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前部长苗圩，在某知名媒体主办的论坛上表示，近年来，我国已走出了人口红利期，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人口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值得高度重视。苗圩提供的数据显示，全面放开二胎后，也并没有引发生育高峰。2019年我国新生婴儿1465万人，出生率降至10.48‰，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人。 苗副主任的此论一出，人们立马将其与此前网络上热议的“全面放开三胎”的讨论联系了起来。经济分析师任泽平就以《建议先放开三胎：中国人口报告2020》为题，刊发了团队研究出的年度人口报告。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为此，任泽平建议提供孕期补助、加大幼龄孩童托育服务供给等公共服务，以鼓励生育。 其实，早于2018年，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就曾向全国人大递交过一份实行全面放开三孩政策的议案。他在议案中写道：“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20余年，如不尽快调整人口政策，增加人口，中国将会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故建议尽快全面放开三孩政策。”就为何要建议放开三孩政策？朱代表给出的解释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效果和预期有着很大的差距，不仅没有引起人口的井喷，人口出生率还是在下降”。 但问题在于，既然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其实施效果和预期，有着很大的差距。那么，全面放开三胎，又何尝不会如此，进而再次出现“不仅没有引起人口的井喷，人口出生率还是在下降”的现象呢？甚而可以说，这种现象将是一种必然。原因在于，以目前的养育成本和养育观，不要说全面放开三胎，就是全面放开生育，人口都不会出现报复性反弹。是的，高企的养育成本，无疑是当前制约我国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之一。 首先表现为，高房价已然是“最好的避孕药”。美国最大的房产平台zillow，于2018年年中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房价平均每上升10%，生育率就下降1.5%。在洛杉矶、西雅图、纽约这样房价高企的大都市，房价对生育率的影响，表现得尤为明显。除此之外，报告还显示，与房价上涨相伴的是，美国女性的生育年龄，也从2010年的27岁推迟为29岁，整整推后了两年时间。而在生育率方面，据统计2007年美国生育率数字为2.12。到2017年时，该数值已经下跌至1.76。简单来说就是，近年来，美国的房价不断的创新高，其生育率则在不断的创新低。 易君健、易行健用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的数据，研究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也得出相似的结论：房价指数上升1%，总生育率将下降0.45%。 那么中国内地呢？就房价与生育率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葛玉好研究员在《人口研究》（2019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的学术论文。论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论文选用已婚夫妇结婚当年，和结婚5年后的房价，分别作为生育一孩和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并通过比较一套房和多套房的相关结论，讨论了房价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渠道。研究发现：1、房价对生育孩子的概率有显著负影响，房价每上涨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将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将降低2.4%-8.8%；2、房价推迟了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龄，房价每上涨1000元，初次生育年龄将提高0.14-0.26年；3、房价上涨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理论上存在挤出效应。文章的结论表明，我国生育率下降与房价上涨有着一定的相关性。 事实上，早于2018年4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曾提出一个“六个钱包论”。说的是，一对年轻人想结婚了，若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需掏空夫妻双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三代人“六个钱包”的积蓄，方能凑足这套房子的首付。一个孩子尚且要掏空一家三代人的“棺材本”，若是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那得掏空多少个钱包呢？哪里有足够的钱包，可供掏空？ 以上是我国城镇户籍居民所面临的生存与生育难题，那么农村户籍居民呢？他们的生育意愿也高不到哪里去。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农村地区适龄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在城镇务工。新华社新媒体曾于2018年8月17日刊发过一篇题为《特写：农民工夫妻的七夕爱情故事》的文章，文章写道：“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有配偶的占64.5%。大多数农民工夫妻一年都难得见上一面”。正如新华社提及的，大多数农民工一年尚且难得见上一面，这生育问题又如何解决呢？ 当然，相比于上述农民工，还是有少数幸运儿的。在异乡，他们夫妻可共同生活在一起。但孩子的教育高昂的学费问题，同样可以成为他们“最好的避孕药”。受限于户籍制度，可在务工地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务工人员的子女，只能就读于民办学校。而这些教学水平一般的学校的学费，通常贵的惊人。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这类学校的学费，通常都在每学期1万元以上。如果再加上校车费、通讯费、午餐费、托管费……在这类学校就读，全年的各种学杂费加总起来，至少需3万元以上。而这些农民工的收入却低的惊人，人社部给出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末，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3485元，东部地区收入稍高，为月均3677元。这也就意味着，剔除全家的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外，一个务工人员的全年所得，仅够一个子女在城市的教育支出。若是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那么其父母基本就是为孩子的学费打工了！ 我想，这也正是为何放开二胎后，人口不仅没有引发井喷，反倒是出生率开始下降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此，如在政策上，不能切实的帮国民降低养育成本，不能切实的帮国民扫清上述后顾之忧，就是真的全面放开三胎，乃至全面放开，试问又有多少人具有有效生育需求（有生育的想法又具有生育条件）呢？生育率又怎可能提高呢？ 也就是说，要想提高生育率，政府不能单靠“放开三胎”。
多年来，信用卡业务在与其他信用消费产品的竞争中，尽管透支利率相同，但是由于在政策合规、交易场景、业务流程等诸多方面缺乏竞争优势而处于下风。近期央行发布《关于推进信用卡透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决定自2021年1月1日起，信用卡透支利率由发卡机构与持卡人自主协商确定，取消信用卡透支利率上限和下限管理（即上限为日利率万分之五、下限为日利率万分之五的0.7倍）。此举是信用卡业务重新获得市场主流地位的重要举措。 中国的信用卡产业已经诞生了35年，规则始终由央行统一制订管理，信用卡透支利率，从我1994年开始使用信用卡时，就采用0.05%/日的标准。发卡银行不论规模大小、业务如何，也不管是大中银行，还是城商银行、农商银行，透支利率都要按照这个统一标准，遵照统一的规则严格执行。 直到2016年4月，央行发布《关于信用卡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并于2017年1月1日起实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发卡银行可以在信用卡透支利率0.05%/日的标准上打七折执行，即0.035%/日，以年化计算，则从18.25%降到12.78%。这一政策的实施，成为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三十多年来对规则进行的首次重大变革，一定程度上为信用卡业务实现了松绑，同时也为信用卡的个性化经营奠定了基础。 然而，从这个政策出台后几年对信用卡业务的跟踪情况来看，在发卡银行中落实这个政策的银行积极性并不高，甚至一些中小银行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政策。不过，虽然透支利率打折的信用卡产品寥寥无几，但是已经为中国信用卡业务的变革带来一丝暖意，只是没有形成热潮。 此次央行《关于推进信用卡透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通知》突然出台并紧急实施，直接取消了信用卡透支利率0.05%-0.035%/日的上下限，可以视为在2020年底，针对网络小贷市场清理整顿之后，再次为信用卡业务强力解绑，彻底放开了信用卡在透支利率上的束缚。现在流行的互联网信用消费产品的透支利息也为0.05%/日，信用卡可以灵活定价后，有利于信用卡业务在信用消费领域，与其他互联网信用消费产品的对手在正面交锋中占得有利位置。 从另外一个角度，国内发行信用卡的商业银行超过百家，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前十几家发卡银行规模占据了98%以上的市场份额，留给中小商业银行的市场空间极其狭小，通过放开信用卡透支利率的市场化定价机制的政策，可以通过调整免息期的时间周期（前2017年版《通知》中的规则），充分利用“新政”制订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经营策略，成为参与差异化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满足其与大中商业银行争夺市场的需求。 信用卡透支利率市场化并不是一个新概念，美国信用卡市场采取的就是市场化的透支利率模式，而且其所覆盖的范围为11.99%~29.49%（来自www.creditcards.com的数据），如果用户的信用分越高，则其透支利率越低，反之，如果用户信用分越低，甚至没有信用分，则其透支利率则越高。这也是对信用良好用户的政策倾斜。当然，这里提醒一下，透支利率高低对于全额还款的用户影响不大，因此这项政策影响范围也是有限的人群。 对于《通知》放开信用卡透支利率，是否会出现信用卡透支利率恶性杀跌的现象，这点不必多虑。由于银行的资金都是有成本使用，发卡银行即便按照市场化透支利率来定价，也要顾及资金成本，制订合理的透支利率标准，相信最终会逐渐形成行业公认的定价范围标准。因此放开信用卡透支利率上下限，不会出现透支利率出现“断崖式”的超低定价标准。 