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以“共享生态、助商惠民”为主题的2020年银联云闪付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商业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及云闪付合作服务商的代表，围绕技术创新、生态共享、产业赋能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中国银联执行副总裁郝哲、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副秘书长亢林出席大会并致辞。 产业数字化升级推动支付技术创新，也为商业模式创新带来新机遇。积极拥抱产业变化，顺应金融科技发展趋势，云闪付合作伙伴大会正打造以支付为基础、以金融服务为核心的综合性开放式平台，构建规范、健康的移动支付生态体系。 在此背景下，云闪付积极构建“三大联网通用”，即APP联网通用、营销联网通用、增值服务联网通用，推动支付与产业链服务链深入融合，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提升普惠便民能力。 目前，云闪付平台的开放合作能力已全面升级。一是服务能力全面升级，在支付赋能、金融赋能、数字经营赋能、合规赋能、增值赋能等方面着力提升。二是用户经营能力全面升级，推出的惠民小程序、政府消费券、畅行健康码、品质卡权益等功能，提升用户体验。三是商户经营转型全面升级，依托云闪付商户小程序，开放云闪付工具能力，用户流量扶持，提升商户数字化经营水平。 在当天大会论坛上，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还从行业合规、健康发展角度，对近期发布的《收单外包服务机构备案管理办法》进行了现场解读。产业各方参会代表就场景服务生态、消费金融服务生态的合规共建等话题开展深入交流。 近年来，中国银联秉承“开放、合作、共赢”的信念，践行“支付便民、支付为民”理念，联合产业各方共同打造便捷、安全、高效的支付服务体验，助力合作伙伴共同成长。截至目前，云闪付APP用户已突破3.1亿，可在境内外超过2000万家线下商户使用，已累计接入559个合作机构APP，基本实现电子账户的联网通用；同时，支持逾622家银行借记卡余额查询、逾151家银行支持信用卡账单查询并0手续费还款。
9月15日晚，恺英网络发布公告，将以1元的代价将浙江九翎70%的股权转让给公司的原股东周瑜，距离恺英网络上次收购浙江九翎才不到两年半的时间。而按照当年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恺英网络的收购代价为10.64亿元。 仅仅两年多时间，浙江九翎从10余亿的估值到如今的"一文不值"，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01 收购浙江九翎，一场空 时间回到2018年，刚刚发了年报的恺英网络，2017年营收增长了15.2%，归母净利润则增长了136.2%，主要得益于前一年并购了浙江盛和。 浙江盛和是一家以网页游戏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其主要产品包括《蓝月传奇》、《梁山传奇》等网页游戏以及《王者传奇》、《龙腾传世》等手游。可以看出，恺英网络收购浙江盛和，主要看中的是它的传奇类产品。 当然，《蓝月传奇》和《王者传奇》也确实不负众望，《蓝月传奇》持续18个月以上占据开服数榜首，《王者传奇》连续6月在华为应用榜单上排名第一。吃到了甜头的恺英网络将目光看向了另一家以传奇类游戏为主要产品的浙江九翎。 彼时，浙江九翎就刚成立了一年，开发了一款叫《传奇来了》的网页游戏，据说上线首月流水就超过千万元，2017年总收入超过2.5亿元。 根据当时的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浙江九翎营收2亿，净利润1.2亿。恺英网络花了10.6个亿，买下70%的股权，对应目标公司的估值也就12.6倍，可以说是相当划算的买卖了。并且，双方还约定了2018~2020年1.9亿、2.2亿、2.9亿元的业绩承诺，这笔买卖看上去稳赚不亏。 2018年，浙江九翎录得2.11亿的净利润，完成了业绩承诺，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乐观的方向行进。然而，2018年6月和10月的两则仲裁，令这一乐观蒙上了阴影。仲裁发起方来自于韩国株式会社传奇IP，即传奇IP在韩国的版权所有方，认为浙江九翎未能根据双方《许可协议》的约定支付最低保证金（部分）、月度分成款和一次性奖励金等共计约人民币17,100万元。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传奇IP数次向仲裁院提交索赔声明，2019年5月主张金额上升至25亿，2019年12月，主张金额上升至惊人的76.6亿。今年五月，浙江九翎收到了韩国商事仲裁院的《仲裁案裁决书》，要求浙江九翎向传奇IP支付高达16.98亿元的赔偿费。 这一金额已经远远超过了浙江九翎的净资产额。由于浙江九翎的未来经营恐无法持续，2019年恺英网络全额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直接导致当年公司账面巨亏18.94亿元。 事已至此，就有了前面的一幕。恺英网络做出了将浙江九翎"还给"原股东的决定，就是为了甩掉这个包袱。 当然，恺英网络并非就只能收回1元的股权转让款了。目前恺英网络已经和原股东达成和解，将获得赔偿和业绩补偿，最大程度的弥补损失，也算是对公司投资者有个交代。 02 囚徒困境 传奇IP与浙江九翎的纠纷只是恺英网络面临的众多纠纷的一小部分。从公司2019年的年报中可以看到，除了传奇IP与浙江九翎之间的仲裁案件，传奇的另一个版权方--亚拓士（上海蓝沙）也与浙江九翎有若干纠纷，同时，亚拓士（上海蓝沙）和娱美德（传奇IP）又与恺英网络旗下浙江欢游和浙江盛和有诸多纠纷。 围绕传奇IP的版权纠纷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不仅将版权方亚拓士和娱美德，而且还将众多合作方，如恺英网络、三七互娱、贪玩游戏等卷入其中。 传奇版权纠纷的源头，还要回到最开始的时候。 《传奇》这个经典游戏IP，由韩国公司Actoz（亚拓士）推出。2001年7月，盛大网络的老板陈天桥花了30万美元与亚拓士签订了一年《传奇》在中国的代理权，将《传奇》引入中国，这个孤注一掷的决定，既成就了盛大网络，也成就了亚拓士，开启了一个时代。 2000年，传奇IP的创造者从亚拓士出走，并创立了娱美德公司。双方约定共同开发传奇IP，并共同享有传奇的软件著作权。"共同开发"、"共同享有"，在当时的情境下看上去很合理，但也为后来的版权纠纷埋下了种子。 最初，娱美德与亚拓士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上。之后，由于盛大的卷入，让矛盾更为复杂。