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31日，央行、银保监会下发了《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通知对房地产贷款余额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分为五档进行分类管理，设置了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上限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上限。 具体为：大型银行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的上限分别为40%/32.5%，中型银行为27.5%/20%，小型银行为22.5%/17.5%，县域农信合作社为17.5%/12.5%，村镇银行12.5%/7.5%。 对于这个“通知”对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业界的看法似乎没有那么严重。比如有观点认为，通知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的比重进行设限，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有限，因为相对于去年8月份出台的“三条红线”政策，目前超过房贷新政的上限的银行并不是很多，并且还留有2到4年的过渡期。 但是，很显然，这种解读严重低估了这次房贷新政设置上限的政策风向标的意义，那就是通过金融政策的调整，继续强行压制房地产的金融杠杆，这对整个行业而言，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而绝不是影响有限。 首先，解决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已经被列入“十四五”规划建议。 主管副总理韩正在去年12月住房建设座谈会上特别强调加强房地产金融调控。这意味着，通过各种金融手段降低房地产领域的杠杆，减少房地产对金融资源的过度占有，这是大方向，大趋势，势必对整个房地产行业的融资和未来房价的走势产业根本性的影响，其长期影响不容小觑。 其次，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多次公开表示，房地产是“最大灰犀牛”。 郭树清强调，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他在去年11月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十四五”规划的解读文章《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一文中提出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文章写道：上世纪以来，世界上130多次金融危机中，100多次与房地产有关。2008年次贷危机前，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超过当年GDP的32%。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这意味着，在“十四五”期间，房地产融资占金融资源的比重总体上将明显下降，这意味着，整个行业的融资逻辑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目前撞线的企业，特别是头部企业并不少 第三，去年8月出台的对房地产融资实施的“三条红线”的政策，即：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房企的“现金短债比”小于1。已经于2021年1月1日开始实施。目前撞线的企业，特别是头部企业并不少，有相当一部分甚至是直接撞了红线，很多房地产企业如何使得自己的三项指标合规，难度很大。 第四、不断收紧的房地产金融政策势必引发房地产行业的严重分化 很多中小房企在融资方面可谓举步维艰，房地产行业将真正进入大洗牌、大分化、集体倒闭的惨烈洗牌阶段。随着金融资源的稀缺，中小房企获得金融资源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将难以为继。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一些过去玩高杠杆的头部企业倒下，但更多的是大量的中小房企。 房地产的本质是金融，房地产过去发展的最大推手是杠杆，包括备受诟病的住房预售制度，本质上也是在增加房地产行业的杠杆。 从历史上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看，金融政策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一般都是致命的。金融大环境的收紧，势必改变房价的走势，颠覆房价的逻辑。过去我们老说房地产变天了，但房地产行业的人总是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继续玩过去的老套路。但是，过去两年，房地产领域的头部企业屡屡传出“病危”的信息意味着，房地产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 金融政策的改变，杠杆的人为收紧，再加上供求关系已经不同于以往，还有，大城市的房价已经处于阶段性的高位，这一切都意味着，房地产整个行业处在一个洪水不断上涨的危险的堤坝之上，稍有不慎，整个行业的杠杆脆裂。想想中国老百姓80%的财富都在房子身上，那将不是灰犀牛的问题，而是会引发一场真正的金融海啸和最惨烈的财富屠杀。 当然，我们希望的是，在处理房地产的问题上体现出智慧，切不可操之过急，要吸取过去去杠杆过于简单粗暴的教训，其实，伟大的时间是可以解决杠杆问题的。 在房地产的金融逻辑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房地产作为中国最好投资品的时代，现在正式降下来帷幕。到了可以和房地产投资说再见的时候了。
这篇报告是根据本人在2020年年末上海财经大学校友群里的演讲内容修改整理。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政策不会急转弯，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政策究竟是不转弯或者缓慢转弯？诸多的改革、开放和创新举措，将对2021年中国经济带来怎样影响，资本市场在持续繁荣两年之后，会有怎样的格局变化和投资机会？ 我认为，2021年资本市场将依然保持繁荣，在经济增速大幅回升、开放力度加大和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国内机构投资者的长线资金会进一步增加，外资将继续流入，A股与港股市场的互联互通更加紧密。因此，在港股的估值水平相对低的情况下，2021年或存在估值提升机会。而A股的结构性牛市始于2017年，起初主要靠估值驱动，因为机构投资者比重提升，尤其是外资给了头部企业“确定性”溢价，给了尾部企业“不确定性”折价。2019年之后，新经济带来“成长驱动”，当然，估值驱动和新经济驱动下的这轮结构牛市，也已隐现结构性泡沫。2021年，面临从“抱团”到“散伙”的风险。不过，大消费和高科技始终是未来中国经济的两大驱动力，真金不怕火炼，存真去伪之后，资本市场的结构性牛市仍将延续。 由于本次演讲时间是2020年的12月27日，故文中出现的“今年”是指2020年，“明年”是指2021年。 各位校友、各位领导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做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2021年政策和投资机会的分享。上周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了，与上上周的政治局会议相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预判更加谨慎，政策的指向也更加积极和明朗，任务的部署也更加全面和细致。进一步明确了将扩大内需和强化科技这两大战略作为稳增长的支撑点，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确保十四五开好局。 我简单归纳一下，大概有八个方面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点 （一）政策慢转弯还是不转弯？ 第一，会议强调了政策不会急转弯。明年稳增长应该是有保障了，因为明年其实也是非常不平常的一年，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这几年其实都是不平常的，今年是实现2020全面奔小康之年，明年是建党100周年，2022年要迎接党的20大。故这几年中国经济求稳、求安全和求发展应该是主基调，为此，我们对中国经济可以充满信心。 但如果明年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话，政策会不会就要收回去了？以往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本上是前者为后者来定调的，一旦定调之后，后面就不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但这次经济工作会议跟上一周的政治会议之间还是有个细微的变化，就是更加明确、更加明朗，尤其是这句政策不会急转弯，消除了大家的疑虑。 从今年来看，中国经济还是能够保持正增长，GDP增速估计是在2%左右。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的提法，在GDP 1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中，也就是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一个能够保持正增长的国家，说明中国在这场抗疫中非常了不起。主要还是要归结于我们这次疫情控制的非常好，所以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有一个同样的表述就是：交出了一份令人民满意、令世人瞩目，可以载入载入史册的答卷。对于我们这次疫情的管控评价还是非常高的。 从今年稳增长的贡献来看，主要靠两个：出口和房地产。（1）出口：今年的出口量非常大，外贸顺差达到了新高，中国外贸出口量在全球的占比也达到了历史新高，这是事先没想到的，这对于GDP的贡献也是比较大的，我估计这个贡献大概是在三个百分点左右； （2）房地产：过去房地产在固定资产投资的占比基本上在20%左右。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超预期，而且，二、三季度对GDP增长贡献都是超过50%以上、接近60%，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现在政策上明确了三条红线，估计明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肯定会下降。今年消费比较差，消费是三驾马车里面唯一负增长的，投资能够保持正增长，主要就是房地产；出口超预期，那明年靠什么？这点是值得关注的。 政策出台往往具有滞后性，与股市恰好相反，股市总是超前反应。明年不会因为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政策就立刻收回去了。因为经济走势还存在不确定性，比如说欧美经济会怎么样，到目前为止欧美的疫情还在延续当中，虽然有所好转，但是还是带来不确定性，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也都还是不确定，“六稳”和“六保”仍是目前政策的着力点。建议大家记住政策的两个大前提，一个是稳中求进，一个是底线思维。这是非常明显明确、非常有特色的两点。 对于宏观政策，我研究的立足点其实就是两条：一个叫稳中求进，这是一个治国理政的总原则；第二条就是底线思维，就是任何情况下底线不能突破。