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潘向东（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因此，在科创板开市将满一年之际，上交所在“制度供给”方面，适时推出做市商制度、研究引入单次“T+0”交易，提高市场的流动性，从而保证科创板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正常实现。 “T+0”交易制度对于A股市场并不陌生，其实早在A股成立之初就实施过，其中，上交所实施的时间段在1992年5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期间；深交所在1993年11月22日至1994年底也实行过。但是当时监管部门认为股票市场的投机性太强，为了抑制过度投机和股价的剧烈波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监管部门最终决定于1995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T+1”交易制度，虽然历史上对于打破“T+1”交易制度的争论较多，但是该交易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曾经“T+1”交易制度在我国A股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是基于我国股票市场成立之初，散户投资者数量较多，盲目跟风现象严重，叠加当时上市公司数量有限，质量也是稂莠不齐，散户投资者缺乏独立判断能力和基本的投资常识，导致早期股票市场暴涨暴跌现象经常发生。因此在“T+1”交易制度下，有效限制了普通投资者投机行为，逐步培养了投资者的理性投资行为，减缓了投机热潮和盲目跟风等现象，但是随着A股市场机构投资者数量增加，量化交易以及融资融券等交易制度的引入，“T+1”交易制度的弊端也在逐步显现： 一是“T+1”交易制度提高了普通投资者的机会成本，降低了资金的流通速度和使用效率，也降低了股票的流动性，产生低流动性折价现象，不利于股票市场资金配置效率的提升。无形中，由于普通投资者当日买入股票不能卖出，可能会错失更好的投资机会，増加了普通投资者的机会成本。 二是“T+1”交易制度限制了普通投资者的纠错能力，尤其是面对错误下单、系统故障等突发问题时，投资者难以采取补救措施来规避风险，类似2013年“光大乌龙指”等突发事件之后，由于缺乏及时地纠错措施导致市场风险增加。对于机构投资者，还可以通过股指期货、ETF基金套利、融资融券反向操作等办法弥补损失；但是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只能被动接受损失。 三是不同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增加中小投资者风险。目前我国可转债市场、股指期货市场以及曾经的权证市场均采取“T+0”交易，而我国股票现货市场采取的是“T+1”交易。由于不同市场流动性存在溢出效应，如果转债市场已经出现暴跌，由于中小投资者当日买入股票现货难以卖出，只能忍受当日的损失，寄希望于股票现货未来价格上涨降低损失，这样导致中小投资者只有做多的投资策略，从而显著增加中小投资者风险。 四是在量化交易和多重市场套利机会背景下，“T+1”交易制度导致散户成为机构投资者收割对象。目前我国机构投资者工具较为丰富，尤其是通过量化交易等方式，从而在形式上已经打破了传统“T+1”交易制度对其约束。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不同市场的流动性差异以及资产价格上的变化，对散户等单一市场投资者进行降维打击。 目前我国A股市场长期投资者数量不断增加，理性投资者规模显著增长，参考国际资本市场大多实行“T+0”交易结算制度：一是显著降低普通投资者的机会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市场的流动性将会显著增加；“T+0”交易制度将会实现一笔资金多次交易，交易规模将会显著增长，也会提升股票市场流动性。 二是提高了普通投资者的纠错能力，丰富了投资者策略，尤其是在普通投资者当日买入之后发现选股有误，可以及时止损，避免风险和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三是丰富投资者策略。“T+0”交易模式可以实现股票市场、转债市场、股指期货市场无缝对接，从而降低不同市场的溢出效应。普通投资者通过资产配置实现不同市场之间的套期保值，以规避一定范围的市场风险，也有助于量化交易模式在A股市场上的推广。 四是“T+0”交易将会降低交易风险，增加券商传统经纪业务收入和佣金收入，利好券商股。由于投资者可以在“T+0”交易可以在一个交易日买入或卖出股票，将会显著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交易量，从而增加券商传统佣金收入，在融资融券业务推广下，也会增加信用收入水平，从而实现证券公司资产规模扩大，为市场提供更多做市商资金和合格机构投资者的数量，也有助于引导海外资金流入，培养理性投资者，降低市场的交易风险。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T+0和T+1只是交易制度本身，其是一个中性概念，并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只是资本市场不同发展阶段需求不同，采取的交易制度也会不同。