亚拓士将中国地区的独家代理权授予了盛大游戏，先后几次续约。后来，盛大直接收购了亚拓士，也名正言顺的获得了传奇的软件著作权。但不要忘了，此时娱美德还握着另外一半的著作权。 由于不满足授权收入分配，娱美德开始在中国授权其他游戏公司开发传奇IP，这直接触动了盛大的蛋糕。而盛大收购亚拓士后，不仅开始积极开发传奇IP价值，开发了《热血传奇手游》、《传奇世界手游》等手游，也将传奇IP授权了国内多个游戏公司进行开发。 利益是矛盾的源泉。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盛趣游戏认为娱美德的授权未获得亚拓士许可，侵犯了权利，娱美德也认定亚拓士与盛趣游戏之间授权、盛趣游戏授权第三方开发也不合法。于是，双方开始频繁就传奇版权互诉，且连带上第三方游戏公司，大有鱼死网破，我不好受，你也别好过的态势。 要怎么解决呢？解铃还须系铃人，简单的说，就是双方只要肯坐下来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那就是双赢的局面。虽然传奇这个IP已经问世20年，也仍然有非常高的价值。 但这个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何其难也。毕竟只要有利益，就存在分配不均的情况。围绕传奇版权，亚拓士（上海蓝沙）和娱美德（传奇IP）陷入了一个囚徒困境，让步的一方受损，不让步的一方受益。所以，可预料的是，如无外力干涉，这个困境恐难有破局之时。 声明：特别提醒，投资决策需建立在独立思考之上，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实际操作建议，交易风险自担。
民生银行行长郑万春9月17日在银行业保险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民生银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立足自身职能定位，持续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取得了积极成效。 “我们坚持民企战略不动摇，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和商业模式，建立了覆盖小微、中小、大中型以及生态链企业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塑造了民企服务的品牌特色和先发优势。”郑万春表示，截至8月末，民生银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5842.3亿元，比年初增长792.7亿元，与去年同期比增加了8.2%；2020年前8个月，累计发放民企贷款10985亿元。 具体而言，一是多措并举，增加信贷投入，支持企业抗疫。今年上半年，民生银行对公累计新增疫情防控授信579.5亿元，发行防疫专项同业存单37.9亿元，支持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截至8月末，民生银行累计通过展期、续贷、合同调整等方式为中小微企业延期偿还本金1193亿元，延期付息累计金额31亿元。 二是降低资金价格，支持防疫企业和防疫工作。民生银行一方面对武汉、杭州、郑州等区域及防疫白名单客户新发放贷款实行FTP优惠；另一方面减免部分疫情冲击严重企业贷款利息。民生银行还出台了多项手续费的减免政策，免除疫区防疫专用账户的开户费、管理费，捐款或汇划防疫专用款项手续费等。 三是简化流程，加强线上化服务，提高审批和放款效率。民生银行实行在线融资申请、远程合同面签、线上自动放款等线上化服务，对展期管理、业务重整、罚息减免等给予湖北等重点区域业务加大审批授权，简化流程，提升效率。 四是完善民企服务体系，优化分层分类服务。针对战略民企，民生银行全面落地“五位一体”团队与“1+3”作业模式，积极支持战略民企的新增融资需求和防疫抗疫重点项目。针对生态民企，加强供应链企业开复工的信贷投放；推广保理、保函、供应链融资等链上服务。针对中小民企，通过在线办理、利率优惠、手续费减免、纾困专项政策、嫁接资本资源等10大举措，支持中小企业复工复产。
9月16日，交通银行与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集团在杭州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在交通银行董事长任德奇、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的见证下，交通银行副行长周万阜与蚂蚁集团高级副总裁黄浩、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伟光代表各方进行签约。 根据协议，三方将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集成互补、互通场景，整合平台、客户、市场、渠道和技术等资源，打通银行服务、场景权益与客户消费全链路，致力于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下互联网公司与金融机构深度合作的典范，优化数字化转型效能，为双方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此次全面升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既是三方多年来合作关系的延续、巩固和深化，也代表了互联网公司和商业银行对金融科技创新共赢前景的共同期待。 任德奇表示，交通银行和阿里巴巴、蚂蚁集团有着共同的使命和愿景。此次全面战略合作的达成，也是交通银行拥抱金融科技、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一步。希望未来和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集团共同打造新服务模式、创新产品形式，丰富生态，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提升。 井贤栋表示，交通银行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也是勇立时代潮头的典范。双方合作可以优势互补，搭建一个合作共赢的生态，数字技术带来的包容性发展的红利，让金融服务更好地服务实体，让更多的普通用户和小微企业从中受益。 据悉，随着互联网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各方将在当前合作基础上，以科技创新合作为契机，在金融服务、支付业务及数字金融场景拓展、金融科技、市场创新合作等多个领域实现全面合作。 三方约定，将充分发挥自身行业及区域优势，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小微企业融资、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等领域加强创新合作。
