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智飞生物（300122）公告称，与美国默沙东续签了疫苗代理协议。受此消息影响，智飞生物23日高开逾2%，盘中宽幅震荡，全天振幅达7.26%，最终收涨1.41%。 中信证券研究报告指出，国内HPV疫苗的需求目前远未被满足，预计随着供应量的增加，智飞生物未来3年业绩将高速增长，结合重组蛋白新冠疫苗等联合研发、自主研发产品稳步推进，公司有望进入新一轮高增长的周期。 不过也有市场人士认为，国产HPV疫苗呼之欲出，未来或会对默沙东产品造成冲击。为此， 明年HPV疫苗 采购最高120亿元 公告显示，智飞生物与美国默沙东药厂有限公司签署了《供应、经销与共同推广协议》，默沙东将向智飞生物独家供应协议产品，并许可智飞生物根据约定在协议区域内进口、经销和推广协议产品。 根据协议约定，智飞生物将在2021年~2023年上半年采购HPV疫苗、五价轮状病毒疫苗、23价肺炎疫苗、灭活甲肝疫苗四种疫苗合计超过315亿元。其中，两年半内预计基础采购HPV疫苗281亿元（2021年102.89亿元，2022年115.57亿元，2023年62.6亿元）。 双方还协议约定，默沙东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供应及基础采购额，调整后HPV疫苗2021年可上调至120.4亿元，2022年及2023年上半年分别可上调至135.96亿元、89.43亿元。另外，五价轮状病毒疫苗2021年可上调至13亿元。上调后，智飞生物未来两年半内向默沙东采购的HPV疫苗金额最高将接近346亿元。 公司上述负责人对 默沙东是全球创新药研发龙头，凭借处方药、疫苗、生物制品和动物保健品，为全球140多个国家提供创新的医疗解决方案。智飞生物与默沙东的合作自2011年就开始了，主要负责默沙东产品在中国内地区域的进口、推广、销售等。与默沙东的HPV疫苗推广合作，早在2012年就开始了，当时HPV疫苗还未在国内获批上市。如今HPV疫苗代理已成为智飞生物业绩高速增长的引擎。 今年前三季度，智飞生物实现营业收入110.5亿元，同比增长45.37%，归母净利润24.8亿元，同比增长40.59%。其中，第三季度单季度实现收入40.56亿元，同比增长54.37%，归母净利润9.74亿元，同比增长58.13%。 智飞生物未在报告中说明业绩增长的原因，不过从公司产品的市场整体情况可窥见一二。根据中检院披露的批签发情况，今年前三季度九价HPV疫苗批签发459万支，同比增长144.5%；四价HPV疫苗批签发436.5万支，同比增长10%；而五价轮状疫苗、23价肺炎疫苗均出现了同比下降。 国产疫苗跑步进场 宫颈癌是危害我国女性健康的第二大癌症杀手，新增病例及死亡病例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并且年轻化趋势明显。HPV疫苗被证实对减少及预防宫颈癌有效后，逐渐被民众所接受。 目前双价HPV疫苗和四价HPV疫苗已在全球超过13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上市。2016年、2017年、2018年双价HPV疫苗、四价HPV疫苗、九价HPV疫苗先后获得中国上市许可。 HPV疫苗在中国获批上市后，全球HPV疫苗市场规模开启了高增长模式。数据显示，2011年HPV疫苗全球总销售额约20亿美元，此后几年的销售基本稳定在此水平。2016年之后HPV疫苗销售额持续增长，与其在中国获批呈现正相关。 2019年全球HPV疫苗销售收入达38亿美元，是全球市场规模第二大的疫苗品种。据分析，中国市场空间可达439亿元以上，而目前国内市场累计渗透率仅2%，且基本依赖进口供应。在2019年之前，HPV疫苗全球仅两家公司3个产品在市场销售。 广阔的市场前景及进口替代预期，国内近些年也开启了疫苗研发热潮，目前的国产HPV疫苗已进入收获期。 2019年12月，首个国产双价HPV疫苗获批上市，所属公司为厦门万泰沧海，正式开启国产HPV疫苗时代。双价HPV疫苗研发中，沃森生物的III期临床试验数据已完成揭盲，有望于明年获得上市批准。 另外，博唯生物、万泰生物的九价HPV疫苗研发已进入III期临床试验阶段。中国生物成都所和中国生物研究院联合研发的11价HPV疫苗已启动Ⅱ期临床。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两三年内，国产HPV疫苗将有望陆续上市。 智飞生物向默沙东采购的产品后续增量将以九价疫苗为主。公司相关负责人对
严惩监守自盗的金融“内鬼” 推动加强行业监管化解系统风险赖小民案以案促改工作启示 编者按：以案促改，基础在案、关键在促、要害在改，最终实现治的目的。推动以案促改工作，是持续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的重要举措，是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责作用的创新实践。我们选取10个（类）具有面上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进行剖析，总结以案促改工作举措、成效和启示，为进一步做好以案促改工作、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金融是国民经济命脉。血脉不通，则百病缠身。近年来，少数金融从业人员、监管人员背弃初心使命，把国有金融资产当成“摇钱树”，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相互勾结，形成“黑色利益”共同体，严重危害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赖小民案就是一起触目惊心的金融领域腐败大案，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金融监管部门、国有金融机构等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扎实开展金融领域以案促改工作，以强监督促强监管、强治理，坚决遏制金融领域腐败发生，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助力金融改革发展开创新局面。督促19家中央金融单位党委（党组）及时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130余名在职中管干部逐一开展对照反思，研究制定本单位以案促改工作方案，对本系统的传达学习、警示教育、对照反思进行部署。同时，重点督促案发单位华融公司及其上级单位银保监会党委压实整改主体责任，推动银保监会系统整改工作深入开展。 金融“内行”蜕变为金融“内鬼” 赖小民案是弃守金融风险底线、以稀缺金融资源为筹码谋取私利的贪腐大案，仅个人受贿金额就达人民币17.88亿余元，侵吞套取单位公共资金2513万余元。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赖小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案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金融乱象和金融腐败叠加于一体，擅权妄为、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生活奢靡、甘于被“围猎”成为其腐败犯罪行为的关键词，呈现复杂多样的形态和特点。 一是排斥党的领导，偏离主责主业。赖小民无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背离党中央金融工作方针政策，对监管机构的部署要求置若罔闻，甚至公然发表质疑言论，把国有金融企业当成“私人领地”。打着支持国家战略旗号，滥设机构、盲目发债，将募集资金投向国家政策明确限制的房地产等行业领域，严重偏离公司主业发展需要，最终从不良资产处置者异化为不良资产制造者。 二是滥用金融资源，大搞权钱交易。赖小民官欲膨胀、价值观严重扭曲，靠“金”换权、以权捞“金”，用手中掌握的稀缺金融资源不择手段搞政治投机、拉票贿选，为个人造势、谋求职务晋升，把公司当成仕途发展的跳板。 三是漂白贪腐手段，实施“内行作案”。赖小民长期从事银行、资产管理等金融工作，深谙各类行业规则，喜欢打着“市场化”幌子，大肆利用制度漏洞操纵实施腐败犯罪，大搞曲线获利、期权腐败，导致监管难、固证难、查处难。他通过在实际价格基础上大幅度加价中标华融公司项目，在华融入股其他公司过程中收取“顾问费”等方式，伙同他人套取公款。 四是信奉“利益均沾”，形成抱团腐败。赖小民与华融公司高管、监管人员等上下合谋、共同作案，查一个、带一串、挖一窝，涉案金额大、影响范围广。安排多名亲信把持境内外子公司的重要岗位，相互勾结、逐步演变为贪腐团伙，牵扯腐败干部近百人，严重污染华融公司系统政治生态。 既打金融“老鼠”又护国资“玉盘” 治理金融腐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必须更加坚定稳妥、更加精准有效、更加讲究方法方式，整改治理的要领是“管住人、看住钱、筑牢制度防火墙”，一体推进查案件、挽损失、堵漏洞、防风险、塑文化。 ——紧盯弃守主体责任乱象“改”。检视赖小民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华融公司党的建设弱化淡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严重失守。银保监会第一时间全面改组华融公司领导班子，及时调整班子成员，现任董事长、总裁和监事长均为外部选派，指导新的党委班子建立问题整改台账，清除涉及赖小民流毒用语的文件、音像资料等9万余册，对违规破格提拔的54人次中层管理人员进行组织处理。出台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研究制定肃清赖小民流毒实施意见，组织修订公司章程，将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写入其中；修订党委工作规则、“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改进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党建工作权重，要求资产公司严格执行党委决策前置程序，落实集体领导制度。银保监会举一反三，及时制定《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会管金融机构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列出会管单位名贵土特产和特殊资源清单，细化机构领导人员管理、党建工作责任制、员工投资行为等规范要求，坚决防止监守自盗、利益输送。