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昨日起正式实施。当日，上海票据交易所（下称上海票交所）披露了近期创设的标准化票据产品，这也是今年以来标准化票据产品的首次亮相。 人民银行6月28日发布公告称，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现予公布，自2020年7月28日起实施。 《办法》显示，标准化票据是指存托机构归集核心信用要素相似、期限相近的商业汇票组建基础资产池，以基础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为偿付支持而创设的等分化受益凭证，属于货币市场工具。票据是中小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也是金融机构资金交易和资产负债管理的工具。 据了解，上海票交所昨日共披露了14单标准化票据产品创设文件，包括“平安证券中核华兴”“苏银亨通”“宁行票企赢”“海通证券齐鲁交通”等，合计创设规模达11.44亿元左右，承兑人信用等级最低AA，产品最低融资利率为2.5%。 具体看，在此次首批项目中，只有宁波银行作为存托机构创设的“宁行票企赢”基础资产是“为贴现银票”，承兑人为江苏银行杭州分行；其他产品均是“为贴现商业汇票”，承兑人为相关企业。另外，从产品期限看，此批产品中，有5单的期限接近一年期，其余多为半年期以下。 《办法》明确了存托机构是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从此次存托机构类型看，首批的14单项目中，存托机构多为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证券公司作为存托机构的仅有3单，分别是平安证券、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 对银行而言，成为存托机构相当于帮助商业银行获得了承销标准化票据的资质。在厦门国际银行投行与资管部分析员任涛看来，它使得商业银行不再仅扮演投资者或授信人身份，也可以借助标准化票据这一工具搭建完整的链条，开展投融资一体化的投行业务。 “标准化票据是一种融资方式。”任涛认为，与传统票据不同，标准化票据属于证券融资性质，增加了大类资产配置中的一个投资品种，通过流动性转换以及标准化等方式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到票据业务中，以盘活中小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和优化中小企业的流动资产，丰富中小企业和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
比特币冲高11000美元 解套者转战股市或黄金 昨日，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COMEX)金价触摸2000美元/盎司历史新高。比特币也不甘臣服，一举突破11000美元，创出年内新高，直接将“比特币牛市”推送至微博热搜前十。 比特币作为币圈的“带头大哥”，此前每当价格暴涨暴跌时，总会引发一波激烈的讨论，昨日却有些例外。《证券日报》记者昨日采访了多位比特币持有者后发现，大家对比特币价格创年内新高表现得都很淡定，“及时止损”“转战股市”“投资黄金”反而成为一部分投资者逢高抛售比特币的心理写照。 此前比特币已在9200美元左右横盘了三个月，此次上涨终于让很多在高位接盘的人得以解套。与之相比，目前A股上证指数站稳3200点，国际金价亲密接触2000美元/盎司，表现得更为稳健，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比特币持有者选择转投股市和黄金市场了。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国际经济形势紧张，避险情绪升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数字黄金”比特币的大涨。但也有分析人士提醒称，与黄金不同的是，比特币并不具有避险功能，暴涨暴跌的比特币更是高风险资产。普通投资者应正确认识比特币的风险，谨慎投资。 比特币大涨 投资者转场 7月28日，比特币守住10000美元大关，并继续上攻，一举突破11000美元，创下年内新高。根据加密数字币行情网站CoinMarketCap数据，7月28日早6时许，比特币价格突破11000美元，一路涨至最高11280美元，随后回落至11000美元附近。截至发稿时，比特币价格再度回落至11000美元之下，最新价为10886美元，市值2000亿美元，24小时涨幅为6.39%。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比特币价格上涨并创下年内新高，业内对此却反应平平。《证券日报》记者调查后发现，多个圈内社群讨论声寥寥，不仅见不到为此摇旗呐喊的山寨币项目方，甚至还发现有不少人在趁此机会抛售比特币，以回笼资金。 “比特币终于解套了，近期不会考虑再买了。”一位某大型虚拟币交易平台员工对《证券日报》记者透露，“今年5月份以9200美元的价格入手，随后币价一直下跌到8700美元左右，后来反复在9000美元徘徊，直到前两天冲高至9500美元之上，终于解套了。我担心向上突破不了10000美元就会急跌，当时就赶紧抛了。” 对于后来拉升至11000美元，该员工并不感到遗憾，“至少没亏，还小赚了些，这就够了。很多人赔得倾家荡产。”此前，她曾参与过合约交易，并在“3·12”比特币暴跌事件中爆仓，作为交易平台内部员工也难以幸免。 据她透露，做空比特币合约的投资者在这轮暴涨中损失惨重。