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值最高车企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一直对探索太空钟爱有加。日前，由马斯克创办的太空探索公司（SpaceX）完成猎鹰9号火箭第8次发射任务，成功将60颗卫星送入轨道。这也是卫星互联网项目“星链”（Starlink）的第17次火箭发射任务，入轨道卫星总数突破1000颗。 无独有偶，同为车企的吉利也对卫星互联网情有独钟。天眼查专业版显示，吉利旗下子公司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1月份，目标是为客户提供全球性的或区域性的航天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应用方案，即卫星互联网相关服务。据时空道宇官方消息，目前该公司首发双星已通过出厂评审。这标志着卫星的全部研制工作已完成，全面具备发射条件，卫星发射后将为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服务。 在5G发展如火如荼之际，卫星互联网正加速落地。作为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卫星互联网去年首次被纳入“新基建”，各省市也相继出台政策，加码卫星互联网建设。目前，除“国家队”紧锣密鼓积极布局外，嗅觉敏锐的资本也早已锚定这里，巨额融资额案例不绝于耳。 “但在面对全球竞争时，中国企业仍有许多短板需尽快补齐。例如，卫星互联网建设的成本控制和商业化运营等问题，亟待企业找到降本落地解决方案，并尽快执行。目前看，中国企业已经迈入补齐短板的关口期。相信假以时日，三分天下，中国企业必占其一。”2021年2月9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圳市通信学会副理事长李银松表示。 车企缘何钟情卫星？ “6G”囊括卫星通信 卫星互联网是指通过一定数量的卫星形成规模组网，从而辐射全球，构建具备实时信息处理的大卫星系统，是一种能够完成向地面和空中终端提供宽带互联网接入等通信服务的新型网络。“简单说，就是在我们的头上布满Wi-Fi，不用担心信号问题。与传统移动互联网和光纤互联网具有互补性。”李银松说。 时空道宇总经理、首席科学家王洋表示：“卫星互联网和车联网是发展趋势，车联网是未来出行的必由之路。未来出行对通信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是用户对自动驾驶提出了需求，而这对车辆通信带宽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出行载体也越来越多样化，特别是低空出行的领域，一定需要卫星通信的介入。” 李银松说：“自动驾驶和低空出行离不开卫星定位及卫星互联网的支撑，这就是车企豪掷重金于卫星互联网的商业逻辑。好比现代战争强调制空权，未来出行包括航海、航空等都离不开空天地一体的卫星互联网服务。” 马斯克探索太空的商业逻辑也正基于此。SpaceX公司早在数年前就推出了Starlink计划，并已向国际电信联盟（ITU）申请注册了4.2万颗卫星（中国以GW为代号，申请注册了1.3万颗卫星）。据SpaceX公司估计，计划总成本约为100亿美元，预计耗时10年，编织成一个无缝的太空卫星互联网。深圳市通信学会理事、资深专家孟彪对记者表示：“上千颗卫星升空后，已覆盖北美地区，即将服务于美国和加拿大。” 有分析人士指出：“在无人驾驶和智能交通出行领域，通过与汽车制造、出行大数据等行业深度融合，卫星互联网能够为用户持续创造价值。” 出行只是卫星互联网的应用场景之一，商业化的卫星互联网可以广泛应用于偏远地区通信、海洋作业及科学考察、航空宽带和灾难应急通道等行业，成为地面移动通信的有效补充。孟彪说：“可以肯定的是，6G技术中一定会包含卫星通信技术，依靠高、中、低轨卫星技术，实现天地一体化的互联网结构。所以，从网络结构上看，卫星互联网就是‘6G’。” 资源有限市场广阔 落地政策相继出台 太空浩瀚，但可供卫星互联网发展的轨道资源却相对有限，一场关于太空资源的争夺战已拉开帷幕。由赛迪顾问发布的《“新基建”之中国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研究白皮书》显示，预计到2029年，地球近地轨道将部署约5.7万颗低轨卫星，届时低轨道轨位可用空间将所剩无几。为争夺的有限发展空间，各国均加快了卫星产业的发展步伐，中国自然不甘人后。 与5G通信相比，卫星互联网成本低廉，拉动经济的效果却十分明显。孟彪解释称：“5G主要依托地面基站与光纤，建设成本比较高昂。”据甲子光年统计，5G的投资成本高达到6000亿美元，而卫星互联网则不到1000亿美元。