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老乡要小康，关键得看“钱袋子”鼓起来没有。如今，农民收入已提前实现翻番目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于2019年突破1.6万元，提前一年比2010年翻一番。同时，增速连续10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已由2015年的2.73∶1缩小到2019年的2.64∶1。今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297元，实际增长1.6%，第四季度增速有望继续提高。 农民收入的良好态势，主要得益于多轮驱动：主要农产品产量增、价格好；农民外出务工数量增、工资涨；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大、含金量高。从农民收入构成上看，家庭经营收入对主产区农民增收影响显著；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财产性收入受益于农村土地和资产得到盘活；政府对农民收入的支持助推转移性收入增加。这些因素推动农民收入增速跑赢城市居民增速。 长期以来，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较大。近年来，受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水平提高、农民土地流转和房屋出租增多、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因素影响，农民的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不断增长，已成为局部地区农民收入的重要增长源。随着乡村振兴不断推进，农民收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可以说，亿万农民将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农兴)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26日上午在京召开，关涉中国未来发展航向的“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展望“十四五”时期，以科技创新缔造新发展动能，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仍是重中之重。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加快科技创新，不仅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更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 人民的需要和呼唤，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时代声音。在总结“十三五”成就的基础上，全面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还要努力做好三方面工作： 第一，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集中优势力量，攻坚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解决核心难题。 第二，以市场投入为主，改善科技创新生态。企业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应该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要给企业、给民营资本更大的发展空间，推动大规模的创新。同时，要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让广大民营企业或者民间力量参与到科技创新的涌流中，进一步壮大科技创新实力。 第三，适度管控，建立责任制。防止科研项目毫无秩序一哄而上或大搞拼盘。在攻坚克难、发展顶尖技术的过程中，需要国家的有组织、有规划的统一安排。 值得一提的是，推动新时代科技创新，也要明确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夯实数字基础。当今的中国，已在逐渐成为数字经济的全球领导者。新时代的数据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数据。只有正确认识数据的生产价值与重要性，有计划地安排、使用好数据，才能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可能。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必将为我国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新动能。
位于黄河源头的鄂陵湖烟波浩渺，波澜壮阔。 经过多年治理，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明显好转，藏野驴等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逐年增加。 生态管护员在鄂陵湖边清理垃圾。 历史上，三江源地区水草丰美。上世纪下半叶，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三江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断下降，湖泊减少、冰川萎缩、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2005年，国家启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拉开帷幕。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即将正式设园。与体制试点初期相比，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水源涵养量平均提高6%以上，草地覆盖率提高11%以上，产草量提高30%以上。