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搬迁后的新生活，43岁的张新明满是高兴和感激：“居住条件比以前好很多，又在家门口工作，每月能按时领工资，孩子上学和家里零用的开支都解决了。” 张新明是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龙王庙乡人。青龙是典型的山区县，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张新明一家以前住在龙王庙乡偏岭石村的大山里，全靠一些薄田和丈夫外出打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2016年和2017年龙王庙乡有6个贫困村的110户贫困户、421人被纳入易地搬迁范围，集中安置到龙王庙乡龙王庙村。2019年9月，张新明一家住进了110平方米、三室两厅的楼房。 “以前我们这些在家的妇女，每天就是带带孩子、干点农活，挣不到什么钱。现在每天起早贪黑，虽然很忙，但是家庭月收入增加了2000多元。”张新明笑着说。 龙王庙乡副乡长孙海龙说，在集中安置点，有一半的劳动力可通过培训、能人带动等措施实现外出务工，剩余大部分为留守妇女。扶贫车间和农业产业为这些留守人员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全乡依托扶贫车间和农业产业带动就业300多人。 青龙满族自治县双合盛生态农产品有限公司，是张新明就职的企业，也是全县扶贫车间示范点。泡米、磨面、和面、包制、蒸熟……走进生产车间，120多名妇女正在忙着生产当地特色美食“粘豆包”。 “2月9日复工后，新增贫困户就业15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企业负责人张胜利介绍说，作为河北省民生保供重点企业之一，能够及时复工复产和增加带动就业，靠着政府的政策支持，企业在疫情期间通过调整销售渠道，保住了订单。 “受疫情影响，公司的销售渠道由原来的学生餐、连锁餐饮转向了连锁超市和社区团购。订单量一直在增加，员工每天加班加点赶订单。为调动员工积极性，我们开出了双倍工资。”张胜利说。 在青龙镇龙潭村的食用菌大棚内，50岁的姚建民正忙着采摘蘑菇。2018年5月，姚建民一家从偏远的自然片搬到了村里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住进了二层小楼。“搬新家之前，村里就提前通知有劳动能力的户去选岗。”姚建民说，“现在我种蘑菇一年收入3万多元，老伴儿在养殖场一年收入也有3万元，再加上大儿子外出务工，全家年收入超过10万元。” 据龙潭村党支部书记冯继昌介绍，通过村里的种植养殖业扶贫车间和旅游产业带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30户贫困户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留守人员共23人，全部实现就近安置就业。 易地扶贫搬迁，“搬得出”是关键，“稳得住、能致富”是硬道理。青龙满族自治县扶贫办主任邓阁军说，全县共建设集中安置小区27个，涉及1657户6184人。为带动易地搬迁户就业，全县建立扶贫车间20个、扶贫基地4个、扶贫产业园7个，培育旅游服务创业主体60多家，带动贫困户就业2000余人。同时，通过劳务输出、技能培训、安排公益岗等精准就业措施，累计实现贫困劳动力当地就业创业和转移就业2.6万余人次。
腾讯和阿里巴巴作为中国互联网的两大支柱企业，就像一阴一阳，将长期共存下去，他们生态体系庞大，影响无处不在，两者的关系不仅决定了中国互联网的生态格局，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和商业的大格局！ 1 首先，在很多中小企业还在垂死挣扎的今天，为何这两大巨头的效益却如日中天？ 一语道破天机，因为他们都属于大平台企业！ 为什么平台企业可以如此强大？我们再拿另外一个巨头苹果为例，看看它凭什么成为市值万亿的企业。 虽然苹果是一家产品型公司，但是它的本质是一家平台型企业。 从硬件上来讲，苹果手机和电脑是全球200多家工厂共同生产出来的，他们先把各种器件生产出来，而苹果只不过把他们组装起来； 从软件上来讲，苹果系统里的各种APP，也是全球各地的开发者设计出来的，然后再上传到苹果的系统，再让苹果用户使用。 苹果公司的本质，并不是一个高科技企业，而是一个大平台！苹果最大的资产是它的品牌和设计，然后所有环节(包括生产和开发)都是采用分包的形式分摊出去。 腾讯和阿里巴巴也是一样的发展逻辑，腾讯依托巨大的流量，阿里巴巴则依托巨大的商业操作系统，他们都各自培育和扶植了一大批企业和无数个体，然后形成自己的商业生态系统。