据ITU统计，2019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达到41.03亿人，互联网渗透率上升到53.60%，但仍有30亿人口未能实现互联网覆盖。如果将这些人纳入网络消费市场，收益十分可观。 摩根士丹利相关报告称，“低成本的高速卫星互联网正推动全球太空经济增长。预计到2040年，全球太空经济的产值将达到1万亿美元。”孟彪表示：“卫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产业结合紧密，在通信、导航增强、对地观测等领域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未来将出现万亿元级市场空间。” 基于对卫星互联网发展潜力以及促进其尽快落地的认识，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将卫星互联网纳入“新基建”。国家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工信部等密集出台相关支持性政策文件，在短、中、长期内，积极部署卫星通信产业的发展，促进“天地一体化”通信发展。 此外，地方政府也成为推动卫星互联网落地的重要推手。2021年1月4日，上海市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计划在未来5年—15年间重点发展卫星互联网、量子通信等产业。2021年1月11日，北京市发布《北京市支持卫星网络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计划到“十四五”末构建具有引领性的卫星网络星座和运营平台，打造覆盖火箭、卫星、地面终端、运营服务及核心软硬件、系统运控的卫星网络全产业链。重庆市也在“新基建”重点任务中明确指出，要加紧谋划全球低轨卫星移动通信与空间互联网建设，打造全国太空互联网总部基地。 在政府主导和行业推广的双重作用下，未来我国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企业欲分得几杯羹 关口就在降低成本 “十三五”期间，我国已有多个近地轨道卫星星座计划相继启动。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主导的虹云工程、行云工程以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主导的鸿雁工程均已发射首颗试验星。相较于国家队的谋篇布局，民营企业更显活跃。深圳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力军对记者说：“不但有众多民营企业获得了融资，银河航天、垣信的商业星座都已处于试验星阶段。”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所长、通信行业首席分析师武超则表示：“卫星互联网行业牵扯的产业链非常长，涉及卫星制造、元器件制造、运营服务等环节，对行业来说是一个长期增长的应用领域，未来成长空间及商业模式将持续被资本看好。” 去年9月初，星际荣耀宣布完成11.925亿元人民币B轮融资，创下国内商业航天领域单轮融资纪录。此外，以蓝箭航天、星河动力、翎客航天等为代表的民营航天公司，也在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去年12月份，天兵科技宣布完成了上亿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这也是该公司半年以来获得的第2笔过亿元融资。此前，九天微星、银河航天、微纳星空、千乘探索、国星宇航、天仪研究院、珈和科技、零重力实验室、宇航智科等都获得了融资。在资本的推动下，民营企业的卫星互联网创业潮持续涌动。 “中国作为航天工业和通信业大国，卫星互联网所需的技术难度并不大。”李银松表示，“但在面对全球竞争时，中国企业如面对卫星互联网建设的成本控制考验，攻克商业化运营关仍是未知数。” 从卫星制造、发射成本角度看，美国的成本优势明显。据《2018中国商业航天产业投资报告》估计，我国商业卫星制造成本约为376万美元/颗，发射成本约为470万美元/颗。而美国利用高度自动化的机器人生产线，将单颗卫星成本降到了50万美元/颗—100万美元/颗；SpaceX公司通过可重复利用的火箭技术，将发射费用降低了50%；另一家商用发射公司维真宇航，则采用了从大型客机上发射火箭，将卫星送上轨道。这些技术路线的共同目标都是降低成本。 “总之，在卫星互联网领域，我国已进入关键发展阶段，目前的主要任务仍是发射卫星和构建卫星星座。面对卫星互联网领域的全球竞争，在国家航天机构和民营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必将占有一席之地。”薛力军说。