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成效显著 上世纪80年代，位于黄河源头的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曾是有名的富裕县。进入90年代后，受过度放牧及全球气候变暖影响，玛多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才没多少年，富裕县变成了贫困县。 “这是大自然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委常委、副州长任永禄说，青海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沿，每年向全国输送的不仅是干净的水、清洁的能源，还肩负着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育高寒生物资源、提供多层次碳汇服务的重要使命。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因此，深入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全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积累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势在必行。 体制试点意味着国际上没有成熟经验可供借鉴，青海要开启一场全新体制的探索，闯出一条新路子。 首先摆在眼前的，是产权不够明晰、管理机构重叠、缺乏统一规划、保护碎片化等一系列问题。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治理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就是要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任永禄说。 “要让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保护标准、保护措施和责任追究制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打通横亘在前的各种阻隔。”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郝万成说。 遵循生态环境整体保护理念，《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通篇运用系统思维，规定了国家公园建设的基础制度，为国家公园高质量运行保驾护航。 为打破“九龙治水”制约，青海以大部门制度改革消除行政壁垒，通过职能整合实现了“一件事由一个部门来管”，避免政出多门、职能交叉，构建起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生态保护管理体制。 为解决“多头规划”痼疾，青海以“多规合一”为抓手，扭转了过去因跨部门、跨领域规划给实际工作造成诸多困扰的局面。 科学的总体规划与组织系统带来了显著成效。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功能分区得到规范优化，更加行之有效的管理保护渐次落地。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实现了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两个统一行使”，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体化的制度体系、标准体系、规划管理体系及监测体系，为自然生态系统、自然文化遗产完整保护奠定了基础。核心保育区、生态保育修复区、传统利用区界限清晰，按照不同生态系统功能及保护目标实行差别化管控，实现了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的合理布局与可持续利用。 经过连年治理，如今的三江源区湿地面积由3.9万平方公里增加到近5万平方公里，上世纪60年代消失的千湖竞流景观再现；青海湖面积超过4500平方公里，比2004年扩大了300多平方公里。同时，雪豹、藏羚羊、藏野驴、黑颈鹤等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逐年增加。藏羚羊由上世纪90年代的不足3万只恢复到现在的7万多只，普氏原羚从300多只恢复到2000多只，青海湖鸟类由189种增加到223种。 满眼绿色才是最美风景 在青海大学畜牧兽医科学院研究员马玉寿看来，满眼的绿色才是最美的风景。 种草是三江源生态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方面，草原是野生动物的家园，草场是牧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在高寒地区，树木难以生长，小草才是涵养水土的最大“功臣”。 可是，在上世纪下半叶，三江源的草场退化了，露出了黑色的地皮，美丽的草原成了寸草不生的“黑土滩”。 “治理之前，这里一到春季就会刮起黑色的沙尘暴，遮天蔽日。情况最严重的时候，仅三江源地区就有8000多万亩黑土滩，占全部草场面积的15%左右。”青海大学畜牧兽医科学院博士王晓丽说。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青海省委、省政府派科研团队开展黑土滩治理科研攻关。专家们用了10多年的时间，终于摸清了黑土滩的形成原因，并培育出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生长的优良牧草。 要想让黑土滩重新长出草来，关键是要有适宜的草种。最开始，马玉寿的想法是引进内蒙古等地的外来草种，可这些草种在高寒的三江源地区根本长不好。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从2000年开始，马玉寿调整思路，在本地寻找优质草种，进行驯化，使其更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生长。 在马玉寿的带领下，科研团队从当地选育驯化的披碱草、中华羊茅、青海草地早熟禾等一批牧草草种开始在黑土滩上生根发芽，多种牧草混播技术也越来越成熟。 如今，已有至少1700万亩黑土滩重新变回了草原。 王晓丽说，最初，牧民们对治理黑土滩持怀疑态度，尤其反对机械进入草场种植或补种，生怕黑土滩没治理好，反而把仅剩的草场破坏了。在工作人员的耐心劝说下，牧民们终于同意让出退化最严重的一小片草场。 两年之后，第一批接受“治疗”的黑土滩返青了。