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正在从“公司+公司”，变成“平台+个体”。大平台在崛起，同时无数个体在平台上执行任务。 这非常符合社会发展的逻辑，未来的企业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平台化。把“做事”往“做局”方面去升级，然后努力实现自己的“平台化”战略，才是企业做强做大的最好出路。 也许有人会说，只有大公司才能平台化，而实际上，平台化不只是大公司的方向，而是所有公司的必然方向。其实即使是一个小公司来说，也必须完成平台化的升级，比如一家小而美的广告公司，如何实现这个过程呢？ 首先，可以公司名义去接单，然后再分包给个人。而公司在业内的口碑和公信力，决定了它获取订单的能力，公司可以用信用为担保去接到订单，然后再将订单分包给个人，这才是未来公司要做的事。 因此，未来公司最大的资产，是他的品牌和公信度。当公司做到一定程度，可以孵化各种小而美的个人或品牌，这就是未来小企业的做大做强的方式。 2 公司的平台化，能不能在中国文明中找到依据呢？ 大家想想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龙。 中国人的图腾为什么是龙呢？ 龙其实就是一个聚合体，它有鱼的鳞，牛的头，蛇的身，鹰的爪，鹿的角。在中国古代，各个部落之间是分散而凌乱的，每个部落的图腾都是不同的动物，比如鱼、牛、蛇、鹰这些，后来部落实现了大一统，这时用什么作为图腾呢？那就取每个部落图腾的最大特点，比如鹰的爪子，牛的头，鱼的鳞片，最终综合成了龙。 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协同和聚合的基因，中国人对“和”的理解是极其深刻到位的。 如果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去剖析，就会有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公司的股份化，是西方给世界的贡献。公司的平台化，则是中国给世界的贡献。 股份化的本质，是把公司拆分，在股票交易市场上交易，被很多人公开持有。 平台化的本质，是把很多分散的公司统一联合起来，各尽其才，各取所需，成为一个聚合体。 股份化是合久必分，平台化是分久必合。 如果再上升一个高度，中国最大的平台就是“一带一路”，恰恰也是我们提倡的“人类命运同体”。 平台化，是一场社会组织的变革，就好像未来的战争一样，所有部门均需要能各自为战、化整为零，要求大家既要有单兵作战能力，又要有协同作战能力。 公开化、共享化、协同化，才是公司发展的大势所趋。打开公司的边界，让品牌共营、渠道共享、流量互通，这是时代得大势所趋。 3 下面我们再看看，同样是平台型企业，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曾有人说：马化腾是水，低调沉潜，入木三分；马云是火，高举高打，气势如虹。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明，只不过水和火的区别不仅体现在这两个人的身上，还体现在两大公司的区别上。 腾讯的本质是靠流量滋生企业和个体，这些流量就像水一样，水利万物而不争，所到之处就像涓涓细流，往往能够保持对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但是它会通过链接的方式，把大家连在一切，和而不同，共同成长。 阿里的本质是靠运作塑造企业和个体，它谋求的是建立一个全球性商业“操作系统”，因此它就像一团火，不断的把外物拿来熔炉再塑造，成为这个操作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它的每一项业务推进都是一个再融化和再造的过程。 阿里的这套“操作系统”，是一个能够全球商品的生产，交易，流通的系统，它需要简化掉很多环节，跳过很多传统阻碍，取代陈旧的资源，同时搭建更多先进又便捷的路径，比如支付/物流/金融支持等等。 腾讯扩张的驱动力在于连接。它不谋求控制对方，喜欢相敬如宾的感觉，它想建立一片商业生态，就像一篇森林一样，里面有大树也有小草，还有各种花儿，所以大家只需成为最好的自己就可以了，比如腾讯投了京东后，京东还是那个京东，美团还是那个美团，唯品会也还是那个唯品会。 而阿里扩张的驱动力在于生长。它为了生长所以需要不断的吸收营养。还记得之前美团的王兴评马云吗？当年美团并不想向阿里彻底掌控，美团还是想走自己的路线，有自己的规化，最终美团与阿里决裂，并投向了腾讯的怀抱，只有腾讯才能满足美团的独立性。 