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下周末仓位调查的数据吧。 仓位的数据，变成了86.9%，录得了我做这个仓位调查以来的新高。 我把上证走势和仓位数据都给大家看吧。 11月那会，我在文章里分析这些数据，说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明明仓位很高了，但是市场不跌了，市场进入了情绪钝化的状态。 事后来看，前两个月这个时点，就是市场慢慢脱离了盘整，进入了新的上涨趋势的时刻。 这个仓位调查数据很有用，关键是得对里面的数据有足够的敏感度。 我发现我对很多数据，需要亲手去录入，思考，复盘，它慢慢才会对我说话。 我写是写出来，但如果看的人没这个干活的过程，肯定对它的理解是没我理解那么深刻的。 所谓的认知，就是在这里。 今天周六，聊一个很有价值的话题：小投资者如何战胜机构。 机构抱团、市场进入去散户化的过程，从整体而言确实是对小投资者不利的。 但是，有句话说得很在理：上帝关上一扇门，却为你打开了一扇窗。在一个大趋势变化的时候，却也给一些小投资带来了很好的时代。 我那天统计了吓一跳，50亿以下市值公司，已经有75%的公司没有券商机构跟着了。 这就是“为你打开了一扇窗”。 而小投资者面对着大机构，有什么样的特殊优势呢？我简单地列举一下。 1、无可比拟的流动性优势 按A股目前的流动性，对于小投资者，能自如地出入这种股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我前两天做的统计，现在市场中位数的日成交量在8000万元，对于很多小投资者来说，建仓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如果发现自己做错了，当下斩仓逃出，也不会有多少滑点。 但是对于机构投资者，就不是这样了。 对于这种日成交几千万的股票，机构投资者建仓就是个问题。 资金稍微大点的，怎么也得买几亿吧？分批买，自己就能把价格拉上去好几个点。 而要是卖错了，认赔，止损出来时，也还是能把股票砸下几个点，甚至超过10个点。 一来一去，这个股票如果不是大幅度上涨，单是进出就已经有很大损失了。 2、专注的优势 为什么50亿以下机构很难去关注呢？ 假如你是个掌管着500亿的基金经理，现在市场上头部基金经理管的钱就是这么多哈。 一般你都不会买到一个股票的总股本的5%，50亿的5%，就是2.5亿。 那这2.5亿，占这500亿的资金规模，就是千分之五。 即使这公司翻了一倍，也就是给整个资产规模带来千分之五的盈利，根本就影响不了多少什么。 研究一个50亿的股票，花的精力并不比研究一个5000亿的股票花的精力少，对于头部基金经理来说，这种票还不如不研究。 3、集中投资的优势 机构投资者买股票，少说也10个，其实一般情况下会更多。 我随便拿个百亿规模的基金来说好了。 这个持仓里，总共有84只股票。 而做个人投资者，其实完全不需要买这么多只股票。 如果水平足够高，买1-3只足够，因为你不需要参与什么业绩排名，也不需要管净值的波动。 当你实力够高的时候，把资金集中在最大的机会上，回报率就会陡然上升，达到惊人的回报率，是完全可能的。 这个惊人的回报率是多少？在一定资金规模下，至少是50%的年化回报率。 我说的这个数字，可不是瞎扯淡的，这可是巴菲特被问到“如果你只有100万美元，你会做得如何”。 巴菲特的回答是，至少年化50%，而且他很确定他可以完全做到。 年化50%是什么概念呢？ 那就是，10年接近60倍。假如你25岁就达到这个水平，有100万美元，那到了35岁，这100万美元就变成了6000万美元。 4、一个小总结 我只是简单列举一下小投资者对机构投资者的优势，其实还有其他方面，比如互联网很发达的今天，如果你对某家公司下足功夫去研究，因为网络碎片信息很多，甚至还有信息优势。 但实现这些优势，都离不开两个先决条件：水平足够高，足够勤奋。 其实股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水平足够高的时候，回报率到某个程度，那本金再低都没关系，因为复利增长真的是很可怕。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在鹏举办“深圳先行示范区首届金融峰会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会”，在高峰论坛“注册制改革与财富管理新机遇”中，申万宏源董事长储晓明发表了演讲。 他指出，二十年来，政府一直在要求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但是并没有达到满意的效果。与此同时我国不缺资金，但缺资本的问题也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对此，他提出如下四点建议：一是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抓住注册制改革这个“牛鼻子”，将价值判断归位给市场主体；二是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场外股权市场高质量扩容，做大产权交易市场，以城市群为主体，组建区域性股权登记交易中心，拓宽渠道；三是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机构，充分发挥股权投资机构在引导创新资本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完善私募股权机构退出机制，着力解决私募股权机构面临的税收难题；四是加快打造良性的生态系统，强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加强社会信用的管理与监督，进一步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完善失信惩戒机制。 以下为演讲整理。 财富管理是一个讨论了很长时间的话题，在我看来，全面注册制给财富管理带来新机遇，同时在“十四五”这个新的发展阶段里，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下，财富管理也肩负着新的使命。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提出：储蓄转变为投资的机制就是资本形成机制，只有当储蓄被有效地转变为投资时，才能给经济增长提供资本支持。