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执掌中信集团十年的常振明正式卸任了。 2010年起常振明开始执掌中信集团，带领中信集团完成一系列脱变，使中信发展成为目前大型综合性跨国金融集团。2016年8月，常振明带领中信集团开启“互联网+转型”战略，进行了宏大转型。虽历尽艰辛、挑战重重，但中信仍扬帆远行。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涵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金融之际，近日阿根廷发生主权债务违约，引发市场担忧新兴市场脆弱性。在此背景下，我们探讨三个问题：（1）阿根廷为何债务违约，是自身脆弱性还是受疫情冲击？（2）为什么新兴市场又出事，发生了哪些边际变化？（3）往后看新兴市场的关键影响因素是什么，哪些国家（地区）风险较大？ 阿根廷债务违约：自身脆弱是本质，疫情是导火索 近日阿根廷公布“债务重组”方案，发生“事实违约”。4月中旬，阿根廷政府公布了一份约66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减免36亿美元债务本金、减免379亿美元债务利息、给予偿还债务3年宽限期等；按照该方案，阿根廷政府一直到2022年将不会偿还任何债务。但阿根廷债权人委员会对该债务重组方案并不满意，近期阿根廷政府和债权人关于债务重组的讨论还在继续，但恐难获得债权人委员会通过。阿根廷财长此前表示目前阿根廷已经无力偿还债务，因此无论债权人接受或是拒绝债务重组方案，阿根廷已经处于主权债务“事实违约”状态。 此次违约之前阿根廷主权债务问题已经显现。主权债务问题是阿根廷的沉疴，阿根廷之前曾发生过8次主权债务违约。而在本次主权债务违约之前两年，阿根廷债务问题就已经凸显。2018年，IMF与阿根廷政府签署了总额570亿美元的救助协议，创下IMF救助之最，之后2019年8月，阿根廷再次向IMF申请展期该笔债务；2019年12月阿根廷政府单方面延长当月到期的外债，当时市场曾将此视为违约；2020年2月IMF评估阿根廷债务状态为不可持续；2020年4月，阿根廷向债权人集团提出债务重组，发生“事实违约”。 阿根廷债务违约原因：疫情冲击是导火索，根本原因是自身脆弱性。阿根廷发生主权债务违约后，引起市场警惕阿根廷的债务违约是不是因为直接受疫情冲击所致？我们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考察： 疫情发展情况看：阿根廷疫情恶化形势并不是新兴经济体最严重的。对比各个新兴经济体4月以来新冠肺炎日均新增病例数与2月以来新冠肺炎日均新增病例数的比值，阿根廷这一比值为1.42；全球范围对比来看，俄罗斯、印度、菲律宾、埃及等新兴经济体这一数值要高于2，远高于阿根廷的水平，即使从拉美区域对比来看，巴西、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这些拉美新兴经济体的这一数值都要高于阿根廷。阿根廷的疫情蔓延形势，无论是从全球新兴经济体的范围对比来看，或者是从拉美新兴经济体的范围对比来看，都不是最严重的。 经济数据层面看：（1）阿根廷经济长期处于滞胀环境中。2010年以来，阿根廷经济整体呈下滑趋势，2018年以来经济增长更是跌入负值区间一直持续至今，通货膨胀自2014年以来快速抬升，2016年以来通胀一直处于50%左右的高位。（2）阿根廷经常账户常年逆差，财政赤字不断扩大。2010年以来阿根廷经常账户处于持续逆差状态，其中一直到2017年逆差趋势都处于不断扩大趋势中，2018年以来虽然经常账户逆差收窄，但是出口大幅下滑、进口持续为负，是衰退型逆差改善。2014-2019年，阿根廷经常账户累计产生了4440亿美元逆差，近5年年均逆差规模约为900亿美元。财政收支自2010年以来持续处于赤字状态，2014-2018年财政赤字规模由2%左右扩大到6%左右，财政状况不断恶化。 债务数据层面看：（1）前期经历债务规模快速扩张。2016年以来，阿根廷外债规模快速攀升，其中短期外债攀升尤其明显，2016-2018年债务规模增加约1000亿美元，外债规模整体扩张了70%，外债/GDP比值由前期40%左右快速攀升至超过60%的水平，债务压力加大。（2）外储对外债覆盖比例快速走低。2016-2018年外债快速扩张的同时，虽然外储也有所增加，但相较于1000亿美元的外债扩张规模，外储仅扩张了约300亿美元，外储对外债的覆盖比例自2017年以来持续下滑，由超过20%下滑至14%左右；外储对短期外债的覆盖比例下滑的则更严重，由超过70%下滑至40%左右，截止2019年末外储已不足以覆盖短期外债的一半。 阿根廷疫情蔓延形势在新兴经济体中并不严重；但阿根廷经济“滞胀”问题已持续多年，经常账户常年逆差、财政状况赤字不断扩大，前期大规模举借外债，外汇储备对外债覆盖能力大幅下滑，且2020年之前阿根廷债务问题已经多次暴雷。因此，阿根廷自身内部的脆弱性问题是导致阿根廷主权债务违约的本质原因，疫情冲击是导火索加剧了其脆弱性风险，导致其主权债务违约。 为什么新兴市场又出事：三个边际变化加剧新兴市场风险 为什么新兴市场又出事？2018年新兴市场动荡之际，我们在前期报告中分析了新兴市场脆弱性的原因，提供了新兴市场“自身脆弱+外部冲击”脆弱性分析框架（详见20180830《为什么一些新兴市场老出事儿？——阿根廷、土耳其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疫情冲击背景下，根据这一分析框架，新兴市场发生了三个边际变化，使新兴市场脆弱性风险暴露压力加大。 