因此我们既要看到“T+1”交易制度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抑制投机炒作带来的积极影响，也要看到随着A股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融资融券制度和注册制逐步落地背景下，“T+1“交易制度在融资融券制度下将会显著增加市场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尤其是在市场单边下跌的背景下，将会导致市场丧失流动性，进一步加大了市场风险。 因此，在科创板开市将满一年之际，上交所在“制度供给”方面，适时推出做市商制度、研究引入单次“T+0”交易，提高市场的流动性，从而保证科创板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正常实现。同时，在科创板在试点“T+0”交易制度成功后，将会逐步向创业板和主板市场推广，这样将会显著增加券商的传统经纪业务收入和信用业务收入水平，在保持A股市场平稳有序的背景下，实现A股市场逐步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交易风险，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原发于网易 (本文作者介绍：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跨越百年的留学史，早已成为时代的注脚之一。中国留学潮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其中最出名的是向美国派遣一百多名幼童。第二波留学浪潮始于20世纪早期，期间诞生的“庚款留学”先后培养出茅以升、钱学森、杨振宁等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为我国近代科学等各方面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每一轮留学热潮也都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比如1978年改革开放；1985年国家开始允许个人自费出国留学；1992年国家出台“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十二字留学方针；2001年加入WTO等，都让留学队伍人数迅速攀升，留学生增长率也在这四个年份达到四次峰值。 这些事件背后，不仅是一条条增长曲线，更勾勒出我国面向世界、拥抱世界的国际化趋势。 千禧年后，除了政策驱动，居民财富的增长使得留学“飞入寻常百姓家”，“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留学梦照进了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 而伴随国内科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后浪”留学生收获到更优越的创业环境。教育部先后出台多项激励政策，地方政府亦纷纷给予创业指导、资金支持，这些环境因素都吸引着留学生们回国就业，实践理想。 “大师辈出”虽再难觅，但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时代。1999年，“60后”李彦宏启程回国创立百度，成为我国互联网领军人物之一。2004年初，“70后”王兴中断了在美国的博士学业，回国创业，几次受挫后终创立美团，如今身价已逾百亿美元。2012年，“80后”刘自鸿放弃美国高薪工作，创办柔宇科技，公司迅速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独角兽企业之一。 而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国内独角兽企业中，至少有超过1/4的创始人拥有留学背景。不可否认，相当一部分优秀留学生成为我国新经济创新的排头兵。 2019年，我国留学生人数超过70万，再创新高。但不能忽视的是，其增速（尤其是留美）已明显放缓。2018年，美国出台了多项限制留学生的政策，使得中美教育合作出现寒流。突如其来的疫情，使本就进入下滑期的留学行业雪上加霜。 眼下的留学生们，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挫折，一些学生回国之路遇阻，一些学生无法返校继续学业，一些学生因为企业留学生招聘取消面临就业困难，等等。虽然国家在学业、就业方面对他们给予了多项帮助，但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嘲讽的声音，甚至将留学生污名化，不欢迎他们回国，这无异于“伤口撒盐”。 对于个人来说，未来作出是否留学的决定可能会变得艰难、纠结。但对国家来说，留学并不仅仅意味着个人选择，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化竞争的人才，新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多元化背景与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才。 人才战略是国家战略，而鼓励留学仍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长久之计。基于此，相关留学政策的支持仍然重要，社会各界也应对留学生给予更多理解与关爱。 