不同于上半年的迅猛增长，近期票据市场略有降温。一边是利率中枢的持续上行，一边是一二级市场活跃度的下降。上海票据交易所（下称“票交所”）数据显示，8月票据市场业务总量为10.14万亿元，较上月下降11.12%；票据贴现加权平均利率为3.03%，转贴现加权平均利率为2.72%，均较上月上升8个基点。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票据市场利率中枢的上行主要与市场资金利率整体上行有关，在货币政策边际趋紧的背景下，资金面整体处于相对紧平衡状态，短端利率自6月开始上行，从而带动票据利率向上。 而随着利率的上涨，对于企业而言，票据融资成本随之增加，利用票据进行融资的意愿降低，使得票据规模下降。“再加上监管严控金融套利行为，利用结构性存款套利的方式被打压，企业套利空间收窄，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票据融资规模。”一位票据行业资深从业者对记者称。 “价升量跌” 对于票据市场而言，一度持续的“量升价跌”局面正在发生变化。 此前为应对疫情冲击，一系列货币宽松政策出台，作为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利器，票据融资规模也明显增加，票据价格持续走低。根据票交所统计，除1月受春节和疫情影响，票据贴现量减少12.15%以外，2月之后在疫情冲击下，企业通过票据贴现进行融资的需求激增。 其中，3月单月票据贴现量达1.81万亿元，创历史新高。2～4月票据贴现发生额相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3350亿、6630亿和4020亿元，同比增速分别达46.15%、56.61%和43.76%，连续三个月维持40%以上的高增速；承兑方面，今年前五个月，全市场累计票据承兑额达9.76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36万亿，同比增长16.13%。 然而，步入5月，这一增势开始减缓，尤其近两月更加明显。中信证券研报分析称，价格方面，以6个月银票转贴现利率为代表，国股银票和城商银票均是在5月初开始反弹，结束了自年初以来的下行趋势。随后，尽管在6月底和7月底出现骤跌，但已难回年内低点，整体上呈上行态势。到了8月，票据利率延续前期的上升势头，贴现加权平均利率为3.03%，转贴现加权平均利率为2.72%，均较上月上升8个基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2.18%，较上月上升14个基点。 对于票据利率的上行，普兰金服研究员唐志鹏对记者称：“近几个月，经济向好，央行疫情期间推出的宽松货币政策工具陆续退出，资金利率、债券市场利率中枢均有所上行，票据市场自然也不会例外。” 中信证券固收分析师章立聪也表示，站在配置方的角度，8月票据利率中枢上行使得买方操作相对谨慎，采用逢高进场的策略避免票据利率过快上行。但随着国债大量发行占据了一定的配置资金，票据需求不足的局面再次主导行情，导致票价回升至年内高位。 与此同时，票据市场交易活跃度也有下滑。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票据承兑未到期余额为13.97万亿元，同比增长13.82%，增速较上月下降2.92个百分点；8月承兑业务发生额1.48万亿元，同比下降11.41%，环比下降7.42%；当月贴现业务发生额0.76万亿元，同比下降24.82%，环比下降7.95%。 具体而言，国有行和股份行贴现发生额4785.9亿元，较上月下降8.72%；城商行贴现发生额1818.0亿元，下降2.5%；农村金融机构贴现发生额484.24亿元，下降幅度最大，为25.09%; 相较之下，财务公司贴现发生额出现回升，为406.19亿元，增长7.14%。 唐志鹏称，整体来看，8月一二级市场活跃度并未出现回暖迹象，新增票源环比走稳，同比小降。同时，直贴市场利率上行明显，意味着持票企业票据融资成本较高，贴现意愿下降明显。 另从行业层面分析，前述票据行业资深从业者对记者表示，除了货币政策的边际收紧外，票据融资规模的下降也与金融套利现象被严打有关。此前，在低利率环境下，有企业通过短融、债券、票据融资等方式获得低成本资金，并购买高收益的结构性存款以获得无风险收益。但随着监管层压降结构性存款规模，企业套利空间收窄，对票据的需求降低。 此外，“由于经济持续恢复，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贷款违约风险降低，银行倾向于压缩票据贴现规模，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企业普通贷款，这也造成了银行对于票据的需求大幅下降。”唐志鹏告诉记者。 标准化票据短期影响有限 尽管近期票据市场出现降温，但在另一边，标准化票据发行正步入常态化。业内普遍关注的是，随着发行的推进，对当前票据市场是否会造成影响？ 今年7月28日，《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正式实施，票交所官网陆续发布标准化票据的公告信息，产品开始认购发行。截至9月17日，根据票交所信息，共有43单标准化票据发行，创设金额合计36.52亿元。 从已发行的标准化票据来看，基础资产票据主要是“商票”，即承兑人为实体企业；存托机构方面，银行和券商势均力敌，前者的发行只数高于券商，但后者的发行规模更高；期限方面，普遍较短，大多产品分布在3～5个月。章立聪分析称，根据发行期限，当前标准化票据可能与债券的超短融品种构成一定的竞争关系。 “就当前标准化票据的规模来看，这个数字和票据市场整体规模相比非常小，因此短期而言，标准化票据的发行并不会对票据市场走势产生很大的影响。”唐志鹏说。 他进一步提及，目前标准化票据还面临两大问题：一方面，银票转贴现收益率与对应的同业存单收益率倒挂，发出来的标准化票据收益率不够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对于未贴现的票据，基础资产归集存在一定难度。“如果上述两个问题能够解决，未来标准化票据有望获得规模化的发展机遇，对整个票据市场将产生重要影响。” 章立聪也称，目前标准化票据作为一类新的资产类别，整体规模较小，暂时将其纳入投资范围的金融产品也比较少，预计对于债市的资产配置不会有明显的影响。但考虑到标准化票据的期限普遍较短，后续如果条件成熟，货基类投资者有望加码参与。 基于此，业内的共识在于，随着市场短端利率趋稳，短期内票据利率难以出现大幅下降或上升，而是更倾向于在一定范围内震荡波动；同时，票据贴现融资需求大概率会恢复，交易活跃度也将缓步上升。 不过，“若票据贴现融资需求长期难以恢复，而信贷总量目标不变的话，银行机构可能会需要加大对中长期贷款的支持力度，这便会抑制长端利率上行。”章立聪强调。