边际变化1：疫情蔓延+油价拖累，双重施压新兴市场出口 新兴市场主要出口原材料，对发达国家外需依赖程度大。新兴市场是重要的原材料出口国，对原材料出口依赖度较高。2018年新兴市场原材料出口占全球比重约55%，比发达国家高17个百分点，原材料出口占自身总出口比重超过20%，比发达国家高11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出口的需求端主要在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中等收入国家统计口径，中等收入国家对发达国家出口依赖度超过60%，外需（尤其是发达国家外需）变化对新兴市场会产生重要影响。 疫情蔓延+油价暴跌，新兴市场出口面临量价双重压力。一是疫情蔓延使新兴市场外部需求和内部经济都遭受冲击。2月以来疫情在全球不断蔓延，各国普遍采取“封城”措施，生产、消费活动受到严重限制，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一季度中国经济下跌6.8%，美国经济下跌4.8%，当前市场预计二季度美国经济下滑将超过30%，IMF于4月最新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下滑至-3%，全球经济下滑严重冲击了新兴经济体外需。与此同时，3月以来疫情在新兴市场蔓延形势也十分严峻，对新兴市场经济活动形成冲击。二是油价暴跌拖累工业、农业大宗商品价格齐跌，进一步施压新兴市场出口。一季度在原油价格暴跌拖累下，工业、农业大宗商品价格均受拖累，CRB大宗商品综合指数大幅下滑，从价格方面对新兴市场出口形成额外拖累。 边际变化2：美元流动性紧张，新兴市场债务延续压力加大 新兴市场融资依赖外债，受美元流动性影响明显。新兴市场主权信用相对较差，本币信用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融资对外币债依赖程度高，尤其是美元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货币大幅宽松，驱动资金大幅流入高风险、高收益的新兴市场，也推高了新兴市场外债规模。回顾新兴市场以往几轮危机爆发可以发现，共性的外部特征是美国利率走高、美元走强，美元流动性是影响新兴市场脆弱性的核心因素，往往是新兴市场危机的导火索。 美元流动性紧张使新兴市场外债可持续性承压。疫情冲击下，美国金融市场发生流动性危机，甚至一度发生投资者抛售一切资产换取美元流动性的极端局面（详见20200320《本轮美国金融危机的起因、现状与展望》）。美元流动性紧张使新兴市场一方面面临资本外流压力，一方面在国际市场获取新的美元融资进行债务滚动的难度加大。此外由于前期大规模举债，从2020年开始新兴市场到期外债偿付规模明显加大。在此背景下，新兴市场存量债务续存压力加大。 边际变化3：全球风险上升，新兴市场货币汇率和资本流动承压 新兴市场风险属性较大，全球风险上升对新兴市场冲击较大。相较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资产风险相对较高。主权债方面，新兴市场主权债信用评级普遍偏低，主权信用违约互换（CDS）息差相对较高，反映主权债务风险相对较高；股市方面，新兴市场股市相比发达国家而言Beta更大。由于风险属性高，当全球风险抬升（波动率上升）时，市场避险情绪抬头，新兴市场资产往往下跌，同时会面临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压力。 全球风险加大冲击新兴市场货币汇率和资本流动。疫情境外蔓延以来，境外金融市场出现了大幅调整，全球风险上升，VIX指数跳涨超过历史水平，市场情绪一度从避险演绎到恐慌，美国发生流动性危机。新兴市场一季度遭遇了汇率大幅波动和资本外流，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土耳其、南非、俄罗斯汇率贬值超过15%，埃及、匈牙利、波兰、印尼、智利外储储备下滑超过5%。 新兴市场又出事主要是因为疫情冲击下，新兴市场发生了三个边际变化：（1）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和需求+油价暴跌拖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新兴市场出口面临量价双重压力；（2）美元流动性紧张使全球融资环境恶化，新兴市场债务可持续性压力加大；（3）全球风险上升，避险情绪驱动跨境资本流出新兴市场，新兴市场货币和外汇储备普遍承压。三个边际变化使新兴市场脆弱性风险暴露压力加大。 哪些国家（地区）风险较大：新兴市场脆弱性多维度评估 前期在疫情冲击背景下，经济、金融和市场情绪发生三个边际变化，点爆新兴市场脆弱性。近期，经济层面各国复工复产在推进，金融层面美股流动性危机暂缓；往后看，新兴市场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是疫情不确定性，而新兴经济体本身的脆弱性将决定哪些国家（地区）在面临冲击时风险较大。 往后看，新兴市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疫情不确定性。 近期，经济层面各国推进复工复产，金融层面美股流动性危机暂缓，新兴市场前期三个边际压力虽有所缓解，但后续最大不确定性是疫情。