再看看被阿里收入囊中的其它企业吧，口碑、高德，优酷、UC等等这些企业都已经被回炉重造，成为阿里操作系统的一部分。 为什么有这种区别呢？因为腾讯靠是流量产生价值，它只需让大家完成社交的动作己可，而阿里必须靠“交易”才能产生价值，这是一种深度的互动，如果没有一致性和协同性，是很难保证交易的效率。 所以阿里的商业操作系统，需要在自己的平台产生交易形成闭环。这是它生长的原则，无论是投资高德、还是投资微博、陌陌，都必须符合它的潜在逻辑。 腾讯做的是一片繁荣的商业生态；阿里做的是一个强大的商业帝国； 腾讯就像一个怀有大爱的绅士；阿里就像一个优秀的霸道总裁。 腾讯的原则是：相见不如怀念，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阿里的原则是：轰轰烈烈爱一场，山盟海誓，不成功则成仁。 这就是两大公司的根本区别。 这两大商业态势就像一根绳的两股力量，也像太极里的一阴一阳，交织成了中国商业的格局，并将在未来长期共存下去。 其实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两大公司的性质上，也体现在当今世界另外两大力量的区别上： 中国和美国，就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要发展力量。 中国文明的核心逻辑是“和而不同”，我们尊重每一个国家的独立性，提倡互帮互助，力所能及的帮助别的国家发展，比如一带一路。同时又能做到互不干涉，共生共荣。 美国发展的核心逻辑是要把其它国家纳入自己的体系种去，他总是试图按照自己意愿帮全球建立一个大运作系统，然后分工协作，各司其职，按部就班。 这就是推动全球进步的两大重要力量，当然这也是一种矛盾，但是哲学上说：矛盾才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 当然，读懂这些矛盾不是根本目的，我们要的是看透矛盾本质的能力，以及驾驭各种矛盾的能力，这就是一个人的格局。 水木然
财政部、国家电影局：暂免征收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 财政部、国家电影局14日发布公告，暂免征收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湖北省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免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免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财政部、税务总局：对纳税人提供电影放映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税务总局14日发布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纳税人提供电影放映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电影行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8年。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
“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直播成为新农活。”由于疫情的影响，直播卖货成为了解决农货滞销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商务部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达到936.8亿元，增长31.0%，电商直播场次超过400万场。有人感叹，这简直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其实上，互联网和农业早已经有了莫大的关系。前有网易养猪，后有腾讯养鹅。中间还有阿里养牛，京东养鸡。尽管后面腾讯表示养鹅只是愚人节的玩笑，但却转头真的种起了黄瓜，各大互联网巨头们对于“田园生活”可以说是乐此不疲。 而在互联网巨头们的田园生活背后，是一场关于AI农业的角力战。 AI农业的必然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影响着大众日常生活。在如今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里，农业生产也面临着一定的问题。 