牧民们欣喜若狂，不约而同地加入了治理队伍。 随着黑土滩综合治理不断深入，三江源的生态环境逐步改善，曾经的老朋友——野生动物们也回到了这片土地上。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大自然摄影队队员扎西仁青说，以前想拍点野生动物太难了，找都找不到，只能找个背风的地方架起机器蹲守。现在，藏羚羊、藏野驴随处可见，连雪豹都有。“多少年了，它们终于又回来啦。这才是草原啊！” 答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考卷 三江源头既是野生动植物的家，也是牧民世代居住的家园。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摸清资源本底，划定生态红线是必须的。其中，生态最脆弱的三江源核心保育区需要变成‘无人区’，生态保育修复区、传统利用区则可以把口子开大一些。可是，那些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们怎么办？”任永禄说。 经过充分思考与讨论，最终确定了“一快一慢”两大思路。所谓“快”，是指加快推进农业合作社建设，通过宣传教育让牧民逐步接受以牛羊、草场入股合作社的理念，让分红代替轮牧成为牧民新的生活支柱。同时，加快扶贫搬迁新村建设，让有意愿的牧民搬到县城居住，减少人类活动对草原生态的影响；所谓“慢”，是指不能用行政力量强迫牧民搬离牧区，要通过教育一点点地改变他们的想法，用示范效应打消他们的顾虑，循序渐进地完成这个庞大的工程。 安才就是附近牧区里率先加入合作社、搬到县城居住的牧民。 安才曾是贫困牧民，家里牛少、羊少、草场小。三四年前，合作社开到了他生活的那片草原上。经过思想斗争，安才将40多只牛羊全部交给了合作社。 没过多久，安才就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他成了附近牧区里第一个在县城有房子的人；到年底，合作社承诺的分红分文不少，加上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年收入翻了两番，比家里有上百头牛羊的牧民还富裕。后来，他又完成了职业培训，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又增加了一份收入。 生态管护员是三江源地区一个特殊工种。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巡逻。很多生态管护员都是已经加入合作社、放下了牧鞭的牧民。 “设立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一户一岗’制度的初衷，是为保留牧民与保护区的联系，把他们变成生态保护的知情者、参与者、监督者，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一支‘生力军’。”任永禄说，“牧民脱了贫，环保积极性也提高了，还能在环境容量允许的情况下适度发展生态畜牧业、民族手工业、生态旅游业，走上致富路。这是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 如今，在三江源保护区内，共有1.7万多名生态管护员，户均年收入增加2万余元。(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玉宏 韩 叙 石晶)
把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开发乡村旅游产品，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美如画。随着我国自北向南陆续进入红叶季，多彩的乡村吸引着游客的目光，一批集赏秋景、尝美食、摘果蔬、享民俗、品文化等多元化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产品备受青睐。飞猪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中秋假期，该平台上乡村民宿订单量同比增长68%。马蜂窝数据显示，由于需求旺盛，当前国内民宿客单价较去年同期提高32%，“当地游”的客单价也较去年同期提高31%。 乡村旅游的火热，是消费升级不断加快的生动体现。这些年，随着人们观念转变，旅游已从单一的观光行为，转变为集欣赏风景、健身休闲、文化娱乐等内容为一体的综合型度假服务。旅游个性化、特色化凸显，自驾游、自助游、家庭定制游等旅游产品受到欢迎，为个性特点鲜明、体验互动感强、文化内涵丰富的乡村旅游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一些乡村充分挖掘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把农耕活动、休闲农业与现代乡土文化结合起来，推动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不仅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也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应当看到，我国乡村旅游还处在发展初期，存在规模偏小、缺乏特色、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有的地方乡村旅游季节性比较明显，旅游内容大多局限在采摘、钓鱼、烧烤等，旅游形式比较单一，不容易吸引回头客；有的地方缺少品牌意识，市场竞争秩序不规范。为此，亟须加强引导协调，统筹安排，把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开发乡村旅游产品，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 乡村旅游的本质是休闲游。应从全域视角整合乡村文化资源，推动解决好乡村旅游中存在的出行难、停车难、如厕难等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在“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上下足功夫，培育核心竞争力。加大乡村街道、河道治理，完善生活垃圾、污水等处理设施，优化乡村生活环境，进一步提升旅游体验。 乡土味、文化味是乡村旅游的重要特征，也是乡村旅游的竞争优势。