对长城、东方、信达等资产公司全面巡视，对信达公司进行巡视“回头看”，运用“四种形态”处理违纪违法人员，对华融公司直接立案25件。 ——紧盯管理漏洞缺陷“堵”。内控机制不完善、制度规定有漏洞，是赖小民在贪腐之路上越滑越远的关键因素。华融公司针对案件暴露出来的共性问题和体制机制缺陷，将2020年作为制度执行年，对华融公司成立以来制定出台的681个规范性文件开展立规后评价，深入推进制度立改废释，把金融反腐败机制融入公司治理和内控机制建设。研究制定工作人员与客户或特定关系人非公务往来管理办法、公司中介机构选聘办法、公司业务授权管理办法、公司业务基本准入标准等一系列制度，压缩权力寻租空间。银保监会认真反思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问题症结，督促机关有关职能部门加强监管流程再造、监管协同推进，重点健全“三会一层”架构和董事会、监事会制度，严格按规范要求完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工作细则和监事会监督办法，修订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制度，为行业发展和日常监管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推动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全面开展资产公司治理有效性评估，及时调整不称职的董事、监事，强化对高管、关键岗位和重要人员的监督管理，减少监管盲区，提高监管效能。 ——紧盯金融风险隐患“防”。剖析赖小民案件可以发现，乱办金融、乱搞同业、乱加杠杆、乱做表外业务等违规违法问题突出，处置不当极易引发重大金融风险。把做好风险处置摆在突出位置，督促银保监会成立风险处置专责工作组，指导华融公司坚守流动性风险底线，全面排查并稳妥处置风险项目，重点关注涉众项目、大额风险项目和敏感客户，主动应对负面舆情，防范案件次生风险。督促华融公司加强同中介机构沟通，加强财务筹划，做好业绩年报发布。全面开展子公司清理整合，指导资产公司制定子公司3年清理整合方案，坚决撤并整合非金子公司，同步推进持牌金融机构转让和非金子公司退出，推动资产公司回归健康发展轨道。 ——紧盯思想道德防线“治”。赖小民之所以敛取钱财毫无忌惮、近乎疯狂，根子还是理想信念完全丧失，党性原则荡然无存，不想腐的思想根基彻底坍塌。华融公司以赖小民系列案件为反面教材，对近2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例，通过召开处分决定宣布会、专题警示教育会、编发案情通报、组织对照反思等形式，让全系统党员干部特别是中层以上干部“对号入座”、闻警自省。在宣布对赖小民处分决定通报后，即有多名干部在反思材料中主动交代给赖小民送礼品礼金、违规选人用人等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注重教育警示与企业文化建设同步推进，及时召开赖小民案件专题警示教育会议，对全系统专题警示教育活动进行安排部署；会同会党委对35家单位专题警示教育情况进行现场督导，确保专题警示教育入脑入心、收到实效；及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有关案件违纪事实及忏悔材料，镜鉴常照、警钟长鸣，用身边的血泪教训，警示党员干部走过的弯路不要再走、付过的学费不再重付。针对金融领域人际关系圈子化、利益板结化、从业意识西化、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异化等问题，向全系统提出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倡议，推动银行业、保险业协会学会积极开展清廉金融文化课题研究，将清廉金融要求纳入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范围；督促部分地区将清廉金融文化融入公司治理和内控合规管理，开展清廉金融文化活动，切实增强拒腐防变的思想自觉和文化自觉。 实现纠偏止损和正本清源的多赢预期 通过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促改工作，金融乱象整治尤其是国有资产公司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不断释放“惩”的震慑、发挥“治”的功能、强化“防”的效果。 ——从根本上扭转资产公司治理走样和附属机构管理失控局面。银保监会指导华融公司清理各类领导小组134个，董事长办公会、专题会等非法定决策形式得到彻底纠正，目前公司各治理主体规范履职，子公司治理机制建设一体推进，内部授权管理和集体有效管控得到强化。实现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有机统一，主动向财政部通报机构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年度考核情况，促进党建账和经济账统算、管党建与管资本融合。推进国有金融资本投资运营改革试点，研究起草关于深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方案，提出22条具体意见措施，推动形成统一管理、权责明晰、以管资本为抓手、以管党建为保障的资产公司管理新体制，健全国有金融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实现国有资产挽损止损、经营管理平稳过渡。推动追回涉案项目资金、挽回国有资产损失过百亿元，及时完成风险资产重组，稳妥处置风险隐患资产，华融公司未发生债务违约和挤提事件，最大程度防止了风险外溢和市场震动。部际协调机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协调香港证监会做好停牌复牌工作进展顺利，华融公司股价在短暂波动后趋于稳定，有效管控市场风险、稳定投资者预期。 ——推动资产公司化险瘦身、加速回归救助性金融主业。针对赖小民背离初心使命盲目扩张、严重毒化市场生态问题，银保监会以开展子公司清理整合为切入口，择机退出与主业协同效应不高、经营效益较差的金融持牌机构，推动华融、长城、东方、信达4家公司整合撤并56家子公司，其中境外8家，非金子公司资产规模缩减1884亿元。华融公司列入清理的19家非金子公司中，已有2家清算注销、7家进入退出程序，同时还自行清理100多家附属机构；信达公司主动调整结构，继转让信达财险之后，又出售幸福人寿全部股权，实现集中资源做主业；东方公司正在转让24家小额贷款公司。2019年四家资产公司在资产总规模稳中有降的情况下，新增收购不良资产5716亿元，不良资产业务占比达65%，提高10.3个百分点，纠错纠偏效果凸显。 ——有效引导资产公司服务保障金融风险攻坚战大局。督促银保监会以金融供给侧结构优化为主导，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需要、化解金融风险，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纾困、地方债务化解和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处置。2019年四家资产公司累计开展问题企业重组项目68个；实施市场化债转股项目16个，投放资金84亿余元。长城公司牵头实施中铁物债务重组和资产重组，东方公司主导北京大钟寺中坤广场救助重塑，信达公司和长城公司共同参与注资20余亿元处置锦州银行风险，充分发挥市场化法治化处置风险专业优势，促进了金融风险缓释化解和问题企业解困重生。 工作启示 持续深化以案促改工作，是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梳理总结赖小民案件以案促改工作经验，有以下几点启示可供借鉴。 第一，注重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协调协同。金融腐败以案促改责任大、任务重、涉及面宽，单靠纪委监委一家不行，必须在党委（党组）领导下开展工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紧盯赖小民案件暴露出的“两个责任”长期缺失缺位的突出问题，着力推动银保监会党委自觉扛起主体责任，压实纪检监察机构监督职责，在决策部署指挥、资源力量整合、措施手段运用上更加协同高效。银保监会党委书记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全力支持赖小民系列案件审查调查工作，直接带队赴华融公司现场指导风险处置等工作，对华融公司迅速稳定人心、稳定队伍、稳定经营发挥了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纪检监察机构负责同志多次赴华融公司调研督导，详细了解公司系统政治生态和干部员工思想动态，督促银保监会系统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华融公司党委、纪委新班子全面履行“两个责任”，构建“党委牵头、纪委协助、部门推动、系统落实”的反腐败工作格局，推动公司风气明显好转、干部员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重新焕发。实践证明，加强党的统一领导，贯通“两个责任”，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是做好以案促改工作根本所在、关键所在。 第二，注重政治建设与业务发展相辅相成。没有脱离政治的业务，也没有脱离业务的政治。抓金融领域以案促改工作，必须解决政治建设与业务发展“两张皮”问题。整改工作中，针对赖小民等人违背党管金融原则，一味赚快钱、赚大钱等错误政绩观，督促华融公司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把党建工作纳入金融机构领导班子考核体系，与业务同安排、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加强政治引领、强力有效纠偏、促其回归本源。在肃清赖小民流毒影响的同时，推动明确新华融建设规划，千方百计激发金融企业内在活力，促其回归救助性金融主业，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在内外部环境十分复杂严峻的情况下，既有力整治腐败问题，又稳住经营收入、维护公司品牌形象，极大提振市场信心，有力破除“反腐败影响业务发展”的谬论。 