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财经眼”系列报道之六： “房住不炒”定调不变 政府报告勾勒宜业宜居新蓝图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培育产业、增加就业。”、“完善便民设施，让城市更宜业宜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勾勒出一张写有“获得感”的美好居住新蓝图。 住房作为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虽然只有短短几句，却字字铿锵有力。不但透露出2020年住房工作的新愿景，还明确了住房工作的新任务、新目标。 对此，多位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在接受人民网财经采访时表示，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主基调不动摇，意在让房地产行业回归真正的居住属性。下一步，各地因城施策将更加灵活，从供需两端着手，以保障房地产市场的平稳运行。 坚定“房住不炒” 灵活践行“因城施策” 保持政策定力是稳预期的关键。“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应该是国家层面关于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最高行动导向。今年关于房地产发展的指导描述虽然文字不多，但是非常清晰，说明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定位和政策是持续的、明确的。”全国政协委员、房天下董事长莫天全向人民网财经表示。 在莫天全看来，自2019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基本处于平稳运行态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地落实“房住不炒”定位，以及实施的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组合拳。 对于未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城市更新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认为要坚持四个不变： 一是“房住不炒”的定位不变，其中关键是落实好“住”的需求,防止“炒”的反弹；二是“租购并举”的供给体系不变，今年以试点城市为主，各地将多渠道、多策并举发展租赁市场；三是“因城施策”的调控机制不变，地方政府仍是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和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主体；四是“三稳”的调控目标不变，防止市场出现大起大落。 落实“房住不炒”定位怎么做？ 秦虹建议，要以稳市场为目标控制好房地产开发节奏：一是要加强房地产供需两侧的协调管理，真正落实“人地挂钩”的土地供应节奏；二是统筹核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建立统一完整的房地产调控体系和目标；三是重视城市更新，引导房地产业转型发展，更加关注盘活存量市场，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 实施扩大内需 新型城镇化建设成发力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其中一“新”即为新型城镇化。 “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把‘新型城镇化’放在了重要的位置来阐述，并且出现了几处新的提法。未来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扩大内需方面，城镇化是重要方面。因此，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向人民网财经表示。 “新型城镇化与就业之间关系密切，每年新增就业数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重要的成果体现。”李国平表示，新型城镇化一直在路上。据他预测，每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大概增加一个百分点，预计2030年或将达到70%。 如何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云中向人民网财经表示，一是通过户籍、土地等改革，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提高这类群体的生活消费和住房消费；二是促进人口、资本、信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提高城乡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三是提高人力资本，加快经济方式转变。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还面临哪些难题？ “去年我国城镇化水平首次超了过60%，软硬件等基础配套设施要及时跟上，以迎合城市居民和新市民的生活需求。同时，我国城镇化不已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这些硬件建设，还需要以产业驱动来带动就业。”李国平表示， “未来的城镇化一定要高度重视城乡融合发展。由于一面连接城市，一面连接乡村，县城就成为了最重要的载体。”刘云中表示，一方面需要促进县域经济的良性发展，让县城具有充分的活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县城的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公共治安等多方面的软硬件设施建设。 改造老旧小区 补齐居住环境短板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还体现了非常时期稳投资、扩内需、稳民生的迫切性。 秦虹表示，疫情之后，如何提升居住品质是政府和企业需要考虑的重点方向。因此，居住产品的升级、老旧小区的改造，将成为市场和政策的着力点。 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到“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时强调，要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以适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支持加装电梯，发展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 实际上，今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的目标在4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已经明确。此外，在“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社会事业改革发展”部分，报告还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区服务功能。 对此，刘云中认为，当前一些大城市面临的承载能力不足问题，既包括经济活力和经济结构面临的转型压力，也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服务能力的不足，因此要尽快采取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完善便民设施等举措。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也表示，2017年到2019年房地产从去库存到稳楼市，今年强调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建设，将突出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综合带动作用，培育产业、增加就业，相比于去年坚持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更为强调城市群内城市整体的有序发展，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也会转移到老旧小区改造上来。
