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突然传来消息，说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条件已经逐渐具备，在今年的全国两会后，可以全面推行，全面注册制可归纳为三取消，三强化，三取消指的是，取消对发行价格节奏规模的行政管制，取消发审委，建立由交易所审核发行上市，向证监会注册生效的发行上市审核制，取消分版块设置发行条件，实行差异化上市条件。而三强化包括，强化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审核理念，强化发行人的诚信责任和中介机构的把关责任，强化事后监管，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很多投资者都在星球的粉丝群里，问老齐该怎么看，全面注册制会对市场产生哪些影响呢？ 首先，市场会出现进一步的分化，强者恒强在所难免，以前A股市场炒小炒差成风，是因为壳资源稀缺，乌鸦变凤凰的故事很多，而全面注册制之后，这种稀缺性就大大下降了，而且配合注册制的，一定是退市门槛大幅降低，一些垃圾股，绩差股，很容易踩雷。所以原来的炒作逻辑行不通了。未来市场资源，将向头部的20%股票集中，即便是牛市，绝大多数个股可能不涨，甚至下跌。 其次，更有利于基金抱团取暖，市场预期开始趋于一致，那么一些大家公认的好公司，可能会涨的很高很高，这一点在情绪驱动阶段，会得到明显的体现。但是，老齐要提醒一点，当一致性预期形成的时候，市场也就会产生一个明显的泡沫，这轮最后杀人最狠的，估计就是这些蓝筹股，价值股。可能我们也会出现一波，类似于美国漂亮50一样的行情。最后最代表中国经济的这些股票，给你跌个70-80%，也并不稀奇。 第三，有利于券商，因为全面注册制之后，交易量会更高大，而券商的投行业务也会更赚钱，但是业绩什么时候爆发出来，这个并不确定，券商的业绩模式，我们叫做看天吃饭，这个天就是股市，股市好，券商就好，业绩大增，股市不好，券商的估值就要重新考虑了，所以你在左侧的时候是根本算不明白的，一旦市场熊市，你发现券商跌起来根本就没底，也没有任何抓手，所以即便利好券商，我们还是建议，券商还是要放到右侧去追击。这样效率最高。 第四，全面注册制有利于估值的提升，也就是说有利于牛市的发展，注册制最早是从科创板开始的，我们发现科创板的公司质量跟创业板差不多，但是科创板一开始的估值比创业板高了一倍，这就是不同发行制度的差异，而当创业板也注册制之后，创业板也开始了上涨之路，去年4月底传出风声，当时创业板还在2000多点，6月下文件，8月正式开始执行，创业板现在已经是3100点了，也就是说注册制让创业板的估值提升了50%。 第五，很多人最担心的问题，全面注册制，会不会让IPO发行泛滥，最终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注册制跟审批制最大的区别在于，交易所的把控，把IPO的权力交给了市场，在牛市的时候IPO一定很多，但到了熊市，IPO会迅速减少，因为到时候，你让人家上，人家可能也不上了，拿不到一个好价格，我上市干什么呢？而且从全球来看，美国就是注册制，人家一年上市的跟退市的基本一边多，而我们审批制，每年上市的数量，要比美国多一倍还要多。所以审批制其实一点都没少发。哪年都得有两三百家，前两天普华永道做了个预测，预计2021年IPO数量可能会有所提高，到400多家，但是融资金额，基本上还是4500-4800亿，并不会比2020年多。主要是中芯国际(行情688981,诊股)，京沪高铁(行情601816,诊股)这样的大家伙，将明显减少。这两家公司上市以来，就一直跌，跌了30%以上。 所以，综合来看，全面注册制是大势所趋，或者市场发行本该如此，一开始我们总强调中国特色，但最后发现，改来改去，又回到了国际惯例。老齐总说一句话，叫做明明河上有桥，非得要下水摸石头，最后出的问题，基本都是摸石头摸出来的，全面注册制的到来，会让整个市场的投资习惯发生明显的改变，甚至肉眼可见，对个人投资者来说，将变得越来越困难，之前那种听消息炒股的思路，基本就没啥用了。市场会逐渐呈现指数化特征，机构会越来越抱团，赚了指数不赚钱的现象会越来越明显，所以老齐在这里建议，普通投资者不要再自己做股票了，你的投资胜算在大大降低，即便你非要做，也不应该超过总资产的20%，换句话说，你的8成资金，都应该通过基金，以资产配置的方式，放在市场里面。投资的机构化时代已经开启，早来的吃肉，晚来的可不是喝汤，而是被人家吃肉。
有些规律是会穿越时光与周期，在更长维度里持续发挥作用的。但人类通常容易高估科技进步、产业进步与金融创新的力量，以为后者会改变整个世界、会改变一切规律。 一 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瘟疫。例如公元前430年的雅典大瘟疫、14世纪的黑死病、一战期间的西班牙大流感等。在雅典大瘟疫中，据说接近一半的雅典人口因此而死亡。在黑死病时期，欧洲死亡人数超过2500万人，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在西班牙大流感中，死亡人数达到3000万至4000万人，远远超过一战的死亡人数。 二战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类的人均寿命不断延长，暴发全球性大瘟疫的概率显著下降。曾几何时，一度有观点认为，技术进步与全球化已经消除了暴发全球性大疫情的可能性。 2003年暴发的SARS只是给世人提了一个醒。在SARS病毒突然消失之前，全球感染人群大概在9000人左右。但SARS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最后的死亡率高达11%。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才是一次真正席卷全球的、规模可以与一个世纪之前的西班牙流感相提并论的大瘟疫。截至2020年12月12日，全球确诊人数超过7119万人，其中仅美国的确诊人数就超过1651万人，全球因为新冠而死亡的人数约为150万人左右。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萎缩4.4%，这是二战之后和平时期全球最深的一次衰退。 有观点认为，瘟疫似乎是大自然设计的一种精巧机制，这种机制是为了强制性地实现生物数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均衡。人类曾经自负地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足以使人类最终彻底排除瘟疫的威胁，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提醒人们，这可能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望。人类，仍应该对大自然保持足够的敬畏之心。 也有观点认为，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类最终将克服癌症、白血病、器官衰竭等病症，甚至可能实现长生不老。然而迄今为止，大自然似乎还未进化出这样一种物种。或许，长生不老只是人们一种自负的想法，最终大自然的平衡机制依然会通过各种途径或机制或危机来限制人类的数量与寿命？ 二 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较长时间内，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在很大程度上受食品价格变化的驱动，而食品价格变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猪肉价格变化的驱动。这种猪肉价格变化带动CPI变化的现象，被经济学家们称之为“猪周期”。 例如，在2006年至2018年期间，按照从波谷到波谷的方法来衡量，中国出现过三次完整的猪周期。在每个周期中，猪肉价格的波幅显著高于食品价格的波幅，而食品价格的波幅又显著高于CPI的波幅。更重要的是，猪肉价格的变动似乎领先于食品价格的变动以及CPI的变动，这被认为是猪周期的重要特征。 不过，如果比较2006年至2018年期间的三个猪周期，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特征，即在这三个周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猪肉价格的累计涨跌幅度越来越小，且一个完整猪周期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换言之，猪周期似乎正在被时间逐步抹平。 对这一现象的主流解释是，中国国内的养猪模式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过去中国是农户散养为主，由养猪场或企业进行收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越来越大的养猪场正在逐渐取代农户散养。而随着养猪集中化程度的提高，养猪企业的行为要比农户更加理性、目光更加长远，这会克服过去蛛网模型的局限，逐步降低猪肉价格的波动幅度，从而逐渐削弱猪周期。 那么，猪周期最终消失了吗？非也非也。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出现了一次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猪周期。在周期顶部，即使按照官方数据来衡量，猪肉价格同比增速接近240%，这一涨幅使得前三次猪周期显得相形见绌（之前的峰值为180%）。本轮猪周期不仅涨幅巨大，且周期持续时间显著短于上一个周期。 导致本轮反常猪周期的原因大致有二。原因之一，是前两年国内暴发了大面积的非洲猪瘟，这一疫病的肆虐冲击了不少养猪大省，造成供给侧收缩。原因之二，据说是有些地方环保政策过于“一刀切”，为了环保而人为关闭养猪场、甚至提前大批量宰杀母猪。