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刚一开始，在首富榜上就出现了改朝换代，1月7号美股收盘的时候，新的世界首富诞生了，特斯拉的总市值达到了7700亿美元，大概是5万亿人民币，而埃隆马斯克的身价达到了1.2万亿美元，一下超过了亚马逊的贝索斯，成为全球新任首富。 都说2020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但是对于马斯克来说，却是福星高照的一年，这一年的他的身价膨胀了11倍，特斯拉的股价从70多美元，一下涨到了现在的880美元，要知道就在2018年以前，特斯拉还频频传出即将破产的传闻。即便来中国建厂，也没能马上改变投资者对特斯拉的预期，在2019年中期的时候，特斯拉的股价一度跌到了35美元，但随后就一路大涨，一年半的时间，上涨了25倍，即便是史诗级的疫情干扰，也没能阻止马斯克爆富的脚步。 无独有偶，紧跟世界的步伐，中国首富也换人了，不再是铁打的二马，而变成了大自然的搬运工，在1月4日的时候，农夫山泉市值突破了7000亿港元，实际控制人钟睒睒，个人财富达到了860亿美元，不但成功挤掉了二马，成为中国首富，也登顶亚洲，成为新一期的亚洲首富，而到了今天，他的身价已经达到945亿美元，超越了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和股神沃伦巴菲特，位列全球富豪榜第6位。 钟睒睒的2020年，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9月份高调上市，挂盘就成为首富，虽然遭遇小的挫折，甚至一度被嘲笑为一天的首富，但是后来实力打脸，从11月开始农夫山泉就不断拉升，2个月上涨了一倍，不但拿下了中国首富，还拿下了亚洲首富，跻身世界顶级富豪前列。有媒体甚至算了一笔账，现在钟睒睒的财富，相当于马化腾+王健林+刘强东。 有人不理解，为啥一瓶2块钱的水，能创造这么大的生意？你还真别看不起卖水的，这玩意可是暴利，因为水基本不要钱，主要也就是瓶子钱和纸箱子的成本，一瓶农夫山泉的成本出厂价大概只有6毛多，卖你2块，扣除一些损耗，你算算他赚了多少，毛利率也高达60%。所以搬运工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基本上都是搬砖的服务费，旱涝保收。利润率极高。现在农夫山泉就是典型的现金奶牛，而且更可怕的是，他的营收和净利润还都保持在两位数的增长。所以就是一个超大型的印钞机。跟茅台不一样的是，茅台还受制于产能不足，而矿泉水这个东西，要多少有多少。只要你需要，他都能生产的出来。而且农夫山泉，还跟依云学习，玩起了瓶子，卖很多高端水，这样利润率就更高了。 不管是世界首富马斯克还是亚洲首富钟睒睒，他们一路走来都不容易，马斯克原来搞PayPal，后来被ebay收购了，马斯克套现了1.65亿美元，然后他就化身世界钢铁侠，一心想要做3件大事，发射火箭，造电动车，建新能源充电站，这三个东西都是超级费钱的，马斯克这点钱远远不够，发几次火箭还都失败了，差点就破产。后来特斯拉上市融了一点钱，但也是烧钱的无底洞，在2008年，马斯克差点就成了美国贾跃亭。要不是美国宇航局给了他15亿美元，估计那时候他就得跑路了。但后来的10年，特斯拉虽然车造出来了，但却依旧是烧钱的无底洞，最后中国人拉了他一把，给政策，给优惠，给土地，让他来上海建厂，把model 3成功打造成了电动车爆款。特斯拉才终于峰回路转。 而钟睒睒的前半生更不顺，连考两年大学都没考上，混了个电大的文凭，早年间在报社还当了很多年记者，后来下海经商，代理娃哈哈的产品，结果被宗庆后断了财路，收回了他的代理权，钟睒睒一下丢掉了饭碗，后来只能转行，卖了几年龟鳖丸，算是发了点小财，到了96年，开始干农夫山泉，还遭到了娃哈哈的围剿，公司差点就没挺过去。2001年以后才走上正轨，而他也不声不响，低调攒人品。直到去年要上市了，突然之间钟睒睒的名字才被大家发现，原来这还有一个隐藏的首富。 从中美首富的对比我们也能看出一定的差距，美国排名前面这几位，马斯克，贝索斯，比尔盖茨，几乎都是科技行业的领军人物，他们都是行业的创造者，换句话说，没有马斯克你根本想象不到，还能自己发火箭，还有电动的汽车，没有贝索斯，你也压根就不知道还能在网上买东西，没有比尔盖茨，我们到现在可能还不知道电脑该怎么用。而反观我们的首富榜，创新性，确实还差的有点多。即便是二马也是科技行业，但也是在沿着别人的道路在前进，属于是在别人的框架下，创造了中国需求。至于卖水，搞房地产这些只能算是传统的不能再传统的行业。所以老齐的最大感觉就是，我们对于创新的重视不够，可能是之前穷怕了，我们更愿意与去投资那些摇钱树，最好是躺着赚钱的那种生意才好呢，而不太愿意为梦想埋单。这就需要我们在创投上再加把劲，鼓励二级市场投资，才能带火一级市场，打通整个科技创新的产业链。未来我们要在科技上领先，就必须得给有梦想敢于实践，且承担风险的人，足够的回报才行。
摘要：生猪期货可以帮助缓和价格波动，推动产业内整合。但作为期货品种，企业的套期保值需求是决定它成败的首要因素。 1月8日，生猪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是个好消息。这是个当之无愧的期货大品种，且具备价格的高波动性。中国的生猪年产值接近2万亿，按当前保证金比例，可估算生猪期货市值接近20万亿，和铜期货市场规模相当。另外，猪的生产周期约为2年，价格周期4年，从供给变化传导至价格较为漫长，适合做长线交易和对冲。尽管面临实体交割、运输储藏和品种标准化等多重挑战，但是市场潜力不可低估。 生猪期货最直接的好处，就是给市场提供了未来的参考价格。美国学者Carter和Mahopatra（2008）对美国猪期货的数据研究表明，生猪期货价对价格走势有极佳的预测能力，且结果无偏（unbiased）。这对于猪农是最好的消息。因为养猪的一大难点是如何合理安排生产规模。养猪场对猪价走势的判断通常是片面的和案例式的，没有能力跟踪整个市场供需的变化，而且由于猪饲养期长，常常是扩产之后才发现猪价周期已经进入下行通道。这样盲目跟风的农场多了，不仅加剧了每轮猪周期内的价格波动，也不利于单个农场的长期发展。 中国生猪产业在规模整合的关键阶段，提供准确的价格信号越来越重要。中国过去一直依赖小农养猪，而且有很多是作为副业养在后院，对价格波动不敏感。如今，尽管小的养猪户在数量上仍然占绝对多数，但是总产量很低，重要性在逐年下降了。根据农业部数据，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养猪农户减少了将近60%，退出的几乎都是年出栏小于50头的小户。即使如此，小户占比仍高达95%。官方数据对于不同规模农场产量的统计截止于2010年，之后不再更新。2010年，小户猪场只生产了36%的猪肉，按照过去十年产业整合的情况推算，尤其是非洲猪瘟后小农户加速退出，现在这个产量比例大概率已降至10%以下。今后中国人吃的猪肉将大多数由中等规模以上的养猪场提供，对价格信号的依赖会加强。在中西部许多地区，养猪作为扶贫的手段被地方采纳，就更需要教育农户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信号来规避风险。 但生猪期货作为一个期货品种来说，企业的套期保值需求是决定它成败的首要因素。中国尝试过不少期货品种，其中有一些品种的参与者较少，也没有投机资本的关注，市场成交惨淡，比如转基因大豆。生猪价格极具波动性，对于交易者来说是个好品种。不过，培养企业的风险中性意识，仍然需要时间和市场的教训；投机交易可能在早期影响市场。 目前的时点是推广生猪期货的良好窗口期。据美国农业部估算，2020年中国猪肉产量占世界总量的45%，这主要是非洲猪瘟带来的冲击，在非洲猪瘟发生之前的2017年中国生产占比高达55%。可以预期，假如非洲猪瘟不会再度大规模扩散（毕竟现在非洲猪瘟仍无有效药物和疫苗），在未来5年，中国生猪产能将进入新一轮快速扩张阶段。增大的供给会带来价格下行压力，利用期货套期保值的真实需求将会上涨。 