正如我们在前期报告（详见20200430《美国GDP大幅萎缩：最差时刻还没到来 ——美国1季度GDP数据点评》）中所提醒的，3月下旬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回暖，反映的是市场对全球封城缓解、经济后期将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的预期。往后看有两个风险点需要关注：一是经济是否真的会如预期快速恢复，景气数据显示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当前正在从服务业向制造业蔓延，联储在最近的议息会议中也着重提醒疫情对美国中期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风险。二是需要警惕疫情二次爆发风险，一方面当前新兴市场新增确诊病例依旧未见拐点，疫情蔓延形势依旧严峻，一方面欧美在疫情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复工复产，有可能发生疫情二次爆发。如果后续发生疫情二次爆发，新兴市场或将再次经历与2020年上半年类似的冲击情景，各新兴经济体本身的脆弱性程度将决定哪些国家（地区）潜在风险较大。 哪些国家潜在风险较大：新兴市场脆弱性多维度评估 我们从三个角度对新兴市场脆弱性情况进行了评估。（1）角度1：已经发生的风险。从前期冲击时期新兴经济体的表现角度，考察新兴经济体前期的脆弱性表现。（2）角度2：自身脆弱性。根据IMF的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框架，考察新兴经济体主权债务风险情况。（3）角度3：疫情冲击的影响。综合考察新兴经济体疫情发展形势、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冲空间、外需依赖程度，评估疫情冲击对新兴经济体带来的额外压力。 角度1：前期冲击时期新兴经济体脆弱性表现。 2020年1月下旬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对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疫情冲击下，金融市场最先反应，全球避险情绪快速走高，美国金融市场发生流动性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在此背景下，发达经济体普遍降息对冲，新兴经济体也跟随降息对冲，但诸多新兴经济体遭遇了汇率和资本流动冲击，造成汇率大幅波动、储备折损。从三个方面考察新兴经济体前期在面临冲击时候的脆弱性事实。（1）利率变化：降息幅度越大，说明承受的压力越大；（2）汇率波动：汇率贬值幅度越大，说明脆弱性越高；（3）储备变化：储备流失越严重，说明资本外流冲击越大。 结果显示：（1）在前期冲击中，欧非中东、拉美新兴经济体已发脆弱性较高，亚洲新兴经济体已发脆弱性不高。拉美方面脆弱性较高的新兴经济体有阿根廷、智利、巴西，欧非中东方面脆弱性较高的新兴经济体有俄罗斯、南非、土耳其、波兰、乌克兰。（2）前期疫情冲击中，中国脆弱性风险并不高。在前期疫情全球蔓延，全球经济金融遭受严重冲击背景下，中国降息幅度为30BP左右，汇率至年初以来小幅贬值1.22%，外汇储备小幅下降1.52%，在全球经济金融大动荡的环境中，受到的冲击不大，韧性较好。 角度2：基于IMF主权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框架的考察。IMF主权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框架考虑的主要因素有：（1）整体外债规模：外债规模越大，可持续性越低。（2）外储对外债的覆盖：覆盖程度越低，可持续性越低。（3）贸易和国际收支结构以及财政状态是否能够支持债务持续：出口或者经常账户差额，以及财政盈余对外债的覆盖程度越低，可持续性越低。根据以上评估因素，从外债/GDP、外储/外债、外储/短期外债、出口/外债、经常账户差额/外债以及财政收支差额/外债6个指标层面，对新兴经济体债务可持续性进行评估。 结果显示：（1）亚洲新兴经济体债务可持续性较好，欧非中东、拉美新兴经济体债务可持续性较弱。拉美方面：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的债务可持续性风险较大；欧非中东方面：南非、土耳其、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过债务可持续性风险较大。（2）中国主权债务可持续处于较好水平。整体外债规模占GDP比例为14%，在新兴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外储对外债的覆盖程度超过150%，出口对外债覆盖程度超过150%，债务可持续性在新兴经济体中处于较高水平。 角度3：疫情冲击可能引发的脆弱性。考虑的因素有疫情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政策对冲。（1）直接影响：疫情在新兴经济体蔓延，防控措施会影响生产、消费活动，挫伤经济运行。直接影响评估指标：4月以来日均新增病例数/2月以来日均新增病例数，衡量新兴经济体疫情蔓延形势。（2）间接影响：疫情冲击全球需求萎缩会冲击新兴经济体外需，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会形成额外拖累。间接影响评估指标：出口依赖度（出口/GDP），原材料出口依赖度（原材料出口/GDP）。