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消费，成为解决当前经济一系列问题的逻辑起点。短期来看，消费受心理因素影响，但把时间拉长，消费最终取决于收入，在宏观层面看，提高居民部门收入占比，是构建双循环、拉大内需的必经之路。经济问题环环相扣，提高收入虽能立竿见影促消费，但提高收入又面临重重制约，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钱从哪里出？消费驱动经济，谁来驱动消费？自2001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速经历了两个阶段：2001-2011为高速阶段，年均增速21.7%；2012-2019为低速阶段，年均增速仅为2.9%。出口降速，叠加4万亿刺激政策退出，2012年GDP骤降至7.9%，同比少增1.7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首次破8。自此以后，GDP增速持续下滑，民间投资意愿下降，消费开始挑大梁，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消费以收入为弹药，支出端消费的崛起，必然要求收入分配时住户部门蛋糕份额的提升。2011年之前，住户部门在GDP初次分配中占比一直高于消费对GDP的贡献。可以粗略地理解为，住户部门从GDP增长中分到的蛋糕，大于其消费贡献，其中一部分转化为消费，还有一部分转化为储蓄。2011年之后，住户部门从GDP增长中分到的蛋糕开始低于消费对GDP的贡献，支出大于收入，过往的高储蓄能支撑一段时日，但消费高增长必然难以持续。2015年之后，居民部门开始快速加杠杆，消费贷款为消费高增长提供了新弹药，但负债驱动消费不具有可持续性。进入2019年，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各种弊端就开始显现了。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提升消费，必须回归原点，提升收入分配中住户部门的蛋糕份额。2008年以来，居民收入比重因何提升？从住户部门收入占比趋势看，1996年处于高点69%，2008年处于低点57.2%，之后，住户部门收入占比持续提升，2017年升至60.35%。国民总收入=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其中劳动者报酬归住户部门，生产税净额为政府部门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主要归入企业部门。就住户部门的收入构成来看，可进一步细分为工资收入（包括工资、五险一金及各种现金非现金补贴）、财产性收入、营业盈余（农户及个体工商户）、转移支付类收入等。其中，工资收入占比约在80%以上，营业盈余占比约为15%，财产收入和转移支付类收入占比较低。2008年金融危机后，劳动者报酬占比反而开始上升，某种程度上源于工资刚性，即经济陷入衰退时，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但轻易不会削减工资，只要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平，经济衰退期的劳动者报酬收入占比反而提升。此外，我国2004年开始实行的最低工资制度，并持续多年调升，也驱动了住户部门收入占比的提升。不过，这种源于工资刚性的被动提升，挤压的是企业的蛋糕，2008-2017年，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从24.5%降至20.6%。在经济下行、实体经济经营困难的背景下，这种趋势难以持续，劳动报酬占比继续提升面临较大的压力。此外，农村地区新农合的落地、城市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提升、精准扶贫等政府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也是居民部门蛋糕提升的重要原因。如2019年我国参加全国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达到13.54亿，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不过，整体上看，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覆盖面已经较高，但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低于发达国家15-20个百分点左右，社会保障程度仍然不高。未来，需继续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补足短板，既有助于继续提升住户部门的蛋糕份额，也免去了居民后顾之忧，从根本上激活消费潜力。还有什么潜力？尽管2008年以来居民收入占比有所提升，但与消费对经济的增长贡献仍不匹配，继续提升居民收入占比，还有没有其他潜力可挖呢？（1）缩小城乡差距，让6亿农村人口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都说消费的潜力来自下沉市场，其实，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的潜力也在下沉市场，在农村和县域。收入主要依靠第一产业的农民未能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1991年以来，第一产业增速就持续低于GDP增速，平均每年低4.3个百分点左右。2019年末，农村常住人口5.5亿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既能提高他们的收入，也能从根本上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根据统计局2012年的测算，当年全国城乡差距为3.1:1，如果不存在城乡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4-0.5之间为收入差距较大）会从0.474降至0.32左右。缩小城乡差距，一种思路是增加农民收入，如在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推动承包经营权转让，让农民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入，以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补足农村医疗养老保障的短板等；另一种思路则是加速城镇化进程，让农民变市民，分享城镇二三产业高增长的红利，享受更高的生活福利待遇。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38%，其中，约四成城镇化人口分布在乡镇一级，城市化进程还有很大提升空间。（2）拓宽理财投资渠道，提高财产性收入从逻辑上讲，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存量财富不断积聚，居民财产收入占比应持续提高，但事实上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一直在3%以下（最新数据截止到2013年）。