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底线思维下的政策保障，每次由于各种情绪因素、外部因素导致市场出现大幅下跌的时候，其实就是买入机会所在。这条底线思维在今后几年依然还是会守住，即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有守住底线的信念。 （二）货币政策先稳，财政政策观望 明年的政策从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来看还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点我觉得这些年来都没有发生变化。 1.货币政策：不会急于加息 中文的词汇很丰富，往往一词多义，比如稳健，可以非常稳健，也可以适度稳健，还有一个就是保守型的稳健，所以政策的跨度还是会比较大的。总体看，明年的货币政策在执行的时候，就是常态化管理。这一点前段时间易纲行长也反复强调，货币政策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回归常态。 由此，我的判断就是明年年初应该不会加息，当然更不会降息，也不大会降准，就是尽可能的维持货币政策稳定。因为明年年初通胀压力不大，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去加息。估计明年随着经济复苏加快，构成一定的通胀压力，全年通胀水平应该是在2%以上的，PPI估计会由负转正，也在2%以上。同时，还有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加息的话，又会促进人民币升值，显然对出口不利。 所以明年货币政策维持稳定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但同时，社融和M2增速的拐点估计会出现，不会像今年一样大放水。今年由于受到上半年疫情影响放水力度较大，导致了宏观杠杠率上升，明年杠杆率还是会趋于稳定。 2.财政政策：根据经济情况，三月份再定 财政政策会稍微收紧，今年放的比较松，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发行特别国债；第二个是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大幅的增加；第三个就是财政赤字率由2019年的2.8%上升到了3.6%。我估计明年这种显性财政政策不会收，还是要维持下去。 隐性财政就是所谓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如城投债等，像这类加杠杆肯定要把它显性化，要对它有一个更大的约束，故财政可能会收一些，但你如果收的多了的话，肯定还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总体来讲，财政政策恐怕还是会继续保持积极。当然，压力会比今年轻一些，因为今年由于上半年经济的负增长，带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减少。明年两会在三月份开，将会根据那个时候的经济形势再确定财政预算，估计财政赤字率可能还会高于3%，因为隐性债务会转为显性债务。 针对隐性财政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提了一句话，就要扎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负债风险工作，这句话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没有提，是今年增加的。这就表明了对地方政府的隐性风险，对地方国企的债务风险问题都要加强监管，抵制逃避债务。 前段时间以来，由于3A级的永煤债违约，信用债市场出现大幅下跌，相关省份的企业发债规模大幅减少，大家也比较担心明年的信用风险，估计明年在防范信用风险方面要有举措。因为风险一旦发酵，就是系统性风险，会导致企业信用债市场利率明显上升，企业发债困难，就可能会导致流动性风险，故明年财政肯定要留有余地，要做好应对的准备。 今年上半年城投公司的有息负债余额已经扩张到了四十七万亿元，相比去年年末增加了三万亿元，所以在地方的终身问责制度下面，明年的地方隐性债务的监管政策应该会比较严格，包括对明年的基建投资也会带来影响。因为明年在三条红线下，估计房地产投资的增速不会太乐观，房地产的销量也不会太乐观，那么政府土地财政这块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会减少，那么肯定还是要有地方去弥补这个缺口。 在过去三年中，卖方对于基建投资的增速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但实际结果总是低于预期，而对房地产投资增速一直是偏悲观，但实际结果总是高于预期。同样，明年对于基建投资也不要寄予过高的期望，因为它还是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筹资能力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率水平的约束，这也就是中央反复强调要求在基建投资上提高投资的投入产出比，要精准投资。 （三）宏观杠杆率稳住难度不大 明年在宏观政策方面，除了财政、货币政策表述为积极和稳健之外，还要求保持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今年由于疫情原因GDP基本上没怎么增长，债务又大幅增加，使得宏观杠杆率水平显著上升，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杠杆目标背道而驰。 要保持宏观杠杆率水平基本稳定，就不要再上去了。现在杠杆率水平是270%左右，这杠杆水平跟发达国家来讲是不算低的了，也是有点偏高的。所谓的宏观杠杆率就是包括了企业杠杆率加上居民杠杆率，再加上政府杠杆率，三个加起来是270%。 我国政府是强政府、大政府，不像美国、日本是小政府、弱政府，故我国政府的信誉度好，政府拥有巨额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国有制企业资源，还有行政性资产。应该说我国政府的举债空间还是较大，不同于日本政府，日本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已经到了240%左右。我国政府杠杆率，国家财政披露的显性的再加上隐性的，算起来的话也就70%左右，所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的。 未来举债虽然有空间，但国家还是非常审慎，尤其对杠杆率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明年估计GDP增速是在8-9%，在这种情况下杠杆率的增速不会特别快。也就是说，稳杠杆基本上是不存在太大问题。，因为明年GDP增长预期9%，名义GDP估计会增长11%-12%，那么全年的债务增长即便为10%左右的话，杠杆率水平还是没有上升，故稳杠杆压力应该是不大的。 （四）房地产政策从严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用了一定的篇幅来强调房地产政策，更加重视房地产调控，坚持房住不炒，同时要发展租赁市场。 跟以往比这次篇幅还是有点多，主要还是担心明年的房价恐怕又刹不住了。这种房价刹不住，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是好事情，今年要是没有房价上涨的话，估计地方财政会更加吃紧。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总有一天房价会不涨、甚至下跌，地卖不出去，地方财政就会捉襟见肘，房地产公司日子就不好过，银行日子更难过。而中央肯定非常不希望房价继续上涨，或者房地产继续火爆，一定要降温，坚持房住不炒，通过发展租赁市场，为此无房者提供保障。 比如说土地供给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要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自由闲置土地来建设租赁住房，还要整顿租赁市场的秩序，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的调控，这些话都讲得非常具体，说明明年对房地产的控制应该还是会比较严格。 （五）发展科技战略 今年还提出来要发展科技战略，要强化科技力量。这不是一个新的提法，但是也是作为一个经济稳增长的主要抓手。会议提出的稳增长的两个支撑点，一个是发展科技，一个是扩大内需。今年这两大主题在我们的股市里面也已经发挥的淋漓尽致，科技股、食品饮料、家电、医药表现都非常强。 明年的投资机会还是比较多，比如说要针对产业的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我国目前的产业链、供应链还是处在全球中低端的水平，当然中国在亚洲已经是成为亚洲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了，基本上替代了日本。全球三大产业链供应链，分别是中国、德国和美国，其中，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是全球最大的，因为中国也是全球的出口第一大国。 （六）扩大内需：核心是增加居民收入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科技战略和扩内需这两大战略来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尤其扩内需方面着力比较多。过去一直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个前提就是需求的问题并不大，主要还是供给结构有问题，导致了产能过剩和杠杆率过高等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的政治局会议上还专门提出了需求侧改革。今年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是正增长，消费是负增长，这也是高层领导对消费较为关注原因。拉动消费需要扩内需，扩内需要增加居民收入，要增加居民收入，就要进行收入结构的改革，这或许是需求侧改革的提出来的一个原因。但是，在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却又没有提需求侧改革，而是提需求侧管理。 从专业角度来讲，供给侧改革提法比较顺，需求主要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这不属于改革范畴，主要是要提升整个社会的需求，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等。所以它更多是一种刺激政策，那么如果单纯提需求侧改革，可能会与供给侧改革的很多改革内容相重叠，这可能是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再提需求侧改革的原因吧。 为什么中国经济过去主要靠投资拉动，而不是靠消费来拉动？就因为消费跟居民收入相关的，居民收入增长如果慢了，消费自然也起不来，这些年消费的增速从过去的14、15%，已经降到2019年的8%左右。明年消费会大幅反弹，这主要是今年挖了个深坑，明年从深坑的底部往上爬，我估计明年消费名义增速会在16%左右。 今年的消费分化很明显，高端消费、奢侈品消费的增长非常突出，高端白酒的销量增速都在10%以上，但整体白酒的销量增速下降了10%。同时，豪华车的销量今年大概维持20%增长，而普通的乘用车的销量是负增长。从奢侈品来看，今年中国的奢侈品在全球表现非常抢眼，在全球奢侈品消费中的份额估计要接近40%，这是非常惊人的，这种消费分化的背后其实就是收入的分化。 （七）缩小收入差距 由此又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需要改善居民收入结构？ 因为今年是全面奔小康，实现2020年翻番目标的收官之年，是比较特殊的年份。那么下一个五年或者下一个十五年我们目标是什么？会议提出中国到2035年要成为中等发达的国家。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话就需要进行经济转型，要构建新的发展格局。 