同时，通过对信用卡透支利率的市场化定价，也可以让因2020年疫情所引发的发卡银行与部分信用卡逾期用户之间形成的对立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可能有些卡债逾期人员认为自己可以与银行就透支利率自行定价，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虽然《通知》放开了透支利率上下限制，但是透支利率的定价应该也是由发卡银行通过新产品，根据不同用户的定位来落实，而不会采用一人一议的定价方式，但在透支利率方面提供了协商的基础。 此次《通知》的出台，反映了央行重塑信用卡业务在消费金融领域中地位的强烈决心，可谓是破釜沉舟的举措。但是客观地说，信用卡透支利率市场化只是信用卡业务重新回归市场的充分条件之一，毕竟经常借助透支利率的用户总体来说仍为少数。而信用卡业务能否借助《通知》重整旗鼓，重新夺回业已失去的市场位置和空间，更多地还是取决于发卡银行在信用卡业务经营策略实现与时俱进的调整，提升自身业务实力，以及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这才是更为重要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 从全球百年强国竞争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比拼是关键，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是推动我国科技纵深化改革，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重要途经。建国至今，我国开展了一五计划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863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科教兴国战略决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启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科技赶超计划，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概念，标志着我国战略科技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2017年十九大战略科技力量首次出现在政府文件中，标志着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提法，是从地位、作用、贡献等多个维度来定义科技创新机构的，与传统的组织、职能维度定位不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必须在战略全局、战略领域、战略能力、战略影响的指导下，开展创新性研究，必须在国家安全、综合国力以及国际民生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做出重要的贡献。 世界发达国家，为推动科技强国建设，设立具有独特地位和功能的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国家研究中心等，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举措。比如美国国家发展实验室，大多是基于曼哈顿工程等国家战略任务设立的，日本的国立科研机构是国家研发与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还有德法等欧洲国家，均有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的国家实验室或者研究基地，从事高校、企业等研究机构难以进行的研究。 可以看到，虽然各个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具体载体有所不同，但各个国家均是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度培养和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并且在科技创新和发展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与产业科技力量、区域科技力量等基础科技力量形成互补，实现国计民生的良性循环。 需要注意的是，将国家实验室作为增强科技战略力量的重要举措，并不意味着要在现有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外新建一套完全独立的体系，国家实验室作为国家战略力量的重要载体，具有战略导向，战略引导、战略继承和不可替代的特性，除了基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科技创新和科技研究，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鼎新革旧，在现有的科技创新格局基础上优化存量，创新增量。 具体而言，增强以国家实验室为重点的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必须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首先是博纳贤才与专心致“志”。国家实验室作为增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举措，需要博纳贤才组建基于战略科技目标的优势科研单元，建立战略科技研究基地，专心解决基于国家战略目标的，以国计民生为导向的，一系列“瓶颈”式的科技与创新难题，在促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定位，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在战略性国家科技项目上取得创新型和突破性科技成果。 其次，学科的“百流汇川”与“源远流长”。提高认知深度需要“知识分工”，拓展认知广度需要“知识整合”，国家实验室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定位，有利于知识创新价值链的整合，其和其他创新主体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其为大学、科研机构等基础科技创新力量提供学科交叉、集成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平台，保障了科技创新知识的源头创新，又促进了各个学科边界拓展和延伸。 最后，“无旧无新”与“旧识新交”。国家实验室汇聚顶尖科技人才，是为了国家重要战略发展服务，需要根据国家战略进行状态调整。同时，为了保证国家实验室的活力与创新力，除了稳定的骨干研究团队，引入流动的人才队伍形成竞争机制是必要的，有利于保证我国先进战略科研力量持续性。比如美国的国家实验室，除了核心的骨干科研团队，还有一支流动的科研队伍，一方面有利于科技人才力量联合，攻克科研学术难题，另一方面有助于对创新科技人才储备形成激励与监督。 在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新时代，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形成创新驱动合力，可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举国的制度优势，但强化科技力量的具体方式路径仍待我们进一步探索，比如：如何创造促进科技力量提升的制度、文化、技术、设施等生态环境；如何培养科技人才，增强科技人才的创新力；如何在国家战略目标的引导下，促进科技要素的流动，提高创新科技的共享；如何激发各个战略科技力量活力和创造力，实现不同科技力量间价值链的整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科技重塑世界，强化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选择，是我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崛起的关键。增强战略科技力量，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力、增加保障力、注入战斗力，打好科学技术攻坚战，不仅是实现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更是本质所在。
本文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 当前，人口形势日趋严峻，国人生育意愿持续走弱，就连民政部部长都撰文提醒： “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在此背景下，最近“放开三胎”的建议被频频提及，也掀起了网络上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热潮。然而，放开三胎真能“催生”吗？恐怕不见得——需知，这届年轻人不爱生娃，绝不仅仅是生育层面的原因。 1 当今社会，生娃与否早已成为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既不是靠着一腔热情，也不是像过去“多双筷子多只碗”那么简单。 总结起来，年轻人不爱生娃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巨大的经济压力。 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钞机。”道理其实很简单，从产检到生产、再从出生到上学，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父母都要承担大量的花销。 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到孩子高中毕业，总共至少要花掉大约70万元（见下表），其中超过一半的金额都用在了教育支出上，但这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要知道，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花销200万元以上已是司空见惯，就连长春也要花掉121.5万元（见下图）。难怪会有人说，“养大一个娃，就要消灭一个百万富翁”。 更何况，一二线城市居民还面临着高昂的房贷和房租，而医疗养老的各项支出同样没有计算在内，再想想自己每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很多年轻人都会对生娃这件事望而却步。 事实上，不仅我国，其他国家同样如此。以人口形势更为严峻的韩国为例，有媒体机构在对韩国各类人群生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2017年，收入排在前40%的富人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相比，前者生育率是后者的2.225倍；而在2008年和2013年，该数据分别为1.693倍和2.056倍。 数据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韩国富人与穷人的生育率落差不断扩大，而那些高收入人群非但没有放弃生育的基本权利，其生育意愿依然极为强烈。这也足以说明，经济压力对普通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生育意愿的“压制”程度是多么严重。 第二，“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已渐行渐远。 不少父母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必须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让孩子未来能够从竞争中获得优势并脱颖而出；可若是多生一个，孩子身上的各种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如此反倒成了“多子多负”。于是，“少养精养”成为许多中国父母的首选，他们很难愿意再去生个老二或者老三。 