一是劳动力日渐涌向城镇，农村出现大片土地撂荒现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农村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为3.31亿人，在农村常住人口中的占比为56.8%，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比城镇的79.5%要低得多。青壮年人员从农村去往城镇的数量要远远高于回流量。 农村劳动力日渐稀缺，导致农村耕地撂荒程度加剧。截至2017年时，中国消失的自然村落已经达到132.4万个，民以食为天，保证粮食安全成为不能避免的问题。 二是，随着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也更上一层，但是全球也面临着土地资源紧张，有限的耕地需要产出更多，这就需要AI等技术的介入。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25年，全球人口将会超过90亿，和人口目前25%的增速相比，对粮食量需求的增长将会达到70%。 AI技术中的机器人技术、无人机、自动农用车等等，将会有效的提高耕作效率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动力。从育种分析、田间监测、精准喷洒、以及最后的收割阶段，都有AI技术的用武之地。 三是，农业可以说是互联网时代为数不多的蓝海。中投顾问发布的《2016-2020年中国智慧农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中，指出以应用为基础的智慧农业市场规模，2016年达到90.2亿美元，在2022年时将会有望达到184.5亿美元。 对于这一块蛋糕，互联网巨头们势必要分上一块。同时巨头们带入AI农业中的资源以及技术支持，也会更快一步促进AI农业技术应用以及市场规模增长。在AI农业这个领域里，无形的硝烟早已蔓延。 必争的AI农业版图 近些年互联网巨头无论是阿里、京东、还是腾讯以及百度都对AI农业发起了号角，凭着各家自有的优势，互联网巨头们纷纷在AI农业领域里各展拳脚。 阿里：2019年9月阿里在云栖大会上就推出了AI养蜂系统，预计在将来可以让国内30万的蜂农实现20%的增产，接着同年12月份，阿里云联合泾渭科技发布了遥感AI农业，可应用于大面积的资产盘点、产量以及土地变化的监测，进一步促进智慧农业落地。 京东：2020年3月19日京东数科宣布成立产业AI中心，产业AI基于机器人学习、计算机视觉、知识图谱等前沿的AI技术，将会应用于工业、农业、金融等方面。 腾讯：2019年5月，腾讯AI Lab与中国农科院信息所成立了智慧农业联合实验室，将会推进农业与AI、IoT、大数据等方面的进一步结合。 百度：Create2019百度AI开发者大会上，百度大脑与京东方植物工厂推出合作，提出AI植物工厂的智能无土栽培解决方案。在近些年，百度也通过与麦飞农业、雷沃重工等农业巨头合作，凭着自身AI与大数据优势推出关于智能农业的解决方案。 而各大互联网巨头们之所以入局AI农业，不仅仅因为农业是互联网时代下还尚存的蓝海，更因为AI农业是构建互联网生态版图的重要一角。 阿里和京东通过介入AI农业，从源头把控商品的成本与质量，借由大品牌优势推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对于阿里的盒马、天猫超市，京东的7fresh、京东超市可以说非常重要的布局。 还有通过从数字城市基础的AI农业入手，联通其他民生领域，形成联合纵横。为互联网巨头们进一步在数字城市的抢夺中，增添砝码。 阿里和北大荒合作的同时，获得数字龙江订单；京东数字农业成都研究院通过联合其他农业巨头与科学院，在成都数字农业大数据中心建设上取得一席；腾讯与新希望集团取得合作，成立了新腾数致，新腾数致又与腾讯云联合对接四川省大数据中心。 从以上的方面来看，AI农业可以说是互联网巨头们的兵家必争之地，但是在AI农业领域，想要获得回报，也并非是一日之功。 AI农业这条路：注定坎坷漫长 尽管AI农业中大有故事可以讲，但是想要讲好AI农业的故事并不容易。 首先，是AI农业需要面对的技术问题，AI农业需要在获取大量数据的基础之上展开。农作物的种类繁多生活环境习性不尽相同，这就意味着数据收集不可能一劳永逸。同时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以及季节变换，决定着数据收集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巨大资源的项目。 