（3）政策对冲：考虑新兴经济体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冲，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越大，对冲能力也就越大。政策对冲空间评估指标：货币政策空间以利率水平评估，财政政策空间以2018年财政赤字率与过往5年财政赤字率均值的差值评估（负值表示赤字增加，正值表示盈余增加），差值越小表示财政政策空间越小。 结果显示：（1）亚洲新兴经济体受疫情冲击潜在脆弱性较小，欧非中东、拉美新兴经济体受疫情冲击潜在的脆弱性较大。拉美方面：智利，秘鲁的脆弱性风险较大；欧非中东方面：南非、匈牙利、以色列、波兰等脆弱性风险较大。（2）中国受疫情冲击潜在脆弱性风险较小。当前疫情对中国冲击最严重时期已经过去，后疫情时期中国在利率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还有空间，即使考虑外需下滑有一定的冲击，但一方面中国出口依赖度在新兴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同时中国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内需潜力较大，整体来看，受疫情冲击潜在脆弱性风险较小。 往后看，疫情不确定性是影响新兴市场脆弱性的关键因素，自身脆弱性将决定哪些国家在面临冲击时风险较大。综合考虑“前期已经发生的风险+当前自身的脆弱性+疫情冲击影响”，拉美、欧非新兴经济体风险较大，拉美除阿根廷外，智利、巴西风险较大；欧非方面南非、土耳其、乌克兰、匈牙利、波兰风险较大。 中国风险不大，但需警惕外部动荡可能会引起资本外流、外储损耗、汇率贬值风险。前期疫情冲击下中国表现出一定韧性，当前主权债务可持续性较好，受疫情影响潜在脆弱性较低，整体来看脆弱性不高、风险不大。但如果海外疫情二次爆发，海外市场再起动荡，中国需警惕：（1）海外动荡通过情绪渠道蔓延影响国内；（2）避险情绪拖累中国资本外流压力加大；（3）资本外流会损耗外汇储备、加大汇率波动，极端情景下警惕形成“资本外流-储备下滑-汇率贬值”恶性循环。 风险提示：疫情二次爆发再次冲击新兴市场 (本文作者介绍：兴业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新浪财经讯 11月26日消息，云南省人民政府日前发布通知，正式任命代军出任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一职。代军 富滇银行9月25日发布公告称，因工作调整，杨敏辞去行长及董事职务。 资料显示，代军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办公室副主任、兼法律事务办公室主任，中信银行昆明分行行政管理部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公司银行部总经理，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金融一处处长，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等职。正式出任富滇银行行长一职之前是富滇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兼金融同业总部总裁。 资料显示，截至2019年9月末，富滇银行资产总额2612.14亿元，实现营业收入37.32亿元，净利润1.95亿元，资本充足率12.79%，一级资本充足率8.91%。
图片来源：微摄 新浪财经讯 11月27日消息，据财新报道，现国开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金出任光大银行党委副书记一职，在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及监管任职批复后，将正式出任光大银行行长。 附：刘金简历 刘金，男，1967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现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曾任工银欧洲副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工商银行法兰克福分行总经理，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江苏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魏欣 企业裁员的纵深发展也让一些工作机会的流失成为永久性的，对美国的核心技术实力造成侵蚀。在特效药被研发出来之前，美国社会暂时还不得不在防止疫情扩散和重振经济之间艰难平衡。 虽然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在美国一些地区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缓和的信号，但是由此带来的大量失业和对美国经济的冲击正在被更多人意识到。年初，各大媒体还在总结美国第一次度过了没有经济危机的10年，并且取得了近50年以来的低失业率。3月份以来，为了平滑感染数曲线而执行的居家令迅速把失业率推高至官方5月8日公布的14.7%。