疫情影响下，中小微企业的盈利能力、复苏节奏、发展前景、金融需求也在同步转变，中小企业正面临一场大考。 后疫情时代，如何解困中小微？疫情影响的滞后反应对银行业资产质量带来哪些影响？9月17日，在银保监会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民生银行行长郑万春、浙商银行行长徐仁艳、浙江泰隆银行行长王官明谈及银行如何赋能小微企业发展。综合观点来看，由于金融与实体经济唇齿相依、共生共荣，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也与银行业稳健发展息息相关。 解困中小微 国内疫情对生产经营的冲击已逐渐退去，但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滞后性影响仍在发酵。 “这次疫情的影响，对民营企业尤其中小微企业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徐仁艳介绍，浙商银行上半年在调研过程中看到一批企业销售下降、订单不足，在用工方面等都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从事外贸业务的企业，也面临着供应链外移、订单价格上涨等。 王官明表示，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确实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的冲击，其中小微企业由于风险抵御能力弱，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小微企业信贷风险有一定上升，8月末，浙江泰隆银行不良贷款率1.23%，比年初上升了0.1个百分点。 解困中小微，监管部门接连出台多项政策，帮扶企业走出困境。银行业也不断加码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和信贷支持，包括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等。 在此背景下，积极的转变正在出现。 “在企业调研中也发现了新的情况，外贸企业的外贸订单虽然少了，但这些企业现在着重在国内市场拓展。”徐仁艳称，有些企业正逐步打开国内的销售市场，也获得了比较稳定的订单。这些企业的韧性和活力很强，需要得到银行相关各部门的金融支持。 郑万春指出，疫情影响下，不同行业客户需求、盈利能力、复苏节奏、发展前景分化更明显，相应客户行为习惯、金融需求也将同步转变，呈现出“有减、有缓、有增”三大变化特点。 一是，餐饮旅游、线下娱乐、航空运输等行业受到疫情直接冲击较大，需求大幅下滑，并且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的速度比较慢，完全恢复仍需时日；二是，延迟复工、物流不畅等因素前期对制造业、建筑业等产生一定影响，但在政策大力扶持以及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背景下，这些领域的相关企业复工复产，陆续恢复正常经营；三是，疫情催生了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电商平台、短视频、医疗健康等领域逆势增长，相关行业有望进入快速发展期。 银行业“生存危机” 金融与实体经济唇齿相依、共生共荣。疫情之下，银行业也正在经历一场“生存危机”。 “外部环境、政策导向、市场需求的变化均对银行构成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郑万春表示，要看到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大多数集中在服务业、传统制造业等行业，同时由于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比较弱，更容易受到疫情的冲击，不少企业出现了一些暂时性的困难。商业银行与实体企业共生共荣，企业出现经营困难，也会给银行的业务发展带来较大压力。 郑万春表示，在这些影响变化下，银行业服务需回归本源，加快客户服务体系建设和增长模式转变。后疫情时期，拥有扎实客户群的银行才能活下去，活得更好，客户永远是银行生存发展的压舱石。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243亿元；不良贷款率1.94%，较上季度末增加0.03个百分点。由于疫情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存在一定时滞性，有相当规模贷款的风险会延后暴露，市场担忧未来不良贷款率上升压力较大。 银监会发言人近期强调，要坚决控制各种报表粉饰行为，督促银行做好真实资产分类、真实风险敞口和全额拨备。清理不良资产核销、大额划转、偿债资产处置等政策障碍，引导银行多渠道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 银行业如何应对疫情给银行业资产质量所带来的冲击？对此，徐仁艳表示，浙商银行根据监管部门要求，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核销不良贷款资产，一方面有利于银行自身的稳定经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合作更加稳定。“还有一些生产经营状况相对比较正常的，有临时性的困难，我们也按照新的要求延期还本付息，缓解企业当前经营中的一些困难，有利于企业渡过阶段性难关。” 王官明表示，严格按照银保监部门贷款分类偏离度要求，做实资产质量分类，真实反映风险状况。下一步，将逐步把逾期60天以上的贷款调入不良。同时，考虑到下阶段小微企业信贷风险可能还会上升，浙江泰隆银行提前计提风险拨备，8月末贷款拨备率2.53%，拨备覆盖率205.72%。此外，一方面，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另一方面，严控增量风险，进一步加强准入管理，做好常态化自查，管好员工的意识和行为。 郑万春强调，在服务好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同时，民生银行持续优化风险防控，确保自身实现稳健发展。包括做好存量问题资产差异化退出，加快消化历史包袱，减少不良资产存量。对于风险暴露和预警业务，根据客户情况进行区别对待，采取有效的处置措施。