从资本形成的方式来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股票、债券、基金为载体，借助直接融资方式，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另外一种是以银行信贷为载体，通过间接融资方式，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我国间接融资的渠道是畅通的，在过去十年中，我国累计投放的企业贷款规模达到114万亿，占新增社融总规模的62%，应该说有效地支持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这一措施也带来了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负债产生持续攀升，到去年年底，在过去三年持续降杠杆背景下，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仍然高达149%，持续攀升的债务规模增大了我国经济体系的脆弱性，积聚了系统性风险。第二个问题是我国直接融资的渠道不畅，二十年来，政府一直在要求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但是并没有达到满意的效果。与此同时我国不缺资金，但缺资本的问题也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储蓄转化为资本不畅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过度依赖银行的信贷渠道。在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两种资本形成方式中，我国过度依赖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渠道。2019年我国新增社会总融资规模25.6万亿，其中银行间接的信贷16.6万亿，高达66%；而股票、债券等场内资本的融资规模只有3.6万亿，占比不足15%，对银行信贷渠道的过度依赖使得近年来我国资本形成效率较低。 二是过度注重场内市场的渠道。我国一直注重场内市场，总习惯于以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融资的规模多少来衡量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大场内、小场外”的不合理结构。目前我国国家规模以上的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的数量总数超过90万家，但是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梳理加起来不到1.3万家，没有发达的场外市场，97%以上的企业享受不到资本服务，场外市场体系在推进资本形成中发挥的作用明显不足。 三是过度依赖债务资金。无论是银行信贷还是债券，其基本都是由债务型资金组成的，而债务型资金的供给与新经济形式下企业前期高风险、低收入、低盈利的特征不匹配，新经济企业迫切需要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股权资本供给严重不足。比如我国今年前11个月，股票融资占整个社融规模仅为2.4%，去年则是1.9%。 四是过度重视融资功能。客观来看，过去二十年我国资本市场建设重点在完善融资功能上，投资功能的建设明显不足，上市公司质量不高，分红不足，证券市场运行的波动较大。从场外市场看，市场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信用环境较差，居民对资本的投资信心较为不足。 我认为，深圳在畅通直接融资体系的形成机制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三年前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曾在深圳调研了10天，带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发现，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深圳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创新企业的发展非常有活力，这除了深圳市政府坚持“小政府大市场”，坚持“放水养鱼”的政策，特别注重专利知识产权方面的建设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深圳基本形成了支持中小型创业企业创新资本的形成机制。比如说，深圳已经能充分地利用主板、创业板、中小板和场外股权市场，其资产证券化率较高。深圳的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447家，前海股权交易所挂牌数量达到7069家，均在全国位于前列。此外，深圳的私募股权机构也非常活跃，包括产业基金、PE、VC。截至今年10月，深圳市在证监会基金协会备案的股权和创投机构达到2420家，位居全国第二，管理资金的规模达到1.4万亿。 此外，深圳市政府通过产业、基金来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科技创新领域，并给予了政策扶持。深圳在推动资本形成方面的先行先试，给全国树立了很好的样本。 金融创新经济学之父熊彼特指出“资本是资本家创新的杠杆”，美国经济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形成了科技、资本、产业良性循环的生态，美国的资本市场集聚了全球50%以上的长期资本，为美国科技企业提供了近60%的长期资金，也支撑了近四十年美国科技产业持续的繁荣发展。“提升直接融资比例，畅通资本形成机制”，是落实“十四五”科技创新的基础性条件，也有利于居民储蓄、理财资金拓宽投资领域，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为此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是加快完善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资本市场体系是服务资本要素、推动资本形成的市场。