这是美国“大萧条”之后的最高点，完全抹去了次贷危机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改善。各行各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急剧萎缩。很多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危机前美国经济中过热的成分并不多，灾后的经济反弹力度可能会非常显著。但是随着裁员潮的逐步深入，更多人开始发现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可能比预期更加深远。 根据美联社的统计，由于数百万家公司关门，累计大约3350万美国人已经申请了失业救助金。这相当于在2月份所有就业美国人总数的五分之一，而当时的失业率只有3.5%。本次失业潮打破了二战以来的历史记录。经济学家估计，仅4月份就损失了2050万个工作机会。但这些数字可能还不无法准确描述问题的全部。一些智库估计，在4月中被解雇的人当中，有约1200万人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去申请失业补助，所以没有被失业数据捕捉到。因为各州都有失业补助热线被大量申请者打爆电话的情况。还有一些失业者因为居家令而放弃找工作，也没有被纳入统计。从4月到6月的美国GDP可能会相对去年收缩40%。 就像很多人事先预期的那样，为了避免人群聚集，本次危机对航空、交运、餐饮、旅游、博彩和演艺等行业的打击尤其严重。5月5日，大型民宿出租网站爱彼迎宣布了大约1900人的裁员计划。由于今年以来的收入降低超过50%，这次裁减占员工总数约25%。虽然公司对遣散员工的补助计划还算合理，但还是在全美引起了很大反响。值得令人注意的是，美国还有很多大公司的裁员或停工计划也非常惊人。根据福布斯网站的信息，网约出租车公司优步确认裁减3700人；连锁鞋店DSW给80%的员工直接放了无薪假；大型汽车租赁公司Hertz从北美业务部门裁员一万人；纽约拉瓜迪亚和肯尼迪两个机场的餐厅裁减了1200名服务员；波士顿大学停止聘请了1200名学生员工；美国西北部最大的连锁酒店McMenamins遣散了3000名员工。 但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公共卫生危机开始逐步侵蚀那些原本被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工作岗位，把更多的人拖入生活的困境。当人们谈论“安全”的工作时，他们通常是指那些稳定性较高的岗位。比如政府部门的工作虽然薪水不高，在大多数国家都比较安稳。但是由于疫情对企业的冲击和失业福利开支的增加，政府财政状况也开始迅速恶化。根据近期全国城市联盟的一项调查发现，96%的地方政府都认为他们的税收不足以满足预算的需求。在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76%都要削减公共服务。超过一半美国城市都会因为公务员裁减影响到警察和公共安全部门。在洛杉矶，市长号召数千名公务员休26天无薪假，相当于减薪10%。底特律则面临3.48亿美元的预算赤字。他们解雇了200名兼职雇员，减少了一些全职员工的工作时间，还对一些公务员降薪5%。 虽然疫情给很多医院、急诊室和ICU造成很大压力，但是医疗行业却是本次危机中受到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居家令让也让很多非呼吸道科室的医院关闭，让很多非关键部门的医护人员不得不按照规定留在家中。凡是可以推迟就医的病人都已经避免前往医院，以减少接触到“新冠”病毒携带者的可能性。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在所有失业最严重的行业中，医疗服务业排名第五。全美国有17000名牙医、12000名医师、7000名医护人员在3月份就已经失业。从3月以来，加州已经有数千名护士、医生和其他医护职员被辞退、强行休假或者接受降薪。由于大量可选性的手术被取消和非紧要的预约被推迟，医院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田纳西州的Cookeville医院在4月初就已经宣布了解雇16%的总雇员，约400人。南加州大学的医疗行业经济学家Glenn Melnick认为：医疗服务行业在过去35年中的前景都是一直非常不错的。但是本次疫情让行业发展放缓了很多。更多医院和诊所要学会在收入永久性下降的环境下生存。 即使一些技术水平较高的职业，也难免遭受裁员潮的影响。比如，航空公司飞行员的专业化程度都非常高，一般很少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在过去几年中，联邦航空管理局新增加了对飞行员的年龄规定，航空公司不得不强制要求一些年龄较大的飞行员退休。为了填充机队的空缺，他们只能从退伍军人中广泛招募年轻人。但是本次疫情迫使航空公司在过去两个月中取消了接近95%的航班数量，导致了飞行员的过剩。由于政府刺激方案对航空公司的救助，他们不得不接受6个月内不得裁员的条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今年9月底之后也不会裁员，因为航空业的快速反弹看来是不能指望了。美联航在5月初宣布计划在10月份开始考虑裁减三分之一的驾驶员数量。这将导致约4400名富有经验的飞行员失业。 