其次，国内农业市场的小农户占比在80%以上，具有小规模、分散性等特点，这些决定着想要推进AI农业，将会面对投入改造成本巨大且周期漫长的问题。因为只有进入类似工业的标准化，运用大型机械设备、生产技术以及管理手段等等才成为可能，从而实现AI农业的产业化。 还有农村具有的熟人社会属性，也影响着互联网巨头们对于AI农业各个环节的打通。农业和其他互联网行业不同，农业高度依赖着线下服务，这需要针对不同的地区来制定不同的推进方案。 同时想要推进AI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懂农业又懂AI的技术人才。但是目前国内的AI技术人才还不是很充足，更不用说关于AI农业方面的人才缺口。 简而言之，目前AI农业还没有全面推广，这既是互联网巨头们吃螃蟹的好处也是难题。取得AI农业对于互联网巨头们构建自身生态有着重要意义，但是AI农业的发展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互联网巨头们在AI农业方面，需要度过的田园生活还有很久。 刘旷L
境外本高，境内量少，融资难、融资贵考验房企生存 4月以来，各大房企海外融资基本停滞。中原地产数据显示，3月房企发布了19宗海外融资，合计融资额约56亿美元，相比1-2月百亿美元级的融资额已经明显锐减。在此背景下，境内股权融资、永续债、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成为房企补充资金的重要来源。 正可谓池内损失池外补，在境内融资环境变化、融资难度加大的情况下，房企纷纷将目标转向海外，且融资规模越来越大。正是因为有海外融资的支撑，房企才没有出现资金明显紧张的现象。然而，疫情的发生，却让房企海外融资之路瞬间被阻断，无奈之下，只能又转向境内融资。只是，境内融资的方式主要局限于债券融资、股权融资、资产证券化等。更重要的，境内融资能够让房企得到一定的资金支持，也主要是疫情发生后的一种暂时宽松。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企业复工复产逐步到位、经济趋于稳定，境内融资之路一定还会收窄。到时候，就看海外融资大门能否重开了，看海外投资者会不会再对房企感兴趣了。同时，还要看监管层对房企海外融资的态度。即便海外融资大门再开，居高不下的融资成本，也会令房企的负担越来越重。据悉，海外融资的成本普遍在10%以上，高的超过了15%，已经与前些年的信托融资等基本持平。 如果能够抓住境内融资短暂宽松的窗口期，对房企来说，算是一次机会，也是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资金矛盾。尤其是资金比较紧张的企业，更是可以解燃眉之急。即便资金不那么紧张的企业，如果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也能够为今后积累一些资金资源，防范可能出现的资金风险。据克尔瑞发布的信息，4月份还是有些企业抓住了机会，获得了一定的融资的。如万达集团，就发行了一笔总量为50亿元、利率为4.89%的中期票据。此外，融创中国也发行了一笔4年期40亿元的公司债，利率为4.78%左右。从融资成本来看，加上各种发行费用等，也是比海外融资便宜不少。那些没有能够抓住政策短暂宽松窗口期的企业，可能就要感受一定的资金压力了。 融资难、融资贵，或是今后一段时间，甚至是相当一段时间房企的正常生态。也就是说，如果房企不能在销售问题上有大的突破，不能通过售房回笼资金，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资金压力。就算能够从海外融到资，其高昂的融资成本，也会让企业无力承受。 更重要的，按照中央提出的“房住不炒”的定位，指望通过房价上涨来消化过高的融资成本，以维持企业的盈利能力，也是根本没有可能。不管哪个地方，只要房价出现上涨，就面临管理层的约谈，甚至问责。在房价问题上，已经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更没有上升的空间。只有降价，并与购房者的预期基本相符，才有可能达到售房回笼资金的目的。 长期以来，融资难、融资贵几个字，主要都体现在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身上。现在，房企也逐步品味到什么叫融资难、融资贵了。虽然与中小微企业相比，房企的融资能力和融资渠道要多一些，企业的融资成本承受能力也强一点。但是，相比于过去极其方便的融资和很低的融资成本，今天的房企，日子要难过得多了。