据币coin在线数据，截至发稿时，全球加密数字币市场在24小时内爆仓5.48亿美元空头仓位，折合人民币38.4亿元，涉及人数多达4万人。其中，比特币合约爆仓4.72亿美元，占比最高。 某传媒公司从业者也在最近出清了所持有的比特币，将资金投向黄金市场。他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称，“以前看多了比特币造富的新闻，认为有获利空间，从去年年底开始买入比特币，在此期间比特币暴涨暴跌，现在出手后也没赔钱，还是将资金投向更稳健的黄金市场吧。” 一位金融业内人士认为股市的机会更大。他对记者表示，自己长年持有比特币，之前并未想过要出售。但从上周沪深股市行情来看，相对于横盘数月的比特币，股市的投资机会明显更多。正好赶上比特币突破10000美元，就出清了比特币，之后主要精力还是放在A股上。 比特币高风险 不具避险属性 对于此轮比特币的大涨，业内观点存在较大分歧。大部分人认为，比特币的上涨主要归功于DeFi(分布式金融)市场规模的异军突起。 区块链行业研究机构OKEx Research首席研究员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加密币市场看，DeFi概念是这次上涨的主要推动力，由以太坊领涨，并带动包括比特币在内的加密币市场整体上涨。从6月份至今，DeFi的锁仓市值由10亿美元涨至目前的30亿美元，增长十分迅速。主打“DeFi生态”概念的以太坊受到市场热捧，随后带动了比特币的上涨。 另外，国际经济形势趋紧、避险情绪升温，也加速了比特币价格的上涨。上述首席研究员认为，从外部环境因素看，目前国际局势紧张，避险情绪严重，资金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替代品。比特币做为一种新兴另类资产，尽管具有高风险性，但由于其底层技术生涩难懂，且比特币本身过于新奇，大众很难理解这种新型投资品，因此一直被部分人认为与黄金一样具有避险功能，并加以宣传，吸引了一部分资金进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比特币价格的上涨。 “但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应当正确认识到，比特币是一种高风险资产，而非一种避险资产。”上述首席研究员还表示，“根据数据统计，今年1月份至今，黄金的日波动率仅为1.29%，标普500的日波动率为2.84%，而比特币的波动率高达5.1%，这么高波动率的资产不能称之为避险资产。且二者在市场层面并没有关联性，从近一年来的走势来看，黄金的波动率更小，在年度上呈上涨趋势；比特币的价格波动较大，在年度上呈横向延伸趋势。” 投资比特币将面临多方面风险，高风险的比特币并不适合普通人投资。北京路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飞鹏对《证券日报》记者分析称：首先，普通投资者主要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或钱包进行比特币交易，如果交易平台或钱包出现被黑客攻击、被侵占或跑路等情况，很容易造成投资者损失，维权也难。其次，投资比特币过程中，可能无法避免比特币与法定货币的兑换，因为数字资产交易领域缺乏监管，涉及电信诈骗、资金盘的概率很大，因此在比特币交易过程中容易导致资金和比特币资产被冻结和强制划扣，从而导致投资者受损。最后，比特币是一个匿名的去中心化数字资产，如果投资者保存在自己数字钱包的比特币密钥丢失或遗忘时，所投资的比特币将无法找回，从而导致损失。 记者 邢 萌
近日，多家银行发布通知，将暂停账户铂金、钯金、贵金属指数全部产品的开仓交易。 7月28日，有农业银行的客户收到短信称，将于北京时间2020年8月10日上午8点起停止账户铂金、钯金品种的开仓交易服务，持仓客户的平仓交易不受影响。 工商银行也有客户称，近日收到短信，自北京时间2020年7月31日零时起，该行将暂停账户铂金、钯金、贵金属指数全部产品的开仓交易。 此前，包括中国银行、民生银行和交通银行也发布了类似通知。 有投资者认为，这可能是市场吸取此前原油宝事件的教训。 有业内人士对记者称，账户铂、钯在银行贵金属账户里是挂钩现货市场价格的产品，而不是挂钩期货，所以风险可控。 近期金价飙涨，从而带动白银、铂金、钯金等贵金属价格大幅走强。截至记者发稿，现货铂金报923美元/盎司。铂金价格相较于历史价格高位2000美元/盎司，当前处于低点位置。从去年开始，铂金的投资基本面在改善，算是一个被低估的资产。 从需求层面来看，今年以来，国内铂金需求大增。根据世界铂金投资协会(WPIC)数据统计，今年前4个月，中国的铂金进口量创11年新高，同比增长44%，达到33吨。 不过有争议的地方在于，投资人士分析，因为国内没有铂金期货，更没有铂金ETF，甚至铂金、钯金实物产品也不多，关闭银行账户铂金、账户钯金等同于关闭国内投资者参与铂钯投资的唯一渠道。 根据各家银行的公告来看，暂停账户铂金、账户钯金、账户贵金属指数全部产品的开仓交易的原因是，近期国际铂金、钯金价格波动频繁剧烈。 例如，农业银行的客户近日收到的短信称，受今年以来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及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影响，铂金、钯金价格剧烈波动，市场流动性明显恶化，交易风险加大。 交通银行公告称，鉴于目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铂金和钯金属于流动性较低、波动性较高的品种，从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权益角度出发，暂停记账式铂金和记账式钯金的新开盘交易，现有持仓客户的平仓交易不受影响。