生猪期货将提高头部养殖企业的地位，对冲价格风险对上市公司的股价是好的保护。中国生猪生产企业五巨头（温氏、牧原、正邦、新希望和正大）在2019出栏量占到中国总产量的9%。五家全部入选大商所的首批集团交割库，这会增强公司在行业内的标准决定权和定价权。中国可能会继续学习美国的经验。美国从1966年发行生猪合约之后，行业历经兼并，最终只剩下少数几家公司控制。现在美国前五大生猪企业产能占比超过30%，带来的是猪周期波峰和波谷的缓和。非洲猪瘟加快了中国生猪产业的产能合并，生猪期货推出会进一步加快品种标准化和产能集中，由此可能一定程度上熨平猪周期。 中国向外部世界开放期货市场的步伐在加快，最新的品种包括铜和棕榈油。下一步是豆油和豆粕。不管是推出新的生猪期货还是将现有合约国际化，都将增强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能力。比如，在有色金属市场，中国是铜的最大消费国，占世界铜消费量的一半以上，中国的铜期货市场也将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中国在猪肉市场的优势更加明显，不仅是最大的消费国还是最大的生产国。因此在猪期货市场稳定后，开放给外国投资者是一个自然的选择。允许外资交易这些期货合同有助于国内企业对冲波动性，也能够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影响力。
20年是结构性行情，21年的结构性行情更是演绎的淋漓尽致，让市场为之震惊不已，机构抱团行情未来如何演绎，还能延续多久，寄望于机构抱团戛然而止并不现实，但是目前已经接近临界点，其中蕴含的风险是很大的，目前作为机构抱团的消费股估值是历史上最高的，就是新能源的光伏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估值也是历史高位。 现在判断未来走势难在哪儿，机构抱团股价上涨的逻辑是机构抱团盈利丰厚带来的申购资金暴增，机构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新增资金，而机构获得新增资金以后，并不会新开设热点，而是不断的加仓老的持股，推高仓位，新年以后，新基金发行依然火爆，主要集中于头部基金，而头部基金正是机构抱团的主力，所以基金可加仓资金依然富足，完全有能力维持股价的稳定。 回顾历史机构抱团无不与基金发行有关，股改以后，公募基金获得超常规发展，公募基金规模不断膨胀，机构通过抱团金融股和资源地产股，推动指数上扬，仅仅07年上半年偏股型基金发行就达到6000亿元，指数也达到了历史高位6124点，当时市场也是憧憬万点论和十年黄金牛市，但是因为证监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基金行业风险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基金发行逐渐萎缩，此后基金持仓市值一路下滑，基金话语权逐渐丧失，机构抱团的金融股和资源股也是一路下跌，开启了数年的熊市，指数一路跌到1640余点。 14年开始，机构抱团TMT科技股，投资逻辑是并购重组带来的外延扩张，上涨的逻辑与股改牛市一个道理，那就是爆款基金不断发行，基金出现短期的份额增长，出现了抱团盈利和基金申购的模式，带来源源不断的新增资金，TMT类型产品混合型和股票型基金暴增，机构数据显示2015年爆款基金频发，50亿以上规模的偏股型基金发了50只，100亿以上了发了10只，到2015年6月，相比一年前的规模扩张了近一倍，达到3.3万亿份，市场也开始万点论和改革牛等各种浮躁的声音，但是随着管理层认识到杠杆牛和疯牛的危险，出现了一刀切的去杠杆，带来的螺旋式的下跌，市场流动性瞬间枯竭，最终需要证金公司进场注入流动性。 随着抱团中小盘科技股风险的暴露，18年开始基金开始新的一轮抱团核心资产的新赛道投资，先后出现了白酒、家电、食品饮料、医药生物和新能源等细分行业的龙头个股牛市，其逻辑也是机构抱团盈利丰厚和申购基金，带来源源不断的新增资金。去年上半年是泛科技股和部分医药生物股涨势更加凌厉，短短时间可以翻几倍，但是市场质疑不断增加，市场也出现过新能源、科技创新、半导体、云计算等泛科技之类的权益基金产品发行受阻的消息，但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证实，从市场来看，泛科技类基金发行下半年是有所收敛的，部分泛科技类股票和医药生物类股票出现了闪崩和调整，腰斩的个股也有，下跌30-40%较为普遍，闪崩的原因复杂，从部分个股龙虎榜看，显然是机构卖出带来的交易拥堵造成的。最近媒体报道，消费类基金产品发行受阻。不过，经记者向知情人士核实，该传闻被否认，周五大消费类股票调整明显，市场还是受到惊吓，管理层不太可能明令叫停大消费类基金的发行，避免市场受到过多惊吓，带来非理性的波动，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基金发行会不会因为市场传言而真的减少，一旦基金没有获得足够的增量资金，上涨的逻辑就荡然无存，大消费也好新能源也好，维持目前的股价就不可能。 某几个统计了历史抱团持续时间，2007Q1-2010Q1 抱团金融 持续13个季度；2009Q3-2012Q3 第一次消费抱团 持续13个季度；2013Q1-2016Q1 抱团信息科技 持续13个季度；2016Q1-当前 第二次消费抱团 已经持续了13个季度；但如果从2017Q1算正式开始抱团，目前只持续了10个季度，可能是研报发布的滞后，按照2017年第一季度抱团，也已经进入了第十三个季度，如果历史数据有借鉴意义，本次机构抱团已经是进入临界点了，需要高度关注抱团股的抱团松动风险。 作为证券界四大报之一证券时报连续对机构抱团现象发表评论文章，这是一个很值得留意的信号，不可以忽视，主流媒体的观点往往昭示一种政策信号。 去年开始，各种牛市论铺天盖地，十年黄金牛市是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观点，万点论虽然没有见诸主流媒体，但还是有人提及，市场乐观情绪不断闪现，作为投资者，我个人认为机构抱团的大消费、新能源、部分医药股科技股调整临界点已经很近了，投资风险已经开始酝酿。 机构抱团最大问题是持股度集中，很容易造成交易拥堵，带来踩踏式出货的闪崩，现在要判断未来走势难度很大，在于机构抱团持股集中度很高，股价大跌不符合机构利益，何况机构尚有充足的资金，机构还是愿意维持股价的，拉升股价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小散户不能知道机构何时出货，没有必要去吃那一点多刺的鱼尾，大资金则是进出困难，没有必要挤在一起出掉筹码，选择分步离场可能是一个较好选择，没有必要大家一棵树上吊死。 以上只是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