第三，注重惩治腐败与修复生态有机融合。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腐败问题就会丧失生存空间。开展金融领域腐败以案促改，必须正确把握惩与治、破与立的关系，坚持查清问题、防控风险、追赃挽损、弥补制度短板、重塑政治生态“五位一体”协同推进。促改过程中，督促华融公司党委、纪委认真梳理赖小民系列案件中发现的问题线索，按照“惩处极少数，教育挽救大多数”、重在修复和重建政治生态的原则，审慎、安全、稳妥、有序做好涉案人员的核查处理工作，指导华融公司党委、纪委综合运用“四种形态”，把握政策策略，区分问题性质、客观事实、主观态度和工作表现，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理、处分，通过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公司积存已久的不讲政治、不守规矩、不遵纪律等问题得到有效纠治。与此同时，推动华融公司出台员工职务任免管理办法、关键岗位人员管理办法等10余项制度，从干部选任酝酿讨论、破格任用、亲属回避等7个方面开展专项整治，选拔任用一批实干、苦干、能干的干部，匡正选人用人风气，逐步实现政治生态的由“乱”转“治”。 第四，注重建章立制与落地见效同步到位。违纪违法往往始于破坏制度、违反规定，赖小民系列案件就是践踏制度、削弱制度执行力的典型。抓金融领域腐败以案促改，必须坚持一手抓制度完善，一手抓刚性执行，以两手抓、两促进巩固整改成果、提升治理效能。一方面，针对赖小民案件暴露出的监管制度和治理能力的短板和不足，督促银保监会加强监管流程再造、监管协同推进，举一反三，发现并解决类似隐患、漏洞，减少监管盲区和真空，扎紧制度的笼子，推动源头预防。另一方面，针对制度执行过程中做选择、打折扣、搞变通等行为，建立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强化日常监督和专项检查，适时对执行实际效果检查评价，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坚决查处，及时通报曝光，以有效问责强化制度执行，防止制度规定成为“纸老虎”“稻草人”。（钟纪言）
2020年，央行数字人民币稳步推进。 12月11日晚8点，苏州中签市民的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正式生效。 仅仅2秒后，全国首单电商平台数字人民币红包消费诞生——一位90后用户在京东商城下单，并通过数字人民币支付，支付过程耗时仅0.5s。 1分23秒后，苏州市相城区高铁吾悦广场京东之家门店，迎来了首位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中签的消费顾客。该门店负责人沈静茹告诉券商中国记者，这名消费者在店内买了三件物品、消费总额495元，其中200元来自数字人民币红包支付、另外295元由微信支付补齐。 “体验感挺好，手机‘碰一碰’，和之前差不多，付款就完成了！”12月11日～12日，在券商中国记者实地探访苏州数字人民币钱包试点时，多个商户、消费者均分享了自己消费付款流畅的体验惊喜和高接受度。 借势今年“双12苏州购物节”，苏州市成为继深圳之后，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的第二个城市。苏州此次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发放总个数较深圳的5万个增至10万个、线下消费场景较深圳的3000多个增至一万余个，并引入京东商城作为数字人民币线上支付创新场景；在实地探访中，记者也看到，此次试点中，大部分线下商户支持NFC（近身支付）“碰一碰”付款，部分手机机型的“双离线”支付为首次亮相。 备受业界关注的是，相比之前，此次试点首次结合线上+线下，引入京东商城试水线上交易、数字人民币付款的方式，吸引了更多用户尝鲜：数据显示，从12月11日20时-12月12日20时的24小时，在京东场景有近20000笔订单通过数字人民币支付，其中最大单笔线上支付金额超过1万元。 2021年，央行数字人民币钱包会飞入寻常百姓家吗？ 消费新体验：手机没网照样买单结账 “付款很方便，感觉和之前用微信、支付宝差不多，体验感挺好。”12月12日上午，在苏州市相城区天虹广场地下一层，市民吴先生在中签苏州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后，率先体验了消费付款新方式。 12月5日，苏州市启动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试点，面向符合条件的苏州市民发放10万个总额2000万元、单个200元的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据了解，当前可持有、开通、使用数字人民币钱包的人群主要来自红包活动中签市民及部分商户。 吴先生向券商中国记者展示，在收到200元红包后，先在京东商城购买了两个热水袋，消费金额99元后红包余额101元，而后他想在一家实体服装店给女儿购买了一件外套、价值125元，这时他就需要选择通过绑定银行卡充值24元；在收银台的付款时，通过数字钱包APP的“上滑付款”、“下滑收款”界面，“扫一下就可以完成付款，和支付宝、微信支付差不多”。 手机没网络，“碰一碰”照样完成付款 此次试点中，除了二维码扫码支付，大部分商户还支持NFC“碰一碰”付款，针对部分手机机型可实现的“双离线”付款则是首次亮相。“商场在地下一层，之前顾客手机付款没网络就搞不定，现在没问题了。”天虹广场三只松鼠(行情300783,诊股)店主马先生向记者演示，手机在“飞行状态”的离线模式下，打开其数字钱包APP，和顾客的手机“碰一碰”，付款瞬间完成、实时到账。 如何碰一碰付款演示 在苏州多个商圈，不少门店都摆上了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的标示，不少商户和消费者均向记者分享对数字钱包表示兴趣、接受度很高。“支付流程并不复杂。商家也乐意接收数字人民币，因为实时到账，而且数字钱包内的金额提出时没有手续费。”京东五星电器吾悦店店长陈如鑫告诉记者。 数字人民币试水线上电商支付 为外界所关注的是，此次苏州试点在应用场景上试水“线上+线下”，首次引入线上电商支付的场景，京东商城成为全国首个支持数字人民币的线上电商平台。 数据显示，从12月11日20时——12日20时的24小时，京东场景内有近20000笔订单通过数字人民币支付，在京东场景的首批数字人民币使用者中，男性占比超过女性，80后、90后的占比总和接近八成。半数用户是在活动开启1小时内下单。 券商中国记者走访此次苏州市区多个商圈发现，在这次试点活动中，数字人民币消费除了京东线上场景可支持外，还可在京东旗下线下零售门店，如京东五星电器、京东之家、京东便利店等实现支付。 如何打通线上+线下的消费支付环节？京东五星电器工作人员向券商中国记者演示，用户打开央行数字人民币APP，选择子钱包，弹出页面提示“向商户推送数字钱包子钱包，可在商户免密便捷支付”，勾选京东APP，设置支付密码并完成验证、开启成功；然后在同一个手机打开京东商场APP，选择任意一款商品，进行购买付款，弹出在线可选的交易方式，就会有“央行数字人民币”的支付方式，供用户选择付款。 此外，记者注意到，京东商城货到付款时，京东数科通过改造京东物流货到付款配送场景中收银所需要的专用手机，也可以实现消费者线上下单购买之后，货到付款时就能用该手机扫码收款。这也是物流领域首次接入数字人民币支付服务的场景。 “京东数科作为首批配合人民银行及数研所展开‘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的科技公司之一，形成了一套包含风险控制、安全策略、支付技术等在内的支付服务体系，短时间内高效对接了运营机构与消费场景。”京东数科支付业务部企业支付产品部的总经理彭飞称。 他介绍，如何在试点数字人民币的过程中打通线上+线下场景的交易+支付+物流等环节，这在之前并没有参照物，京东数科需要将经历了历次“双十一”，“6.18”这种峰值考验的支付服务经验，在短时间内搭建好一套数字人民币使用的稳定、高效、安全的系统。据了解，在相关技术系统搭建、商户服务等多各个方面，已经有多家机构参与。“我们目前正在苏州、成都、深圳和雄安开展数字人民币受理商户的拓展。”拉卡拉(行情300773,诊股)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数字人民币试点中为商户提供技术支持及数字人民币基础知识和受理流程的培训。” 子钱包即推送安全便捷，将链接更多线上场景 线上消费也拓宽了数字人民币的使用场景，目前六大行均支持开立子钱包。 中签用户按照指引下载数字人民币钱包后，可选择是否向商户推送数字钱包子钱包，开启后可在商户免密便捷支付。 根据开通子钱包的银行不同，用户可选择的商户也会有所不同：本次试点活动中，工商银行(行情601398,诊股)、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建设银行(行情601939,诊股)、农业银行(行情601288,诊股)、交通银行(行情601328,诊股)、邮储银行(行情601658,诊股)开设的“子钱包”都可推送至京东APP，以实现支持数字人民币的线上线下交易；此外，建设银行子钱包能推送至“善融商务”（建设银行旗下B2C购物平台）；中国银行子钱包能推送至哔哩哔哩；工商银行子钱包能推送至美团单车和滴滴出行。 数字人民币钱包“子钱包”页面 不过，需注意的是，当前除京东APP外，“子钱包”关联的其他合作场景不能直接使用本次中签获得的数字人民币红包，只能对数字人民币钱包充值后再支付。 “子钱包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创新，这种‘母钱包—子钱包’的范式会给DC/EP带来更多的应用场景。”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称。 在这位业内人士看来，这次参与数字人民币测试的运营机构，除了工、农、中、建、交、邮储六家银行，还有京东数科、美团、B站等互联网大公司，从侧面印证了DC/EP的“双运营体系”；同时，这些互联网公司的APP无法通过数字人民币子钱包来获取用户个人的敏感信息，“也印证了数字人民币的另一个功能：可控匿名性。大家也不需要担心在正常经济生活中使用数字人民币会泄露个人隐私的问题。” 苏州市相城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郭燕浩告诉券商中国记者，相城区还将围绕央行数字人民币试点的部署，聚力招引数字人民币上中下游产业链，包括数字人民币研发、发行、运营、流通、应用等环节，推动相城数字经济、数字金融产业的发展。