同时也提出了要走向共同富裕，要在2035年走向共同富裕上面取得显著进展，显著提高中产的比重。手段是什么？十四五规划报告中提出要继续进行税收制度的改革，要提高转移支付的比例，增强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这些举措以前都提过，以前没有讲过的是推进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就是发展慈善事业、提倡社会捐助。 第三次分配的提出，应该是在去年四中全会上面首先提出来的，这次又再次提出、再次强调，应该还是有比较深刻的含义的。就是针对目前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在今年疫情之下，新经济部分的影响比较小，甚至还是有一定利好影响，传统经济中有些行业成为重灾区，传统经济中的不少行业从业人员都是中低薪为主，新经济从业人员多是高薪为主。于是收入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 有理由相信，今后我国将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重心，因为2020年的目标是全面奔小康，也就意味着消灭绝对贫困。那么对2035年的目标来讲，既然绝对贫困都已经消灭了，那么就应该要逐步消灭相对贫困。所谓消灭相对贫困就是要缩小收入差距，后续会有一些举措，如提醒社会富裕阶层也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如上个月重要领导来上海参加了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发表讲话之后马上去了南通，参观民族资本家张謇的纪念馆，这是有深刻含义的，他作为民族资本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能够兴办各种实业、兴办银行来解决那些中小企业资金问题，他有比较强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的责任感。 （八）反垄断：同时也是为了增加就业，缩小收入差距 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也是在12月上旬的政治局会议提出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反垄断，还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举例说，网络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用户数量突飞猛进，都是亿级的客户在手里，那么客户的隐私保护问题，利用客户信息的占有优势，进行跨行业的扩张问题该如何来评价？这类问题其实在美国同样也存在，美国政府也对于美国互联网企业进行了限制，否则亚马逊也早就搞金融了，所以，美国这些搞网购的互联网企业基本上还是在它的领域里面。而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金融领域里面涉足还是比较多、比较深的，我们的微信系统、支付宝系统都是涉及到金融的，而且参与的规模也是巨大。 虽然这些企业大肆扩大带来新经济份额的提升，新经济就业规模提升。但是当前中国的存量经济特征日益明显，存量经济变化更多体现在切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如果是切蛋糕的话问题就来了，比如说互联网企业由于业务创新，可以提供一千人的新增就业，但同时这种业务创新又挤占了其他实体店的生意。 今年好多实体店到现在为止还是经营不下去关了店铺，现在上海店铺的租金率是在大幅的下降，可能导致更多人失业。实际上中国就业与GDP的关系存在这样一个结果，就是GDP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会带来约200万人的新增就业，但GDP如果下行一个百分点，它可能会带来约300万人的失业。因为现在的新增就业统计不是指净就业，所谓净就业就是指新增就业再减去新增失业，但是实际上新增数据是只包含了新增就业，却没有包含新增失业，故这个数据还是值得商榷。 五中全会提出的第三次分配或者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其实都是要解决大系统下的同一个问题——缩小收入差距。不仅仅是因为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做太大了，所以要防止你扩张；或者要走向共同富裕，就要让你承担一些社会责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大家要树立系统观念，就是要有全局意识。假设要搞二次分配，即税制改革，但直接税不好收，房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提任何一个税就会引发社会极大的反弹，反弹最多的倒不一定是最有钱的人，可能就是普通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他们首先会考虑新税种对自己会有什么不利影响。房产税很难征，因为中国老百姓配置最多的资产就是房地产。资本利得税是针对股市的，那更动不得；遗产税也是一个比较难实施、比较后期的税种。 既然通过税制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在近期难以实施，那么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缩小收入差距？好多人对于这方面还是觉得可能性并不大，认为第三次分配社会，靠捐助效果可能不理想，但在大数据时代，还是有推进的可能性。 以上是我向大家汇报了自己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思考。 二、2021年经济走势：前高后低 明年的经济走势以及潜在的投资机会可能有哪些，以下难免带有很多主观的色彩，也仅供大家参考。 大部分人对于明年的经济形势好像都是共同的说法，一致预期就是明年的GDP增速在8%以上，这确实没有特别大的争议。因为今年是挖了个坑，明年从这个坑的地步往上走，走8%、9%，假设是2%加上9%的话也就是11%，11%除二的话是5.5%，也就是在2019年的GDP增速是在6.1%的基础上，今明两年的GDP增速只有5.5%，也就下了半个台阶了。就GDP增速的走势而言，明年估计是个前高后低的走势，也就一季度是最高，然后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都往下走。明年四季度的GDP增速将回归到常态，就是5%左右这样一种增速。 分析经济基本面主要看三驾马车。 1.消费 第一驾马车——消费，明年肯定大增长，因为基数比较低，再加上疫情在逐步好转之后，或会有报复性消费。估计明年居民的储蓄率应该也会下降，因为今年该要花掉钱没花掉，可能会拖到明年继续花，花的程度还是取决于疫情的好转情况。当然，消费的分化还会延续，今年消费分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明年一方面消费升级，另外一方面高端消费依然还是火爆，这主要因为都出不了国，在国内买奢侈品的成本大幅提高，所以高端消费占比还是会比较可观的。 2.投资 第二驾马车是投资。明年固定投资增速应该会回升，估计增速在6、7%左右，因为今年的基数同样比较低，所以明年投资这块还能起来。我前面也讲到了固定资产投资也是三驾马车，指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这三块，基建投资增速应该会比今年好，估计7-8%的增速，房地产投资在三条红线下，增速会低于今年四季度，制造业投资应该会大幅反弹至两位数，因为今年是负增长。 3.出口 第三驾马车就是出口，我估计明年出口的增速大概维持在10%左右，肯定比今年四季度弱一些，但是也不会太弱。因为目前来看，中国的产业供应链是保持完好的，在目前全球疫情还在蔓延情况下面，其他经济体的产业供应要完全恢复正常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我乐观估计整个疫情在明年年中可以得到控制。 三、2021年投资机会 从大类资产配置来讲，我的观点，还是要多配置金融资产。从今年来看，虽然房地产的走势也比较强，但这和货币政策有关。明年M2增速肯定要回落，今年在10%以上了；社融增速估计也会出现拐点，但资金往金融领域转的趋势已经呈现出来了，最近看到几个银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居民配置房地产的意愿明显下降。 今年机构投资者的收益率都很高，偏股型、混合型的公募基金平均收益率大概在40%左右，在2019年35%的基础上又增长了40%，这是非常罕见、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如果说这两年都是走的这么牛，那么明年会不会回落，甚至是负的？ 2021年资本市场的投资收益率不可能继续高增长了，但估计明年机构投资者业绩不会太差。不会太差的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目前市场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过去股市都是炒成长、炒概念，就是讲故事、编故事，但市场的估值理念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转折点？ 2017年，中国的结构性牛市是从2017年开始，2018年由于大环境不佳，股市出现大幅调整，2019、20年依然还是符合机构投资者价值理念和投资套路的结构性牛市。这个估值体系调整的结构性牛市估计今后还会持续下去。这跟美国的市场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市场越来越呈现二八现象，就是20%股票在上涨，80%股票在下跌，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牛市特征。 1.估值驱动型牛市 对于中国的资本来讲的话，2017年以来机构投资者比重显著上升，北上资金流入增加，资本市场开放度在提升，这是这轮结构性牛市的根本原因，即估值体系的结构性变化驱动的牛市。过去的股市给未来盈利确定性较高的大企业一个比较低的估值，给予那些不确定性较高、会讲故事的中小企业比较高的估值，但随着越来越多海外机构资金进入到A股市场之后，由于他们是用DCF模型来进行估值的，所以一看就发现A股的大蓝筹估值明显偏低。这几年来这类公司的估值水平持续提升，估值驱动的行情在今后几年还是会持续下去。 另外一个动力，来自于新旧动能的转换。新的动能来自于科技进步、互联网大平台整合资源、人口老龄化和收入水平提升下的大消费。因为中国经济慢慢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随着人口老龄化，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升级也是必然的，因此大消费板块的表现依然还是会比较强的，今后也还是会持续下去。 美国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食品饮料医药、电动车等大消费板块、高科技板块、互联网板块这几年一直走得很强。而美国、欧洲、日本同样也都是这些板块走得比较强，如大消费中像医药板块走势也比较强，是跟人口老龄化还是有密切的相关性。当然就今年而言，这些板块的整体估值已经不便宜了，好赛道的估值偏高，但是好赛道上的好公司，应该会有一个比较稳定而充裕的现金流。 那么除了像食品、饮料、家电、新能源汽车、医药，休闲娱乐等之外，也就是在消费板块之外的另外一端就是高科技了，这也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动力。从十四五规划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已经多次强调要在卡脖子工程上加大研发投入。 与此相关提出来要发展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九大产业，属于新兴战略性产业。