当然，这一政策在后来被及时调整。不过，在一定时期内，这进一步加大了供给侧的短缺。 猪周期的故事也可以推广至全球经济周期。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进入了所谓的“大稳健”时期（the Great Moderation）。过去的经济周期似乎消失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又陷入了所谓的长期性停滞，进入了三低一高（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的新时代。经济周期（通货膨胀）究竟是消失了，还是在蓄积力量未来会以更汹涌的方式重新袭来？ 三 金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克服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让贷款利率更好地反映时间价值以及潜在违约风险。这也是为何在传统的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一来，中小企业难以提供具有足够吸引力的抵押资产；二来，中小企业通常缺乏长期稳定的信用记录。这就意味着，商业银行在贷款对象方面天然会偏好大企业或国有企业，而天然会歧视中小企业。 互联网金融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概念。从理论上而言，通过各种互联网场景积累了丰富大数据的互联网企业，可以通过良好的算法设计（人工智能）来充分了解产业链上下的企业，从而更精准地识别信用风险，更具针对性地对贷款定价，更容易进行风险防控，从而降低坏账比率。换言之，互联网金融机构看起来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然而，现实总是比想象更神奇。过去一个轮回中，我们看到了国内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一系列乱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P2P。有很多P2P企业，非但没有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来对贷款定价以及管理信用风险，甚至缺乏普通金融机构的传统的风险管理与控制机制，最后变成了一个以各种天花乱坠的借口从大众手里集资、胡乱进行放贷、最终资不抵债甚至卷款潜逃的骗局。 一个值得推广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是利用自己的资本金以及从正规渠道（例如发行ABS或ABN）筹集的资金，对自己平台的上下游企业进行放贷（供应链金融），同时利用自己平台搜集的各类借款者数据进行资金定价与风险管理。然而在本轮P2P浪潮中，上述每一个环节不是被颠覆伪造，就是付之阙如。 金融就是金融。科技金融或金融科技并没有改变金融的核心问题。信用、杠杆、风险，这些金融的核心关键词，并不会因为金融被披上科技的外衣，就得到了一劳永逸式的解决。你刻意忽视了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最后就会来找你。出来混的，迟早要还。 四 新冠肺炎疫情、猪周期、互联网金融的故事，可谓殊途同归。他们说明了一个道理：有些规律是会穿越时光与周期，在更长维度里持续发挥作用的。但人类通常容易高估科技进步、产业进步与金融创新的力量，以为后者会改变整个世界、会改变一切规律。“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的乐观情绪总会一次又一次占据上风，然而，这种乐观的情绪最终总会被历史无情地消解。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总会押着同样的韵脚。信哉斯言。 本文首发于《金融博览》2021年第1期，原标题为《新冠疫情、猪周期与互联网金融》
新年伊始，商务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促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提出了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促进家电家具家装消费、提振餐饮消费、补齐农村消费短板弱项、强化政策保障等五个方面的工作任务。从五方面的任务来看，《通知》的精神在于促进消费。 《通知》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消费，这需要时间来给出回答。毕竟扩大消费，促进消费，这是政策面年年都在强调的事项。但扩大消费的关键在于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收入来源。因为购买高价房的缘故，很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其实是严重不足的。毕竟房贷还要还几十年呢，怎么敢消费！因此，在年年刺激消费的基础上，今年又出台新《通知》来促进消费，效果如何，自然需要等到一年后见分晓。 但股市里的投资者显然不会等。《通知》一出台，就有人将汽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家电、餐饮消费（包括酒类、饭店等）、物流（特别是冷链）等四大行业归于风口之上了。从政策的内容来看，这四大行业也确实是《通知》出台后的受益行业。但让投资者困惑的是，这些所谓的风口，本来就是近年来的市场热点，今年还是要继续炒这些热点吗？ 那么，《通知》对市场的影响如何呢？个人认为，《通知》的影响较为有限。一方面是从政策面来说，国家刺激消费的政策是长期的，并非始于今天。在长期的刺激中，老百姓的荷包一天天都在往外掏，有些该买的商品，老百姓也都已经买过了。老百姓不会因为《通知》出台了，又再大量地买进。而且老百姓也并非都是富翁，他们也没有这么多钱来消费。何况对于一些“负翁”百姓来说，他们除了消费上的刚需外，也不敢大手大脚地消费。所以，《通知》对消费的刺激效果总体上还是一个正常消费，理性消费。老百姓没有钱来过度消费。 另一方面是从股市来看，消费概念本来就是近年来股市一直都在炒作的一个重点，一些消费股的价格已经炒到了历史的高位，甚至是天上。如A股第一高价股贵州茅台(行情600519,诊股)，股价站在了2100元的天上，市盈率已经接近60倍。这已经完全超出了理性投资、价值投资的范畴，是一种典型的博傻。从理性的角度来说，这种股票已经没有了上涨的空间，只剩下博傻的空间。A股博傻的投资者越多，其股价上涨的空间就越大。因此，有没有《通知》出台，跟这类股票的走势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通知》出台也就是给这类股票的炒作壮壮胆子而已。 既然消费股已经处于高位，那么，今年的市场还要继续炒作这些热点股票吗？回答其实是肯定的。实际上，中金公司(行情601995,诊股)最近将贵州茅台的目标价上调30%至2739元也说明了这一点。之所以如此，这首先是由目前市场炒作的模式来决定的。即目前市场的炒作模式就是一种机构抱团取暖的模式，像贵州茅台这样一些优质白马股，都成了机构抱团取暖的对象，想撤出来并不容易，已经没有了散户接盘，所以只能继续一直抱下去，只要上市公司本身基本面不要出现大的问题，这种抱团取暖的模式对于机构来说是相对安全的。 其次，A股市场本身就是一个投机炒作的市场，并没有真正的价值投资可言。炒什么股票都还是炒，相比较而言，机构抱团取暖的股票还是安全的。像那些没有被机构相中的股票，成为被市场抛弃的对象，其股价连创新低，一些垃圾股甚至还面临着退市的威胁。而且股市里的热点，也就这些，热点轮换着炒，今天炒炒消费，明天炒炒5G，接着再炒炒疫苗概念，还有周期股等，股市还是这个股市，炒作的还是这些热点。如果没有了炒作，股市也该关门了。 当然，这样的市场增加了投资者的难度，投资者需要适应市场的变化。一方面投资者需要跟上市场炒作的热点，另一方面也需要做好风控，毕竟目前一些股票的投资风险很大。此外，投资者如果选股困难，也可以选择指数基金，以及自己看好的某些行业基金。这会让投资者在投资的过程中省心许多。
摘要 2019年就业质量报告显示，清华北大本科毕业生留京率都不到2成，其中北京大学（校本部）为16.07%，清华大学为18.20%。这已经是清北毕业生留京率连续多年下跌了。2013年，北大本科生留京率曾高达71.79%，清华本科生留京率为30.7%。 以清北为代表的名校生的就业去向，代表了当下大学生的就业倾向。 反观南方的两座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对大学生态度更为“友好”。在2020年深圳人才引进政策下，全日制本科且未满45周岁以下直接核准入户，全日制大专且未满35周岁以下直接核准入户。2020年底，广州出台宽松的落户政策，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才，在引进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即可入户，另一方面，个别区域大专也可以落户。 与上广深相比，大学生在北京落户依旧很难。2017年北京在引进毕业生的工作中强调，要按照城市总体规划，严控北京禁限产业引进毕业生。 当年同样控制人口的上海，落户政策也有了松动。继对清北两校毕业生抛出橄榄枝后，2020年上海对本地的上海交大、复旦、同济、华东师大4所985高校的毕业生也友善招手。2020年9月23日，《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正式发布，将之前“以清北为试点，探索建立对本科阶段为国内高水平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可直接落户”的政策，范围扩大至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随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以及人口大迁移的都市圈城市群化，未来抢夺年轻人才是城市竞争的关键，“抢人大战”正在西安、郑州、长沙、成都、武汉、苏州、广州、东莞、深圳等城市如火如荼上演，落户政策大幅放宽，当然，除了北京。 