第三，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 如今，我国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扩大，她们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否则一旦休产假或者被迫投入大量精力在照顾孩子上，便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升职加薪与职业发展。 说到底，生育问题绝不仅仅是生育问题，仅靠放开三胎来“催生”，是远远不够的。 2 对症下药，方能治本达标。 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走低几乎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困境，除了我国和上文提到的韩国外，从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到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无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龄化”的泥泞之中，由此也带来了劳动力短缺、养老体系运行压力渐增、经济活力不足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不过，这也倒逼他们在提高生育率方面一再探索，也形成了很多较为成熟的经验，涉及到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多个领域。我们不妨做一番梳理，看看国外是怎样鼓励国人生娃的，或许可以从中寻找到一些可行性路径。 首先，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生育抚养孩子的各种负担。 鉴于经济压力是头号难题，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便由此切入，给予生育子女的父母一定的现金奖励。典型如新加坡，对于新生儿的奖励金额可高达每人4万元人民币，如果是第三胎或者以上，该奖励金额还会进一步上升至5.5万元人民币。 现金奖励之外，不少国家还给幼儿提供抚育津贴，主要包括对孩子物质消费成本的补偿与对孩子教育投入的补偿，即养育津贴与教育津贴。 养育津贴方面，瑞典有未满16岁子女的家庭都可以申请，普通儿童津贴每月大约有700元人民币，如果该家庭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则会另有每月700元人民币的附加补贴，费用由政府承担；在日本，根据2004 年修订的《儿童补贴法》的规定，一个家庭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可以获得每月每人约310元人民币的补贴，如果有三个及以上孩子，则第三个之后的孩子每人每月可以获得约650元人民币的补贴，补贴年限从出生直到小学三年级。 教育津贴方面，法国孩子的托儿费完全由政府报销，如果是双胞胎或多胞胎，政府还会出资雇佣保姆去家里照顾；在新加坡，政府会支付高额的托儿费给生育孩子的家庭，即使是没有工作的妇女也可享有托儿津贴。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还在减税降费上做文章。例如，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比利时的生育给付和每月的生活津贴都无须缴税；芬兰的生育给付、生活津贴、托儿津贴、育儿津贴等都可以进行税前抵扣；而新加坡税务减免的人员范围不仅包括孩子的父母，还包括祖父母甚至帮助照看孩子的女佣。 其次，是在住房和育儿方面提供福利。 房子对于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而言，都是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然而很多地方由于房价过高，严重挤压了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生娃也不得不一拖再拖。为此，不少国家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以求激发出居民的生育热情。 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许有子女的夫妇优先购买政府保障性住房“组屋”，而且年轻夫妻可以分两次支付新组屋的定金；而韩国的《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中明确规定，每年提供5万户的住宅援助，援助目标是没有住宅且收入较低的新婚夫妇。 还有很多国家会着力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力度。典型如新加坡，政府部门会承担生育困难人群75%的辅助生育技术治疗的各项费用，而韩国则会对于孕妇的产前检查费用予以补贴，对新生儿实施医疗服务援助，且对新生儿的预防接种给予补贴。 此外，不少国家还会基于本国国情，从婚恋等方面入手来营造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以日本为例，政府部门会将政策范围扩展到恋爱与婚姻领域的援助，为年轻人组建家庭提供咨询，并通过大力宣传来纠正性别分工和职场优先的企业氛围。 再次，尽力减少父母工作和家庭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 对于那些担心生育子女而影响自己职业发展的人群，很多国家都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在荷兰，女性员工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儿假，足够她们安心在家抚养孩子，并且无须担心以后无法重返职场；法国、瑞典、葡萄牙等国家还给予男性带薪假期，以便父亲能够在照顾婴儿方面给予妻子支持和帮助。 而在一些产假或育儿假较短的国家，政府会致力于让照料孩子的父母亲在弹性工作制下就业，或者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居家办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在此方面都有所实践。 最后，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夙愿，子女教育无疑是他们极为关心的一环。为此，不少国家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 比如日本，自1994起先后制订并施行了“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及《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主要措施包括充实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和保育工作，实施社区育儿援助等；2007年开始还实施“放学后孩子计划”，使得孩子们在放学后也有安全及健康的活动场所；不仅如此，日本还通过上学援助、学费减免、发放奖学金等方式来减轻家庭的教育费负担。 再如法国，不仅出台政策鼓励雇主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还会对那些投资兴建托儿机构的企业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以上内容，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3 虽然世界各国在鼓励生育方面的做法不尽相同，但传递出来的一些共性理念是耐人寻味的，而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参考借鉴的地方。 一则，要全面考虑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面临的不同困难。 如前文所说，生娃与否已是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这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了一些民族风俗或是文化传统外，经济实力、时间限制、个人偏好、身体素质等都会左右人们的生育决策。因此，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应从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充分考虑。 具体来说，在制定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时，应先将生育和养育子女的过程进行细分，对每个阶段的主要障碍与实际困难做出详细分析，然后再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之道。而在政策设计方面，需要充分秉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理念，既要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又要兼顾好具体事情。 二则，要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诚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所说：“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既然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每一个人必然无法独善其身，因而有必要充分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来予以支持，仅靠政府出台政策是不够的。 欧美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格外强调企业主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产妇或其配偶休产假和育儿假期间所获得的补贴，有相当一部分由企业承担，有一些育儿设施也由企业兴建，等等。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更提倡构建一个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的育儿体系，充分挖掘社区居民互助的潜力与积极性，强调社区在儿童安全保护方面的作用，等等。 三则，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孩子的利益。 孩子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若想鼓励生育，势必要从孩子的切身利益出发来给予相应的支持。虽说补贴、减税或假期等福利都落在了父母头上，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孩子获得充分的营养、足够的关爱与陪伴。因此，有关部门应对一个孩子从孕期到出生再到成长各阶段都予以高度关注，并通过提高各种福利待遇来切实解决国民生育的后顾之忧。 此外，我们必须清楚的事实是：一旦人们的生育意愿与行为观念等因素改变，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若要见效，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发酵。所以，我们理应做好生育水平继续走低的准备，并真正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国人面临的困难与障碍，并将其落实到位。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摘要 2019年就业质量报告显示，清华北大本科毕业生留京率都不到2成，其中北京大学（校本部）为16.07%，清华大学为18.20%。这已经是清北毕业生留京率连续多年下跌了。2013年，北大本科生留京率曾高达71.79%，清华本科生留京率为30.7%。 以清北为代表的名校生的就业去向，代表了当下大学生的就业倾向。 