另外一方面也要注重基础研究，要注重原始创新，瞄准了八个领域的一些基础研究和研发投入，主要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间科技、深地深海这八个领域。 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比重还会提升，今后机构的话语权还会增加，故未来的主要机会也就集中在20%左右的股票上，因为整体经济在分化，经济分化也就是向头部集中。目前我国的各个行业集中度并不算高，今后的集中度还会进一步提高。所以还是要配置那些头部企业。如果把目前A股市场4000多个公司进行划分的话，前2000家和后2000家的占比会发生一个严重的分化。 估计今后流通市值前20%上市公司的市值占比从现在的75%可能上升到80%，流通市值后50%公司的市值恐怕会从现在的百分之十几降到7%以下。美国这个数据就更低了，美国后50%的股票的市值占比大概只有3%左右，所以这个分化会越来越明显，因此进行资产配置，总体上还是要抓大放小。 2.顺周期行业有短线机会 明年随着经济复苏，顺周期的产业可能也会有个相对短线的机会，是所谓的周期性行业。因为现在全球库存都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所以今年下半年以后大宗商品的价格明显走强，主要还是有一个补库存的需求，还有复工、复产的需求明显增加，顺周期应该会有一轮的短线机会。像欧盟也好，美国也好，虽然经济还是负增长，疫情还是在蔓延当中，但是他们的制造业的PMI都已经在持续走强了。 中国明年的经济也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回升，所以这个周期性行业可能在明年会有一个短线反弹的机会，可能会持续到明年的三季度，但四季度估计会回落，要慢慢的回归到常态当中。因此从大宗商品的价格来讲，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3.港股：H股与A股的折价率有望缩小 2012年10月， 61家A+H的上市公司中，A股对H股折价的有17家，只占总数的28%，折价最高的约为30%，而折价的股票均为大市值股票，所属行业多为银行、保险和建材等传统大行业；A对H股溢价的占比为72%。而目前，所有的A+H股票中，A股对H股100%溢价，已经没有折价的股票了。其中有7个股票的溢价率超过80%。这段时间以来，H股对A股的折价率已经有所回落。 在开放力度加大和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国内机构投资者的长线资金会进一步增加，更需要配置有长期投资价值的股票，而A股与港股市场的互联互通更加紧密，将来不管是港股A股化还是A股港股化，A+H的溢价率要缩小是大趋势，H股折价50%这类现象不可思议。因此，在港股的估值水平相对低的情况下，2021年或存在估值提升机会。 4.汇率 明年人民币依然还是有升值的空间，当然升值的幅度不大，因为我们汇率毕竟还是管控的。今年升至6.5左右，明年可能会破6.5。因为主要原因是来自于美元贬值，美元指数一般都是15年一个轮回周期，这一次美元指数下跌到现在为止才持续了三年时间，按照历史上一个技术的走势来看，美元指数回落见底的时间还不够，故人民币在明年应该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强的走势。 上一轮美元指数的高点是2017年1月，再上一轮的高点是2002年。上一轮美元指数的低点是2008年，再上一轮低点是在1995年。那么，这一轮的低点会出现在什么时候？不知道，但至少见底的时间还会持续一年以上。 5.黄金 黄金作为避险工具，也作为一个投资品，在去年和今年这两年涨幅是比较大了，今年以美元计，也涨了25%。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虽然目前是复苏，但是应该是个弱复苏，长期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从长期来看，黄金既是一个避险工具，也是一个投资品，因为明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难以收紧，经济还需要继续复苏。一方面由于全球性的货币超发；另外一方面，是由于未来的经济衰退是个大概率事件，因此黄金作为一个避险属性应该还是可以继续配置，当然，涨幅不可能像今年或者去年那么大了，估计在5-10%之间。 上述是我对上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粗浅解读和明年经济走势的预判，并简要的表达了我对明年资本市场大类资产配置的大致观点。以上内容只代表我个人观点，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人民币汇率进入6.40时代 去年6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如非特指，均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升7个月，年末险守6.50比1关口。但新年首个交易日（1月4日），6.50即应声而破。银行间市场下午四点半收盘价较上年末跳涨1.19%，为2005年“7·21”汇改以来第三高，仅次于2005年7月21日一次性升值2.05%和去年10月9日长假复市首日跳升1.45%。第一周大涨小回，境内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收盘价分别累计上涨0.84%和1.05%，上周五分别收在6.4708和6.4719（见图1）。 开年人民币汇率高举高打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在无重大实质性利空情况下，去年下半年支持人民币走强的疫情控制好、经济复苏快、中外利差大、美元指数弱等多重利好继续共振。尤其是新年美指跌破90后进一步走低（见图2），甚至有激进者预测美指年内可能跌破80。 二是升值情形下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效应。当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累计上涨541个基点，其中收盘价相对当日中间价偏强累计贡献了391个基点，贡献率为72%。同期，万得人民币汇率预估指数在上月下跌0.6%之后上涨1.0%（见图2） 三是离岸人民币汇率（CNH）相对强势加剧升值预期。当周，CNH相对于当日在岸汇率（CNY，境内银行间市场晚上十一点半收盘价）持续在偏升值方向，日均差价为114个基点。同期，1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交易（NDF）隐含的人民币汇率预期也总体偏升值方向，日均升值预期为0.36%，高于去年10至12月份日均0.21%的水平（此前总体偏贬值预期）（见图3）。 年初境内人民币较快升值并非特例。2018年1月，中间价和收盘价分别上涨3.2%和3.5%的月度涨幅纪录迄今未破；次高为2019年1月，各上涨2.4%（见图1）。但当月收汇结汇率环比不升反跌，分别回落了1.6和0.4个百分点（见图4），显示汇率升值、市场结汇意愿减弱，汇率调节作用正常发挥。 之所以汇率快速走强未触发升值恐慌，主要是因为这虽然可能侵蚀企业出口利润，但毕竟其后时间还长，市场还存在较多变数，企业可以等待更有利的时机结汇，而不用像年末财务结算，必须结汇以避免蒙受更大的财务损失。去年末，这种年关效应则较为明显。今年初可能延续了上两次年初的情形。从第一周银行间市场即期询价交易的情况看，日均成交额384亿美元，环比回落了12%，同比增长10%（见图5）。 外资恐背不起人民币快速升值这口“锅” 最近，关于人民币升值吸引更多外资流入，外资流入又进一步推高人民币的说法备受市场推崇。但这种追涨杀跌的逻辑值得商榷。于境外投资者来讲，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增加其前期投资的收益，却会加大其后期投资的成本。相信，在参与程度还较低的情况下，外资可能更乐于在对汇率影响不大的情况下，逐渐低调地加仓人民币资产。 实际上，新年头两个交易日，陆股通项下连续净卖出，显示外资可能正在乘中国汇市股市冲高，减持人民币股票资产（见图6）。虽然当周陆股通累计录得净买入191亿元，但剔除港股通净买入后，股票通项下跨境资金净流出355亿元，上月为净流入65亿元人民币。 外资买债缺少日高频数据，但观察月度数据也可以得到类似结论。据中央结算公司统计，从2018年12月至去年12月，境外机构连续25个月净增持人民币债券。其间，境外净增持人民币债券与月均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之间为0.097的弱正相关（二者同取自然对数），即人民币越升值（直接标价法，数值变小），外资净增持人民币债券越少。特别是自去年7月份起，人民币加速升值，二者转为强正相关0.632（见图7）。这表明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境外加仓人民币资产的成本提高，边际上抑制了境外增持的冲动。 当然，这并非说外资流入对人民币升值没有影响。由于我国外汇管理坚持实需原则，即依法合规的真实跨境贸易投资活动才能够在外汇市场上买卖。这导致在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增加，跨境直接投资流入，基础国际收支状况强劲的情况下，容易形成单边市场行情。此时，即便是规模不大的跨境证券投资净流入，仍可能在边际上进一步推高人民币汇率。如去年前11个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790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结售汇顺差298亿美元，但远不及货物和服务与直接投资项下顺差合计1098亿美元。 实需原则不适用于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在离岸市场上，由于市场参与者风险偏好多元化且交易产品多、限制少，故即便出现单边预期，但只要参与者预期的幅度不同，之间就可能达成交易。可见，扩大交易主体、丰富交易产品、放松交易限制，加快发展有深度和广度、有流动性的在岸人民币外汇市场，才能更好防范化解境外输入性风险。 美指走弱的财务影响并非不可以对冲 根据现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公式，美元指数的走向对于境内人民币汇率有着显性的影响，隐含着美元强人民币弱、美元弱人民币强的“跷跷板”效应。目前，市场的主流预期是，今年美指可能进一步走弱。如果美指跌幅较大，将带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较快升值。 根据激进的市场预测，今年美指下跌11%以上才有望跌破80。用周度数据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2018年1月初至同年8月底（逆周期因子暂停使用期间），美指涨跌相对境内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变动的弹性参数为0.2694，即美指每跌1%，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涨0.27%。鉴于今年初美元在人民币汇率指数中的权重已被下调，且2019年8月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更加市场化，将该弹性参数调升至0.30以上是合理假设。这意味着美指跌11%，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将升值3.5%左右。但中间价升破6意味着要涨8%以上，两倍多于前述经验值，难度不低。 需要指出的是，美指变动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变化的解释力并不强，前述回归分析结果的R-square仅为0.22。去年人民币中间价涨幅与美指跌幅大体相当，主要是因为通过逆周期因子调节，人民币汇率在3月份全球金融动荡时保持了基本稳定。从万得人民币汇率预估指数看，3月23日的年内高点95.46直到11月10日才被超过（95.78），同期中间价上涨7.7%（见图1和图2）。 不排除今年收盘价相对中间价偏强的顺周期效应加大，可能令中间价录得更多涨幅乃至升破6。然而，影响汇率升贬值的因素同时存在且此消彼长，人民币持续升值随时可能引起市场的自发调整，或者招致更多的政策调控。况且，在疫情得到控制、世界经济重启的基准情形下，美指调整的时间及幅度均取决于疫后主要经济体经济修复的情况。至少疫情暴发前夕，美国经济基本面要好于欧洲、日本和英国。 此外，即使人民币双边汇率升破6，但只要人民币多边汇率没有大涨，对中国出口竞争力也不会有大的负面影响。此种情况下，境内出口企业主要是要应对人民币升值造成的财务冲击，一个化解之道是外币计价结算币种的多元化或通过银行外汇买卖进行外币对外币的转换。 美指走弱是美元对构成美元指数的六种篮子货币的汇率普遍下跌。去年，人民币对英镑、日元和加元汇率中间价升值，但涨幅均小于对美元；对欧元、瑞士法郎和瑞典克朗汇率则均录得贬值（见图8）。这意味着，如果去年出口用前述货币计价结算，境内企业有一半概率可以降低汇兑损失，另一半概率可以赚取汇兑收益。但遗憾的是，去年前11个月，境内非银行部门跨境外币收付中，非美元币种仅占11.1%，较上年全年还低了0.7个百分点。这与国际支付市场格局相去甚远，但也意味着我们的改善空间巨大（见图8和图9）。 本文选自《第一财经日报》2021年1月11日