过去人为控制人口，排斥外迁“低端人群”，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人口迁移规律，已经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负面效果：城市生态被破坏，生活成本上升，难以落户的年轻人流出南下，城市的活力下降，老龄化加重。 我们在业内提出了广为流行的标准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并根据该框架在2015年预测“一线房价翻一倍”，预测的逻辑除了货币超发因素外，主要是基于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聚集的规律趋势，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城市人口普涨；第二个阶段是人口从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迁移聚集，即都市圈城市群时代，一二线都市圈人口继续增加，年轻的移民增加城市活力，但非都市圈的三四线城市会出现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老龄化加重，房地产市场的分化日趋明显。 这是国际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的市场经济规律。这也就意味着，试图限制大城市人口的行政性措施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出路在于着力解决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问题。本文详述了相关的逻辑和证据。这对我们理解未来城镇化规律、人口迁移趋势和预测区域房地产市场具有启发意义。 出于对大城市病的担忧，中国政策长期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但从历史看，北京、上海等政府制定或预测的人口控制目标不断被突破。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2018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分别要求将常住人口总量长期控制在2300万、2500万左右。 北京、上海为何要控制人口规模？是否合理？从长期看，人口控得住么？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与国际经验。1）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是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因此，决定一个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是该区域经济规模及该区域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即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在市场作用下，人口流动将使得区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比值逐渐趋近1。2）高收入经济体城市人口集聚的国际经验：经济-人口比值接近1。全球高收入国家50万人以上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为1.01，平均值为1.07。美国当前50万人以上都市区经济-人口比值的均值为0.98；日本人口长期大规模向东京圈、大阪圈和名古屋圈三极集聚，直至1973年三大圈经济-人口比值分别降至1.22、1.13、1.12后，转向东京圈一极集聚。韩国人口长期大规模向首尔圈集聚，直至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降至1左右。 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过去历次人口控制目标不断被突破的根本原因在于忽视市场机制作用。在近年严厉人口调控政策下，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增长放缓、甚至转负。但是，当前北京、上海的经济-人口比值高达1.9以上。在迈向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的路上，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将驱动北京、上海未来人口显著增长，从土地资源看仍有较大空间。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均不是严控人口规模的理由。因不尊重人口集聚客观规律所造成的城市规划不足，才是导致“大城市病”的关键。1）城市交通情况与人口规模确有一定相关性，但可通过城市治理得以改善。东京圈人口比北京市多约1460万，机动车保有量比北京多约1000万辆，但其交通状况较好，原因在于其轨道交通出行比例高达60%、远超北京的32%。当前北京、上海的轨道交通路网密度约0.10公里/平方公里，远低于纽约都市区、东京圈、首尔圈。2）人口规模与城市空气污染的相关性很弱，因为单纯人口增长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远小于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及环境保护力度的影响。3）城市并非封闭系统，且技术可变，即资源承载力可变。1986-2017年，北京市用水总量从36.5亿立方米变至39.5亿立方米，常住人口从1028万增至2171万。从当前情况估算，北京水资源可支撑人口增至3000万人以上。 北京上海人口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1）老龄化严重。当前北京、上海户籍65岁及以上比重分别达16.5%、21.8%，远高于全国的11.4%。大量年轻外来人口涌入使得两地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大幅下降至10.9%、14.3%。从全球角度看，国际大都市区的老年人口比重多明显低于本国平均水平。2）人口分布失衡。接近一半的人口聚集在北京市五环内、上海市外环内区域，人口密度分别高达1.6万、1.7万人/平方公里，明显高于东京都区、首尔市的1.5万、1.6万人/平方公里，北京、上海的核心区域人口已严重饱和。3）职住分离严重。就业过度集中在中心城，一些新城“睡城效应”明显，比如北京的回龙观-天通苑地区。 改善北京上海人口调控政策。如果短期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而长期人口由于市场化流动而控不住，会导致住房供地、轨道交通、医院学校等供给不足。城市规划的最终目的并非是控制人口，而是支撑北京、上海发展成为一流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建议：1）放弃人口总量控制，优化人口学历技能和年龄结构。2）严格控制中心城人口增长，推进新增人口向新城集聚，并积极在新城布局相应产业，包括向新城特别是重点新城疏解中心城部分功能及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3）大力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路网密度，改变当前以中心城为核心的放射型轨道交通体系为环状“井”字形。 目录 1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与国际经验 1.1 基本逻辑：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1.2 OECD城市功能区经验 1.3 美国都市区经验 1.4 日本三大都市圈经验 1.5 韩国首尔圈经验 2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2.1 中国近期人口集聚态势 2.2 北京上海近期人口增长态势 2.3 北京上海未来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2.4 人口密度比较：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空间 3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与人口规模 3.1 交通拥堵与人口规模 3.2 环境污染与人口规模 3.3 水资源约束与人口规模 4北京上海人口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4.1 人口老龄化严重 4.2 人口分布严重不平衡 4.3 职住分离严重 5改善北京上海人口调控政策 正文 1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与国际经验 1.1 基本逻辑：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自然、地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相关理论有拉文斯坦迁移法则、推拉理论、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理论等。