屠光绍表示，“更高水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更加全面和广泛的开放，要不断拓展开放的领域，尤其是加大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其次是制度开放，要更多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制度，引用国际通行的做法，让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接轨；再者是系统开放，系统配套的开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效果。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从“六稳”到“六保”，外贸外资工作着力点发生了微妙转变。 “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是最近发布的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多位代表委员就稳外资外贸基本盘提出相关建议。 其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表示，“更高水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更加全面和广泛的开放，要不断拓展开放的领域，尤其是加大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其次是制度开放，要更多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制度，引用国际通行的做法，让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接轨；再者是系统开放，系统配套的开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效果。 外贸外资形势面临变化 对外贸的担忧主要是因为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外需减少，产业链受到影响，导致进出口疲弱。此外，关于外资重新考虑供应链布局的讨论出现，引发市场担忧。近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张业遂回应，尽管疫情对在华外资企业造成影响，但并不存在大规模外资撤离的情况，中国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没有变，外国投资者持续看好中国，在华长期经营发展的信心没有变。 工信部部长苗圩近日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产业链的问题，我们要关注、要关心，但是不要把它过分政治化。我相信所有的企业家都会有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可能一个人会拿出一个案例讲，某某产品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但是每天也都还有很多外国的企业到中国来投资。最近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大约有40%的外资企业表示近期还要加大对中国的投资。 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区副主席蒋颖就该问题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她表示，根据中国美国商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的调查，只有不到一成的外资企业认为疫情加速了转移步伐，更多企业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然发生变化，依然对投资中国充满信心。 但疫情全球蔓延给中国稳外贸和稳外资带来的严峻挑战不容忽视。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分析，当前，中国稳外贸形势出现了新变化：一是中西部的加工贸易在上升。二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仍是中国稳外贸强有力的关键支撑力。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前4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43.2%，是中国外贸发展的根本性支撑力；外资企业占中国进出口比重的39.6%，持续担当骨干力量。三是跨境电商成为中国稳外贸的一个新业态。 沈国兵认为，稳外资同样面临新变化。第一，美国等强化出口管制和实施直接贸易限制措施对跨国企业投资中国将产生抑制效应。第二，疫情的全球蔓延造成跨国企业国际生产链和产业链部分断裂和停摆，给中国稳外资带来了破坏效应。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等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囿于疫情蔓延造成的部分国际生产链和产业链断裂，很可能处于观望状态，甚至取消原先的投资计划项目。 复杂多变的环境对稳外贸稳外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基础上，更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增强外商投资信心 蒋颖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产业集中度、供应链效率、劳动力素质和市场潜力等方面，比较优势十分明显。中国拥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公布的全部工业种类，能够满足简单行业和复杂领域全品类的生产。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随着“新基建”的推进，必将有更多创新技术和应用场景涌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介绍，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多国暴发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持续复杂多变背景下，加大对稳外贸的融资支持，银行、保险、企业、政府充分发挥各自作用，企业要发挥主体作用抓紧复产复工，银行保险机构要提供及时高效的金融服务，政府要围绕企业需求提供有效政策支持保障，政银企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健康发展。 考虑到上述种种优势，蒋颖表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国政府应采取多种措施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稳住现有外资，吸引更多外资。 蒋颖建议，一是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特别应该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创设与国际接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其次，在政策措施领域，应该保证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在疫情期间进行的调查，所有应答企业均表示自己平等享受到了各类财税支持政策，缓解了经营压力，对中国政府的复工复产政策措施表示了积极肯定。疫情过后，制定扩大内需政策时，应继续坚持“三公”原则，避免出现内外资企业商品和服务差别对待的现象。 在“稳外资”的同时，也要注重“引外资”。蒋颖对此的建议是以公平开放的市场“引外资”。 “放宽市场准入将激励更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并逐步取消部分行业外商投资股比限制，坚定外资投资信心。对于不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特别是金融、医疗、教育等与新经济密切关联的领域，尽快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对于现阶段还不能全面放开的行业，应充分利用18个自贸区等先行先试平台，赋予其更大的改革创新自主权，发挥引外资示范作用。”蒋颖表示。 屠光绍则建议，积极吸引境外资金入市，通过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和国际金融机构长期留在中国。同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更好满足海外资金资产配置需求。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不断打出，使外商投资信心不断增强。从2019年开始，中国连续发布实施了新的外商投资法、国务院稳外资20条等一系列法规政策。今年以来，稳外资的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大，2月18日，商务部发布关于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通知；3月9日，国家发改委出台“稳外资11条”；4月1日，商务部提出全力支持外企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等24条措施。 实际上，稳外资工作近期已取得了显著效果。根据商务部数据，今年4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703.6亿元，同比增长11.8%。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近日表示，广大外贸企业争先作为，抓住时机抢订单抢出口，积极开拓市场。 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帮助外贸企业渡难关、保市场、保订单，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积极扩大进口，全力以赴稳外贸。
今年两会，央行系统的代表委员所提交的议案建议中，加快金融立法、加强信息保护等是多数代表委员共同关心的话题。金融立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既有对现有相关法律的修订完善，如一些代表委员建议修订《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也包括面对金融发展新形势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全国人大代表、央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关注的金融立法重点就在后者，近两年他多次呼吁要尽快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证券时报记者两会期间专访白鹤祥，详解其对金融立法的深入思考。 证券时报记者：近两年您多次呼吁尽快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您认为我国当前为何如此迫切地需要推动该立法？ 白鹤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业竞争加剧，金融机构出现风险、经营失败乃至破产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允许金融机构有序破产退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当前《企业破产法》不能完全适用于金融机构破产处置，现有涉及金融机构破产处置的法律法规也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且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的条件已成熟。 首先，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是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优胜劣汰的必然。其一，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是市场经济主体退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机制是利率市场化的必然要求，利率市场化必然使金融机构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流动性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多，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促进金融机构优胜劣汰有序破产退出，是全面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条件。其三，允许金融机构有序破产是有效保护债权人权利和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内在要求，但在目前，由于没有系统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我国对倒闭的金融机构只能采取行政关闭、撤销等方式退出市场。 实践证明，依靠行政手段的市场退出存在成本高、效率低、程序不规范等缺陷，导致债权人权利和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直接危及社会公众利益和金融稳定。因此，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是实现金融机构有序市场退出的重要前提。 其次，《企业破产法》不能完全适用于金融机构破产处置。金融机构破产总体上属于企业破产，要适用《企业破产法》。但《企业破产法》第134条只是提出了金融机构破产的规定，对诸如破产界限的标准、破产管理人以及破产清偿顺序等具体问题都未细化和明确，缺乏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同时，金融行业的特殊性使其在经营产品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区别于其他企业，金融机构破产涉及普通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债权人、债务人等众多法律关系，破产债务涉及公众存款、投保金、信托财产、证券类投资、保证金、投资人、职工利益等多个方面。在实践中，囿于金融机构提供金融产品服务的特殊性、复杂性、公众性等，金融机构破产处置的内涵上与普通企业有较大差别，无法完全适用《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 再次，现有涉及金融机构破产处置的法律法规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目前，由于没有金融机构破产的专门立法，我国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体系主要由《企业破产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以及相关法规、规章组成。这些法律法规关于金融机构破产只有简单规则，多为支离破碎的原则性和分散性规定，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证券时报记者：对于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您有何建议？ 白鹤祥：从立法体例看，我国《企业破产法》第134条已经明确了金融机构适用于企业破产法。可以依据《企业破产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因此，国务院可先制定颁布《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再总结摸索经验加速推动全国人大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应是立法成本较小和最理想的路径选择。 