8月28日，崔天凯大使应邀参加美国前财长鲍尔森主持的“对话鲍尔森”播客访谈节目，重点就当前中美关系、两国经贸合作、国际治理、中国经济形势等问题进行交流互动。有关访谈内容已于9月14日对外播出。全文实录如下： 鲍尔森：大使先生，欢迎来到播客访谈节目。去年是美中建交40周年。很显然，未来40年的美中关系将会变得大为不同。目前，我们两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5%左右，还是全球军费支出最多的国家。我们都是雄心勃勃、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因此，全世界都在关注美中两国如何相处或针锋相对。在双边关系紧张时刻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你的工作并不轻松。我一直很尊重你的专业精神和沉着冷静，尊重你代表中国政府努力了解美方对两国关系看法并寻求共识的努力。首先，我想从你如何开始个人职业生涯这个问题谈起。你生于1952年。中国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你二十多岁，见证了许多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你是如何成为一名外交官的？你的外交职业生涯是如何开始的？你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受到身边事物影响的？ 崔大使：首先，很高兴同财长先生再次交流，也感谢你邀请我参加此次访谈节目。当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我二十多岁。在此之前，我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岁月，中学没毕业就离开家乡到紧临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农村插队，在那里种植大豆和小麦5年多。这段经历让我对中国农村和贫困问题有了深入了解，也对国家真正需要什么有了深刻认识。我们这代人很幸运，大部分工作时间处于改革开放年代，并始终相信自己的国家处于正确的发展方向。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全力以赴实现现代化目标，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同样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到美国工作和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个人在中美两国都有一些经历，这让我对中美如何处理两国关系、对彼此有何需求、如何相互学习有了更好的理解。我的外交职业生涯的开始或多或少与我的好奇心有关。我一直对国际问题、世界局势以及相关问题很感兴趣。这也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被联合国译训班录取的原因，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80年代初，我成为一名联合国译员并在纽约总部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鲍尔森：有趣的是，我所尊敬的人在各行各业有不少，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求知欲。正是求知欲和真正的勇气促使人们走出国门、体验不同文化。我2009年离开财政部时，开始撰写《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这本书，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待了1年时间。这也是你曾经学习并获得优异成绩的地方。这段经历是如何影响你对美国看法的？ 崔大使：对我而言，那是一段独特的经历。我至今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我的美国教授们心怀感激。在此之前，我已在联合国工作过几年时间。但这两段经历很不一样。作为学生，我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美国人民和社会，还有机会更系统地学习美国国情、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我也学了一些经济学课程，这对我整个外交生涯都十分有益。当然，我后来也发现有些课堂上学的知识未必能用到社会实践中。 鲍尔森：你说得太对了。目前，美中关系处于低点。在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提出的四百多项议案正在挑战中国，这种对华强硬政策得到两党一致支持。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自然带来地缘政治上的雄心。从某种程度上讲，美中关系的变化是必然的。坦率地讲，我认为中方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变化。长期以来，我一直说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快地适应来自外国企业的竞争，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我们还应共同应对挑战，引领国际治理体系改革，使之在当今世界更为有效。我们双方还面临一系列棘手的战略安全和政治热点等分歧，如台湾、香港、南海、科技等问题。我们过去已就此讨论很多，今天不讨论这些具体问题，最好把时间用到展望未来上。我想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中方对构建美中建设性关系的目标和优先事项是什么？ 崔大使：中国外交政策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在当今世界通过发展同各国关系来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满足人民需要。在此背景下，中国对美政策是明确、一致、连贯的。如你所说，去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明年是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50周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自始至终希望同美方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而非对抗关系，希望双边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照顾彼此关切、互利互惠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自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以来中美关系的本质，从未发生根本改变。同时，中美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更丰富、更深入、更复杂、更全面。双方在很多早年难以想象的领域开展了合作。