据介绍，相城区已获评“省级数字金融产业集聚区”。 数字人民币关键词 关键词：数字红包的消费与退款 记者了解到，苏州试点发放的数字人民币红包在限定的期限、限定的商家使用。中签用户使用数字人民币付款时，将优先使用红包，不足金额可对钱包进行充值后再支付。 除了红包之外，数字钱包也可以充值和兑回。京东数科数字人民币项目经理陆云瀚向券商中国记者解释，“中签用户在数字人民币APP上面可以自由地选择开通任意一家运营机构（指：工、农、中、建、交、邮储六家国有行）的数字人民币钱包，分别对应着APP上的存银行、充钱包功能键，用户可以通过绑定的银行卡把钱充值到该钱包用于消费，也可以将充值到钱包的钱兑回到银行卡里。” 超过有效期（即12月27日24时）未消费的红包将进行回收。此外，若消费期间发生退款交易，系统将优先退还中签人员自行充值支付的数字人民币金额，再退还“双12苏州购物节”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金额。超过红包有效期后发生的退款交易，用户自行支付的人民币金额正常退还，红包部分金额不再退至用户数字人民币钱包。 关键词：双离线支付 离线钱包支付，简单理解是指在无网或弱网条件下，用户进行交易或者转款时不连接后台系统，而是在钱包中验证用户身份、确认交易信息并进行支付的方式。苏州此次试点活动抽选了部分报名用户参加离线钱包体验该项功能。参与用户需使用指定型号手机终端，并安装具备离线支付功能的相关软件。 “它（央行的数字货币）不需要网络就能支付，我们叫做‘双离线支付’，指收支双方都离线也能进行支付。”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此前介绍称，未来在比如地下商超没有手机信号，或者乘坐航班需要付费吃饭、购买机上免税品、高铁无信号时，在这些场景下都可以用央行的数字货币支付。 关键词：母钱包—子钱包 数字人民币线上场景消费需开通子钱包。陆云瀚告诉记者，子钱包来自用户数字人民币APP内开立的某个运营机构（目前是六大行）的钱包；子钱包具备三方面优势：方便快捷、即推即用；安全保障，能在数字人民币APP中实时调整子钱包的付款限额和关闭子钱包，以保证子钱包安全；隐私保护，子钱包的推送方式决定了用户的隐私不会泄漏给消费场景的APP。同时，除了钱包推送应用之外，结合不同的试点场景，京东数科作为技术服务方参与中，面向不同银行会有不同解决方案。
股价连续7个交易日低于面值，生死存亡之际，*ST宜生突获无关联自然人黄树龙出手相救。 *ST宜生12月23日晚间公告，公司收到无关联自然人黄树龙的告知函，黄树龙基于对公司资产整合价值及业务发展空间的认可，拟以部分要约方式收购公司6%的股份。 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的价格1.15元/股，预计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1.02亿元。这一要约价格较公司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溢价约11%。 此前，黄树龙并未持有*ST宜生任何股份，但其对公司堪称“一往情深”。公告显示，收购人黄树龙已关注到公司股票价格跌破面值，存在退市风险。如因触发《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涉及退市的相关条款而终止上市，收购人黄树龙将继续完成本次要约收购相关事项。 黄树龙何许人也？据悉，黄树龙目前在深圳市中金华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华业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华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共对外投资了广东华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华大不锈钢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资产规模约20亿元。 公告称，本次部分要约收购所需资金均来源于黄树龙所控制企业运营的分红收入及项目投资收益。 从公告看，黄树龙的救援行动并非纸面计划。据悉，黄树龙已将不低于本次收购资金总额20%的履约保证金2050万元汇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 *ST宜生最新收盘价为0.76元，其能否借无关联自然人之手逃出生天？拭目以待。
近几年广义基金快速崛起，已成为债券市场的第二大机构投资者。但什么是广义基金，似乎并没有一个很官方的标准，通常是把所有通过发行资管产品募集资金，然后将资金用于投资的机构投资者统称为广义基金。根据这个标准，广义基金主要包括银行理财、公募基金、券商资管和信托计划等资管产品。 不同资管产品的资产配置行为，有着明显差别。银行理财背靠商业银行，资金募集渠道广泛，受投资者信赖，但由于市场化水平相对不足，投资风格偏稳健。公募基金享受税收优惠，且由于投研能力强，产品净值化管理能力领先市场，但在募资上，对银行等第三方机构有较强依赖。券商资管投研能力强，且资管经验丰富，但因募资门槛较高，投资者接受度偏低，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商业银行。信托计划依靠牌照优势，主要作为银行的通道，资金主要投向实体，并不怎么参与债券市场。 为更好了解广义基金，本文将逐一分析它们的发展历程、资负情况和监管要求等。 1 银行理财 自2004年第一款人民币理财产品发行以来，银行理财凭借着“资金池+刚性兑付+预期收益”的投资运作模式、银行信用背书和银行网点分布广泛等优势快速崛起。2007年到2017年，银行理财规模从5000亿快速提高到30万亿，成为中国资管行业的巨无霸。 但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银行理财的潜在风险和问题也在积聚。第一，资金池的运作模式，叠加投资大量非标产品，使得银行理财产品期限错配现象十分普遍，增加了流动性风险。第二，银行理财业务不规范，缺乏统一的规章制度。第三，银行理财的刚兑属性，分流银行表内存款的同时，也让实体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为防范风险，2018年开始，资管新规、理财新规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相继出台，为银行理财业务提供了全方位的规范。原有的“资金池+刚性兑付+预期收益”运作模式被打破，银行理财逐步向净值化转型。 目前国内还处于资管新规过渡期，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与净值型理财产品并存。中国理财网数据显示，2019年末预期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存续余额13万亿，占全部理财产品的57%，剩余43%是净值型理财产品，此时的存续余额为10万亿。 为更好理解银行理财投资债券的风格，我们对预期收益型理财和净值型理财这两类，分别做分析。 （一）预期收益型银行理财 资管新规颁布前，银行理财都是预期收益且刚性兑付的。虽然当时很多理财产品名义上是非保本的，但这只是为了规避监管，当时监管要求将保本理财纳入到银行表内核算。实际上它们最后都是刚兑的。 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简单来说就是银行理财把从投资者手中募集来的钱拿去做投资，无论投资是亏还是赚，买理财的人都能够获得合同约定的预期收益率，而投资的风险和收益实际上都是由银行自己来承担的。 这种模式有点像银行自己借债去做投资，不再是代客理财了。举个例子，比如银行理财按照5%的预期收益率从投资者手中募集资金，之后拿着募集来的资金投资获得了8%的收益率，这个时候银行只需要支付给投资者5%的收益，自己可以享有3%的超额收益。而如果银行理财投资仅获得了2%的收益率，银行依然需要支付5%的收益率给投资者，自己承担3%的亏损。 预期收益型银行理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资金池”模式，这个模式也是银行理财能够实现刚兑的重要利器。“资金池”模式可以简单理解为把不同理财产品所募集的资金放在一起统一管理，投资需要资金时就从资金池里拿，有投资收益后就放到资金池里，资产端和负债端并不需要一一对应。 总的来说，“资金池”模式运作的理财产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滚动发行。银行通过滚动发行理财产品来解决到期产品的流动性问题。 第二，集合运作。就是将同一资金池里的理财产品所募集的资金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运用。 第三，期限错配。因为是集合运作，资产和负债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于是为了提高收益率，银行理财在投资时会用短期资金来做长期投资。 第四，定价分离。集合运作的模式下，同一资金池发售的各类理财的收益率，和它所对应资产的投资收益率并无直接关系。 在了解预期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运行模式后，我们再来分析银行理财的资产配置情况。银行理财产品在配置时，主要投向非标、债券、现金及银行存款和权益类等资产。 1、非标 非标曾经是银行理财重要的投资方向，尤其是在监管政策收紧之前。中国理财网数据显示，2013年年底银行理财投资于非标资产的比例为27.5%。而投向非标的部分，有51.9%的资金投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38.3%的资金投向房地产。 即使是政策收紧后，2017年年底，银行理财依然有16.2%的资金投资于非标资产。为什么银行理财这么偏好非标资产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非标资产的收益率高。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模式下，银行可以获得超出约定收益的部分，因而有动力去追寻高收益资产。当时监管规范银行资金流入房地产行业，对城投公司融资的政策也在收紧，为了能够融到钱，开发商和城投甚至能够接受两位数的融资成本。高额回报率是银行理财投资非标的最主要动力。 第二，当时的非标信用风险可控。银行理财投资非标后，资金主要流向融资平台和地产开发商，融资平台有地方政府的信用背书，而当时全国房价处于上涨期，融资平台和开发商非标违约的概率较小。 