资本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改善资源配置，一个稳定、繁荣的资本市场能够明显地推动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变。投资、融资、交易则是资本市场的三大核心功能，是畅通资本形成机制的基础。完善的基础制度体系是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的前提。要抓住注册制改革这个“牛鼻子”，改善基础制度，将价值判断归位给市场主体，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加快资本市场投资功能的建设。 二是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要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服务下沉，支持场外股权市场高质量扩容，全面推动地方资本市场服务与全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体系的无缝衔接，做大产权交易市场，以城市群为主体，组建区域性股权登记交易中心，打通区域股权市场到新三板、创业板及主板之间的衔接路径，拓宽丰富直接融资的渠道，推进更多资金以直接融资的渠道转化成投资资本。 三是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机构。充分发挥股权投资机构在引导创新资本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完善私募股权机构的退出机制，着力解决私募股权机构面临的税收难题。 四是加快打造良性的生态系统。创新资本的形成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强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政府在区域的信用环境建设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加强社会信用的管理与监督，进一步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完善失信惩戒机制，加快培植有利于储蓄转化为资本的信用环境。
李奇霖、张德礼（微信：zhdeli1019） 这几个交易日，黄金、白银和美债下跌的走势需要高度关注！ 1月6日，黄金跌1.75%；1月7日黄金稍涨0.32%；1月8日黄金大跌3.33%。 10年美债1月6日突破了1%，才过了两天，已经上了差不多10个BP，到1.1%了。 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原因不难理解。如果民主党成功把持了参议院，拜登的政策主张在任期获得通过的阻力会大幅下降。国会山暴乱事件后，弥合社会分歧，凝聚社会共识需要靠“劫富济贫”的财政政策来实现。因此，民主党执政后，会强化财政刺激措施，这一点基本上也是市场的共识。 短期来看，对抗新冠疫情的财政支出肯定会加码，前期的财政刺激是9000亿，后面还有6000-9000亿。 中期来看，对底层要发福利，主要是重启奥巴马医改，对外要承担美国的国际义务，修复和传统盟友的关系，还要搞绿色、新能源等基础设施，这些都需要用钱。 但美国财政赤字的缺口已经很大了，钱从哪来，一是靠印，所以财政和货币会配合着来，这也是为什么美元指数会大幅下跌的重要原因；二是靠加税，主要是要废掉此前特朗普的减税措施，此前特朗普把公司所得税从35%降到了21%，现在要把公司所得税提回到28%，然后是对高收入群体增税，调节阶级矛盾。 因此，美债收益率上行可以理解，它源自市场对积极的财政刺激预期。尽管财政刺激预期少不了货币政策的配合，但因为市场风险偏好是非常强的，货币越宽松，越积极配合财政，市场风险偏好就会越强。高风险偏好自然喜欢风险资产，所以这几个交易日债券在跌，但股票和商品价格都在涨。 对黄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随着美债收益率持续上行，实际利率下降的趋势受阻了。 实际利率大致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预期。 2020年黄金的涨势，主要是靠实际利率不断下行支撑的，因为美债实际利率下行，意味着美债的配置价值减弱，黄金作为货币的替代物当然是受益的。 2020年实际利率下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主要是靠美联储压低名义利率，因为在3月的时候，疫情在全球出现，全球经济冻结，金融市场去杠杆，美股都没流动性了，开盘即跌到熔断线。对美联储来说，这个时候的主要矛盾是要解决疫情导致的金融市场流动性危机。所以，美联储快速扩表，把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年初的1.8%最低压到0.6%以下。 然而到了2020年后半段，实际利率下行主要靠的是经济回归常态化导致的通胀预期回升，因为财政刺激给居民部门发了钱，而大家对疫情的恐慌却下来了，正常的经济活动恢复了。所以在这个阶段，虽然名义利率仍然在往上，但由于经济好起来了，通胀预期走得更靠前。 需要关注的是，近期实际利率下行的趋势发生了变化，5年美债的实际利率还在往下走，但10年美债的实际利率已经开始回升了。 这就是黄金下跌压力的来源！因为美债的名义收益率上得太快，导致实际利率下行的趋势受到了阻碍。 尽管市场对美国后续财政刺激扩大有了进一步的预期，从逻辑上来讲，美国财政刺激意味着通胀预期会继续上行，但市场只在短期认可通胀预期上行会导致实际利率下降，所以5年期美债的实际利率是下降的。 从中期来看，市场认为即使财政刺激的预期升级，相比于通胀预期的上行，美联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的概率进一步增加带动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动能更强。换句话说，长期限美债的名义利率跑在了通胀预期的前面，所以10年期美债的实际利率在往上走，这也是为什么长端的实际利率和短端的实际利率能出现背离的原因。 问题的重点不仅仅是黄金，问题的重点还在于全球金融市场。无论是美国金融市场的牛市还是全球金融市场的牛市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美债实际利率为负的基础之上。 