短短3个月，数知科技股价跌幅几近55%。今日，数知科技开盘跌停20%，70多万手封单非常醒目。 这一切主要归因于公司的一纸商誉减值公告。 （来源：wind） 近年来，数知科技通过多次收购扩张业务版图，亦因此形成巨额商誉。如今其子公司业绩不如人意，导致各项资产减值及商誉减值频频发生，业绩下滑严重。 截至2020年11月30日，数知科技合计账上商誉高达61.01亿元，其中包括收购 BBHI形成商誉56.28亿元，以及收购日月同行、金之路、鼎元信广形成商誉分别3.32亿元、0.85亿元和0.56亿元。由于上述公司经营状况持续恶化，数知科技预计减值金额约为人民币56亿元至61亿元。 61亿元什么概念？数知科技当前总市值仅有50.86亿元。这意味着，此次商誉减值金额远超于公司自身市值。 数知科技前身是一家名为梅泰诺的公司，主要从事于通信基础设施业务。自2015年起，公司对自身的业务模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外延并购以及内生增长等方式向大数据科技公司转型，2018年正式更名为数知科技。 得益于收购，公司业绩在2016开始实现高速增长，营业收入由2015年7.68亿元上升至2019年的57.21亿元；归母净利润由0.56亿元上升至5.76亿元。 （来源：Choice数据） 不断收购为数知科技带来想象空间，但也因此形成巨额商誉。数据显示，公司商誉由2016年的6.87亿元增长10倍至2020年的61.86亿元，其中最大头的无疑是2017年公司收购的BBHI所形成59.41亿元的商誉。 （来源：Choice数据） 2017年3月，公司以63亿元交易对价向上海诺牧和宁波诺裕购买其持有的宁波诺信100.00%股权。交易完成后，宁波诺信成为梅泰诺的全资子公司，而梅泰诺通过宁波诺信及香港诺睿持有主要从事广告供应端平台业务的互联网营销公司BBHI 99.998%股权。 换来的是，上海诺牧、宁波诺裕对BBHI公司业绩作出的承诺。BBHI公司三年实际分别累计实现7640.35万美元、9575.29万美元和9110.24万美元，已完成了业绩承诺。 然而，在对赌期过后，2020年BBHI公司业绩大变脸。今年前三季度BBHI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4亿元，同比下降21.14%；净利润为7012.33万元，同比下降83.54%, 仅达到2019年全年利润的十分之一。 与此同时，其他子公司表现也不如人意。2020年1月-9月，日月同行净利润为-187.94万元，同比下降116.25%；金之路净利润同比下滑175%至亏损842.78万元，同比下降174.98%；鼎元信广净利润-1176.16万元，同比下降231.42%。 收购是一把“双刃剑”，短期内的确会对公司业绩起到提振作用，但短暂喜悦过后，收购包袱亦会不断呈现，为后续业绩下滑埋下隐患。 今年前三季度，数知科技营业收入同比下滑15.63%至36.93亿元，归母净利润大幅下降96.66%至0.17亿元。对此，公司表示主要受新冠疫情影响，整体业务毛利率降幅较大所致。公司销售毛利率由2019年的23.99%下滑至13.37%。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诺牧投资中心从三季度以来就持续减持，持股比例由二季度的30.32%下降至三季报15.75%。最新显示，上海诺牧投资中心持股比例已下降至13.07%，累计减持超过2亿股，套现金额超过10亿元。 大股东在商誉暴雷之前精准减持套现，被市场质疑是一种“明显割韭菜”的行为，令人不耻！ （来源：Choice数据） 除了商誉减值之外，数知科技还披露实控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被监管机构处罚的公告。 公告显示，数知科技实际控制人张志勇及其关联方因2019年度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12.06亿元；2020年1月至6月，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4.16亿元。而占用的原因，主要用支付BBHI股权收购款项、归还融资贷款及利息等用途。截至今年11月末，实控人仍有5.70亿元未归还上市公司。