反观南方的两座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对大学生态度更为“友好”。在2020年深圳人才引进政策下，全日制本科且未满45周岁以下直接核准入户，全日制大专且未满35周岁以下直接核准入户。2020年底，广州出台宽松的落户政策，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才，在引进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即可入户，另一方面，个别区域大专也可以落户。 与上广深相比，大学生在北京落户依旧很难。2017年北京在引进毕业生的工作中强调，要按照城市总体规划，严控北京禁限产业引进毕业生。 当年同样控制人口的上海，落户政策也有了松动。继对清北两校毕业生抛出橄榄枝后，2020年上海对本地的上海交大、复旦、同济、华东师大4所985高校的毕业生也友善招手。2020年9月23日，《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正式发布，将之前“以清北为试点，探索建立对本科阶段为国内高水平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可直接落户”的政策，范围扩大至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随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以及人口大迁移的都市圈城市群化，未来抢夺年轻人才是城市竞争的关键，“抢人大战”正在西安、郑州、长沙、成都、武汉、苏州、广州、东莞、深圳等城市如火如荼上演，落户政策大幅放宽，当然，除了北京。 过去人为控制人口，排斥外迁“低端人群”，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人口迁移规律，已经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负面效果：城市生态被破坏，生活成本上升，难以落户的年轻人流出南下，城市的活力下降，老龄化加重。 我们在业内提出了广为流行的标准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并根据该框架在2015年预测“一线房价翻一倍”，预测的逻辑除了货币超发因素外，主要是基于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聚集的规律趋势，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城市人口普涨；第二个阶段是人口从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迁移聚集，即都市圈城市群时代，一二线都市圈人口继续增加，年轻的移民增加城市活力，但非都市圈的三四线城市会出现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老龄化加重，房地产市场的分化日趋明显。 这是国际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的市场经济规律。这也就意味着，试图限制大城市人口的行政性措施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出路在于着力解决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问题。本文详述了相关的逻辑和证据。这对我们理解未来城镇化规律、人口迁移趋势和预测区域房地产市场具有启发意义。 出于对大城市病的担忧，中国政策长期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但从历史看，北京、上海等政府制定或预测的人口控制目标不断被突破。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2018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分别要求将常住人口总量长期控制在2300万、2500万左右。 北京、上海为何要控制人口规模？是否合理？从长期看，人口控得住么？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与国际经验。1）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是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因此，决定一个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是该区域经济规模及该区域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即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在市场作用下，人口流动将使得区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比值逐渐趋近1。2）高收入经济体城市人口集聚的国际经验：经济-人口比值接近1。全球高收入国家50万人以上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为1.01，平均值为1.07。美国当前50万人以上都市区经济-人口比值的均值为0.98；日本人口长期大规模向东京圈、大阪圈和名古屋圈三极集聚，直至1973年三大圈经济-人口比值分别降至1.22、1.13、1.12后，转向东京圈一极集聚。韩国人口长期大规模向首尔圈集聚，直至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降至1左右。 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过去历次人口控制目标不断被突破的根本原因在于忽视市场机制作用。在近年严厉人口调控政策下，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增长放缓、甚至转负。但是，当前北京、上海的经济-人口比值高达1.9以上。在迈向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的路上，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将驱动北京、上海未来人口显著增长，从土地资源看仍有较大空间。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均不是严控人口规模的理由。因不尊重人口集聚客观规律所造成的城市规划不足，才是导致“大城市病”的关键。1）城市交通情况与人口规模确有一定相关性，但可通过城市治理得以改善。东京圈人口比北京市多约1460万，机动车保有量比北京多约1000万辆，但其交通状况较好，原因在于其轨道交通出行比例高达60%、远超北京的32%。当前北京、上海的轨道交通路网密度约0.10公里/平方公里，远低于纽约都市区、东京圈、首尔圈。2）人口规模与城市空气污染的相关性很弱，因为单纯人口增长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远小于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及环境保护力度的影响。3）城市并非封闭系统，且技术可变，即资源承载力可变。1986-2017年，北京市用水总量从36.5亿立方米变至39.5亿立方米，常住人口从1028万增至2171万。从当前情况估算，北京水资源可支撑人口增至3000万人以上。 北京上海人口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1）老龄化严重。当前北京、上海户籍65岁及以上比重分别达16.5%、21.8%，远高于全国的11.4%。大量年轻外来人口涌入使得两地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大幅下降至10.9%、14.3%。从全球角度看，国际大都市区的老年人口比重多明显低于本国平均水平。2）人口分布失衡。接近一半的人口聚集在北京市五环内、上海市外环内区域，人口密度分别高达1.6万、1.7万人/平方公里，明显高于东京都区、首尔市的1.5万、1.6万人/平方公里，北京、上海的核心区域人口已严重饱和。3）职住分离严重。就业过度集中在中心城，一些新城“睡城效应”明显，比如北京的回龙观-天通苑地区。 改善北京上海人口调控政策。如果短期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而长期人口由于市场化流动而控不住，会导致住房供地、轨道交通、医院学校等供给不足。城市规划的最终目的并非是控制人口，而是支撑北京、上海发展成为一流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建议：1）放弃人口总量控制，优化人口学历技能和年龄结构。2）严格控制中心城人口增长，推进新增人口向新城集聚，并积极在新城布局相应产业，包括向新城特别是重点新城疏解中心城部分功能及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3）大力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路网密度，改变当前以中心城为核心的放射型轨道交通体系为环状“井”字形。 目录 1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与国际经验 1.1 基本逻辑：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1.2 OECD城市功能区经验 1.3 美国都市区经验 1.4 日本三大都市圈经验 1.5 韩国首尔圈经验 2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2.1 中国近期人口集聚态势 2.2 北京上海近期人口增长态势 2.3 北京上海未来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2.4 人口密度比较：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空间 3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与人口规模 3.1 交通拥堵与人口规模 3.2 环境污染与人口规模 3.3 水资源约束与人口规模 4北京上海人口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4.1 人口老龄化严重 4.2 人口分布严重不平衡 4.3 职住分离严重 5改善北京上海人口调控政策 正文 1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与国际经验 1.1 基本逻辑：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自然、地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相关理论有拉文斯坦迁移法则、推拉理论、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理论等。从长期和根本看，人口流动的基本逻辑在于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因此，决定一个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是该区域经济规模及该区域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即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理论上，在完全的市场竞争和个体同质条件下，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区外人口净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 静态地看，当区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趋近于0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净迁出状态；当该比值等于1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等于全国人均收入，人口净迁入规模很可能接近于0；当该比值趋近于+∞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净迁入状态。