逻辑很简单，因为美联储的宽松，把实际利率压到了负值，不得不让有安全资产配置需求的投资者从全世界去找除国债以外的，具有确定性或者安全性的品种。 比如去年二季度的时候，疫情让线上办公需求激增，所以资金布局了具有确定性的科技板块。 后来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减弱，三季度以后又去布局有经济复苏预期的标的。 到了四季度至今，全球主动补库存周期成了确定的趋势，再加上供给收缩压力，资金又去围猎上游有色资源品。 当然，由于中国疫情控制最为得力，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最低，具有安全配置需求的资金当然也会加大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所以，无论A股各个行业的龙头股票还是债券，外资都增加了配置力度。由于人民币资产被全球投资者看好，再加上中国出口超预期，人民币汇率也一路升到了6.4。 但是，一旦实际利率真开始持续上行，在美联储逐渐引导货币政策回归常态、美债收益率持续上行的带动下，上述流动性驱动的逻辑就会发生变化。 除此之外，随着美债收益率的持续上行，作为中长端利率品种的定价基准，美国民众的购房成本也会逐渐增加。如果后续购房的热度减弱，支撑中国出口的重要推动力，像家具、家电和制造业订单就会减弱，反过来会压制全球的通胀预期。 重要的是，此前实际利率下行把全球任何看上去比较安全的资产的估值都推上了难以想象的高位。风险都是涨出来的，机会都是跌出来的，一旦全球流动性环境真的逆转，被流动性堆积出来的高位的安全类资产也将变得不再安全。
2020年12月31日，央行、银保监会下发了《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通知对房地产贷款余额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分为五档进行分类管理，设置了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上限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上限。 具体为：大型银行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的上限分别为40%/32.5%，中型银行为27.5%/20%，小型银行为22.5%/17.5%，县域农信合作社为17.5%/12.5%，村镇银行12.5%/7.5%。 对于这个“通知”对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业界的看法似乎没有那么严重。比如有观点认为，通知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的比重进行设限，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有限，因为相对于去年8月份出台的“三条红线”政策，目前超过房贷新政的上限的银行并不是很多，并且还留有2到4年的过渡期。 但是，很显然，这种解读严重低估了这次房贷新政设置上限的政策风向标的意义，那就是通过金融政策的调整，继续强行压制房地产的金融杠杆，这对整个行业而言，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而绝不是影响有限。 首先，解决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已经被列入“十四五”规划建议。 主管副总理韩正在去年12月住房建设座谈会上特别强调加强房地产金融调控。这意味着，通过各种金融手段降低房地产领域的杠杆，减少房地产对金融资源的过度占有，这是大方向，大趋势，势必对整个房地产行业的融资和未来房价的走势产业根本性的影响，其长期影响不容小觑。 其次，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多次公开表示，房地产是“最大灰犀牛”。 郭树清强调，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他在去年11月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十四五”规划的解读文章《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一文中提出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文章写道：上世纪以来，世界上130多次金融危机中，100多次与房地产有关。2008年次贷危机前，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超过当年GDP的32%。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这意味着，在“十四五”期间，房地产融资占金融资源的比重总体上将明显下降，这意味着，整个行业的融资逻辑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目前撞线的企业，特别是头部企业并不少 第三，去年8月出台的对房地产融资实施的“三条红线”的政策，即：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房企的“现金短债比”小于1。已经于2021年1月1日开始实施。目前撞线的企业，特别是头部企业并不少，有相当一部分甚至是直接撞了红线，很多房地产企业如何使得自己的三项指标合规，难度很大。 第四、不断收紧的房地产金融政策势必引发房地产行业的严重分化 很多中小房企在融资方面可谓举步维艰，房地产行业将真正进入大洗牌、大分化、集体倒闭的惨烈洗牌阶段。随着金融资源的稀缺，中小房企获得金融资源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将难以为继。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一些过去玩高杠杆的头部企业倒下，但更多的是大量的中小房企。 房地产的本质是金融，房地产过去发展的最大推手是杠杆，包括备受诟病的住房预售制度，本质上也是在增加房地产行业的杠杆。 