精准扶贫要找准病根、对症下药。多年来，扶贫小额贷款在助力贫困人口发展产业“拔穷根”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户贷企用”，是前几年常见的一种信贷扶贫模式，一经推出，受到多地欢迎，不少贫困户在这种模式带动下脱贫摘帽。但在此后执行过程中，这一模式却逐渐背离了扶贫小额信贷的初衷，风险隐患持续暴露。 此后，各地及时纠正“户贷企用”做法，规范扶贫小额贷款使用，将扶贫资金风险降至最低，让贫困户真正受益。 记者在贵州调研时了解到，当地在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政策的引导下，辖内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因地制宜，创新出台“六保一投”金融扶贫创新模式，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杜绝“户贷企用” “户贷企用”是前几年常见的一种信贷扶贫模式。一般来讲，贫困户申请财政贴息的小额扶贫贷款，但资金并没有到贫困户手中，而是以入股的方式提供给带贫的农业企业，企业定期给贫困户进行分红。 人民银行黔南州中心支行副行长陈朝华对说，农民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资金变股东。“户贷企用”的初衷是好的，但在执行当中还是有一些偏差，会产生一些风险。在当地，一些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拿到5万元扶贫小额贷款后，不知道做什么，当时有个好的想法就是把农户投入到企业，把5万元集中起来，企业每年给农户6%的分红，也就3000块钱左右的收入。 这一模式一经推出的时候，不少贫困户脱贫摘帽。但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很多地区相继出现“贷得出、收不回”的问题，“户贷企用”风险隐患持续暴露。 “因为企业管理不善或存在市场风险，有些企业出现困难后就会造成小额扶贫信贷到期后，5万元入股的股金不能按时偿还，这一风险也转嫁到建档立卡精准贫困户身上，从而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带来征信问题。”陈朝华说。 据悉，在2017年以前，不少地区曾普遍推行“户贷企用”模式。扶贫小额信贷具有“5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的特征，在近几年“户贷企用”频频爆雷。 此后，有关部门多次发文，强调扶贫小额信贷要“户借、户用、户还”；坚决纠正简单入股分红、明股实债、扶贫小额信贷“户贷企用”等各类借资产收益扶贫名义实施的违规行为。 “‘户贷企用’是坚决不允许再发生。现在要规范使用扶贫小额贷款，精准用到农户发展生产，绝对不能用于参与企业入股分红这种形式来做了。”陈朝华强调。 以贵州黔南州地区为例，该地区这一贷款模式最早规模曾达20多亿，随着近几年不断处置清收，已在今年11月末全部清零。 在规范扶贫小额信贷发展上，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表示，在配合省政府率先出台防控扶贫小额信贷风险意见的基础上，开展金融扶贫政策落实不到位专项治理，牵头制定《金融扶贫政策落实不到位专项治理工作方案》，联合多部门进行扶贫小额信贷专项督导，推动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积极应对还款高峰，稳妥处置“户贷企用”等潜在风险。 创新金融扶贫新路径 近两年来，各地特色扶贫模式不断涌现，推动了扶贫工作发展。贵州地区也进一步理清精准扶贫措施，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例如，2020年以来，人民银行黔南州中心支行以福泉市为试点，贵州福泉农商行作为地方金融主力军，推出“六保一投”金融服务坝区创新模式，涵盖启动保障、责任保障、产销保障、资金保障、风险保障、兜底保障和信用投放七个环节，在带动贫困户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具体而言，“六保一投”指的是：整合政府性农业发展公司和供销社资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垫资赊销一定比例的生产资料，作为启动保障；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筹部分资金流转土地，并按贷款金额的2%缴纳互助保证金，作为责任保障；地方政府性农业发展公司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签订种苗供应及农产品保底收购“双订单”，作为产销保障；联动保险公司开办“种植保险”和“价格指数保险”业务，作为信贷风险保障;地方财政设立信贷风险补偿基金，作为兜底保障；人民银行给予再贷款资金支持，作为法人金融机构支持坝区的资金保障；在多方联动和支持下，银行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投放单户授信在500万元以下、三年期以内、较各项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低230个基点的贷款。 