中国的未来，需要留学生参与。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 据交易所公告，佰奥智能今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代码：300836，发行价格28.18/股，发行市盈率为22.99倍。 主营业务：机器人及其系统集成；智能装备及其核心软、硬件的设计、制造、加工及销售；自动化设备的安装、调试、租赁；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李奇霖、钟林楠 5月至今，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十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从2.5%上行30BP至2.8%附近。 背后的原因现在已经被讨论的非常充分，简单来说，有三点： 第一，央行再宽松的预期落空。在4月份央行调低IOER至0.35%的位置后，市场便产生了隔夜资金利率将向0.35%前进的宽松预期，两会提出“降准降息，推动利率下行”的表述后，市场也产生了再宽松的预期。 但这两个时段的宽松预期，最后都分别随着隔夜资金利率中枢上行和央行100亿逆回购利率不变而破灭。 6月1日，央行提出直接下场购买小微企业贷款这一直接指向宽信用的手段后，市场对货币政策重心转向宽信用，宽货币进程暂缓的预期又进一步强化，投资者的情绪又进一步恶化。 第二，高频数据显示，经济在超预期转好。生产端，六大发电集团的耗煤量环比与同比数据均大幅改善；需求端，30大中城市销售面积和土地成交也在继续回暖。 第三，债券供给压力大。这一项利空主要集中在5月份，在地方专项债再提前下发1万亿的贡献下，债券市场5月份的国债+地方债的供给达到了1.5万亿。 这一因素如果是在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下，对市场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由于央行货币政策边际收紧，这一供给冲击随之也被放大。 但从6月供给压力大幅减弱，债券收益率仍然继续大幅调整来看，这一因素显然不是市场定价的主要矛盾，更关键的还是央行的态度和经济基本面的变化。 现在大家疑惑的是，这么大幅度的调整是否意味着延续了两年牛市的债市已经反转，步入熊市？ 在十年国债到期收益率达到2.8%左右的点位后，是否已经有抄底做多的价值？ 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可以利率最低点过去为债牛结束的标志，那么债牛已经结束。 我们需要注意，在2020年前四个月份，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之所以会在3%的点位上再出现50BP的下行，主要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它带来了央行快速且持续的宽松，也带来了市场风险偏好的快速回落，更带来了经济基本面的深坑。 而现在，疫情的影响已经基本过去。 国内各行各业（除影视之类的特殊行业）的生产基本恢复原状，经济在快速反弹，央行继续采取救急模式，稳定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必要性减弱。 像工业企业生产、营收等数据从1-2月份的深坑中恢复，大致回升至疫情前水平这一类的信息都能说明这一点。 海外疫情，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也已经越过了爆发的高峰，多国复工的进程在加快。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疫情虽然出现高峰，取代发达国家成为了疫情中心，但这对中国而言，其实利弊参半。 尽管这会影响部分外需，通过全球产业链分工影响国内部分行业的生产，但有一个利好，是新兴市场国家与中国是明显的竞争关系。 新兴市场国家如果因为疫情生产受限，那么已经控制了疫情爆发的中国可以正好借此获得这些国家的市场份额，弥补前面所述的外需损失。 从这一点看，发展中国家的疫情大爆发，对债券市场算不上是多大的利好，反而会容易让投资者对出口的判断产生预期差，使债券市场出现调整。 如果我们认可疫情这一定价市场利率的主要矛盾已经过去，央行最宽松的时点过去，经济最差的时期过去，那么10年国债利率从底部回升也是自然的事。从这个角度看，利率已经过了最低点，牛市结束是合理的。 但疫情的影响结束并不意味着，十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就会回到疫情前3.0%的水平。相反，我们认为3.0%会成为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难以突破的上限，10年国债将在2.7%-3.0%的区间内震荡。 如果我们将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简单分解为政策利率（短端利率）+期限利差来看，会发现如今的经济与政策环境与疫情前相比，有个最大的区别是，政策利率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调。 政策利率（短端利率）以7天逆回购来代表，现在2.2%的点位，较疫情前已经调低了30BP，虽然如今央行由于多种原因（比如防范套利与金融加杠杆、救急模式退出）暂时没有进一步下调的打算，但很明显也没有加息上调的打算。 