动态地看，当某区域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附近，但该地区经济增长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时，人口仍将净迁入，呈现一边经济高增长、一边人口净流入的基本平衡。 在短期，由于经济波动幅度多明显大于人口增长速度，经济-人口比值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在长期，由于市场不完全竞争以及城市之间、个体之间等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当城市发展比较稳定时，其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虽不能等于1，但将保持在1附近的水平。 在实践中，由于产业结构差异，经济-人口比值高的地区并不一定人均收入都高，比如以能源、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可能呈现GDP份额和人均GDP高、但人均收入实际一般。而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人均GDP与人均收入的相对排序往往比较一致。 总的来看，工业发展需要集聚，所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集聚。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和区域核心城市集聚。 1.2 OECD城市功能区经验 在城市研究领域，由于各国城乡区域划分标准存在明显差异，包括行政区划、人口规模与人口密度、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建筑密度等，这使得城市及城市化率的国际可比性较差。人们通常谈论的城市可能存在三个范围：以行政边界划分的行政城市、以建筑情况展现的物理城市、和以就业联系的功能城市。比如，以就业联系定义的功能城市情况包括居住在河北廊坊燕郊、工作在北京，居住在江苏昆山、工作在上海等。 为解决城乡区域划分可比性较差的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基于城市功能经济联系的思想于2012提出一套测量“城市功能区”（Functional Urban Area）的方法，通过人口密度、人口规模和就业通勤等指标划分城市区域，并在OECD经济体范围内建立了2000年以来、281个50万人以上城市功能区的相关数据库。由于OECD成员大多为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收入经济体，城市功能区的人口集聚情况较为稳定，因而其经济-人口比值对我国城市发展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剔除新兴经济体墨西哥的数据，2012年OECD248个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为1.01，均值为1.07；其中，有195个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处于（0.7，1.3）之间，占比为78.6%；有220个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处于（0.6， 1.4）之间，占比为88.7%。在500万人以上的城市功能区中，经济-人口比值最大为1.67，最小为0.93，中位数、均值分别为1.22、1.27。 1.3美国都市区经验 美国人口长期向大都市区集聚，当前50万人以上都市区经济-人口比值的均值为0.98。美国从1910年开始逐渐形成基于都市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的人口统计（最小规模为5万人以上）。1910-2015年，美国都市区人口比重从28.4%增至85.6%；其中，100万人以上都市区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1950年的29.4%增至2015年的56.0%，500万人以上都市区的人口比重从12.2%增至25.1%，人口向大都市区集聚的趋势明显。 2000-2015年，美国107个50万人以上都市区的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从0.99降至0.94，均值从1.01降至0.98。在53个100万人以上的都市区中，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从1.12降至1.07，均值从1.13降至1.10；在9个500万人以上的都市区中，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从1.31降至1.22，均值从1.26降至1.23。 作为美国最大的都市区，纽约都市区（New York-Newark-Jersey City， NY-NJ-PA）土地面积为1.7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为2018万，占比为6.3%；GDP为1.6万亿美元，占比为8.9%，经济-人口比值为1.42。 1.4 日本三大都市圈经验 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土地面积合计3.8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面积的10.2%，当前人口份额和经济份额合计分别为52%、56%左右。 在日本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随着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1）第一阶段，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持续集聚，人口大规模流入。1955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占全国份额分别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别为17.3%、12.3%、7.7%，经济-人口比值为1.38、1.24、1.12。到1973年，三大都市圈GDP占比分别增至29.1%、16.9%、9.4%，人口分别达2607、1636、918万人，占比分别达23.9%、15%、8.4%，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22、1.13、1.12（未变）。 2）第二阶段，因东京圈收入较高且经济继续集聚、名古屋圈经济份额略有上升、大阪圈衰落，1973年之后东京圈人口继续保持净迁入状态，名古屋圈人口略有迁入，大阪圈人口基本处于净迁出状态。1974-2016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净迁入量分别为374、-91、10万人。2016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经济份额分别为32.3%、13.9%、9.9%，分别较1973年变化3.2、-3.1、0.5个百分点；人口分别为3629、1831、1134万人，占比分别为28.6%、14.4%、8.9%，分别较1973年变化4.7、-0.6、0.5个百分点；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13、0.96、1.11。该时期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增长主要源于自然增长。 1.5 韩国首尔圈经验 韩国人口长期大规模向首尔圈集聚，直至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左右。首尔圈由首尔市、仁川市、京畿道组成，土地面积11830平方公里，占韩国的11.8%。朝鲜战争结束后，首尔圈人口快速增长，从1955年的393万人增至2015年的2442万人（不含外国人），占全国比重从18.3%增至49.1%。在人口持续大量迁入的同时，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随经济波动且逐渐下降，1985年为1.122，持续降至2010年0.998，然后在接近1的位置波动，2016年回升至1.008。首尔圈人口（不含外国人）在2010-2015年基本持续净迁出，净迁入人口分别为-0.8、0.7、-0.4、-2.1、-3.3、-0.1万，2016年为1.6万人。 2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2.1 中国近期人口集聚态势 分地区看，与改革开放后人口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徙的传统趋势不同，2010年后中国人口迁徙开始出现新特征：不少人口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回流，中西部地区净流出人口明显减少，东部地区人口集聚的速度明显放缓。2011-2017年，除福建外，其他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较2001-2010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而重庆、广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等中西部地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显著提高。东北地区常住人口增速下降严重，黑龙江、辽宁、吉林分别于2014年、2015年、2016年开始负增长。 分城市看，人口向大都市区和区域中心城市集聚速度整体放缓，且分化明显，但趋势未改。2011-2017年间，除天津、重庆（主城9区）、南昌、长沙、南宁、石家庄等少数城市外，其他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较2001-2010年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2.2 北京上海近期人口增长态势 1949年以来，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基本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北京市常住人口从1949年的420万人增至2017年的2171万人，占全国比例从0.78%增至1.56%；上海市常住人口从503万人快速增至2418万人，占全国比例从0.93%增至1.74%。虽然中央及相关地方政府一直试图控制人口规模，但其制定的人口控制目标一次又一次被突破，主要原因在于忽视市场作用、低估人口增长趋势。此外，政府在早期还存在对常住人口把握不准的问题。 2013年以来，北京市、上海市开始大幅加强人口调控，控制人口总量甚至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北京市提出以水定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控人等。北京市、上海市的人口调控措施主要包括收紧落户审批，清退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能耗产业，疏解部分非核心功能，对群租房、地下空间、城乡结合部等联合执法开展综合整治，上调公共服务价格（水、天然气、共同交通）等。受此影响，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51.0万人降至2017年的-2.2万人；上海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37.5万人降至2017年的-1.4万人。