积极推进乡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是乡村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各地乡村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把乡土风貌、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地方特色，培育特色产品。此外，还要针对消费升级特点，运用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延伸乡村旅游内涵，提升竞争力。比如，现在南京、成都等城市周边的一些乡村挖掘夜经济潜力，发力乡村夜游，适时推出美食节、灯光节等旅游活动，为游客提供了新鲜的旅游体验，有力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发展。 多姿多彩的乡村田园与现代繁华都市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画卷。期待相关部门和地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丰富产品供给，不断提升乡村旅游品质，为广大游客提供更多安全、健康、舒适的旅游产品，推动乡村旅游持续较快发展。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对北京地区商住房市场走访发现，受限购政策影响，北京地区商住房成交惨淡，新房楼盘普遍存在滞销。很多在售的楼盘是2017年限购政策出台前入市的，目前仍在销售，这些新房楼盘已经有二手房入市交易，价格存在较大的“倒挂”现象。部分楼盘常年销售惨淡，相关公司为了增加现金流，将项目已经做了抵押，导致新房无法正常网签。还有的项目为了吸引客户，将本应该全款销售的房款做成首付分期支付，分期时间最长可达两年，存在违规销售的现象。 □本报记者 董添 两三个月卖一套 “项目是2016年最高点时开的盘，最高达到5.5万元/平方米，当时均价也要到5万元/平方米。现在项目一手房卖3万元/平方米，依然卖不出去。”位于南五环地铁附近某头部房企开发的商住新房销售人员王平(化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很多当时的销售人员都辞职了，现在基本上两三个月能卖一套。” 据王平介绍，项目在开盘初期一度卖得十分火爆。项目当时拿地容积率比较高，楼盘单栋建设的密度较大。虽然前期销售火爆，但是限购来临时，每栋都剩下很多房源。“一层楼大概有24户，销售火爆时每个楼层都有出售，但也遗留了较多的房源。如果是住宅，这些年早就清盘了。商办项目严格执行限购，一手房只能卖给公司，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到清盘。” “这个项目是精装修，还有燃气，装修也是奔着居家过日子用的，如果真的拿来当办公用房，可能还真的需要另外装修。”有看房者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没有限购前，我就来看过房，当时可以个人名义贷款买。因为觉得房子设计成LOFT，对年纪大的人不太方便就没买。现在价格已经跌了一半了，但只能以公司名义买，并且得全款。” 上述看房者称，现在之所以来看房，是看到项目近期又进行了促销，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注册公司。销售人员说注册公司不着急，网签之前注册好就可以。现在这个阶段主要是交定金和“首付”款，后续手续可以帮着一起做。 项目存在抵押 中国证券报记者进一步了解到，很多商住房新房项目之所以不严格要求购房者资质，允许购房者注册公司环节“慢慢来”，和项目已经做了抵押，无法进行正常网签有关系。 以位于北五环某商住房项目为例，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项目开盘时间超过5年，限购之后销售一直不理想，开发商为了缓解现金流压力，将楼盘做了抵押。解抵押时间要到两年以后。 “目前认购的客户只需要交5万元的定金，一个月之内交足50%的房款。如果有公司资质的，就等着交完房款一起走网签。如果没有公司，可以在这段时间注册公司，做好资质。”上述楼盘销售人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外地的公司也可以购买，只要是公司就可以，注册起来也很方便。但是，由于注册公司需要成本，空壳存续也需要交一定的费用，而公司持有房产是需要缴纳房产税的。这些原因导致很多人不能接受注册公司买房这件事。” 当中国证券报记者问及不能网签是否可以正常入住时，上述销售人员称，不能以业主的方式入住。但如果有特殊需要，可以先签一份租房合同，以租房的形式入住，然后等正常网签。但是，这部分租金是需要业主自己承担的。 价格倒挂严重 中国证券报记者观察到，不少新房楼盘已经有二手房入市。这些二手房业主在购买一手房时，价格普遍较高，因此挂牌二手房时有较强的市场预期。另外，目前北京商住房限购政策规定，二手商住房可以出售给有购房资质的个人。相比只能卖给公司的一手商办类新房，二手商办房具有一定的客户优势。 “当时买新房的时候每平方米接近6万元，现在虽然开发商每平方米卖3万元，但我的心理价位还是每平方米卖6万元。”某商住房持有人李方(化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开发商每平方米卖3万元只能卖给公司，个人不能买。我的二手房可以卖给交够五年北京社保或纳税的个人，可以不赚钱，但是不能亏钱。现在不太着急用钱，总能遇到合适的客户。” 但是，中介对于这类二手房却并不热情。“我们从不主动推荐自己的客户买这类二手房。这类房子，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需要全款买。如果有这些钱，不如拿来做首付贷款买住宅。除非有特殊需求，或者真的用作办公用途，可以考虑这类房子。”位于南五环某头部中介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另外，我们和很多开发商的商办项目没有什么合作，因此即便是新房客户我们也不会去引导。”上述中介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这一说法得到了很多开发商销售人员的印证：“项目已经是赔钱状态，不可能再和中介签合作协议。即便中介能带来增量看房客户，对于限购政策也是束手无策。我们驻场人员每销售一套房能拿到几百到几千元的提成，但是到了中介人员那里，就不是这个数了。”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发现，由于商住房项目土地容积率高，开发商拿地成本较低，虽然项目普遍存在滞销，但是开发商普遍对商住房拿地热情很高。另外，很多住宅土地竞拍时，需要连带拍下商住地块，用于配套设施建设，因此新开商住房项目一直未停止。而新开项目陆续入市，定价普遍较低，使得限购之前入市的项目去化难度进一步加大。