从长期和根本看，人口流动的基本逻辑在于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因此，决定一个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是该区域经济规模及该区域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即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理论上，在完全的市场竞争和个体同质条件下，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区外人口净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 静态地看，当区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趋近于0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净迁出状态；当该比值等于1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等于全国人均收入，人口净迁入规模很可能接近于0；当该比值趋近于+∞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净迁入状态。动态地看，当某区域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附近，但该地区经济增长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时，人口仍将净迁入，呈现一边经济高增长、一边人口净流入的基本平衡。 在短期，由于经济波动幅度多明显大于人口增长速度，经济-人口比值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在长期，由于市场不完全竞争以及城市之间、个体之间等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当城市发展比较稳定时，其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虽不能等于1，但将保持在1附近的水平。 在实践中，由于产业结构差异，经济-人口比值高的地区并不一定人均收入都高，比如以能源、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可能呈现GDP份额和人均GDP高、但人均收入实际一般。而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人均GDP与人均收入的相对排序往往比较一致。 总的来看，工业发展需要集聚，所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集聚。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和区域核心城市集聚。 1.2 OECD城市功能区经验 在城市研究领域，由于各国城乡区域划分标准存在明显差异，包括行政区划、人口规模与人口密度、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建筑密度等，这使得城市及城市化率的国际可比性较差。人们通常谈论的城市可能存在三个范围：以行政边界划分的行政城市、以建筑情况展现的物理城市、和以就业联系的功能城市。比如，以就业联系定义的功能城市情况包括居住在河北廊坊燕郊、工作在北京，居住在江苏昆山、工作在上海等。 为解决城乡区域划分可比性较差的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基于城市功能经济联系的思想于2012提出一套测量“城市功能区”（Functional Urban Area）的方法，通过人口密度、人口规模和就业通勤等指标划分城市区域，并在OECD经济体范围内建立了2000年以来、281个50万人以上城市功能区的相关数据库。由于OECD成员大多为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收入经济体，城市功能区的人口集聚情况较为稳定，因而其经济-人口比值对我国城市发展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剔除新兴经济体墨西哥的数据，2012年OECD248个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为1.01，均值为1.07；其中，有195个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处于（0.7，1.3）之间，占比为78.6%；有220个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处于（0.6， 1.4）之间，占比为88.7%。在500万人以上的城市功能区中，经济-人口比值最大为1.67，最小为0.93，中位数、均值分别为1.22、1.27。 1.3美国都市区经验 美国人口长期向大都市区集聚，当前50万人以上都市区经济-人口比值的均值为0.98。美国从1910年开始逐渐形成基于都市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的人口统计（最小规模为5万人以上）。1910-2015年，美国都市区人口比重从28.4%增至85.6%；其中，100万人以上都市区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1950年的29.4%增至2015年的56.0%，500万人以上都市区的人口比重从12.2%增至25.1%，人口向大都市区集聚的趋势明显。 2000-2015年，美国107个50万人以上都市区的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从0.99降至0.94，均值从1.01降至0.98。在53个100万人以上的都市区中，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从1.12降至1.07，均值从1.13降至1.10；在9个500万人以上的都市区中，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从1.31降至1.22，均值从1.26降至1.23。 作为美国最大的都市区，纽约都市区（New York-Newark-Jersey City， NY-NJ-PA）土地面积为1.7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为2018万，占比为6.3%；GDP为1.6万亿美元，占比为8.9%，经济-人口比值为1.42。 1.4 日本三大都市圈经验 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土地面积合计3.8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面积的10.2%，当前人口份额和经济份额合计分别为52%、56%左右。 在日本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随着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1）第一阶段，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持续集聚，人口大规模流入。1955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占全国份额分别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别为17.3%、12.3%、7.7%，经济-人口比值为1.38、1.24、1.12。到1973年，三大都市圈GDP占比分别增至29.1%、16.9%、9.4%，人口分别达2607、1636、918万人，占比分别达23.9%、15%、8.4%，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22、1.13、1.12（未变）。 2）第二阶段，因东京圈收入较高且经济继续集聚、名古屋圈经济份额略有上升、大阪圈衰落，1973年之后东京圈人口继续保持净迁入状态，名古屋圈人口略有迁入，大阪圈人口基本处于净迁出状态。1974-2016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净迁入量分别为374、-91、10万人。2016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经济份额分别为32.3%、13.9%、9.9%，分别较1973年变化3.2、-3.1、0.5个百分点；人口分别为3629、1831、1134万人，占比分别为28.6%、14.4%、8.9%，分别较1973年变化4.7、-0.6、0.5个百分点；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13、0.96、1.11。该时期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增长主要源于自然增长。 1.5 韩国首尔圈经验 韩国人口长期大规模向首尔圈集聚，直至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左右。首尔圈由首尔市、仁川市、京畿道组成，土地面积11830平方公里，占韩国的11.8%。