这一融资创新新模式，有力破解了各种问题，比如：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及单打独斗的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有资金实力有限而难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问题，经营主体缺乏订单保障而不敢发展生产的问题，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价格波动风险较大而导致银行畏贷的问题，抵押担保严重缺失而难以获贷的问题，融资成本高而不愿发展生产的问题等。 记者在贵州地区采访时了解到，黔南州福泉市瓮偿村“大福姜”种植大户陈礼能就是“六保一投”模式的受益者之一。此前，陈礼能通过自筹资金试种50亩“大福姜”赚钱后，决定进一步扩大产能。福泉农商行通过“六保一投”信贷模式，运用人民银行扶贫再贷款向其发放了信用再贷款80万元，利率只有4.85%，解决了资金缺口问题。由于今年生姜价格一路飙升，他预计利润将突破100万元。 截至今年10月末，福泉农商行通过该模式已向坝区83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首期授信5404万元，并运用扶贫再贷款发放优惠利率信用贷款24笔、1294万元。 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关键时刻，如何管好扶贫资金，把扶贫资金风险降至最低？ 记者了解到，贵州当地将扶贫再贷款使用情况纳入内审部门专项审计，强化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监控，明确“三个不贷”标准。 “扶贫贷款主要是对法人机构解决一个流动性问题。”陈朝华介绍，“三个不贷”分别是：扶贫贷款资金是有风险、有使命的，不符合我们扶贫再贷款使用的企业，我们是不能贷的；此外，高风险信用社不能贷，金融机构支持的产业不符合扶贫贷款支持的产业标准也不能贷；另外，自有资金存量大，存款多、贷款少的金融机构也不会过多给予支持。
2月9日晚，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资生堂集团发布了《2020会计年度合并决算速报》。 《速报》显示，2020年财年，资生堂业务所有地区都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扩大的影响，因此，以当地货币为标准，销售额比上一年度减少17.8%，剔除业务收购等所造成的影响等之后，按实值计算，销售额比上一年度减少18.8%。换算为日元后，2020年，资生堂全球的销售额为920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94.13亿元，比上一年度减少18.6%， 营业利润上，资生堂通过积极控费，确保了盈利，2020年的营业利润为150亿日元，同比减少了86.9%。 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方面，资生堂开始由盈转亏，2020年，除出现亏损外，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了11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55亿元）的亏损。资生堂表示，支付有关地区停业期间的员工工资、店铺及工场维持费用，加上计入了新冠疫情造成的特别损失是主要原因。 2020年，中国抗疫全球一枝独秀，中国区业务也成为资生堂仅有的增长业务。2020年，中国区继续坐稳全球第二大收入来源、海外（非日本本土）第一大收入来源的“宝座”，中国区的收入占比从2019年的19.1%进一步上升至2020年的25.6%。在金额上，按人民币计价，中国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1%，换算为日元后，同比增长9%，为2358亿日元。但由于市场投资的加强，中国区的营业利润比上一年减少了37.1%，为184亿日元。 资生堂表示，旗下“SHISEIDO资生堂”、“ClédePeauBeauté肌肤之钥”、“IPSA茵芙莎”、“NARS娜斯”等高端品牌在中国区的实体店数量在2020年进一步增加，且电商份额进一步扩大。2020年“双11”期间，资生堂品牌创下了上一年度2倍以上的销售额。2020年在中国业务中，电商领域的销售额占比已超过40%。