随着南方中晚籼稻、华北玉米陆续上市，2020年秋粮收购由南向北顺利开局。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秦玉云27日在此间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说，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四分之三，是粮食收购重中之重。受播种时间、天气等因素影响，今年秋粮大量上市略晚于去年。当前南方中晚籼稻进入收购旺季，入统企业累计收购759万吨。目前主产区入统企业已收购新产玉米438万吨、大豆6万吨。11月上旬东北玉米、大豆、粳稻集中大量上市，收购进度将进一步加快。 秦玉云说，秋粮再获丰收，为收购奠定良好基础。随着新粮陆续上市，市场粮源逐步增加，秋粮收购工作全面展开。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将统筹抓好秋粮收购和保供稳市工作，确保粮食市场总体稳定。一是督促各地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抓好市场化收购，强化收购资金、运力、信息等保障；二是压实中储粮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主体责任，发挥政策托底作用，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王立彬)
近期，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正式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首次审议，揭开我国个人信息立法进程的新篇章。 在我国数字化转型加速、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个人信息处理逐渐成为社会进步和产业升级新的驱动力，广大民众对于加大个人信息保护力度有着空前的关切和期待，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是保障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必然举措。 草案对个人信息合理利用以及信息泄露等诸多民众现实关切做出了及时、有效回应： 针对目前频发的个人信息泄露事件，草案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规则，要求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且向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和个人通知信息泄露的原因、已泄露的个人信息种类和可能造成的危害、已采取的补救措施以及个人可以采取的减轻危害措施等重要事项。 针对日益普遍的自动化决策应用，草案明确要求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处理结果的公平合理，并赋予个人相关的知情权和拒绝权，特别是在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进行商业营销或信息推送的应用场景中，有权同时获得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 针对广泛存在的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利用问题，草案明确强调对该类信息的后续利用应当符合该个人信息被公开时的用途，超出与该用途相关合理范围的，应当另行告知并取得同意。在用途不明确的场景中，必须遵从合理、谨慎的处理原则，如果相关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对个人有重大影响的，则应当依法向个人告知并取得其同意。 总体来看，草案在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法律责任等多个层面设计和建构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框架，在规范设计上呈现出众多亮点。 草案以“告知-同意”机制为核心逻辑建构覆盖个人信息处理全生命周期的规则框架，强化保障自然人的控制能力，同时注重与其他重要利益包括国家安全以及公共利益等的平衡协调，例如，针对各类不同的具体场景设定告知或者同意的例外规则。这反映了立法者对个人权益的着重保护，并通过系统的个人权利内容以及个人信息处理者义务相关规定予以全面细化落实，切实贯彻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双重立法目的。 草案还通过明确规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权限分工，进一步提升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层次和水平。从国家网信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责内容与执法方式等细化规定，将有力推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监管机制的革新与完善。 草案同时注重发挥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等不同主体的协同作用，打造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多方共享共治模式。草案特别强调国家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预防和惩治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推动形成政府、企业、相关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良好环境，为个人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奠定坚实的、可持续的生态基础。(吴沈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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