当前，人口形势日趋严峻，国人生育意愿持续走弱，就连民政部部长都撰文提醒： “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在此背景下，最近“放开三胎”的建议被频频提及，也掀起了网络上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热潮。然而，放开三胎真能“催生”吗？恐怕不见得——需知，这届年轻人不爱生娃，绝不仅仅是生育层面的原因。 1 当今社会，生娃与否早已成为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既不是靠着一腔热情，也不是像过去“多双筷子多只碗”那么简单。 总结起来，年轻人不爱生娃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巨大的经济压力。 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钞机。”道理其实很简单，从产检到生产、再从出生到上学，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父母都要承担大量的花销。 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到孩子高中毕业，总共至少要花掉大约70万元（见下表），其中超过一半的金额都用在了教育支出上，但这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要知道，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花销200万元以上已是司空见惯，就连长春也要花掉121.5万元（见下图）。难怪会有人说，“养大一个娃，就要消灭一个百万富翁”。 更何况，一二线城市居民还面临着高昂的房贷和房租，而医疗养老的各项支出同样没有计算在内，再想想自己每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很多年轻人都会对生娃这件事望而却步。 事实上，不仅我国，其他国家同样如此。以人口形势更为严峻的韩国为例，有媒体机构在对韩国各类人群生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2017年，收入排在前40%的富人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相比，前者生育率是后者的2.225倍；而在2008年和2013年，该数据分别为1.693倍和2.056倍。 数据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韩国富人与穷人的生育率落差不断扩大，而那些高收入人群非但没有放弃生育的基本权利，其生育意愿依然极为强烈。这也足以说明，经济压力对普通老百姓生育意愿的“压制”程度是多么严重。 第二，“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已渐行渐远。 不少父母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必须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让孩子未来能够从竞争中获得优势并脱颖而出；可若是多生一个，孩子身上的各种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如此反倒成了“多子多负”。于是，“少养精养”成为许多中国父母的首选，他们很难愿意再去生个老二或者老三。 第三，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 如今，我国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扩大，她们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否则一旦休产假或者被迫投入大量精力在照顾孩子上，便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升职加薪与职业发展。 说到底，生育问题绝不仅仅是生育问题，仅靠放开三胎来“催生”，是远远不够的。 2 对症下药，方能治本达标。 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走低几乎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困境，除了我国和上文提到的韩国外，从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到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无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龄化”的泥泞之中，由此也带来了劳动力短缺、养老体系运行压力渐增、经济活力不足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不过，这也倒逼他们在提高生育率方面一再探索，也形成了很多较为成熟的经验，涉及到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多个领域。我们不妨做一番梳理，看看国外是怎样鼓励国人生娃的，或许可以从中寻找到一些可行性路径。 首先，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生育抚养孩子的各种负担。 鉴于经济压力是头号难题，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便由此切入，给予生育子女的父母一定的现金奖励。典型如新加坡，对于新生儿的奖励金额可高达每人4万元人民币，如果是第三胎或者以上，该奖励金额还会进一步上升至5.5万元人民币。 现金奖励之外，不少国家还给幼儿提供抚育津贴，主要包括对孩子物质消费成本的补偿与对孩子教育投入的补偿，即养育津贴与教育津贴。 养育津贴方面，瑞典有未满16岁子女的家庭都可以申请，普通儿童津贴每月大约有700元人民币，如果该家庭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则会另有每月700元人民币的附加补贴，费用由政府承担；在日本，根据2004 年修订的《儿童补贴法》的规定，一个家庭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可以获得每月每人约310元人民币的补贴，如果有三个及以上孩子，则第三个之后的孩子每人每月可以获得约650元人民币的补贴，补贴年限从出生直到小学三年级。 教育津贴方面，法国孩子的托儿费完全由政府报销，如果是双胞胎或多胞胎，政府还会出资雇佣保姆去家里照顾；在新加坡，政府会支付高额的托儿费给生育孩子的家庭，即使是没有工作的妇女也可享有托儿津贴。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还在减税降费上做文章。例如，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比利时的生育给付和每月的生活津贴都无须缴税；芬兰的生育给付、生活津贴、托儿津贴、育儿津贴等都可以进行税前抵扣；而新加坡税务减免的人员范围不仅包括孩子的父母，还包括祖父母甚至帮助照看孩子的女佣。 其次，是在住房和育儿方面提供福利。 房子对于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而言，都是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然而很多地方由于房价过高，严重挤压了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生娃也不得不一拖再拖。为此，不少国家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以求激发出居民的生育热情。 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许有子女的夫妇优先购买政府保障性住房“组屋”，而且年轻夫妻可以分两次支付新组屋的定金；而韩国的《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中明确规定，每年提供5万户的住宅援助，援助目标是没有住宅且收入较低的新婚夫妇。 还有很多国家会着力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力度。典型如新加坡，政府部门会承担生育困难人群75%的辅助生育技术治疗的各项费用，而韩国则会对于孕妇的产前检查费用予以补贴，对新生儿实施医疗服务援助，且对新生儿的预防接种给予补贴。 