作为对比，美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稳定在16%左右。统计局曾对2007-2012年居民收入增长来源做过分析，结果显示劳动报酬（含工资收入、农户及个体工商户经营收入）贡献了80%，政府转移型收入贡献15%左右，财产性收入贡献仅为3.7%。究其原因，我国居民投资渠道狭窄，七成家庭财富集中在房产（房产增值属于纸上财富，不算财产收入，租金收入有限），金融资产中，银行储蓄占大头，股市和债券投资比例过低。所以，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持续吸引居民储蓄转移，对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亦可借鉴美国401k退休计划，在基础社保之外另设养老账户，通过税费优惠鼓励民众参与，将资金交由专业机构统一管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和股市增长的红利。关键问题，钱从哪里出？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所有的措施都要花钱，但钱从哪里出呢？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三方分蛋糕，要提高居民部门比重，该降低哪个部门的比重呢？先说企业，无论是居民部门的劳动者报酬，还是政府部门的税费收入，根本上都来源于企业。就目前情况看，在经济下行、产业升级的关口，核心问题和导向恰恰是要为企业降成本、减税费。一方面，我国企业的税负较重，从税收的角度看，由于我国间接税占主导地位，有学者测算，约90%的税收来自企业（当然最终还是通过价格的形式由消费者买单，但此时已不涉及收入初次分配的问题）。另一方面，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也重，以养老金为例，企业交工资基数的20%（不同地区有差异），个人承担8%，加起来28%，而国际通行标准一般是10%-12%。社保负担之所以重，因为当前领退休金的这代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不缴社保，这个历史欠账总要补上。较高的税费负担叠加经济下行的环境，企业成本不仅不能增，还要降，所以我们看到供给侧改革中的“三去一降一补”，“一降”就是“降成本”。不从企业身上切，只能从政府部门切，但政府并不能直接产生收入，要从政府部门切蛋糕，终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要么发债，像日本和美国那样，把问题留给下一代、下下一代，要么增税，由这一代人来承担。所以，钱从哪里来？并没有容易的途径。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继续做大蛋糕，保持经济高增长，这个一直在努力做，但很难短期见效。另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依靠税收调节，在居民部门内部二次分蛋糕。目前，居民部门主要缴纳收入税（工薪所得、劳务所得、稿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财产税基本为零。但在经济高速增长四十年以后，社会积累了大量的存量财富，仅靠工资征税来调节收入差距已经力有不逮，开征财产税（主要是房产税和遗产赠与税）势在必行。正如很多人观察到的，疫情之后，大众消费低迷，但豪车脱销、豪宅涨价、奢侈品消费排起长队。对少数群体征收财产税，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激活他们的消费潜力，内循环才能再上一个台阶。参考资料：1、吴敬琏等，《中国经济新方位：如何走出增长困境》，中信出版社，2017.2、许宪春，《经济分析与统计解读(2012-201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招募公告：苏宁金融于2020年8月启动“苏宁金融APP-财顾频道大V激励方案”，每月按阅读量和发文活跃度，奖励排名前50名大V，奖励金额300元-2000元不等。如果您是财经作者，欢迎入驻苏宁金融APP-财顾频道。入驻方式：关注“苏宁金融研究院”公众号，向后台发送“财顾”二字，小编将第一时间联系您办理入驻事宜。
9月6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上海4例，广东4例，四川2例，天津1例，重庆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8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646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77例（其中重症病例2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累计确诊病例2585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408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9月6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180例（其中重症病例2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0320例，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5134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819075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5959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当日解除医学观察16例（境外输入15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329例（境外输入321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5417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4878例（出院4511例，死亡96例），澳门特别行政区46例（出院46例），台湾地区493例（出院473例，死亡7例）。