第三，“资金池”运作模式，使得银行理财资金能够较为便捷地投向非标。“资金池”模式中，银行理财的资产和负债并不一一对应，银行即使将大量资金投向非标资产，也能通过滚动发行来解决流动性问题。 在具体投资时，银行理财投资非标资产，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模式： 一是将发行理财产品募集所得资金集中在一起，直接投向委托贷款、贴现票据等金融债务工具。 二是借助特殊目的载体（SPV），通过信托受益权等通道产品和非标资产对接，从而达到“曲线放贷”的目的。 2、债券 2013年之后，监管层出台了多份文件对理财资金投资非标资产进行限制，如《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都对理财投资非标资产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监管趋严后，银行理财开始将资金投向债券等标准化资产。 根据中国理财网数据，2015年年底债券占理财投资资产余额的比重为29.5%，到了2017年年末，这一比例就提高到了42.2%，理财投向债券的比例明显提高。 在具体券种的选择上，银行理财和银行表内资金有极大的不同。银行表内资金偏好利率债，这是因为利率债的资本占用低、流动性好且有税收优惠，加之银行表内负债的资金成本低，多数情况下配置利率债的收益即可覆盖成本。 但银行理财负债成本高，投资利率债的收益难以覆盖银行理财的成本，因此银行理财更偏好信用债，持有利率债更多是为了满足流动性要求。 我们看到2015年银行理财持有的债券资产中，有86.2%的债券是信用债。即使是金融去杠杆后，2016年和2017年这一比例也在8成以上。进一步细分，理财产品投资的信用债以高评级为主，AAA评级的占比过半，AA+评级的也有近3成。 银行理财为什么要投资债券呢？ 第一，出于流动性方面的考虑。银行理财对流动性要求较高，而非标期限较长且难以变现，所以银行会持有部分债券，以满足流动性的需求。 第二，监管推动。2013年之前，银行理财的持债规模较小，在监管层打压非标投资以及同业资产后，银行理财才加大力度投资债券等标准化资产。 那么，银行理财是如何投资债券的呢？通常情况下，银行理财除了自己直接下场去购买债券外，还经常委托其他机构进行债券投资。 银行理财同质化问题严重，但银行理财又都有做大规模的诉求，所以产品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吸引客户，它们往往会给出一个较高的预期收益率。 这意味着银行理财不能仅仅依靠信用债的票面收益，还必须通过“加杠杆、加久期、下沉信用”等方式来提高债券投资的回报率。 随着银行理财规模壮大，部分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开始面临内部专业投研人员不足的问题。加之银行的合规要求相对偏严，理财加杠杆受限，银行理财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更便利的债券投资方式。 委外这时候就成为了银行理财的选择。通过将资金委托给公募基金和券商资管这些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银行理财能以做大规模的方式增厚利润。 委外主要有两种模式，分别是产品模式和投资顾问模式。 （1）产品模式 产品模式指资金委托方（银行理财）通过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基金专户等形式，和管理人进行产品合作的模式。 产品模式下，委外资金（银行理财）作为资管计划、信托计划或基金专户的出资人，参与到产品中实现收益分配。这种模式具有投资范围灵活、结构多样、可根据要求进行定制等优点，常见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 （2）投资顾问模式 投资顾问模式，指委托账户交易发生在银行自己的系统和托管账户内，由投顾管理人发出债券买卖指令指导银行交易员操作的模式。 这种模式下，银行理财资金仍由银行进行投资，只是聘请了委外管理人提供投资建议，因此可投资范围较窄，远不如产品模式那样灵活。不能使用衍生品进行套保，且无法实现资金分层，所以一般为平层纯债结构。 但委外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是委托-代理中经常出现的潜在道德风险。由于银行理财（出资方）与非银（管理机构）之间的利益选择并不一致，如非银机构从银行理财那里拿到资金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会投向风险较高的资产以谋求更高利益，这无疑会损害银行理财的利益。 在2016年年底开始的那一次债市调整中，部分委外产品受市场调整的影响，出现明显浮亏。委外到期后，或者委托人要求提前赎回时，非银机构有时并没有兑现之前承诺的高收益。这让银行理财对非银机构的投资能力产生了不信任，银行理财开始减少与非银机构的合作。 此后，随着监管层对委外模式的限制、银行理财子公司成立和银行重视投研队伍的建设，银行理财逐步转向自己直接来买卖债券。 3、权益类资产 能够做权益类投资，是银行理财和银行自营最大的区别之一。根据《商业银行法》，银行不得主动投资于工商企业股权。但根据规定，面向机构和私人银行客户募集的理财资金，是可以投资权益类资产的。 银行理财参与权益类投资，除了主动管理型（公募基金、对冲基金、FOF、MOM等）之外，更多的是参与股票定向增发业务和并购基金业务（包括Pre-IPO并购等）。 并购基金，顾名思义指的是专注于企业并购投资的基金。它通过收购的方式获得企业控制权，然后对其进行整合、重组及运营，待企业经营改善之后，出售其所持股份或资产实现退出。 银行理财往往通过“明股实债”的方式参与并购基金。它在投资并购基金时，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一部分股权，并且多半在参与基金之初，就会设定有关的退出协议。而基金管理人之所以允许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获得银行理财提供的资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赚管理费。 除了参与并购基金，银行理财还可以通过参与定向增发来投资股票。在具体的交易方式上，银行理财往往通过信托计划、基金资管计划（基金专户）、有限合伙等方式作为优先级资金参与到定增项目当中。 一般来说，银行理财作为优先级资金参与到定增项目中的风险较小，且往往能够获得相对不错的收益。 除了这两种方式外，银行理财还有其他方式可参与到股权投资中，这里就不一一展开来说了。 银行之所以参与股权投资也比较好理解。 第一，相比于债券投资，股权投资的收益率相对更高。银行理财作为优先级资金，参与到定增中去的话，一般都能够得到6%以上的收益。 第二，安全性也有保障。虽然是股权投资，当市场波动较大的时候，银行理财按道理是会面临亏损风险的。 但实际上，银行理财一来多是作为优先级资金投入，资产的安全性较高；二来在制度安排上，银行理财也会在投资之前，通过约定差额补偿、溢价回购等措施设立资金安全垫，降低投资风险。 但银行理财进行股权投资也有一些不足。 第一，投资者对权益类理财产品需求不高。能够投资权益类资产的银行理财产品，往往是面向高净值客户或者企业的私募理财，但这些群体可以选择的金融资产较多，相比之下权益类理财的吸引力并不明显。 第二，银行理财投研能力不足，这是限制银行理财在各类资产上进行配置的核心原因之一。目前，银行理财要么是一个部门，要么作为单独的理财子公司。但大多数银行理财子公司，都成立不久，权益类投研人员相对不足，银行的资管部门更是如此。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几类资产，银行理财也会持有一些同业资产，如拆放同业和买入返售。但是在监管对理财同业投资加以限制后，银行理财投资同业的规模不断下降。 上面讲了银行理财投资的几类资产，那银行理财是如何在各类资产之间进行选择和配置的呢？ 银行理财本质上是一种资产管理业务，它和其他资管产品一样，需要想办法在市场上筹集资金、做大规模。由于产品同质，理财往往是通过给出高收益率来吸引资金。而在高负债成本压力下，银行理财在资产端必须要寻求具有较高收益率的资产予以匹配，其中首要原则便是寻求正carry。 只有当资产有正carry时，银行理财资金才会选择介入进行配置；在没有正carry时，银行理财很少会依赖资本利得来覆盖负债端的资金成本，因为和固息相比，资本利得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更高，要覆盖成本的难度更大。 那么优先找到了正carry之后，银行理财会怎么做呢？ 理论上，当银行理财找到正carry之后，它们基本上会将资金按照市场风险由低到高逐步配置到各类资产上（按风险排列，各类资产顺序为：现金与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债券类资产——非标准化债权）。不过现金和银行存款一般是不会有正carry，所以银行仅仅会持有少量现金以满足流动性需求。而大部分货币市场工具也比较难以覆盖理财成本，所以我们看到理财产品主要持有的还是信用类债券。 从投资策略的角度看，理财主要以被动组合策略为主，债券类资产普遍持有到期，以追求长期相对稳定的收益，对于利用市场波段性机会进行交易则较少涉足。 （二）净值型银行理财 随着资管新规、理财新规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的相继出台，原有的“刚兑+资金池+预期收益”模式逐渐被打破，净值型理财产品规模迅速上升，有取代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的趋势。 2019年年末，净值型理财产品存续余额10.1万亿，同比增长68.6%，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的43.3%。而净值型理财产品中，开放式净值型产品的占比为81.1%。 原先的资金池模式被打破后，净值型理财产品在运营模式上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对银行资管部或者理财子公司而言，净值型理财产品的盈利来源，不再是资产收益率与预期收益率的差额，而是产品的管理费、托管费、手续费等。银行理财更像是一个类似于公募基金的专业服务机构，赚取的是服务费，而不用再承担投资损失的风险。 除了运作模式的改变外，监管对银行理财可投资资产和投资规模等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银行理财投资的非标资产不得超过理财产品净资产的35%；投资的由单一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可流通股票的30%等。 