此外，不少国家还会基于本国国情，从婚恋等方面入手来营造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以日本为例，政府部门会将政策范围扩展到恋爱与婚姻领域的援助，为年轻人组建家庭提供咨询，并通过大力宣传来纠正性别分工和职场优先的企业氛围。 再次，尽力减少父母工作和家庭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 对于那些担心生育子女而影响自己职业发展的人群，很多国家都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在荷兰，女性员工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儿假，足够她们安心在家抚养孩子，并且无须担心以后无法重返职场；法国、瑞典、葡萄牙等国家还给予男性带薪假期，以便父亲能够在照顾婴儿方面给予妻子支持和帮助。 而在一些产假或育儿假较短的国家，政府会致力于让照料孩子的父母亲在弹性工作制下就业，或者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居家办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在此方面都有所实践。 最后，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夙愿，子女教育无疑是他们极为关心的一环。为此，不少国家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 比如日本，自1994起先后制订并施行了“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及《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主要措施包括充实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和保育工作，实施社区育儿援助等；2007年开始还实施“放学后孩子计划”，使得孩子们在放学后也有安全及健康的活动场所；不仅如此，日本还通过上学援助、学费减免、发放奖学金等方式来减轻家庭的教育费负担。 再如法国，不仅出台政策鼓励雇主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还会对那些投资兴建托儿机构的企业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以上内容，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3 虽然世界各国在鼓励生育方面的做法不尽相同，但传递出来的一些共性理念是耐人寻味的，而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参考借鉴的地方。 一则，要全面考虑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面临的不同困难。 如前文所说，生娃与否已是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这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了一些民族风俗或是文化传统外，经济实力、时间限制、个人偏好、身体素质等都会左右人们的生育决策。因此，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应从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充分考虑。 具体来说，在制定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时，应先将生育和养育子女的过程进行细分，对每个阶段的主要障碍与实际困难做出详细分析，然后再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之道。而在政策设计方面，需要充分秉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理念，既要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又要兼顾好具体事情。 二则，要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诚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所说：“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既然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每一个人必然无法独善其身，因而有必要充分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来予以支持，仅靠政府出台政策是不够的。 欧美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格外强调企业主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产妇或其配偶休产假和育儿假期间所获得的补贴，有相当一部分由企业承担，有一些育儿设施也由企业兴建，等等。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更提倡构建一个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的育儿体系，充分挖掘社区居民互助的潜力与积极性，强调社区在儿童安全保护方面的作用，等等。 三则，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孩子的利益。 孩子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若想鼓励生育，势必要从孩子的切身利益出发来给予相应的支持。虽说补贴、减税或假期等福利都落在了父母头上，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孩子获得充分的营养、足够的关爱与陪伴。因此，有关部门应对一个孩子从孕期到出生再到成长各阶段都予以高度关注，并通过提高各种福利待遇来切实解决国民生育的后顾之忧。 此外，我们必须清楚的事实是：一旦人们的生育意愿与行为观念等因素改变，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若要见效，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发酵。所以，我们理应做好生育水平继续走低的准备，并真正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国人面临的困难与障碍，并将其落实到位。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在鹏举办“深圳先行示范区首届金融峰会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会”，在高峰论坛“注册制改革与财富管理新机遇”中，申万宏源董事长储晓明发表了演讲。 他指出，二十年来，政府一直在要求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但是并没有达到满意的效果。