朝鲜战争结束后，首尔圈人口快速增长，从1955年的393万人增至2015年的2442万人（不含外国人），占全国比重从18.3%增至49.1%。在人口持续大量迁入的同时，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随经济波动且逐渐下降，1985年为1.122，持续降至2010年0.998，然后在接近1的位置波动，2016年回升至1.008。首尔圈人口（不含外国人）在2010-2015年基本持续净迁出，净迁入人口分别为-0.8、0.7、-0.4、-2.1、-3.3、-0.1万，2016年为1.6万人。 2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2.1 中国近期人口集聚态势 分地区看，与改革开放后人口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徙的传统趋势不同，2010年后中国人口迁徙开始出现新特征：不少人口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回流，中西部地区净流出人口明显减少，东部地区人口集聚的速度明显放缓。2011-2017年，除福建外，其他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较2001-2010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而重庆、广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等中西部地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显著提高。东北地区常住人口增速下降严重，黑龙江、辽宁、吉林分别于2014年、2015年、2016年开始负增长。 分城市看，人口向大都市区和区域中心城市集聚速度整体放缓，且分化明显，但趋势未改。2011-2017年间，除天津、重庆（主城9区）、南昌、长沙、南宁、石家庄等少数城市外，其他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较2001-2010年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2.2 北京上海近期人口增长态势 1949年以来，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基本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北京市常住人口从1949年的420万人增至2017年的2171万人，占全国比例从0.78%增至1.56%；上海市常住人口从503万人快速增至2418万人，占全国比例从0.93%增至1.74%。虽然中央及相关地方政府一直试图控制人口规模，但其制定的人口控制目标一次又一次被突破，主要原因在于忽视市场作用、低估人口增长趋势。此外，政府在早期还存在对常住人口把握不准的问题。 2013年以来，北京市、上海市开始大幅加强人口调控，控制人口总量甚至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北京市提出以水定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控人等。北京市、上海市的人口调控措施主要包括收紧落户审批，清退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能耗产业，疏解部分非核心功能，对群租房、地下空间、城乡结合部等联合执法开展综合整治，上调公共服务价格（水、天然气、共同交通）等。受此影响，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51.0万人降至2017年的-2.2万人；上海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37.5万人降至2017年的-1.4万人。但是，人口集聚可能会在短期由行政力量主导，但在长期仍将决定于市场力量。 与此同时，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增量大幅增长。广州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7.2万人增至2015-2017年的47.3万人，深圳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8.6万人增至2015-2017年的58.3万人。其中原因除广州、深圳自身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外，可能还在于北京、上海人口调控“赶人”的影响。 2.3 北京上海未来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从经济-人口分布的角度看，北京市的经济-人口比值呈波动式变化，但在2004年达3.25的阶段性峰值后基本呈下降趋势，2017年为2.17；上海市呈波动式下降，特别是1978年达6.47的阶段性峰值后呈明显下降趋势，2015年为2.09。即便考虑居住在区外、工作在区内的人口，单纯对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各加200万，北京市、上海市的经济-人口比值依然高达1.9以上。 目前，中央对北京的功能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要求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中央对上海的功能定位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要求至2035年基本建成、2050年全面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从人均GDP看，北京、上海虽在国内领先，但远低于国际先进城市。以扣除延庆、怀柔等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北京都市区人均GDP计算，仅相当于纽约、巴黎、伦敦都市区的不到40%，东京都市区的约一半、首尔都市区的约2/3；而上海市的人均GDP比北京还稍低一些。从经济份额来看，由于中国是大国，北京、上海不可能像巴黎、伦敦、东京和首尔都市区那样占本国GDP25%以上的份额，但可以大致参照纽约都市区。目前，纽约都市区的经济份额约8%，远高于上海市的3.6%、北京都市区的3.4%。因而，在北京、上海建设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的目标下，可以推测其经济份额未来不可能大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测，经济-人口分布的内在平衡动力将驱动北京上海未来人口显著增长。如果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被长期执行，即便最后控制住了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但很可能会有比现在更多的人口居住在周边、通勤就业，也即北京、上海都市圈人口显著增长。 2.4 人口密度比较：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空间 人口规模及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是从土地资源角度，判断一个区域人口增长是否存在空间的主要方法之一。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比较需要遵循功能相近、面积接近两个基本原则。一方面，相关国际比较需在功能相同或相近区域进行。另一方面，相关国际比较需在土地面积接近的区域之间进行；如果土地面积差异太大，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则缺乏意义。 从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看，北京、上海人口均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利用OECD的城市功能区数据，加上印度孟买都市区，可对北京都市区、上海市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进行全球比较。由于乡镇级数据缺乏，尚不能利用OECD的方法划分北京都市区和上海都市区，这使得可比性存在一定问题，但较其他研究已有明显进步。 从人口规模看，上海市以2415万人位居全球第三，居东京都市区3593万人、首尔都市区（2495万人）之后；北京都市区（1970万人）位居全球第六，中间还隔着孟买都市区（2280万人）、墨西哥城都市区（2040万人）。 从人口密度看，上海（3539人/平方公里）、北京都市区（2571人/平方公里）分别位居第五、第六。居于前四的分别是首尔都市区（5339人/平方公里）、孟买都市区（5235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市区（4181人/平方公里）、墨西哥城都市区（4000人/平方公里）。 从土地面积看，首尔都市区（4673平方公里）、孟买都市区（4355平方公里）明显小于北京都市区（7664平方公里）、上海（6833平方公里），且前两者的人口密度明显高于后两者；东京都市区的土地面积（8592平方公里）明显大于北京都市区和上海，且其人口密度仍然高于北京都市区和上海。这意味着北京都市区和上海的人口密度上限低值可参照东京都市区，上限高值则介于东京都市区与首尔都市区-孟买都市区之间。