企业裁员的纵深发展也让一些工作机会的流失成为永久性的，对美国的核心技术实力造成侵蚀。全球飞机航线的大幅度缩减也削弱了航空公司对新飞机的需求前景。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不得不调整宽体客机的产量。他们计划把787客机从每月生产14架下降到7架，777客机从每月5架下降到3架。因此也不得不大幅度裁员16000人，占全部员工的10%。由于商业航空业务的收缩，为波音公司生产飞机引擎的通用电气公司也扩大了他们原有的裁员规模。3月23日，他们曾经宣布由于疫情，他们要裁员2600人。但是5月4日，他们再次评估之后宣布全球裁员规模达到13000人，占现有员工总数的25%。可以想象，这些面临裁员的技术人员掌握不少核心技术，且为美国科技发展做出过贡献。由于这类企业缺乏竞争对手，他们失业后的求职方向也会相对狭窄。所以未来生活也会陷入困境。 令人值得欣慰的是，美国各大医药公司都在全力研发能够对抗病毒的药物，部分条件不错的州已经在评估重新开放社会的计划。过长时间的居家令带来的次生性灾害其实也是不可忽视的。联邦政府的2.3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已经为很多失业雇员和中小企业提供紧急救助。美联储也在尽量压低市场利率，让民众和企业仍然可以比较便利的获得贷款。社会保险也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尽可能向低收入家庭多发津贴。很多社团、非政府组织和慈善机构也在自发组织起来为陷入困难的家庭提供帮助。在特效药被研发出来之前，美国社会暂时还不得不在防止疫情扩散和重振经济之间艰难平衡。 (本文作者介绍：专栏作家，曾在美国供职于大型共同基金管理公司。)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东方金诚 王青 5月MLF利率为何保持不变？当前疫情已对宏观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一季度GDP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负增长；防疫常态化及海外疫情蔓延也对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反弹形成制约。在国内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需求增大，全球货币政策急剧转向宽松的背景下，市场对5月MLF继续降息抱有较高期待。 2020年5月15日，央行宣布开展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1000亿元，中标利率为2.95%，与4月持平。具体解读如下： 一、5月MLF利率为何保持不变？当前疫情已对宏观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一季度GDP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负增长；防疫常态化及海外疫情蔓延也对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反弹形成制约。在国内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需求增大，全球货币政策急剧转向宽松的背景下，市场对5月MLF继续降息抱有较高期待。我们认为，本月MLF利率保持不变，或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经过2月以来的持续降息、降准及大规模流动性注入之后，货币市场利率中枢显著下移，当前市场流动性已处于较高水平，央行也在近期连续暂停逆回购操作。这意味着监管层已认为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短期内进一步引导资金利率下行的需求较低——MLF利率下调会直接带动货币市场利率下行。我们注意到，作为当前政策利率体系中的另一个核心利率指标，5月以来央行7天期逆回购利率也保持不变，而政策利率体系往往联动调整。 更为重要的是，央行发布的一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一季度贷款审批指数环比快速上升14.1个百分点至64.7%，已明显高于2009年二季度的上一个高点水平（57.2%）。这意味着当前信贷环境已明显改善。但一季度贷款需求指数环比仅上升0.7个百分点至66.0%，比2009年二季度要低17.7个百分点，其中小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不仅远低于历史高点，环比上个季度也下降了1个百分点。 这表明，主要受宏观经济总需求不振、企业订单萎缩等因素影响，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并未随着信贷环境改善而同步上升。由此，当前宏观政策的侧重点或是通过强有力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拉动消费和投资，带动企业贷款需求明显上升，从而充分发挥现有灵活货币政策在提振短期经济增长动能方面的潜力。这也是预计5月两会上将要出台的一揽子宏观政策的主要关注点。由此我们判断，下一步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会重点发力，当前货币政策边际宽松节奏会受到一定控制。