比如，你任财长期间中美共同倡导了二十国集团的进程，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在尼克松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抗击埃博拉病毒等传染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中美两国省州和城市之间、企业之间、机构之间也开展了良好合作。总之，我们之间已开拓了越来越多的合作领域，同时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分歧。实事求是地讲，中美之间的一些分歧将长期存在。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和经济制度等差异，中美之间难免存在分歧。但我们必须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这些分歧。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美两国面临诸多全球性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传染病、自然灾害，中美均无法独力应对。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中美应携手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也是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 坦率地讲，我们之间有很多分歧，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台湾、涉港、涉疆、南海等问题，如果大家看看地图，就会发现这些问题要么涉及中国领土，要么处于中国周边，没有一个靠近美国，更不在美国领土范围之内。对中方而言，这些问题事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有时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些问题会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明明都是中国的内政。在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目标进程中，我们必须解决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问题，这都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正如我刚才所言，中美关系确实复杂，有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幸运的是，我们双方长期以来很好地管控了分歧。但当前形势令人担忧甚至警惕，美国一些人试图突破“红线”，这将带来严重后果。我希望人们能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鲍尔森：大使先生，感谢你全面的回答。我想谈两点，一是你刚才谈到的香港以及其他涉及主权的问题，美国国内对此存在各种不同看法。美方理解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但往往会说中方是否违反了所签署的协议？美中两国存在的分歧确实很难消除，当前重要的是你们和美方官员和高层保持经常性对话，因为当前美中关系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有些问题如你所说很难解决。二是你刚才所谈让我想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形，那种情况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曾说过，如果美中没有建设性关系、我没有及时同中方同事通上电话，世界将大为不同。危机期间的协调合作至关重要。金融危机后，美中两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成立二十国集团，中方实施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世界经济走出衰退。这成为美中合作的成功范例。 接下来我想谈谈中国经济。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实现经济快速复苏。近日，习近平主席宣布了聚焦刺激国内消费的“内循环发展模式”。很多美国人都在问，中方这种强调经济自力更生的理念是否可能意味着要与全球经济脱节？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改变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 崔大使：当前形势下，世界各国当务之急是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困难，并且尽快重启和恢复经济。中方积极致力于此。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好消息，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恢复。同时，我们认为要化危为机，通过加快和深化发展模式转变，致力于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更加有效保护环境和推进减贫工作。我们当前所做工作都是恢复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明年，中国将开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清晰的，那就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将关闭开放的大门，也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实际上，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将会越来越高。关于自力更生，这一理念始终贯穿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方面，有人说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靠占他国便宜、窃取他国技术来实现的。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民很不公平。