显然，这是希望看到的结果，也是楼市调控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 我们并不认为只有房企都融不到资、都无力承受高昂的融资成本才是必须达到的目的，但是，如果房企仍然过着十分舒适的日子，仍然享受暴利，仍然银行围着其转，就不是一件好事。那么，实体经济就很难真正引起重视，实体资本也会继续向房地产领域转移。毫无疑问，对实体经济发展是相当不利的，也是不应当出现这样的现象的。 所以，房企出现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是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宏观经济政策理顺与畅通，市场规范与有序必须经历的阵痛。虽然看似对房企不公，却完全符合市场实际，更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与有序。只有当社会资源配置趋于合理、规范与理性的情况下，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才能逐步退出，才能完全由市场对房价等起决定性作用。在房价还受到太多非市场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也只能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而不能完全依靠市场。 谭浩俊
今年所有的风口中，恐怕没有比直播更受瞩目的了。 从去年薇娅、李佳琦全网破圈走红，成为能与马云谈笑风生的头部流量，再到今年罗永浩“下海”再创业首场直播带货1.6亿，再到董明珠直播一场销量3.1亿追平格力全年电商收入——线上线下，不谈直播仿佛就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但在品牌纷纷对直播带货跃跃欲试的同时，董明珠、罗永浩这样的明星企业家，和李佳琦这样经验老道的主播都屡屡出现翻车的情况，再加上水涨船高的费用，如何做好一场直播成了品牌商家共同头疼的命题。 而比翻车上热搜更让品牌担心的是，如果一场直播做完，没有观众、没有转化、没有销量，恐怕是比全网翻车更为尴尬的场景。 在人人争相入局的直播带货下半场，想要拥有直播间内红火热闹的几十分钟，所需要的是直播间外一整个品牌生态的建设做依托。 直播的天然缺陷 虽然今天人人都在谈直播带货，直播在瞬时成交上的表现也十分突出，但直播这个形态也是有它的天然缺陷的。 首要问题在于直播的强实时性：一场直播动辄几个小时，但基本上不会有用户会全程蹲守直播间。大多数用户不会几个小时全程听主播聊产品，即便像罗永浩在抖音直播带货首场累计观看破千万，但在线峰值仅仅是290万。 与此同时，实时进场的用户也很难跟进——这也是为什么主播带货一个商品只会讲几分钟，因为用户的注意力不会长期集中在直播间内，必须做到短平快才能达到推广的效果。 也因此，直播带货的整体叙事完全是非线性、碎片化的，这也意味着着直播实际上并不适合做品牌构建：一个品牌故事很难在几分钟内讲完，直播间里的观众也很少会有耐心听单方面的输出。此前一些品牌在这方面的尝试效果也并不好，例如董明珠在抖音首场直播里讲格力和自己的创业故事，从各方面反馈来看，用户就并不买账。因此，在品牌传播上，就必须在直播间外有其他动作来做补充。 而由于强实时性，直播也兼具了强互动性和强突发性的特点，这对主播的临场能力是很大的挑战，屡屡登上微博热搜的各种翻车案例都说说明了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直播对企业最大的挑战之一。 与直播的强实时性相对应的，则是直播的弱传播性。 一方面，动辄几个小时的视频内容，本身是很难被传播的，这点从秀场直播时代开始就是直播的一个硬伤。就连李佳琦从2017年开始直播，真正走红却是源于运营碎剪的“OMG”短视频的病毒性传播。在大量竞争者涌入做直播的今天，单靠直播本身走红，难之又难。 另一方面，直播传播性弱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直播“间”的概念下，内外领域分明，两个不同的传播场是完全割裂。直播平台大多没有可供讨论的公域，一个直播间就相当于一个单独的私域流量池，不同的直播间之间彼此很难形成天然的互动，只能靠连麦一类的工具形成导流。这也是为什么李佳琦每次直播出现的话题点，还是得上微博热搜才能发酵，甚至李佳琦道歉也得到微博发声明，本质原因还是在于直播本身的传播性差。 与此相应的，直播还有一个特点在于在短视频平台算法分发的影响下，直播间的管道性其实很强，一场直播播完，下一次直播很难保证同一批用户的重复观看，新增用户也并不容易被留存下来，流量的复用性比较差。 