否则，货币宽松没有实体经济资金需求配合，易于引发金融空转套利抬头，甚至房地产泡沫快速膨胀。 最后，5月MLF利率保持不变，考虑到新LPR报价以MLF利率为主要参考，因此5月20日1年期和5年期LPR报价保持不动的概率较大。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央行引导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适度让利，主要针对企业贷款的1年期LPR报价小幅下调的可能性。 二、未来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通胀降温将为进一步降息铺平道路，年内MLF利率还有40个基点左右的下调空间。当前市场普遍关注本轮降息过程是否已走到尽头，5月初以来债市持续深跌，即是这种预期发酵的一种体现。我们判断，鉴于海外疫情正在巴西、俄罗斯以及印度等新兴市场形成第三波，下半年国内还将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而防疫常态化会不可避免地给人们的经济活动带来一定影响。这意味着二季度、乃至下半年的经济反弹力度将受到制约。另外，我们预测从5月开始，海外疫情对我国出口的冲击将会充分显现，这也需要国内消费、投资发力对冲。这样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包括货币边际宽松在内的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还会进一步增大，特别是在7月毕业季到来，城镇调查失业率有可能再度攀升之后。 此外，未来通胀将持续降温将为进一步降息铺平道路。对比2008年和2015年的前两个降息过程——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政策利率曾分别在1年内大幅下调216和125个基点，并带动一般贷款利率和房贷利率出现更大幅度下行，2019年晚些时候开启的本轮降息周期走势明显偏缓。在中美贸易战严重影响经济运行、新冠疫情冲击导致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的背景下，截至4月末，以MLF为代表的政策利率仅下调35个基点，一般贷款利率和房贷利率也仅比2019年二季度末高点分别下行56和15个基点。 图7 通胀高企是本轮货币宽松的主要阻碍 数据来源：WIND 进一步对比后可以发现，迄今为止的这轮降息过程，恰逢CPI上行并处高位阶段，而2008年和2015年则是通胀急剧下行或处于低位时期。这样来看，此前降息过程缓慢，除了防风险考虑，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通胀制约——3月22日，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货币政策首要的是要保持币值的稳定。”而伴随猪通胀见顶回落，3月和4月CPI同比快速下行势头将在下半年持续，三季度有望降至“2时代”，通胀因素对降息的牵制作用将显著削弱。我们判断，未来着眼于稳住就业大局、提振经济增长动能，6月之后央行降息节奏有可能适度加快，年内MLF利率还有约40个基点左右的下行空间。这将带动当前已处低位的一般贷款利率再下降100个基点左右，进而激发企业贷款需求，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而在房住不炒原则下，房贷利率下行幅度会相对较小。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7日讯12月6日下午，交通银行(601328.SH)召开全行干部大会，中组部干部四局局长钟海东宣布中央关于交通银行主要负责同志任职的决定，任德奇任交通银行党委书记，拟任董事长。董事长、行长职务任免按有关法律规定和章程办理。 任德奇简历： 任德奇，55岁，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高级经济师。任德奇2018年8月起任交通银行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2016年12月至2018年6月任中国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其中：2015年10月至2018年6月兼任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2016年9月至2018年6月兼任中国银行上海人民币交易业务总部总裁；2014年7月至2016年11月任中国银行副行长，2003年8月至2014年5月历任中国建设银行信贷审批部副总经理、风险监控部总经理、授信管理部总经理、湖北省分行行长、风险管理部总经理；1988年7月至2003年8月先后在中国建设银行岳阳长岭支行、岳阳市中心支行、岳阳分行，中国建设银行信贷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信贷风险管理部工作。任德奇1988年于清华大学获工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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