从立法模式看，依据《企业破产法》对金融机构的原则规定和我国国情，以兼顾行政主导型破产和司法主导型破产的折衷模式更适合我国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实际需求。在金融机构破产程序中，涉及专业性、技术性的事项由监管部门来决定，而涉及破产金融机构财产或财产性权利确认、变更和终止的事项由法院来决定，这样的模式既快捷、灵活、权威，又能遵守司法程序的规定，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破产处置效率。 长期以来，我国对金融机构的范畴界定比较笼统，应当结合金融机构破产法律的制定，严格界定金融机构的破产范围和破产标准，在不违反《企业破产法》原则与基本规定的情况下，对于一些《企业破产法》没有涉及的问题予以明确，并对不同类别和行业特点金融机构从市场退出的标准、方式、程序等方面予以规范。 立法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考虑。例如，目前我国已有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和存款保险基金，建议尽快建立投保者保护基金，为在金融机构破产中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提供支持。一般性市场化管理机构和个人在接管金融机构财产和处理金融机构破产事宜时，不具有专业优势，并且缺乏控制与处理金融风险与危机的经验，因此，金融机构破产管理人应考虑由金融投资者保护部门与专业人士组成。 此外，《金融机构破产法》应区分个人债权与金融债权，考虑存贷人、股票投资者、期货投资者、投保人等不同债权与股权的特点，并适当考虑金融机构员工债权的保护问题。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2020年两会正在进行中，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回天新材(行情300041,诊股)董事长章锋。作为湖北新材料企业掌舵者，章锋提出了包括与疫情相关的关于国家重大卫生事件物资供给效能提升的建议，以及与行业相关的在环境保护中杜绝“一刀切”做法的建议。 回天新材疫情以来的生产经营情况也受到关注，章锋介绍，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相关影响都已经得到有效解决，而且一季度回天新材抢占欧美等外资企业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进口替代占比。 提升重大卫生事件 物资供给效能 作为疫情中心区的企业代表，章锋表示，这次突如其来并蔓延全国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露出了我国防疫物资短缺这一突出问题，甚至一度危及到前线医疗人员的生命安危。这说明国家在应急管理体系中还存在不足，国家公共卫生物资储备体系、卫生产业结构及区域分布、市场监管等方面存在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不相适应的矛盾。 章锋建议，总结经验教训，从国家层面进行系统梳理，建立健全关键物资储备体系，提升储备效能，优化生产能力布局。 章锋还指出，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经济主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希望各级政府能够加大对行业和地区龙头企业的帮助与扶持，消除个别政府官员不担当、懒政的现象，解决政府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政策施行过程中改变“一刀切”做法，从而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另外，章锋还结合新材料企业特点，提出关于在环境保护中杜绝“一刀切”做法的建议。他指出“一刀切”做法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包括谈“化”色变，以“关”了之，2017-2018年的环保风暴导致上游化工原料企业一半以上都被关停，原料价格成倍“疯涨”，但却并没有引发技术创新以及品质提升；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对建筑沙石等资源的开采采取“一刀切”关闭的做法，造成建筑砂石的价格一年中上涨了5倍之多，人为导致一个行业“生态”价值链被破坏。 章锋还谈到，新材料企业大多数无污染排放，或者有少量排放但是对环境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然而由于“新材料”基本上都与“化学合成”相关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目录中只有“化工类”而无“新材料”分类，因此被列入“化工”一栏，各地政府在项目审批时因企业“化工性质”不予批准，这对我国发展新材料产业、摆脱受制于国外的现状影响巨大。 章锋建议，重新修订“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目录”，对于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关系产业安全的新材料企业，只要没有污染或者环境影响可控，就要重点扶持，地方政府在立项时不能强行列入化工园区或者直接将项目否决；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应根据战略产业、进口替代、经济效益、污染治理等多个维度科学分类，测算出投入产出比、社会经济价值和环境治理“比”，以确定是否符合支持与发展的标准，而不是“谈化色变”、“合成色变”；建议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采取多部门协同调查研究，多听各级代表委员、专业人士的意见，不要各自为营，更不能官僚主义；政府要将当地的资源开发与环境治理结合起来，变废为宝。 进口替代份额持续扩大 回天新材主营产品是各类工程胶粘剂、太阳能(行情000591,诊股)电池背膜及汽车维修保养产品，目前业务布局主要聚焦在5G通信、消费电子、高铁城轨、新能源动力电池、汽车制造及维修、新能源、工程机械、软包装等应用领域。近几年，公司除持续提高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外，在海外市场开拓方面也卓有成效，外贸业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目前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地区。疫情以来，回天新材的生产经营情况也受到关注。 对于疫情的影响，章锋介绍，疫情期间影响主要在物流运输不畅、费用有所增长、部分下游客户开工较晚等，随着疫情得到控制，这些都已经得到有效解决。 章锋指出，一季度回天新材在危机中抢抓机遇，聚焦核心市场和重点项目突破，并抢占欧美等外资企业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进口替代占比，新能源、通信电子、家电、高铁城轨用胶等业务销售收入增长较快，为公司一季度业绩增长及未来持续稳健发展、转型升级夯实了基础。 对于行业发展及国产替代，章锋介绍，胶粘剂是非常分散的市场，竞争品牌众多，以中小企业为主，上规模的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不多，不足百家，行业趋势正由分散到集中，加速整合；随着环保更加趋严和竞争升级，大批中小企业被淘汰；本行业中高端胶粘剂技术含量高，长期被外资企业垄断，近年来随着国内企业技术、资金等实力增强，国内企业在大部分领域产品应用的技术水平已超过外资品牌，逐步实现进口替代。而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快了进口替代的进程。这样的发展趋势给国内头部企业带来很多发展机会，回天也很好捕捉住了这样的机会，大量引进高端人才，在生产、管理、技术等方面进行提升，产品在胶粘剂高端应用领域得到客户认可，进一步打破国外企业技术壁垒，进口替代份额持续扩大。