像老罗直播，第一场单场千万累计观看，到第六场虽然仍然有抖音加持，粉丝总量也到达了1000万以上，但累计观看只剩下不到600万，同时在线峰值只剩下30万——这还是在老罗自带话题性，反复因为“翻车”登上微博热搜的基础上，可见流量复用艰难。 数据来自新抖 由此也可见，一个完整的“直播”并不仅仅发生在直播间的几个小时里：真正要做好直播，一样要跑完一整个从用户初次触达到留存、长期运营的闭环。 要做好一场直播 功夫在直播间外 和表演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样，品牌从触达消费者到最终在直播间内完成瞬时转化，所走过的历程往往是漏斗形的，也必须完成前期大量蓄水铺垫、同步加热，以及后期二次发酵和精细化的长期用户运营才能真正的实现直播的价值。 首先在发布前，品牌的前期构建就很重要。直播的强实时性意味着强仪式感：如果前期没有充分的铺垫预热贸然直播，是很难获得充分有效的流量的，有足够的前期积累才能在直播中完成临门一脚。 像OPPO Find X2发布的操作就相当典型：在微博上，先是通过明星的粉丝效应，炒热#李易峰自信的眉毛#，为品牌造势，然后搭建了#OPPO Find X2#的官方话题，利用品牌话题页做品牌构建，搭建好公域流量中的“水库”；然后利用超级粉丝通预热发布会信息，抢占能够触达目标用户的私域流量，为品牌话题预热蓄水。 而在蓄水完成后，直播当时就要高位放水形成爆发之势，最直接的就是要多点位高曝光、全方位多渠道导流，把声势真正地造出来。要实现这样的效果仅靠直播间流量是不够的，尤其是品牌自播，自有流量远远不足以形成声浪，必然要借力于各类公域私域流量工具。 就连前面提到的OPPO，以这样国民级别的品牌辨识度和热度，在Find X2发布正式开始直播的时候，也还额外在微博的流量工具上做了不小的投入，全方位进行了注意力截流，才最终实现了发布会直播播放量超7500万，话题阅读量暴增的效果，以流量工具投入撬动整体注意力杠杆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除了铺流量工具以外，自身有热点造势能力也相当重要。 比如说像喜茶这种高热度网红产品，稍有动作就能“热搜预定“，近期就因为几次微博抽奖都抽到了竞品粉丝，“喜提热搜”，两天话题阅读量就已经高达7.3亿。同时喜茶自身也具备造梗能力，和微博抽奖平台官方账号以及几个竞品进行互动，又带动了粉丝疯狂艾特各家竞品的强互动，既吸引了关注，又留下了有趣会玩的品牌印记。 喜茶这个还算是应势造梗，产品发布类的营销活动，就更需要品牌自发进行精细化的运营策划了。比如说vivo S6在发布前，就利用了代言人刘昊然“自拍黑洞”的外号，再与娱乐类别的大号联动，提前埋梗；等到直播发布会当中，品牌再连线刘昊然用新品自拍“交作业”，一下子就突出了产品“自拍神器”的标签。 另外，考虑到直播场内外互动的割裂，直播结束后，持续把握舆论场动向也是相当重要的。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要做好直播内容的二次传播，真正的互动舆论战场还是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消费者在直播间可能会冲动消费，但也可能会跳出二次搜索信息，尤其是手机3C等客单价较大的产品，这时候品牌信息的引导就非常重要了，评测等多方位的信息会产生助攻效果。vivo S6在发布后，全站联动KOL就超过630位，推出了1.89亿的总阅读量，才能保证直播结束后的全域热度。 除了KOL以外，在KOC崛起的年代，普通用户和粉丝群体也必须被照顾到，尤其是为了提高直播的流量复用效率，长期的品牌粉丝群体运营必不可少。直播间内，瞬时沟通互动性强，但单个粉丝很难被照顾到，精细化的客户及口碑运营的功夫设计也必须在直播间外。 而在粉丝运营这一点上，在目前行业内的现行方案中，抖快的私域运营工具构建还不成熟，从不同平台导流到微信私域的转化成本和运营投入则较高，而电商平台上的商家粉丝群利用率比较低，整体看下来反倒是微博因为与淘系的链路连接紧密，目前相对而言是流量损耗较小且整体效率较高的一个平台，也是较为适合承载直播后粉丝留存的平台。 对于品牌而言，2020年直播带货已经过了做不做的阶段，而过渡到了怎么做才能做好的挑战上。而想成功做出一场能够有完整瞬时爆发的直播，除了技术层面的基础建设以外，更重要的整个品牌建设及流量转化的链路必须搭建完整。 在这个完整的链条下，⼀场直播的商业价值绝对不仅限于⼏⼗分钟的播放量和限时下的交易量。想要真正做好直播，直播间之外的长期品牌生态建设才更加必不可少。 深响