记者昨日获悉，人民银行近期下发紧急通知，向各银行统计消费类联合贷款业务的相关信息，包括贷款余额、不良率等。 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的联合消费贷款，是市场上互联网贷款的主流形式，但多年来存在资金流向违规、核心风控外包等问题，这也是银行频吃罚单的主要原因之一。前不久，银保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虽就联合放贷的要求有所放松，但对合作机构从准入到退出都有明确界定，要求银行避免成为单纯的资金提供方。 与花呗、借呗合作情况单列上报 某上市城商行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监管部门确实要求填报线上联合消费贷款相关业务要素，重点是大平台。 所谓联合消费贷款，按照通知的定义，是指金融机构经由互联网获取合作机构推送的客户信息，并与其他机构采用同一贷款协议、按约定比例向同一借款人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 记者获取的一份资料附表显示，各法人银行与蚂蚁花呗、蚂蚁借呗的合作情况，是填报重点，需单列填报。具体内容包括贷款余额、加权平均利率、不良率等。 蚂蚁花呗和蚂蚁借呗是消费信贷机构巨头，发展势头一直较猛。据记者了解，仅与蚂蚁花呗合作的金融机构就有数十家。 虽无相关公开数据，但通过人民银行近期发布的全国小贷公司数据可以管窥一二。该数据显示，重庆小贷公司今年上半年的贷款余额排名全国第一，为1526.53亿元，占全国13.2%。而蚂蚁花呗和蚂蚁借呗的运营载体就是注册在重庆的小贷公司。 金诚同达律所合伙人彭凯向记者表示，这应该是人民银行首次统计，目的性较为明确，于行业而言是好事。监管部门会了解每一家银行的业务情况，以此作为后续预留监管措施和制定更细化规制要求的重要基础。 此外，近期蚂蚁花呗以服务升级的模式接入央行征信系统。虽然只是部分客户，但仍然引起业内的广泛关注。市场认为，这也是为了防范共债风险。 个人消费信贷乱象不断 据悉，人民银行此次调查相关数据是为了掌握金融机构个人消费贷款业务创新情况。要求填报的数据时间段是2018年12月至今年6月末。 银行与第三方机构通过助贷或者联合发放消费贷款，是目前消费信贷的主流形式。然而个中乱象不断：一是资金流向并未用于指定消费领域，而是流入股市、楼市等；二是部分银行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风控进行外包，风险容易蔓延至银行；三是暴力催收等问题。 之所以风控要外包，一家城商行的零售部门工作人员解释称，很多助贷或者联合助贷方都要求银行有一个贷款通过率，一旦银行卡得过严，可能会影响合作方的口碑和推广。也可以理解为，实际上银行暗地里放松了风控标准。但问题在于，银行与第三方机构的客群并不一致。这类信用风险较高的客户，过去并不是银行的目标客群。 前不久发布的《暂行办法》对银行与第三方机构合作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包括获客、联合贷款、风险分担等。虽然对联合贷款等要求有所松绑，但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对合作机构从准入到退出建立全流程、系统性的管理机制，提升其精细化管理能力。在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时，商业银行要避免成为单纯的资金提供方。共同出资发放贷款总额也纳入限额管理，并对单笔贷款出资比例实行区间管理。 几经整顿和规范之后，银行对此也持审慎态度。“一般我们只和大平台合作，也积累了数据，有自己的风控模型。”某上市银行合规人士向记者表示，银行设有预警线，不良余额一旦超过规定，就会暂停新增贷款发放。
（图片来源于网络） 据Wind显示，今年上半年，142家公募基金中，共有50家基金公司规模缩水，占比35.21%。 其中，长安基金半年内资产管理规模大幅缩水54.23%，目前管理规模不足百亿元。 搜狐财经发现，以权益类基金为主要产品的长安基金，今年上半年未能“借机”翻盘。目前长安基金产品“迷你化”问题严重，旗下的35只产品中，共22只产品规模不足1亿元。 不仅如此，长安基金旗下产品也均面临频繁变更基金经理的问题。其中，受累于基金经理投资风格切换明显，近3年来，长安宏观策略混合产品的回报率为-8.87%。 成立8年管理规模不足百亿 据Wind显示，长安基金成立于2011年9月，目前基金经理人数5人，基金产品数量35只。 长安基金的管理规模曾于今年年初达到峰值184.43亿元。据Wind显示，长安基金用了近8年的时间达到规模峰值，但仅仅半年的时间，长安基金的管理规模便缩水超5成。 （图片来源：天天基金网） 从长安基金的产品分类来看，混合型产品为长安基金的主要产品类型，截至今年二季度，长安基金旗下的24只混合型基金产品规模达60.72亿元。 此外，截至今年二季度，长安基金旗下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型基金分别以12.40亿元和10.74亿元，成为长安基金规模第二、三名的产品类型。 Wind显示，今年上半年，长安基金旗下混合型和债券型产品规模均大幅下滑。其中，混合型基金从年初的150.02亿元降至60.72亿元，半年缩水59.53%。 同期内，债券型基金产品规模从22.70亿元降至12.40亿元，管理规模半年内下滑45.37%。 尽管今年上半年，长安基金的货币型产品规模小幅上涨，但这不意味着长安货币型基金产品可以带领长安基金“翻盘”。 事实上，长安基金货币型基金规模缩水早于公司混合型和债券型产品。据Wind显示，长安基金成立初期，公司的货币型基金产品始终为公司规模最大的产品类型。 2018年四季度末，长安基金货币型基金产品规模曾达到65.43亿元，占当时长安基金管理资产总规模的73.50%。 