与此同时我国不缺资金，但缺资本的问题也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对此，他提出如下四点建议：一是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抓住注册制改革这个“牛鼻子”，将价值判断归位给市场主体；二是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场外股权市场高质量扩容，做大产权交易市场，以城市群为主体，组建区域性股权登记交易中心，拓宽渠道；三是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机构，充分发挥股权投资机构在引导创新资本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完善私募股权机构退出机制，着力解决私募股权机构面临的税收难题；四是加快打造良性的生态系统，强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加强社会信用的管理与监督，进一步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完善失信惩戒机制。 以下为演讲整理。 财富管理是一个讨论了很长时间的话题，在我看来，全面注册制给财富管理带来新机遇，同时在“十四五”这个新的发展阶段里，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下，财富管理也肩负着新的使命。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提出：储蓄转变为投资的机制就是资本形成机制，只有当储蓄被有效地转变为投资时，才能给经济增长提供资本支持。从资本形成的方式来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股票、债券、基金为载体，借助直接融资方式，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另外一种是以银行信贷为载体，通过间接融资方式，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我国间接融资的渠道是畅通的，在过去十年中，我国累计投放的企业贷款规模达到114万亿，占新增社融总规模的62%，应该说有效地支持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这一措施也带来了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负债产生持续攀升，到去年年底，在过去三年持续降杠杆背景下，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仍然高达149%，持续攀升的债务规模增大了我国经济体系的脆弱性，积聚了系统性风险。第二个问题是我国直接融资的渠道不畅，二十年来，政府一直在要求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但是并没有达到满意的效果。与此同时我国不缺资金，但缺资本的问题也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储蓄转化为资本不畅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过度依赖银行的信贷渠道。在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两种资本形成方式中，我国过度依赖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渠道。2019年我国新增社会总融资规模25.6万亿，其中银行间接的信贷16.6万亿，高达66%；而股票、债券等场内资本的融资规模只有3.6万亿，占比不足15%，对银行信贷渠道的过度依赖使得近年来我国资本形成效率较低。 二是过度注重场内市场的渠道。我国一直注重场内市场，总习惯于以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融资的规模多少来衡量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大场内、小场外”的不合理结构。目前我国国家规模以上的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的数量总数超过90万家，但是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梳理加起来不到1.3万家，没有发达的场外市场，97%以上的企业享受不到资本服务，场外市场体系在推进资本形成中发挥的作用明显不足。 三是过度依赖债务资金。无论是银行信贷还是债券，其基本都是由债务型资金组成的，而债务型资金的供给与新经济形式下企业前期高风险、低收入、低盈利的特征不匹配，新经济企业迫切需要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股权资本供给严重不足。比如我国今年前11个月，股票融资占整个社融规模仅为2.4%，去年则是1.9%。 四是过度重视融资功能。客观来看，过去二十年我国资本市场建设重点在完善融资功能上，投资功能的建设明显不足，上市公司质量不高，分红不足，证券市场运行的波动较大。从场外市场看，市场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信用环境较差，居民对资本的投资信心较为不足。 我认为，深圳在畅通直接融资体系的形成机制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三年前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曾在深圳调研了10天，带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发现，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深圳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创新企业的发展非常有活力，这除了深圳市政府坚持“小政府大市场”，坚持“放水养鱼”的政策，特别注重专利知识产权方面的建设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深圳基本形成了支持中小型创业企业创新资本的形成机制。比如说，深圳已经能充分地利用主板、创业板、中小板和场外股权市场，其资产证券化率较高。深圳的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447家，前海股权交易所挂牌数量达到7069家，均在全国位于前列。此外，深圳的私募股权机构也非常活跃，包括产业基金、PE、VC。截至今年10月，深圳市在证监会基金协会备案的股权和创投机构达到2420家，位居全国第二，管理资金的规模达到1.4万亿。 此外，深圳市政府通过产业、基金来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科技创新领域，并给予了政策扶持。深圳在推动资本形成方面的先行先试，给全国树立了很好的样本。 金融创新经济学之父熊彼特指出“资本是资本家创新的杠杆”，美国经济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形成了科技、资本、产业良性循环的生态，美国的资本市场集聚了全球50%以上的长期资本，为美国科技企业提供了近60%的长期资金，也支撑了近四十年美国科技产业持续的繁荣发展。