短端利率之前由于救急的需要，被压到了远低于政策利率的位置。现在救急模式退出后，短端利率回升是确定的，但即使回升，其中枢水平最高也就是回升到2.2%的政策利率附近，不会回归疫情前的水平。 这意味着，与疫情前相比，至少政策利率（短端利率）这一端对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下拉是正向贡献，政策利率（短端利率）比疫情前低30BP这一事实应该要体现在现在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定价上。 唯一的不确定性是期限利差。 如果短端利率稳定后，经济基本面持续超预期，那么期限利差有可能会继续大幅走阔，从而在政策利率（短端利率）低于疫情前水平的情况下，让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超过3%。 但这一点，出现的可能性很小。 一方面，现在我们看到经济的好转，实际是经济从深坑中恢复带来的修复动能所致，无法持续。 疫情爆发时，因为防疫需要，企业和居民正常的生产消费活动停滞，经济增速因此出现了断崖式下滑。 现在疫情结束，原本不敢出门买房、消费的群体，现在重新出门看房买房消费了；原本停下来的生产线，可以复工重新生产了。这个过程自然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修复，体现的是环比数据的明显改善。 建筑、房地产等项目，受竣工日期的约束，也要加快赶工，还有之前因为疫情积压的订单现在也要加快生产赶工期，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经济的反弹。 但这个过程不一定能持续。当企业复工复产达到100%，完全恢复常态，居民的消费行为完全恢复正常，赶工的效应减弱，经济能否继续向上走，就完全要看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成色和基建投资扩张的对冲效果了。 我们认为到那时，经济将重新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大家对经济数据的关注将从现在的环比改善，转向同比增速的反弹乏力。 1）疫情对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造成的损害不会随着疫情过去而消失。 比如收入下降、更重视未来预防性需求带来的消费习惯改变（更重储蓄）会制约消费改善的持续性，制约经济反弹的弹性。 2）即使有更多市场份额的加成，也无法改变发达国家在疫情冲击下需求偏弱的事实，出口的预期差得到修正后，依然会萎靡。 另一方面，通胀的回落是现在最具一致性的宏观预期之一。现在仍然偏高的CPI，基本就是靠猪价在去年同期的低基数撑着，等到7月份后，猪肉价格基数起来，CPI可能会出现快速的回落，在年末有可能跌至零附近。 所以，综上所述，在政策利率（短端利率）更低+经济难以持续走强的情况下，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的中枢将难以突破疫情前3%的关键点位，但又会比此前经济最差、货币最宽松时2.5%-2.6%的位置更高，大多数时候会在2.7%-3.0%之间震荡。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随着我们上述的分析，其实已经明朗：2.8%左右的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并不算超调，确实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博弈价值。 风险偏好高的投资者可以适当博弈左侧的机会。 风险偏好相对低的投资者。可以等待市场对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预期的修正，悲观情绪释放结束后，市场重新进入稳态，寻找新的定价锚的阶段，那时，做多的胜率会更高一些。 但不管风险偏好如何，在震荡市下，要赚久期的钱难度是非常大，我们建议投资者将重点转向挖掘票息收益，以短久期高票息策略为主，有较好交易能力的投资者，可以适当去博弈波段的机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石家庄6月3日综合报道 据河北人大网消息，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6月2日表决通过： 决定任命: 单宝风为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王普清为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张锋为河北省商务厅厅长。 决定免去: 党晓龙的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职务； 单宝风的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职务； 李石的河北省商务厅厅长职务。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益平 亚洲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据的比重及其发展潜力，使它们成为摆脱新冠危机的关键。作为最早受到病毒冲击的经济体，亚洲各国现在已经做好了尽快恢复经济的准备。