理财新规、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等监管文件对银行理财投资行为的限制，使得银行理财在资产配置上出现了明显的调整。 对于债券，理财新规等文件限制得不多，毕竟债券特别是利率债在监管层看来是很好的投资资产，反而是理财自己不愿意投资。所以，新的监管政策仅仅是要求银行理财不能将资金集中投资在单一的信用债上，对整体投资情况并无限制。 对于非标资产，新监管政策的要求就比较多了。 第一，投资规模上的限制。非标不得超过理财净资产的35%，这一点在此前的监管文件中就已经涉及，且2018年大部分银行理财的非标投资比重都已经低于35%的警戒线，影响不大。 第二，期限上的限制。按规定银行理财如果投资非标，那非标资产的终止日不得晚于封闭式资产管理产品的到期日或者开放式资产管理产品的最近一次开放日，这一点主要是限制非标的期限错配问题。 限制期限错配对银行理财投资非标的影响较大。一般非标都是期限较长的资产，此前通过资金池的模式，银行理财能够做到以短期负债投资长期资产。但现在监管要求资产穿透，资产负债要匹配，这样银行理财投资非标就很困难了。 目前，过渡期内银行理财主要是通过做定期开放式理财产品和封闭式理财产品来继续做非标资产。其中定期开放式理财一来要求期限在半年以上，二来要求资产组合的久期不得长于封闭期的1.5倍；而封闭式理财则只要封闭期与非标期限相匹配就可以投资非标。 另外，对于股权投资，监管层反而是有意引导银行理财增加在股权类资产上的配置。在新的监管框架下，银行特别是大型银行纷纷开始谋求成立银行理财子公司，而目前按照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它是可以直接投资上市交易的股票的。近期银保监会也表示要引导理财、信托、保险等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不过虽然目前理财投资股权的制度限制放松了，但制约理财投资的主要困难还是理财内部人才特别是权益投资类人才匮乏，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银行理财的权益投资选择。 从目前理财产品投资的资产结构上，我们也能够看出政策因素对银行理财的投资行为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一，在新的监管环境下，银行理财在资产配置上进一步偏向债券，而对现金的偏好快速下降。 这和银行理财自身资产的优化有关，原先非标等长期限资产较多的时候，银行理财需要准备现金等资产来确保整体的流动性。 而现在有了很大改变。一是新规对期限错配做出了明确限制，如非标资产的期限不得晚于理财产品开放日的前一天，这就使得理财对现金的需求明显减小。二是监管明确对于开放式理财既可以持有5%以上的现金，也可以持有5%以上的1年内到期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等利率债。在这样的要求下，银行理财持有的现金和存放银行款项在2018年之后明显减少，而对债券的投资则明显上升。 第二，银行理财配置非标和权益的比重在逐渐下滑。非标的压降主要是因为监管对银行理财投资非标的限制较多，而权益类资产占比的下降或许和银行理财权益投研能力不强有关。 展望未来，净值化对银行理财产生的冲击会更加明显。此前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之所以能够快速扩张，就是因为投资者把银行理财当做了存款的替代产品。 但随着刚兑被逐渐打破，以及净值化产品的逐渐推广，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在资管市场上的优势就大大减小了。特别是今年5月份债券收益率的快速上行，使得大量银行理财产品亏损，这让投资者深刻认识到，曾经刚兑的银行理财已经一去不返了。 未来，银行理财要想在资管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需要进一步向公募基金模式靠拢。毕竟银行理财几乎可以获得全牌照，而凭借着广泛的营业网点、和银行密切的关系等优势，银行理财在今后的资管市场上也有着不小的竞争力。 此外，银行理财也需要进一步发力权益市场。在监管层引导理财资金进入权益市场的背景下，对权益、衍生品等领域投资，将成为不少银行理财子公司特色化业务的重点。 但权益投资并不是银行理财擅长的业务板块，今后银行理财或许会加大和非银机构的合作，借助非银机构的投研能力来发展权益业务。相应地，权益类投资规模的增加，可能会挤占银行理财在债券上的投资份额。 2 公募基金 回顾中国公募基金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公募基金逐渐从股票型为主转向以债券型和货币型为主。2020年11月，货基和债基在开放式基金中的占比达66.5%。 先说货基。受益于2011年发布的《关于加强货币市场基金风险控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取消了“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定期存款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30%”的规定，货币基金开始通过提高协议存款的比例增厚收益来吸引投资者。 2013年“钱荒”使货币市场利率冲高带动货币基金收益率上行。加之此时互联网金融快速兴起，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宝宝类产品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理财意识，货币基金开始成为当时居民的重要投资选择之一。 除了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在这一轮货基的扩张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2014年开始，央行货币政策开始转向宽松，存款利率下降推动居民存款向理财产品“搬家”。银行理财凭借着强大的渠道和良好的信用背书等优势，规模迅速扩张，但由于当时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银行理财并不愿意直接将资金投向实体，更愿意将资金投资于具有免税优势、便于流动性管理、风险更低的公募基金（主要是货基和债基）。 除此之外，银行理财还通过委外等方式投资赚钱效应强且刚兑的券商资管计划等金融产品，而券商资管计划等在拿到钱后，也会将部分资金用于购买货基和债基做流动性管理。 在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下，货币基金规模快速提高。可以看到2017年之前，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货币基金份额不断走高，2017年年末货币基金中有70%的资金来源于机构投资者。 这一时期，货币基金能够吸引银行资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货币基金实行摊余成本法，这使得货币基金看起来是无风险的。 摊余成本法是指将货基存续期内的收益平均分摊至每一天，并直接反映在净值中的一种核算方法。比如说，你购买了1万份（1元一份，共一万元）某货币基金，之后货币基金用这1万元去购买同业存单、利率债等资产，资产的平均收益率为3.65%，那么你每天都能够获得3.65%×10000÷365=1元的利息收入。这个收入会直接体现在每一天基金的单位净值里。 同时，摊余成本法并不考虑市场价格的波动，即使基金购买的资产价格出现了明显下跌，它的净值也不会受到影响。这样的估值模式下，摊余成本法货基的净值每天都在稳步上升。 接近无风险和稳定收益，使得摊余成本法货基得到了银行的青睐，大量银行资金投向货基。不少基金公司甚至会为银行定制专门的货基产品，来满足银行的需求。 当时市场上货基与银行之间形成了一个螺旋式的循环。银行在拿到钱之后，将资金投向货币基金，货币基金规模扩张后，再去买银行发行的同业存单，这样银行和货币基金之间就形成了一个资金闭环。 但是，货基的运行模式并不为监管所喜。 第一，摊余成本法虽然实现了产品刚兑，但是和市场脱离的估值方式存在较大隐患。当资产价格出现大幅下降的时候，货基如果按照净值来兑现给赎回客户，就会出现潜在的亏损，而这笔损失，管理人要么是自己拿钱去补窟窿，要么是拿新客户的钱去填补老客户的亏损。 第二，货基和银行/银行理财之间的派生行为使得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不断积累。在这样的模式下，一旦市场流动性收紧，银行就可能需要赎回货币基金，而货币基金为了应付赎回要求，就只能出售同业存单，这反过来又加剧了银行的资金需求，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2017年严监管的时候，出台了《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对公募基金尤其是货币基金的行为做出了多方面要求，如对货基使用摊余成本法、对定制货基（单个机构持有份额超过50%的货基）、对货基资产投向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规定。 监管政策收紧，对货币基金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2018年货币基金规模开始下滑。 资产投向方面，Wind数据显示，2011年之前货币基金的配置以债券为主，其占比在60%左右，而现金类资产的占比较少。 但2011年之后，随着监管放松，以及2013年钱荒导致货币市场利率上升，我们看到2011年到2014年间，货币基金大量配置现金类资产，主要是协议存款。直到2014年政策放松后，货币市场利率下行，货币基金才减少在现金类资产上的配置，同时增配债券。货币基金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和我们上文所说的一致。 在债券的投资结构上，2018年之前货币基金投资同业存单的规模快速上升，2018年货币基金投资同业存单的比例达到了77%。 不过在《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颁布后，货基投资银行同业存单的行为受到限制。