“提升直接融资比例，畅通资本形成机制”，是落实“十四五”科技创新的基础性条件，也有利于居民储蓄、理财资金拓宽投资领域，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为此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是加快完善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资本市场体系是服务资本要素、推动资本形成的市场。资本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改善资源配置，一个稳定、繁荣的资本市场能够明显地推动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变。投资、融资、交易则是资本市场的三大核心功能，是畅通资本形成机制的基础。完善的基础制度体系是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的前提。要抓住注册制改革这个“牛鼻子”，改善基础制度，将价值判断归位给市场主体，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加快资本市场投资功能的建设。 二是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要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服务下沉，支持场外股权市场高质量扩容，全面推动地方资本市场服务与全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体系的无缝衔接，做大产权交易市场，以城市群为主体，组建区域性股权登记交易中心，打通区域股权市场到新三板、创业板及主板之间的衔接路径，拓宽丰富直接融资的渠道，推进更多资金以直接融资的渠道转化成投资资本。 三是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机构。充分发挥股权投资机构在引导创新资本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完善私募股权机构的退出机制，着力解决私募股权机构面临的税收难题。 四是加快打造良性的生态系统。创新资本的形成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强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政府在区域的信用环境建设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加强社会信用的管理与监督，进一步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完善失信惩戒机制，加快培植有利于储蓄转化为资本的信用环境。
有些规律是会穿越时光与周期，在更长维度里持续发挥作用的。但人类通常容易高估科技进步、产业进步与金融创新的力量，以为后者会改变整个世界、会改变一切规律。 一 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瘟疫。例如公元前430年的雅典大瘟疫、14世纪的黑死病、一战期间的西班牙大流感等。在雅典大瘟疫中，据说接近一半的雅典人口因此而死亡。在黑死病时期，欧洲死亡人数超过2500万人，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在西班牙大流感中，死亡人数达到3000万至4000万人，远远超过一战的死亡人数。 二战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类的人均寿命不断延长，暴发全球性大瘟疫的概率显著下降。曾几何时，一度有观点认为，技术进步与全球化已经消除了暴发全球性大疫情的可能性。 2003年暴发的SARS只是给世人提了一个醒。在SARS病毒突然消失之前，全球感染人群大概在9000人左右。但SARS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最后的死亡率高达11%。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才是一次真正席卷全球的、规模可以与一个世纪之前的西班牙流感相提并论的大瘟疫。截至2020年12月12日，全球确诊人数超过7119万人，其中仅美国的确诊人数就超过1651万人，全球因为新冠而死亡的人数约为150万人左右。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萎缩4.4%，这是二战之后和平时期全球最深的一次衰退。 有观点认为，瘟疫似乎是大自然设计的一种精巧机制，这种机制是为了强制性地实现生物数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均衡。人类曾经自负地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足以使人类最终彻底排除瘟疫的威胁，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提醒人们，这可能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望。人类，仍应该对大自然保持足够的敬畏之心。 也有观点认为，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类最终将克服癌症、白血病、器官衰竭等病症，甚至可能实现长生不老。然而迄今为止，大自然似乎还未进化出这样一种物种。或许，长生不老只是人们一种自负的想法，最终大自然的平衡机制依然会通过各种途径或机制或危机来限制人类的数量与寿命？ 二 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较长时间内，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在很大程度上受食品价格变化的驱动，而食品价格变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猪肉价格变化的驱动。这种猪肉价格变化带动CPI变化的现象，被经济学家们称之为“猪周期”。 例如，在2006年至2018年期间，按照从波谷到波谷的方法来衡量，中国出现过三次完整的猪周期。在每个周期中，猪肉价格的波幅显著高于食品价格的波幅，而食品价格的波幅又显著高于CPI的波幅。更重要的是，猪肉价格的变动似乎领先于食品价格的变动以及CPI的变动，这被认为是猪周期的重要特征。 不过，如果比较2006年至2018年期间的三个猪周期，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特征，即在这三个周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猪肉价格的累计涨跌幅度越来越小，且一个完整猪周期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换言之，猪周期似乎正在被时间逐步抹平。 对这一现象的主流解释是，中国国内的养猪模式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过去中国是农户散养为主，由养猪场或企业进行收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越来越大的养猪场正在逐渐取代农户散养。而随着养猪集中化程度的提高，养猪企业的行为要比农户更加理性、目光更加长远，这会克服过去蛛网模型的局限，逐步降低猪肉价格的波动幅度，从而逐渐削弱猪周期。 那么，猪周期最终消失了吗？非也非也。