从历史上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看，金融政策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一般都是致命的。金融大环境的收紧，势必改变房价的走势，颠覆房价的逻辑。过去我们老说房地产变天了，但房地产行业的人总是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继续玩过去的老套路。但是，过去两年，房地产领域的头部企业屡屡传出“病危”的信息意味着，房地产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 金融政策的改变，杠杆的人为收紧，再加上供求关系已经不同于以往，还有，大城市的房价已经处于阶段性的高位，这一切都意味着，房地产整个行业处在一个洪水不断上涨的危险的堤坝之上，稍有不慎，整个行业的杠杆脆裂。想想中国老百姓80%的财富都在房子身上，那将不是灰犀牛的问题，而是会引发一场真正的金融海啸和最惨烈的财富屠杀。 当然，我们希望的是，在处理房地产的问题上体现出智慧，切不可操之过急，要吸取过去去杠杆过于简单粗暴的教训，其实，伟大的时间是可以解决杠杆问题的。 在房地产的金融逻辑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房地产作为中国最好投资品的时代，现在正式降下来帷幕。到了可以和房地产投资说再见的时候了。
在元旦前后，股市走出了6连阳，可谓强势逼空，生生的上了一个台阶，昨天才算是第一次回落，但是看似指数在下跌，其实在暗潮涌动，昨天一天，市场上涨，下跌，再上涨，反复的震荡，都是资金拉锯的结果。数据显示光北上资金，昨天一天就扫货200亿，沪股通和深股通各自100亿左右。一周合计流入191亿。近3个月流入1343亿，近6个月是合计流入561亿。 老齐给你解释一下，也就是说，前六天上涨的时候，北上资金在撤退，而昨天下跌，之前撤出去的资金又全都返回来了。同样的，7月高点前后，北上资金有过一波撤退，但自打9月开始，就持续往回买了。所以3个月的资金流入，远高于6个月。从这个骚操作我们就能看出，北上资金的小算盘，涨多了就卖，跌下来再买。跟我们散户的操作，完全相反。散户都在抢的时候，人家就卖给你，当你们不要了，人家再接回来。所以就出现了市场的这个现象，基本跌不下去，当时老齐在粉丝群里也多次强调了这个特点，上证指数7月份以来这波调整，最大下跌了200点，幅度也就6%，之所以跌不下去，就是有资金在底下托着，这些糟老头子坏得很，他们只在下面接，从不出力拉升。通过漫长的震荡，来消耗市场的人气，当你觉得股市很无聊之后，就会离开，或者不再关注市场的变化，然后涨起来卖的人也就越来越少，最后盘子就变得非常非常轻，这帮北上资金就在那守株待兔，眼睁睁的看着多空力量逐渐逆转，等待行情自己爆发。如今故技重施，涨起来我就撤，跌下来我就再买。反而助推着行情形成了逼空走势。 从单日净买入金额来看，昨天是历史第二，此前2019年11月26日，是净买入金额最多的一天，达到了214亿。我们在行情上把他标出来，似乎是非常不起眼的一天，这天之后，市场竟然还出现了三连跌，然后触底反弹，沪指从2885点直接涨到了3127点，创业板则从1600涨到了2000点，那么这是不是个巧合呢？我们再看其他北上资金扫货的日子，排名第三位的是2020年的11月9日，这也同样是一个不起眼的日子，仍然是北上资金扫货之后，连跌四天，然后再反弹接着往上涨，一个月之后，涨回到了前期高点。 排名第四是2020年6月19日，这个日子大家应该还有印象，相当于7月行情爆发的前夜，但是619扫货之后，第二个交易日仍然是下跌的，还盘整了几天，直到6月30日，行情才开始突然爆发，沪指从不到3000点，几天时间就干到了3400。再往后就是2020年2月3日，这就更熟了，春节之后的第一天开盘，市场暴跌7%以上，北上资金扫货，第二天盘中震荡之后，就开始持续上涨，并且回到春节前的高点。 那么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北上资金扫货的日子，总是外表看起来风和日丽，他们买完之后，也不会马上就疾风骤雨，反而是可能连续下跌几天，然后再出现反转。无一例外，后面都还有高点出现。北上资金很少买在市场最火爆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买在了市场的调整期，也就是火上浇油的事基本不干，但是却经常雪中送炭，市场快扛不住了，他们往往出手接住。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次数据显示，北上资金买入的对象依然都是权重股，比如贵州茅台(行情600519,诊股)，海螺水泥(行情600585,诊股)，上汽集团(行情600104,诊股)，中国平安(行情601318,诊股)，宁德时代(行情300750,诊股)，隆基股份(行情601012,诊股)等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几个。但是有朋友问了，我跟着北上资金投资可不可以，答案肯定是不可以，投资讲究的是先知先觉，你得走在他们之前，才能赚钱，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跑，怎么可能赚钱，肯定是去接盘的啊。所以这显然不行，而且你并不掌握完整的北上资金的信息，只是在他们扫货的时候，我们才有数据，平常北上资金调整仓位，我们的数据并不完整。所以也不排除，他们就是买给你看的。声东击西，欲盖弥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事，他们也没少干。 现在能确定的事情就是，市场肯定还有机会，向上也还有空间，投资者也并未疯狂，现在还都在等着回调，懊悔自己没有上车。越是这样的时候，行情可能就越是不回头了。跌下来就会有人买，等踏空的人实在憋不住都冲进来的时候，市场也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别等回调了，越等踏空越多，另外，别碰个股了，市场后面是指数的天下，是机构们博弈的战场，散户一定会率先被屠杀。明显打不过的事，最好就投降加入对方。投资是来赚钱的，不是来置气的。所以不要做无谓的抵抗。牛市下半场，以持有指数和资产配置为主。行业，主题，概念统统都很危险，胜算也都在降低。偶尔蒙上一个，赚点钱，也都是狗屎运，后面市场逆转的时候，也会连本带利让你吐出来。