“债务为什么能暂时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因为债务有一个功能是跨时间跨代际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当下可以拿未来的资源用。但一旦陷入债务依赖症，就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要付出代价。” “所以，未来一年的时间，是解决或者缓解地方债问题的宝贵时间窗口。” ——赵建 一、债务既是一种现代文明，又是一种文明病 对债务的本质要有正确的认识。债务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在生产力低下、社会缺乏信任、法律和交易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薄弱的环境里，是没有债务的。可以说现代经济就是债务经济。本次疫情大危机没有造成巨大的灾难，而且在快速恢复，与各国有效利用债务工具有很大的关系。 债务解决的一个巨大缺陷是市场经济的需求不足问题，这是市场经济的顽疾。市场经济有两大需要克服的问题，一是周期性波动或内生不稳定，经常发生危机，这是因为无论是库存还是资本支出，都是有迂回生产的性质。二是结构性极化，就是市场经济天生带有贫富和收入两极分化的力量。当危机出现，当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就会带来严重的需求不足，这个时候怎么办，就需要债务来平滑或透支未来的需求。 债务为什么能暂时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因为债务有一个功能是跨时间跨代际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当下可以拿未来的资源用，这体现的是一个经济体的资源配置和运用能力。所以你看看现在债务率、杠杆率高，利率低的国家或经济体，基本上都是发达经济体。拉美一些问题国家，你想借钱，但是没人借给你的，你自身的通胀和风险溢价，你不把利率提高，也不会借到钱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信用的可得性与贫富分化：越是富人越能借到钱，然后就越富，穷人正好相反。这样就形成了债务杠杆的另一个加速器：贫富分化的加速器。 所以，债务不仅是现代文明，也是一种文明病，无论企业、政府还是个人，一旦陷入债务依赖症，就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要付出代价。因此，债务必须要有约束，当前来看最有效的约束还是市场，说的朴素一点就是“欠债还钱理所当然”，而且是谁借债谁换，不能你借的债让别人还，让国家还，让子孙后代还。如果这个基本的约束没有的话，债务就摇身一变成了魔鬼。 发达国家现在已经患上了债务的文明病，它是把无穷无尽的债务留给了子孙后代，寄托给了未来效率更高的生产力。带来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停滞，金融资产泡沫（即未来的消费越来越贵）和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 二、中国当前处于二十年长债务周期与十年短债务周期的叠加期 从时间的维度看，次贷危机后出现了债务大爆炸，可以说当前全球是十年一个中型周期的第二轮债务周期的开始。触发点就是疫情。 上一轮债务周期的触发点是美国次贷大危机，美联储开始三轮量化宽松，利率也打到接近零。中国跟上，就是著名的“四万亿”，但中国是长债务周期的中继。到了2015年，美联储觉得危机差不多过去了，要回归正常化，开始加息缩表，整个公共债务在边际上开始收缩，直到2020大疫情爆发，新的一轮加杠杆的开始。美国这一轮债务中周期的主体是政府，是公共部门。 对于中国的债务周期来说，当前是二十年长债务叠加十年中债务周期的末端，这次清算的将是低等级的国家信用，比如城投和平台。2000年左右是这一次长债务周期的开始，靠的是不良资产的剥离，大量国企的破产、分拆与工人下岗。这一次中债务周期开始于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中间又根据加杠杆的主体镶嵌着更短的周期。第一次短债务周期清算的是民营企业，还有体制外的金融机构，比如p2p等，类似环保治理中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小煤矿。所以从2012年上一轮短债务周期的高峰开始，民企的杠杆率是不断下降的。从2016年去杠杆，2017年严监管开始，银行资产负债表发生重大调整，表外的非标的业务受到清算，加速了债务周期的衰退。所以这一次开始清算地方债务，一些不规范的不合规的债务藩镇要被“削藩”。 这就是当前复杂严峻的地方，是多重周期性力量的叠加冲击。今年将是债务集中偿付期，有很多地方政府的本息偿付额要超过财政收入的50%，如果不能借新还旧，不能把利息降下来，发生偿付危机是时间问题。城投债的信仰正在被打破，信托刚兑也在被打破。一旦蔓延下去，局部地区很可能会发生债务危机。 三、中国地方债问题的根源是次贷危机后“债务藩镇”所造成的“信用割据” 有很多研究认为，中国的地方债问题与欧债危机的根源有点像，都是货币集权、财政分权，所以我们说现在的中国地方债，有点欧洲化，房地产泡沫会不会日本化，股市会不会美国化？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货币集权和财政分权的矛盾在哪呢？我觉得主要是财政分权方面，地方政府经济锦标赛，变成了发债锦标赛。按照地方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在任期内不发债搞发展谋升迁，本身就是不理性的，不是帕累托有效的。所以任期内发足债，甚至超额发债，都是理性的官员肯定做的。 但地方债大爆发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次贷危机前没有？主要是因为，次贷危机引发中国经济的外循环崩溃（当年净出口大降，大批出口外贸企业倒闭），只能依靠内需和内循环。那么怎么打起内需来，消费很难，只能靠立即见效的投资。这时，中央需要地方帮着解决这个问题，稳定经济增长的问题，那么付出的对价是什么，就是给了地方债发债的权力。地方债在次贷危机以前是几乎没有的，因为中央知道，地方债猛如虎，一旦给了地方这个权力，这些诸侯们绝对会刹不住车，最终的结果就是地方债乱相。但是次贷危机造成了外循环崩溃，必须依靠地方诸侯来帮着中央解决难题，这就是地方债问题的一个历史根源。 所以地方债问题的背后是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过去是军事藩镇，现在是债务藩镇。发债借的钱自己花了，偿还的时候等着中央发货币去救。地方政府造成信用割据，“拥债自重”，与中央博弈和叫板，不是大而不能倒，而是“政”而不能倒，政府能破产吗？这就是公共的悲剧，是地方诸侯对国家信用资源的透支。 四、如果处理不当今年很可能发生局部的地方债危机 我为什么说今年的问题可能要严重一些呢？主要是因为今年进入了一个短债务周期的末端，就是债务集中偿付期。什么是债务周期，就是“借钱—还钱”的轮回。借钱的时候当然一片大好和繁荣，还钱的时候呢？如果债务没有形成好的资产，没有相应的收益率来偿还本息，那么偿付起来就会出现困难。这是今年地方政府面临的大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又是结构性的。现在有些地区债务非常严重，再加上当前的信用环境，新债又发不出来，看上去违约在所难免。而有些地区，财政状况健康的地区，可能情况反而更好了，因为他们的信用资源更稀缺了，银行挤破头给他们授信，利率也压的很低。导致现在信用市场也出现了“头部化”的倾向，机构都抱团去买。 同时，不应该用简单的杠杆率来判断地方债的压力。我们看到，江浙一带，长三角珠三角一带，很多地方杠杆率非常高，但没有问题。相反，一些债务率不那么高的地区，反而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总体来说，整个风险还是可控的。但是由于永煤债事件的发生，现在整个信用分化非常严重。信念和信仰其实就是一念之间。但的确是没有办法，刚兑不可能一直兑下去，要不什么时候是个头，问题积累起来会更严重。现在中央似乎是下了决心要治理，希望为时不晚。 其实最让人担心的是隐性的债务。现在显性的地方债30万亿左右，隐性的大家估算的基准数据是55万亿，加起来85万亿。隐性的债务大部分也是不合规的，非标准化的，是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区级县级平台。这个一旦爆发起来，会造成整个县级信用生态的荒漠化，整个财政很可能就会因此崩溃掉。 五、抓住短暂珍贵的复苏时间窗口治理债务的“藩镇之乱” 现在的时间窗口比较宝贵，因为去年的出口非常好，中国率先控制住了舆情，重新组织了生产，但是别的地区只有消费。这样，外循环支撑了经济的“六稳六保”，帮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另外，外资也在增持包括国债在内的人民币资产，这些都为解决地方债问题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间窗口。 但是这个时间窗口可能不会太长，随着全球同步复苏的出现，中国的出口会很快回归均值。这时中国经济重新依赖内循环，也就意味着重新依赖地方诸侯。这时候再去解决地方债问题，顾虑的东西就太多了。 所以，未来一年的时间，是解决或者缓解地方债问题的宝贵时间窗口。缓解的思路其实这些年中央都非常清楚，但是问题就是在没有执行。现在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过去一直喊的事情，一定要严格落实。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货币化。对于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的债务违约，中央还得依靠央行兜住底。但是只能缓解它的流动性，不能完全帮着赔付了，算是地方借中央的钱，或置换，或重组，或拿地方的资产抵押，反正就是不能白白的花纳税人的钱。这救急救命的钱，身体好了还得还。 2，透明化。50多万亿的隐性债务，都没算清楚账，糊里糊涂的，随便个县级政府就成立个什么投资公司，什么产业基金等等，一片乱相。解决问题的前提是算清楚账，把这些看不见的隐性债务阳光化。 3，标准化。债务置换，把非标置换成标准化的可以二级市场交易和定价的债券。这个工作最近几年一直在做，现在应该加快加量。 4，上收财权。对于一些乱发债的基层政府，把发债权力上收，统一分配财政，防止出现乱相。上收地方权力，是治理藩镇之乱的一般做法。 5，规范化。地方债背后的机制要理顺，科学评级。严抓第一责任人，金融反腐要跟上，把发债环境清理干净。 6，开辟新税种。治理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财政缺口，只能靠给地方政府开辟新税种。我的意思并不是在总量上加税，这个在当前经济依然较弱的情况下行不通。我的意思是结构性加税，要征直接税，向富人征税，给穷人减税。这才是长久之计。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很多朝代的衰落，就是因为始终征收不了直接税。所以，从长期来看，从根本来看，中国地方债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现代财政体系的建立。