你很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勤劳且富有创新精神。我们明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否则不可能实现发展。中国始终有自力更生精神，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闭关锁国。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因为双循环发展格局真正目标是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潜力，让市场经济运行得更加高效。因此，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实际上，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在华经营多年，早已成为中国国内循环和市场的一部分。通过聚焦国内循环和市场，他们将在中国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外国企业也是连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天然纽带，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我希望他们能抓住这些机遇。 鲍尔森：你所谈让我回想起2006-2008年我任美国财长的那段时光，我们双方成立了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当时我们（在经济轨）集中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汇率改革问题，希望人民币汇率未来不被低估且更能反映市场供求，第二个是中国经济再平衡问题。当时中国产能过剩且储蓄多、消费少，消费仅占中国经济的10%。我们当时鼓励中方减少生产、刺激消费。时至今天，这两个问题都取得重要进展，我认为这是值得一提的。 现在我们谈下国际协调与合作的问题。国际社会未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开展合作是个重大遗憾。有人认为，我们如不能在疫情上开展合作，还能在哪些领域开展合作呢？当前，世界各国在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却越来越缺乏集体行动的能力，无论是应对疫情、推动经济复苏、解决贸易问题，还是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我想再次展望未来，请问中方是否愿推动解决上述问题，为推动世贸组织等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而作出努力？ 崔大使：很显然，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推进国际治理。在21世纪的前20年，我们至少经历了三场国际危机：“9·11”恐袭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些都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可以用传统意义的大国竞争“工具箱”予以解决。相反，上述挑战都在提醒我们，需要推进全球治理，加强国际合作。中方积极支持所有加强国际治理体系应对能力和有效性的努力，不仅为应对当前挑战，而且要防范未来新的挑战，中国愿为此贡献力量。这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参与和积极贡献，特别是中美这样大国的参与。中美两国对世界负有共同责任，那就是应带头开展合作，共同发起、支持和促进国际合作，积极应对所有挑战。当然，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要考虑到所有成员国的实际需求和真实想法。我真诚希望我们能在应对疫情方面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携手合作。正如你所说，展望未来，后疫情时代将是什么样子的？需要我们做什么、开展哪些合作？我们需要向前看，提早规划，始终坚持合作理念，而不是对抗思维。 鲍尔森：你说得很好，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世界将变成一个困难和危险重重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国际秩序、和平与稳定，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贸易和科技“脱钩”问题，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当前已经出现美中贸易和资金往来“脱钩”所带来的显著压力。毫无疑问，这种情况还将继续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问题是，这种情况将发展到什么程度？我想提一个棘手的问题，你如何看待美国高科技企业对中国市场开放空间十分有限而感到沮丧的问题？ 崔大使：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积极实行改革开放，这是中方的基本国策，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即使在遭受疫情严重冲击情况下，中方在过去几个月里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新举措。例如，《外商投资法》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进一步增强了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中国依然吸引了大量外资。今年6月，中国颁布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自贸区负面清单，而且清单越来越短。6月，中方还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零关税、零壁垒目标。总之，中方正竭尽全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绝不会放弃。对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而言，这将给他们带来更多市场准入、更好发展机遇和可预测性。然而，真正的挑战是，在中国坚持提高开放水平的时候，有些国家却在想方设法设置障碍，他们针对TikTok（抖音国际版）、Wechat（微信国际版）、华为等设置各种壁垒。这才是我们的真正挑战。