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26日表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收官之年，银保监会按照“六稳”和“六保”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各项工作，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上述负责人表示，今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重点包括：一是稳妥处置高风险机构，压实各方责任，全力做好协调、配合和政策指导；二是大力压降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防止死灰复燃；三是持续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提高资产分类准确性；四是坚决落实“房住不炒”要求，持续遏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五是对违法违规搭建的金融集团，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做好资产清理，追赃挽损，改革重组；六是深入推进网络借贷专项整治，加大互联网保险规范力度；七是继续努力配合地方政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八是有效防范化解外部冲击风险，稳定市场预期；九是进一步弥补监管短板，加大监管科技运用，加快建设监管大数据平台，有效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 此外，对于受疫情影响风险可能上升的领域，银保监会将重点关注，审慎评估，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切实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9年，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贷款2.3万亿元，商业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全部纳入不良资产管理。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风险持续收敛，三年来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16万亿元。问题金融机构得到有序处置，保险领域重点风险得到缓解。网络借贷风险大幅下降，机构数量、借贷余额及参与人数连续下降。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倾向趋缓，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逐步化解。市场乱象增量得到遏制，存量问题持续减少，一批重大非法集资案件得到严厉查处。 与此同时，银行保险机构着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大信贷投放和保险保障力度，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进一步增加，融资成本下降。金融改革开放也得到有序推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举措逐步落实，为防控金融风险打下坚实基础、提供有力保障。(记者 向家莹)
“稳经济关键在于稳企业。”全国人大代表，西部矿业(行情601168,诊股)集团董事长、西宁特钢(行情600117,诊股)集团董事长张永利在今年向全国两会提交的建议中如是说道。 身兼两家青海省属国企的董事长，张永利对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今年，他聚焦企业发展的难点和痛点并向大会提交了9份建议。 破解青海企业融资难题 张永利指出，2019年以来，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区域金融环境趋紧等多重压力，青海省属国有企业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直面困难、积极应对、科学施策，顶住了下行压力，为青海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然而，受历史遗留问题多、资本金不足、产业结构不均衡、债务包袱沉重等因素制约，青海企业质效不高不优，直接影响金融对企业的支持，企业信用区域性制约更加明显，融资难（尤其是直接融资）、融资贵的问题依然突出，从而制约企业高质量发展。 张永利告诉记者，当前，青海企业在融资难融资贵方面存在多重问题，一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区域性信用制约明显；二是历史包袱重，资产负债率高；三是债务结构不合理，债务成本高；四是资源开发受限，前期投入回收难。因此，他建议，协调中央企业增加对青海国有企业战略性投资，降低企业杠杆，提升企业信用；同时，协调金融机构增加对青海国有企业长期贷款规模，并建议给予一定的贷款利率优惠政策。 建言为矿山企业“减负” 2017年，国务院发布了《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也联合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张永利认为，相关制度发布实施后，企业不仅要承担巨大的勘查投资风险，在申办探矿权/采矿权证时，还必须缴纳巨额权益金。 “在矿业开发各项成本上涨、矿产品价格低迷、国际矿业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矿业公司又要面对高额权益金的成本压力。同时，矿业企业在勘查开发过程中，必须按生态保护优先的要求，致使矿业企业资金投入及开发成本越来越高。”张永利说道。 对此，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建议按照“新矿业权新办法，老矿业权老办法”的原则继续做好矿业权价款的征收工作。已进行有偿处置但尚未足额缴纳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的，仍按原规定继续缴纳探、采矿权价款；对于申请在先方式取得探矿权，在转为采矿权时尚未进行处置的，应在充分考虑企业出资勘查形成勘查成果的实际情况，合理抵扣或减少矿业权出让收益。 二是国家应鼓励矿山企业尤其是老矿山自筹资金开展探边扫盲，延长矿山服务年限，对于已缴清价款的采矿权范围新增资源储量，建议不再征收权益金。 三是关于提前缴纳权益金问题，建议调整提前缴纳比率。如果现行权益金政策不变，建议建立健全退还机制，减轻企业负担。 四是从国家层面统一权益金基准价标准，各地区给出合理调整系数；统一基准价计算方法，避免各自为政，产生区域不平衡问题。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成为我国经济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危机中寻求转机，转型中谋求发展的破局之路。 巨轮远航，难免遇上狂风恶浪。今年以来，受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季度我国GDP同比下降6.8%。尽管挑战严峻，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4月主要经济指标有所改善，我国经济正逐步复苏。战略性新兴产业率先破“疫”复苏，新经济新动能加速崛起，不仅为抗疫保驾护航，也为稳住经济基本面提供重要支撑。 全局上谋势，关键处落子。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下好“先手棋”，就能走活高质量发展“一盘棋”。 “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我国大力推进创新，形成更多新增长点增长极充满信心。”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疫情冲击倒逼形成的新机遇，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给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总需求不足，而总需求不足的短期原因虽然与疫情有关，但背后的长期根本原因却是‘供给结构老化’。”