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出现了一次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猪周期。在周期顶部，即使按照官方数据来衡量，猪肉价格同比增速接近240%，这一涨幅使得前三次猪周期显得相形见绌（之前的峰值为180%）。本轮猪周期不仅涨幅巨大，且周期持续时间显著短于上一个周期。 导致本轮反常猪周期的原因大致有二。原因之一，是前两年国内暴发了大面积的非洲猪瘟，这一疫病的肆虐冲击了不少养猪大省，造成供给侧收缩。原因之二，据说是有些地方环保政策过于“一刀切”，为了环保而人为关闭养猪场、甚至提前大批量宰杀母猪。当然，这一政策在后来被及时调整。不过，在一定时期内，这进一步加大了供给侧的短缺。 猪周期的故事也可以推广至全球经济周期。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进入了所谓的“大稳健”时期（the Great Moderation）。过去的经济周期似乎消失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又陷入了所谓的长期性停滞，进入了三低一高（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的新时代。经济周期（通货膨胀）究竟是消失了，还是在蓄积力量未来会以更汹涌的方式重新袭来？ 三 金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克服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让贷款利率更好地反映时间价值以及潜在违约风险。这也是为何在传统的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一来，中小企业难以提供具有足够吸引力的抵押资产；二来，中小企业通常缺乏长期稳定的信用记录。这就意味着，商业银行在贷款对象方面天然会偏好大企业或国有企业，而天然会歧视中小企业。 互联网金融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概念。从理论上而言，通过各种互联网场景积累了丰富大数据的互联网企业，可以通过良好的算法设计（人工智能）来充分了解产业链上下的企业，从而更精准地识别信用风险，更具针对性地对贷款定价，更容易进行风险防控，从而降低坏账比率。换言之，互联网金融机构看起来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然而，现实总是比想象更神奇。过去一个轮回中，我们看到了国内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一系列乱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P2P。有很多P2P企业，非但没有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来对贷款定价以及管理信用风险，甚至缺乏普通金融机构的传统的风险管理与控制机制，最后变成了一个以各种天花乱坠的借口从大众手里集资、胡乱进行放贷、最终资不抵债甚至卷款潜逃的骗局。 一个值得推广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是利用自己的资本金以及从正规渠道（例如发行ABS或ABN）筹集的资金，对自己平台的上下游企业进行放贷（供应链金融），同时利用自己平台搜集的各类借款者数据进行资金定价与风险管理。然而在本轮P2P浪潮中，上述每一个环节不是被颠覆伪造，就是付之阙如。 金融就是金融。科技金融或金融科技并没有改变金融的核心问题。信用、杠杆、风险，这些金融的核心关键词，并不会因为金融被披上科技的外衣，就得到了一劳永逸式的解决。你刻意忽视了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最后就会来找你。出来混的，迟早要还。 四 新冠肺炎疫情、猪周期、互联网金融的故事，可谓殊途同归。他们说明了一个道理：有些规律是会穿越时光与周期，在更长维度里持续发挥作用的。但人类通常容易高估科技进步、产业进步与金融创新的力量，以为后者会改变整个世界、会改变一切规律。“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的乐观情绪总会一次又一次占据上风，然而，这种乐观的情绪最终总会被历史无情地消解。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总会押着同样的韵脚。信哉斯言。 本文首发于《金融博览》2021年第1期，原标题为《新冠疫情、猪周期与互联网金融》
投资要点 每周债市热点 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未来拜登施政纲领落地概率上升。短期来看，本轮美国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将明显增加。对国内债市而言，美国居民获得的现金补贴提高，将有利于今年冬天美国居民商品消费，及中国对美出口的进一步走高。同时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也对国内债市的影响偏空。 本周流动性跟踪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规模较小，接连的资金回笼下，银行间市场资金面依旧宽松未改。1月8日，相较于上周四（12月31日，下同），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方面，R001下行43.81 BP，R007下行63.55 BP，R014下行54.34 BP。存款类质押式回购利率方面，DR001下行18.50 BP，DR007下行47.70 BP，DR014下行111.27 BP。SHIBOR利率全线下行。1月8日，SHIBOR隔夜为0.9650 %，下行12.80BP；SHIBOR1周为2.1410%，下行24.00BP；1月期SHIBOR报收2.4680%，下行23.40BP，3月期SHIBOR报收2.6450 %，下行11.10BP。 本周一二级市场 一级市场方面， 本周利率债净融资额较上周减少。本周一级市场共发行28支利率债，实际发行总额为3729.30亿元，较上周增加2849.84亿元；总偿还量为3791.50亿元，较上周增加3490.90亿元；净融资额为-62.20亿元，净融资较上周减少641.06亿元。国债收益率普遍下行。1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3568%，较上周四下行11.71BP；1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3.1456 %，上行0.27BP。国开债收益变化不一。1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2.4702%，较上周四下行8.75BP；10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3.5366 %，上行0.28BP。 风险提示通胀超预期，货币政策超预期。 报告正文 1、债券市场核心周观点研判 事件：美国当地时间1月6日，佐治亚州参议员选举结果出炉。民主党候选人赢得该州全部2个参议员席位，从而使得民主党在参议院占多数。 点评：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未来拜登施政纲领落地概率上升。短期来看，本轮美国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将明显增加。