在我们开门迎客时，他们却在筑墙挡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鲍尔森：科技应该是美中之间最麻烦的领域。经贸关系本来可以缓解美中之间的安全竞争关系，但现实是安全竞争扩散到经贸领域，科技成为焦点。问题是我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还会走多远。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为了让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对于美方最具竞争力的能源、农业、金融等行业，中方是否会继续对美开放市场？ 崔大使：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近年来中方在金融领域出台一系列开放新举措，包括取消外资在金融服务业投资的相关限制等。对于很多美高科技企业而言，他们都在增加在华投资和运营规模。特斯拉在华设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看到了中国市场潜力，希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希望成为中国经济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并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好投资环境、法律制度。 关于国家安全问题，任何国家都会有国家安全问题，这并非新问题。很多人一直关心国家安全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回顾过去四五十年历史，中美双方在深化和拓展双边关系的同时都妥善处理了国家安全问题。我不认为中美双方的国家安全利益因双边关系发展而受损。实际上，发展双边关系有利于国家安全。如果彼此交流越来越多，双方就能更好相互理解，知道对方是如何思考的、对方的思维方式以及对方优势和弱项。这样你才知道同对方如何打交道、如何降低风险、如何促进互惠合作。这应是我们从过去四、五十年历史吸取的宝贵经验，为什么要改变它呢？ 鲍尔森：你的回答非常睿智。显然，中国发生很大变化，美国和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新的国际安全问题不断涌现。但问题的关键是理解和对话，弄清楚哪些方面能达成共识，哪些方面存在分歧，哪些地方存在潜在冲突，如何有效避免冲突，防止局势失控，我认为这些问题特别重要。你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已7年多时间，见证了很多事情，包括美中共同推动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奥巴马政府过渡到特朗普政府、美中元首海湖庄园会晤、艰苦的美中经贸谈判等。我曾看到你在椭圆形办公室同特朗普总统、刘鹤副总理站在一起，也看到当前双边关系恶化的危险态势。回顾7年任期，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崔大使：关于国家安全问题，我想补充一点，每个国家关心自身国家安全合情合理，但我们要小心不要被毫无根据的恐惧、猜疑、仇恨等情绪所误导、蒙蔽，甚至落入陷阱。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都不会感到安全，这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初衷背道而驰。 关于出任驻美大使7年之久的经历，我必须承认到任时并未想到会干这么长时间。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关键时刻，我为能继续服务中美关系而深感荣幸。这很可能是我外交生涯最后一任常驻，然而当前中美关系面临巨大挑战。我为能在此继续履行使命、应对挑战而深感荣幸。我将全力以赴，不负祖国和人民重托，也不辜负美各界朋友的期望。我愿同美各界人士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鲍尔森：回顾这段经历，你最满意的是什么？ 崔大使：我认为我有幸见证了这么多历史时刻。我参与了几乎所有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包括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会晤、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晤，亲身感受到中美两国元首是如何互动交流的、双方共识是如何引领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正如我们常说的，总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目标、设定更高标准。我将继续尽己所能做好这些事情。 鲍尔森：展望未来，美中关系是否有什么问题让你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你认为未来美中两国最大风险和最大机遇是什么？ 崔大使：我现在入睡前经常问自己，二三十年后的历史学家将如何评判我们？我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是否为中美关系发展而不遗余力？我经常拿这些问题问自己。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着强化中美合作、构建更加强劲双边关系的巨大机遇。首先是要合作抗击疫情，合作研发疫苗和治疗药物，努力拯救生命，保障民生和就业，恢复经济增长，恢复世人对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其次，双方还要恢复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和朝核、伊朗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只要双方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中美合作就大有可为。 鲍尔森：你说的很对，这确实需要我们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感谢崔大使接受此次访谈。我想告诉你，十分感谢你在如此困难且重要的时刻在这个国家坚守岗位，也感谢你今天所分享的一切。 崔大使：感谢财长先生所给予的访谈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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