当前我国南北差距明显拉大。2012-2019年北方经济占全国比重从42.9%快速下降至35.4%，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人均GDP差距从0.97迅速增至1.30。 南北差距原因：从自然地理差异到市场发育差异。从五千年历史看，由于北方因农耕、游牧两大文明长期冲突融合导致战乱频发及南北气候差异等，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逐渐从黄河中下游向长江中下游转移。计划经济时期，北方因资源富集等形成重化工业优势而领先南方。改革开放后，北方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继续阶段领先，但也导致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不足；而南方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2012年后，中国经济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南北市场发育差异问题凸显，南方较快转型升级，而北方逐渐乏力。 南北差距拉大，根本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这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证明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解决南北差距既要针对北方短板加快市场化改革，还要从全国层面基于市场规律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在集聚中促进平衡。 “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其中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都市圈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
当前，人口形势日趋严峻，国人生育意愿持续走弱，就连民政部部长都撰文提醒： “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在此背景下，最近“放开三胎”的建议被频频提及，也掀起了网络上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热潮。然而，放开三胎真能“催生”吗？恐怕不见得——需知，这届年轻人不爱生娃，绝不仅仅是生育层面的原因。 1 当今社会，生娃与否早已成为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既不是靠着一腔热情，也不是像过去“多双筷子多只碗”那么简单。 总结起来，年轻人不爱生娃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巨大的经济压力。 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钞机。”道理其实很简单，从产检到生产、再从出生到上学，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父母都要承担大量的花销。 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到孩子高中毕业，总共至少要花掉大约70万元（见下表），其中超过一半的金额都用在了教育支出上，但这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要知道，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花销200万元以上已是司空见惯，就连长春也要花掉121.5万元（见下图）。难怪会有人说，“养大一个娃，就要消灭一个百万富翁”。 更何况，一二线城市居民还面临着高昂的房贷和房租，而医疗养老的各项支出同样没有计算在内，再想想自己每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很多年轻人都会对生娃这件事望而却步。 事实上，不仅我国，其他国家同样如此。以人口形势更为严峻的韩国为例，有媒体机构在对韩国各类人群生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2017年，收入排在前40%的富人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相比，前者生育率是后者的2.225倍；而在2008年和2013年，该数据分别为1.693倍和2.056倍。 数据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韩国富人与穷人的生育率落差不断扩大，而那些高收入人群非但没有放弃生育的基本权利，其生育意愿依然极为强烈。这也足以说明，经济压力对普通老百姓生育意愿的“压制”程度是多么严重。 第二，“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已渐行渐远。 不少父母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必须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让孩子未来能够从竞争中获得优势并脱颖而出；可若是多生一个，孩子身上的各种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如此反倒成了“多子多负”。于是，“少养精养”成为许多中国父母的首选，他们很难愿意再去生个老二或者老三。 第三，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 如今，我国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扩大，她们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否则一旦休产假或者被迫投入大量精力在照顾孩子上，便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升职加薪与职业发展。 说到底，生育问题绝不仅仅是生育问题，仅靠放开三胎来“催生”，是远远不够的。 2 对症下药，方能治本达标。 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走低几乎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困境，除了我国和上文提到的韩国外，从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到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无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龄化”的泥泞之中，由此也带来了劳动力短缺、养老体系运行压力渐增、经济活力不足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不过，这也倒逼他们在提高生育率方面一再探索，也形成了很多较为成熟的经验，涉及到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多个领域。我们不妨做一番梳理，看看国外是怎样鼓励国人生娃的，或许可以从中寻找到一些可行性路径。 首先，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生育抚养孩子的各种负担。 鉴于经济压力是头号难题，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便由此切入，给予生育子女的父母一定的现金奖励。典型如新加坡，对于新生儿的奖励金额可高达每人4万元人民币，如果是第三胎或者以上，该奖励金额还会进一步上升至5.5万元人民币。 现金奖励之外，不少国家还给幼儿提供抚育津贴，主要包括对孩子物质消费成本的补偿与对孩子教育投入的补偿，即养育津贴与教育津贴。 养育津贴方面，瑞典有未满16岁子女的家庭都可以申请，普通儿童津贴每月大约有700元人民币，如果该家庭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则会另有每月700元人民币的附加补贴，费用由政府承担；在日本，根据2004 年修订的《儿童补贴法》的规定，一个家庭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可以获得每月每人约310元人民币的补贴，如果有三个及以上孩子，则第三个之后的孩子每人每月可以获得约650元人民币的补贴，补贴年限从出生直到小学三年级。 教育津贴方面，法国孩子的托儿费完全由政府报销，如果是双胞胎或多胞胎，政府还会出资雇佣保姆去家里照顾；在新加坡，政府会支付高额的托儿费给生育孩子的家庭，即使是没有工作的妇女也可享有托儿津贴。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还在减税降费上做文章。例如，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比利时的生育给付和每月的生活津贴都无须缴税；芬兰的生育给付、生活津贴、托儿津贴、育儿津贴等都可以进行税前抵扣；而新加坡税务减免的人员范围不仅包括孩子的父母，还包括祖父母甚至帮助照看孩子的女佣。 其次，是在住房和育儿方面提供福利。 房子对于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而言，都是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然而很多地方由于房价过高，严重挤压了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生娃也不得不一拖再拖。为此，不少国家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以求激发出居民的生育热情。 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许有子女的夫妇优先购买政府保障性住房“组屋”，而且年轻夫妻可以分两次支付新组屋的定金；而韩国的《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中明确规定，每年提供5万户的住宅援助，援助目标是没有住宅且收入较低的新婚夫妇。 还有很多国家会着力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力度。典型如新加坡，政府部门会承担生育困难人群75%的辅助生育技术治疗的各项费用，而韩国则会对于孕妇的产前检查费用予以补贴，对新生儿实施医疗服务援助，且对新生儿的预防接种给予补贴。 此外，不少国家还会基于本国国情，从婚恋等方面入手来营造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以日本为例，政府部门会将政策范围扩展到恋爱与婚姻领域的援助，为年轻人组建家庭提供咨询，并通过大力宣传来纠正性别分工和职场优先的企业氛围。 再次，尽力减少父母工作和家庭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 对于那些担心生育子女而影响自己职业发展的人群，很多国家都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在荷兰，女性员工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儿假，足够她们安心在家抚养孩子，并且无须担心以后无法重返职场；法国、瑞典、葡萄牙等国家还给予男性带薪假期，以便父亲能够在照顾婴儿方面给予妻子支持和帮助。 而在一些产假或育儿假较短的国家，政府会致力于让照料孩子的父母亲在弹性工作制下就业，或者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居家办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在此方面都有所实践。 