比如货币基金投资于主体信用评级低于 AAA 的机构发行的金融工具，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合计不得超过10%，这就限制了货基通过购买低评级同业存单的方式来增厚收益。这些规定导致的结果是，近两年货币基金投资同业存单的规模明显下滑。 除了同业存单外，出于期限、成本等方面的综合考虑，货币基金比较偏好短期融资券等期限较短而收益相当尚可的债券品种。我们看到，近几年货币基金投资短期融资券的规模不断上升。 另外，金融债这类信用风险较小而利率相对还不错的债券也是货币基金的偏好品种。 不过由于公募基金本身就享有免税优惠，所以国债等享有税收优惠的利率债对公募基金的吸引力不大。货币基金持有的国债比例很小，2020年上半年货币基金持有国债的比例仅3%。 说完货币基金，我们再来看债券型基金。 2017年之前，债基的发展过程与货基类似，主要是受益于当时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当时，流动性极其充裕的商业银行，除了把钱投向货币基金用于做大规模以及用于流动性管理外，还会通过专户、定制公募债基等方式，投资于债券基金。毕竟债基的收益通常高于货基，且相比于自己购买债券，银行通过债基购买债券还能够享受免税优惠。 数据显示，2014年到2017年，基金专户的数量，以及机构投资者在债基中的占比，都出现快速上升。 当然跟货基一样，银行资金在推动债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债基的负债端变得脆弱，对银行的依赖度加深。一旦银行资金面出现风吹草动，债基就会跟随出现波动。 比如当市场流动性收紧的时候，银行为了满足资金需求，便有赎回债基的需要，此时债基就得卖出债券来筹集资金。而卖出债券又会使得它的价格下跌，由于债基使用市值法估值，债券价格的下跌会直接体现到基金净值上，这又刺激银行进一步赎回债基，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016年年末时，债券市场就出现了上面分析的恶性循环。当时市场资金面收紧，银行纷纷开始赎回债基，并收紧对非银的融资，依赖于银行资金的债基只得抛售债券来筹集资金，这使得债市大跌，基金净值下滑，而净值下跌又使得银行加大赎回力度，最后引发机构踩踏，并使得债市收益率快速上行。 但跟货基不同的是，2017年严监管之后，债基并没有如同货基一样开始收缩，而是在调整之后规模继续扩张。 我们认为，2018年之后债基的增长，和摊余成本法定开债基的崛起有关。 当时监管趋严后，摊余成本法货基发行受限。据Wind数据，2017年下半年至2020年8月，仅在2019年8月有6只摊余成本法货基发行，其他月份均没有摊余成本法货基发行。 而2018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允许在过渡期内，封闭期在半年以上的定期开放式债基可使用摊余成本法计量。 在货基发展受限的背景下，摊余成本法债基脱颖而出，受到市场追捧。 介绍完债基的发展历程后，我们再来分析债基的投资偏好。 资产投向上，根据Wind数据，债基有93%的资金用于配置债券。在具体债券品种上，债基偏好的债券主要有金融债、中期票据、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其中，金融债在整体中的占比较高， 2020年上半年债基有接近50%的资金用于配债金融债。 杠杆率方面，2014年之前债基的杠杆率一路走高，公募基金凭着投研能力优势，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来增厚收益。但2014年之后，监管要求债基的杠杆不能超过140%，叠加2016年的债市调整，债基的杠杆率一路下滑，直到2018年债券迎来牛市后，债券基金的杠杆率才有所回升。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做波段赚价差，债券基金更偏好票息收入。它们喜欢购买信用债，然后通过加杠杆等方式来提高票息收入，通过做波段等方式来赚取买卖利差的频率偏低。 从债券型基金所公布年报的数据中可以看到，2019年债券型基金中债券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达到了76.4%，而债券投资收益（即债券买卖价差收益）仅占总收入的7.7%。 此外，根据中债登公布的现券交易数据，2020年 1月到11月基金公司现券买卖总额仅占其11月末持债规模的101%，明显低于商业银行的368%，更低于证券公司的7622%。 当然，也会有部分债基的风格偏交易型，它们的债券买卖收益有时候占基金总收益的比重会超过50%，乃至于达到90%，不过这样的债基数量较少。 具体到某一只基金时，我们可以通过它定期披露的季报、年报等资料来了解它们的持仓、仓位、杠杆率、交易风格等数据，不过在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展望未来，在大资管时代，随着刚兑被打破，资金池模式被禁，所有资管产品都开始向以市值法估值的公募基金靠拢，如近几年券商资管就一直在努力获取公募牌照、要求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产品对标公募基金，这给公募基金带来了一定的竞争压力。 但和其他类型的资管机构相比，公募基金仍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决定了它对投资人而言继续有很强的吸引力。 第一，公募基金在净值化管理方面经验丰富。除部分特定产品比如摊余成本法定开债基外，公募基金大部分产品长期以来都是实行净值化管理的。 第二，公募基金的主动管理能力较强，内部投研体系完备，而且机制更加灵活，在吸引人才方面有很强竞争力。 第三，公募基金的免税优势，这使得它募资，尤其是从银行募资时，相对更加容易。 3 券商资管 受益于2012年之后宽松的金融创新环境，市场上如银证票据合作、银证信/基合作等通道业务开始盛行，券商资管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期。2017年1季度末，券商资管规模达到了18.7万亿，相比于2012年的不到2万亿，增长了近9倍。 2017年开始，对资管产品的监管收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包括券商资管在内的各资管产品进行了全方位整顿。受政策影响，券商资管规模开始逐年下滑，其中主要作为通道的定向资管计划规模下滑最严重。2020年3季度末，券商资管规模为9.5万亿，和高峰时期相比规模接近腰斩。其中，定向资管计划剩余9万亿，相比于曾经的峰值16.1万亿，规模也明显下滑。 接下来我们从负债和资产两端，来分析券商资管的行为。 从券商资管的负债端看，机构客户尤其是商业银行，是券商资管的主要资金来源，毕竟券商资管一开始，就是作为银行的通道，才快速发展起来的。 数据显示，券商资管计划中，超过90%的资金来源于机构投资者。而定向计划的资金，超过99%的来源于机构投资者，主要是银行和信托，个人投资者几乎不涉足定向计划。相比之下，集合计划中，来自个人投资者的资金比例，要略微高于机构投资者。 2017年之后随着通道业务逐渐收缩，来源于机构投资者特别是银行的资金比例有所减少。而随着券商资管开始向主动管理业务转型，来自于个人投资者的资金比例逐渐提高。 资产端，券商资管的投资行为可以2017年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2017年严监管之前，券商资管的运作模式和银行理财类似，也是“刚兑+资产池+预期收益”这种。毕竟在当时刚兑的大环境下，如果券商资管不刚兑，是很难吸引投资者的。而刚兑的潜台词就是资金池+预期收益。 但跟银行理财相比，在资产配置上，券商资管要比银行理财激进。毕竟券商资管计划的资金成本更高，而高成本使得券商资管只能去购买非标和低评级信用债等收益更高的资产，且通过加杠杆、拉长久期等方式来增厚收益。 具体投向上，券商资管定向计划和集合计划在投向上有明显的区别。 定向计划又可以分为通道产品和主动定向产品。其中，通道产品占据主体，2017年通道业务占全部定向计划的比例超过75%。 作为银行投资非标等资产的通道，通道产品主要投向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票据收益权等在内的各类非标资产。 而主动定向产品则主要投向标准化资产，其中投向债券的比例超过50%。 券商集合资管计划的资金投向，和主动定向产品类似，更偏好于标准化资产。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数据，2016年集合资管计划中有63.2%的资金投向债券，有7.6%的资金投向股票，5.4%的资金投向基金，而投向信托计划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资金占比不到10%。 虽然这一时期集合计划和主动管理定向计划，有超过一半的资金投向了债券，但券商资管的高成本，迫使它偏好于投资口味比较重的债券。除了下沉信用外，券商资管的投研能力，也让它们愿意通过做波段、加杠杆等方式来提高资产的收益率。 2017年严监管之后，原有的“刚兑+资金池+预期收益”模式被打破，通道业务也受限，券商资管开始发力主动管理业务。可以看到券商定向计划规模一路下滑，但集合计划规模在2017年下滑之后，2018年开始震荡回升。标准化资产如债券、股票等资产依旧是集合计划的主要投资方向，2020年9月末，集合资管计划中有60%的资产投向了债券。 而在具体的券种选择上，由于资金成本较高，券商资管还是倾向于投资中期票据、公司债、企业债和短融等信用类债券，且所投信用债的评级多数并不高。 展望未来，在资管新规以及系列配套政策文件逐渐落地的过程中，资管行业必将迎来一轮改革，如刚兑会被逐步打破。刚兑打破后，券商资管会和公募基金、银行理财等资管机构同台竞技，主动管理业务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 而在非标投资受到极大约束的情况下，以股票、债券等标准化资产为主要投向的资管产品会越来越多，谁能在业绩、渠道、产品设计上做好，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 从竞争的角度看，券商资管和信托、公募基金和银行理财相比，既有劣势，也有优势。 劣势方面，和公募基金相比，券商资管的认购门槛偏高、没有免税优势、投资者认可度不高、在净值型产品的投资管理上经验不足；和银行理财相比，券商资管的渠道不够广、市场的认可度也不如银行理财；与信托相比，券商资管没有放款牌照，也没有破产隔离、它益性、代际传承等优势。 优势方面，尽管券商没有放款牌照，但积累了多年的标准化资产投资经验，机构内投研人才储备充足，渠道也仅次于银行。和公募基金相比，看似落于下风，但券商胜在灵活，这种灵活性体现在体制、薪酬、激励机制与投资管理等方面。 