2019年，长安基金的货币型产品规模“一落千丈”，截至2019年三季度，长安货币型基金产品规模仅剩9.72亿元。 伴随长安基金产品规模下滑的，还有其旗下产品的收益率。Wind显示，近一年来，除指数型基金外，长安基金旗下的各类产品收益率均跑输行业均值。 6成产品陷入“迷你化”困境 管理规模下滑的背后，也暴露出长安基金产品大规模“迷你化”的现状。 据Wind显示，目前长安基金旗下的35只产品中，共22只产品规模不足1亿元。而长安旗下规模超过1亿元的产品中，共有10只产品规模未超10亿元。 换句话说，截至今年二季度末，长安旗下仅有3只产品规模超过10亿元，分别为长安鑫益增强混合C、长安裕腾混合C和长安货币B。 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据Wind显示，长安鑫益增强混合C、长安裕腾混合C两只混合型基金产品的规模分别为26.59亿元和11.85亿元，两只产品规模合计占长安混合型基金产品规模的64.07%。 尽管为公司贡献了超过4成的规模，但长安基金旗下的这两只混合型基金产品的业绩却不理想。 据Wind显示，今年以来，长安鑫益增强混合C、长安裕腾混合C的产品回报率分别为1.52%和1.92%，回报率在同类排名中均位于中后段。 （图片来源：Wind数据端） 此外，长安基金旗下产品“迷你化”的问题也不断加剧。 以长安鑫富领先混合为例，据Wind显示，该产品2019年三季度产品规模为1.45亿元，截至今年二季度，该产品规模仅剩0.15亿元，沦为“迷你基”。 而本就是“迷你基”的长安产业精选混合A的产品规模，由去年三季度的0.14亿元再度降至今年二季度的0.10亿元，沦为“袖珍基”。 据Wind统计，今年上半年，长安产业精选混合A的回报率为-7.77%。 一人管理22只产品“一拖多”问题仍存 以长安基金的常年业绩“垫底王”长安宏观策略混合为代表，产品迷你化，业绩不理想的问题，已经成为了长安基金产品的普遍现象。 据Wind显示，长安宏观策略混合成立于2020年，是长安基金的老牌产品，目前该产品的基金经理为林忠晶，近3年来，该产品的回报率为-8.87%。 据公开资料显示，长安宏观策略混合成立之初的产品规模为3.84亿元，2015年一季度末，该产品的规模曾一度增至20.59亿元。 此后，长安宏观策略混合的产品规模大幅下滑，自2017年起便再未能超过1亿元。据Wind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该产品规模为0.11亿元。 搜狐财经发现，2015年二季度后，长安宏观策略混合的产品回报率下滑明显，而在长安宏观策略混合成立的8年期间，共发生过10次基金经理变更。 （图片来源：天天基金网） 其中，栾绍菲和林忠晶共同管理期间，长安宏观策略混合的回报率下滑最为严重，任职期回报率为31.58%。 2019年初，长安宏观策略混合的产品经理变更为顾晓飞，从持仓个股来看，一年多来，该产品持仓股出现巨变。 据Wind显示，2019年顾晓飞重仓配置银行、券商和保险，而2020年开始，顾晓飞开始重仓科技股，前十大重仓股包括厚普股份、格尔软件、武汉凡谷、中科曙光、千方科技。 2020年二季度，长安宏观策略混合的前十大重仓股再度发生变化，长春高新、立讯精密、金山办公等。受今年上半年，科技板块利好的影响，长安宏观策略混合的收益率有所“回暖”。 7月15日，长安基金发布公告称，顾晓飞因个人原因离职，长安宏观策略混合产品再度交回到林忠晶的手上，上任的13天内，该产品收益率下滑5.96%。 搜狐财经发现，长安基金旗下产品基金经理变更频繁并非个例，而旗下产品基金“一拖多”现象严重。 Wind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长安基金旗下经理徐小勇和林忠晶分别管理长安基金产品达16只和22只。
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月底结束发行 部分地方资金已分配到项目 7月28日，财政部对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四期)第三次续发行进行了招标，实际发行量为700亿元，票面利率2.86%，期限品种为10年期。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截至7月28日，抗疫特别国债已发行15期，累计发行9300亿元，其中，5年期、7年期、10年期分别发行2000亿元、1000亿元、6300亿元。 财政部近日发布公告称，为了筹集财政资金，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将于7月30日第四次续发行700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四期)。这意味着，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将于月底全部发行完毕。 “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目前，各省已迅速建立资金直达基层的特殊通道，全力推动资金第一时间直达市县惠企利民。”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龙小燕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将有效发挥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抗疫特别国债发行工作已经接近尾声，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从6月18日开始启动发行，仅用1个多月时间就将全部完成发行任务，发行速度前所未有。