大致估计，北京都市区和上海的人口密度上限在4200-4600人/平方公里，即北京、上海的土地资源均可承载常住人口3000万以上的规模。 当前北京市、上海市均要求实施建设用地或规划建设用地规模减量发展，但建设用地减量发展并不意味着城镇用地减量，可以通过缩小农村建设用地增加城镇用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要求，到2020年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3720平方公里以内，到2035年控制在3670平方公里左右；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从当前的2921平方公里至2020年、2035年分别降至2860、2760平方公里左右。根据自然资源部数据，2016年北京市村庄用地尚有超过1000平方公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表明，当前上海建设用地规模为3071平方公里，要求到2020年控制在3185平方公里，到2035年控制在3200平方公里；其中上海市村庄用地尚有超过800平方公里，腾挪空间仍然很大。 3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与人口规模 长期以来，一些人出于对“大城市病”的担忧，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为由，强调控制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然而，以上述理由要求控制大城市人口的逻辑并不成立。事实上，因不尊重人口集聚客观规律所造成的城市规划不足，才是导致一些“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强行控制人口的做法，一方面与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相违背，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广大人民分享大城市发展的好处。 3.1 交通拥堵与人口规模 城市交通情况与人口规模确有一定相关性，但可通过城市治理得以改善。根据INRIX发布的2017 Global Traffic Scorecard报告（不含中日韩城市），洛杉矶为全球最堵城市，而非人口规模更大的纽约；莫斯科人口规模虽不及全球前十，但拥堵程度位居第二；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人口不到1000万，但拥堵程度位居全球第六。高德地图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100城的高峰拥堵延时指数与城区人口规模的相关系数为0.45，线性回归方程的R方为0.2。具体来看，在拥堵指数上，北京、上海的高峰拥堵延时指数虽然位居前列，但仍有济南、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城市更为拥堵，深圳市的拥堵排名更是低至37名、武汉、杭州分别位居第47、48名。 东京圈的经验表明，交通状况与出行结构密切相关。从国际来看，在轨道交通、公共（电）汽车、小汽车、出租车等四种主要出行方式中，东京圈轨道交通出行比例为59.6%，东京都区更是高达78.4%，而在北京这一比例仅为32%。原因在于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长较短，路网密度偏低。当前，纽约都市区、东京圈、首尔圈轨道交通运营里长高达3347、2705、1098公里，路网密度分别为0.34、0.31、0.23公里/平方公里。而上海、北京都市区的轨道交通运营里长分别为782、685公里，路网密度分别为0.11、0.09公里/平方公里，差距很大。显然，北京、上海轨道交通建设不足是其较为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结构上看，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目前主要以地铁为主，其他制式（包括轻轨、单轨、市域快轨、现代有轨电车、磁浮交通、APM 共 6 种）等发展非常不足。《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提出，到2020年、2035年，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长将分别增至1000、2500公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要求到2035年增至3000公里以上。 虽然东京圈汽车保有量远超过北京，但通过高额停车费限制汽车使用从而降低汽车出行比例。东京圈2012年机动车高达1586万辆，其中私人汽车1185万辆，远超过北京市2017年的591万辆机动车、467万辆私人汽车。但东京圈小汽车出行比例相对较低，为32.0%，特别是在东京都区仅为14.7%，明显低于北京六环内的38.2%。东京圈没有通过购车摇号、单双号限行等行政手段限制汽车购买和使用，而是通过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并在核心区域收取高额停车费来降低汽车使用。 3.2 环境污染与人口规模 人口规模与城市空气污染的相关性很弱。从2017年7月、12月全国74个城市的数据看，空气质量与城市人口规模的相关性很弱。当然，城市人口增加对环境质量肯定存在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要远低于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及环境保护力度等产生的影响。比如，100人使用私家车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可能是100人使用公共交通的几倍到几十倍；一辆黄标车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国Ⅲ车的14倍、国Ⅳ车的25倍；一个人口100万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城市排放污染量很可能远大于一个人口500万但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美国洛杉矶的例子表明，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与环境质量提高可以并行不悖。洛杉矶从1943年至1980年代也经历过严重的雾霾天气，突出表现是1952年12月和1955年9月的光化学烟雾事件，通过努力，虽然此后人口规模和机动车数量大幅增长，但空气质量却逐步改善。 当前中国空气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且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中低端，因而需要生产大量钢铁水泥并消耗大量煤炭；另一方面在于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单位GDP能耗过高。2014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64倍、美国的2.18倍、日本的3.02倍、欧盟的3.28倍。因而，即使在超大城市内部未布局钢铁、水泥等高污染产业，其空气质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周边区域高污染产业的影响。因此，北京市的空气环境改善还有赖于河北省、天津市等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2014年11月，环保部门通过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区、山东省等6省市实行燃煤和工业企业停限产、工地停工、机动车管控等多项严格措施，最终保障了APEC会议期间北京市“APEC蓝”就是一个例证。在“蓝天保卫战”背景下， 2017年北京市空气质量明显变好，北京市PM2.5年平均浓度为58微克/立方米，较上年同比下降20.5%，重污染日比2016年减少16天。 3.3 水资源约束与人口规模 水资源约束是北京市强调控制人口总量的一个关键理由，即“以水定人”。很多人对北京市水资源承载力进行了测算，虽然结果相差甚远，但结论多为北京市现有人口规模已经远超过其水资源承载力。然而，城市并非是一个封闭系统，一个城市的水资源承载力将随着水价、节水技术、海水净化技术及价格、雨水采集能力、再生水技术、以及城市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南加州地区比北京更为缺水，主要依靠外水调入，但并未提出控制人口。 从北京市人口规模与用水总量的变化来看，二者并无相关关系，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变化、再生水利用等因素对用水的影响更大于人口增长。1986-2017年，北京市用水总量从36.5亿立方米增至1992年的46.4亿立方米，再降至2006年的34.3亿立方米，之后回升至2017年的39.5亿立方米（其中输水损失比例约8%）；而该时期北京市常住人口从1028万基本持续增至2171万。基于本地水资源、用水结构调整、节水潜力及调水现状等数据看，可以大致估算北京市水资源可支撑其人口增至3000万人以上。 从需求侧看，1）生活用水（含公共用水）。2016年北京市人均生活用水量约为225升/日，高于全国城镇220升/日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下调空间。