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引领中国经济加快复苏并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通过创新引领供给结构升级，让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活力源泉更多涌现。 在代表委员和专家看来，越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越要重视培育壮大新动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让新动能更加激越澎湃，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要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加快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走好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要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樊杰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依靠创新驱动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更为迫切。“坚持发展，为中国经济的体量和韧性奠定了稳固基础，未来还要向科技创新要产量、要质量。” 樊杰同时指出，“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还存在一些短板。在一些关键领域，尤其是核心技术方面依然薄弱，存在‘卡脖子’现象。要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要加快布局新兴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疫情发生以来，一些传统行业受冲击严重，新经济新动能逆势成长。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中，大量新增长点应运而生，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潜力彰显。危中寻机、变中求进，就能在发展中抢占先机。 “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科技创新是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它不仅带来新技术，更重要的是带动产业革命。 要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带动新兴产业加速成长。 “新经济领域有与传统产业不同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规律，要认识和掌握这些新规律，进一步深化改革，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各种源泉，加快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滕泰说。 ——要以新产业发展为支撑，打造区域经济新增长极。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新产业与打造经济增长极息息相关。要加快创新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以产业为支撑，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经济圈等区域，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樊杰表示，当前我国经济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要加快破解西部和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落后制约转型的难题。“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促进相对贫困地区可持续性发展，不能走传统经济增长的老路，必须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发展。要重视科技援助西部和相对贫困地区发展的体制创新，调动东部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资源积极性。”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为创新营造更优环境。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改革的深度往往决定创新的高度。为创新发展根植沃土，必须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在王一鸣看来，更大程度释放经济潜力，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最重要的还是要推进新一轮改革，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最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沉淀的要素、资源、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市场化，形成新产业新产品，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增加值，同时带动其他产业发展。要让各种要素得到有效配置，让各种创新的源泉竞相涌流。”王微说。 “危”中寻“机”，因势利导，主动谋变，不少企业表示将加快创新步伐。 “风云变幻往往孕育着新机遇、新趋势、新格局。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催生了一批新模式、新业态、新经济，比如垂直领域生活电商平台、线上线下融合服务形式等，服务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全国人大代表、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下一步要通过一系列业态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最大程度上激发用户需求。 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将聚焦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推动数字技术在各行各业应用落地，为实体经济的腾飞插上“数字翅膀”。 “越是有挑战，就越有干劲。”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董事长兼CEO雷军表示，不管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是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互联网科技产业都还有更大的作为空间。企业界应该积极奋起。“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方向、有办法，通过创新和效率提升来保持企业活力。”雷军说。 代表委员和专家表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产业创新为方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下好改革创新“先手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突破，打好转型升级主动仗，让新动能更加激越澎湃，就能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推动我国经济巨轮劈波斩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记者 张超文 李佳鹏 班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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