亚洲可以帮助引领全球走出危机，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源泉。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各国迫切需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疫情带来的低迷局面。疫情的全球性特点意味着经济秩序的恢复将取决于整个链条中最脆弱的环节，因此，跨国合作对于管理危机、通过贸易支持复苏、稳定市场、加速开放企业供应链及促进国际旅行等至关重要。不然，世界将可能遭受旷日持久的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停滞。 可惜的是，在地缘政治分裂的背景下，国际合作并非易事。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已经失去了对多边合作的兴趣与号召力，在战略上也与中国存在分歧。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最终将限制两国为全球复苏作出建设性贡献的能力。 亚洲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机制则可以提供一个努力的起点。 亚洲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据的比重及其发展潜力，使它们成为摆脱新冠危机的关键。作为最早受到病毒冲击的经济体，亚洲各国现在已经做好了尽快恢复经济的准备。亚洲可以帮助引领全球走出危机，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源泉。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来，亚洲一直是全球经济中最为成功的群体，虽然它们的发展水平不同，经济规模差异很大，政治体制也不尽相同，但许多亚洲经济体都是开放的贸易与投资体制的主要获益者与坚定支持者。 与世界其它地区一样，亚洲也必须同时应对两大挑战：国际公共卫生的公共政策挑战和摆脱危机的经济政策挑战。这其实就是中国政府不久前提出来的“两手抓”，一手抓疫情防控，一周抓复工复产。如果不能审慎地在两者间进行权衡，可能会造成社会动乱、更多的死亡和经济崩溃。因此，当务之急是同时在这两条战线上确定前进的路径。 我作为成员之一参与的亚洲经济研究局亚洲专家委员会于今天发布了《亚洲方略：后新冠时期的恢复与重建》（Asian COVID-19 recovery strategy paper）的报告，该报告呼吁东盟加六国（ASEAN+6）尽快在金融、贸易、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方面采取一致行动，以避免经济陷入长时间的停滞，随后可以吸引欧洲、美国和其它地区经济加入他们的行列。 在4月14日举行的东盟加三国（ASEAN+3）首脑会议上，来自东南亚、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共同奠定了加速亚洲区域性政策行动的基础，并致力于卫生和经济政策协调。中国与东盟、日本、印度、韩国等邻国通力合作，在面对这场病毒引起的全球性挑战中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亚洲方略：后新冠时期的恢复与重建》所提出的倡议起码具有三重意义。第一，在世界经济深陷泥潭甚至群龙无首之际，亚洲国家一起挺身而出，为国际公共卫生与经济金融局势的稳定发挥关键性的支撑甚至引领作用。第二，亚洲国家在疫情期间紧密团结，共克时艰，可以为后新冠时期的合作打下更好的基础，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亚洲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第三，亚洲合作框架，也可以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同时避免与个别主要国家形成一对一的对抗局面。 这一倡议在区域性政策合作方面有六个重要目标： 敦促全球央行和财政部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并就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s）的发行达成一致，以建立更强大的地区金融安全网。这将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空间并促进金融稳定，从而应对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卫生和经济方面的危机。 共同向世卫组织的新冠工具加速器（COVID-19 Tools （ACT） Accelerator）承诺提供资金，并扩大东盟新冠响应基金（COVID-19 ASEAN Response Fund）使其包含东盟加六国。这将支持亚洲范围内的诊断测试、疫苗研发和医疗资源公平分配。中国已对该举措进行承诺，但还需要更多合作伙伴的加入。 保持地区医疗和食品市场的开放。在满足了国内的关键性需求之后，必须避免该国对医疗设备和用品的贸易限制。这需要该地区做出承诺，减少或取消对医疗产品和服务采取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亚洲在开放供应链上的集体行动将会带来重大影响。同样，区域粮食安全将取决于国际市场的准入和现有出口限制的移除。目前保持粮食贸易开放的双边倡议可被整合为一项区域性的协定。 