所以，切记切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 从全球百年强国竞争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比拼是关键，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是推动我国科技纵深化改革，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重要途经。建国至今，我国开展了一五计划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863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科教兴国战略决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启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科技赶超计划，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概念，标志着我国战略科技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2017年十九大战略科技力量首次出现在政府文件中，标志着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提法，是从地位、作用、贡献等多个维度来定义科技创新机构的，与传统的组织、职能维度定位不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必须在战略全局、战略领域、战略能力、战略影响的指导下，开展创新性研究，必须在国家安全、综合国力以及国际民生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做出重要的贡献。 世界发达国家，为推动科技强国建设，设立具有独特地位和功能的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国家研究中心等，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举措。比如美国国家发展实验室，大多是基于曼哈顿工程等国家战略任务设立的，日本的国立科研机构是国家研发与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还有德法等欧洲国家，均有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的国家实验室或者研究基地，从事高校、企业等研究机构难以进行的研究。 可以看到，虽然各个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具体载体有所不同，但各个国家均是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度培养和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并且在科技创新和发展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与产业科技力量、区域科技力量等基础科技力量形成互补，实现国计民生的良性循环。 需要注意的是，将国家实验室作为增强科技战略力量的重要举措，并不意味着要在现有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外新建一套完全独立的体系，国家实验室作为国家战略力量的重要载体，具有战略导向，战略引导、战略继承和不可替代的特性，除了基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科技创新和科技研究，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鼎新革旧，在现有的科技创新格局基础上优化存量，创新增量。 具体而言，增强以国家实验室为重点的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必须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首先是博纳贤才与专心致“志”。国家实验室作为增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举措，需要博纳贤才组建基于战略科技目标的优势科研单元，建立战略科技研究基地，专心解决基于国家战略目标的，以国计民生为导向的，一系列“瓶颈”式的科技与创新难题，在促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定位，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在战略性国家科技项目上取得创新型和突破性科技成果。 其次，学科的“百流汇川”与“源远流长”。提高认知深度需要“知识分工”，拓展认知广度需要“知识整合”，国家实验室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定位，有利于知识创新价值链的整合，其和其他创新主体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其为大学、科研机构等基础科技创新力量提供学科交叉、集成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平台，保障了科技创新知识的源头创新，又促进了各个学科边界拓展和延伸。 最后，“无旧无新”与“旧识新交”。国家实验室汇聚顶尖科技人才，是为了国家重要战略发展服务，需要根据国家战略进行状态调整。同时，为了保证国家实验室的活力与创新力，除了稳定的骨干研究团队，引入流动的人才队伍形成竞争机制是必要的，有利于保证我国先进战略科研力量持续性。比如美国的国家实验室，除了核心的骨干科研团队，还有一支流动的科研队伍，一方面有利于科技人才力量联合，攻克科研学术难题，另一方面有助于对创新科技人才储备形成激励与监督。 