2020年12月16日,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复，通过簿记建档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第一期）”，共募集人民币20亿元。根据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发行人的主体信用评级及债项评级分别为AAA及AA+。 今年11月6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强调当前要重点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优化资本结构，增强服务实体经济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青岛农商行积极运用创新资本补充工具,高效推进发行工作。据了解，该债券是山东省乃至长江以北农村金融机构中的首支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对全国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进一步拓宽资本补充渠道,具有重要意义。 青岛农商银行自2012年成立以来，一直坚持“服务三农、服务社区、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的市场定位，持续加大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力度，以现代化、专业化、精细化、综合化为导向，努力建设具有区域特色的农村商业银行。截至2020年9月30日，青岛农商银行拥有总行营业部1个，金融市场业务专营机构1个，异地分行2个，管辖支行14个，二级支行186个，分理处139个，社区支行15家，分支机构总数达357个，从业人员达到4,896人，是青岛市营业网点和从业人员最多、离民营、中小微企业和三农最近的商业银行，也是山东省系统性金融机构之一。 近年来，青岛农商银行致力于打造地方金融新品牌，致力于践行青岛市“蓝色跨越、城乡统筹”发展战略，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开拓创新、优化服务，坚持“服务三农、服务社区、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的市场定位不动摇，不断探索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020年9月末，青岛农商银行资产总额3922.14亿元，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19年发布的“全球银行1000强”中，排名第329位。 青岛农商银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发行，有利于优化其资本结构,进一步增强服务实体经济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好地支持青岛市经济稳步增长和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
2021年1月份第二批起诉的案件已缴纳诉讼费，正在等待法院安排开庭 2021年2月11日，农历大年三十，辽宁省营口市的中小投资者董先生收到了ST抚钢证券虚假陈述案的赔偿款。法院判决ST抚钢赔偿其经济损失25290.11元，案件受理费4825元由董先生自行承担其中的4392.75元，由ST抚钢承担432.25元。 “当初去营业部打交易材料的时候，很多人都劝我别浪费时间，说根本打不赢。真没想到大年三十拿到钱了！”虽然对法院判决的赔偿比例并不满意，但董先生还是很高兴。 自2020年12月份以来，参与ST抚钢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索赔的投资者陆续收到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市中院）一审判决，在扣除系统风险等因素后，ST抚钢须对投资者投资差额损失的17%承担赔偿责任。由于部分投资者认为一审判赔比例较低，已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而未提起上诉的投资者，大部分已在春节前收到ST抚钢支付的赔偿款。 系统性风险扣除比例存争议 时间回溯到三年前，2018年1月31日，农历腊月十五，也是临近春节，ST抚钢爆出“一颗大雷”。公司公告称自查发现存在存货等实物资产不实问题，自当日起，股票开始停牌。 ST抚钢再度复牌时已是2018年9月21日，因巨额财务造假和出现债务违约，ST抚钢股价连续18个跌停，从停牌前的5.5元/股最低跌至2.08元/股。交易数据显示，2018年10月22日至2018年10月26日，ST抚钢恢复交易的20个交易日中的最后五个交易日里，被集体“闷杀”的投资者趁着“开板”疯狂出逃，5个交易日共计成交2亿余股，换手率超过18%，近两成投资者“割肉”出局。 “我们代理的ST抚钢维权案件中，2020年6月份首批起诉的案件目前已审理终结，投资者已拿到赔款。”