以人均生活用水量180升/日计，常住人口达3000万需生活用水19.7亿立方米/年。2）环境用水（指美化城市环境、协调自然生态平衡）。2005-2016年北京市环境用水量从1.1亿立方米增至11.1亿立方米，人均环境用水量从20升/日提高至154升/日。以未来人均环境用水量180升/日计，3000万人需要环境用水19.7亿立方米/年。3）工农业用水。2016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分别为3.8、6亿立方米，两项合计为9.8亿立方米，较2000年的27亿立方米、2010年的16.5亿立方米大幅下降。考虑未来北京市继续疏解一般工业、耕地跨省占补平衡及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等因素，工农业用水至少还有3亿立方米的下调空间。上述加总，未来北京市用水需求总量为46.2亿立方米/年。 在供给侧，除少量应急供水外，北京市可供利用的水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本地水资源。2001-2016年，北京市年均水资源总量为24.8亿立方米，以利用率90%计，则可利用本地水资源22.3亿立方米。2）南水北调供水。2016年南水北调工程向北京供水8.4亿立方米，根据规划到2020年可供水15亿立方米。3）再生水。假设再生水利用量进一步提高，从2016年利用10亿立方米提高至未来的20亿立方米，可主要用以满足环境用水、工业洗车、冲厕等生活用水需要。 综合考虑，在不考虑淡化海水、雨水采集等因素的情况下，2020年及之后北京市供水总量可达57.3亿立方米，比测算的用水总需求量还多11亿立方米，这可以主要用于环境用水，进一步弥补因超采地下水而造成的底下漏斗区，促进北京市生态恢复和可持续发展。2016年末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埋深大于10米的面积为5355平方公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958平方公里，分别较2015年减少117、98平方公里，这表明北京市的地下水生态开始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4北京上海人口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4.1 人口老龄化严重 人口老龄化是北京市、上海市人口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2017年，北京市、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6.5%、21.8%，远高于全国的11.4%。受益于大规模年轻外来人口的涌入，比如上海市2017年外来常住人口中65岁以上的比例仅3.2%，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才大幅降低、分别为10.9%、14.3%，其中北京市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市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国际视角看，高收入经济体普遍进入老龄化乃至深度老龄化阶段，东京都市区、巴黎都市区、纽约都市区、伦敦都市区的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23.3%、13.5%、13.0%、12.6%。但除东京都市区的老龄化程度高于本国平均水平外，其他都市区的老龄化程度均明显低于本国平均水平。这得益于这些大都市区对外来人口的开放态度，通过大量吸纳外来年轻人口保持作为世界城市的活力和竞争力。 4.2 人口分布严重不平衡 北京市、上海市的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很大，北京市五环内、上海市外环内均集聚了接近一半的常住人口。分环线看，北京市的二环-三环人口密度最高，接近27000人/平方公里；其次是二环内、三环-四环、四环-五环。在五环-六环间，人口密度则不到3600人/平方公里；在六环外，人口密度更是低至不到400人/平方公里。上海市人口分布同样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递减趋势，内环内人口密度接近30000人/平方公里，其次是内中环间、中外环间、外环外。上海市外环外人口仅有约2000人/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内环内人口密度的7%。 从国际视角看，北京市和上海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已经严重饱和，需要严格控制。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土地面积分别为668、664平方公里，与孟买市、首尔市、东京都区的土地面积非常接近。当前，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分别为15774人/平方公里、17056人/平方公里，而孟买市为20692/平方公里、首尔市为15527人/平方公里（高峰曾达17500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区为14797人/平方公里。孟买市人口密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可能在于贫民窟的大规模存在，不能作为参照。东京都区、首尔市分别作为发达经济体日韩第一大都市区的核心区域，其人口密度可以作为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的参照，这意味着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已经偏高，需要严格控制。 城市功能及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高度集中是中心城人口过密的关键原因，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着手解决。中央2017年提出规划建设千年大计之雄安新区，其首要定位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北京市开始在通州建设城市副中心，并要求到2020年北京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底降15%左右。不过，北京城六区范围为1368平方公里，远大于核心区域，该政策存在打击范围过大的误伤。《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也提出疏解中心城过密人口，将主城区人口从当前的1447万降至1440万左右，提升新城、新市镇人口密度分别至1.2万、1.0万人/平方公里。 4.3 职住分离严重 职住分离是国内外许多大城市交通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情况在北京、上海尤其严重。就业与居住的分离现象不可能完全消除，但职住分离度可以降低。基于北京市2015年地铁早晚高峰进出站客流量分布数据，可以清晰地发现北京市的就业分布相对集中在中心城，而居住分布比较分散，且二者相距较远。北京市的就业中心主要集中在国贸周边区域、二环西段沿线地区、二环东段沿线地区等；居住中心主要有回龙观-霍营-育新地区、天通苑-东小口地区、宋家庄-蒲黄榆-刘家窑地区、十里河-潘家园-劲松-双井-国贸地区等。职住分离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聚集大量人口的新城未布局足够的产业，“睡城效应”十分明显，比如北京回龙观-天通苑地区。 5改善北京上海人口调控政策 如果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北京上海人口规模或许可控。但是，人口调控的最终目的是支撑北京、上海发展成为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因而，人口调控不能以控制人口总量为目标，而应着眼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分布结构及职住平衡度。并且，在城市发展中可借鉴OECD城市功能区的视角，超越行政边界处理问题。 一、放弃人口总量控制，着眼于优化人口年龄和学历技能结构。以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方向，大力引导相应年轻人口，特别是年轻、高素质的人才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同时，需认识到，中高端产业从业人员需要低端产业从业人员服务，一味驱赶低收入者只能造成中高收入者生活成本上升，最终影响城市产业发展，因此应对低收入者更加包容。 二、优化人口的空间分布，并促进职住平衡。严格控制中心城人口增长，推进新增人口向新城集聚，并积极在新城布局相应产业，包括向新城特别是重点新城疏解中心城部分功能及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 三、进一步发展城市轨道交通体系，改善交通状况。大力增加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长、提高路网密度，推进轨道交通系统制式多元化发展，改变北京、上海当前以中心城为核心的放射型轨道交通体系为环状“井”字形，包括构建新城之间、新城与重要交通枢纽的快速交通体系。