4日开幕的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称“服贸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实现合作共赢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在服贸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时提出3点倡议：第一，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第二，共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第三，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 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建设，继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中国将积极顺应服务贸易发展实际需要，推动多边、区域等层面服务规则协调，不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 中国金融机构以及服务业将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在6日召开的服贸会“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一行两会官员给出了答案。 当前，监管不仅取消了对银行、证券、期货和基金管理等领域的外资持股限制，降低了资产规模、经营年限等股东资质方面的限制，同时还在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给予外资国民待遇，推动会计、税收和交易制度的国际接轨。 “在今年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之中，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经正式清零。上述措施已经初见成效，更多的外资和外资机构正在有序地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新格局。”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称。 负面清单已清零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是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在线下举办的首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来自148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1.8万家企业机构、超10万人注册参展参会。 习近平表示，希望以此为契机，搭建起平台和桥梁，让各国人民充分展示服务贸易领域新发展新突破，共同享受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新技术新成果。我们期待与会嘉宾深入交流、加强合作，为深化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贡献智慧和力量。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在3日国新办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疫情仍在蔓延，全球经济面临严峻挑战，服贸会将展示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彰显坚定不移推进对外开放的信心决心，释放坚持经济全球化、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的积极信号。 陈雨露称，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清零，更多的外资和外资机构正在有序地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新格局，正推动金融业迈向以准入全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制度性系统性开放，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提供高水平的金融支持。 “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推动人民币成为更好的国际储备货币。目前人民币已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和官方外汇储备货币，全球70多家央行已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储备，同时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国际吸引力也越来越强，截止到7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余额已经增长到7.74万亿，同比增长37%。随着中国金融服务业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未来的人民币能够承载更大的国际责任。此外，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和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是全球绿色金融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之一。”陈雨露表示。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则表示，未来会继续坚定不移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持续完善对外开放产品体系，进一步扩大沪深股通的投资范围和标的；推动修订后的QFII、RQFII制度规则尽快发布实施，持续完善和深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机制；继续落实好放宽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外资股比限制政策等。 方星海称，多年来，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持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数据显示，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市值第二大的市场，股票市场总市值突破70万亿元，占我国GDP的70%左右；上市公司家数在今年有望突破4000家；今年以来资本市场表现平稳，日均成交超过8000亿元。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称，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已经基本完成。未来，将继续秉持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原则，落实内外一致、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进一步落实、落细已出台的措施；引进更多的专业化、有特色的外资金融机构来华展业；鼓励中外资机构在产品、业务、管理、人才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稳步推进中资银行保险机构走出去，深化“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等。 “数据显示，近两年来，银保监会共批准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公司来华设立各类机构近100家。”周亮称。 “面对当前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外汇管理部门将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管理框架，稳步扩大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和互联互通；稳妥有序推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持续优化外汇领域的营商环境，保障合法的资金进得来、出得去，金融和外汇服务直达实体经济，便利政策、普惠小微企业。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初步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的顺差是859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万亿美元、较年初增长了44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郑薇称。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记者表示，十八大之后，顶层设计上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理念就是开放。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是我们未来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有助于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重要的支撑。 对外开放继续前行 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快推进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形成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发展？ 方星海称，持续完善对外开放产品体系，进一步扩大沪深股通的投资范围和标的，拓宽ETF互联互通，便利境外机构配置股票ETF以及人民币债券资产，持续加大商品期货市场开放力度，扩大特定品种范围。及时创造条件为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提供良好的风险管理工具。 另外，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制度性对外开放。推动修订后的QFII、RQFII制度规则尽快发布实施，持续完善和深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提升国际资金的投资便利性，增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意愿和信心，进一步畅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要素资源自由有序流动，形成优势互补、促进良好的循环局面。 在提高证券期货业双向开放的水平方面，方星海表示，继续落实好放宽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外资股比限制政策，鼓励境外优质证券基金期货金融机构来华展业，支持境内经营机构走出去，促进资本市场生态改善。 另外，方星海称，将加强与境外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的沟通和政策协调，强化跨境上市公司审计监管合作，严厉打击财务造假行为，共同维护各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不断提高自身监管水平，健全跨境资本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做好输入性风险防范应对，不断提高开放环境下资本市场运行的活力和韧性。 “对外开放要采取一些宏观审慎的政策，绝不是一放了之。资本项目放开意味着资本可以变得自由，可能出现资本的大进大出、造成严重的后果。”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称，可以借助托宾税，从而对短期资本流动尤其是每周都往返的热钱进行遏制。 另外，黄益平称，金融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议金融开放的顺序是，先实体、后金融，先国内、后国际，先汇率、后资本。具体来看，先解决一些实体经济的问题，例如，贸易问题、财政问题；在金融开放方面，首先考虑解决国内利率、市场机制问题，再考虑对外部分；在对外部分，首先考虑把汇率的机制理顺，再放开跨境资本的流动。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充满信心。他建议从以下方面优化开放：“资本市场急需金融领域的专业人才，希望用更广泛、更包容的态度欢迎国际人才到中国资本市场来发展、工作。” “应加强软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布局，这关系到上市公司的质量、财务报表的真实性、投资争议的解决和投资安全等；在信息化、社会全球同步性的当下，信息的充分交流流通极其关键；另外，税收的执法也较为重要，若出现执法的争议，国际投资者关心如何才能解决妥善解决。”陈兴动称。 曾刚告诉，从金融领域来看，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机构层面主要是股权准入和业务准入。目前负面清单已经消除，意味着在准入方面，外资基本上实现了和内资同等的国民待遇，也预示着金融领域的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在市场开放上，国内资本市场和国外市场也是互联互通的，目前也在逐步扩大外资投资国内资本市场的范围，除了扩大QFII之外，还允许外资对国内的债券市场、票据市场进行投资等，未来还会进一步扩大，例如对一些特殊资产领域的投资，以及扩大对人民币资产的投资等，这对国际资本有较大的吸引力。”曾刚说。