但是，人口集聚可能会在短期由行政力量主导，但在长期仍将决定于市场力量。 与此同时，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增量大幅增长。广州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7.2万人增至2015-2017年的47.3万人，深圳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8.6万人增至2015-2017年的58.3万人。其中原因除广州、深圳自身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外，可能还在于北京、上海人口调控“赶人”的影响。 2.3 北京上海未来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从经济-人口分布的角度看，北京市的经济-人口比值呈波动式变化，但在2004年达3.25的阶段性峰值后基本呈下降趋势，2017年为2.17；上海市呈波动式下降，特别是1978年达6.47的阶段性峰值后呈明显下降趋势，2015年为2.09。即便考虑居住在区外、工作在区内的人口，单纯对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各加200万，北京市、上海市的经济-人口比值依然高达1.9以上。 目前，中央对北京的功能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要求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中央对上海的功能定位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要求至2035年基本建成、2050年全面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从人均GDP看，北京、上海虽在国内领先，但远低于国际先进城市。以扣除延庆、怀柔等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北京都市区人均GDP计算，仅相当于纽约、巴黎、伦敦都市区的不到40%，东京都市区的约一半、首尔都市区的约2/3；而上海市的人均GDP比北京还稍低一些。从经济份额来看，由于中国是大国，北京、上海不可能像巴黎、伦敦、东京和首尔都市区那样占本国GDP25%以上的份额，但可以大致参照纽约都市区。目前，纽约都市区的经济份额约8%，远高于上海市的3.6%、北京都市区的3.4%。因而，在北京、上海建设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的目标下，可以推测其经济份额未来不可能大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测，经济-人口分布的内在平衡动力将驱动北京上海未来人口显著增长。如果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被长期执行，即便最后控制住了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但很可能会有比现在更多的人口居住在周边、通勤就业，也即北京、上海都市圈人口显著增长。 2.4 人口密度比较：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空间 人口规模及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是从土地资源角度，判断一个区域人口增长是否存在空间的主要方法之一。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比较需要遵循功能相近、面积接近两个基本原则。一方面，相关国际比较需在功能相同或相近区域进行。另一方面，相关国际比较需在土地面积接近的区域之间进行；如果土地面积差异太大，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则缺乏意义。 从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看，北京、上海人口均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利用OECD的城市功能区数据，加上印度孟买都市区，可对北京都市区、上海市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进行全球比较。由于乡镇级数据缺乏，尚不能利用OECD的方法划分北京都市区和上海都市区，这使得可比性存在一定问题，但较其他研究已有明显进步。 从人口规模看，上海市以2415万人位居全球第三，居东京都市区3593万人、首尔都市区（2495万人）之后；北京都市区（1970万人）位居全球第六，中间还隔着孟买都市区（2280万人）、墨西哥城都市区（2040万人）。 从人口密度看，上海（3539人/平方公里）、北京都市区（2571人/平方公里）分别位居第五、第六。居于前四的分别是首尔都市区（5339人/平方公里）、孟买都市区（5235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市区（4181人/平方公里）、墨西哥城都市区（4000人/平方公里）。 从土地面积看，首尔都市区（4673平方公里）、孟买都市区（4355平方公里）明显小于北京都市区（7664平方公里）、上海（6833平方公里），且前两者的人口密度明显高于后两者；东京都市区的土地面积（8592平方公里）明显大于北京都市区和上海，且其人口密度仍然高于北京都市区和上海。这意味着北京都市区和上海的人口密度上限低值可参照东京都市区，上限高值则介于东京都市区与首尔都市区-孟买都市区之间。大致估计，北京都市区和上海的人口密度上限在4200-4600人/平方公里，即北京、上海的土地资源均可承载常住人口3000万以上的规模。 当前北京市、上海市均要求实施建设用地或规划建设用地规模减量发展，但建设用地减量发展并不意味着城镇用地减量，可以通过缩小农村建设用地增加城镇用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要求，到2020年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3720平方公里以内，到2035年控制在3670平方公里左右；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从当前的2921平方公里至2020年、2035年分别降至2860、2760平方公里左右。根据自然资源部数据，2016年北京市村庄用地尚有超过1000平方公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表明，当前上海建设用地规模为3071平方公里，要求到2020年控制在3185平方公里，到2035年控制在3200平方公里；其中上海市村庄用地尚有超过800平方公里，腾挪空间仍然很大。 3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与人口规模 长期以来，一些人出于对“大城市病”的担忧，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为由，强调控制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然而，以上述理由要求控制大城市人口的逻辑并不成立。事实上，因不尊重人口集聚客观规律所造成的城市规划不足，才是导致一些“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强行控制人口的做法，一方面与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相违背，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广大人民分享大城市发展的好处。 3.1 交通拥堵与人口规模 城市交通情况与人口规模确有一定相关性，但可通过城市治理得以改善。根据INRIX发布的2017 Global Traffic Scorecard报告（不含中日韩城市），洛杉矶为全球最堵城市，而非人口规模更大的纽约；莫斯科人口规模虽不及全球前十，但拥堵程度位居第二；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人口不到1000万，但拥堵程度位居全球第六。高德地图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100城的高峰拥堵延时指数与城区人口规模的相关系数为0.45，线性回归方程的R方为0.2。具体来看，在拥堵指数上，北京、上海的高峰拥堵延时指数虽然位居前列，但仍有济南、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城市更为拥堵，深圳市的拥堵排名更是低至37名、武汉、杭州分别位居第47、48名。 东京圈的经验表明，交通状况与出行结构密切相关。从国际来看，在轨道交通、公共（电）汽车、小汽车、出租车等四种主要出行方式中，东京圈轨道交通出行比例为59.6%，东京都区更是高达78.4%，而在北京这一比例仅为32%。原因在于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长较短，路网密度偏低。当前，纽约都市区、东京圈、首尔圈轨道交通运营里长高达3347、2705、1098公里，路网密度分别为0.34、0.31、0.23公里/平方公里。而上海、北京都市区的轨道交通运营里长分别为782、685公里，路网密度分别为0.11、0.09公里/平方公里，差距很大。显然，北京、上海轨道交通建设不足是其较为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结构上看，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目前主要以地铁为主，其他制式（包括轻轨、单轨、市域快轨、现代有轨电车、磁浮交通、APM 共 6 种）等发展非常不足。《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提出，到2020年、2035年，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长将分别增至1000、2500公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要求到2035年增至3000公里以上。 虽然东京圈汽车保有量远超过北京，但通过高额停车费限制汽车使用从而降低汽车出行比例。东京圈2012年机动车高达1586万辆，其中私人汽车1185万辆，远超过北京市2017年的591万辆机动车、467万辆私人汽车。但东京圈小汽车出行比例相对较低，为32.0%，特别是在东京都区仅为14.7%，明显低于北京六环内的38.2%。东京圈没有通过购车摇号、单双号限行等行政手段限制汽车购买和使用，而是通过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并在核心区域收取高额停车费来降低汽车使用。 3.2 环境污染与人口规模 人口规模与城市空气污染的相关性很弱。从2017年7月、12月全国74个城市的数据看，空气质量与城市人口规模的相关性很弱。当然，城市人口增加对环境质量肯定存在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要远低于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及环境保护力度等产生的影响。比如，100人使用私家车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可能是100人使用公共交通的几倍到几十倍；一辆黄标车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国Ⅲ车的14倍、国Ⅳ车的25倍；一个人口100万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城市排放污染量很可能远大于一个人口500万但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美国洛杉矶的例子表明，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与环境质量提高可以并行不悖。