通过早发行早使用早见效，加快补齐医疗卫生等民生短板，进一步提高我国医疗卫生公共服务能力水平，让民生事业站在更高的起点上为经济发展助力。 “抗疫特别国债期限品种为5年、7年、10年，其中以10年期为主，规模为7000亿元，整体期限较为适中，短期还款压力不大，这也给我国经济恢复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时间，有利于抗疫特别国债对经济社会发挥长期支撑效应。”张依群说。 与一般记账式国债相同，抗疫特别国债不仅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流通，还在交易所市场、商业银行柜台市场跨市场上市流通。个人投资者也可以参与抗疫特别国债分销和交易。 投资者张先生对《证券日报》表示，“从抗疫特别国债发行首期开始，我就购买了一些，虽然收益率并不算高，但我主要看好其安全性。” 记者从一家国有大行网点了解到，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银行渠道认购抗疫特别国债，但是目前仍然以机构购买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管理办法》，抗疫特别国债资金9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0%的额度用于抗疫相关支出。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有12个领域，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抗疫相关支出有6个领域，包括减免房租补贴、重点企业贷款贴息等。 目前部分地方已经收到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并分配到具体项目。例如，苏州市财政局日前发布消息称，苏州市获得抗疫特别国债资金50.6亿元。其中，用于抗疫相关支出23.18亿元。包括：保就业2.26亿元、保基本民生13.16亿元、保市场主体7.76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7.42亿元。包括：提升疫情防控能力投向公共卫生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6.27亿元、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资本金6.7亿元、其他民生类基础设施项目14.45亿元。 张依群表示，抗疫特别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抗疫支出，需要尽快让抗疫特别国债从资金量转为投资量、工程量，从而稳定和带动基建投资增长。 记者 包兴安
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是否会导致利率市场化名存实亡？民间借贷利率管制是否会助长民间非法高利贷的猖獗，从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改委联合公布一份名为《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下称《意见》）的文件，规范民间金融市场。 《意见》提出，抓紧修改完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这一表述一时间引发了理论界及市场的极大关注。记者采访多位业内专家了解到，虽然上述文件并不属于司法解释或行政规章，而是一种政策意向，但信号强烈，目的是要保护并促进民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但多位专家对此也表示出担忧：司法保护利率标准进一步下降，可能导致中小微企业无钱可贷，同时也有可能助长民间非法高利贷的进一步猖獗，应审慎而行。 如果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影响几何？ 早在2015年，最高法公布《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两线三区”的做法，以此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两线”为36%和24%两条红线；“三区”指两条红线划分出的区域：24%以下为司法保护区；24%~36%为自然债务区；超过36%为无效区，属于非法放贷。 此次《意见》提出，要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坚决否定高利转贷行为、违法放贷行为的效力，维护金融市场秩序，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自2015年“两线三区”规则颁布以来，民间借贷利率一直并未真正落到24%以下。 “司法保护利率标准进一步下降，一方面会让‘嫌麻烦’、‘怕风险’的资金退出市场，另一方面，会让留场的那些更愿意冒险、更大胆的资金对债务人提出更多要求，让债务冰山在水面以下的部分变得更大、更危险。”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缪因知说。 一直以来，民间借贷主要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以及法人或其他组织相互之间，以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为标的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并不属民间借贷范畴之列。 