，也都愤愤然离去，不再回头。 时代变了，用户话语权变了，而银行依旧躺在过去的虚幻地位中看待用户，当然会碰壁。用户一旦有了选择权，希望看到昔日高高在上的银行“大出血”，对“嗟来之食”似的些许优惠不感兴趣。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银行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中。 2016年，在与互联网流量平台的合作中，个别银行看到了甜头。赚钱效应下，越来越多的银行终于允许业务部门与互联网平台合作。但按照“我是你大爷”的经营理念，自己都放低姿态抛出橄榄枝了，互联网平台还不得闻讯赶来吗？但想象中的“踏破门槛”并未出现，互联网平台更喜欢与“姿态更低”的中小银行合作。 傲慢者，终究要为傲慢付出代价，这种傲慢，并非某个人、某个部门的傲慢，而是深入金融机构文化层面的自大心理。 时代变了，普通用户开始掌握话语权，互联网平台开始掌握话语权，这个时候，如霍普金斯所说，金融机构还凡事为自己着想，想着利益通吃，不能开放心态接受分润让利的现状，自然是愈发寸步难行了。 两看两相厌的银行与用户 从躺着赚钱到辛苦赚钱，姿势不同，文化、机制和流程的要求也不同。零售金融市场正从“垄断竞争”走向“充分竞争”，金融机构亟需调整经营理念和心态。 回过头来看过去十年金融机构之间的差距，那些实现逆袭的金融机构，都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我是你大爷”的经营理念，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开放共赢，所以能一飞冲天。 一直以来，金融机构都强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什么都要握在自己手里。线下经营时代，“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理念没有问题。但时代变了，新时代呼唤新的经营理念，那些仍固守“利益通吃”的机构，大多被时代大潮抛在了后面。 与谁共赢呢？首先是与用户共赢。与用户共赢的前提，是为用户提供价值。 我们看看金融机构的典型心理状态：用户需要什么价值呢？需要贷款的，视条件给予贷款；有存款理财需求的，大可以去买，我们也没拦着，还要提供什么价值？还能提供什么价值？那些不满足风控条件的借款人，总不能让我亏本去做吧？ 我想，这大概是多数金融机构的心声。指责没赶上风口，是客观事实，还能忍气吞声；指责不能为用户提供价值，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问题是，这样远远不够啊。 想一想大消费行业的厂商，想想宝洁、可口可乐、耐克、阿迪等公司，它们为用户做了什么，可不仅仅是生产了商品，用户来买就行了。从包装、口感、营销，到文化、情感、潮流，它们不只生产好产品，还在想方设法让用户注意到自己、爱上自己。 当行业竞争从卖方市场步入买方市场，作为卖方，要做的从来不仅仅是把产品生产出来这么简单。作为金融产品提供商，银行除了提供产品，还为用户做过什么呢？ 事实上，银行也为客户付出很多，只是习惯区别对待——愿意满足“大客户”的各种要求，对普通用户习惯冷眼相待。后果是什么呢？如我在文章《很多年轻人，并不爱银行》中所说，银行戴着有色眼镜看用户，年轻人则带着嘲讽看银行。 相看两相厌，如何能共赢？ 如果在心态上不重视用户，就更不会重视合作机构了。 银行可以不重视第三方合作机构，但分工在细化、第三方合作机构在崛起，趋势如此，不以银行意愿为转移，要么与之共舞，要么被它抛弃。 真正的共赢 最重要的共赢，是与员工共赢。 一如陈春花教授所观察到的：“企业中忽略个体的现象比比皆是，组织订立很多制度，不断分解目标，强调效率和服从，但是没有考虑到个人是组织协作成功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为应对环境变革，很多金融机构开始抓执行力管理，潜台词是“经是好经，和尚念错了”，管理层的战略决策是对的，是员工不行，执行不力。 在很多管理学大师看来，管理者通常会犯一个错误，即把组织的投入产出等同于个人的投入产出之和。实际情况则是，组织关心的是成本和利润，而个人则关心薪资和个人价值实现，两者存在天然差异，并不能自动契合。 不能正视这种差异性，就会产生一种经营悖论——越是强调组织目标，越会忽视个人目标，导致组织目标也不可能达成。 比如一些银行以“压榨员工”闻名业内，短期内的确提高了效率和产出，却从根本上损害了创造性与可持续性，也损害了组织稳定性。员工频繁跳槽、流动性大，这种组织，力争中游还可勉力为之，追求优秀和卓越简直是做梦，且时间一长，矛盾集中爆发，很容易一夜回到解放前。 从契约关系看，员工应该卖力工作，但这种“工厂计件式”管理思维早被丢入历史的故纸堆，管理大师巴纳德曾一针见血地评论道：“组织能否发挥效用，取决于组织本身能否带动形成组织成员一致性的行为。……如果注重个人只是企业的噱头，目的是为了刺激生产，激发士气，那么这只能以失败告终”。 很多人把“先看你为银行创造了什么价值，再要求银行为你提供发展平台”作为金科玉律，很多领导者更是拿这句话来谆谆教导年轻人。理性来看，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问题是，员工都是普通人，人往往是不理性的。 唯有重视员工个人目标，才能更好地达成组织目标，很多优秀互联网企业的崛起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能事先考虑员工个人的“投入产出”评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个人行为选择，一味盯着组织目标，就不可能成功。 现实则是，银行的员工激励机制仍远远不够，无论是物质激励还是个人价值实现，都缺乏实质突破——绩效工资形同虚设，前台部门略好，中后台仍是大锅饭，哪怕是内部被无限抬高的“金融科技部门”，也是大锅饭；经济激励有限，自我价值实现更难，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优秀的小伙伴因为在银行升职难且不透明而离开。 不能与员工共赢，就不能为员工搭建发挥自我价值的舞台。员工的个人潜力被封印，银行又如何能跟上这个快速迭代的时代？ 所以，时代变了，你真的看到了吗？你真的改变了吗？ (本文作者介绍：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9日讯 19日上午，蚂蚁金服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在全员信中宣布，全球化市场的未来超乎想象，他需要在全球化中投入更多精力。井贤栋将继续管理蚂蚁国际事业群、智能科技事业群、HR、财务和战略投资板块，不再担任蚂蚁金服CEO，蚂蚁金服总裁胡晓明将出任蚂蚁金服CEO。赵颖将担任蚂蚁金服国际事业群总裁，全面协助井贤栋做好全球化，同时继续兼任飞猪总裁。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 帕特里克·博尔顿，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李·布海特；爱丁堡大学名誉法学教授； 皮埃尔-奥利维耶·古辛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米图·古拉蒂，杜克大学法学教授；谢长泰，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乌戈·潘尼扎，日内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兼金融与发展学讲席教授； 碧翠丝·维德·迪马罗，日内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面对COVID-19大流行病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富裕国家的决策者们采取了 “不惜一切代价 ”的办法来挽救其经济，使其免于崩溃。但是，面对世界其他国家更加严重的危机，这些决策者们则和大萧条肇始时的胡佛政府如出一辙，声称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其结果是发达经济体拥有了数万亿美元的救市方案，而其他国家获得的救助却寥寥无几。 这一悲剧不仅在于保持社交距离的经济成本有可能在新兴市场更高，同时也在于富国的巨大救援努力使较穷的国家更难抗击这场大流行病。 像美国这样的拥有充足借贷能力的国家能够以最低的利率筹集到巨额资金。但这些资金来自于寻求安全的新兴市场投资者，以及清算其外国资产的美国投资者。换句话说，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所依赖的部分资金来源于对资金需求更为迫切的新兴经济体。 因而不出意料，已经有超过100个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资金援助。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调用的资金也并不充足。 因此，二十国集团政府近期同意了直到2020年底，暂停世界上76个最贫穷国家的双边政府贷款偿付。但二十国集团计划中缺少的一个关键群体是私人债权人，而对如墨西哥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私人债权人持有其主权债务的大部分。 如果没有私有部门的参与，任何针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官方债务减免可能都只会被用来偿还私有部门的债务。如果公共部门减免贫穷国家债务负担的结果只是向商业债权人的财富转移，那么这一举措将是没有意义的。 所有的私人债权人也需要平等地参入到债务冻结中，这既是出于基本的公平性，也是为了保证发展中经济体有足够的资金来源。而且他们的参与不能纯粹出于自愿，否则只会导致私人债权人中的参与者补贴不参与者这一结果。 而且，历史表明相当一部分私人债权人可能会拒绝参与，尤其是当他们的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受到大流行病的压力时。所以为了让发展中经济体能抵抗COVID-19的冲击，让所有私人债权人参与到债务冻结中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建议由一个多边机构，比如世界银行，为请求临时债务减免的各个国家设立一个中央信贷机制，使其可以把留存利息作为抗击疫情的紧急资金。这期间的本金摊销也会被推迟，以使得所有的债务偿还都被推迟。 这个监管延期偿付的多边机构会监督各个国家的信贷机制，以确保本来会流向债权人的款项只被作为抗击COVID-19疫情的资金使用。一旦全球大流行病疫情结束，这个紧急机制里的所有资金都将由相应国家偿还。 在许多国家，国内合同法包含了允许由于完全不可预见、不可预测、不可避免的事件而暂停履行合同的原则。在“危急情况”原则中，国际公法承认，国家有时可能需要应对极其特殊的情况，甚至要以中断正常履行合同或条约承诺为代价。 COVID-19 符合上述所有这些条件。受这一流行病严重困扰的国家将需要调动所有可利用的财政资源来应对这一流行病。并且他们必须从多个来源来获得这些资金，如转移用于其他目的的支出、从官方机构获得贷款或赠款、以及重新分配用于偿还定期债务的资金。 做出这些调整的国家将不会是随意或选择性地采取行动；它们将是真正意义上因为危急情况而采取行动。每个国家，尤其是二十国集团，都应在建议暂停双边及商业债务支付的背景下公开认可这一事实。 有些人可能担心暂停债务偿还会破坏主权债务市场。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COVID-19大流行病是一次极为罕见的事件——这也是为什么它带来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为严苛的全球封锁，以及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前所未有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这次大流行病甚至导致原定于7月和8月在东京举行的夏季奥运会首次在和平年代被推迟。 既然国际奥委会和主办国日本都能够推迟2020年奥运会，那么二十国集团也应当能够在局势好转前，组织冻结私人主权债务的还款，以保持全球经济活力。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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