图片来自网络 9月4日，针对民生银行违规为房地产企业缴纳土地出让金提供融资、股东持股份额发生重大变化未向监管部门报告等共计30项违法违规行为，银保监会依法对该行罚没合计1.08亿元，并对8名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截至目前，银行业2020年度收到的最大额罚单。而银保监会开出的上一张亿元级以上单张罚单，则要追溯至2018年1月时对浦发银行开出的4.62亿巨额罚单。 民生银行罚单 银保监罚决字〔2020〕43号内容显示，民生银行因存在贷款资金被挪用虚增贷款、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迟报瞒报多起案件（风险）信息、股东持股份额发生重大变化未向监管部门报告等30项案由，被没收违法所得296.47万元，罚款1.05亿元，罚没合计1.08亿元的行政决定。 在其30项案由中，有3项均与其股东问题有关，包括多名股东在已派出董事的情况下，以推荐代替提名方式推举独立董事及监事，多名股东在股权质押超比例的情况下违规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派出董事在董事会上的表决权也未受限，股东持股份额发生重大变化未向监管部门报告。 而据民生银行回应，以上检查发现问题基本上为2016年以前发生的存量业务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从2014年11月28日至2015年1月，仅两个月时间，安邦集团连续12次增持民生银行，持股比例从5%增至22.51%，耗资近400亿元，成为民生银行的第一大股东。 根据监管的规定，持有银行股份超过5%，即被视为重要股东。然而，安邦的相关资格迟迟未获银监会批准。据相关报道，近年来，也有一些银行的重要股东在资格审核上遇到了“麻烦”。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事前未向监管报备，即“先斩后奏”。 针对此次收到亿级罚单，民生银行在其回应中表示，2018年以来，民生银行根据此次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以及内外部检查发现的各类问题，积极落实整改，不断强化依法合规经营，全面推进内控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努力建立合规长效机制。
近段时间以来，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的消息引发了市场热议，对券商资管行业也带来了较大影响。近日，中银证券总裁助理、资管板块总经理赵青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有助于存量资管业务整改的顺利推进，有助于减少存量资产处置对金融市场带来的影响。 根据半年报，中银证券资管规模超过6000亿元，其中私募资产管理月均规模近5000亿元，行业排名第五；公募基金规模近1000亿元，券商系公募基金排名第二（市场排名前1/3）。资管业务是中银证券的一大特色业务板块，资管业务收入占营收比重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在赵青伟看来，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至2021年底给券商资管行业带来了三方面的影响。 首先，缓解了疫情对资管行业的冲击，有助于存量资管业务整改的顺利推进。他表示，“疫情对资管行业的资产端和负债端产生了双向冲击。一方面，部分资管项目的还款安排被打乱，延长过渡期可以缓解疫情的冲击，减少资管机构的整改压力。另一方面，延长过渡期也给资管机构培育自己的创新能力和提升产品投研能力增加了时间，因此也更有利于资管机构的整改转型。” 赵青伟进一步指出，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一年后，相当一部分的存量资产可以自动到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存量资产处置带来的影响，避免资产处置与疫情影响对金融市场形成共振冲击，缓解了此前市场对存量老资产处置过程的担忧。 “同时，资管向净值型产品转型的大方向已经明确，我们认为，主流资金仍然会继续增加权益类和固收+类的资产配置。整体而言，由于之前市场的预期比较充分，新规推迟落地对资本市场的直接冲击较小，对A股市场的影响也偏正面。” 赵青伟称。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到8月28日，山西省提前1个月完成全省40864家固定污染源排污单位排污许可发证登记清零工作。 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支撑。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将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工作列为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0年的重大改革任务。省生态环境厅把排污许可工作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来抓，积极组织技术团队和专家，建立指导帮扶组，通过电话、微信群、现场指导等各种方式，帮扶各市开展工作。各市按照有关部署和要求，主动出击，多策并举，全力推进。各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联动作战，全面摸排督促企业完成登记。各市排污许可证核发坚持依法依规、质量优先理念，太原市实施“三审三校”，临汾市采取“一轮培训、三轮审核”的模式，有力地推动了工作进度和发证质量。 下一步，山西省将迅速组织开展排污许可发证登记质量“回头看”工作，查漏补缺，巩固成果，切实做到监管清单全面、分类处置精准、填报信息规范、整改措施到位，确保全面实现排污许可证“应发尽发”、排污登记“应登尽登”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的目标，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环境监管制度体系，为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撑。
9月3日，记者从辽宁省水利厅获悉，按照国家有关要求，辽宁省组织实施“十四五”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总体方案的技术审核工作，截至8月末，已全部完成辽阳、凡河、西四等16座中型灌区的审查。 据介绍，实施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是加快补齐中型灌区工程体系短板，创新灌区管理体制机制，确保辽宁省粮食安全、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8月以来，省水利工程建设技术审核中心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总体方案以及相关附表、附图等资料进行合规性审查，并进行了质询答疑和讨论评审，提出了修改意见。 在各灌区修改报告陆续上报后，专家组重点对水土资源供需平衡分析、建设标准、建设内容及工程投资进行复核，现已完成复核并形成了灌区的技术审核意见。总体方案技术审查通过，标志着辽宁省中型灌区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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