加快制定国际旅行健康认证协议。这将有助于加快恢复国际商务、留学、科学交流、临时劳动力流动和旅游。该问题首先需要召集专家共同探讨。开放旅游将为全球贸易松绑。 拥抱新冠疫情给健康管理带来的数字化变革。亚洲可以为数字基础设施的集体治理提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议程，包括监管一致性、隐私标准和数据共享。这对于实现全新的工作模式、生产创新、供应链管理以及包括政府服务在内的货物和服务交付，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现代国际经济中十分复杂但又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已经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可以和亚洲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推进这项工作。 立即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确保区域贸易的团结。15个成员之间早日达成该协定，将向全球释放出东亚贸易开放、粮食安全、市场开放的信号。RCEP-15国集团需要为印度的最终加入开放通道，并积极推动与南亚的经济合作。 新冠危机目前正处于这场席卷全球经济和政治的漩涡中心。亚洲可以通过其东盟、东盟加三国和东盟加六国的协议安排，并通过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东亚峰会国家、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及20国集团论坛（G20 forums）进行接洽来落实这一议程，同时加速引导世贸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在区域和多边框架下的协调合作将有助于提升所有亚洲国家在地缘政治冲突之外，为区域和全球复苏做出建设性贡献的能力。 亚洲国家应该尽快地行动起来，积极提升推动合作的政治意愿，以应对新冠危机所带来的国际影响，这对于解决当前面临的重大全球问题、确保地区政治稳定和恢复繁荣的前景都至关重要，朝着亚洲世纪的方向迈出关键的一步。
又一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AMC）推出大规模增资混改计划。日前，云南省级地方AMC——云南省资产管理公司（下称“云投资管）在官网发布公开招聘投资人公告。 根据该公告，公司拟新增投资方1～5名，且任一新增投资方认缴注册资本不能少于10亿元。以此计算，云投资管此番增资将增加10亿元至50亿元注册资本。 云投资管引入新投资方 2016年底注册成立的云投资管，于2017年4月获原银监会认可，获得参与本省范围内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工作的资质，成为云南省内唯一一家地方AMC，也是省内首家省级资产管理企业。 工商信息显示，云投资管初始注册资本10亿元，由云投集团全资控股，并在去年2月完成首轮增资，注册资本翻番。 成立以来，云投资管业绩实现较快增长。截至今年4月末，公司总资产近55亿元，去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37亿元，同比微降；但净利润同比大增122.1%至1.85亿元。 根据公告，云投资管希望通过增资扩股引进投资者，以实现资源互补，发展混合所有制。 具体来说，本次增资拟新增投资方1～5名，任一新增投资方认缴注册资本金不能少于10亿元。以此计算，本次增资完成后，云投资管注册资本至少增加至30亿元，至多增加至70亿元。 其中，如果新增投资方为1名，则新增投资方持股比例不高于49%；如新增投资方为2名及以上，则新增投资方合计持股比例不高于65%，且单一新增投资方持股比例不高于35%，以保证云投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地位。 云投集团也可以根据本次增资实际引入的投资方情况，对云投资管进行同步增资。 募集资金将用于提高公司资本规模水平，支持补充经营流动性，拓展业务规模，巩固抗风险能力，增强云投资管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实力，实现快速可持续发展。 多家地方AMC 混改进行中 事实上，年初以来，已有多家地方AMC完成增资或引战混改。背后则是地方AMC监管趋严、经济结构调整促使不良规模攀升，带来增加资本实力的实际需求。 其中，重庆首家地方AMC——重庆渝康资产混改即将收官。据重庆燃气5月21日公告，华润金控已成为渝康资产54%股权的受让方。 而在浙江省级AMC——浙商资产年初召开的一季度“开门红”大会上，公司高管也表示，“二轮增资已基本收尾，公司资本实力即将迎来新的跨越”。 此外，去年下半年也有多家地方AMC推出混改计划。其中，天津首家地方AMC——津融集团于去年9月挂牌引战，希望通过股权转让与增资扩股相结合的方式，引入不超过1～2家投资者，合计股权占比不低于51%。 四川省首家地方AMC——四川发展资产则于10月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增资扩股项目，希望引入多家外部投资方，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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