不过，根据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的指导精神，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这意味着，金融机构的融资费用上限同样适用年利率24%的约束。 “如果此次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进行调整，并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上限也将依此调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彭冰对记者表示。 彭冰建议，对利率的管制可以是对消费借贷和商业借贷进行管制，而不是以民间借贷和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区分，这样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合理一些。 参照LPR设定上限是否可行？ 有传闻称，最高法酝酿修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或将参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依据央行LPR报价的4倍修订上限数值。 一时间，市场争论焦点集中于“民间借贷合法利率是否应参照LPR设定”以及“如参照LPR，设定多少倍数为宜”。 有观点认为，在LPR改革已取得重要成效的背景下，民间借贷利率参照LPR报价，是贷款利率市场化的选择。 不过，一些专家则对此存疑。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对记者表示，如果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并按照LPR的倍数进行限制，从监管角度、货币政策角度来看不太合适。“我们一直推动的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取消利率的上限、下限，让市场自动发挥作用。从民间借贷角度看，金融监管部门没有制定民间借贷利率的依据。”陈文说。 根据最高法院1991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此后，央行在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中也严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内容之一是，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央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 此次民间借贷最高合法利率参照LPR报价的4倍设定的传闻依此而来。根据最新一期LPR报价，1年期品种报3.85%，以此测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则在15%左右。 关于这一测算数值，专家认为并不靠谱。“利率市场化推行很多年，民间借贷利率可以设定上限，但上限的方式、限度、高低可以灵活，而不是以主观想法去设定数字，而且设为LPR的几倍并不是科学做法。”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商法研究室副主任赵磊说。 陈文认为，目前，一些银行的信用卡、消费金融公司都超过了15%的利率限制，更何况是民间借贷。如果将民间借贷利率控制在15%以内，民间借贷市场可能就不复存在，反而会倒逼那些根本不指望寻求司法支持的、具有破坏性的民间借贷在暗地中发展起来。 陈文建议，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所依据的基准贷款利率应符合市场整体情况，倍数也应具有灵活性。不过，从司法角度看，利率的灵活性与法律规则的相对稳定，有时不能同时兼顾。 除了利率，法律规制重点还有哪些？ 过去几年，监管重拳整治暴力催收等互联网金融领域市场乱象，也给一些恶意逃债的借款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市场还担忧，此举会进一步导致逃废债情况泛化。 多位专家均认为，在前端加强金融供给的同时，监管也应注意平衡，在后端规范债务催收行业的法律定位。 “法律规制的重点应当是债务催讨行为，而非利率。”缪因知认为，主张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的一个动机是遏制高利贷产业化甚至涉黑化，但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不能减少借入方的需求，不能提高借入方的信用，自然也不会拉低利率的市场水平。 缪因知表示，要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此外，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市场活跃程度等因素综合确定利率水平，也成为可参考建议之一。“应区分不同地区的利率水平，至少东部跟中西部的经济活跃程度不同，利率水平也应该不同。全国统一标准肯定不合适。”彭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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