最后，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夙愿，子女教育无疑是他们极为关心的一环。为此，不少国家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 比如日本，自1994起先后制订并施行了“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及《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主要措施包括充实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和保育工作，实施社区育儿援助等；2007年开始还实施“放学后孩子计划”，使得孩子们在放学后也有安全及健康的活动场所；不仅如此，日本还通过上学援助、学费减免、发放奖学金等方式来减轻家庭的教育费负担。 再如法国，不仅出台政策鼓励雇主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还会对那些投资兴建托儿机构的企业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以上内容，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3 虽然世界各国在鼓励生育方面的做法不尽相同，但传递出来的一些共性理念是耐人寻味的，而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参考借鉴的地方。 一则，要全面考虑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面临的不同困难。 如前文所说，生娃与否已是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这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了一些民族风俗或是文化传统外，经济实力、时间限制、个人偏好、身体素质等都会左右人们的生育决策。因此，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应从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充分考虑。 具体来说，在制定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时，应先将生育和养育子女的过程进行细分，对每个阶段的主要障碍与实际困难做出详细分析，然后再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之道。而在政策设计方面，需要充分秉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理念，既要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又要兼顾好具体事情。 二则，要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诚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所说：“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既然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每一个人必然无法独善其身，因而有必要充分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来予以支持，仅靠政府出台政策是不够的。 欧美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格外强调企业主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产妇或其配偶休产假和育儿假期间所获得的补贴，有相当一部分由企业承担，有一些育儿设施也由企业兴建，等等。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更提倡构建一个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的育儿体系，充分挖掘社区居民互助的潜力与积极性，强调社区在儿童安全保护方面的作用，等等。 三则，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孩子的利益。 孩子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若想鼓励生育，势必要从孩子的切身利益出发来给予相应的支持。虽说补贴、减税或假期等福利都落在了父母头上，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孩子获得充分的营养、足够的关爱与陪伴。因此，有关部门应对一个孩子从孕期到出生再到成长各阶段都予以高度关注，并通过提高各种福利待遇来切实解决国民生育的后顾之忧。 此外，我们必须清楚的事实是：一旦人们的生育意愿与行为观念等因素改变，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若要见效，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发酵。所以，我们理应做好生育水平继续走低的准备，并真正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国人面临的困难与障碍，并将其落实到位。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摘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各部委年度工作会议陆续落地，政策总体基调还是退出应对疫情的宽松政策而回归稳健，稳字当头体现在方方面面，以此为基础出发，2021年开年的利率环境逻辑上还是上有顶下有底的格局，建议市场继续按照票息选择节奏，不以松喜，不以紧悲。 策略展望：部委会议透露了什么信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各部委相继召开学习会议和工作会议，本文通过对比梳理，试图从中进一步分析2021年政策的具体方向。 1、财政政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财政政策的定调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同时“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了十大重点任务。主要包括：扩大中央财政直达资金范围，用好地方专项债；扩大内需，优化投资结构、扩大居民消费；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加强基本民生保障，落实就业优先政策；财政支农、脱贫攻坚、污染防治；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强化财政管理和监督；拓展国际合作等。 近期新华社对财政部长刘昆进行专访，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更可持续’，主要是支出规模和政策力度要保持基本稳定，为今后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留出政策空间。合理确定赤字率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保持适度支出强度，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2020年，财政直达资金预算下达已经完成，其中1.52万亿元资金已经投入使用，效果明显。”（此前财新网报道财政部发文明确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可以结转下年使用[1]） “适当放宽专项债发行时间限制，合理扩大使用范围，引导地方精准聚焦重点领域，提早做好项目前期准备、评估遴选等工作，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更好发挥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综合而言，预计明年赤字率回到3%以内，新增专项债规模略低于今年水平。同时，地方债发行节奏大概率会更加均衡。 2、货币政策 2021年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了十大重点任务，与往年相比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是利率市场化由贷款转向存款，明确提出“带动存款利率市场化”； 二是对汇率和资本流动的关注度提升，强调“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预期”，“维护外汇储备规模基本稳定”； 三是防风险内容变化。防风险内容排序相对靠后（往年一般前三），同时内容集中在问题机构处置、互联网平台、支付领域的监管； 此外，本次会议新增了“碳达峰碳中和”、“低收入国家债务问题”、“债券市场逃废债、欺诈发行”等内容。 2019年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两轨并一轨”，2019年8月央行完善LPR报价机制，2020年启动存量浮动利率贷款的定价基准转换，目前已基本完成。因而，按照“先贷款、后存款”的思路，2021年除了“进一步疏通LPR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渠道”之外，还要“通过深化LPR改革推动存款利率的逐步市场化”（易纲行长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2]）。 如果市场明显高于存款利率，这种情况下存款利率市场化将导致存款利率和银行负债成本上升，这对银行利润和贷款利率均会构成冲击。理想的情况是市场利率和管制利率差异较小时实现并轨，至少这一差异不再明显扩大。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政策利率和资金利率可能也不会出现大幅上行，5月以来货币政策收紧更多的是向常态化回归，未来货币政策“稳”字当头。 本次会议对汇率和资本流动的关注明显增多。考虑到发达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弱美元、中美利差处于高位以及债市开放深入推进，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会面临较大的升值和资本流入压力。人民币汇率过快贬值和过快升值均非合意状态，因而需要政策进行调控。 2015年“811汇改”之后，汇率政策整体导向是趋于市场化，直接干预汇率并非主要手段。汇率的背后对应的是资本流动，这也是当前政策调控的重点。本次会议强调“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预期”，“零容忍”外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外汇储备规模基本稳定”（主要措施可归为两类，一是减少资本流入、二是增加资本流出[3]）。同时考虑到汇率升值冲击出口，“支持企业合理审慎运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推断：虽然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出口，但央行会继续容忍人民币继续升值，以价格的变化来对冲国际收支的失衡。在此过程中，通过加强资本流动管理、稳定外储来调节升值幅度和节奏。这与2014年之前的应对措施完全不同：当时是以累积外汇储备、增加人民币供应的方式来缓解升值压力。新的应对方式下，输入性通胀、信用大幅扩张和资产泡沫的风险均会下降。 