在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新时代，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形成创新驱动合力，可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举国的制度优势，但强化科技力量的具体方式路径仍待我们进一步探索，比如：如何创造促进科技力量提升的制度、文化、技术、设施等生态环境；如何培养科技人才，增强科技人才的创新力；如何在国家战略目标的引导下，促进科技要素的流动，提高创新科技的共享；如何激发各个战略科技力量活力和创造力，实现不同科技力量间价值链的整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科技重塑世界，强化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选择，是我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崛起的关键。增强战略科技力量，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力、增加保障力、注入战斗力，打好科学技术攻坚战，不仅是实现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更是本质所在。
“债务为什么能暂时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因为债务有一个功能是跨时间跨代际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当下可以拿未来的资源用。但一旦陷入债务依赖症，就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要付出代价。” “所以，未来一年的时间，是解决或者缓解地方债问题的宝贵时间窗口。” ——赵建 一、债务既是一种现代文明，又是一种文明病 对债务的本质要有正确的认识。债务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在生产力低下、社会缺乏信任、法律和交易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薄弱的环境里，是没有债务的。可以说现代经济就是债务经济。本次疫情大危机没有造成巨大的灾难，而且在快速恢复，与各国有效利用债务工具有很大的关系。 债务解决的一个巨大缺陷是市场经济的需求不足问题，这是市场经济的顽疾。市场经济有两大需要克服的问题，一是周期性波动或内生不稳定，经常发生危机，这是因为无论是库存还是资本支出，都是有迂回生产的性质。二是结构性极化，就是市场经济天生带有贫富和收入两极分化的力量。当危机出现，当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就会带来严重的需求不足，这个时候怎么办，就需要债务来平滑或透支未来的需求。 债务为什么能暂时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因为债务有一个功能是跨时间跨代际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当下可以拿未来的资源用，这体现的是一个经济体的资源配置和运用能力。所以你看看现在债务率、杠杆率高，利率低的国家或经济体，基本上都是发达经济体。拉美一些问题国家，你想借钱，但是没人借给你的，你自身的通胀和风险溢价，你不把利率提高，也不会借到钱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信用的可得性与贫富分化：越是富人越能借到钱，然后就越富，穷人正好相反。这样就形成了债务杠杆的另一个加速器：贫富分化的加速器。 所以，债务不仅是现代文明，也是一种文明病，无论企业、政府还是个人，一旦陷入债务依赖症，就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要付出代价。因此，债务必须要有约束，当前来看最有效的约束还是市场，说的朴素一点就是“欠债还钱理所当然”，而且是谁借债谁换，不能你借的债让别人还，让国家还，让子孙后代还。如果这个基本的约束没有的话，债务就摇身一变成了魔鬼。 发达国家现在已经患上了债务的文明病，它是把无穷无尽的债务留给了子孙后代，寄托给了未来效率更高的生产力。带来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停滞，金融资产泡沫（即未来的消费越来越贵）和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 二、中国当前处于二十年长债务周期与十年短债务周期的叠加期 从时间的维度看，次贷危机后出现了债务大爆炸，可以说当前全球是十年一个中型周期的第二轮债务周期的开始。触发点就是疫情。 上一轮债务周期的触发点是美国次贷大危机，美联储开始三轮量化宽松，利率也打到接近零。中国跟上，就是著名的“四万亿”，但中国是长债务周期的中继。到了2015年，美联储觉得危机差不多过去了，要回归正常化，开始加息缩表，整个公共债务在边际上开始收缩，直到2020大疫情爆发，新的一轮加杠杆的开始。美国这一轮债务中周期的主体是政府，是公共部门。 对于中国的债务周期来说，当前是二十年长债务叠加十年中债务周期的末端，这次清算的将是低等级的国家信用，比如城投和平台。2000年左右是这一次长债务周期的开始，靠的是不良资产的剥离，大量国企的破产、分拆与工人下岗。这一次中债务周期开始于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中间又根据加杠杆的主体镶嵌着更短的周期。第一次短债务周期清算的是民营企业，还有体制外的金融机构，比如p2p等，类似环保治理中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小煤矿。所以从2012年上一轮短债务周期的高峰开始，民企的杠杆率是不断下降的。从2016年去杠杆，2017年严监管开始，银行资产负债表发生重大调整，表外的非标的业务受到清算，加速了债务周期的衰退。所以这一次开始清算地方债务，一些不规范的不合规的债务藩镇要被“削藩”。 这就是当前复杂严峻的地方，是多重周期性力量的叠加冲击。今年将是债务集中偿付期，有很多地方政府的本息偿付额要超过财政收入的50%，如果不能借新还旧，不能把利息降下来，发生偿付危机是时间问题。城投债的信仰正在被打破，信托刚兑也在被打破。一旦蔓延下去，局部地区很可能会发生债务危机。 三、中国地方债问题的根源是次贷危机后“债务藩镇”所造成的“信用割据” 有很多研究认为，中国的地方债问题与欧债危机的根源有点像，都是货币集权、财政分权，所以我们说现在的中国地方债，有点欧洲化，房地产泡沫会不会日本化，股市会不会美国化？