北京市盈科（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齐程军告诉记者，2021年1月份第二批起诉的案件目前已缴纳诉讼费，正在等待法院安排开庭。江苏剑桥颐华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友维也表示，由其团队所代理的最早起诉的一批投资者在春节以前就已经收到一审判决。 沈阳市中院判决书显示，ST抚钢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一案，在确定投资差额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因果关系时，应当将虚假陈述之外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投资者损失排除在外。结合相关测算结果，酌情确定系统风险等因素对股价影响为83%，ST抚钢应对投资差额损失的17%承担赔偿责任。此外，由于因虚假陈述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属于破产重整债权，应参照重整计划制定的同类债权清偿条件进行清偿。对于沈阳市中院做出的判决，有投资者和参与本案的律师认为系统风险扣除比例过高，赔偿比例过低。 “由于系统性风险计算的复杂性和专业性，目前全国大部分法院几乎都是委托证监会下属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庭审中我们代表原告也提出评估申请，但法院却没有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而是由法庭自己计算一个扣除比例，最终判决扣除83%的系统性风险。也就是说，沈阳市中院认为投资者83%的差额损失并不是由ST抚钢造假而导致的。”韩友维律师告诉记者，ST抚钢股票在造假被揭露揭复盘之后，曾连续18个跌停，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收到判决后有不少投资者不服一审判决，已提起上诉。没有上诉的投资者虽然已经拿到赔偿，但仍然表示要继续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其也正在帮助投资者准备相关的申请再审材料。 还有部分投资者将起诉 韩友维律师表示，近几年来，随着监管部门加大对虚假陈述案件的查处力度，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维权方面出现显著的积极变化，投资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案件审理也越来越规范。“前几年大部分投资者不相信可以维权，需要律师劝说，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主动联系，规模人数都不断壮大。”之前一个案件维权投资者人数总共也就几百人，而ST抚钢一案第一批维权的就有600多人，接下来还有一部分投资者要起诉。 齐程军律师表示，在2011年4月14日到2018年1月31日之间买入ST抚钢股票，并在2018年1月31日后卖出或继续持有的投资者都符合索赔条件，目前所持股票盈利的投资者也不排除在外，ST抚钢索赔案诉讼时效截至2022年12月11日，目前还未提出维权索赔的投资者应当尽快参与进来。投资者仅需提供开户确认单、对账单以及身份证公证书，专业的律师会对可索赔金额进行核算，确认符合索赔条件后，律师会准备好委托手续等材料给投资者签字，其余事项均可由律师代为处理，完全不用担心索赔过程的繁杂。 “这一类案件的特点决定了维权的复杂性，而且审理周期也很长，风险也比较大。”韩友维律师支持广大投资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并提醒投资者不必担心和顾虑，可以委托经验丰富的专业律师来维权。
昨日，小米股价再创新高，盘中涨幅一度扩大至近9%，市值也突破8000亿港元，成功跻身千亿美元俱乐部，创上市以来新高。今天，小米继续昨日涨势，收涨1.72%。 小米今年在手机市场可谓迅速崛起。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机出货量小米出货量同比大增45.3%，成功挤掉苹果，与三星、华为一起成为全球前三。 今年以来，手机市场巨变频发，从华为的芯片断供，荣耀与华为分家，到小米跻身全球前三等事件，都不断加速着行业大洗牌。面对当前全球5g驱动的换机热潮，以及华为巨变遗留的庞大市场，预计明年行业战争只会愈加激烈。 小米进攻高端市场 苹果预计明年销量大增38% 年底将至，小米再次成为了手机行业的关注焦点。近日，小米表示将在12月28日发布年度旗舰小米11，不仅搭载了WiFi 6增强版，还将全球首发高通骁龙888旗舰处理器。 