佐治亚州参议员竞选前，拜登已经承诺，若民主党候选人胜出，将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年收入7.5万美元以下）发放的现金支票，由当前的600美元提升至2000美元。除此之外，本轮9000亿美元刺激计划中，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较小，拜登上台后可能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推动本轮经济刺激计划总规模上升至1.5万亿美元。 受此影响，美国通胀预期明显升温，本周10年期美债利率上行20BP，国际油价明显上涨。对国内债市而言，美国居民获得的现金补贴提高，将有利于今年冬天美国居民商品消费，及中国对美出口的进一步走高。同时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也对国内债市的影响偏空。 长期来看，拜登提出的对大企业及富人加税、严监管等政策，不利于美国经济的长远表现。但考虑到当前美国两党、及民主党内部对这一纲领存在较多意见分歧，即使民主党控制两院，拜登的长期政策落地仍有较多不确定性。 2、流动性跟踪 2.1 公开市场操作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规模较小，资金连续回笼，但资金面依旧宽松。本周央行共投放550亿元逆回购。其中周一（1月4日）有200亿元7天逆回购，周二（1月5日）有100亿元7天逆回购，周三（1月6日）有100亿元7天逆回购，周四（1月7日）有100亿元7天逆回购，周五（1月8日）有50亿元7天逆回购。本周共有5200亿元央行逆回购到期，全口径公开市场操作实现净回笼4650亿元。下周（1月9日至1月15日）央行公开市场将有550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周一至周五分别到期100亿元、100亿元、100亿元、100亿元、50亿元；此外下周五还将有3000亿元MLF到期。 2.2 货币市场利率 跨年后银行间资金利率全线下跌。1月8日，相较于上周四（12月31日，下同），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方面，R001下行43.81 BP，R007下行63.55 BP，R014下行54.34 BP。存款类质押式回购利率方面，DR001下行18.50 BP，DR007下行47.70 BP，DR014下行111.27 BP。 SHIBOR利率全线下行。1月8日，SHIBOR隔夜为0.9650 %，下行12.80BP；SHIBOR1周为2.1410%，下行24.00BP；1月期SHIBOR报收2.4680%，下行23.40BP，3月期SHIBOR报收2.6450 %，下行11.10BP。 2.3 同业存单发行 同业存单净融资额较上周增加。本周，同业存单总发行量为1756.00亿元，总偿还量为1507.70亿元，净融资较上周增加451.20亿元。 同业存单发行利率全线下行。1月8日，1月期品种发行利率为2.2833%，较上周四下行28.07BP；3月期品种利率为2.6400%，下跌43.81BP；6月期品种发行利率为2.7778%，下行58.93BP。 2.4 实体经济流动性 票据转贴利率全线大幅上涨。根据最新数据，截至1月8日，股份行6个月的票据转贴利率为2.7836%，较上周四上行26.180BP。城商行6个月的票据转贴利率2.9052%，较上周五上行27.850BP。 2.5 一周监管动态 3、利率债 3.1 一级市场发行及中标 本周利率债净融资额较上周减少。本周一级市场共发行28支利率债，实际发行总额为3729.30亿元，较上周增加2849.84亿元；总偿还量为3791.50亿元，较上周增加3490.90亿元；净偿还额为62.20亿元，净融资较上周减少641.06亿元。 本周辽宁大连开展地方债发行工作。大连发行2支地方债，发行总额为225.00亿元。 3.2 利率债到期收益率 国债收益率普遍下行。1月8日，1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3568%，较上周四下行11.71BP；3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7768%，下行4.06BP；5年期国债收益率报2.9471%，下行0.41BP；7年期国债收益率报3.1525%，下行1.74BP；1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3.1456 %，上行0.27BP。 国开债收益变化不一。1月8日，1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2.4702%，较上周四下行8.75BP；3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2.9941%，上行1.24BP；5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3.2709%，上行0.78BP；7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3.4272%，下行0.70BP；10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3.5366 %，上行0.28BP。 3.3 利率债利差 各期限利差全线走阔。1月8日，与上周四相比，10Y-1Y利差走阔11.98BP，10Y-5Y利差走阔0.68BP，10Y-7Y利差走阔2.01BP。 国开债5年期和10年期隐含税率变化不一。1月8日，5年期国债、国开债利差为32.38BP，5年期国开债隐含税率走阔0.34个百分点。10年期国债、国开债利差为3910BP，10年期国开债隐含税率收窄0.01个百分点。 4、海外债市跟踪 美国2年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本周五（1月8日），2年期美债收益率为0.14%，较上周四上行1.00BP；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为1.13%，较上周四上行20.00BP；10年期美债与2年期美债利差为99BP，较上周四走阔19BP。 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12月30日，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57%，较12月23日上行5.00BP；12月30日，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0350%，较12月24日上行0.70BP。 5、通胀跟踪 蔬菜价格下跌。1月8日，农业部菜篮子批发价格指数收于137.72，较上周四上涨2.51%；山东蔬菜批发价格指数收于185.15，较上周五上涨5.76%。 生猪价格、猪肉价格均下跌。根据最新数据，1月8日，22个省市生猪平均价为36.34元/千克，较上期（1月1日）上涨2.63%。猪肉平均价为50.02元/千克，较上期下跌2.44%。 商品价格指数、石油期货价格均上涨。1月8日，南华工业品价格报2690.36点，较上周四上涨5.48%；RJ/CRB商品价格指数收于173.35点，较上周四上涨3.29%；1月8日，布伦特原油期货和WTI期货结算价分别报55.99美元和51.80美元，较上周四分别上涨8.09%和7.67%。 6、下周重要经济数据和事件 风险提示：通胀超预期，货币政策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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