具体到货币政策，“811汇改”以来除非国内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央行很少单方面调整政策利率，更多地使用数量工具（例如降准）。考虑到美联储零利率政策会维持到2022年，至少今年不会上调政策利率，通过数量工具引导资金利率大幅上行、抬高中美利差的可能性也不高。 3、房地产政策：整体收紧、以稳为主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房地产单列为重点任务之一。“房住不炒”的政策继续坚持，特别强调“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整体而言地产政策收紧是方向，但还是考虑稳的一面，稳定购房市场的同时发展租房市场。 重点工作方面，继续坚持房住不炒、完善长效机制，同时“全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大城市”最广的定义是城区人口100万人以上的城市，房地产投资占比约60%。十四五规划建议稿强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地产需求以及地产投资应该还能有一定的支撑。 宏观审慎管理下的精准调控。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明确“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前期出台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以及“三道红线”，均为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精准调控之下，房地产融资和投资大概率受到明显的约束。当然我们还是能在这些政策中看到稳的一面，和此前大开大合的调控还是有所不同。 4、基建投资：力度减弱 发改委方面，年度工作重点是不再提“扩大有效投资”，主要关注扩大内需（重点可能是消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农村现代化、区域发展、稳就业、市场化改革等。 注意到，今年特别提到“前瞻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运用改革思路和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处置企业债务违约问题”。此前发改委也要求全面系统排查企业债风险，加大对恶意“逃废债”的打击力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完善债券市场法制。政策重点关注，微观信用风险可能会好于预期。 交通运输投资可能下降。全国交通工作会议提出“推动交通发展由追求速度规模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对于投资规模的预期，2020年预计34247亿元，而2021年仅2.4万亿元左右[4]，而且并未提出公路铁路水路民航具体投资目标。 水利部工作会议尚未召开，2020年水利投资基本与去年持平。 电力投资作为今年基建投资的主力，未来的变化值得关注。国家电网7月21日召开2020年年中工作会议，会议表示将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调增至4600[5]亿元，预计带动社会投资超过9000亿元，整体规模将达到1.4万亿元。其中，特高压是重点投资领域。近期发改委核准“白鹤滩-江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南昌~长沙特高压交流工程”，慢于国家电网此前工作计划，未来需要关注项目核准和施工进度。 5、制造业：粗钢去产量？ 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要突出抓好五个方面的任务：一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二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三是加快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四是培育壮大优质企业，五是构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及应用生态。整体而言，基本围绕国内大循环、自主可控、数字经济等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会议提出“坚决压缩粗钢产量，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如果严格执行，明年钢材价格可能还会有明显的上行压力，这需要看政策的执行力度和节奏。 6、农业部：猪肉产能稳定在5500万吨左右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主要关注以下内容：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打好种业翻身仗、抓好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乡村产业、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乡村建设、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 农业农村部提出，“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有效供给，粮食产量要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并力争稳中有增，猪肉产能要稳定在5500万吨左右。”2019年以前我国每年猪肉产量和消费量基本也是略高于5500万吨，这意味着明年猪肉产能基本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至11月末，全国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均已恢复到常年水平的90%以上，已有23个省份提前完成产能恢复任务目标，全国生猪存栏最迟至明年上半年就会恢复到常年水平。” 当前猪肉价格上行大概率只是暂时的，随着产能恢复价格趋于回落。当然，考虑到养殖成本较高等因素，猪肉价格可能难以回到非洲猪瘟之前的水平。 7、总结 财政政策强调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政策力度预计会小于2020年。预计明年赤字率回到3%以内，新增专项债规模略低于今年水平。同时，地方债发行节奏大概率会更加均衡。 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带动存款利率市场化”，同时对汇率和资本流动的关注度明显提升。从存款利率市场化以及应对升值压力来看，政策利率和资金利率预计不会大幅上行。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重点着眼于城市更新、大城市租赁住房、实施长效机制，央行工作会议强调“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精准调控下地产周期趋于下行，但也有稳的一面，和此前大开大合的调控还是有所区别。 基建投资方面，发改委年度工作重点不再提“扩大有效投资”，交通运输工作会议对明年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预期目标并不高，明年基建投资并不乐观。 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改委、人民银行均提到完善债券市场法制、打击逃废债、处置企业债务违约等内容，政策重点关注，微观信用风险可能会好于预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各部委年度工作会议陆续落地，政策总体基调还是退出应对疫情的宽松政策而回归稳健，稳字当头体现在方方面面，以此为基础出发，2021年开年的利率环境逻辑上还是上有顶下有底的格局，建议市场继续按照票息选择节奏，不以松喜，不以紧悲。 8、市场点评：资金面整体宽松，长债收益率小幅上行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全口径净回笼4650亿元，资金面较为宽松。周一，公开市场净回笼1000亿元，资金面非常宽松；周二，公开市场净回笼1300亿元，资金面继续宽松；周三，公开市场净回笼1300亿元，金面继续宽松；周四，公开市场净回笼1100亿元，资金面略有收敛；周五，央行开展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公开市场净投放50亿，资金面依旧宽松。 受此前年底流动性充裕、美国民主党获得参议院控制权强化刺激计划出台预期等影响，长债收益率小幅上行。周一，公开市场净回笼逾千亿元，以及股市强势上涨，长债收益率明显上行；周二，宽松资金面推动下，长债收益率大幅下行；周三，债市消费面平静，长债收益率微幅下行；周四，长债收益率小幅上行；周五，美国民主党获得参议院控制权强化刺激计划出台预期，央行开展50亿逆回购操作，长债收益率有所反弹。 [1]http://economy.caixin.com/2020-12-29/101644330.html [2]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160250/index.html [3]例如近期央行下调金融机构、企业跨境融资参数，上调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宏观审慎调节系数均属于此类措施。 [4]http://www.gov.cn/xinwen/2020-12/25/content_5573139.htm [5]http://www.cb.com.cn/index/show/bzyc/cv/cv13454591649 一级市场 根据已公布的利率债招投标计划，从1月11日至1月17日将发行3支利率债，共计1690亿元，均为国债，无地方债发行。 二级市场 本周长债收益率小幅上行。全周来看，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平在3.15%，10年国开债收益率持平在3.54%。1年与10年国债期限利差扩大12BP至79BP，1年与10年国开债期限利差扩大9BP至107BP。 资金利率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全口径净回笼4650亿元，资金面整体宽松。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下行19BP至．92%，7天回购利率下行48BP至1.98%；上交所质押式回购GC001下行256BP至1.71%；香港CNHHibor隔夜利率下行-337BP至0.66%；香港CNH Hibor7天利率下行-183BP至1.13%。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全口径净回笼4650亿元，下周550亿元逆回购到期，3000亿元MLF到期，合计3550亿元。 实体观察 1、中观行业数据 房地产：30大中城市商品房合计成交372.79万平方米，四周移动平均成交面积同比上升10.14%。 工业：南华工业品指数2690.36点，同比上升11.63%。 2、通胀观察 上周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环比上升2.11%；生猪出场价环比上升3.33%。 国债期货：国债期货价格涨跌互现 利率互换：整体上行，5年期下行 外汇走势：美元指数小幅上行 大宗商品：原油价格上行 海外债市：美债收益率明显上行 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经济走势超预期，政策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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