洛杉矶从1943年至1980年代也经历过严重的雾霾天气，突出表现是1952年12月和1955年9月的光化学烟雾事件，通过努力，虽然此后人口规模和机动车数量大幅增长，但空气质量却逐步改善。 当前中国空气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且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中低端，因而需要生产大量钢铁水泥并消耗大量煤炭；另一方面在于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单位GDP能耗过高。2014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64倍、美国的2.18倍、日本的3.02倍、欧盟的3.28倍。因而，即使在超大城市内部未布局钢铁、水泥等高污染产业，其空气质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周边区域高污染产业的影响。因此，北京市的空气环境改善还有赖于河北省、天津市等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2014年11月，环保部门通过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区、山东省等6省市实行燃煤和工业企业停限产、工地停工、机动车管控等多项严格措施，最终保障了APEC会议期间北京市“APEC蓝”就是一个例证。在“蓝天保卫战”背景下， 2017年北京市空气质量明显变好，北京市PM2.5年平均浓度为58微克/立方米，较上年同比下降20.5%，重污染日比2016年减少16天。 3.3 水资源约束与人口规模 水资源约束是北京市强调控制人口总量的一个关键理由，即“以水定人”。很多人对北京市水资源承载力进行了测算，虽然结果相差甚远，但结论多为北京市现有人口规模已经远超过其水资源承载力。然而，城市并非是一个封闭系统，一个城市的水资源承载力将随着水价、节水技术、海水净化技术及价格、雨水采集能力、再生水技术、以及城市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南加州地区比北京更为缺水，主要依靠外水调入，但并未提出控制人口。 从北京市人口规模与用水总量的变化来看，二者并无相关关系，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变化、再生水利用等因素对用水的影响更大于人口增长。1986-2017年，北京市用水总量从36.5亿立方米增至1992年的46.4亿立方米，再降至2006年的34.3亿立方米，之后回升至2017年的39.5亿立方米（其中输水损失比例约8%）；而该时期北京市常住人口从1028万基本持续增至2171万。基于本地水资源、用水结构调整、节水潜力及调水现状等数据看，可以大致估算北京市水资源可支撑其人口增至3000万人以上。 从需求侧看，1）生活用水（含公共用水）。2016年北京市人均生活用水量约为225升/日，高于全国城镇220升/日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下调空间。以人均生活用水量180升/日计，常住人口达3000万需生活用水19.7亿立方米/年。2）环境用水（指美化城市环境、协调自然生态平衡）。2005-2016年北京市环境用水量从1.1亿立方米增至11.1亿立方米，人均环境用水量从20升/日提高至154升/日。以未来人均环境用水量180升/日计，3000万人需要环境用水19.7亿立方米/年。3）工农业用水。2016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分别为3.8、6亿立方米，两项合计为9.8亿立方米，较2000年的27亿立方米、2010年的16.5亿立方米大幅下降。考虑未来北京市继续疏解一般工业、耕地跨省占补平衡及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等因素，工农业用水至少还有3亿立方米的下调空间。上述加总，未来北京市用水需求总量为46.2亿立方米/年。 在供给侧，除少量应急供水外，北京市可供利用的水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本地水资源。2001-2016年，北京市年均水资源总量为24.8亿立方米，以利用率90%计，则可利用本地水资源22.3亿立方米。2）南水北调供水。2016年南水北调工程向北京供水8.4亿立方米，根据规划到2020年可供水15亿立方米。3）再生水。假设再生水利用量进一步提高，从2016年利用10亿立方米提高至未来的20亿立方米，可主要用以满足环境用水、工业洗车、冲厕等生活用水需要。 综合考虑，在不考虑淡化海水、雨水采集等因素的情况下，2020年及之后北京市供水总量可达57.3亿立方米，比测算的用水总需求量还多11亿立方米，这可以主要用于环境用水，进一步弥补因超采地下水而造成的底下漏斗区，促进北京市生态恢复和可持续发展。2016年末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埋深大于10米的面积为5355平方公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958平方公里，分别较2015年减少117、98平方公里，这表明北京市的地下水生态开始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4北京上海人口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4.1 人口老龄化严重 人口老龄化是北京市、上海市人口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2017年，北京市、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6.5%、21.8%，远高于全国的11.4%。受益于大规模年轻外来人口的涌入，比如上海市2017年外来常住人口中65岁以上的比例仅3.2%，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才大幅降低、分别为10.9%、14.3%，其中北京市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市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国际视角看，高收入经济体普遍进入老龄化乃至深度老龄化阶段，东京都市区、巴黎都市区、纽约都市区、伦敦都市区的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23.3%、13.5%、13.0%、12.6%。但除东京都市区的老龄化程度高于本国平均水平外，其他都市区的老龄化程度均明显低于本国平均水平。这得益于这些大都市区对外来人口的开放态度，通过大量吸纳外来年轻人口保持作为世界城市的活力和竞争力。 4.2 人口分布严重不平衡 北京市、上海市的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很大，北京市五环内、上海市外环内均集聚了接近一半的常住人口。分环线看，北京市的二环-三环人口密度最高，接近27000人/平方公里；其次是二环内、三环-四环、四环-五环。在五环-六环间，人口密度则不到3600人/平方公里；在六环外，人口密度更是低至不到400人/平方公里。上海市人口分布同样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递减趋势，内环内人口密度接近30000人/平方公里，其次是内中环间、中外环间、外环外。上海市外环外人口仅有约2000人/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内环内人口密度的7%。 从国际视角看，北京市和上海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已经严重饱和，需要严格控制。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土地面积分别为668、664平方公里，与孟买市、首尔市、东京都区的土地面积非常接近。当前，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分别为15774人/平方公里、17056人/平方公里，而孟买市为20692/平方公里、首尔市为15527人/平方公里（高峰曾达17500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区为14797人/平方公里。孟买市人口密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可能在于贫民窟的大规模存在，不能作为参照。东京都区、首尔市分别作为发达经济体日韩第一大都市区的核心区域，其人口密度可以作为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的参照，这意味着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已经偏高，需要严格控制。 城市功能及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高度集中是中心城人口过密的关键原因，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着手解决。中央2017年提出规划建设千年大计之雄安新区，其首要定位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北京市开始在通州建设城市副中心，并要求到2020年北京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底降15%左右。不过，北京城六区范围为1368平方公里，远大于核心区域，该政策存在打击范围过大的误伤。《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也提出疏解中心城过密人口，将主城区人口从当前的1447万降至1440万左右，提升新城、新市镇人口密度分别至1.2万、1.0万人/平方公里。 4.3 职住分离严重 职住分离是国内外许多大城市交通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情况在北京、上海尤其严重。就业与居住的分离现象不可能完全消除，但职住分离度可以降低。基于北京市2015年地铁早晚高峰进出站客流量分布数据，可以清晰地发现北京市的就业分布相对集中在中心城，而居住分布比较分散，且二者相距较远。北京市的就业中心主要集中在国贸周边区域、二环西段沿线地区、二环东段沿线地区等；居住中心主要有回龙观-霍营-育新地区、天通苑-东小口地区、宋家庄-蒲黄榆-刘家窑地区、十里河-潘家园-劲松-双井-国贸地区等。职住分离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聚集大量人口的新城未布局足够的产业，“睡城效应”十分明显，比如北京回龙观-天通苑地区。 5改善北京上海人口调控政策 如果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北京上海人口规模或许可控。但是，人口调控的最终目的是支撑北京、上海发展成为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因而，人口调控不能以控制人口总量为目标，而应着眼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分布结构及职住平衡度。并且，在城市发展中可借鉴OECD城市功能区的视角，超越行政边界处理问题。 一、放弃人口总量控制，着眼于优化人口年龄和学历技能结构。以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方向，大力引导相应年轻人口，特别是年轻、高素质的人才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同时，需认识到，中高端产业从业人员需要低端产业从业人员服务，一味驱赶低收入者只能造成中高收入者生活成本上升，最终影响城市产业发展，因此应对低收入者更加包容。 二、优化人口的空间分布，并促进职住平衡。严格控制中心城人口增长，推进新增人口向新城集聚，并积极在新城布局相应产业，包括向新城特别是重点新城疏解中心城部分功能及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 三、进一步发展城市轨道交通体系，改善交通状况。大力增加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长、提高路网密度，推进轨道交通系统制式多元化发展，改变北京、上海当前以中心城为核心的放射型轨道交通体系为环状“井”字形，包括构建新城之间、新城与重要交通枢纽的快速交通体系。