小米今年的动作可谓超级迅速，一年发布两款数字旗舰。这种操作，在以前根本不会出现。据微博大V表示，小米11的备货量近百万，而且独占期两个月，是春节之前能买到唯一的现货骁龙888手机。 而骁龙888采用三星的 5nm 制程工艺，是继苹果 A14、麒麟 9000、三星 Exynos1080 后第四款 5G芯片，因此小米11也意味着 5G 旗舰手机芯片全面进入 5nm 时代。 另一边，苹果销量也持续爆发。 虽然在今年第三季度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上，苹果同比下跌 7％，被小米挤出前三，但是主要原因是新款 iPhone 的发布时间从 2020 年的第三季度推迟到了第四季度。 10月份，iPhone 12新品发布，只销售了两周的时间就成为了今年10月份全球销量最高的5G手机。而在经历了10月、11月的销售高峰后，iPhone12的需求量依旧不减。最近一份给投资者的关于整个智能手机市场的分析中，Cowen 分析师称，iPhone手机的强劲需求将持续到 2021 年 Q第一季度。同时预测2021年3月，iPhone12系列手机的需求量将会增加到5100万，比去年同期的4700万台多了至少400万台。 反观iPhone12、iPhone12 Pro以及iPhone12 Pro max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苹果官方已经将iPhone12的产量提升到8200台，去年这一数字仅仅是7400台，创下了历史新高。 同时，在研发方面苹果也动作不断。有消息称，苹果当前正在自己研发5G毫米波AiP，该公司可能会在未来的机型中用其替代目前所使用的高通5G模块。苹果最早可能在2021年的iPhone 13上使用自主研发的5G模块。 另有报道称，苹果正计划最早于2021年推出一系列新Mac处理器，旨在超越英特尔速度最快的芯片。当前苹果公司已预定台积电基于3纳米工艺芯片的生产能力，以便在其iOS产品和自研电脑芯片中使用。 可见苹果对于明年智能手机市场的争夺也势在必行。 不仅小米、苹果等巨头加紧布局，国产手机端也持续发力。 作为传统线下品牌的vivo、OPPO当前已具有双线发展的意识。vivo自2019年就推出了全新的子品牌iQOO，主攻线上市场，以较高的性价比以及偏向游戏手机的风格发展。OPPO在2020年也积极整合了OPPO、realme、一加三个品牌资源，成立欧加控股，由长期深耕线上以及海外市场的一加CEO刘作虎出任副总裁，并负责产品以及体验，这也是OPPO针对线上市场进一步开辟的标志。 今年三季度全球出货量中，OPPO和vivo的市场份额均为 8%，排名为第五、第六。Oppo的出货量增幅达到了566.2%。 智能手机行业面临大洗牌 当前，全球正值4G到5G手机的换代期，也意味着产业链和市场格局重塑的可能。加上全球新冠疫情的肆虐，更是极大加速了全球数字化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智能手机的需求量。不久前，高通预计，2021年5G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达到4.5亿至5.5亿部，至少是今年总量的两倍。 其次，由于华为麒麟芯片被限制，其暂时蛰伏也让手机市场增加了极大的变数。今年三季度，华为销量出现大幅滑坡，荣耀在第三季度发布的寥寥几款新品根本无力与红米等新品争锋，华为nova7和华为P40系列更是一度出现断货问题，小米10系列销售压力骤减，产品热度居高不下，成为了最大受益者。 有研究机构测算，受禁令影响，2021年华为的海外市场将会出现明显萎缩，出货量降幅可能会超过六成。 因此华为可能让出的市场份额为竞争对手提供了极大的空间。整体而言，随着华为空出巨大的市场空间，使得三星、苹果、小米、vivo、OPPO等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都从中受益，竞争也愈发激烈。 中金证券表示，受芯片缺货影响及苹果强周期等因素影响，总体预计安卓手机出货量增速将弱于苹果。预计苹果2021年出货量5%至2.20亿部，同比增长18%。而安卓方面，较为看好小米在海外及国内中高端市场份额提升，维持全球2亿台出货量及份额世界第三的预测。另外，针对新荣耀实际回归时间表及能够销售的市场和产品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总体来看，在完善的网络和高端机带动下，全球新一轮的换机周期正在开启，随着品牌商新机型的不断面世和技术的更新换代，5G手机的渗透率也将进一步扩大，未来智能手机行业格局也将面临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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