01 探索“物业服务+生活服务” 近日，住建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放宽了物业企业经营边际，《通知》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向养老、托幼、家政、文化、健康、房屋经纪、快递收发等领域延伸，探索“物业服务+生活服务”经营模式。 也就是说，以后的物业公司，不仅要做好清洁、维修、绿化等最基本的工作，还要拓展增值服务。 可能有业主说，现在物业连本职工作都没干好，进入家政、二手房交易等，岂不是不务正业？再说了，本来物业拿了钱就没干好事情，现在又要进入新的领域赚钱，社区还能管好吗？ 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可真不在少数。那么，国家为何要发布这个文件？ 讲这事情之前，先说个近期大家关心的事情，“沈阳老太神操作，一人坑惨一座城”。近期的沈阳疫情，累计感染者22人。 诡吊的是，其他21例感染者的传播链条，全都能追溯到12月23日首个确诊病例尹某某身上，确诊病例都是尹某某的家属、邻居、就诊医院的医护人员、二次传播者。 网友为她起绰号，“一个人毁一座城”，“溜达鸡”，甚至还编了顺口溜送给她：落地在浑南、居住在于洪、送站到沈河、吃饭到大东、购物在铁西、落网在和平，瞧病去皇姑、隐瞒了行踪、愣凭一己力、攻陷全沈城！ 但是，大家责怪老太太“神溜”时，有没有考虑过社区管理上的责任。 图：尹老太在沈阳出行轨迹手绘图 尹老太结束集中隔离14后回到社区。按规定，还要自行居家隔离14天。如果物业足够尽责，能够把老太太外出“撒欢”的劲儿挡回去，不让她出社区，就不会让她变成“超级传播者”了。再者，即便趁保安打盹，偷溜了，物业也可以告诉居委、街道，还是有二次补救的方案。 02 “先有鸡VS先有蛋”的悖论 但很可惜，没有。 这就是当下社区管理最大的问题，最后一公里的“盲点”。 其实，石家庄也一样，疫情从散发到爆发，与城郊社区治理太弱密切相关，背后都是几千个微观社区治理上的短板和盲点。总之，不能忽视物业管理了。但现实是，物业管理整体低水平运转，70%的业主对物业不满。 大家买房的时候，多数人关心的是，“物业费多少钱”。很少有人关心，物业提供什么服务，每一项收费标准是什么，是否明码标价、物有所值。 所以，潜意识里，业主认为，物业就是收费的。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矛盾、物业与业委会的矛盾，已是社区主要矛盾了。甚至，物业收入都没有保障，本该缴交的物业费，也因为故意不缴、延缴，收不上来，收费率能达到90%，已算是奇迹了。 为什么不缴呢？ 堂而皇之，很多业主挂在口头的调调就是，“我实在没看到，物业拿了钱以后，干了什么事”；“没有提供相应水平的物业服务，我当然不交钱了”。 其中，有人就是赖着不缴物业费，估计这样的人大家都见过。此外，很多楼盘投资客多，有部分房子长期闲置，也就不缴物业费了。 那为什么，物业费要涨价呢？ 物业也是一脸苦相，什么都能涨价，为什么不能涨物业费？算算人工费、算算基础物料费、算算设备维修... 这些年，物业公司的运营成本在增加。再不涨价，物业的日子真没法过了。试想，涨价不太可能，现有标准下的物业费，也无法保障100%收上来，物业服务质量怎么能提高呢？ 03 不要为物业费多缴“几毛钱”斤斤计较 当然，确实有一部分物业公司，服务意识不强，行为不规范，侵占公共空间盈利，存在乱收费等现象。 但我认为，这毕竟是少数，一方面是由于信息披露不畅，监管不严，被钻了楼栋。更重要的是，想“搭便车”的业主太多，导致缴费率低、涨价难，倒逼物业不得不违规创收。 但是，为什么新小区物业费比老小区高呢？绝不是新小区维护成本低，而是新小区不存在“二次定价”，即与业主就物业费涨价，搞论证，不需要与成百上千的业主一个个谈、一个个博弈。 从新小区物业费高（多数在3-4元/平方米/每月）就知道，当下老小区1-2元的物业费太低了。 问题是，如果业主不愿意缴纳物业费，或物业费该涨价而不能涨，小区维护不及时、不到位，从而影响口碑和房价，对于业主来说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我们去看二手房，先不用到业主的房间里，看看小区内绿化、卫生搞的好不好，看看电梯厅干不干净，机动车、电动车是不是乱停乱放，电梯厅卫生状况怎么样，就大概能做出80%的决定，我要不要买这里的房子。 这就是为何，很多不到10年楼龄的小区，感观上显得破破烂烂；为何，现在很多城市二手房挂牌量大，价格下跌，而新房价格在上涨，很大原因就在于维护不及时。 近年来，想买房的人很多倾向买新房。所以，不要为了物业费多缴“几毛钱”而斤斤计较。就算缴纳10年、20年的物业费，也就是房屋总值的5%左右。而小区物业维持的好，带来的房产溢价可能远远大于5%。 表：物业服务各类别对二手房价的影响量化 04 物业决定房价的时代来了 回到住建部的文件。探索“物业服务+生活服务”，鼓励物业向养老、家政、文化、房屋经纪、快递收发等领域延伸，首要目的是给物业企业提供创收渠道。 物业企业不进入这些领域，资本驱动下的机构就会介入，比如开发商（社区教育、养老）、房产中介（二手房交易和租赁代理）、互联网企业（社区购物）。资本加持下的机构介入，无助于社区福祉，还徒增物业管理压力。 所以，与其让盯着社区居民腰包的外部机构进入，不如让物业企业来做。 一方面，物业贴近居民和社区，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日常生活的“痛点”在哪？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增值服务，给物业收入“开正道”。 试想，物业费不上涨的话，算不过账来，物业要不偷工减料，要不侵占公共空间“搞外快。比如，地下空间、会所、社区广告等”，这些不仅无法避免的，更增加了业主对物业的不满。所以，给物业开辟光明正大的服务渠道，让业主为服务付费。 其次，增值服务不仅能增加物业收入，还能提高与业主的黏性，促进物业企业转型升级。当下，居住社区（住宅小区）是居民生活的主要空间，居民对社区品质的要求在不断提高。但是，物业行业整体还在低水平运行，比如清洁、维修、绿化等“老三样”，外来人口登记管理等。 增值服务，就是在基础服务上，增加人性化的细节、精细化的服务。 也就是说，“老三样”的基础服务，每家物业企业都差不多。关键是，是否具备为业主着想的精细化的、贴身细腻的服务，让业主和租客感觉到，物业是为自己居住的更健康安心而考虑，好物业能让自家是房子升值。 比如，物业一般能够辨识本小区的业主，但是否知道业主家里有需要照顾的老人，是否在业主外出时，能帮助业主照顾老人、收发快递等等，是否能及时发现大风天业主家里忘记关窗，下雨天忘记收衣。千万不要再出现，老人家病了好几天了，甚至孤独地老去了，物业还不知道。 比如，小区一般都有公共停车位，但有无乱停车、阻挡消防通道，电动车有无统一管理，降低消防隐患，电梯厅是否高频率消毒等等； 比如，面对可能来的突发事件，有无逐一通知业主，并明确应对的措施、解决的时间节点；业主报修、社区公共设施损坏，有无第一时间反应； 比如，物业费、维修资金的使用，有无公开透明、逐笔列支，让业主感觉到钱花在刀刃上了。 只有上面这些，才能体现出增值服务来。 这些贴心细腻的服务到位了，必然会增加物业和业主面对面沟通的频率，也会让业主产生浓浓的归属感，让业主觉得，缴纳物业费是“为了自己”，有助于自家物业保值增值。这样，不仅业主对缴纳物业费不再抗拒，也会为好物业多付费。 最后，再告诫大家一点。楼市进入存量时代了，各楼盘在建筑立面、户型设计、园区打造、学位配置等方面逐渐趋同，差异越来越小。 新盘交付后，物业的重要性就出来了。物业是小区的维护者，维护得好，社区颜值就高。放在二手房市场，自然敢叫价。所以，不要为那一块几毛钱算计。 业主和物业互相成全，业主善待物业、按时足额缴费，物业帮业主好好打理社区，社区住的安心健康，房子卖的时候还能叫上价。 其实，这个逻辑很多人都懂，但共输的现象还是屡屡上演，有漠不关心的、有搭便车的、有成心破坏的。基层社会治理任重道远，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 当务之急是，在基层党组织、街道、居委的协调领导下，规范业委会、业主大会与物业的关系，让决策程序公开透明、健康有序，寻找互利合作的基点，实现物业管理长效机制建设。 通过诚信体系、红黑名单制度，奖优惩劣，推动物业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让优质物业做大做强。
据湖北《随州日报》消息，1月8日，政协随州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选举产生 副主席：陈德贵
中国经济网长春1月10日综合报道 2021年1月9日，长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因工作变动，王路请求辞去长春市副市长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规定，长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决定，接受王路辞去长春市副市长职务，并报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王路已任吉林市政府代市长。 王路简历 王路，男，汉族，1972年10月出生，江苏南京人，中共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 历任团中央社区和权益部法制处处长，山西省灵丘县委常委、副县长， 团中央社区和权益部社区处处长，团中央社区和权益部副部长，团中央少年部副部长，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常务副主任，长春市委常委、副市长。长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长春市行政学院院长。 现任吉林市政府代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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