摘要：生猪期货可以帮助缓和价格波动，推动产业内整合。但作为期货品种，企业的套期保值需求是决定它成败的首要因素。 1月8日，生猪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是个好消息。这是个当之无愧的期货大品种，且具备价格的高波动性。中国的生猪年产值接近2万亿，按当前保证金比例，可估算生猪期货市值接近20万亿，和铜期货市场规模相当。另外，猪的生产周期约为2年，价格周期4年，从供给变化传导至价格较为漫长，适合做长线交易和对冲。尽管面临实体交割、运输储藏和品种标准化等多重挑战，但是市场潜力不可低估。 生猪期货最直接的好处，就是给市场提供了未来的参考价格。美国学者Carter和Mahopatra（2008）对美国猪期货的数据研究表明，生猪期货价对价格走势有极佳的预测能力，且结果无偏（unbiased）。这对于猪农是最好的消息。因为养猪的一大难点是如何合理安排生产规模。养猪场对猪价走势的判断通常是片面的和案例式的，没有能力跟踪整个市场供需的变化，而且由于猪饲养期长，常常是扩产之后才发现猪价周期已经进入下行通道。这样盲目跟风的农场多了，不仅加剧了每轮猪周期内的价格波动，也不利于单个农场的长期发展。 中国生猪产业在规模整合的关键阶段，提供准确的价格信号越来越重要。中国过去一直依赖小农养猪，而且有很多是作为副业养在后院，对价格波动不敏感。如今，尽管小的养猪户在数量上仍然占绝对多数，但是总产量很低，重要性在逐年下降了。根据农业部数据，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养猪农户减少了将近60%，退出的几乎都是年出栏小于50头的小户。即使如此，小户占比仍高达95%。官方数据对于不同规模农场产量的统计截止于2010年，之后不再更新。2010年，小户猪场只生产了36%的猪肉，按照过去十年产业整合的情况推算，尤其是非洲猪瘟后小农户加速退出，现在这个产量比例大概率已降至10%以下。今后中国人吃的猪肉将大多数由中等规模以上的养猪场提供，对价格信号的依赖会加强。在中西部许多地区，养猪作为扶贫的手段被地方采纳，就更需要教育农户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信号来规避风险。 但生猪期货作为一个期货品种来说，企业的套期保值需求是决定它成败的首要因素。中国尝试过不少期货品种，其中有一些品种的参与者较少，也没有投机资本的关注，市场成交惨淡，比如转基因大豆。生猪价格极具波动性，对于交易者来说是个好品种。不过，培养企业的风险中性意识，仍然需要时间和市场的教训；投机交易可能在早期影响市场。 目前的时点是推广生猪期货的良好窗口期。据美国农业部估算，2020年中国猪肉产量占世界总量的45%，这主要是非洲猪瘟带来的冲击，在非洲猪瘟发生之前的2017年中国生产占比高达55%。可以预期，假如非洲猪瘟不会再度大规模扩散（毕竟现在非洲猪瘟仍无有效药物和疫苗），在未来5年，中国生猪产能将进入新一轮快速扩张阶段。增大的供给会带来价格下行压力，利用期货套期保值的真实需求将会上涨。 生猪期货将提高头部养殖企业的地位，对冲价格风险对上市公司的股价是好的保护。中国生猪生产企业五巨头（温氏、牧原、正邦、新希望和正大）在2019出栏量占到中国总产量的9%。五家全部入选大商所的首批集团交割库，这会增强公司在行业内的标准决定权和定价权。中国可能会继续学习美国的经验。美国从1966年发行生猪合约之后，行业历经兼并，最终只剩下少数几家公司控制。现在美国前五大生猪企业产能占比超过30%，带来的是猪周期波峰和波谷的缓和。非洲猪瘟加快了中国生猪产业的产能合并，生猪期货推出会进一步加快品种标准化和产能集中，由此可能一定程度上熨平猪周期。 中国向外部世界开放期货市场的步伐在加快，最新的品种包括铜和棕榈油。下一步是豆油和豆粕。不管是推出新的生猪期货还是将现有合约国际化，都将增强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能力。比如，在有色金属市场，中国是铜的最大消费国，占世界铜消费量的一半以上，中国的铜期货市场也将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中国在猪肉市场的优势更加明显，不仅是最大的消费国还是最大的生产国。因此在猪期货市场稳定后，开放给外国投资者是一个自然的选择。允许外资交易这些期货合同有助于国内企业对冲波动性，也能够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影响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 从全球百年强国竞争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比拼是关键，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是推动我国科技纵深化改革，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重要途经。建国至今，我国开展了一五计划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863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科教兴国战略决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启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科技赶超计划，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概念，标志着我国战略科技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2017年十九大战略科技力量首次出现在政府文件中，标志着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提法，是从地位、作用、贡献等多个维度来定义科技创新机构的，与传统的组织、职能维度定位不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必须在战略全局、战略领域、战略能力、战略影响的指导下，开展创新性研究，必须在国家安全、综合国力以及国际民生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做出重要的贡献。 世界发达国家，为推动科技强国建设，设立具有独特地位和功能的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国家研究中心等，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举措。比如美国国家发展实验室，大多是基于曼哈顿工程等国家战略任务设立的，日本的国立科研机构是国家研发与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还有德法等欧洲国家，均有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的国家实验室或者研究基地，从事高校、企业等研究机构难以进行的研究。 可以看到，虽然各个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具体载体有所不同，但各个国家均是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度培养和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并且在科技创新和发展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与产业科技力量、区域科技力量等基础科技力量形成互补，实现国计民生的良性循环。 需要注意的是，将国家实验室作为增强科技战略力量的重要举措，并不意味着要在现有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外新建一套完全独立的体系，国家实验室作为国家战略力量的重要载体，具有战略导向，战略引导、战略继承和不可替代的特性，除了基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科技创新和科技研究，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鼎新革旧，在现有的科技创新格局基础上优化存量，创新增量。 具体而言，增强以国家实验室为重点的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必须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首先是博纳贤才与专心致“志”。国家实验室作为增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举措，需要博纳贤才组建基于战略科技目标的优势科研单元，建立战略科技研究基地，专心解决基于国家战略目标的，以国计民生为导向的，一系列“瓶颈”式的科技与创新难题，在促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定位，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在战略性国家科技项目上取得创新型和突破性科技成果。 其次，学科的“百流汇川”与“源远流长”。提高认知深度需要“知识分工”，拓展认知广度需要“知识整合”，国家实验室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定位，有利于知识创新价值链的整合，其和其他创新主体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其为大学、科研机构等基础科技创新力量提供学科交叉、集成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平台，保障了科技创新知识的源头创新，又促进了各个学科边界拓展和延伸。 最后，“无旧无新”与“旧识新交”。国家实验室汇聚顶尖科技人才，是为了国家重要战略发展服务，需要根据国家战略进行状态调整。同时，为了保证国家实验室的活力与创新力，除了稳定的骨干研究团队，引入流动的人才队伍形成竞争机制是必要的，有利于保证我国先进战略科研力量持续性。比如美国的国家实验室，除了核心的骨干科研团队，还有一支流动的科研队伍，一方面有利于科技人才力量联合，攻克科研学术难题，另一方面有助于对创新科技人才储备形成激励与监督。 在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新时代，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形成创新驱动合力，可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举国的制度优势，但强化科技力量的具体方式路径仍待我们进一步探索，比如：如何创造促进科技力量提升的制度、文化、技术、设施等生态环境；如何培养科技人才，增强科技人才的创新力；如何在国家战略目标的引导下，促进科技要素的流动，提高创新科技的共享；如何激发各个战略科技力量活力和创造力，实现不同科技力量间价值链的整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科技重塑世界，强化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选择，是我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崛起的关键。增强战略科技力量，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力、增加保障力、注入战斗力，打好科学技术攻坚战，不仅是实现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更是本质所在。（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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