近日，腾讯旗下阅文集团与网文作者之间的合同纠纷闹得沸沸扬扬，甚至还上了热搜。据了解，阅文集团给网文作者提供的新合同中，争议性条款主要包括作品著作权、支配权、作家收益分成等，这些条款让作者们倍感不公，被指过于“霸道”，甚至还搞出了“五五断更节”，一时间阅文集团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近年来，阅文旗下的作者不断增多，近千万作者共挤一条赛道，毫无疑问，平台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与之相对的是，阅文集团的净利润增速则在不断放缓，付费用户规模亦在不断缩减中。而这“霸道”的新合同，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出现的，这似乎也反映出了阅文集团的“焦虑”。 合同被指“霸道”，引作者“断更”抗议 4月27号，阅文集团宣布“换帅”，腾讯副总裁、腾讯影业CEO程武正式接管阅文集团，其在阅文集团公众号上表示：“未来，我们依然要以创作者服务为核心，以强化合作伙伴关系、搭建开放的内容合作平台为重心，并始终围绕读者体验和用户价值来思考业务的演进方向。”但是与此同时，微博话题“阅文集团新合同被指霸道”却悄然登上热搜。 (有网友总结的所谓“霸道”合同部分内容) 从网上流传的信息来看，阅文集团新合同遭到诸多网文作者的抵制，其中所涉争议性内容包括作品著作权、支配权、作家收益等。新合约内容在网上发酵后，阅文集团被送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QQ群“阅文集团作家签约群”中，《红周刊》记者发现，不少作者表示对阅文集团的“霸道合同”甚是不满。面对这样的突发状况，部分拿到新合同的作者表示不敢签约，甚至还有作者表示想要更换写作平台。 情况愈演愈烈，不少网文大V也陆续发声。5月2日，起点白金作家我吃西红柿在微博上表示：“请给网络文学一点希望”。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斗破苍穹》的作者天蚕土豆也在微博上讲述了自己的签约经历，并表示“以后要小心一点”。 (阅文集团作家签约群讨论内容) 更为猛烈的是，5月5日，一些网文作家针对阅文集团的新合同在微博、知乎等网络平台发起“55断更节”，以不创作或者在更新稿件中不断“注水”的方式来表示抗议。在阅文集团旗下的起点中文网上，部分作者更是直接将“断更”二字写进作品标题。 付费用户规模减小，净利润增速下滑或是诱因 据了解，阅文集团被称为“网络文学第一股”，2017年11月在港交所上市。目前旗下拥有QQ阅读、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云起书院等多个平台。 近年来，阅文集团的作者数量不断增加，据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底阅文集团拥有810万名作者，相比2018年底的770万增长了5.2%。截至2019年末，阅文集团拥有1150万部原创文学作品，庞大的作者数量和作品数量让网络文学这条赛道变得更加拥挤，也让平台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其运营成本的增加。 而与之相对的是，阅文集团的利润增速则在放缓。据Wind数据显示，2017年阅文集团净利润增速为1416.04%，2018年净利润增速下跌到63.75%，2019年净利润增速再度下滑至20.35%。 (阅文集团近三年业绩情况) 另外，据年报显示，2019年阅文集团在线业务收入也同比减少3.07%，仅实现37.1亿元。而在线业务收入的下滑，与阅文集团付费用户和平均付费金额的下滑不无关系。财报显示，2017年阅文集团月均付费用户为1110万人、2018年为1080万人、2019年为980万人。其付费用户占活跃用户的比例也在逐渐减少，2017年为5.8%、2018年为5.1%、2019年为4.5%。 一面是数量不断缩减的付费用户以及不断下滑的利润增速，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大的话语权，或许这便是新合同产生的“土壤”，再碰上阅文集团新官上任，阅文集团与网文作者的合同纠纷便引爆网络，登上热搜。 5月6日，在网文作者的集体抗议下，阅文集团发微博表示：阅文新团队将征集作家意见并修订合同，一个月内公布。不过不少作者在“阅文集团新合同被指霸道”微博话题下，催促新合同进度，希望阅文集团能够做出让步，维护网文作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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