比如在投资管理上，券商资管一是可以做投顾，便于对接一些资金不能出省的银行机构；二是可以做定向，满足银行客户的特定需求，如果银行出于维护区域内客户的考虑，想支持客户发行的企业债，那么券商资管在满足勤勉尽责、风控合规等要求的情况下，是可以协商的。 与此同时，券商资管也一直在谋求公募基金牌照，向公募基金靠拢。 2018年11月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操作指引》，明确要求存量大集合资管产品应当对标公募基金，于2020年底之前，完成对大集合产品公募化改造。（随着“资管新规”过渡期延期，大集合资管产品的改造期限也延期到了2021年。） 为满足大集合资管产品的改造要求，券商资管开始加速谋求公募基金牌照的步伐。在2020年7月31日，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文件中放宽了原来的“一参一控”限制，允许同一主体同时控制一家基金公司和一家公募持牌机构。 而券商资管在获取公募牌照后，一是券商资管原有的大集合产品能够更便捷的转化为公募产品；另一方面在此后的产品推广上也更加方便，有利于券商资管业务的开展。 4 信托计划 中国信托产品的规模，在2017年达到高峰，当时信托规模超过了25万亿。之后随着严监管，开展原有信托业务模式的难度加大，信托产品的规模不断缩小。2020年三季度，中国的信托资产余额为20.9万亿元，相比于峰值减少了近4万亿。 从资金来源看，由于信托有放款牌照，往往被银行当做放款通道。银行通过银信和银证信合作等方式，借助信托将资金投向房地产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实现间接放贷目的。但在监管不断围追堵截、经济走弱实体融资需求下滑以及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信托的通道业务逐渐回落，自2017年之后，信托的增长规模一路下滑。 从资金投向看，信托资金主要投向实体经济。自2012年以来工商企业就一直是信托资金的主要投向，2020年3季度信托资金投向工商企业的资金占比达到31.5%，投向基建和房地产行业的比重为29.8%，而投向债券市场的比例仅有7.9%。 信托资金主要投向工商企业、房地产和基础产业，而不愿投资证券市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融资平台等给出的收益率较高。2008年金融危机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规模激增，在房价上涨的背景下，开发商有能力也愿意付出较高的成本来融资。2014年印发43号文，2016年四季度开始收紧房企的融资监管政策，开发商和城投公司融资越来越难，对信托等高成本的融资渠道，有较强依赖性。 第二，信托产品的负债成本高。相比于银行理财，信托产品筹集资金的成本更高，集合资金信托或者是单一信托资金的融资成本往往在6%以上。这么高的资金成本，导致信托资金很难投向债券等票面收益相对较低的资产。 第三，投研能力不足。信托公司以前只需找房地产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放款就行，收益高、风险又低，对证券市场涉足较少，相应的投研能力也不强。 但随着监管政策收紧和房住不炒的实施，以及打破刚兑的预期已经形成，信托转型迫在眉睫。近年来，信托一直在探索转型之路，在监管鼓励发展资本市场和提高直接融资占比的背景下，信托行业也在加大对资本市场的投入。 除直接观察信托资金投向，来看信托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外，信托也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判断债券市场走势的角度。 信托贷款是社会融资规模的一个组成分项，由于信托贷款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和基建领域，在考虑信托产品的到期因素后，如果某个月新增信托贷款规模较大，说明当月房地产和基建等的融资需求旺盛，实体经济相对比较好，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偏利空。反之则说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较弱，利率债可能迎来机会。
近年来，保险行业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发展较快，但也存在较多突出问题，特别是部分公司无序竞争，不利于全社会形成正确的健康保险消费观念。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防范金融风险，推动人身保险高质量发展，规范各保险公司短期健康保险业务经营管理行为，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国银保监会近日发布《关于规范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明确监管要求，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向行业明确传达了短期健康保险业务规范经营的信号。一是规范产品续保。明确短期健康险不得保证续保，严禁把短期健康险当做长期健康险进行销售。二是加大信息披露力度。要求保险公司每半年披露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整体赔付率，接受社会监督。三是规范销售行为。严禁捆绑强制搭售，限制消费者购买产品和服务的权利。严禁随意停售，保险公司停售短期健康保险产品，应当披露具体停售原因、停售时间以及后续服务措施等信息。四是规范核保理赔。要求保险公司规范设定健康告知信息，不得无理拒赔。 银保监会表示，下一步将不断完善监管规则体系，压实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主体责任，督促保险机构规范业务经营行为，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障需求。
“就算我愿意降价出租，也不见得有租客。”“公司清理了赔本房源，拆掉了隔断间，房源少了以后，部分地区的房价确实上涨了。”目前的租房市场上，房东和中介人员的说法截然不同。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当前租房市场正处于淡季，受疫情影响叠加长租公寓频频“爆雷”，出现了房东降价找租客，中介公司“砍量提价”的现象。 机构数据显示，截至11月底，受监测的全国重点城市租金均价创近两年新低，11月租金更是创近5年单月同期新低。 一线城市租房市场显著降温 “之前每月成交10单轻而易举，最近几个月平均每月就1单。”张宇(化名)表示。张宇在某头部租赁公司西安区域公司做销售，负责西安莲湖区及周边区域的新房和租房业务。 张宇的经历或是当前租赁市场现状的折射。诸葛找房数据显示，11月，全国50大中城市月租金挂牌均价为34.71元/平方米，环比下降0.7%，同比下降1.79%。市场转冷叠加疫情影响，租房市场降温持续，每月34.71元/平方米的租金均价创下了2019年1月以来的新低。 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监测的18个城市租赁成交量于8月达到峰值后，9月开始转淡。9月至11月的成交量连续下降，平均环比降幅达13.7%，高于去年同期10.6%的环比降幅，11月的租金水平降至近5年同期最低值。 在11月租金普降的背景下，一线城市的租金水平环比跌幅最大。诸葛找房数据显示，11月一线城市平均租金环比下跌1.2%，同比下跌2.9%。北京、上海两地的租金水平均下降，分别环比下跌1.98%和1.57%。二线城市平均租金环比下跌0.58%，同比下跌3.1%。 具体城市方面，贝壳研究院监测的18个城市中，11月超四成城市的成交量环比降幅超10%，包括西安、天津、大连、青岛、济南、廊坊、烟台等。诸葛找房数据显示，11月租价上涨的城市中，成都、珠海、泉州等地租金上涨明显，成都以1.95%的环比涨幅排第一位。成都受成渝都市圈利好带动，租房市场相对活跃。 中介适时调整应对危机 租房市场持续降温下，有中介公司开始“砍量提价”。 有租客日前称：“我的租金还涨了。”记者走访北京租赁市场了解到，该租客反映的问题或与处于淡季，租赁平台的折扣活动结束有关。 走访过程中，有中介平台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公司清理了前期收房价格较高但赔本的房源，部分区域拆掉了隔断间，导致房源减少，公司上调了部分房源租金。” 也有租赁公司“想降价却不能降”。成都某租赁公司负责人表示：“如果是房东直租，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多降点也就出租了。但对平台而言，要维护行业，想降价却不能降。” 成都“二房东”赵先生告诉记者：“我在一个租赁公司平台上，看到金牛区一个小单间，每月至少要800元，还不包括服务费等。”在他看来，“市场上不少房源依然偏贵。” 也有些房东在积极寻找租客。成都市程先生告诉记者：“我出租的房源大部分是自己的，也有少量租来的房源。之前的租客多是朋友或熟人，因为疫情、裁员，许多租客搬走了，现在很多房源处于空置状态。就算我愿意降价出租，也不见得有租客。” 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11月全国重点18城房源成交周期为47.5天，环比延长1.4天，同比延长8.9天。今年前11个月，重点18城房源成交周期为51.0天，同比增加32.9%，客源成交周期为10.3天，同比增加85.6%，租赁市场业主房屋出租难度增加。 各方静候市场升温 诸葛找房认为，11月多数城市租房市场处于淡季，租金呈现持续下滑态势，市场活跃度较低，预计12月在租赁需求较弱的情况下，市场或将维持低温。 另一端，诸葛找房数据显示，11月全国大中城市租金挂牌均价为34.71元/平方米/月，环比下降0.7%，环比降幅较10月收窄了0.46个百分点。 “短期内影响肯定很大，但成都属于人口流入城市，等经济好点，需求肯定会拉起来的。”程先生表示。 北京某租赁公司人员称：“对比去年，今年受疫情影响，北京租客少了，房租是跌了。但最近开始有所改变，春节后来北京找工作的人数增加，市场肯定会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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