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货币集权和财政分权的矛盾在哪呢？我觉得主要是财政分权方面，地方政府经济锦标赛，变成了发债锦标赛。按照地方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在任期内不发债搞发展谋升迁，本身就是不理性的，不是帕累托有效的。所以任期内发足债，甚至超额发债，都是理性的官员肯定做的。 但地方债大爆发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次贷危机前没有？主要是因为，次贷危机引发中国经济的外循环崩溃（当年净出口大降，大批出口外贸企业倒闭），只能依靠内需和内循环。那么怎么打起内需来，消费很难，只能靠立即见效的投资。这时，中央需要地方帮着解决这个问题，稳定经济增长的问题，那么付出的对价是什么，就是给了地方债发债的权力。地方债在次贷危机以前是几乎没有的，因为中央知道，地方债猛如虎，一旦给了地方这个权力，这些诸侯们绝对会刹不住车，最终的结果就是地方债乱相。但是次贷危机造成了外循环崩溃，必须依靠地方诸侯来帮着中央解决难题，这就是地方债问题的一个历史根源。 所以地方债问题的背后是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过去是军事藩镇，现在是债务藩镇。发债借的钱自己花了，偿还的时候等着中央发货币去救。地方政府造成信用割据，“拥债自重”，与中央博弈和叫板，不是大而不能倒，而是“政”而不能倒，政府能破产吗？这就是公共的悲剧，是地方诸侯对国家信用资源的透支。 四、如果处理不当今年很可能发生局部的地方债危机 我为什么说今年的问题可能要严重一些呢？主要是因为今年进入了一个短债务周期的末端，就是债务集中偿付期。什么是债务周期，就是“借钱—还钱”的轮回。借钱的时候当然一片大好和繁荣，还钱的时候呢？如果债务没有形成好的资产，没有相应的收益率来偿还本息，那么偿付起来就会出现困难。这是今年地方政府面临的大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又是结构性的。现在有些地区债务非常严重，再加上当前的信用环境，新债又发不出来，看上去违约在所难免。而有些地区，财政状况健康的地区，可能情况反而更好了，因为他们的信用资源更稀缺了，银行挤破头给他们授信，利率也压的很低。导致现在信用市场也出现了“头部化”的倾向，机构都抱团去买。 同时，不应该用简单的杠杆率来判断地方债的压力。我们看到，江浙一带，长三角珠三角一带，很多地方杠杆率非常高，但没有问题。相反，一些债务率不那么高的地区，反而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总体来说，整个风险还是可控的。但是由于永煤债事件的发生，现在整个信用分化非常严重。信念和信仰其实就是一念之间。但的确是没有办法，刚兑不可能一直兑下去，要不什么时候是个头，问题积累起来会更严重。现在中央似乎是下了决心要治理，希望为时不晚。 其实最让人担心的是隐性的债务。现在显性的地方债30万亿左右，隐性的大家估算的基准数据是55万亿，加起来85万亿。隐性的债务大部分也是不合规的，非标准化的，是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区级县级平台。这个一旦爆发起来，会造成整个县级信用生态的荒漠化，整个财政很可能就会因此崩溃掉。 五、抓住短暂珍贵的复苏时间窗口治理债务的“藩镇之乱” 现在的时间窗口比较宝贵，因为去年的出口非常好，中国率先控制住了舆情，重新组织了生产，但是别的地区只有消费。这样，外循环支撑了经济的“六稳六保”，帮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另外，外资也在增持包括国债在内的人民币资产，这些都为解决地方债问题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间窗口。 但是这个时间窗口可能不会太长，随着全球同步复苏的出现，中国的出口会很快回归均值。这时中国经济重新依赖内循环，也就意味着重新依赖地方诸侯。这时候再去解决地方债问题，顾虑的东西就太多了。 所以，未来一年的时间，是解决或者缓解地方债问题的宝贵时间窗口。缓解的思路其实这些年中央都非常清楚，但是问题就是在没有执行。现在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过去一直喊的事情，一定要严格落实。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货币化。对于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的债务违约，中央还得依靠央行兜住底。但是只能缓解它的流动性，不能完全帮着赔付了，算是地方借中央的钱，或置换，或重组，或拿地方的资产抵押，反正就是不能白白的花纳税人的钱。这救急救命的钱，身体好了还得还。 2，透明化。50多万亿的隐性债务，都没算清楚账，糊里糊涂的，随便个县级政府就成立个什么投资公司，什么产业基金等等，一片乱相。解决问题的前提是算清楚账，把这些看不见的隐性债务阳光化。 3，标准化。债务置换，把非标置换成标准化的可以二级市场交易和定价的债券。这个工作最近几年一直在做，现在应该加快加量。 4，上收财权。对于一些乱发债的基层政府，把发债权力上收，统一分配财政，防止出现乱相。上收地方权力，是治理藩镇之乱的一般做法。 5，规范化。地方债背后的机制要理顺，科学评级。严抓第一责任人，金融反腐要跟上，把发债环境清理干净。 6，开辟新税种。治理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财政缺口，只能靠给地方政府开辟新税种。我的意思并不是在总量上加税，这个在当前经济依然较弱的情况下行不通。我的意思是结构性加税，要征直接税，向富人征税，给穷人减税。这才是长久之计。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很多朝代的衰落，就是因为始终征收不了直接税。所以，从长期来看，从根本来看，中国地方债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现代财政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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